三 围绕举业用书《义则》的讨论

除了《举业详说》外，项乔与王慎中（1509—1559）针对举业用书《义则》展开的讨论，同样能够体现项乔肯定举业价值的观点。嘉靖二十四年（1545），项乔转任福宁同知，再次刊刻《举业详说》颁示士子。^[31]嘉靖二十六年，项乔升任福建按察佥事督理屯田水利，泉州诸生黄日煦、孙振宗等慕其时文声誉前来从学。项乔利用政事余暇之时，在《举业详说》基础上又编纂《义则》一书，提供二生自学。^[32]该书一经出版，广受欢迎。诸生黄日煦、孙振宗遂邀请当地名儒王慎中作序。

王慎中与项乔相交已久。王氏嘉靖五年（1526）中进士后，与高叔嗣（1501—1537）在京共倡复古诗会，吸引项乔、唐顺之等年轻士子加入，主张诗法初唐。之后，王慎中转官南京，与阳明后学欧阳德等交往甚密，并将注意力由诗文复古转向研习理学。受此影响，王慎中提出了文尚唐宋的观点，并得到唐顺之支持。二人一方面主张尊崇唐宋古文，另一方面研习理学，进而将理学自得之说与唐宋古文文法相结合，积极教授士子举业。

嘉靖二十年罢归后，王慎中在乡聚众讲学，教授举业。他和项乔的举业观相近，曾对项乔道：“家居教授三四子侄，因并与一二友生看详时义”，时文虽甚“小道”，但“亦有妙理存焉”^[33]。他居乡从不避讳“为诸人点检举业”，吸引了众多慕名从学者，“他方来谒亦时时有之”，且数年间便教出中试者数人。^[34]随着从学人数剧增，王慎中新筑精舍，方便诸生起居。^[35]挚友蔡克廉出任广东提学，他致书勉之道：“文虽末技，然人材美恶、风俗盛衰举系于此，不得自为高阔，持重本轻末之说付之不足为意，须明示好恶。”^[36]针对当时轻视举业的言行，王慎中深表不屑。他批评久试不第的举人方元焕自恃才高，“于举业程度家法或以高失之”，不从自身检讨落第原因，却一概将之归于“有司之不明”。^[37]此外，王慎中还与举业名师林华、项乔等交流时文讲义，专门致书林华，请求借阅《海岳讲义》一书。^[38]

由于王慎中本人教授举业在当地颇有声誉，且与项乔相交甚善，诸生黄日煦、孙振宗请王慎中撰写《义则序》可谓情理之中。王慎中亦不推辞，在《义则序》中一方面称赞项乔“明于朱氏之说而得乎孔孟之所以言者”，另一方面利用大量篇幅叙述时文文法的重要性道：

予览其书而序之曰：射御，小艺也，而泰豆、甘绳以名其身而传后世，由得其理也。其视衔辔弓矢，若被服之具、食饮之器，而省释于百步之正，先后乎二十四蹄之间。若食饮而被服，故可以阅壮老而不厌，事物之万方列乎前而不为之变，而衡靷之工苦，马之驽骏，弓矢筋角笴镞之良恶端袤，可以手揣而知，目逆而辨也。其语人者，法也，而所以能得其理者，惟精者然后得之。彼所以习其徒于足目，使之行乎独木之涂，承乎牵挺之椎，而骖騑不陈于侧，侯鹄不设于前，盖其未抚六马，而所以驰之者已具于足，未揖二耦，而所以中之者已存于目，故能总骖騑而不乱，当侯鹄而不失。

是编也，亦先生之所以语人者也，是不亦题工苦驽骏之书，而纪良恶端袤之策耶？尤在乎精者自得之耳。然吾闻齐扁之为轮也，行年七十而不舍椎凿，其得之于心而应之于手，非轮也，道也。故其老于斫轮而不名为艺。有精于是编者，既得之矣，尤宜以是观之。^[39]

王慎中以射御类比举业，三者皆为“小艺”，然亦有“道”存于其中。他以《列子》记载的泰豆与甘绳为例，指出泰豆善御，甘绳善射，二人虽已得道，但道不可语，他们能够教授弟子的只有熟练掌握射御之法，使射御时用眼与用脚如饮食穿衣般成为人的自然习惯，如此便算得道。《庄子》同时还记载了齐扁斫轮的故事，齐扁也认为道只可意会不能言传，得道在于将法度内化于心。换言之，写作时文时，将作文文法内化于心，达致熟能生巧的境界，即能求得不能言传之“道”。

项乔对王慎中所撰《义则序》并不满意。他覆书黄日煦和孙振宗，批评王慎中《序》“所拟或非其伦”。^[40]《义则》原书今已不存，根据王慎中《义则序》所述，书中选取了明朝《会试录》和《乡试录》中《四书》程文数十篇，以评注形式对程文内容（“意”）与格式（“体”）加以分析。^[41]根据上文对项乔举业观的分析可知，项乔《举业详说》一书虽然“论举业体则”篇幅大于“论举业根本”甚多，但他着重强调的却是“论举业根本”中的“求放心”学说。在此理论基础上，他在教授举业时，主张士子在时文内容上应该不拘朱注，务求自得，之后再去掌握时文文法，如此才能使时文达致“文道合一”的状态。王慎中在《义则序》中，不仅误判项乔对时文内容的主张“明于朱氏之说”，而且着重指示士子参阅该书文法部分的内容。这与项乔编纂《义则》的本意相违，所以项乔才批评王慎中《义则序》“所拟或非其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