壁镜的时代

欧洲大镜历史中的一个关键事件，是法国人于1664年从意大利人那里“盗取”了制造玻璃镜的秘密，在随后的半个世纪中发展出世界上最先进的制造大型玻璃镜的技术。在这之前，威尼斯一直执玻璃镜制造业之牛耳。特别是在1507年之后，那里的制镜匠发明了以锡和水银合金镀在镜背的方法，威尼斯镜就成了一种高档商品，也成为欧洲君主和贵族渴求之物。但是在1664年，法王路易十四（1643—1715年在位）的财政大臣让-巴普蒂斯特·柯尔贝尔（Jean-Baptiste Colbert，1619—1683年）将这一技术秘密引入法国，威尼斯对镜子工业150年之久的垄断局面终告结束。

自号为“太阳王”的路易十四是法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雄才大略的强势帝王（图1.1）。他做了七十二年国王，是历史记载世界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在亲政的五十四年中（1661—1715年），他把法国建设成为当时欧洲最强大的国家，使法语成为欧洲外交和上流社会的通用语言，也使法国宫廷成为欧洲的时尚领袖。伏尔泰因此把这个时期称为“路易十四的世纪”。在建筑和装饰艺术领域里，路易十四以倾国之力修建的凡尔赛宫成为17世纪欧洲最雄伟和豪华的宫殿建筑，1684年完成后即被各国君主不断效仿。而凡尔赛宫里最脍炙人口的部分是被称作“镜厅”或“镜廊”的中央大厅。中央大厅两边各75米长的墙面被分为17个间隔，一侧安置了17扇朝向花园的巨大拱形落地窗，相对的一侧则是17面和拱窗同样形状和大小的镜子，与对面的窗口一一相对，把窗外的景物映在镜中（图1.2）。

关于路易十四和镜厅的介绍在任何导游手册里都能读到，虽然内容基本属实，但“17面镜子”的说法实际上不够准确。这是因为当时的制镜技术还远不能制造如此巨大的镜子，每个对着真实窗户的“镜窗”——这一称呼更精确地反映了设计者的意图——实际上由21面镜子组成，包括主体部分的15面方镜、顶部的3面弧边镜和二者之间的3面窄条镜。整个镜厅因此用了357面镜子。另一个需要纠正的习惯看法是认为这些镜子等同于后来的穿衣镜，今日的游客因此总是拥挤在它们前面自拍。但就如“镜窗”这个名字隐含的，镜厅设计者的主要目的是用这些镜子折射出对面窗外的自然风光，从而使得宫殿的墙壁从感知中消失。当时的参观者完全领悟了这个设计概念，如J. B.德莫尼卡特（J. B. de Monicart）在他沦为阶下囚、被关进巴士底狱后，不断回想起他在凡尔赛宫中的观感，在1710年写下的这段话里模仿镜厅发声：

我的拱顶之廊似无所依，因为那高大的镜墙与透明的四壁仿佛提供了这片空阔的唯一支持，但所有这些部分都让我更好地展望我的视野所极。⁽¹⁾

说到这里笔者希望插入一笔，提醒读者中国古代也有过好几座镜厅，只是都没有留存下来，有关信息只能在文献中读到。首先是《北齐书》卷八记载齐后主（565—577年在位）在“其嫔嫱诸院中起镜殿、宝殿、玳瑁殿。丹青雕刻，妙极当时”。然后是《隋书》卷四十五记载隋文帝的第三个儿子秦王杨俊（571—600年）在水池上建造了一座极为豪华的殿堂，以香料涂壁，玉石砌阶，“梁柱楣栋之间，周以明镜，间以宝珠，极荣饰之美”。杨俊年少得志，十二岁就官拜上柱国、河南道行台尚书令、雒州刺史，加右武卫大将军领关东兵。但他越来越奢侈骄纵，每日和门客艺妓弦歌不止，这个镜殿就是为此建造的。

还有一个例子见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掌管百工事务的少府监裴匪舒在唐高宗（649—683年在位）的宫中修建了一座镜殿，四壁上镶满了大镜。一天高宗带宰相刘仁轨入殿观看，仁轨瞥了一眼就急忙跑出殿外。高宗问他为何如此，他回答说：“天无二日，地无二王，这座殿里却到处都是您陛下的影子，这不是个好兆头！”高宗听了以后马上让人把嵌在墙里的镜子一概剔除。⁽²⁾这个故事的有趣之处，一是它显示了中外君主有着相当类似的爱好，二是如果西方的镜厅引起人们对宫廷奢华的无穷赞叹，中国的镜厅则引起臣子的道德裁判和皇帝的政治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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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太阳王时期的法国制镜业，从意大利获取玻璃镜技术后不久，建于巴黎圣日耳曼区的亚伯拉罕·迪瓦尔玻璃制品厂就显示出对于制造大镜的特殊兴趣，特别是一个叫提瓦尔（Thevart）的厂主尤其执着于发展这方面的技术。他在17世纪80年代造出了近5英尺高（1.52米）的镜面——这在以往完全不可想象。可是制造大镜在当时还是一项十分费力而不保险的事情。一位名叫曼萨特（Mansart）的建筑师写道：“自从大镜子在1688年被发明，我们只成功地造出了三面80—84英寸高（2.03到2.13米），40—47英寸宽（1.02到1.19米）的整块镜子。虽然产量的总数达到400多面，但是大多数都被重新投回熔炉，其余的废物利用，做成40—60英寸（1.02至1.52米）的镜面。”⁽³⁾

但是制镜技术发展得很快，到临近1700年的时候，位于巴黎东北的新开设的圣戈班（Saint-Golbain）玻璃工厂——不久之后与迪瓦尔厂合并为皇家玻璃制造公司——已经能够制造近9英尺高（2.74米）、超过3英尺宽（0.91米）的镜面。一个名叫马丁·利斯特尔（Martin Lister)的英国观光客在1699年参观了位于圣安托万路的玻璃工厂后写下了这段话：“在那里我看见了一面镜子，完整无缺而镀银，竟然达到88乘48英寸（2.24乘1.22米）的长度和宽度，而且只有四分之一英寸厚（6毫米）。真难以想象任何人能够用吹玻璃的方式造出这样的尺寸！”⁽⁴⁾

制造这种大镜的玻璃实际上是用“浇注法”完成的。这个方法长期被作为行业内情而秘而不宣，只是在1746年才由一名叫普吕士（A. Pluche）的法国神父写入《自然奇观》（Spectacle de la nature）一书而为人所知。根据他的介绍，制造大玻璃的工序包括四个步骤，每个都需要长期训练才能掌握。⁽⁵⁾首先是建造窑炉和坩埚。窑炉每隔几个月就要重砌一次；坩埚以特殊黏土制成，必须可耐1800度高温。为了避免出现细微的裂纹，每个坩埚需要用数月时间以微火焙干，但使用寿命却只有三个月之久。第二个步骤是浇注，工人把玻璃原料——白沙和碱——按比例混合、洗净粉碎，然后放在坩埚里融化成半液态的玻璃液。第三个步骤是拉轧，即把玻璃液放在一个大型金属平台上，用铁质圆筒将其展开压平（图1.3）。之后的第四个步骤是把轧压过的玻璃进行退火处理，方法是把玻璃片放进名为“吹炉”的大炉子里，在那里焙烧三天后再逐步冷却。

把制好的玻璃片转化为大镜还需要经过一系列冷处理，主要是研磨、抛光和镀锡。这几个步骤是在巴黎城内完成的，在这之前需要把玻璃片从圣戈班工厂运到巴黎。研磨的方法是在两块玻璃间放上水浸的刚玉砂，由两名工人在数日内不断推拉研磨。抛光则是使用一种极细的“擦粉”，将玻璃的表面磨至完全光洁透明。最后的一步是镀锡——先把锡箔拉压成几毫米的厚度，用浸过水银的皮革在上面摩擦，然后将之浸入水银液中，再把玻璃片放在上面，用力碾压以排出气泡并加盖重物固定一天一夜。在这之后逐渐倾斜玻璃镜面以至垂直，沥净多余的水银液，只保留附在镜面上的水银锡层。这个反光层需要15到20天才能最后稳固，制成的镜子在此之后才可进入市场。

技术的成熟导致了价格的下降：一面高70英寸（1.77米）宽40英寸（1.02米）的玻璃镜在18世纪初期卖750英镑，而购买一面高90英寸（2.29米）宽45英寸（1.14米）的镜子需要付出3000英镑的天价。但到了1734年，一面高70英寸宽40英寸的镜子卖价不超过425英镑，比三十年前便宜了将近一半。⁽⁶⁾价格下降的结果是销售量的增加和大镜在上层社会中的普及：圣戈班公司的销量在1745年到1755年间翻了一番，而大镜成了富人家中的必备之物。

炫富的闪光镜面被镶在客厅和化妆室的墙上——17和18世纪的法国正是洛可可艺术风行之时，镜子配合了这种装饰风格对迷幻空间的强调。就像凡尔赛宫一样，安装在墙面上的大壁镜映照出周围的环境。它们的主要功能并非聚焦于独立个人的外貌，而是把有限的室内空间无限伸展，把辉煌的吊灯和金色家具进行无穷无尽的光学复制。正是这种绘画、壁挂以及任何人造图像无法企及的复制特性，使镜子成为当时室内装潢的首位元素。热尔曼·布里斯（Germain Brice）的《巴黎描述》（Description de Paris）是当时社会风尚和奢侈趣味的一部权威指南，也包括了对巴黎最漂亮宅邸的介绍。这本书在1684年至1752年之间出了十二版，镜子在它列出的所有建筑装饰中名列首位。在书中标榜的法国时尚领袖中，两位绅士于1698年把他们在巴黎的府邸按照当代趣味装饰一新，为此目的使用了“人所能想象的独特的和美奂美轮的所有物件，特别是镶在玳瑁框里的多面超高大镜”。德·斯居蒂里（De Scudéry）小姐模仿《寻爱绮梦》（Hypnerotomachia Poliphili）描写的宫殿建造了一座乡间别墅，把大镜镶在窗扇对面以映出山野风光，使屋子的三面像是完全敞开。⁽⁷⁾法国镜史专家萨比娜·梅尔基奥尔-博奈（Sabine Melchior-Bonnet）因此总结道：

路易十四统治下的贵族阶级狂热地迷恋镜子，镜子意味着光明——17世纪是光影与视觉的世纪，它照亮阴暗的房间，令厚重的墙壁显得轻盈，模仿几可乱真的窗扇，藏在珠宝匣中如同名贵的宝石。安在窗扇对面的镜子映照了窗外的风景，相当于装饰画，恰恰迎合了当时上流社会要求艺术与自然巧妙结合的信条。⁽⁸⁾

这个“镜子热”持续了百年之久。虽然镜子的样式和种类在此期间不断发生变化，但壁镜保持着统治地位，常被安装在窗户之间，以穿透真实和虚幻的空间来迷惑眼睛（图1.4）。“壁炉上方的镜子”（overmantle mirrors）在1750年之后风靡欧洲，它们取代了原来挂在这个地点上的绘画作品，重新定义了室内空间的焦点（图1.5）。所有这些新式镜子仍然被固定于墙面上，因此仍属于“壁镜”范畴，而非可以随意移动的独立穿衣镜。

这个情况在18世纪末期发生了一个根本变化。萨比娜·梅尔基奥尔-博奈在《镜像的历史》（The Mirror: A History）中写道：“到了18世纪将要结束的时候，称为‘赛姬’（psyche）的独立落地镜在许多起居室中被给予荣誉地位，随即成为一个世纪的象征。”⁽⁹⁾由此可见，这种可移动的立镜只是在这个时期才在欧洲出现并开始引领风尚，欧美美术馆和家具博物馆里保存的独立落地镜实物也都是在此时或之后制作的，证实了这种镜子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开始流行。这个领悟把我们带向中国——因为可移动的落地镜很久以前就已经在这个遥远国度中出现，而且是以传统的中国样式出现在皇宫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