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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柯兹内舍夫没有像通常那样到国外去，他于五月底到了乡下弟弟的家，他想在精神劳动之后休息一阵子。据他的印象，乡村生活是最好的。他现在到弟弟家享受这种生活来了。康士坦丁·列文很高兴，何况这个夏天他不指望尼古拉哥哥会来。但是康士坦丁·列文虽然爱戴和尊敬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他和哥哥一起在乡下还是感到不自在。看到哥哥那种对乡村的态度，他感到不自在，甚至不愉快。对康士坦丁·列文来说，乡村是个生活，也就是欢乐、痛苦和劳动的地方；而对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来说，乡村生活一方面是劳动之余的休息，另一方面，是他认识到它是一种有有效良方，能够消除都市腐化生活的毒害。对康士坦丁·列文来说，乡村生活好就好在那是个劳动的场所，而劳动无疑是有益的；而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则认为乡村特别好，是因为在那里可以而且应当无所事事。此外，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对人民的态度也有些让康士坦丁·列文讨厌。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他喜爱并了解人民，常常和农民们谈话，他善于沟通，不虚伪也不卑躬屈膝，从每次谈话中得出有利于人民的一般结论，以此证实自己是了解人民的。康士坦丁·列文不喜欢用这种态度对待人民。对康士坦丁·列文来说，人民只是共同劳动的参加者，而且尽管自己对农民怀有全部尊敬及某种亲人般的爱，他本人认为，显然是因为喝了乡下奶妈的奶的缘故，虽然和他们共同劳动时，他也会赞赏这些人的能力、温顺和公正，但在共同劳动中需要另外的品质特征时，又常常为人民的粗心大意、懒散、酗酒和撒谎而生他们的气。假如人家问康士坦丁·列文是否爱人民，他绝对不知道怎么回答。他对人民就像对一般说的人民一样，爱又不爱。显然，作为一个善良的人，他对人们是爱多于不爱，何况那是人民呢。但要说什么特别爱或不爱人民，他却不能，因为他不但和人民生活在一起，不但自己的全部利益和人民联系在一起，他还认为自己是人民的一部分，没有看出自己和人民身上有什么特别的品质和缺点，而且没有把自己和人民对立起来。此外，他虽然作为主人和仲裁者，主要的是作为顾问（农民们信任他，从四十俄里远的地方跑来征求他的意见），长期和农民们生活在一起，对人民却还是没有明确的看法，对自己是否了解人民，正像对自己是否爱人民的问题一样，似乎难以回答。说自己了解人民，对他来说这仿佛等于说他了解人们。他经常不断地在观察和认识各种各样的人，其中包括他认为是好的和有意思的农民，而且在他们身上不断发现新的特点，改变自己原先对他们的看法，得出新的结论。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则相反。他拿他不喜欢的生活和乡村生活做笔记，所以会赞赏乡村生活。同样，他拿他所不喜欢的那个阶级的人们同人民相比较，并且把人民看成是某种与一般人们相对立的东西，所以他也就喜欢人民。在他的头脑里有条不紊清清楚楚地形成了关于人民生活的一套印象，这种印象部分地来自于人民生活本身，而主要是从比较的现象中得出来的。他从来没有改变自己对人民的看法，也没有改变对人民的同情态度。

兄弟俩之间关于人民的意见发生分歧时，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总是胜过弟弟，恰恰在于他关于人民，关于人民性格、品质和趣味有确定的概念；而康士坦丁·列文则缺乏确定不变的概念，因此，他在这些争论中总是处于自相矛盾的境地。

对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来说，弟弟是个可爱的好人，有一颗摆得正的心（诚如他用法语所表达的那样），虽然他的头脑相当敏捷，但容易屈从于一时的印象，因此充满矛盾。他有时以作为哥哥的宽容向弟弟说明事物的意义，但无法从和他的争论中得到满足，因为击败他太容易了。

康士坦丁·列文把哥哥看成是个才智超群和有教养的人，认为他从最严格的意义上也是非常高尚的，具备从事公共事业的卓越才能。但在自己的心灵深处，他越长大和越亲近地了解哥哥，脑子里就越来越经常地觉得，自己完全缺乏而哥哥具备的这种从事公共事业的卓越才能——也许并非专长，相反倒是某种欠缺——不是欠缺善良、真诚、高尚的愿望和趣味，而是欠缺生活的力量，欠缺那种所谓的良心，那种迫使人从无数的生活道路中选定一种道路并只想这样干的意愿。他越是了解自己的哥哥，便越发现无论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还是许多从事公共事业的活动家，都并非为良心驱使爱公共事业，而是凭理智认为从事这种事业好，并只是由于这一点才干起公共事业来。列文观察到哥哥对公共事业及灵魂不灭问题的关心，丝毫不比对一盘象棋或一台新机器的巧妙构造更多些，这就更加强了他的这种成见。

除此之外，和哥哥在一起使康士坦丁·列文不自在，还因为在乡下，尤其是夏天，列文往往忙于农务，为了重新安排该做的一切，他总觉得日子不够长，而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总在休息。即使现在，虽然他也在休息，就是说没有写自己的著作，但他是那么习惯于智力活动，喜欢通过优美简短的形式说出自己的一些想法，并喜欢有人听。他最寻常而自然的听众，便是弟弟。因此，尽管兄弟俩的关系是友好亲密的，康士坦丁·列文还是不好意思让他一个人待着。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喜欢躺在草地上，就这么边晒太阳边懒洋洋地闲聊。

“你不相信吧，”他对弟弟说，“对我来说，这种乡下佬的懒散是多大的享受。脑子里什么也不想，空荡荡的像个球。”

但是，康士坦丁·列文对坐着听他谈话感到无聊，尤其是因为他知道，自己不看着点儿，肥料会被乱运到地里，天知道会被堆放到什么地方去；而且犁头也不会被拧紧，等到一脱落下来，人家就会说这种犁实在不中用，还不如安德烈夫式木犁，等等。

“大热天有你走动的时候呢。”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对他说。

“不，我只到办事处去一会儿。”列文说着，便往地里跑。

六月初，保姆兼女管家阿加菲娅·米哈依洛夫娜把一小罐刚腌上的蘑菇送到地下室去的时候，突然滑了一跤，跌倒了，扭伤了一只手腕。乡村医生来了，是个大学刚毕业的爱唠叨的青年。他检查完后说，手腕没有脱臼，于是给包了纱布。留下吃午饭时，看样子他很高兴和有名的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柯兹内舍夫交谈，说想把自己对事物的开明观点及县里所有的流言飞语都讲给他听，同时抱怨地方自治机构情况一团糟。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仔细地听着，进行询问，为自己有了个新的听众感到兴奋，边交谈边说出一些精确有分量的话，青年医生频频点头。做弟弟的很清楚，他通常要在进行有趣而兴奋的谈话后才有这种精神活跃状态。医生走后，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想到河上去钓鱼。他喜欢钓鱼，而且好像还以能有这么一项重要的活动引为自豪。

康士坦丁·列文来到休耕地和草场，叫一辆单马双轮轻便车顺道把他带到那里。

那是一年中夏季收播交接的时节，当年的收获已成定局，开始安排来年的播种并着手割草了。黑麦已经全部弯秆，还没有长满的灰绿色麦穗随风泛起一阵阵轻轻的波浪，青青的燕麦，夹杂着一簇簇黄草，一起起伏涌动伸展在晚播地上。早播的荞麦已发芽，覆盖了地面。休耕地被牲口踩得跟石头般结实，已经翻耕了一半，只剩下木犁没有犁到的一条条小路；在霞光照耀下，运出的干粪堆，混合着野草的蜜香，一起散发出来。而下面洼地里，等待收割的草地茂密得就像一片海洋，中间夹杂着一撮撮收割后留下的正变黑的酸模草茎秆。

干农活的人民年年如此，这是他们短暂休息的时节，之后便开始了一年一度的集中全力收获。今年将有一个极好的收成。白天晴朗炎热，夜间短暂而多露水。

兄弟俩到草原去得穿过一片森林。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一会儿向弟弟指指一棵黑黝黝的老椴树的阴面，它长满黄色的托叶快开花了，一会儿又指指闪烁着绿宝石般亮光的当年新树的嫩芽；他总是对枝叶茂盛的森林之美赞叹不已。康士坦丁·列文不爱谈论及听人家说大自然的美。对他来说，言辞会消除他所见到的那种美。他随声附和哥哥，不由得开始想起别的什么东西来。他们穿过森林时，他的全部注意力都被休耕地上一块高处的景象吸引住了，那长满高处的草已经转黄，有的地方遭践踏，有的地方被犁破，有的地方撒着粪土，有的地方还被翻耕过。一队大车在地里来来去去地转。列文数了数大车的数量，感到满意，因为该运出的一切都正在往外运。接着，面对草原，他的思想便转到割草问题上去了。对于割草，他总有某种兴奋的感觉。到了草场边上，列文让马停下来。

野草底部稠密的根枝上还留着早晨的露水，为了不弄湿双腿，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要求单马双轮轻便车顺草原走，把他拉到能钓到鲈鱼的柳树丛处。康士坦丁·列文尽管舍不得把青草轧坏，但还是把马拉进草场。高高的青草被车轮和马蹄轧过，湿漉漉的车毂和车轮的辐条都沾满青草掉下的草籽。

哥哥坐在灌木丛下理他的钓鱼用具，列文则把马牵开、系好，然后走进辽阔的风吹不动的海洋般的灰绿色草场里。丝绸般柔软的青草已经结了籽，在低洼处几乎有齐腰高。

康士坦丁·列文横着穿过草场，到了路上，遇见一个眼睛浮肿、扛着个蜂箱的老人。

“怎么？你已经抓到一窝蜂了，福米奇？”他问。

“抓什么，康士坦丁·德米特里奇！能保护好自己的就不错了。瞧已经是第二次出窝了……亏得孩子们及时骑马赶到。他们在您那里犁地。他们卸了犁，就骑马赶来了……”

“啊，福米奇，你看怎么着——就割呢，还是再等等？”

“怎么说呢！照我们看，得等到圣彼得节。可是您从来都割得早。这有什么，上帝的恩赐，草长得好啊。牲口可以放心了。”

“那么天气呢，你以为怎么样？”

“这是老天爷的事儿。八成还会晴下去的。”

列文走到哥哥那里。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什么也没有钓到，但他并不厌倦，心情非常好。列文发现他被与医生交谈所激发的余兴未尽，还想聊天。列文却相反，想快点儿回家去，好安排明天的割草人以及决定总使他放心不下的割草问题。

“怎么着，我们走吧。”他说。

“急什么呢？来坐会儿。瞧你，都湿成这样了！虽然没有钓到鱼，不过我很高兴。任何的渔猎活动，好就好在你可以接触大自然。这银灰色的河水，真是好极了！”他说。“这些长满青草的河岸，”他继续说，“总会使我想起一个谜——你知道吗？草儿对水说：我们来玩一会儿，我们来玩一会儿。”

“我不知道这个谜。”列文忧郁地回答。

“可是你知道吗，我在想你的事，”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照这位医生对我说的，你们县里干的事真是胡来；他是个聪明可爱的人。我对你说过，而且还要对你说：你不去出席会议，对地方上的事情总是抱疏远态度，这不好。假如正派人都抱这种态度，显而易见，一切都会很糟糕。我们交了钱，它们都被用做薪水了，但是没有学校，也没有医生，没有助产士，没有药房，什么都没有。”

“我可是尝试过的，”列文不高兴地轻声回答，“我做不到！又有什么办法！”

“究竟什么你办不到？老实说，我不明白。我不认为是冷漠、无能；难道仅仅是因为懒惰？”

“不是这个，不是那个，也不是别的。我作过尝试，发现自己毫无办法。”列文说。

他不很注意听哥哥说的话，朝河那边的翻耕地张望时，看到有个黑黝黝的玩意儿，但没法弄清楚那是一匹马还是骑着马的管家。

“为什么你毫无办法？你做过试验，照你的那一套不行，你就灰心了。怎么这么没有自信心呢？”

“自信心，”被哥哥的话刺痛了心的列文说，“我不明白。我上大学时人家对我说，别人都懂得微积分，而我不懂——我就觉得沮丧，没有自信心。而现在得确信应当具备干这些事情的才能，而且首先必须相信这些事情都很重要。”

“那又怎么样！难道这不重要？”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因为弟弟不重视他关心的事情，尤其是弟弟显然几乎没有在听他说话，使他伤心。

“我不认为重要，它吸引不了我，你要怎么着？”列文回答，他已经弄清楚自己看到的是管家；看样子，是管家放农民们离开了耕地。他们把木犁都翻倒了放着。“难道已经都翻耕完了？”他想。

“那你听我说，”哥哥板着俊美聪明的脸，露出不快的神色说，“凡事都有个界限。做个古怪而真诚、不说谎的人，这很好——这我全知道；但是你知道，你说的话，不是毫无意思就是意思糟得很。你既然爱老百姓，怎么能认为老百姓做的事不重要呢……”

“我从来没有这么说过。”康士坦丁·列文心想。

“……难道让人民无依无靠地死去？粗野的村妇折磨着孩子，人民无知到麻木不仁，任凭各种各样的文书摆布，而有办法帮助这事儿的你却不去帮助，因为在你眼里，这事儿不重要。”

这样，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把他置于两难的境地：要不你就是个低能儿，看不到你能做的一切；要不你就是不想牺牲自己的安逸、虚荣，并装做自己不知道怎么办。

康士坦丁·列文感到自己除了屈服，或承认自己对公共事业缺乏爱心，没有别的办法。这使他感到屈辱和伤心。

“两者都有，”列文果断地说，“我觉得不行……”

“怎么？把钱好好分配一下，用来帮助医疗事业也不行吗？”

“我觉得不行……这地方周围四千平方俄里，有融雪的积水，有暴风雪，有田里的工作，我看不到给所有地方提供医疗帮助的可能性。何况，一般说我不相信医疗。”

“那，对不起，这不公道……我能给你举出数千个例子……可那么，学校呢？”

“要学校干什么？”

“你在说什么？难道教育的作用也怀疑？它既然对你有好处，那么对所有的人也一样。”

康士坦丁·列文感到自己在道德上被逼到了绝境，因此发火了，不由自主地说出自己对公共事业冷淡的主要原因。

“所有这一切，也许是好事；可我为什么要去关心自己从来不光顾的医疗站，为什么要去关心我不会把自己的孩子送到那里去的学校，就连农民们也不愿把他们的孩子送进去？再说了，我还不信有必要把孩子送到那里去！”他说。

这种出人意料的反驳，顿时使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吃了一惊；不过他立刻制订出进攻的新计划。

他沉默了一会儿，拉起钓竿又将钓钩抛出去，然后微笑着对弟弟说：

“啊，对不起……第一，医疗站是需要的。我们刚刚为阿加菲娅·米哈依洛夫娜请过一次乡村医生。”

“啊，不过我想，她那只手仍将弯着。”

“这还不一定……然后，一个有文化的农民，对你会像一个工作人员那样更必需和更重要。”

“不，随你问什么人，”康士坦丁·列文断然回答，“一个工作人员如果有文化就糟得多。连让修修路都不行；而要是架桥，架上了就被偷走。”

“其实，”谢尔盖·伊万诺维奇阴沉下脸来说，他不喜欢矛盾，特别是不停地从一件事情跳到另一件事情，毫无系统地提出新的论据，这么一来，就让人不知道回答什么好，“其实问题不在这里。对不起，你承认不承认教育是对人民的一种福利？”

“我承认。”列文无意中说，立刻想到自己说的不是心里话。他感觉到，假如他承认这样，他哥哥将会向他证实，他的是毫无意思的胡扯。他不知道哥哥会怎么证明这一点，但知道毫无疑问，他哥哥肯定会从逻辑上向他证实，而且他期待着这种证实。

结果，哥哥的论据要比康士坦丁·列文期待的简单得多。

“如果你承认这是有益的，”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那么，你作为一个诚实的人，就不能不喜欢和支持这种事业，因此也不能不愿意为它出力。”

“但是，我还是不承认那是件好事。”康士坦丁·列文涨红了脸说。

“怎么，你刚才还说……”

“也就是我既不承认那是件好事，也不认为那是件可能办到的事情。”

“这个，你不费力气就没法知道。”

“就算是那样吧，”列文嘴上这么说，但心里完全没那么想，“就算是那样，可我还是看不出我为什么要去关心这种事情。”

“你这是什么意思？”

“不，既然我们把话说到这里，那你就从哲学的观点给我解释清楚。”列文说。

“我不明白，这与哲学有什么关系。”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他的口气使列文觉得好像他不承认弟弟有谈论哲学的资格。这一点激怒了列文。

“我这么跟你说吧！”他气冲冲地说起来，“我想，我们一切行为的动力，毕竟是个人的幸福。现在，我作为一个贵族，在地方机构里看不出任何促进我福利的东西。道路没有改善，也没法改善；很坏的道路，我的马也能拉我走。我不需要医生和卫生站，也不需要民事法官——我从来都不求他，而且也不会去求他。学校，我不但不需要，而且甚至像我对你说过的那样，它简直是有害无益的。对我来说，地方机构简直只是一种负担罢了，为每俄亩地交付十八戈比钱，还得坐车进城与臭虫一起过夜，而且还要去听种种胡说八道和无聊的东西，而且个人利益是不会激发我去这么做的。”

“你等等，”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带着微笑打断说，“个人利益不曾激发我们为农民的解放去工作，可是我们还不是照样工作了。”

“不！”康士坦丁更加怒气冲冲地打断说，“解放农民是另一回事情，其中有个人利益。我们，所有的好人都想解脱压在自己身上的包袱。但做个地方自治议员，去讨论我并不住在那里的城市需要多少掏污水沟的工人及设置多少水管，做个陪审员去听辩护人和检察长的各种胡扯，以及审判长讯问那个傻瓜老头阿列什卡：‘被告先生，您是否承认偷了火腿的事实？’——‘啊？’”

康士坦丁·列文已经失去控制，开始设想审判长和傻瓜阿列什卡的模样；他仿佛觉得，这一切都说在了点子上。

但是，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耸了耸肩膀。

“啊，你究竟想说明什么呢？”

“我只是想说，那些触及我的利益的权利……我将永远尽全力去保卫；当宪兵来搜查我们学生的书信的时候，我曾尽全力保卫这些权利，保卫我享受教育和自由的权利。我理解服兵役的义务，它关系到我的孩子、兄弟及我本人的命运；我准备去讨论那些与我有关的事情；但要去讨论怎么分配地方自治局的四万卢布钱，或审判傻瓜阿列什卡——我不明白，也做不了。”

康士坦丁·列文像河堤决了口似的说着。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微微笑了笑。

“而明天你将受到审判，怎么，难道在旧的刑事法庭上审判你，你会更愉快些？”

“我不会去受审判。我从来不杀人，因此用不着对我这样。啊，还说什么呢！”他继续说，又跳到完全不相干的事情上，“我们的地方自治机构及所有这一切——好像是圣灵降临节[92]我们插上的桦树枝，它看上去像欧洲土生土长的桦树林，但我怎么也没法真心地给它浇水，并相信它真的能成长！”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只是耸了耸肩膀，借这一动作对现在他们的争论中冒出些桦树来表示惊讶，尽管他立刻明白了弟弟想说的是什么意思。

“对不起，这样永远是无法得出结论的。”他指出说。

但是，康士坦丁·列文想为他知道的对公共事业不热心的缺点辩护，于是继续说。

“我认为，”康士坦丁说，“任何一种活动——假如不建立在个人利益的基础上——它是不可能巩固的。这是个极普遍的哲学道理。”他口气坚定地重复哲学的这个词儿说，好像是在表明自己也和所有的人一样有权谈论哲学。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又一次地微笑了。“连他也有一套为自己的倾向服务的哲学。”他想。

“好了，你还是把哲学放在一边，”他说，“任何时代，哲学的主要任务，恰恰在于找到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存在的必不可少的联系。但这没有关系，问题是我只不过要纠正一下你的比喻。桦树不是插上的，而是种的栽的，应当小心对待。一个民族，只有感觉到自己的制度是重要的和有意义的，并对它们加以珍惜，这样才有前途，才称得上是历史性的民族。”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接着把问题转移到了康士坦丁·列文不懂的哲学历史领域里，指出他的观点是完全不公正的。

“至于说到使你不喜欢的那些事情，请原谅我——那是我们俄罗斯的懒散和老爷习气，而我相信，你这是一种暂时的糊涂，会过去的。”

康士坦丁沉默了。他感到自己从各个方面已被击败，同时又感到哥哥没有理解自己所说的话。他不知道的，只是为什么不被理解：是他不善于说清楚想说的东西，还是因为哥哥不愿理解或他理解不了它。但他没有深入这些思想里去，没有去反驳哥哥，使开始考虑起个人的完全是另一件事情来。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卷起最后一竿钓鱼线，解下马，接着他们就走了。

列文和哥哥谈话时想起的那件事情是这样的：去年有一次割草时对管家发火了，列文用他自己的方法——从一个农民手里拿过镰刀亲自割起来，借以平息自己的怒火。

这个工作使他这么开心，以至于后来又割了好几次草；把家门前的整片草地全割了，而且今年一开春他就给自己制订了一个计划——连日和农民们一起去割草。哥哥来了以后，他一直在犹豫：还去不去割？整天地把哥哥一个人撇下，他过意不去，还担心哥哥会拿这事儿笑话他。但是当他经过草地时回想起割草的印象，他几乎已经决定去割了。和哥哥进行激烈的谈话后，他又回想起这件事。

“需要体力活动，不然我的性格一定会变坏。”他想，便决定不管这样一来自己会在哥哥和人们面前多么尴尬，他还是要去割草。

傍晚，康士坦丁·列文到办事处去安排工作，并派人到各村去招收割草工，去收割卡里诺夫草场，那是最大最好的一片草场。

“请把我的镰刀送到吉特那里，让他给打磨好，明天送回来；我可能自己也去割。”他竭力装得若无其事的样子说。

管家微微笑了笑说：“是啰。”

晚上喝茶时，他把这事儿告诉了哥哥。

“看样子，天气会好一阵子，”他说，“明天开始，我割草去。”

“你很喜欢这种活儿。”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

“我喜欢极了。我有时自己和农民们一起割草，明天想整天去割。”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抬起头，好奇地看了一眼弟弟。

“也就是怎么的？和农民完全一样，整天？”

“对，干活很有劲。”列文说。

“作为一种体育锻炼，再好不过，只怕你经受不住。”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一本正经地说。

“我试过了。开始时觉得累，后来就好了。我想我不至于落下……”

“原来是这样！不过你说说，农民们怎么看待这事儿？他们该笑话老爷是个怪物了吧。”

“不，我不这样认为。那是件开心又累的活儿，大家根本没工夫想什么。”

“可是你怎么吃饭，也将和他们一起？把拉斐特酒[93]和烤火鸡给你送到那里，可不好意思啊。”

“不，我只在休息时回家一次就行了。”

第二天早晨，康士坦丁·列文起得比平常早，但被事务性的安排拖住了，他到草场时，人家已经在割第二行了。

还在一个高坡上时，他就看见面前一片割过后带阴影的草地，那里放着一排排灰色的草束和一堆堆黑黝黝的半长衫，那是割草人在开割的地方脱下的。

他快到达目的地了，眼前出现了一个接一个连成一串的正在割草的农民，他们各自挥舞着镰刀，有的穿着半长衫，有的只穿一身内衣。他数了数，有四十二个人。

他们在高低不平的草场低洼处缓缓前进，那里原本是个拦截水流形成的水池子。列文认出来几个熟人。其中有穿着件很长的白衬衫的叶尔米尔老人，他正弯腰挥起镰刀。有年轻可爱的瓦西卡，他当过列文的马车夫，此刻他每一行都一口气割完。这里还有吉特，一个瘦小的农民，在割草方面，他是列文的师傅。他不弯腰，走在前头，好像手拿镰刀在玩耍似的，可是一下去就割了宽宽的一行。

列文下了马，把它拴在路边上，走到和吉特并肩时，吉特从灌木丛里取出第二把镰刀递了过来。

“打磨好了，老爷；割起来，草一碰上就会断掉。”吉特说着，微笑着脱下帽子，把镰刀交给他。

列文接过镰刀，动手试了试。割完自己的一行后，汗涔涔的割草人一个接一个开心地来到道路上，笑眯眯地给老爷问好。他们大家都望着他，但在一脸皱纹、没有胡子，穿一件短羊皮袄的高个子老头来到道路上之前，谁也没有对他说什么。

“看着点儿，老爷，动手干了就别落下！”他说，列文接着听到割草人中间响起有节制的笑声。

“努力争取不落下吧。”他站在吉特后边，等着动手割。

“看着点儿。”老头子重复说。

吉特空出地方，列文跟在他后边。这是矮小的路边草，再加列文好久没有割草了，他被大家瞅得不好意思起来，所以前几分钟，尽管胳膊很用力，却割得不好，后边有人说了：

“镰刀装得不好，把儿太高，瞧他弯成啥样。”一个说。

“脚后跟站远点儿。”另一个说。

“没有关系，对，割一会儿就会好的，”老头子继续说，“瞧，行了……你割得太宽，减少点儿……不行，主人是为自己卖力！可是你瞧，割得多不整齐！要是咱哥们儿留得那么高，就得挨骂了。”

前面的草变得柔软些了，列文跟在吉特后面。他只听人家说而不理会，努力尽量割得好些。他们割了有一百步距离，吉特没有停下，没有显出丝毫累的样子，一个劲儿地往前；但列文已经感到害怕了，他坚持不住想要停下来，他真累了。

他感到自己的胳膊已经在尽最后一点儿力了，于是决心请求吉特停一会儿。正好这时候，吉特也停下来了，他弯下腰去抓起一把草擦了擦镰刀，开始磨起镰刀来。列文挺直了腰，喘了口气，朝四周围张望了一眼。一个农民还在他后边，看样子也累了，因为他还没有割到列文那么远，就停下来，在那儿磨刀了。吉特磨好自己的和列文的镰刀，接着他们又往前割了。

第二次也是那样。吉特不停也不觉得累地一镰一镰往前割。列文跟在他后边，努力不落下，可接着他又越来越困难了：到了他感到再没有力气坚持下去那一刻，正好吉特又停下来磨刀了。

他们就这样割完了第一行。而这长长的一行，列文觉得特别困难；但是，当吉特的一行终于割到了头，把镰刀搭在一个肩膀上，慢悠悠地朝他割过后留下的脚印儿往回走，列文也顺着自己割过留下的脚印往回走时——这时候，他虽然满脸是汗，鼻子上挂着汗珠，整个背部都湿得像在水里泡过似的——他还是觉得很舒服。特别使他高兴的是，现在他知道自己能坚持下来了。

使他扫兴的只有一点，就是自己的一行割得不好。“我得少挥动胳膊，多动整个身子。”在把吉特割的一行和自己割的作了比较后，他这么想：人家割得像一条线似的笔直，自己的一行则撒满了草又参差不齐。

列文发觉吉特割第一行特别快，大概他是想试试老爷，而且这一行正好还很长。以后的几行就轻松些了，不过列文还是得使出全部力气，才不至于落在农民们后头。

他什么也不去想，什么也不指望，一心只为不落在农民们后边，尽可能地割得好些。他只听得镰刀在沙沙响，只看见吉特在前面渐渐远去的挺直的身姿、自己刀下呈半圆形徐徐波浪般倒下的青草和草穗，还有自己前边可以休息的一行终点。

活儿干到中途，他不知为什么正冒热汗的肩膀上突然感到有一种清凉的愉快感觉。磨镰刀时他仰望了一下天空。天上乌云低垂，接着掉下大颗的雨点儿。一些农民跑去拿自己的半长衫穿上；另一些人则如列文一样，只感到爽快的凉意，开心地扭扭肩膀。

他们一行又一行地割着。有的行长，有的行短，有的行草长得好，有的行草长得不好。列文没有时间概念，全然不知道这时候是早还是晚。他干的活，现在开始产生一种带给他巨大享受的变化。干活中间，他有时忘了自己在做什么，感到轻松，在这种时候，他割的行几乎和吉特割的一样平直、漂亮。但是，只要一想自己是在做什么并竭力做得好些时，便立刻感受到劳动的全部沉重，自己的一行草也就割得很糟。

又割完一行时，他又想开始割另一行，可是吉特停下来了，走到一个老头子跟前轻轻对他说了句什么话。他们俩看了看太阳。“他们在说什么，他为什么不开割另一行？”列文在想，因为他没有猜到农民们已经没有休息地割了四个多钟头，他们该吃早饭了。

“该吃早饭了，老爷。”老头子说。

“难道说到时候了？好吧，吃早饭。”

列文把镰刀交给了吉特，便到半长衫堆里和拿面包的农民们一起，穿过割完后稍稍被雨淋湿的长条空间，走到马旁边。这时他才明白，自己没有看准天气，雨淋湿了干草。

“干草要变坏了。”他说。

“没有关系，老爷，雨天割，晴天收呗！”老头子说。

列文解下马，骑着回家喝咖啡去了。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才起来。列文喝完咖啡，在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穿好衣服进餐厅以前，又割草去了。

吃早饭后，列文所处的行列已经不在原来的地方了。他的一边是一个好开玩笑的老头子，老头子主动要求跟列文一起割；另一边是一个青年农民，他去年秋天结婚，这是头一次出来割草。

老头子挺直身子，迈着均匀的大步子走在前头，动作准确平稳，看上去比走路时摆着双臂还轻松，像玩耍似的把一行长得整齐又茂盛的青草割倒。就好像不是他，而是一把锋利的镰刀自己往长熟的青草里切割。

列文后边的是年轻的米什卡。他有一张讨人喜欢的青年人的脸，头上缠着一缕青草织成的辫带，一个劲儿地割着；只要人们一瞅他，他便微微笑笑。看样子，他是宁肯死也不愿承认自己累了。

列文处在这两个人中间。在最热的时候，他觉得割草并不是那么困难的活计。满身的汗水使他感到凉爽；而照在背部、头部及一只袖子卷到胳膊肘的手上的太阳，使他干起活来显得结实和顽强；现在，他越来越经常地处于那种无意识状态。镰刀仿佛自己在往前割草。这是一种幸福的时刻。割到尽头，老头子走到河边，抓起一把稠密的湿淋淋的青草擦过镰刀，把镰刀在清凉的河水里浸了浸，又用装磨刀石的盒子舀起一铁勺水请列文喝。这样的时候就更开心了。

“来，我的克瓦司[94]！怎么样，好喝吗？”他眯眯眼睛说。

倒也是真的，列文从来没有喝过这种温温的漂浮着绿叶和带点儿洋铁罐锈味儿的河水。喝水之后，他手持镰刀，心旷神怡地缓慢散步。这时候可以擦把汗，敞开胸脯呼吸，观望一直伸延开去的割草人队伍以及四周围森林里和田野上的一切。

列文割的时间越长久，就越频繁地处于忘我状态中，仿佛不是在挥舞镰刀，而是镰刀本身充满生命和思想，自己在向前行进，不用思索，便稳稳当当准确地自动在进行。这是最快活的时刻。

只有遇到土墩或难割的酸模草，需要考虑怎么割时，他才停止这种无意识的动作，感到劳动是费力的。老头子干这活儿容易。碰上高低不平的小草丘，他改变一下动作，时而用刀根时而用刀尖从草丘四周围绕着狠狠来几下就行。而且，他一边这样做，同时还不断仔细看看，观察自己面前出现的情况；他一会儿摘些草果请列文和自己一块儿吃，一会儿用镰刀尖儿拨开草枝，看看是不是有鹌鹑窝，有时会从里边镰刀下飞出一只母鹌鹑，一会儿捉住一条爬到路上的蛇，用镰刀将它像一把叉子似的举着，让列文看看后再扔了它。

然而对于列文和在他后边的那位可爱的年轻小伙子而言，要像他那样变换动作是困难的。他们俩重复着一个紧张的动作，热烈地干着活，他们没有那种一边改变动作、一边观察前方的技术。

列文没有注意到时间是怎么过去的。如果人家问他割了多长时间，他会说是半个钟头——而当时都快吃午饭了。老头子割到头往回走的时候，叫列文注意看，只见一群男女孩子已经顺着高高的草地及道路从四面向割草处过来，他们的手上都提着装有面包的包裹以及上面扎着布头的克瓦司罐。

“瞧，孩子们来了！”他指指他们，同时举起一只手挡住阳光张望着。

他们又割了两行，老头子停下来了。

“啊，老爷，该吃午饭了。”他坚决地说。于是，割草的人们便穿过一行行青草来到河边堆放着半长衫的地方，送午饭来的孩子们正坐在那里等着他们。农民们集合起来了——远的在大车旁边，近的在杨树林下撒着青草的地方。

列文坐到他们身边，他不想离开。

在老爷面前时种种应有的拘束，都早已经消失了。农民们准备吃午饭了。老一些的在洗脸，小伙子们在河里洗澡，还有人在安排歇息的地方。他们解开面包袋子，将装克瓦司的罐子打开。那老头子把面包掰碎放进杯子里，用勺把搅了搅，从洋铁罐里倒出一些水，再掰些面包放进去，撒上些盐，便面向东方祈祷起来。

“来，老爷，尝尝我们的面包渣汤。”他说着，同时面对杯子屈膝坐下来。

面包渣汤是那么鲜美，以至列文打消了回家吃午饭的想法。他和老头子边吃边聊，对老头子的家务事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也把自己能使老头子感兴趣的所有事情和情况全都讲给他听。他感到老头子比自己的兄弟还亲近，并不由得为自己对这个人产生了感情，对他露出微笑。当老头子再次站起来，做完祷告，在就近的灌木丛下拿一把草枕着躺下时，他也这样做了。尽管在阳光下老有苍蝇不停地纠缠，弄得汗津津的脸部和身上痒丝丝的，他还是马上就睡着了，直到太阳移到灌木丛的另一边，照在他身上时他才醒来。老头子早已经不睡了，他正坐在那里给年轻人磨镰刀。

列文环顾了一下四周，都认不出这地方了：全都大大变了样。草场一片巨大的空间已被割完，一行行散发着芳香的青草在傍晚的斜阳下，泛出一种特殊、清新的亮光。河边割过草的灌木丛，那原来看不到的弯弯曲曲的钢铁般亮晶晶的河流，那站起来往前走的人们，那草场没有割倒的墙壁般挺立的青草，还有在割成光秃秃的草地上盘旋的野鹰——这一切都已显得焕然一新。醒过来的列文在考虑，已经割了多少，今天剩下的时间还能割多少。

四十二个人干了这些活儿，是非常多的了。已经割倒的一大片草场，在农奴制时代得三十把镰刀花两天才能割完。剩下的只是些一行行很短的边角地。不过列文希望这一天尽可能多割些，可惜的是太阳这么快就下山了。他一点儿也不觉得劳累；只想干得更快些，尽可能地多干些。

“我们把玛什卡上头那块地割了，你看怎么样？”他对老头子说。

“上帝保佑，太阳不高了。给小伙子们来点儿伏特加酒吧。”

午后大家再次坐下来休息，抽烟的时候，老头子对小伙子们宣布说：“割完玛什卡上头那块草，有伏特加喝。”

“啊，行啊！走，吉特！胳膊使劲点儿！夜里喝个痛快。走！”割草的人们这么说着，随即边吃边行动起来。

“好，小伙子们，再坚持一会儿！”吉特说着，几乎一溜烟地跑到了前头。

“走啊，走啊！”老头子说，从后边很轻松地追了上去，“我要让你出洋相，当心点儿！”

年轻的和年老的你追我赶地割起来。但他们不管割得多么着急都没有糟蹋草，一行行都割得干净又整齐。拐角上剩下的一块草地，五分钟就割完了。后边的才割到头，前边的已经拿起半长衫往肩上一搭，穿过一条道到玛什卡上头的地方去了。

他们带着洋铁罐叮当响地走进玛什卡上头那片低洼的树林里时，太阳已经落到树背后了。洼地中间的草有齐腰高，那里的草柔软鲜嫩，草叶像牛蒡，树林子里处处开着五颜六色的蝴蝶花。

简短地商量了一下——直着割还是横着割——以后，普罗霍尔·叶尔米林在前头走了：他是个有名的割草能手，大个子，黑皮肤。他走在一行的前头，回过头来，便动手割，接着大家都跟他看齐，顺山坡往下到洼地，再顺山坡往上割到森林路边上。太阳落到森林背后了。已经有露水了，割草人只有到高处才瞧得到太阳，而在雾气氤氲的低洼地和另一边，他们是在阴凉的有露水的阴影下割草。活儿干得一片欢腾。

野草与镰刀碰撞发出清脆的响声，散发出芳香，一行行高高地堆放着。从四面八方顺着短短一行行互相紧挨着的割草人，洋铁罐的叮当声伴着一会儿是镰刀的撞击声，一会儿是镰刀在磨石上的咔咔声及欢乐的呼叫声，大家都在你追我赶地催促着。

列文还是夹在可爱的年轻人和老头子当间。老头子穿着短羊皮袄，还是很开心，说说笑笑，动作极利索。树林里，长在成熟的青草中间的肥大的桦树蘑菇不时被镰刀割断。老头子则每次见到蘑菇都弯下腰去，把它捡起来放进怀里。“给老太婆的又一件礼物。”他说。

尽管又湿又矮小的草很容易割，但是一上一下顺着洼地的陡坡来回干是件很吃力的活儿。不过这并没有难倒老头子。他一个劲儿挥舞镰刀，穿着宽大树皮鞋的双脚一小步一小步稳稳当当慢慢地上了陡坡，虽然他整个身子和衬衫下吊着的短裤都在抖动了，但还是不放过途中的一棵小草及一朵蘑菇，还依旧和农民们及列文开玩笑逗乐。列文跟在他后边常常想，他带着镰刀上这么陡的、没有镰刀都很难爬的坡地，一定会跌倒；可是他上去了，并干了自己该干的活儿。他感到有某种外部的力量在推动着他。

大家割完玛什卡上头的草地，最后几行的活儿都干完了，便穿上半长衫，高高兴兴回家了。列文骑上马，依依不舍地告别农民们，也往家走。他从山上回头看了看，他们被从下边升起的雾气遮住，已经看不见了，只听到粗野而欢乐的谈笑声及镰刀碰撞发出的响声。

列文满身是汗，前额上粘着散乱的头发，胸前和背部都湿淋淋的，也晒得黑黝黝的。当他高高兴兴说着话走进自己哥哥的房间里时，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早已吃完饭，喝过冰镇柠檬水，正在自己房里翻阅刚从邮局收到的报纸杂志。

“我们可是把整片草场都割完了！啊，多好，好极了！而你过得怎么样？”列文完全忘了昨天不愉快的谈话，说。

“瞧你，都像什么了！”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最初一分钟不满地看着弟弟说。“对了，你把门，把门关上！”他叫嚷道，“一定进来了十来只苍蝇。”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无法忍受自己房间里的苍蝇，所以夜间只开窗户，而房门总尽量关着。

“真的，一只也没有。如果进来了，我一定捉住它。你不会相信，割草是多大的享受！你一整天怎么过的？”

“我很好。可是，你难道整天都割了？我想你一定饿得像只狼了。库兹玛全都给你准备好了。”

“不，我甚至都不想吃。我在地里头吃了点儿。现在我可得去洗一洗。”

“啊，去吧，去吧，我现在就到你那里来，”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他看着弟弟直摇头，“你去，快去吧。”他微笑着补充说，同时收拾好自己的书籍，准备走。他自己突然高兴起来，不愿和弟弟分开。“那么，下雨的时候你在哪里？”

“什么雨？稍稍掉了几颗雨点儿。我这就来。这么说，你今天过得还好？那就好极了。”接着，列文就出去穿衣服了。

五分钟后，兄弟俩一起来到餐厅里。列文真的觉得不想吃，他坐下来吃只是为了不使库兹玛感到委屈，可一旦开吃，他立刻又觉得这顿饭真是好吃极了。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脸带微笑地瞅着他。

“噢，对了，有你一封信，”他说，“库兹玛，请到下边去拿来。当心，把门关上。”

是一封奥勃朗斯基来的信，列文出声地读了它。奥勃朗斯基从彼得堡来信说：“我收到陀丽的一封来信，说她在叶尔古晓沃，那里的一切都不太顺利。劳驾你到那里去一趟，你什么事都很清楚，给出出主意，帮帮她。她见到你会高兴的。她就只有一个人，可怜。岳母及一家人还在国外。”

“这可好极了！我一定到她们家去，”列文说，“不然，我们一起去吧。她是多好的一个女人啊。不对吗？”

“离这里不远？”

“三十俄里。也许有四十里。不过道路好走。我们可以坐马车去。”

“那太好了。”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一个劲儿地微笑着说。

弟弟的样子直接影响了他，使他感到高兴。

“啊，你胃口真好！”他瞅着弟弟弯到菜盘上被晒成红褐色的脸和脖子说。

“好极了！你不会相信，这是医治一切不良习性很有效的办法。我想用一个新的术语丰富医学：Arbeitskur[95]。”

“啊，不过你好像用不着这个。”

“是啊，可是有各种神经性疾病的人用得着。”

“但是，这得试验一下。我倒也曾经想到割草的地方去看看你的，但天气这么热，让人受不了，我到了树林里就没有再往前走。在那里坐了一会儿，我就穿过树林到一个庄上，见到了你的奶妈，向她打听了一下农民们对你的看法。据我了解，他们并不赞成这样。她说：‘这不是老爷的事情。’一般说，我觉得在人民的概念里，对他们所谓众所周知的‘老爷的’活动是有固定概念的。因此，他们不允许老爷们超出他们概念中已经确定的框框。”

“也许吧，可要知道，这是一种我有生以来没有经历过的满足。而且没有任何坏处。不对吗？”列文回答，“他们不喜欢，这没有办法。其实，我认为这没有什么。对吧？”

“总的说，”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继续说，“我看你为自己的一天感到满意。”

“很满意，我们割完了整片草场。在那里，我还和一个老头子交了朋友！这事儿，你都没法想象有多妙！”

“好，你为自己的一天这么满意。我也一样。第一，解决了象棋的两道题，有一道颇吸引人——用一个卒子开头。我来下给你看。其次嘛，考虑了我们昨天的谈话。”

“什么？昨天的谈话？”列文说，他饭后正怡然地眯着眼睛，大声喘着气，怎么也回想不起昨天进行过怎样的谈话。

“我发现你有部分是对的。我们的分歧，在于你把个人利益看成了动力，而我则认为凡是有一定教养的人都应当关心公共事业。也许，你认为从物质利益出发更能激发人的活动，这也对。一般说，你的本性，诚如法国人所说，prime-sautière[96]了点儿；你要么想热烈地精力充沛地活动，要么什么也不干。”

列文听着哥哥说，但他绝对什么都不明白，也不想明白。他只担心哥哥提出的问题，会暴露出他根本没有听。

“是这样，老弟。”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碰碰他的肩膀说。

“是啊，当然。不过那有什么关系！我不坚持自己的意见。”列文带着孩子认错似的微笑说。“我们到底争论什么了？”他在想，“大概，我对，他也对，因此全都很好。只是我还得到账房去安排一下。”他于是微笑地站了起来，伸了个懒腰。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也微微笑了笑。

“想出去走走吗？我们一起走吧，”他说，因为不愿和显得如此生气勃勃、精神抖擞的弟弟分开，“我们走，如果你需要，就到办事处去一趟。”

“啊，上帝！”列文大声叫嚷起来，吓了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一跳。

“怎么，你怎么了？”

“阿加菲娅·米哈依洛夫娜的手怎么样了？”列文敲敲自己的脑袋说，“我把她给忘了。”

“好多了。”

“不过，我还是得跑去看看她。不等你穿好衣服，我就回来了。”

接着，他便像哗啷棒[97]一样鞋后跟噔噔响地跑下了楼梯。

有一种义务，局外人虽然不理解，然而在官场里却尽人皆知，这是自然的和必须履行的，非如此不可的——那就是让部里注意到自己。斯捷潘·阿尔卡杰奇到彼得堡来履行这项义务，拿了家里几乎所有的钱，开开心心、快快活活地在赛马场和别墅里度过自己的光阴，而此时达丽娅为了尽可能减少开支，带着孩子来到了乡下。她来到的叶尔古晓沃是自己作为陪嫁带来的田产，也就是春天被卖掉了森林的那个村子，距离列文家的波克罗夫斯基村大约五十俄里。

叶尔古晓沃那幢巨大的老房子早已经拆除了，老公爵曾经把一处厢房单独留出并作了扩建。早在二十年前，达丽娅还是个娃娃的时候，那地方虽然和所有的厢房一样，处于侧面，向南的出口通往林荫小道，不过还是可以住人的，而且舒舒服服。可是现在，这厢房已经又陈旧又破烂了。春天斯捷潘·阿尔卡杰奇到这里来出售森林的时候，达丽娅就要他来看看这房子，并嘱咐他作些必要的修缮。斯捷潘·阿尔卡杰奇和所有不忠的丈夫一样，非常关心妻子的安稳舒适，亲自查看了房子，还吩咐一切要按照他的意思办，全部家具都必须铺上猪皮，挂上窗帘，花园要清理，种上鲜花，并在池塘上架一座桥；但是他忘了许多其他必需的东西，缺了这些，后来可把达丽娅·阿列克山德罗夫娜害得好苦。

斯捷潘·阿尔卡杰奇虽然努力想做个体贴的父亲和丈夫，但还是不能牢记自己是个有妻子和儿女的人。他一副单身汉的派头，而且一心只想象自己是个单身汉。返回莫斯科后，他得意地向妻子宣布，一切都准备妥当，房子将布置得像一座儿童乐园，他再三劝她搬到那里去。对斯捷潘·阿尔卡杰奇来说，妻子到乡下去，从一切方面讲都是件令人愉快的事儿：既可以让孩子们开心，又可以减少开支，他自己还可以自由些。达丽娅·阿列克山德罗夫娜则认为到乡下去度夏对孩子们是必要的，对得了猩红热后还没有恢复过来的女儿更是这样，最后，这样做还可以摆脱种种折磨她的屈辱，以及避开不断使她苦恼的欠木柴商、鱼贩子及修鞋匠的琐碎债务。除此之外，离家使她高兴的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她想让吉蒂来乡下跟自己一起住。吉蒂将在仲夏从国外返回，遵照医生嘱咐进行水浴治疗那时就结束了。吉蒂从矿泉浴场来信说，没有什么比在叶尔古晓沃和陀丽一起度夏更使她高兴的事了，那里充满她们俩对童年时代的回忆。

对陀丽来说，乡村生活开头一段时间是很困难的。小时候她常常住在乡下，印象中的乡下该是个摆脱一切城市烦闹的去处，那里的生活虽然也并不如意（陀丽对此很容易就对付过去了），但毕竟是省钱而又舒服的：一切都有，一切都便宜，一切都可以得到，对孩子们也好。可是现在，她作为女主人来到乡下后，发现这一切完全不是自己所想象的那样。

她们来到后的第二天，就下起瓢泼大雨来，夜里，走廊和儿童室都漏水，因此把小床都搬进了客厅。没有厨娘给做饭；九头奶牛，照女饲养员说，有的怀了小牛犊，有的是初生的幼仔，再有的老了，还有的是乳房大而出奶少的；就连给孩子们吃的黄油和牛奶都没有。没有鸡蛋。没法弄到母鸡——拿来烤和炖的是一些颜色发紫净是筋的公鸡，雇不到擦地板的村妇——大家都收获土豆去了。坐马车出去兜兜圈也不行，因为马不听使唤，在辕木间暴跳如雷。没有个地方洗澡——整条河岸都被牲口踩烂了，而且无遮无盖直通大路；甚至要散步都没有地方去，因为牲口常常穿过倒塌的篱笆闯进花园里，而且有一头可怕的公牛，它常常咆哮，看起来像要顶人一样。就连放衣服的柜子也没一个。衣柜的确有几个，可是不是关不上门，就是有人从旁边走过时便会自动敞开。没有铁锅和瓦盆，洗衣房里没有蒸汽锅，甚至连给姑娘们熨衣服的垫板都没有。

开头一段时间，达丽娅·阿列克山德罗夫娜没有得到片刻的安静和休息，反而落到这种在她看来是灾难性的可怕环境里，所以很失望：她尽一切努力奔忙，感到自己毫无办法，时刻控制着不使眼睛里淌出泪水。管家原本是个骠骑兵司务长，后来因为外表漂亮、态度恭顺而被斯捷潘·阿尔卡杰奇喜欢上了，把他从守门人的位置上提拔起来，可是他毫不关心达丽娅·阿列克山德罗夫娜的困难。他只恭恭敬敬地说：“这些人都很坏，毫无办法。”于是就一点儿也不帮忙。

处境似乎一点儿指望也没有了。但是和一切有眷属的家庭一样，奥勃朗斯基家有位不受人注意却又最重要和最有用的人物——玛特连娜·菲里莫诺夫娜。她安慰太太，叫她放心，说一切都会解决的（这是她的话，马特维这么说是向她学的），而且自己不急也不慌地干着活儿。

她立刻与管家的妻子搞好关系，来到后头一天她就和管家夫妇在槐树下喝茶，讨论一切事务。槐树下很快成了玛特连娜·菲里莫诺夫娜俱乐部，而且就在这里，通过这个由管家妻子、村长和账房组成的俱乐部，生活的困难开始稍稍得到缓解。一个星期后，真的一切都解决了。修好了屋顶，找来了厨娘——村长家的教母，买到了母鸡，奶牛开始出奶了，花园的篱笆修好了，木匠做了个滚压机，给柜子装上钩子后就不会再自动开门了，熨衣服板也有了，它用一块粗呢布包起来，搭在一把椅子靠背和一个五屉橱上，因此姑娘们的房里就有了熨衣服的气味。

“啊，瞧！您不一个劲儿说没有办法吗？”玛特连娜·菲里莫诺夫娜指着熨衣板说。

甚至还用干草搭了个棚子，可以洗澡。莉莉最先到那里去洗澡，这样对达丽娅·阿列克山德罗夫娜来说，虽然实现了部分愿望，虽然还不安宁，但总算是一种舒适的乡村生活了。达丽娅·阿列克山德罗夫娜带着六个孩子，要安宁是办不到的。一个生病了，另一个也可能生病，第三个缺少点儿什么，第四个脾气暴躁，等等。难得，难得有暂时安宁的时刻。不过对达丽娅·阿列克山德罗夫娜来说，这些操心和不安也就是唯一能享受的幸福了。要是不这样，她就会一个人待在那里净想那个不爱她的丈夫。再说对一个做母亲的，虽然担心孩子生病，有的孩子真的病了，有的脾气不好，这些使她十分苦恼——孩子们本身现在已经以微小的欢乐来补偿她的痛苦了。这种欢乐是很微小的，像沙子里含的黄金似的不惹人注意，以至在她心情不好时只看到痛苦，只看到沙子；不过也有美好的时刻，她看到净是欢乐，净是黄金。

现在到乡下离群索居，她越来越经常地开始意识到这种欢乐。看着孩子们，她常常竭尽全力使自己相信是自己错了，觉得她作为一个母亲，过于溺爱自己的孩子；她对自己说，她的六个孩子虽然各不相同，但都很出色，而且他们都是难得的好孩子——她于是便为他们感到幸福和自豪。

她曾经写信给丈夫，抱怨乡村生活的种种困难。等到五月底生活都安置得差不多、勉强过得去的时候，收到了丈夫对此的答复。他来信请求她原谅，说自己考虑不周，并答应一有可能便来一趟。不过他的话总也没有实现，所以直到六月份，达丽娅·阿列克山德罗夫娜仍独自住在乡下。

彼得罗夫节前的斋戒期一个星期天，达丽娅·阿列克山德罗夫娜带领所有的孩子去做日祷，接受圣餐。达丽娅·阿列克山德罗夫娜在与妹妹、母亲及朋友进行衷心的哲理性谈话时，她对宗教的自由派观点使大家深感惊讶。她有自己坚定不移的古怪信仰，相信轮回转世，不怎么关心教会的条条框框。但是在家里，她——不只是单单为着做出榜样，而是衷心地——严格履行教会的一切要求。孩子们差不多有一年不曾去领受圣餐了，她为此深感不安。于是，在玛特连娜·菲里莫诺夫娜的赞同和全力支持下，她决定现在夏天来办这件事情。

达丽娅·阿列克山德罗夫娜几天前就预先考虑好了，几个孩子都该穿什么衣服。衣服都缝好、改好、洗干净了，边边和皱褶都放好了，纽扣钉上了，条带也准备好了。英国教师给塔尼娅缝的一条裙子，花了达丽娅·阿列克山德罗夫娜许多心血。那个英国教师改做时边缝留的不是地方，袖子剪掉太多，把裙子全给毁了。塔尼娅穿上时两个肩膀绷得那么紧，看着都让人难受。还是玛特连娜·菲里莫诺夫娜想了个办法，给拼了一块接角布，并做了条宽领子。问题解决了，但差一点儿和英国女人吵起来。不过到了早上，一切都安排好了，快九点钟——这是他们请神甫等着做弥撒的时间——喜气洋洋、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孩子们，已经站在马车前边的台阶上等候母亲了。

看在玛特连娜·菲里莫诺夫娜的面子上，马车没有用不听使唤的黑马，是用管家的栗色马拉的；达丽娅·阿列克山德罗夫娜因为自己的服装耽搁了，她穿上白色薄纱裙子出来后，坐进马车里。

达丽娅·阿列克山德罗夫娜怀着关切和激动的心情梳了头，穿上衣服。以前她注意穿戴是为了漂亮，讨人喜欢；后来，她越上了岁数就越不爱打扮，她知道自己变得不好看了。可是现在，她又满意而激动地打扮起来了。她现在这么注意打扮不是为了自己，不是好看，而是为了自己这些可爱的宝贝，作为他们的母亲，不能破坏留给别人的印象。最后照了照镜子，她终于满意了。她好看。这好看不是过去她去参加舞会时所希望的那样，而是更适合自己身份的那种美。

教堂里除了一些农民、看守和打扫院子的人及他们的女眷，没有别的什么人。但是，达丽娅·阿列克山德罗夫娜发现，或者说她好像发现她的孩子们以及她的表现引起了人们的赞赏。孩子们不只是因为穿着漂亮的衣服而显得美丽，他们良好的行动举止，也让人觉得可爱。是的，阿廖夏站的姿势不很好：他老扭过头来，想往背后看看自己的制服上衣，不过，他还是非常可爱。塔尼娅像个大姑娘似的站着，照看着弟弟妹妹。而小女儿莉莉的可爱，在于她在众人面前那副天真的样子，而且，当她在领受圣餐时说了“Please，some more[98]”，叫人忍不住要笑出来。

回家时，孩子们感到完成了一件庄重的事情，因此都很安静。

到家后也全都好好的，但是吃早点时格里夏吹起口哨来，最糟糕的是他不听英国教师的话，因此就没有给他吃甜馅饼。达丽娅·阿列克山德罗夫娜要是在场的话，在这种日子是不会处罚孩子的；可是当时她不在，事后又得维护英国教师的威信，只好肯定英国教师的决定，格里夏就没有甜馅饼吃了。这就有点儿破坏气氛了。

格里夏哭了，说尼科连卡也吹口哨了，可是没有罚他，还说自己哭不是因为馅饼——这他无所谓——而是因为对待自己不公平。这可是太伤心了，于是达丽娅·阿列克山德罗夫娜决定找英国教师谈谈，劝她饶了格里夏。当她穿过大厅时，看到了一个使她心里充满喜悦的场面，她的眼睛里涌出了泪水，便亲自原谅了犯过错的孩子。

犯了过错的孩子坐在大厅拐角的窗台上，塔尼娅拿着盘子站在他边上。她装着要喂布娃娃的样子，请求英国教师允许她把自己的一份拿到儿童室去吃，其实她是把馅饼拿给弟弟。他就边吃边哭，说自己受处罚不公平，同时抽泣着说：“你吃，我们一起吃吧……一起。”

开始时，塔尼娅怜悯格里夏，然后是意识到自己做了件好事儿，也感动得流泪；不过她没有表示反对，吃了自己的一份。

看到母亲后，他们害怕了，但仔细看了看她的脸，他们明白了自己做得对，便开始笑起来，他们嘴里满满地塞着馅饼，用手擦着微笑的嘴唇，弄得满脸全是眼泪和果酱。

“哎哟！一件新的白裙子！塔尼娅！格里夏！”竭力为保全塔尼娅裙子的母亲说，不过她一双挂着泪水的眼睛，在幸福而喜欢地微笑。

脱下新衣服，给女孩子们穿上带翻领的女式衬衫，给男孩子们穿上旧的短上衣，便吩咐套好敞篷马车——令管家心疼，因为又用了他的栗色马——好出去采蘑菇和游泳。儿童室里响起了欢乐的呼叫声，直到离开家到游泳的地方去时也没有停下来。

他们采了整整一篮蘑菇，连莉莉都采到了一朵桦树蘑菇。以前往往是古莉小姐发现后指给她看，这次是她自己找到了一朵大桦树蘑菇，于是大家异口同声地欢呼起来：“莉莉找到了一朵大蘑菇！”

之后他们到了河边，让马停在桦树底下，便都到游泳的地方去了。马车夫捷连季把正浑身抖动着驱赶牛虻的马拴在一棵树上后，便在树荫下的野草地上躺下来，抽劣等的烟叶子，游泳的地方传来了孩子们没完没了开心的尖叫声。

虽然说要照看所有的孩子，要他们不再调皮是件费心的事儿，很难记住而不至于让所有的袜子、短裤、大小不同的鞋子弄乱了，还得把带子、纽扣解开又结好，但达丽娅·阿列克山德罗夫娜自己也一直是爱好游泳的，并认为游泳对孩子们有好处，所以她从来没有那样高兴过。拉拉所有这些胖乎乎的小腿，给它们穿上袜子，抱住这些脱得光光的小身子把它们放到水里，听着一会儿高兴一会儿害怕的尖叫。看着这些喘着气睁开又惊又喜的眼睛的脸蛋，看着这些嬉水的小天使，对她来说，真是一种莫大的享受。

当一半孩子已经穿好衣服的时候，几位提着羊角芹和牛奶壶的农妇走到游泳的地方，不好意思地停了下来。玛特连娜·菲里莫诺夫娜叫住其中的一位，让她把掉进水里的一块床单布和一件衬衫拿去烤干，达丽娅·阿列克山德罗夫娜则和农妇们交谈起来。一开始，农妇们都用手捂住嘴笑，不明白她在问什么，很快胆子大了，于是跟她闲聊起来；她们流露出的那种对孩子们的真诚喜爱，立刻赢得了达丽娅·阿列克山德罗夫娜的好感。

“瞧你个小美人，像米一样白，”一个村妇指着塔尼娅，边欣赏边摇摇头，“只是瘦……”

“对了，她生过病。”

“瞧她们也给你洗了。”另一个村妇指着抱在怀里的孩子说。

“没有呢，他才三个月。”达丽娅·阿列克山德罗夫娜回答。

“是吗！”

“而你有孩子吗？”

“本来有四个，剩下两个：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去年开斋期刚断的奶。”

“女孩子多大？”

“两岁。”

“你为什么喂那么长时间奶？”

“我们一般都这样喂两三个斋期……”

这样的谈话，是达丽娅·阿列克山德罗夫娜最感兴趣的了：怎么生的？得过什么病？丈夫在哪里？是不是常在家？

与农妇们交谈真有意思，自己和她们关心的完全一样，达丽娅·阿列克山德罗夫娜都不想离开她们了。最使达丽娅·阿列克山德罗夫娜感到愉快的，是她清楚地看到这些女人都特别羡慕她有这么多孩子，而且他们又那么可爱。农妇们还逗达丽娅·阿列克山德罗夫娜发笑，但是英国教师很生气，因为她成了哄笑的对象。一个年轻的农妇凝神细看着最后穿衣服的英国教师，当她穿上第三条裙子时忍不住说：“瞧你，穿呀，穿呀，老穿个没有完！”农妇说完，大家便哈哈大笑起来。

达丽娅·阿列克山德罗夫娜裹着头巾，被一群刚洗完澡的孩子围着。快到家了，这时马车夫说：

“有个老爷来了，好像是波克罗夫斯基来的。”

达丽娅·阿列克山德罗夫娜向前一看，见到头戴灰礼帽、身穿灰大衣的列文正迎面走来，就高兴了。她一向高兴见到他，这又正是她最开心的时候，所以格外高兴。没有人比列文更能了解她的伟大。

见到了她，他感到自己正面对一幅想象中那种家庭生活的画面。

“您真像只带领一群小鸡的母鸡，达丽娅·阿列克山德罗夫娜。”

“啊，我真高兴！”她说着，把一只手伸给他。

“您高兴见到我，可也不让人知道您在这里。我哥哥住在我家里。还是斯吉瓦给我写了张条子，我才知道您在这里。”

“斯吉瓦？”达丽娅·阿列克山德罗夫娜惊讶地问。

“是呀，他提到你们搬来了，我于是想我能否帮您点儿什么忙。”列文说。说过后，他突然不好意思起来，就不再说下去，只默默地继续在敞篷马车一边走着，同时摘下一片椴树嫩叶往嘴里咬。他感到不好意思，是因为猜想像这种该由她丈夫干的事儿要一个外人来帮忙，达丽娅·阿列克山德罗夫娜会不高兴的。达丽娅·阿列克山德罗夫娜为斯捷潘·阿尔卡杰奇把家务事儿推给了外人，还真感到不高兴了。不过她立刻知道列文明白这一点。达丽娅·阿列克山德罗夫娜喜欢列文的，也正是这种悉心的理解和礼貌待人的态度。

“我明白，当然，”列文说，“这只说明您愿意见到我，我为此感到高兴。自然，我在想，对您这样在城里生活惯了的主妇来说，在这里会感到粗野，如果需要，我愿竭诚为您效劳。”

“啊，不！”陀丽说，“头几天有些不方便，后来感谢我那位老保姆的帮忙，现在一切都安排得好极了。”她指指玛特连娜·菲里莫诺夫娜说，老保姆知道在说她，便高兴而友好地微微笑了笑。她认得他，知道这是小姐的好未婚夫，并希望他们的事儿能成功。

“您请上车吧，我们在这里挤一挤。”她对他说。

“不，我走着去。孩子们，谁下来和我一起赛跑？”

孩子们不大认得列文，不记得在什么地方见过他。孩子们往往因为大人装腔作势而感到难受，于是就表现出羞怯和讨厌的奇怪模样。而对他，他们并不这样。装腔作势也许可以欺骗最聪明、有洞察力的人，但不管掩饰得多么巧妙，都会被一个最迟钝的孩子识破，而遭到他们的厌弃。列文不管有多少缺点，但一点儿也不装腔作势，所以孩子们对他显示出就像他们在母亲脸上看到的友好表情。两个大的孩子应他的邀请立刻跳下马车，随即非常友好地和他一起跑起来，就像和保姆，和古莉小姐或母亲一起奔跑没有两样。莉莉也要求到他那里去，母亲于是把她交给了他；他就把她放在一个肩膀上，带着她跑。

“您不用怕，不用怕！达丽娅·阿列克山德罗夫娜！”他高兴地对母亲微笑着说，“我不会让他们摔伤或掉下来的。”

接着，看着他那灵活、有力、小心关切和过分谨慎的动作，母亲放心了。她既高兴又赞许地望着他，露出了微笑。

在这里，在乡下，和孩子们及达丽娅在一起，列文不禁产生了天真愉快的心情，而这就是达丽娅喜欢的。他一边和孩子们跑步，一边用逗得古莉小姐发笑的洋泾浜英语教他们做体操，并向达丽娅·阿列克山德罗夫娜讲述自己在乡下的事务。

午饭后，达丽娅·阿列克山德罗夫娜和他单独坐在阳台上，谈起了吉蒂。

“您知道吗，吉蒂要到这里来和我们一起度夏？”

“是吗？”他说着，满脸通红了，立刻又改换话题说，“那就给您送两头奶牛来？如果您一定要算钱，就每月付给我五卢布。”

“不，谢谢您了。我们已经安排好了。”

“那我就看看你们的奶牛，假如您允许的话，我来教您怎么喂养它们。全部关键在饲料。”

接着，列文无非是为了拉开话题，向达丽娅·阿列克山德罗夫娜讲述起牛奶业务的理论来，他认为奶牛只不过是把饲料变成牛奶的机器罢了，如此等等。

他说着这事儿，热切地想听到有关吉蒂的详细情况，同时又害怕听到。他怕的是，自己好不容易得到的平静被打破。

“是啊，不过实际上这一切都得有人看管，可是有谁能做呢？”达丽娅·阿列克山德罗夫娜不好意思地回答。

在玛特连娜·菲里莫诺夫娜的帮助下，她现在把家务安排得好好的，不想作任何改变；再说，她也不相信列文在农务方面的知识。她似乎觉得，这一切都要简单得多：正像玛特连娜·菲里莫诺夫娜说的那样，只要给彼得鲁哈和别洛帕哈[99]多喂些饲料和饮水，叫厨师别把洗衣女工伙房里的脏水拿去喂母牛，就行了。这是很清楚的事情。而有关面粉和草制饲料的种种议论，都令人怀疑和迷惑。不过，最主要的是，她想谈吉蒂。

“吉蒂给我写信说，她只愿一个人安安静静，此外别无所求。”一阵沉默过后，陀丽说。

“啊，她身体好些了？”列文激动地问。

“感谢上帝，她完全康复了。我从来不相信她胸部有病。”

“啊，我很高兴！”列文说，当他这样说着，默默地看着她的时候，陀丽感到他脸上有一种无可奈何的可怜表情。

“您听着，康士坦丁·德米特里奇，”达丽娅·阿列克山德罗夫娜露出善良而带几分嘲弄的微笑说，“您为什么生吉蒂的气？”

“我？我没有生气。”列文说。

“不，您在生气。您在莫斯科时，为什么既不到我们家也不到她们那里去？”

“达丽娅·阿列克山德罗夫娜，”他说着，脸红到了头发根，“我甚至觉得奇怪，像您这样善良的人会没有感觉到这一点。您怎么会一点儿都不可怜我，当您知道……”

“我知道什么？”

“您知道，我提出求婚，却被拒绝了。”列文说着，他感到前一分钟自己心中对吉蒂的全部温情，立刻被自己承受的侮辱所激起的愤怒代替了。

“为什么您认为我知道？”

“因为大家都知道。”

“我只知道出了事儿，她痛苦得要命，并恳求我永远不要再谈这件事情。而如果她连我都不说，那么对谁她都不会说了。可你们到底出了什么事儿？告诉我。”

“我已经告诉您怎么回事了。”

“什么时候？”

“我最后一次上你们家去的时候。”

“可知道吗，我告诉您，”达丽娅·阿列克山德罗夫娜说，“我非常非常可怜她。您却只因为自尊心受到了伤害……”

“也许，”列文说，“不过……”

她打断了他的话：

“可是她，可怜的人儿，我非常非常为她难过。现在我全明白了。”

“啊，达丽娅·阿列克山德罗夫娜，请您原谅我，”他边说边站起来，“再见吧！达丽娅·阿列克山德罗夫娜，再见。”

“不！您等等，”她抓住他的一只袖子说，“您等等，坐下。”

“好吧，好吧，我们不说这事儿了。”他说着坐下来，同时感到原来已经埋葬了的希望又在心中升起来。

“要不是我喜欢您，”达丽娅·阿列克山德罗夫娜说，她的眼睛里涌出泪水，“要不是我知道自己多么了解您……”

一种原来已经死去的感情越来越复活了，并控制了列文的心灵。

“是啊，现在我全明白了，”达丽娅·阿列克山德罗夫娜继续说，“这事儿您没法明白，你们男人，自由自在，可以选择，从来都清楚自己喜欢谁。但处在闺中的姑娘，一个带着这种女性的贞洁羞怯的姑娘，她从远处看着你们男人，凭听说接受一切——一个姑娘往往会觉得，自己不知道说什么好。”

“是啊，要是心里没有明确的想法……”

“不，心里是有想法，可是您想想啊：你们男人看上一个姑娘，就不断到她家里去，套近乎，仔细观察，看看她是不是您中意的人，然后等到确信是自己中意的，你们才求婚……”

“啊，这不完全是这样。”

“不管怎么样，你们求婚是在你们的爱情成熟的时候，要不，就是在两位供选择的对象中重心一边倒了。但是对姑娘，人家是不问的。就算是她自己相中的，她也不能选择而只能回答：同意或不同意。”

“对，在我和符朗斯基之间进行选择。”列文一想，他心中那个复活的死者又死了，而且一直痛苦地压抑着他那颗心。

“达丽娅·阿列克山德罗夫娜，”他说，“衣服或其他别的什么商品是可以买的，但爱情不能。选定了，那就更好……不可能翻来覆去。”

“啊呀，自尊心，还是自尊心！”达丽娅·阿列克山德罗夫娜好像蔑视地说，因为自尊心是女人才理解的感情中最低下的一种，“您向吉蒂求婚的时候，她正处于无法回答的心情。她有过动摇。动摇的是：您还是符朗斯基。他是她每天都见到的，而您，她有好长时间没有看见了。比方说，要是她大几岁——例如像我，处在她的位置上就不至于动摇了。他那个人我一直讨厌，后来也是那样。”

列文记得吉蒂的答复。她说：不，这不行……

“达丽娅·阿列克山德罗夫娜，”他干巴巴地说，“我珍重您对我的信任；但是我想您误会了。不管我对或不对，那种您蔑视的自尊心，使我不可能对卡捷琳娜·阿列克山德罗夫娜有任何念头——您知道吗，完全不可能。”

“我只再说一点：您要明白，她是我的亲妹妹，我爱她就像爱自己的孩子一样。我不是说她爱上了您，而只是想说，在那个时刻她的拒绝并不证明什么。”

“我不知道！”列文跳起来说，“要是您知道您使我多么伤心就好了！这就好比您死了孩子，而人家对您说：瞧多好的孩子啊，他理应活着，可是他死了，死了，死了……”

“您多么可笑，”达丽娅·阿列克山德罗夫娜不顾列文生气，带着伤心的讥笑说，“对，我现在越来越明白了，”她若有所思地继续说，“这么说，吉蒂来时您不到我们这里来了。”

“不，不来。当然我不会回避卡捷琳娜·阿列克山德罗夫娜的，但我将尽可能避开，免得她因为有我在而感到不愉快。”

“您非常非常可笑，”达丽娅·阿列克山德罗夫娜亲切地注视着他的脸，重复说，“那好吧，等于我们根本没有谈论过这件事儿。塔尼娅，您做什么来了？”达丽娅·阿列克山德罗夫娜用法语对进来的女儿说。

“我的小铲子在哪里，妈妈？”

“我用法语说，你也一样要讲法语。”

女孩子想用法语说，可是她忘了法语“小铲子”怎么说；母亲给她作了提示，然后她用法语说到哪儿去找小铲子。这事儿使列文很不愉快。

现在，达丽娅·阿列克山德罗夫娜的家庭和孩子们，他都觉得已经完全不像原来那么可爱了。

“再说，她为什么和孩子们讲法语？”他想，“这多不自然和虚伪！连孩子们都感觉到这一点。教会法语，却失掉了真诚。”他暗自这么想，但他不知道达丽娅·阿列克山德罗夫娜对这件事情已经反复考虑了多少次，认为必须这样才能教会自己的孩子们。

“那您还要到哪里去？再坐一会儿吧。”

列文留下来喝茶，但是他的愉快心情完全消失了，而且他觉得不自在。

喝完茶，他来到前厅吩咐备马，回来时发现达丽娅·阿列克山德罗夫娜很激动，一脸伤心的样子，眼睛上挂着泪珠。列文出去的那个时候，发生了一件事，粉碎了达丽娅·阿列克山德罗夫娜今天的幸福以及对孩子的自豪感。格里夏和塔尼娅为争一个小球打架了。达丽娅·阿列克山德罗夫娜听到儿童室里有叫喊声，就跑过去，看到了他们一副可怕的样子。塔尼娅揪住格里夏的头发，格里夏则满脸怒不可遏的难看相，用拳头乱打她。达丽娅·阿列克山德罗夫娜见到这一切时，心里像有什么东西撕裂似的。黑暗仿佛正在向她的生活袭来，她清楚了，自己如此引以为骄傲的这些孩子不过是最普普通通的孩子罢了，而且甚至是些教育得不好的，具有粗野的禽兽脾性的凶恶的坏孩子。别的她什么也不能去说和去想了，也没法向列文诉说自己的不幸。

列文看到她不幸，便竭力安慰她，说这并不表明什么不好，所有的孩子都打架；可列文在这么说的同时，心里则在想：“不，我将不会装腔作势和孩子们说法语；只要不伤害他们，不让他们变坏，他们就会是出色的。对，我的孩子将不会是这种样子。”

他告别后就离开了，她也没有挽留他。

七月中旬，离波克罗夫斯基十二俄里姐姐那个村庄的村长，到列文家来报告农事和割草的情况。姐姐那个庄园的主要收入来自河边的一块草地。往年的草，每俄亩要收农民们二十卢布。庄园由列文管理后，他曾查看过草地，发现值更多钱，于是给定了每俄亩二十五卢布的价。农民们不肯出这么多，而且正如列文所怀疑的那样，他们还拦截别的收购者。于是，列文到那里亲自去了一趟，安排采取一部分雇工按分成的办法割草。本村的农民们想方设法阻止这项革新，不过事情办成了，而且头一年草地的收益就几乎增加了一倍。前年和去年继续遭到农民们同样的阻止，而收割还是按同样的办法。今年农民们用提成三分之一的办法承包了全部草地，现在村长是来解释，草已经全部割倒，他怕天下雨，所以请了一位管账的，有他在场的情况下进行了分成，归庄园主的已经垒成十一个草垛。在问到主要一片草地收了多少干草时，村长的回答含糊其辞，他匆匆忙忙也没征得同意就把干草分了。列文又从其他农民的口气听出来，分干草时做了手脚，于是决定亲自去一趟，检查这件事情。

吃午饭时来到村里，把马留在了一个老头儿朋友家，那是他哥哥的奶妈的丈夫。列文家养蜂场的一个老人在那里，想从他那里弄清收割草地的详细情况。爱说话、面目慈祥的帕尔缅内奇老人高兴地接待列文，让他看了自己经营的整个范围，讲述了有关自己的蜜蜂及今年分蜂箱的全部详细情况；但当问到割草时，他吞吞吐吐，躲躲闪闪。这就更使列文相信自己的推测。他来到割草的地方，查看了草垛。这些草垛每个不会有五十车，于是，为了揭穿农民，列文吩咐立刻要来运干草的大车，拆开一垛把它运往干草棚里。结果一垛只装了三十二车。尽管村长要人相信干草很松，说它们堆成垛后就压实了，还对天发誓称一切都是按上帝的意旨办的，列文仍坚持自己的意见，说这次分配未经他的许可，因此不能按每垛五十大车接受。经过很长时间的争论，终于以这十一垛以每垛五十车算归农民们，而主人家的一份重新计算。这次谈判及干草垛的分配一直持续到晌午。到最后，干草分配完了，列文便把剩下部分的监督工作托付给了管账人，自己坐到一个用柳树木桩做标记的草垛上，观赏起忙忙碌碌的人们来。

在前面沼泽地那边的河流拐弯处——一队穿得花花绿绿的村妇正开心地高声谈笑着，来来往往，把散落在鲜绿草地上的干草迅速收集成弯弯曲曲的灰色草堆。手拿叉子的农民们跟在她们后面，再把草堆垒成又高又大的蓬松干草垛。收割后的草地左边，一架接一架的大车轰隆隆响着载着一大叉一大叉装上的干草。草堆消失了，那些地方这时只停着一车车芳香的干草，干草沉沉的，一直压到马尾上。

“正是割草的天气啊！干草坏不了！”一个老头子在列文身边坐下来说，“那样子，不像是在拾干草！倒好像鸭子在啄食给它们撒下的粮食！”他指指正在拾干草的人们说，“午饭后都运走一多半了。”

“是最后一车了，还是怎么的？”一个小伙子站在车身前边，挥舞着粗麻缰绳的一端。他赶车经过老头子身边时，老头子对他嚷嚷说。

“最后一车，老爷！”小伙子嚷嚷着，勒住马微笑着回头看了一眼在车子里的那位满面红光也正微微笑着的村妇，随即往前去了。

“他是谁？你儿子？”列文问。

“我的小儿子。”老头子亲切地微笑着说。

“多好的小伙子！”

“马马虎虎吧。”

“成家了？”

“是啊，圣菲力普节结的婚，两年多了。”

“怎么，有孩子了？”

“什么孩子！整整一年他啥也不懂，还害臊呢，”老头子回答，“不过，瞧这干草！真是好货！”他想转移话题。

列文更加仔细地留神看了看万卡·帕尔缅诺夫和他的妻子。他们在离他不远的地方装干草。万卡·帕尔缅诺夫站在大车上，接过自己年轻漂亮的妻子开始一束束收起，然后灵活地用叉子递上来的干草，同时把满满一车干草边踩边码放平整。那年轻的村妇干起活来显得轻松、快活又灵巧。用叉子一下举起垒成大堆的干草不容易。她先用叉子一戳，然后以富有弹性的敏捷动作用整个身子的重量顶起叉子，再弯下结着红腰带的背部，伸直上身，白褂子下丰满的胸脯再一挺，便双手灵活地抓稳叉子，把一束束干草扔到高高的大车上。万卡显然竭力想使她少费力气，赶忙大大伸开双臂，接过递上的干草，并把它安放在大车上。把最后剩下的干草用耙子收拢装上后，那村妇抖掉散落在自己脖子上的草屑，理好耷拉在她还没有晒黑的白皙前额边的红头巾，钻到大车旁边把绳子结好。万卡教她该怎么用结扣住横木的绳子，听她说了几句什么话，哈哈大笑起来。从两人的脸部表情上，可以看出那种强烈、年轻和才觉醒不久的爱情。

装载干草的大车捆好了。万卡跳下来，拉起缰绳，牵了喂得饱饱的好马走了。那村妇把耙子扔到大车上后，迈着矫健的步子，挥舞着双手，就加入集合成一圈正跳舞的娘儿们堆里去了。万卡上路后，加入了其他载运大车的行列。肩上扛着耙子的村妇们，一个个花枝招展，用清脆欢快的声音说说笑笑地跟在车队后边。有位村妇拉开粗野的嗓子唱起歌来，她唱完后，四五十个参差不齐又健康有力的嗓子，又从头合唱了一遍这首歌。

边走边唱的村妇们靠近列文了，他仿佛感到一阵带着欢乐的雷鸣的乌云降临到了自己的头上。乌云逼近了，笼罩着他，接着，他躺着的草堆，以及其他草堆、大车、整个草场和远处的田野——全都好像和着这夹杂叫喊、呼哨及打嗝的粗野欢乐歌声的节拍，摇摇晃晃地行进。列文开始为这种健康的欢乐感到羡慕，想加入这种表现生活的欢乐中去。但是他什么都不会，只得躺着，边看边听。当唱着歌的人们从视野和听觉中消失得无影无踪时，一种因为孤独，因为切身的空虚无聊以及自己对这个世界的敌意而产生的苦恼的沉重感觉，向列文袭来。

就是这些农民，其中有几个曾为干草与他争论得很厉害，有的受过他的责骂，有的曾想欺骗他，这时他们都高高兴兴地向他弯腰鞠躬，因此显然没有也不会对他有任何恶意，或者虽没有丝毫后悔，但也不会记得自己曾试图欺骗他。所有这一切，都淹没到共同劳动的欢乐海洋中去了。上帝赐给了时间，上帝赐给了力量。时间和力量都献给了劳动，报答也就在劳动本身中。可是，为谁劳动？劳动将得到什么样的结果？这都是些无所谓和微不足道的考虑。

列文常常赞赏这种生活，对过着这种生活的人往往有一种羡慕的感觉。现在，特别是亲眼看到万卡·帕尔缅诺夫对待自己年轻的妻子的那种情景后，列文头一次想要改变自己过去那种沉重、空虚、不自然的生活，使它成为劳动、纯洁和共同美好的生活。而这取决于他自己。

和他一起坐着的老头子早已回家去了，人们全都散了。近一点儿的回家了，而远一点儿的则集合起来吃晚饭，他们就在草地上过夜。没有引起人们注意的列文，继续躺在草堆上看着、听着和想着。留在草地上过夜的人们，因为夏季夜晚短，几乎通宵不睡觉。起初听到一起晚餐时欢乐的谈话声和吃过晚饭后的哈哈大笑声，然后又是歌声和嬉闹声。

漫长劳动的一整天，除了欢乐，在他们身上再没有留下任何别的东西。朝霞出来之前，一切都沉静下来。只听到沼泽地里夜间不停的蛙叫及晨雾升起时马儿在草原上扑哧哧的喷鼻声。列文醒来后从草堆上爬起来，抬头看看四周的星星，知道夜已经过去了。

“那么，我做什么呢？我怎么做到那样？”他又对自己说，努力想把这短短一夜来反复考虑和反复感觉到的一切都整理出来。他反复考虑和反复感觉到的一切，分成三条独立的思路，一条——抛弃自己原来的生活，抛弃自己那些无用的知识和教育。这种抛弃将是一种享受，对他来说，会感到轻松和快乐。另一种想法和观念，涉及自己现在想过的那种生活。他清楚地感觉到了这种生活的朴实、纯洁和完整性，并确信将会从中得到自己深感缺乏的那种满足、安静和尊严。然而，第三种想法则在一个问题上打转了，那就是怎么完成这种从旧到新的生活的过渡。对此，他可是一点儿也不清楚了。“讨个老婆？去干活？干活是必需的吗？撇下波克罗夫斯基村不管？买块地？登记加入个团体？和农民的女子结婚？我怎么做到这样？”他反复问自己，却得不出答案。“其实我一整夜没有睡，也没法给自己得出个明确的答案，”他对自己说，“我以后会想清楚的。有一点是对的，那就是这一夜决定了我的命运。我以前对家庭生活的全部幻想都是胡说八道，不是那么回事儿，”他对自己说，“这一切，都美好得多，也简单得多。”

“多美啊！”他张望着停留在头顶上蓝色天空中一片由浪花般的白云组成而像珠母贝壳的奇怪形状，暗自在想，“这个美妙的夜晚，一切都很美妙！这片贝壳状的云是什么时候形成的？不久前我仰望天空时，那里还什么都没有——只有两道白白的薄云。是啊，我对生活的观点也是这么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变化！”

他走出草原，来到通往村子的大道上。微风徐徐吹来，天色变得灰暗了。黎明前通常的昏暗时刻到了，它充满光明对黑暗的胜利。

列文因为觉得冷，缩紧了身子，眼看着地面，加快了步伐。“这是什么？有人走过。”他听到铃铛声，边想边抬起头。在距离自己四十步远的地方，一辆四匹马拉的轿式马车正顺着他走的杂草茂密的大道迎面过来。拉套的两匹马避开车辙紧贴着辕杆，但侧身坐在赶车人位置上的那位马车夫机灵地使辕杆对准车辙，因此马车轮子平平稳稳地转着往前跑。

列文只注意到这一点，没有去想里边坐的是谁，他漫不经心地瞧着轿式马车。

轿式马车里边，一位老太太在角落上打瞌睡，而靠窗口处坐着位年轻姑娘，她显然是刚醒过来，两只手抓着白帽子的两条丝带。这位姑娘容光焕发而若有所思，充满了使列文感到生疏的那种优雅和复杂的内心生活，她正越过他的头顶眺望着朝霞。

就在这梦幻消失的那一瞬间，一双真实的眼睛注视到他身上。她认出是他，脸上泛起惊喜的亮光。

他不会看错。这样的眼睛世界上只有一双。这样的人世界上只有一个，能为他把生命的全部光明和意义集中起来。这是她。这是吉蒂。他明白了，她是从火车站到叶尔古晓沃来。接着，这个不眠之夜使列文激动的一切，他已经下决心采取的决定，全都突然消失了。他怀着厌恶的心情，回忆起自己想娶农家女子为妻的幻想。只有在那里，在迅速离去并转到大道另一边的轿式马车里，才能解开近来折磨着他的生活的谜团。

她再也没有往外边眺望。车轱辘的声音听不见了，只依稀听到铃铛声。狗叫声表明轿式马车已经过了村子——留下的是周围一片空旷的田野，前面的一个村庄，以及孤零零对一切都生疏的、独自在荒凉的大道上徒步走去的他本人。

他抬头仰望天空，指望在那里找到自己喜欢的贝壳；对他来说，那是一夜来全部思想感情过程的化身。天上已经再也没有贝壳形状的云朵。那边，在深不可测的高处，已经发生了神秘的变化，连一点儿贝壳的印迹都不存在了，有的是布满半边天的越来越稀薄的羊毛地毯似的白云。天空变得湛蓝和明净了，并带着同样的温柔而又高深莫测，回答他那询问的目光。

“不，”他对自己说，“不管这种淳朴和劳动的生活多么美好，我都不会回到它这里来了。我爱她。”

除了与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最亲近的人，谁也不知道这个表面上冷冰冰和理智的人，有一个与他性格的整个气质相矛盾的弱点。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无法冷静地听说和看到一个孩子或女人流眼泪。看到眼泪他会手足无措，完全失去思考的能力。他的办公室主任和秘书都知道这一点，总预先告诉求见的女性，如果她们不想把事情弄糟，就千万别哭。“不然，他会生气的，并且不再听您说了。”他们反复说。确实，在这种场合，被眼泪搅得心烦意乱的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会表现得急躁、愤怒。“我不能，我毫无办法。请您出去！”在这种场合，他往往就这么嚷嚷。

从赛马场回家途中，安娜对他说明了自己和符朗斯基的关系，紧接着便双手捂住脸哭起来，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尽管心里充满对她的憎恶，但被她的眼泪弄得心慌意乱。他知道这一点，并知道此时此刻自己表现出这种感情不合适，他于是竭力控制住自己，表情僵硬，也不看她。这使安娜万分惊讶。

到了家门口，他扶她下了马车，同时竭力克制自己的感情，像通常习惯的那样彬彬有礼地和她告别，说了几句他根本无须说的话；他说，明天将把自己的决定告诉她。

妻子说的那些话，证实了他最坏的猜想，狠狠刺痛了他的心。因为她的眼泪而让自己对她越发怜悯，更加深了这种痛苦。但是，当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一个人留在马车里后，使他高兴和奇怪的是，他感觉到既摆脱了这种怜悯，又摆脱了最近一个时期来折磨着他的怀疑和妒忌的痛苦。

他经受的感觉，就像一个人终于拔除了一颗痛了好久的牙齿。在可怕的疼痛过后，这种感觉就像是某种比脑袋更大的东西从牙床上拔除了，他突然觉得那种长久伤害自己生活的东西再也不存在了，他又可以去生活、去思考，而不用再关心牙齿了。这种感觉，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感觉到了。疼痛是古怪而可怕的，不过现在它过去了；他感觉到又可以去生活，而不用再考虑妻子了。

“她没有廉耻，没有良心，没有信仰，一个堕落的女人！这一点，我从来就明白，从来就知道，为了怜惜她，却在欺骗自己。”他对自己说。于是，他仿佛真的从来就知道这一点；他回顾他们共同生活的详细情况，以前似乎觉得并没有什么不好，但是现在，这些详细情况清楚地表明，她从来就是个堕落的女人。“把自己的生活和她联系在一起，这是一个错误；可是这不能怪我，因此我不应受到惩罚。错不在我，”他对自己说，“过错在她。不过，她的事情与我无关。对我来说，她已经不存在了……”

他已不再关心她和儿子将遭受的一切。他的感情变了，对儿子也像对她一样。现在他关心的一点，是怎么以最最好、最最体面的，对自己最方便因此也是最公正的方式，把她的堕落使他蒙受的污脏抖落掉，好让自己继续顺着积极、真诚、有益的生活道路往前走。

“我不会因为一个下贱女人犯罪而不幸的，我只是应当找到一种最佳办法，以摆脱她将我陷入的沉重处境。我会找到这种办法的，”他对自己说，脸色越来越阴沉，“我不是头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且不说历史上的例子吧，通过回忆，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的脑海里开始清晰地浮现出一切与《美丽的叶莲娜》中的墨涅劳斯[100]相似的例子，当代上层社会中许多位妻子都对她们的丈夫不忠。“达里亚洛夫、波尔塔夫斯基、卡里巴诺夫公爵、帕斯库京伯爵、德拉姆……对，还有德拉姆……这么正直能干的人……谢苗诺夫、恰金、西戈宁，”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在回忆，“这些人，就算遭到了讥笑，但我对他们从未有过这种想法，我一直同情他们，觉得他们不幸。”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对自己说，虽然事实并非这样，他对这类不幸从来没有表示过同情，倒是妻子背叛丈夫的事例出现得越多越经常，他就越看重自己，“任何人都可能遭到这种不幸。这种不幸也会落到我头上。问题只在于以什么样的方式摆脱这种处境。”于是，他开始反复考虑起和自己处境相同的那些人所采取的办法来。

“达里亚洛夫进行了决斗……”

决斗在青年时代曾经令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无比神往，但因为他是个体质虚弱的人，所以他有自知之明。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每想到手枪对准自己就恐惧，他生来不曾使用过任何武器。这种恐惧从年轻时就常常迫使他想到决斗，想想自己的生命遇到危险时的情景。取得成功并站稳脚跟后，他早就把这种感觉忘了；但习惯发挥作用了，他还是为自己的怯懦而担心，他又久久地从所有方面考虑决斗的问题，尽管事先就知道，他是无论如何都不会去决斗的。

“我们的社会无疑还这么野蛮（不像在英国），许多人——其中有些人的意见，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特别看重——从好的方面去看决斗；可是结果会怎么样呢？比方说，我去和别人决斗，”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继续想着，而且清楚地想象自己发出挑战后的一夜，还有对准他的手枪，他便浑身发抖，于是他明白自己永远不会这么干的，“就算我去和他决斗，就算人家教会我，”他继续想，“安排好了，我扣动扳机，”他自言自语，同时闭上眼睛，“结果我把他打死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对自己说，并摇摇头，打消了这种愚蠢的想法。“为了明确自己对有罪的妻子及儿子的态度，打死一个人有什么意思？我还不是仍旧得解决该拿她怎么办的问题。但是，更显然和毫无疑问的是——我会被打死或打伤。我，一个无辜的人，成了牺牲品——被打死或打伤。更没有意思了，但这还不够；从我这方面讲，提出决斗将是个不明智的举动。难道说我事先不知道，我的朋友们永远不会让我去决斗的——他们会让一个俄罗斯需要的政治家的生命遭受危险吗？结果呢？结果是我事先知道永远不会有危险，只想借此给自己增添几分虚伪的光彩。这不真诚，这是虚伪，是自欺又欺人。决斗毫无意思，谁也不会指望我这样。我的目的，在于保证我的名誉，保持我不受阻碍地继续从事自己的活动所需要的名誉。”以前在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心目中就有着重要意义的公务活动，现在让他觉得意义特别重大了。

经考虑将决斗的想法推翻后，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想到了离婚——这是他想起来的那些被欺骗的丈夫采取的另一种办法。通过回忆反复掂量离婚的所有种种情况（在他很了解的上层社会中，类似的事情曾经发生过很多次），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找不出一种情况，离婚会达到他所期望的那种目的。所有这些情况中，丈夫不是让出不忠的妻子便是把她卖了，而因为有罪无权结婚的那一方，则无法与新的配偶结成光明合法的关系。在自己当前的情况下，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发现要达到合法，也就是把有罪的妻子休弃的那种离婚，是不可能的。他看出来，自己所处生活的复杂条件不允许提供那些丑恶的证据，要求法律判定妻子有罪；他看出来，他们过的体面，导致了他们即使有这种证据也不允许提供出来；并且，要是提供这些证据，他在社会舆论界的损失会比她大得多。

如果想要离婚，只会导致一场出丑的官司，它势必成为仇敌的把柄，他们会用这个来诽谤并降低他在社交界的崇高地位。主要的目的——以最少的麻烦保持地位——通过离婚也达不到。再说离婚，就算打算离婚吧，妻子显然会断绝与丈夫的关系，和自己的情人结合到一起。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现在尽管仿佛对妻子充满蔑视的冷淡，而他心里对她仍留着一种感情——不希望她毫无阻碍地与符朗斯基结合，使她的罪恶反倒对她有利。这一个思想就使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愤怒，只要想到这一点，他就会打心里痛得嗷嗷直叫，在马车里站起来改变位置，然后长久地阴沉着脸，用毛茸茸的厚毛巾毯把自己那双容易受寒的瘦骨嶙峋的腿脚裹上。

“除了离婚，还可以像卡里巴诺夫、帕斯库京和这位善良的德拉姆那样，和妻子分开过。”安静下来后，他继续在想；但觉得这种办法也和离婚一样，会造成屈辱，而主要的——它和离婚一样，会把妻子推向符朗斯基的怀抱。“不，这不可能，不可能！”他又一边裹着自己的毛巾毯，一边大声说，“我不能成为不幸的那个人，她和他都不应该幸福。”

情况不明时折磨他的那种妒忌感，在妻子坦白的那一刻，就像病牙被疼痛地拔掉一样，已经过去了。可是它被另一种感情代替了：他希望她不但不能得偿所愿，还要为自己的罪过遭到报应。他并不承认有这种感情，但在心灵深处，他希望她为破坏了他的安宁和名誉而受折磨。于是，他再反复想了想。决斗、离婚、分居等方法再次被否定以后，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坚信出路只有一条——把她控制在自己身边，对社交界隐瞒所发生的事情，并采取一切相应的手段中断联系，以及主要的——这一点他自己并不承认——要惩罚她。“我得向她宣布自己的决定。仔细考虑了她给家庭造成的严重情况后，与表面上status quo[101]比较起来，所有其他办法对双方都将更糟，因此我同意维持这样的关系，但以她必须严格遵守我的意旨为条件，也就是断绝与情人的关系。”在下定决心完全采取这一办法的时候，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又产生了一个重要的想法。“只有采取这样的决定才符合宗教，”他对自己说，“只有采取这样的决定，我才不会抛弃自己有罪的妻子，并使她有改正的可能，甚至——这将对我多么沉重——我会贡献自己的一部分精力使她改正，得到挽救。”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虽然也知道自己无法给妻子施加道德影响，这一整套要她改正的尝试，除了自欺欺人不会有什么结果；他虽然在经受这些沉重的时刻，同时从来不曾想到宗教中去寻找启示——现在，当他想到自己的决定仿佛与宗教的要求相符，会得到宗教的认可时，他又感到满意了，内心平静下来。他是始终高举宗教规范的，虽然现在人们普遍淡漠和忽视宗教。只要想到在这么重要的问题上，也没有谁能够指责他的行为不合教规，他感到高兴。在考虑进一步的详情细节时，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甚至没有发现，为什么他对妻子的态度几乎没法像以前一样了。他无疑将永远无法像原来那么尊重她，但是，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原因使他打乱自己的生活，不会因为她是个堕落不忠的妻子而感到痛苦。“是的，时间会过去的，时间会安排一切的，原来的关系一定会恢复，”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对自己说，“也就是恢复到那样的程度，到时候我将不会烦恼。她应当不幸，而我是无辜的，所以我不会不幸。”

快到彼得堡的时候，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不仅完全坚持自己的决定，而且脑子里想好了他要给妻子写的一封信。走进门房处，阿列克谢看了一下信件及部里来的公文，吩咐等下给他送到书房里。

“把马卸下来，我谁也不接待。”守门人问他时，他特别强调“不接待”几个字，似乎心情还不错。

在书房里，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转了两圈，在仆人事先点好的六支蜡烛的一张大写字台旁边停下来，手指头弄得咯吱咯吱响了一阵，便坐下来清理文具。他的一个胳膊肘靠着桌子朝一边侧过脑袋，考虑了一会儿，就开始分秒不停地写起信来。他的信对她没有用称呼，是用法文写的，因为法文里的“您”不具有在俄文里那种疏远的意思。

在我们最后一次谈话中，我向您说过，这次谈话的决定将会书面通知您。经过仔细全面的考虑，现在我为履行承诺写这封信。我的决定是这样的：不管您的行为如何，我认为自己无权断绝上苍把我们联结在一起的关系。一个家庭不能因为夫妻中一方的任性、胡闹或甚至犯罪而遭到破坏，我们的生活应该和以前一样。为了我，为了您，为了我们的儿子，都必须这样。我完全相信，对导致这封信的那件事情，您已经悔悟并仍在痛悔，而且您将和我齐心协力消除我们不和的原因，并忘了过去的事情。不然的话，您自己可以设想等待您和儿子的将是什么。关于这一切更详细的情况，希望在单独见面时再谈。鉴于别墅避暑的季节已临结束，我还是请您尽快搬回彼得堡，最好是在星期二之前。我为您的回来作好了一切准备，希望您也能按我的建议行事。

阿·卡列宁

另外，随信带去您花费所需要的钱。

他把信再看了一遍，感到满意，特别是想起了提到带钱去；没有一句粗话，没有指责，但也没有宽容。主要的是——为她回来提供了一座黄金般的桥梁。把信叠好，用沉甸甸的象牙刀压平了，和钱一起装进信封里以后，然后带着一种满足的心情，按了按铃。

“交给信差，叫他明天送到别墅去给安娜·阿尔卡杰耶夫娜。”他说着，便站起来了。

“是，大人。吩咐把茶送到书房里来吗？”

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吩咐把茶送到书房里来，同时玩着沉甸甸的纸刀，向靠背椅走去，那旁边已经备好了灯及一本已经打开的关于古代碑铭的法文著作。靠背椅上方，悬挂着一幅名家绘画的嵌着金边的安娜的肖像。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瞥了它一眼。画中那双高深莫测的眼睛正带着嘲笑和厌恶的神情望着他，就好像他和她最后交谈的那个晚上那样。这肖像画工出色，秀发乌黑，无名指上戴满戒指的手白皙漂亮，这模样使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感到难以忍受的厌恶，它就好像在向他挑战。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看了一会儿肖像，浑身颤抖，嘴唇都在哆嗦，发出“啊呵呵”的声音，便把脸转开了。他急忙在靠背椅上坐下来，翻开书试图阅读，可怎么也无法恢复原来那种对古代碑铭的浓厚兴趣了。他眼睛看着书本，心里却想着别的事情。他想的不是妻子，而是国务活动近来的复杂化，它成了他当时主要关心的一桩公务。他觉得现在自己比任何时候都更深入地洞察这种复杂变化，因此在他头脑里产生了一个——他可以毫不吹嘘地说——十分有价值的思想，它能解决整个事件，提高自己在官场上的分量，击败敌人，由此可以给国家带来更大的利益。仆人刚放下茶走出房间，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便站起来，走到写字台旁边。把装着当天文件的公文包推到中间后，他稍稍露出得意的微笑，从笔架上取出一支铅笔，便埋头阅读起有关当前这个复杂案件的报告来。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作为一个政府要员，有一个像他那种步步高升的人所固有的特点，那就是在追逐功名、谨慎克制、真诚自信的同时刚愎自用。他的特点是蔑视官样文章，尽力减少公文往来，尽可能直接面对活生生的事实并节约开支。恰好一个著名委员会——“六月二日委员会”提出了扎拉依斯基省土地灌溉一案。这个省刚好由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那个部管辖，它成了少有的无效开支和官样文章的例子。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知道这是事实。扎拉依斯基省的土地灌溉事业，是从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的前任开始的。而且确实，它已经花了很多钱，现在还在大量花费，却完全没有效益，这事儿显然不会有任何结果。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上任后，立刻就明白了这件事情，并考虑着手进行处理。开始的时候，他感到自己还没有站稳脚跟，知道这事儿势必触及太多的利益，觉得不方便；后来，他因为忙于其他事务，就这么把这事儿给忘了。它也和所有的事儿一样，无人过问了（很多人靠它混饭吃，特别是有一个很正派的音乐人家：几个女儿都会弦乐。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认得这家人，是他们大女儿的男主婚人）。这件事情由敌对部提出来，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认为这样的做法是不正当的，因为哪个部里都有比这还严重的事儿，而出于众所周知的官场体面，并没有人出来揭发。现在倒好，既然人家已经向他扔过一只手套要挑战，他也就勇敢地拾起这只手套应战，要求任命一个特别委员会来研究和检查扎拉依斯基省土地灌溉委员会的工作，但是他丝毫没有向那些先生示弱。他要求再任命一个关于安置外地人的专门委员会。安置外地人的事儿是六月二日委员会上偶然提出的，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便把外地人的悲惨情况看成一个刻不容缓的案子竭力加以支持。委员会上，这事儿成了几个部之间互相争吵的导火线。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敌对的那个部认为外地人的情况非常好，而提出的改革可能断送事业的繁荣，至于有什么欠缺之处，那只是因为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那个部没有履行法律所规定的措施。现在，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打算提出：第一，组成一个新的委员会，责成其实地调查外地人的状况；第二，假如外地人的状况确实像委员会已经掌握的资料那样，那就再任命一个新的学者委员会，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外地人悲惨状况的原因进行研究：（1）政治的，（2）行政的，（3）经济的，（4）人种学的，（5）物质的及（6）宗教的；第三，要求敌对的部提供近十年来该部为防止外地人身处不良处境所采取的措施；还有第四，就是最后，要求该部说明，为什么从提供给委员会的一八六三年十二月五日和一八六四年六月七日的一七〇一五号和一八三〇八号证件可以看出，它采取的行动与基本法和组织法第十八条和第三十六条附录的精神直接相违背。当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把这些想法作为笔记写下来时，脸上满是兴奋的红晕。写完一页，他站起来，按了铃，把一张要求为他提供所需材料的单子，转交给了办公室主任。他站起来在房间里踱步时，又瞧了一眼肖像画，沉下脸并蔑视地微微一笑。之后，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又读了一会儿那部关于古代碑铭的著作，重新对它产生了兴趣，到十一点钟才去睡觉。当他躺在床上，回想起和妻子发生的事情时，已经觉得它并不那么令人烦恼了。

符朗斯基对安娜说，她不能这样过日子，劝她向丈夫公开一切。这时，安娜虽然固执、愤愤地对他作了反驳，但在心灵深处还是认为自己的处境确实是虚伪的、可耻的，因此满心想改变它。和丈夫一起从赛马场回来时，她一激动就把什么都对他说了；尽管当时她很难受，但现在她为此而高兴。丈夫撂下她走了以后，她对自己说她很高兴，现在一切都明确了，这样至少用不着撒谎和欺骗谁了。她仿佛觉得，现在自己的处境将永久确定下来，这是毫无疑问的。它，这种新的处境也许很糟，可将是明确的，不再会模糊不清和虚伪。她把这些话说出来以后，以为给自己和丈夫造成的那种痛苦，现在便将以一切都确定下来的结局作为报偿。这天晚上，她和符朗斯基见了面，虽然为了使一切更确定，她应当把自己和丈夫间发生的事情告诉他，但她没有。

第二天早晨醒来时，她首先想到的是自己告诉丈夫的那些话。她觉得这些话是那么可怕，以至于现在不明白自己怎么会说出这些古怪粗野的话来，也无法设想这么一来自己怎么办。但是，话已经说了，并且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什么也没有说就走了。“我见到了符朗斯基，却没有告诉他。还在他刚离开的那会儿，我曾经想叫他回来并告诉他的，可是改变了主意。怎么我一开始没有告诉他，真是荒唐。我为什么不告诉他呢？”回答这个问题的，是她脸上涌起火辣辣的羞臊的红晕。她知道是什么妨碍自己这么做，她知道，自己感到害臊。她那仿佛昨天已经说清楚了的处境，现在她突然觉得不但没有说清楚，而且毫无希望。她开始为以前没有加以考虑的耻辱感到害怕起来。当时她只考虑自己的丈夫将会怎么样，一些最可怕的思想向她袭来。她脑子里觉得，管家马上就会来把她赶出家门，自己的耻辱将传遍全世界。她自问被逐出家门后到哪里去，却没有找到答案。

在想到符朗斯基时，她觉得他不爱自己，他已经开始厌烦自己了，她不能把自己托付给他，因此她感到自己对他产生了敌意。她仿佛觉得自己对丈夫说了并在头脑里不断重复的那些话，也对大家说了，而且大家都听到了。她无法正视和自己一起生活的那些人。她不敢喊侍女，也更少下楼去见儿子和女家庭教师了。

早就在她门旁探听动静的侍女自己进她房里来了，安娜疑惑地注视着她的眼睛，并惊慌得涨红了脸。侍女为自己进门请求原谅，说她好像听到了铃声。她送来了一条裙子和一张便条。便条是贝特西写来的。贝特西提醒她，说今天早上丽莎·梅尔卡洛娃和什托尔茨男爵夫人将带着自己的崇拜者卡鲁日什斯基和斯特列莫夫老头到她家里玩槌球。“就算当做研究风习来看看也好。我等着您。”她在结尾写道。

安娜看完便条，深深叹了口气。

“没事，没什么事，”她对安努什卡说，同时摆弄着梳发台上的小香水瓶和刷子，“你走吧，我这就穿好出来。没什么事。”

安努什卡出去了，但安娜没有穿衣服，她依旧那样耷拉着脑袋和双手坐着，而且不时全身发颤，好像要做出个什么姿势，说点儿什么，可是又无可奈何地静静待着。她不断地重复说：“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但无论“上帝”和“我的”，对她来说都没有任何含意。尽管她受的是宗教的教育，对宗教从不怀疑，但为自己的处境到宗教中寻求帮助的想法，对她来说，就像请求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帮助一样格格不入。她早就知道，只有放弃自己全部生活的意义的时候，她才可能向宗教寻求帮助。她不但感到沉重，而且开始经受到面对新的自己从未经受过的恐惧。她感到自己的整个心灵分裂成了两半，就像疲倦时眼睛里看到的东西成了双影。她有时不知道自己害怕什么，想要什么。她害怕的和想要的是过去那样，还是将要发生的事她到底希望的是什么，她也不知道。

“啊，我该怎么办！”她自言自语，突然感到脑袋两边疼，清醒过来时，她发现双手正抓住两鬓的头发。她跳起来，开始在房间里来回走着。

“咖啡准备好了，教师小姐和谢辽若在等着。”再次进来的安努什卡发现安娜还是原来的那种样子后说。

“谢辽若？谢辽若怎么了？”安娜突然活跃起来问，整个一早上她头一次想到儿子的存在。

“他好像做错事了。”安努什卡微微笑着说。

“怎么做错了？”

“您有些桃子放在房间拐角上，他好像偷吃了一个。”

提起儿子，安娜突然走出了自己所处的无可奈何的境地。她想到了这几年来她这做母亲的对儿子的生活的职责，这职责是天经地义的。她为儿子活着，近年来她亲自照料他。她高兴地感到，在当前的处境中有一个使自己能独立于丈夫和符朗斯基的强大支柱。这支柱就是她的儿子。不管自己落到什么地步，她都不会抛弃儿子。即使丈夫使她出丑，即使符朗斯基冷落她，继续过他独立的生活（她又恼怒而责怪地想到他），她也不能丢下儿子。她有生活的目的。她为此应该行动，行动，以保证儿子不会从她身边被夺走。应当带着儿子离开。这就是她现在应该做的。她需要安静，摆脱这种痛苦的处境。想到和儿子直接有关系的事儿，想到现在就应该带着儿子到什么地方去，终于，她平静下来了。

她迅速穿好衣服，到楼下，迈着果断的步子，来到谢辽若和女家庭教师通常等着她喝咖啡的客厅里。谢辽若穿着一身白衣服站在镜子下面的一张桌子旁边，弯着背和脑袋，带着她熟悉的像他父亲那种聚精会神的表情，手正拨弄着的一束花。

女家庭教师显得特别严肃。谢辽若照例尖叫起来：“啊，妈妈。”接着他犹豫不决地停在了那儿：是该把花扔下，马上跑过去向母亲问安呢，还是等做好一个花冠后再拿着它过去。

女家庭教师问过好后，开始烦琐而明确地讲述起谢辽若的行为来，但是安娜没有听，她在想自己是不是把她也带走。“不，不带，”她决定了，“我一个人带着儿子走。”

“是的，这样很不好，”安娜说着，抓住儿子的一个肩膀，用一种严厉而羞怯，使孩子担心又高兴的目光看了他一眼，并吻了吻他，“把他留给我吧。”她对感到惊讶的女家庭教师说，同时不放开儿子的手，在准备好咖啡的桌子旁边坐下来。

“妈妈！我……我……不……”他边说边竭力想根据她的表情，弄清因吃了桃子她会把自己怎么样。

“谢辽若，”女家庭教师一出去，她便说，“这不好，但你以后再也不会这样做了，是吗？你爱我吗？”

她感到眼泪已经流出来了。“难道我能不爱他吗？”她凝视着他惊恐而又高兴的目光，暗自说，“难道说还会以让他单独留下和父亲一起来惩罚我？难道不会可怜我？”眼泪已经流到她脸上，为了掩饰，她突然站起来，几乎跑步来到露台上。

近几天下了几场雷雨，天气变得凉快晴朗了。在穿过被雨淋湿的树叶照射下来的明丽阳光下，室外还有几分寒意。

来到新鲜空气下，使得她发颤的寒意和内心恐惧，便以新的力量向她袭来。

“去吧，到玛丽艾特那里去！”她对跟自己出来的谢辽若说着，便开始在露台的草垫上踱起步来。“难道他们不会原谅我，会不明白这全是出于无奈？”她对自己说。

随风摇曳的山杨树树梢和树叶在雨后凉丝丝的太阳光下闪闪发亮。她停下来看了看，明白了他们是不会原谅的，一切东西及所有的人，现在都将和这天空，这绿色一样毫无同情心。于是，她又感到自己内心里开始分裂成两半。“不该，不该去想，”她对自己说，“应当收拾一下了。上哪儿？什么时候？带谁和自己一起走？对，乘晚班火车到莫斯科去。带上安努什卡和谢辽若，以及几件必需的东西。事先应当写信告诉他们两个人。”她迅速进屋回到自己房里，贴桌子坐下后就给丈夫写信：

“在发生了那件事情后，我再也不能留在您家里了。我带儿子走了。我不懂法律，所以不知道儿子该和父母中的哪一方在一起；但是我带他走了，因为没有他，我没法活。求您宽宏大度，把他留给我。”

至此她写得又快又自然，但到了请求她不认为他具有的宽宏大度而得用一句动人的话来结束这封信时，她被难住了。

“要谈自己的过错和自己的悔悟，我办不到，因为……”

因为在自己的思想中找不到联系，她又停下了。“不，”她对自己说，“什么也不必写。”随即把信撕了，重写了一遍，省去了宽宏大度，就封上了。

另外，还得给符朗斯基写一封信。“我向丈夫声明了。”她写道，便因为没法往下写坐了好久。这样太粗俗，太不女性了。“而往下，我还能对他写什么？”她对自己说。羞耻感使她泛起满脸红晕，回想起他的平静，一种对他的失望之情使得她把写了一个句子的一张信纸撕得粉碎。“什么也不需要写。”她放好信笺夹后对自己说，便上楼告诉女家庭教师和大家，她今晚去莫斯科，接着便立刻动手收拾东西。

看院子的人、园丁和仆人们在别墅的房间里来来往往，搬运东西。立柜和五屉橱都打开着，两次派人到小铺子里去买绳子，地上摊满了报纸。两个大箱子、一只布袋和几条捆好的方格子毛毯，都已经搬到了前厅。一辆四轮轿式马车和两个马车夫，已经在台阶旁边等候着。为收拾行装忘了内心担忧的安娜正站在自己房间的桌子前边打点旅行包。安努什卡告诉她，有一辆马车驶来了。她往窗口张望了一下，看到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的信差正在台阶上按入口处的门铃。

“你去看看怎么回事。”她说，同时有一种准备对付一切的沉静，她双手放在膝盖上，坐在靠背椅上。仆人递过一个厚厚的公文包，封面由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亲手所写。

“信差奉命要回执。”他说。

“好的。”她说。等那人一出门，她便双手哆哆嗦嗦地打开公文包。里边掉出一沓用窄纸条捆绕的还没有折印儿的钞票。她打开一封信，从末尾读起来。“我为您的回来作好了一切准备，希望您也能按我的建议行事。”他写道。她很快从后往前地溜着看，全看完了，再从头开始把信看了一遍。看完后，她感到浑身发冷，一种没有意料到的可怕不幸降临到她身上。

早晨她还后悔自己对丈夫说的话，只想着这些话不说就好了，但愿他的信能证明那些话等于没有说过，给予她所希望的东西。但是现在，这封信使她感到事情要比所能想象的一切都可怕。

“对！对！”她脱口而出地说，“显然，他从来都是对的，他是个基督徒，他宽宏大度！不过他是一个卑鄙下流的人！这一点，除了我谁也不明白，而且也不会明白，而我又讲不清楚。人家说：他是个信教的、有道德的、真诚的、聪明的人，可是他们看不到我看到的东西。他们不知道，八年来他怎么窒息我的生活，窒息我身上一切有生气的东西，他一次都不曾想过我是个活女人，我需要爱情。他们不知道，他每一步都在侮辱我，还显出一副得意的样子。难道我没有尽我所能去寻找生活的意义吗？难道我在其实已经没法爱丈夫的时候，不曾试图去爱他、爱儿子吗？但是后来我明白了，我明白我再也不能欺骗自己，我是个活人，我没有错，是上帝把我造成这样一个人，我需要爱情和生活。可现在怎么样？如果他杀了我，杀了他，我全能承受，全能原谅，但是不，他……”

“我怎么会没有猜到他会这样？他这样倒符合他卑鄙的性格。他仍将是对的，而对已经被毁了的我，他将更坏更卑鄙地进行毁灭……”“您自己可以设想等待您和儿子的将是什么”，她回忆起信中的话，“他要夺走儿子，这是一种威胁，看来，根据他们那种愚蠢的法律可以这样。但是，我怎么知道他为什么要说这个？他不相信我爱自己的儿子，要不他是在蔑视（就像他从来都在嘲笑那样），蔑视我的感情，可是他知道我抛不下也不会抛下儿子，没有儿子我没法活下去，甚至就算和所爱的人在一起。至于抛下儿子并离开他，那我就成了个最无耻卑鄙的女人——这他知道，而且知道要这样做，我办不到。”

“我们的生活应该和以前一样，”她回忆起信中的另一句话，“这种生活要比以前更痛苦，近来它简直可怕。现在怎么办好呢？他全知道，知道我不会因为自己要呼吸、要爱而后悔的；知道这样除了撒谎和欺骗不会有任何别的；但他需要继续折磨我。我知道他撒起谎来就像鱼儿在水里游来游去一样得意。可是不，我不会让他这么得意的，我要撕破他想把我搅进去的那张虚伪的蜘蛛网；就让要发生的事儿发生吧。怎么都要比撒谎和欺骗强！”

“可是怎么做？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什么时候有过像我这样不幸的女人……”

“不，我要撕破，我要撕破！”她嚷嚷着，同时跳起来并忍住眼泪。接着，她来到书架旁边，要给他另外写一封信。但是在自己的内心深处，她已经感觉到自己无力撕破什么了，已经无力摆脱这种以前的局面了，不管它是多么虚伪和不真诚。

她在书架旁边坐下来，但没有写，而是双手放在桌子上，俯下脑袋，像个孩子似的哭了，抽泣得整个胸部都在一起一伏。她哭泣，是因为她要弄清、确定自己处境的幻想，永远破灭了。她事先料到一切都会照原来的样子，甚至比原来糟得多。她感觉到自己在社交界享有的地位，早上还觉得那么微不足道，实际上对她来说是宝贵的，她无力把它改换成一个抛下丈夫和儿子，而与情人结合在一起的女人的可耻地位；不管她怎么拼命争取，也不会使她变得更坚强些。她永远享受不到爱情的自由，可永远将成为一个有罪的女人，一个受到时刻被揭露的威胁的女人，她竟为和一个不能与自己共同生活的独立的外人保持可耻的关系而欺骗丈夫。她知道情况是这样，并将继续下去，这是那么可怕，以至于不能设想将怎么收场。于是，她哭了，忍不住像受罚的孩子一样哭了。

听到仆人的脚步声，她迫使自己清醒过来，于是她假装在写信，以掩盖自己的脸色。

“信差要回执。”仆人回禀说。

“回执？对了，”安娜说，“叫他等一会儿。我会按铃的。”

“我能写什么呢？”她想，“我一个人决定得了什么？我知道什么？我需要什么？我爱什么？”她再一次感到自己的内心分裂成两半。她又为这种感觉惧怕起来，就抓住她头脑里出现的能不去想自己行为的第一个借口。“我应当见到阿列克谢（她脑子里这样称呼符朗斯基），只有他一个人能告诉我，该怎么办。我去找贝特西，也许在那里能遇上他。”她对自己说，完全忘了昨天她曾告诉他自己不去特维尔斯卡娅公爵夫人家了，当时他说，那他也不去了。她走到桌子旁边，给丈夫写道：“您的信我已收到。安。”然后按了一下铃，随手把回执交给了仆人。

“我们不走了。”她告诉进来的安努什卡。

“真的不走了？”

“不，明天以前别打开行李，轿式马车也留下。我要到公爵夫人家去一趟。”

“拿哪件裙子来？”

特维尔斯卡娅公爵夫人邀请安娜去观看的槌球游戏，该由两位夫人和她们的崇拜者组成。这两位夫人是彼得堡一个新的上等圈子的代表人物，他们以模仿之模仿自称为les sept merveilles du monde[102]。这些夫人所属的圈子虽然也属于上流社会，但与安娜那个圈子相敌对。此外，丽莎·梅尔卡洛娃的崇拜者、彼得堡有影响的人物之一斯特列莫夫老头，又是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工作上的仇敌。考虑到这一切，安娜本不想去，特维尔斯卡娅公爵夫人正是担心她会拒绝，所以特意用便条来暗示。现在是希望见到符朗斯基，安娜才愿意去。

安娜来到特维尔斯卡娅公爵夫人家，比其他客人都早。

她进门时，符朗斯基的仆人正好也进来了，他的络腮胡子梳得像位低级侍从官。他在门边上停下来，脱下制帽，让她先走。安娜认出是他，这才回想起符朗斯基昨天说了今天不来。显然，他是为此送便条来了。

在前厅脱外套时，她听到仆人连卷舌音P也发得像低级侍从官似的说：“伯爵给公爵夫人的。”并呈上便条。

她想问他老爷在哪里。她想回家给他写封信，要他到她这儿来一趟或自己上他那里去。但是，这样那样或其他办法都不行了：前边已经传出禀报她到达的铃声，特维尔斯卡娅公爵夫人的仆人已经在打开的门旁躬身站着，等待她到屋里的房间去。

“公爵夫人在花园里，这就派人去禀报。您到花园里去吗？”另一个房间的另一个仆人禀报说。

依旧是像在家里一样犹豫不决、模糊不清的情况；还更糟，什么办法也采取不了，没法见到符朗斯基，反而得留在这里，留在这生疏的自己心里讨厌的人们中间；不过，她穿着自己知道合身的衣服；她不是一个人，周围是自己习惯的那种无聊的豪华气氛，因此感到比在家里要轻松些；她用不着去考虑该做什么。一切都由自己在进行。见到身穿白色裙子、打扮得优雅动人的贝特西朝她走来时，安娜如通常一样对她微微笑了笑。特维尔斯卡娅公爵夫人和屠什凯维奇及一位亲戚家的小姐一起走着。小姐的父母住在外省，因为知道女儿能在有名望的公爵夫人家度夏，他们感到莫大的幸福。

大概是安娜身上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因为贝特西立刻注意到了这一点。

“我没有睡好觉。”安娜回答说，同时留神注视着迎她们过来的仆人，她想他带着符朗斯基的便条。

“您能来，我真高兴，”贝特西说，“我累了，正想趁大家来到前喝杯茶。而您，”她对屠什凯维奇说，“不妨和玛莎一起到那边剪过草的地方试试槌球。喝茶时，我们可以说会儿知心话，we'll have a cosy chat[103]，不是吗？”她微笑着对安娜说，同时握握她拿着伞的一只手。

“再说，我在您这里不能久待，我得去看看弗莱德老夫人。我答应她都已经一百年了。”安娜说，觉得与自己的本性格格不入地撒谎，在这个场合不但简单而自然，甚至还得到一种满足。

为什么要说这种自己在一秒钟前还没有想到的话，她怎么也无法解释。她这样说只是因为考虑到符朗斯基不会来了，那她就得保证自己的自由并设法见到他。但是，为什么恰恰说了对自己来说如同其他许多人一样需要去看望的宫中老女官，她就解释不清了，再说，正如她后来表明的那样，在设想和符朗斯基见面的种种最狡猾的办法中，没有比这更好的了。

“不，我无论如何不放您走，”贝特西仔细凝视着安娜的脸说，“对了，要不是我喜欢您，我就要生气了。您好像是怕我所交往的人会损害您的名誉似的。来，把茶给我们送到小客厅里，”像通常面对仆人时那样，她总是眯着眼睛说。她从仆人那里接过便条，看了一遍。“阿列克谢骗起我们来了，”她用法语说，“他来信说不能来了。”她用那么自然、简单的口气补充说，好像从来都没有想到，对安娜来说，符朗斯基要比槌球游戏更有意义。

安娜明白贝特西全知道，但是听她当着自己的面说起符朗斯基时，她竟一时会相信好像她什么也不知道。

“啊！”安娜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好像不大关心这些事情地继续微笑着说，“您周围的人怎么会损害人家的名誉呢？”对安娜来说，这种语言游戏，这种隐瞒秘密，像对所有的女人一样具有很大的迷人之处，倒不在于必须隐瞒，不在于隐瞒的目的，而在于隐瞒的过程本身吸引了她。“我不能比教皇更信天主教，”她说，“斯特列莫夫和丽莎·梅尔卡洛娃——那是社会精华的精华。还有，他们哪儿都受欢迎，而我，”她特别强调，“从来都是不苛求，我有耐心。我只不过是没有时间。”

“不，您可能是不愿和斯特列莫夫见面吧？随他和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在委员会里打嘴仗去吧，那不关我们的事儿。但在社交场中，他是我知道的人中最讨人喜欢的一个，还是个狂热的槌球手。您就会见到的。而且，别看他这么大年纪迷上丽莎的可笑处境；您该瞧瞧，他怎么能够摆脱这种可笑的处境！他很可爱。您不认识萨福·什托尔茨吧？这是个新派，完全的新派。”

贝特西说着这一切，而当时从她愉快而聪明的目光里，安娜感觉到她有几分理解自己的处境，正在为她想什么办法。她们是在一间小书房里。

“不过得给阿列克谢写封信，”贝特西随即在桌子边上坐下来，写了几行字，把它装进一个信封里，“我写信要他来吃午饭。有位太太留在我们这里吃午饭，缺少男伴。您看看，能说服他吗？对不起，我走开一小会儿。请您把它封好叫人送走，”她到了门口说，“我得去关照一下。”

安娜毫不犹豫地拿着贝特西的信在桌子旁边坐下来，没有看，只在下边加了几句：“我必须见到您。到弗莱德的花园里来。到六点我在那里。”她封好信，贝特西回来后便当面把信交出送走了。

趁来到凉快的小客厅喝茶的机会，两个女人还真像特维尔斯卡娅公爵夫人所许诺的那样，直聊到客人们来。她们议论着自己等待的那些人。话题落在了丽莎·梅尔卡洛娃身上。

“她很可爱，我一直很喜欢她。”安娜说。

“您该喜欢她。她总念叨您。昨天赛马后她到我这里来了，没有见到您，还真大失所望。她说，您是一部长篇小说真正的女主角，还说她要是个男人，一定会为了您干出许多蠢事来的。斯特列莫夫对她说，她正在干这种蠢事儿。”

“不过请您说说，我总也不明白，”安娜沉默了一会儿后说，那口气清楚地表明自己提出的并不是一个无聊的问题，而对她来说，自己所问的要比实际重要，“请您说说，她与大家叫他米什卡的那位卡鲁日什斯基公爵的关系怎么样？我很少见到他们。那是怎么回事儿？”

贝特西微微一笑，仔细瞧着安娜。

“一种新方式，”她说，“他们大家都采取这种方式。他们什么都不顾了。但是方式各不相同。”

“是啊，不过她对卡鲁日什斯基的态度怎么样？”

贝特西出人意料地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这是很少见的。

“您这就侵犯到密亚葛卡娅公爵夫人的领域了。这是个可怕的孩子气的问题。”于是，贝特西显然想忍住又忍不住，才这么富有感染力地哈哈大笑起来，这是一种难得发笑的人的笑。“应当去问他们。”她笑出眼泪说。

“不，您在笑，”安娜也不由自主地笑起来说，“可我总也不明白。我不明白丈夫在这里的作用。”

“丈夫？丽莎·梅尔卡洛娃的丈夫给她拿方格子毛毯，并随时准备效劳。而至于后来事实上怎么样，谁也不想知道。您知道，在上流社会中，哪怕是好朋友之间也不会议论，甚至不会去想衣着打扮方面的某些细节的。这事儿也这样。”

“您去参加罗兰达卡的庆祝吗？”安娜问，为了换个话题。

“我不想。”贝特西回答，她的眼睛没有看自己的朋友，小心翼翼地把芳香的茶倒进透明的小杯子里。她举起一杯递给安娜，便取出一支细烟卷塞进银烟嘴里抽起来。

“您瞧，我的情况是幸福的，”她没有笑容地开始说，同时把一杯茶端在手里，“我理解您，也理解丽莎。丽莎——她是个孩子一样天真的人，不懂得什么好什么坏。至少她很年轻的时候不懂。而现在她知道，这种不懂对她倒合适。现在她也许是故意装作不懂，”贝特西面带微妙的笑容说，“不过毕竟她觉得这样合适。您知道吗，对同样一件事情，可以看成悲剧性，并由此感到痛苦，也可以看得简单，甚至变得愉快。也许，您倾向于把事情看得太悲剧性了。”

“我是多么想知道别人，像知道我自己一样，”安娜严肃地若有所思地说，“我比别人坏还是好？我想是坏。”

“可怕的孩子，可怕的孩子！”贝特西重复说，“啊，瞧，他们来了。”

传来了脚步声和男人的声音，然后是女人的声音和笑声，在这之后，期待的客人们进来了：萨福·什托尔茨及一位健壮得容光焕发的年轻人，大家叫他瓦西卡。看得出，喜欢吃带血的烤牛肉、蘑菇和喝布尔冈红酒对他起了作用。瓦西卡对太太们鞠了一躬，瞧了瞧她们，但只有一秒钟。他跟着萨福走进客厅并跟着她在客厅里转了一圈，好像和她挂在一起似的，一双炯炯发亮的眼睛直盯着她，就像想吃了她一样。萨福·什托尔茨是一位黑眼睛的金发女人。她穿着很高的高跟鞋，迈着细小而矫健的步子，像男人似的紧紧握过太太们的手。

安娜还一次也没有见到过这位新星，不禁为她的美貌、过于时髦的打扮及无所顾忌的风度感到吃惊。她的头上，柔软的金发（有真发也有假发）梳得高高的跟个炮台一样，使得她的脑袋和丰满匀称又很裸露的前胸都一样大小了。她的步子非常敏捷，每一步都会在裙子下显出膝盖和两条大腿的轮廓来，这不由得使人产生疑问，在这身撑得像座山似的摇摇晃晃的打扮里，从上面那么袒露，背后及往下又那么裹着，怎么分辨得出哪里才是她真正苗条标致的肉体？

贝特西连忙把她介绍给安娜。

“你们可以自己想象，我们差点儿压死两个士兵。”她马上开始讲起来，同时一边使眼色，一边微笑着往后面拉拉自己一动就往一边歪的裙后襟。“我和瓦西卡乘坐马车走着……啊，对了，你们不认识。”她随即把年轻人介绍给大家，说了他姓什么，然后响亮地大笑起来。因为她的疏忽，在一位没见过的女人面前直呼他的名字，这让瓦西卡涨红了脸。

瓦西卡给安娜又鞠了一躬，但没有对她说什么话。他转过脸对萨福说：

“您打赌输了。我们先到。您给我吧。”他微微笑着说。

萨福笑得更开心了。

“不在现在给。”她说。

“反正一样，我以后要。”

“好，好。啊，对了！”她突然转过身来对着女主人，“我好……我还忘了……我给您带来了一位客人。瞧，就是他。”

萨福带来而自己又忘了介绍的意外年轻客人。他虽然年轻却很重要，两位太太都站起来欢迎他。

这是萨福的一位新的崇拜者。他现在和瓦西卡一样，寸步不离地跟着她。

卡鲁日什斯基公爵和丽莎·梅尔卡洛娃及斯特列莫夫，不久都到了。丽莎·梅尔卡洛娃是个瘦瘦的黑发女人，有一张懒洋洋的东方型脸蛋，以及一双正如大家说的那样美妙得让人说不清的眼睛。一身黑色的打扮（安娜立刻注意到并看重这一点）和她的美貌完全一致。丽莎那种纤弱和懒洋洋的样子，就如同萨福的矫健和挺秀一样极其明显。

依着安娜的趣味，丽莎要迷人得多。贝特西对安娜说，她是一副不知世故的孩子模样，可是安娜见到后，觉得这不对。她确实不知世故，堕落，却是个可爱而又温顺的女人。不错，她的派头与萨福相同；和萨福一样，她后面也跟着两位像被拴住，而且一双眼睛像要吃了她似的盯着她看的崇拜者，一个年轻人，一个老头子；可是她身上有某种高出自己周围的东西——她身上闪耀着那和镶嵌在玻璃中的真正钻石一样的光辉。这种光辉来自她一双美妙的真正让人说不清的眼睛。这双有黑眼圈的眼睛的困倦而又炽烈的目光，以绝对的真诚令人感到惊讶，每一个看过这双眼睛的人都会感到自己了解她的一切，而且了解后没法不爱上她。她看到安娜时，忽然满脸泛起愉快的微笑。

“啊，见到您我多么高兴！”她来到她跟前时说，“昨天在赛马场我正要到您那里时，您已经离开了。昨天我是那么想见您。那很可怕，不是吗？”她说，同时用好像正要把安娜整个心灵打开的目光瞅着她。

“是啊，我怎么也没有料到是那么激动人心。”安娜满脸通红说。

这时大家都站起来了，准备到花园里去。

“我不去了，”丽莎说着，便微笑着在安娜旁边坐下来，“您也不会去的吧？槌球有什么好玩的！”

“不，我喜欢。”安娜说。

“看您，怎么您对什么都不感到乏味？瞧着您——就让人愉快。您生气蓬勃，我却感到厌倦。”

“您怎么厌倦？再说，您在彼得堡有一帮最愉快的朋友。”安娜说。

“也许，有比我们更无聊的人；但是我们，至少我，并不愉快，而是可怕，厌倦得可怕。”

萨福吸了一支烟，带着两位年轻人到花园里去了。贝特西和斯特列莫夫仍留下来在喝茶。

“怎么，厌倦？”贝特西说，“萨福说，他们昨天在您家里过得很开心。”

“哎呀，真是没有意思！”丽莎·梅尔卡洛娃说，“赛马结束后，大家都到我家里去了。一切都是那样，一切都是那样。全是老一套！整晚都躺在长沙发上。这有什么开心的？您说说，您怎么叫自己不厌倦呢？”她又转过来对着安娜，“对您，只要瞧一瞧，就清楚了——这女人啊，可能幸福或不幸，但不至于感到厌倦。教教我，您是怎么做的？”

“我什么也不做。”安娜回答说，她被这些纠缠不清的问题搅得脸都红了。

“瞧，这才是最好的办法。”斯特列莫夫掺和进来说。

斯特列莫夫是个五十来岁的人，头发半白了，倒还精神，很不漂亮，但有一张富有个性和聪明的脸。丽莎·梅尔卡洛娃是他妻子的侄女，他全部空余的时间都与她在一起度过。遇上了安娜·卡列宁夫人，他这位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在公务上的仇敌，作为一个社交场中的聪明人，竭力对自己这位仇敌的妻子表现得特别热情。

“‘什么也不’，”他露出微妙的笑容，抓住机会说，“这是最好的办法。我早就对您说过，”他转向丽莎·梅尔卡洛娃，“为了不感到厌倦，就得不要去想厌倦。这就好比如果怕失眠，您就不应该害怕睡不着，是一样的道理。安娜·阿尔卡杰耶夫娜告诉您的，正是这个意思。”

“要是我这样说了，我会很高兴的，因为这不仅聪明，而且是对的。”安娜微微笑着说。

“不，您给说说，为什么没法睡着和没法不厌倦？”

“要睡着，得干活，而要开心，也得干活。”

“要是我的工作谁也不需要，又为什么要去干活？而我又不会也不愿故意假装。”

“您真是改不了啰。”斯特列莫夫眼睛没有看她说，接着又转向安娜。

因为很少见到安娜，他除了一些平淡无聊的玩意儿，没法对她说什么。但是，在他说到她什么时候回彼得堡，莉吉娅·伊万诺夫娜伯爵夫人怎么喜欢她这些平淡无聊的玩意儿时，总是带着这样的表情，说明他满心希望她感到愉快，向她表示自己的尊敬，以及甚至更想入非非。

屠什凯维奇进来了，他宣布大家都等着玩槌球。

“不，请您不要走。”丽莎·梅尔卡洛娃得知安娜要走时，恳求说。斯特列莫夫也一样。

“区别太大了，”他说，“和这些朋友待过后到弗莱德老婆子那里去。再说了，对她来说，您去了只会给她一个发牢骚、说人家坏话的机会，而在这里，您只会激发起最美好的、和中伤别人相反的感情。”他对她说。

安娜犹豫不决地沉思了一分钟。这个聪明人的讨好话，丽莎·梅尔卡洛娃对她表达的那种天真的孩子般的好感，以及由于整个自己习惯的社交环境——这一切是那么轻松，而等她去办的事情是那么困难，以至顿时犹豫起来，是不是留下，把解释的沉重时刻往后拖一拖。但是，想到要是自己不作出任何决定，回到家里等着会怎么样，想起自己双手揪住头发的样子，让她连回忆都觉得可怕，她便向大家告别，然后离开走了。

符朗斯基表面上看虽然过着轻浮的社交生活，其实倒是个深恶杂乱无章的人。小小年纪在中等武备学校读书时，他就因为陷入困境向人借钱而尝到过遭受拒绝的屈辱，从此他再也没有使自己落到那种地步过。

为了使自己的事情总有条有理，他据情况或多或少每年五次关起门来独自待着，以便把自己的全部事务理得清清楚楚。他把这样做称为结账，或faire la lessive[104]。

赛马后第二天，符朗斯基很晚才醒来，没有刮脸也没有洗澡，穿上件制服，便把钱、账单、信件摊在桌子上工作起来。知道他这种情况下好生气的彼特里茨基，醒来后见他正坐在桌子旁，没有打扰他，悄悄穿上衣服出去了。

任何一个知晓自己私事繁杂琐碎的人，都不由得认为只有他自己才会遇上这种琐碎繁杂的麻烦事，但怎么也没有想到其他人也像他一样，受到各自条件的限制。符朗斯基也是这样一个人。于是，他不无发自内心的自豪感和不无理由地在想，要是处于这么大困难的条件下，换了另一个人早已狼狈不堪，会被迫干出蠢事来了。然而符朗斯基感到，正是现在这种时候，他必须考虑并弄清楚自己的处境，使自己不至于手足无措。

符朗斯基把钱作为最容易着手处理的头一件事儿。他用自己细小的笔迹，把所欠的账都记在一张信纸上。总的一算，发现自己欠人家一万七千卢布；还有几百零头，为清楚起见给去掉了。算了算钱和银行存折，他发现还剩一千八百卢布，而收入，到年底就再也不会有了。对欠账作了反复计算后，符朗斯基把它们分成三类，转抄了一遍。属于第一类欠款的，是马上就得还或至少得准备好现金，以便人家要时即刻就给。这样的欠款有将近四千：买马的一千五百，以及为年轻的同事维涅夫斯基作保的两千五百，他当着符朗斯基的面把这笔钱输给了一个赌棍。符朗斯基本来要付这些钱（当时他手头有），但维涅夫斯基和亚什文坚持由他们付，而不要符朗斯基付，因为不是他输了钱。这一切都很好，可是符朗斯基清楚，在这件肮脏的事情上，虽然他参与的只是口头上为维涅夫斯基担保，但他必须有这两千五百卢布，以便随时把它们扔给那个骗子而不再和他发生任何口舌。就这样，属于第一类最重要的，应该有四千。第二类的八千，比较次要一点。这些钱主要用于赛马时的马厩、燕麦和干草的提供者以及一个英国佬马具匠，等等。这些欠款也得付两千，才能相安无事。最后一类债款——是欠商店、旅馆及服装师的——那是用不着考虑的。这么一来，按当前的开支至少得有六千，可他却只有一千八百。照大家的看法，对像符朗斯基这样一个有十来万卢布收入的人来说，这点儿欠账似乎不会有什么困难；可问题是他的钱远远不到十万。他父亲是个巨富，其中的一项年收入就有二十万，可是它没有在几个兄弟之间分过。哥哥与没有一点儿财产的十二月党人的女儿瓦丽娅·契尔科娃公爵小姐结婚时欠了一大堆债，阿列克谢把父亲庄园的全部收入都让给了他，只给自己留下了每年两万五千卢布。阿列克谢当时对哥哥说，自己还没有结婚，大概永远也不会结婚的，对他来说这些钱够花的了。而哥哥呢，正指挥费用最昂贵的团队之一，又刚刚结婚，他只好收下这份馈赠。除那留下的两万五千以外，单独有自己产业的母亲每年还给阿列克谢两万，可是他把这些钱全部花光了。最近一段时间，母亲因为他的恋爱关系在离开莫斯科时和他争吵过一次，之后就不再寄钱给他了。这么一来，原来已经养成习惯每年花四万五千卢布的符朗斯基，今年只有两万五千的收入，现在就陷入困境了。他不能向母亲要钱来摆脱困境。昨天他收到母亲的一封信，这使他特别生气。信中暗示说，她准备帮助他在社交界和部队上取得成功，而不是那种在整个良好的社会出丑的生活。母亲想收买他的企图，深深地刺痛了他，他对她更冷淡了。然而，他不能收回自己说过的慷慨话，尽管模模糊糊预见到自己与卡列宁夫人的关系有出现某种偶然的可能，现在自己也感觉到他说那种慷慨话是轻率的；对像他这样一个没有结婚的人来说，那十万卢布的收入也许全都用得着。但是，收回是不行了。只要一想到哥哥的妻子，想到这位可爱出色的瓦丽娅怎么一有合适的场合，就提到她记得并珍惜他的慷慨，他就明白，要收回馈赠给人家的东西不可能。这就如同打女人、偷东西和说谎话一样，不可能。符朗斯基毫不犹豫地下决心能做和该做的，只有一个办法：向高利贷者借钱。这不会有丝毫困难，一般说只要节省自己的开支，卖掉自己的赛马，就可以了。这样决定后，他立刻给不止一次地来信要买他的马的罗兰达卡写了张便条。然后派人把英国佬和高利贷者叫来，并把自己所有这些钱按账单分配了。处理完这些事情，他给母亲写了一封冷淡、激烈的回信。然后，从皮夹子里取出安娜的三张便条，重新读了一遍后，把它们烧了。他回想起昨天和她的谈话，陷入了沉思。

符朗斯基的生活本来特别幸福，是因为他有一套确定自己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的规则。这套规则包罗的条件范围很小，然而毋庸置疑，符朗斯基从来没有超出过这个范围，该做的总是毫不犹豫地去做。这些规则不容置疑地确定——赌棍的钱要付，而服装师的则不必；撒谎对男人不行，而对女人可以；欺骗谁都不行，但可以欺骗丈夫；不能原谅侮辱，却可以侮辱人，等等。所有这些规则也许都是不合理的、不好的，但它们是不容置疑的，因此符朗斯基执行时总是感到心安理得，并可以把头抬得高高的。只是最近一段时间来，因为自己和安娜的关系，符朗斯基开始感到自己的一套规则不完全决定得了所有的条件，而且看到将来会出现一些使自己找不到指导方针的困难和疑问。

对他来说，自己对安娜及对她丈夫的态度是简单而清楚的。在他作为指导的一套规则中，对这种态度有清楚而明确的规定。

她是一个正派女人，把自己的爱情献给了他，他也爱她，因此对他来说，她是个要比合法的妻子更值得尊敬的女人。不用说自己通过言语、暗示侮辱她，就连不向她表示出一个女人仅能指望的那份尊敬，他都宁肯先砍下自己的一只胳膊。

对社会的态度也是清楚的。大家都可以知道、怀疑这事儿，可是没有人会敢于说出来。否则的话，他一定会迫使饶舌的人住嘴，并敬重自己所爱的那个女人已不具有的名誉。

对丈夫的态度，比什么都清楚。从安娜爱上符朗斯基的那一刻起，他就认为有权把她看成自己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丈夫成了只是个多余的和碍事的人。无疑，他处于可怜的境地，可有什么办法呢？丈夫拥有的权利就是双手拿起武器满足恢复名誉的要求，仅此而已，而对这一点，符朗斯基从一开始就准备好了。

但是近来，自己和安娜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新的变化，符朗斯基为自己的不确定性感到害怕。昨天，她才向他宣告自己怀孕了。于是，他感到了她等着他回应的和这个消息要求他的某种东西，而这一点，在他那套生活规则中却完全没有确定。确实，这给了他当头一棒，她宣告自己情况的头一瞬间，他的心就提示他，要求她丢下丈夫。他这样说了，可现在进行全面仔细的考虑时，他清楚地发现最好避免这样做，而在对自己这么说的同时，又害怕——这样是否不好？

“假如我告诉她丢下丈夫，那等于意味着和我结合。我有这个准备吗？我现在没有钱，怎么带她走？就算我能够安排这事儿……可是我在服役，怎么带她走？如果我这么说了，那得有所准备，就是说，有钱并退役。”

于是他沉思起来。要不要退役的问题，把他带到另一个隐秘的、只有他一个人知道的、几乎是自己一辈子主要而且是内心的兴趣上去了。

追求功名是他从童年和少年时代老早就抱有的幻想，这种他自己并不承认的幻想是那么强烈，以至于这种激情和他的爱情发生了搏斗。在社交场中和公务上，他的起步是成功的，然而两年前他犯了个大错误。为了显示一下自己的独立性和得到提升，他拒绝了提供给自己的一个职位，指望这样会提高自己的身价，结果是他太冒失了，人家从此不再过问他的事情。他没有任何办法，只能表现出落落大方的样子，仿佛他并不生任何人的气，毫不认为自己受了谁的委屈，倒宁愿人家让他安静，因为他高兴这样。实际上呢，从去年到莫斯科来的时候，他就已经不高兴了。他感到一个人这种独立的情况，什么都能做又什么也不愿做，于是开始泄气了。许多人也开始认为他除了做一个诚实和善良可爱的人以外，什么也不会。他与卡列宁夫人的关系引起了巨大轰动，吸引了普遍注意，这给了他新的光彩，使那揪心的功名心一时平息下来，但一星期以前，这种追求功名的揪心欲望又以新的力量起来了。他青年时代的朋友，也是一个社会圈子的中等武备学校同学谢尔普霍夫斯科依，和他同一期毕业，两人无论在班里和做体操时，还是在调皮捣蛋和追求功名的幻想方面都互相竞争。几天前，他从中亚地区回来了。此人在那里连升两级后，还获得将军的奖章，这对这么年轻的军官来说是极其困难的。

他一来到彼得堡，人们就纷纷议论这是颗再次冉冉升起的一流明星。他是符朗斯基的同龄人和同窗，已经是位将军了，并等待一项能影响国家事务进程的任命。符朗斯基虽然独立不羁风头劲健，还得到一位美妙绝伦的女人的爱情，却不过是个独立到爱干什么都可以的骑兵大尉。“当然，我并不妒忌也不能妒忌谢尔普霍夫斯科依，但他的提升向我表明值得等待时机，像我这样一个人的提升，也许是很快的。三年前，他还是我现在这样的地位。一退役，我就把自己的前程毁了。留在部队里，我毫无损失。她自己也说，她不想改变自己的处境。而我有她的爱情，就无须妒忌谢尔普霍夫斯科依了。”于是，他慢慢地捋捋自己的小胡子，从桌子边上站起来，在房间里走了一圈。两只眼睛特别明亮地在闪烁，他感到了自己在弄清情况后固有的那种坚定、平静和高兴的精神状态。一切都像以前清完账后一样清楚和明了。他刮了脸，洗了个冷水澡，穿好衣服，就出去了。

“我是来接你的。你这次清账搞了好长时间，”彼特里茨基说，“怎么，完了？”

“完了。”符朗斯基回答说。他的眼里流露出笑意，小心翼翼地摸摸胡子根，好像清理完自己的事务后，任何一个冒失和急躁的动作都会使它遭受破坏似的。

“每次这样以后总像刚洗完澡出来似的，”彼特里茨基说，“我从格里茨克（他们这样称呼团长）那里来，等你呢。”

符朗斯基没有回答。他瞥了一眼同事，在想别的事情。

“对了，这是他那里的音乐吗？”他说，同时留神听起传到这边的熟悉的管乐低音、波尔卡舞曲和华尔兹舞曲的声音来，“庆祝什么？”

“谢尔普霍夫斯科依来了。”

“啊啊！”符朗斯基说，“我还不知道呢。”

他一双眼睛带着微笑，闪烁得更明亮了。

既然已经下决心以爱情为幸福，就得为它牺牲自己的功名了——至少自己承担了这种角色——于是，符朗斯基就既无法去妒忌谢尔普霍夫斯科依，也不为他到团里来不先来看自己而难过。谢尔普霍夫斯科依是朋友，他为他高兴。

“啊，我很高兴。”

团队长杰明占用了地主家的一幢大房子。整整一帮人都在一面宽敞的阳台上。在院子里，首先映入符朗斯基眼帘的，是一队身穿制服，站在伏特加酒桶旁边的歌手和被军官们围着的团长那健壮开心的形象；迈上阳台的头一级台阶，他就大声嚷嚷着演奏完奥芬巴赫卡德里尔舞曲的乐队，边下命令边向站在一旁的士兵们挥挥手。一群士兵、骑兵司务长及几个士官和符朗斯基一起向阳台走去。回到桌子那边的团队长拿着只酒杯又走到台阶上，宣布举杯：“为了我们以前的同事和勇敢的将军谢尔普霍夫斯科依公爵的健康。乌拉！”

继团队长之后，谢尔普霍夫斯科依也手拿酒杯笑眯眯地出来了。

“你越来越年轻了，邦达连科。”他对站立在自己正对面，服二期兵役的雄赳赳脸颊红润的骑兵司务长说。

符朗斯基三年没有见到谢尔普霍夫斯科依了。他变得结实了，留起了络腮胡子，可他还是那么挺直端正，与其说潇洒惊人，不如说脸部和身材都显得温柔而高雅。符朗斯基注意到他身上有一个变化，便是往往留在一些取得成功又受到普遍尊敬的人脸上那种平静的容光焕发。符朗斯基熟悉这种容光焕发，因此立刻在谢尔普霍夫斯科依身上发现了它。

谢尔普霍夫斯科依从阶梯上下来时，看见了符朗斯基。欢乐的微笑使得他更加神采飞扬。他把脑袋往上一仰，举杯向符朗斯基致意，并以这个动作表示不得不先到骑兵司务长那边去。那一位已经挺过身子，噘着嘴唇等待亲吻了。

“瞧，那是他！”团队长叫喊起来，“而亚什文对我说，你心情忧郁。”

谢尔普霍夫斯科依吻了吻英俊的司务长湿润鲜嫩的嘴唇，用手绢擦了擦嘴巴，便来到符朗斯基面前。

“好啊，我真高兴！”他说着，同时握握他的一只手并把他拉到旁边。

“您照顾他们一下！”团队长向亚什文叫嚷着，同时指指符朗斯基，就到下边的士兵们那里去了。

“你昨天怎么没有去看赛马？我以为在那里会见到你的。”符朗斯基仔细打量着谢尔普霍夫斯科依，说。

“我去了，不过去得晚。对不起，”他补充说，并转过去吩咐副官，“请代表我下令发给大家每个人，一点儿意思，有多少算多少。”

他随即忙着从皮夹子里取出三张一百卢布的钞票，有点儿红了脸。

“符朗斯基！来吃点儿什么还是喝点儿？”亚什文问，“喂，拿点儿到这里来给伯爵吃！而这个，把它喝了。”

在团队长那里，狂饮持续了好长时间。

喝了很多酒。大家把谢尔普霍夫斯科依连连抬起来，往上抛又接住。然后，又把团队长抬起来往上抛。然后，团队长亲自和彼特里茨基在歌队面前跳舞。后来，团队长稍稍有点儿吃不消了，便在院里的长板凳上坐下来，开始向亚什文证明俄罗斯对普鲁士的优越性，特别是骑兵进攻方面，这时，狂饮也停歇了一会儿。谢尔普霍夫斯科依进屋到卫生间洗手，发现符朗斯基也在那里；符朗斯基在用水冲自己的脑袋。他脱了制服，把长满毛发的红润脖子伸到水龙头底下，用双手正擦洗它和头部。洗完后，符朗斯基坐到谢尔普霍夫斯科依旁边。他们两个就坐在这里的长沙发上，开始进行一次对双方都很有趣的谈话。

“你的事儿，通过妻子我全知道了，”谢尔普霍夫斯科依说，“我为你常见到她感到高兴。”

“她和瓦丽娅要好，这是我仅有的高兴相见的两位彼得堡女人。”符朗斯基微笑着回答。他微笑是因为自己事先猜到了要涉及的话题，这一点使他感到高兴。

“仅有的两位？”谢尔普霍夫斯科依微笑着反问。

“是啊，我也知道你，但不只是通过你的妻子，”符朗斯基以严厉的面部表情制止这一暗示说，“我为你的成功感到很高兴，不过一点儿也不觉得吃惊。我期待的，还要多些。”

谢尔普霍夫斯科依微微笑了笑。他显然为对自己有这种看法感到高兴，并自以为无须掩饰这一点。

“我倒相反，坦率地说，以前还没期待那么多。不过我高兴，很高兴。我虚荣，这是我的弱点，我自己也承认。”

“假如没有成功，也许你就不承认了。”符朗斯基说。

“我不认为这样，”谢尔普霍夫斯科依又微微笑了笑，“我不是说没有这就不值得活了，但会觉得乏味的。当然，我也许是错的，不过我觉得我对自己所选择的那个活动领域有几分才能。再说要是由我掌握权力，不管是什么样的权力，要比我所知道的许多人掌握它来得好，”谢尔普霍夫斯科依带着意识到自己成功的得意劲儿说，“因此，越接近这一点，我就越满意。”

“这对你也许是这样，但不是对所有的人。我也曾经这样认为，结果却发现，不值得只为这一点活着。”符朗斯基说。

“正是这样！正是这样！”谢尔普霍夫斯科依大笑说，“我就是从听说你，听说你拒绝后开始……当然，我支持你。但凡事都有个方式。而我认为，行为本身是好的，可是你做得不像应该的那样。”

“做过的事情已经做了，而且你知道，我对自己做过的事情从不反悔。再说，我觉得很好。”

“很好——是暂时的。可是你并不满足于这样。我对你哥哥不这样说，那是个可爱的孩子，就像我们的这位主人。瞧他！”他听到“乌拉”的欢呼声补充说，“他是高兴，而这样不会使你感到满足的。”

“我不说感到满足。”

“不只这一点。像你这样的人，是很被需要的。”

“谁需要？”

“谁需要？社会啊。俄罗斯需要一批人，需要一个党，不然的话，大家都渐渐将变成一群牲口。”

“这是为什么？指贝尔捷涅夫的党反对俄国共产党人？”

“不，”谢尔普霍夫斯科依担心人家怀疑自己这么愚蠢，便蹙起眉头说，“Tout ça est une blague[105]。这个从来就有，将来还会有。没有什么共产党人。但是那些搞阴谋的人从来都得空想出一个什么有害而危险的党。这是老把戏。不，需要一个像你我这样独立的实权人物组成的党。”

“可是为什么呢？”符朗斯基提了几个有权力的人，“可是为什么他们不是独立的人？”

“只因为他们没有或者生来就不曾具有独立的财产，没有门第，不像我们那样一生下来就靠近太阳。他们是可以用金钱或恩惠收买的。而为了维持自己的地位，他们得想出一种方针。于是他们就推行什么连自己都不相信的思想和方针，制造出种种罪恶；而这整个方针只不过是谋取公职和多少多少薪金的一种手段。Cela n'est pas plus fin que ça[106]，只要你瞧瞧他们的内幕。也许，我比他们差，比他们蠢，尽管我看不出自己为什么不如他们。但我和你都有一种显然是重要的优越性，那就是我们难以被收买。而现在，这样的人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

符朗斯基仔细听着，吸引他的主要不是谢尔普霍夫斯科依说的内容本身，而是他对事情的那种态度。此人已经在考虑与当权者作斗争，而且当自己在公务上只关心骑兵队的时候，他在这个权力的世界中已经有了自己的好恶。符朗斯基也明白了，谢尔普霍夫斯科依以自己不容置疑的周密思考和理解事物的才能，以其在自己生活那个阶层中难得遇见的聪明和口才，能成为一个强有力的人物。因此，不管他感到多不好意思，却还是妒忌了。

“为此我毕竟还缺少一样主要的东西，”他回答说，“缺少得到权力的愿望。曾经有过，但是过去了。”

“原谅我，这不是真的。”谢尔普霍夫斯科依微笑着说。

“不，是真的，是真的！……现在。”为了表示诚意，符朗斯基补充说。

“对了，确实是现在，这是另一回事了；可是这个现在不会是永远的。”

“可能。”符朗斯基回答。

“你说可能，”谢尔普霍夫斯科依仿佛猜到了他的想法，继续说，“而我对你说是显然。我正因为这个想见你的。你的行为像你该做的。这一点我理解，可是你不该长久这样下去。我只请你给我carte blanche[107]。我不保护你……但我又为什么不保护你呢？你保护过我多少次呀！我希望我们的友谊比这更高。对，”他说着，温柔得像个女人似的对他微微笑了笑，“给我carte blanche，你离开团队吧，我就不让人察觉地使你得到提升。”

“可是你要明白，我什么也不需要，”符朗斯基说，“但愿一切都同原来一样。”

谢尔普霍夫斯科依欠身起来，站在他对面。

“你说要一切都同原来一样。我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但是你听着：我们是同龄人；也许，你认识的女人比我多。”谢尔普霍夫斯科依的微笑和手势说明符朗斯基不用害怕，他触及痛处是温柔而小心的，“可是我结了婚，请你相信，了解一位你爱的妻子后（正像谁写过的那样），你将会更好地了解一切女人，就算你曾经认识上千个。”

“我们这就过来！”符朗斯基对一个往房间里瞧并叫他们到团队长那里去的军官嚷道。

这时候，符朗斯基倒是想听完并弄清楚他将对他说些什么。

“这也就是对你的意见。女人——是一个人事业上主要的绊脚石。爱一个女人又要做好某件事情是困难的。爱一个女人又绝不受影响，这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结婚。怎么，怎么对你说呢，我想，”喜欢打比方的谢尔普霍夫斯科依说，“等一等，等一等！对了，就好比扛fardeau[108]同时又要用双手做什么事，这只有把fardeau捆在背上才办得到——而这就是结婚。这是我在结婚后才体会到的。我的一双手突然空出来了。如果不结婚而扛着fardeau——两只手忙乎着呢，什么也干不了。你看看马尚诺夫、克鲁波夫，他们都因为女人断送了自己的前途。”

“那是什么样的女人！”符朗斯基说，同时回忆起与刚才提到的两个人发生关系的一名法国女郎和一个女演员。

“女人在社交场中的地位越稳固，情况就更糟。这就好比不仅用两只手扛fardeau，而是得把她从别人那里夺过来。”

“你从来没有爱过。”符朗斯基轻轻地说，他眼睛看着前面，心里却想着安娜。

“也许吧。但是你要记住我对你说过的话。再有：女人都要比男人更实际。我们出于爱情干着某种重大的事业，而她们总是terre-à-terre[109]。”

“这就来，这就来！”他对进来的仆人说。然而，那仆人并不是他以为的那样再次来催促他们的。仆人给符朗斯基送来一张便条。

“有个人从特维尔斯卡娅公爵夫人那里给您带来的。”

符朗斯基打开便条，便满脸通红了。

“我有点儿头疼，我回家去了。”他对谢尔普霍夫斯科依说。

“好吧，那就再见。你给我carte blanche吗？”

“以后再说吧，到了彼得堡我去找你。”

已经快六点钟了，为了及时赶到，同时又不乘自己那辆大家熟悉的马车去，符朗斯基便坐进亚什文的出租轿式马车里，并吩咐要尽量快些。这是一辆旧式的四座位出租轿式马车，很宽敞。他坐在一个角落里，把两条腿搁在前排的位置上，沉思起来。

模糊地意识到自己的事务已经理清楚，模糊地回忆起把他看成需要的人的谢尔普霍夫斯科依的友谊和奉承，以及主要是等待约会——一切都融合成一个对生活充满欢乐的总印象。这种感觉是那样强烈，以至于他不由得微笑起来。他伸开双腿，把一条腿放在另一条腿的膝盖上，并用一只手抓住它，抚摸着昨天摔倒时伤着的富有弹性的小腿，向后仰过身子，深深呼吸了几次。

“好，很好！”他自言自语道。他以前常常经受到对自己躯体的欢乐意识，可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爱自己和自己的躯体。他为一条有力的腿上这种轻微的疼痛感到愉快，对呼吸时自己胸部筋肉的运动感到愉快。那种最晴朗又凉丝丝的八月天，使安娜产生毫无希望的感觉，而他则仿佛觉得令人振奋，有生气，就连用凉水淋过后的脸和脖子也感到清新爽快。在这种新鲜空气里，他觉得自己小胡子上发出的润发油气味特别好闻。从轿式马车窗子里看到的一切，这凉爽清洁的空气中的一切，在这日落时苍白的亮光下，也如他本人一样清新、快乐和精力充沛：在刚落下太阳的闪闪亮光中的屋顶、建筑物角落和围墙的鲜明轮廓，偶尔碰上的步行者及轻便马车的形象，树木和野草一动不动，一行行整齐的种着土豆的畦沟的田野，以及由房屋、树木、灌木丛和土豆畦内投下的斜影。这一切恰似一幅刚完成和涂上油彩的优秀风景画一样绚丽。

“赶快，赶快！”他向马车夫说着，从窗子探出身来并从口袋里掏出一张三卢布的钞票，把它塞给回过头来的马车夫。马车夫的一只手在车灯旁摸来摸去，只听得鞭子啪的一声，轿式马车便顺着平坦的大道疾驰起来。

“除了这幸福，我什么，什么都不需要，”他心想，同时注视两扇窗子中间那个铃铛骨纽，暗自想象着他最近一次见到的安娜的模样，“而且，我越来越爱她了。瞧，这是弗莱德住的公家别墅花园。这里，她会在什么地方？什么地方？怎么回事儿？为什么她约我在这里见面，还在贝特西的信里附来？”到这时他才想了一下；但已经没有时间去想了。还没有到达林荫道，他就让马车夫停下，打开车门，马车还没有停稳，就跳下来走到通向房子的林荫道上。林荫道上没有一个人，但扭过头往右边一看，他瞧见她了。她的脸被面纱遮着，但他那欢乐的目光一下就抓住了她独有的背部动作、倾斜的肩膀及头部的姿势，立刻好像有一股电流贯通他的全身。他以一种新的力量感觉到自己的存在，从两条富有弹性的腿部的动作，到呼吸时肺部的活动，都有一种使自己嘴唇痒呵呵、甜丝丝的感觉。

她走到他面前，紧紧握住他的一只手。

“我叫你来，你没有生气？我必须见到你。”她说；接着，他从面纱下看到她两片嘴唇认真又严厉的线条，心绪立刻改变了。

“我，生气！但是你怎么来的，要上哪儿？”

“全无所谓，”她边说边把自己的一只手放到他的手上，“我们走，我要和你谈一谈。”

他知道为什么事儿了，这次约会不会是高兴的了。在她面前，他没有了主意；还不知道她担心的原因，他已经感到这种担心不由自主地也传给了他。

“怎么了呀，怎么了？”他用胳膊夹紧她的一只手问道，力图从她脸上看出她的心事。

她默默地走了几步，鼓起精神突然停了下来。

“昨天我没有告诉你，”她急速而沉重地呼吸着开始说了，“和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回家时，我向他坦白了一切……说了我不能做他的妻子，因为……全都说了。”

他听她说着，不由得侧过整个身子，仿佛想借此缓和她处境的沉重性。但她一说完了这个，他突然挺直身子，而且脸上露出骄傲而严厉的表情。

“是的，是的，这样更好，更好一千倍！我明白，这有多么痛苦。”他说。

但是她没有听他说话，她是根据他的脸部表情在猜测他的想法。她没法知道，符朗斯基脸部表情表达的是他产生的头一个想法——现在免不了要决斗了。她的头脑里从来没有过决斗的想法，因此她对这种瞬息间严厉的表情作了另外的解释。

收到丈夫的那封信以后，她已经从心灵深处知道一切都将是老样子，她将没法无视自己的处境，撇下儿子与情人结合。在特维尔斯卡娅公爵夫人那里度过的早上，使她更坚信这一点。不过对她来说，这次约会毕竟是异常重要的。她原希望这次约会能改变他们的处境，使自己得到挽救。要是他听到这消息时态度坚决、热烈，没有一分钟的动摇，对她说：“抛下一切，和我一起逃走！”她一定会丢下儿子，和他一起出走。然而这个消息没有在他身上引起自己所期待的那种情况，他只是好像受了什么侮辱的样子。

“我一点儿也不感到沉重。这是自然地发生的，”她愤愤地说，“你瞧……”她从手套里取出丈夫的一封信。

“我理解，理解，”他打断她，接过信，却没有看它，而是竭力宽慰她，“我希望一点，我恳求一点——打破这种局面，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你的幸福！”

“你为什么对我讲这个？”她说，“难道我会怀疑这一点吗？要是我怀疑的话……”

“这是谁来了？”符朗斯基指着迎面走来的两位太太突然说，“也许，人家知道我们。”于是连忙拉住她跟着自己向另一条侧面的小径走去。

“哎呀，我无所谓！”她说。她的嘴唇在哆嗦。他还觉得她的一双眼睛正从面纱里带着古怪愤怒的神情在瞧他。“我是说，问题不在这里。我不能怀疑这事儿；可这是他给我写的什么，你看看吧。”她又停下来。

符朗斯基再次像一开始听到她和丈夫决裂的消息时那样读着信，不由得陷入自己对受侮辱的丈夫态度引起的自然的印象中。现在他双手拿着他的信，不由自主地设想大概不是今天就是明天，将在自己家里收到要求决斗的挑战，那时他脸上会浮现同现在一样冷漠和骄傲的表情，向空中放一枪，然后站在那里等着被侮辱的丈夫的射击。他脑子里同时又闪过一个念头，觉得自己刚对谢尔普霍夫斯科依说过，他今天早上也在想——还是不使自己受束缚的为好——他也知道，不能把这个想法告诉她。

看完信，他向她抬起双眼，目光中流露出一种犹豫的神情。她立刻明白，他本人在这之前已经考虑过此事了。她知道不管他说什么，都不会把现在的全部想法说出来的。她还明白，自己最后的希望落空了。这不是她所期待的结果。

“你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她声音颤抖地说，“他……”

“原谅我，但我为此感到高兴，”符朗斯基打断说，“看在上帝的分儿上，让我把话说完，”他补充说，同时用目光恳求她给他点儿时间把话解释清楚，“我高兴的是，这事儿不能，无论如何也不能像他所提出的那样继续下去了。”

“为什么不能呢？”安娜忍住眼泪说，显然不认为他要说的话会有任何意义。她感觉到自己的全部命运已经决定了。

符朗斯基是想说，在依他看来是不可避免的决斗以后，这事儿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可是他却说了另外的话。

“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我劝你现在就别管他了。我希望，”他感到不安并脸红了，“你让我来安排和考虑我们的生活。明天……”他开始说。

她没有让他说完。

“那儿子呢？”她叫嚷起来，“你看看他写的——得丢下儿子，可是我不能也不想这样做。”

“可是，看在上帝分儿上，怎么更好些？丢下儿子，还是继续这种屈辱的处境？”

“对谁屈辱的处境？”

“对大家，而更主要是对你。”

“你说是屈辱的……你别这样说。这种话对我没有意思。”她声音颤抖地说。她现在不愿他说假话。对她来说，剩下的只有他的爱情这一点了，而她愿意爱他。“你要明白，对我来说，从自己爱上你的那一天起，一切全都变了。对我来说，唯一的一件事情——就是你的爱情。我有它，就感到自己是那么高尚，那么坚强，以至于什么对我来说都不会是屈辱的。我为自己的处境感到骄傲，因为……我为那……感到骄傲，骄傲……”她没有说完自己为什么骄傲。害羞和失望的眼泪噎住了她的嗓子。她停下来，哭了。

他也感到自己的喉咙被什么堵着，鼻子发酸，他有生以来头一次打算哭出来。他说不出是什么东西这么打动了自己；他觉得她可怜，又感到无法帮助她，同时还知道她的不幸是他造成的，是他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

“难道离婚不可能？”他无力地说。她没有回答，只摇摇头。“难道不能带着儿子离开他吗？”

“是啊。可这一切取决于他。现在我该到他那里去了。”她干巴巴地说。她认为一切都将是老样子的预料，得到了证实。

“星期二我到彼得堡去，一切都会解决的。”

安娜曾吩咐自己打发走的轿式马车到弗莱德家花园的篱笆附近来接她，这时已经到了。和他告别后，安娜就离开回家了。

星期一，“六月二日委员会”举行例会。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走进会议厅，和通常一样与委员们和主席打过招呼，便在自己的位置上坐下来，把一只手放在已准备好的一堆文件上。这些文件中，有他需要的证明材料及他准备发表的一项声明的提纲。其实，他无须证明材料。他全都记得，并认为不必通过记忆反复去重温自己要说的内容。他知道，到时候看见仇敌竭力想装得若无其事的脸部表情时，自己就会脱口而出滔滔不绝，会比他现在准备的更出色。他觉得自己演说的内容是那样重要，每字每句都有意义。此外，他在听例行的报告时，总是一副最无辜和不伤人的样子。瞧他那双白皙而筋络鼓起的手，长长的指头那么温柔地抚摸着放在自己面前的白纸文件的两旁，那种疲倦的脑袋朝一边歪斜的表情，谁也不会想到现在从他嘴里就要说出的话，将引起可怕的哄堂大乱，弄得委员们大叫大嚷，互相打断，迫使主席只好要求大家遵守秩序。报告结束时，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以轻轻的平静的声音提出关于外地人的安置问题，宣称他有几点设想要说。注意力转到了他身上。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清了清嗓子，也没有去看对手，但是像他发言时通常所做的那样，注视着坐在自己面前的那个人——一个在委员会里从不发表意见的温和小老头，开始阐述自己的想法。当问题涉及根本的相关法律时，仇敌们起来进行反驳。同样是委员会成员和同样被触怒的斯特列莫夫作了辩护——总之，会议开得像暴风雨，一片乱哄哄；但是，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胜利了，他的建议被接纳了；任命成立三个新的委员会，而且第二天，相当规模的彼得堡社交界谈的都是这次会议。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的成功，甚至比他预料的还大。

第二天，星期二早晨，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醒来后满意地回想起昨天的胜利，当办公室主任为了讨好他，把听到的委员会里发生的事件告诉他时，他想显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但还是忍不住微微笑了。

因为在和办公室主任一起办事，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完全忘了今天是星期二，是他计划好要接安娜·阿尔卡杰耶夫娜回来的日子，因此当仆人禀报她回来时，他吃了一惊，不无懊恼地呆住了。

安娜回到彼得堡正好是清早，据她的电报，派了一辆轿式马车去接，因此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应该知道她回来。可是她回来时，他没有去接。仆人告诉她，说他还没有出来，正和办公室主任忙着。她吩咐人去告诉丈夫一声，说她回来了，便走进自己房里整理东西，等着他到她这里来。但是过了一小时，他也没有来。她便借口有事到餐厅去，故意大声说话，指望他会到这里来，可是他没有出来，尽管她听到他已经把办公室主任送出了房门。她知道他照例快要上班去了，而自己则想在这之前见到他，以便把他们之间的关系确定下来。

她穿过大厅，果断地向他那边走过去。当她走进他的书房时，他正一身文官制服，一个胳膊肘靠着坐在小桌子边上，两眼忧郁地注视着前面，显然是准备好要出去了。是她比他先看到对方，因此她知道他在考虑她的事儿。

见到她后，他想站起来，却没有这样做，然后他的脸唰地就红了，这是安娜以前从未见过的。他很快站起来迎接她，目光不是落在她的眼睛上，而是落在她稍高一点儿的前额和发型上。他走到面前，拉起她的一只手并请她坐下。

“我为您的回来感到高兴。”他在她身边坐下来说，而且看样子想说什么话，几次想开口却都打住了。她对这次见面虽然是准备好了，要奚落他，但现在却又不知道对他说些什么，而且可怜起他来了。因此，保持了相当长时间的沉默。“谢辽若身体好吗？”他说了，没有等到回答，又补充了一句，“我今天不在家吃午饭，而且现在就得走。”

“我想到莫斯科去。”她说。

“不，您回来了，这样做很好，很好。”他说完，又沉默了。

看他没先说，她便先开口了。

“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她一边说，一边留神看着他，眼睛一直没有离开他那注视着她发型的目光，“我是个有罪的女人，我是个坏女人，但我还是原来的我，还像那次对您说的一样，我来是告诉您，我没法作任何改变。”

“我没有问您这件事情，”他突然说，同时坚决地用憎恨的目光直视她的双眼，“我料想也是这样。”他愤怒地说，但又竭力控制住了自己。“不过，和我当时对您说的和写信告诉过您的一样，”他用尖利的声音说起来，“我现在重复一遍，我无须知道这件事情，也不过问这件事情。不是所有的妻子都像您一样善良，急于把这么愉快的消息告诉丈夫。”他在“愉快的”这个词儿上特别加强了语气。“我不过问这件事情，只要别人不知道，我的名誉暂时不受玷污就行；因此，我只警告您，我们的关系应当像原来那样，不过若您搞得名誉扫地，我也会采取措施保全自己的。”

“但是我们的关系不可能像原来那样了。”安娜带着羞怯的声调说，同时惊恐地注视着他。

当看到这种平静的姿势，听到这种刺耳的孩童般讪笑的声音时，她对他的厌恶代替了原来的怜悯，因此她开始感到害怕，但是不管怎样得明确自己的处境。

“我不能做您的妻子了，既然我……”她开始说。

他恶狠狠而又冷酷地哈哈笑了起来。

“看来是您选择的那种生活影响了您的思想。我既很尊重您，又很蔑视您……我尊重您的过去，轻视您现在……您对我的话的理解离我的本意太远了。”

安娜叹了口气，并低下了头。

“不过我不理解，像您这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他继续愤愤地说，“在直接向丈夫宣告自己的不忠，却并不感到这有任何不体面，相反，您好像认为妻子对丈夫的不忠倒体面了。”

“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您要我怎么样？”

“我要的是，别让我在这里见到那个人，并要您的行为不至于使社交界和仆人们指指点点说闲话……让您不要再见他。这并不过分吧。而这样一来，您可以在不尽忠实的妻子的义务同时享受一个忠实的妻子的权利。这就是我要对您说的一切。现在我该走了。我不在家吃午饭。”

他站起来，向门那边走去。安娜也站起来了。他默默地侧过身子，让她先走。

对列文来说，在草垛上的一夜没有白白度过，他对自己经营的那个田庄也失去了任何兴趣。虽然收成非常好，但像今年这样遇到那么多挫折，他和农民们之间的关系那么敌对，是从来没有，至少他觉得是从来没有过的，而且这种挫折和敌对的原因，他现在完全明白了。亲自干活所感受到的快慰及过后与农民们的接近，这些愿望在那个晚上他已不再是幻想，成了他经过仔细考虑要实现的计划——所有这一切是那么大地改变了他对自己经营的田庄的看法，以至于他再也不能从中找到原来的兴趣。而且他也无法忽视自己与工人们那种不愉快的关系，而他曾经把自己和工人们的关系看成是一切的基础。一群都像帕瓦一样的改良母牛，全部施了肥用犁翻耕过的土地，九块用柳条篱笆隔开的耕地，深耕后施了基肥的九十俄亩地，条播机，等等——所有这一切，假如只要由他自己或由他和伙伴以及同情他的人们完成，就好极了。但是，他现在清清楚楚地看到（他在写一本关于农业的书，书中认为经营的主要因素是工作人员，这给了他很大帮助）——自己经营田庄不过是他与工人们之间一种残酷顽强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他这一方面，是力图要把一切搞得最好，而另外一方面呀——是一切顺其自然。结果他在这种斗争中发现，自己尽了最大的努力，另一方却提不起任何劲来，甚至连想都不想，结果是田庄的任何一方都不满，还白白地使坏了好好的工具、好好的牲口和土地。更糟糕的是不只是完全白白地消耗了花在这事儿上的精力，现在他还感到，他耗费精力要弄清经营这件事毫无意义。实际上，斗争的意义在哪里？他对每一分钱都精打细算（因为否则的话，一放松，自己就没有钱给工作人员付工资了），而他们只想安安稳稳、快快活活地干活，就像他们已经习惯的那样。从他的利益出发，是要每个工作人员尽量多干活，而且不要忘记尽量别损坏条播机、马拉的脱粒机和耙子，并时时想着自己在干的活计；工人们呢，想的却是干活能尽量开心些，多休息，主要的是能不用动脑子，无忧无虑地干活。今年夏天，列文每走一步都看到这一点。他派人去割做干草的三叶草，选择的是几块长满野草和艾蒿而不适合留种的孬地，他们却把几块留种用的最好的地给割了，还辩解说是管家吩咐这么干的，并安慰他说那草做干草一定很好；可是他知道，其实是因为这几块地的草好割。他派了一台翻草机去翻干草，可是刚翻开头几行就给弄坏了，因为农民坐在驭座上，抖动的机翼使他头闷，没驾驶好。仆人还对他说：“您请别担心，女人们会把草翻抖好的。”犁也不适用，因为农民根本就没有想到要把翘起的犁头放低，所以使劲摇转犁头，这样既折磨牲口又毁坏了土地。他们把马都放到小麦地里，因为没有一个工作人员愿意当夜间看守。尽管下过命令要工作人员轮流守夜，而万卡还是干了一整天活后就睡着了，他对自己的过失表示后悔，说：“随您咋办吧。”三头最好的小牛，因为没有饮水就放到三叶草地里，结果吃得太饱，胀死了。他们还怎么也不愿相信小牛是被三叶草胀死的，还拿邻村三天内死了一百二十头牲口来安慰他。发生所有这一切，倒也都不是因为谁对列文或他的田庄经营有意使坏；相反，他知道他们都喜欢他，认为他是个没架子的老爷（这是最大的夸奖）；但他们这么做只是为了想开开心心、无忧无虑地干活，而他的利益，他们不但不关心、不理解，而且还死死认定必然与他们的正当利益冲突。对自己的田庄经营，列文早就感到不满意了。他看到船漏水了，但没有找到也没有去寻找漏水的地方，也许是故意在欺骗自己吧。但是，现在他再也不能欺骗自己了。他经营的田庄，他不仅变得毫无兴趣，也厌烦了，他无法再干下去了。

而且他想见而没法见的吉蒂·舍尔巴茨卡娅，就在离他三十俄里的地方。他到达丽娅·阿列克山德罗夫娜·奥勃朗斯卡娅家去的时候，她倒是叫他再去向她妹妹求婚，听她的意思，这次她妹妹一定会答应。列文本人见到了吉蒂·舍尔巴茨卡娅后心里明白，自己仍爱着她，不过他知道，她在奥勃朗斯基家，自己就不能到那里去。他向她求婚及被她拒绝这事儿，成了他和她之间一道无法跨越的障碍。“我不会因为她没法成为她所爱的那个人的妻子，就要求她做我的妻子。”他对自己说。想到这一点，他对她开始变得冷漠，怀有敌意。“我无法同她平心静气地说话，无法没有怨恨地看着她，她也只会更恨我，也该是这样。再说了，在达丽娅·阿列克山德罗夫娜告诉我这番话以后，我现在还怎么到她们家里去？难道装做一副不知道她告诉过我的样子？还要我宽宏大度地去原谅、宽恕她。让我在她面前扮演一个宽恕她，并把自己的爱情献给她的角色！达丽娅·阿列克山德罗夫娜干吗把这事儿告诉我？要是我在无意中见到她，那样一切就自然而然，而现在这事儿不行了，不行了！”

达丽娅·阿列克山德罗夫娜给他送来了一张便条，向他为吉蒂借一副马鞍。“听说您有一副鞍子，”她写道，“劳驾您亲自给带来。”

这可让他无法忍受了。一个聪明、文雅的女人怎么能这样贬低妹妹！他写了十次便条，可是全撕了，然后不作任何回答把马鞍送去了。要是写了自己去——不行，因为他不能去；写自己因为有事情或者要外出不能去呢——这更糟。他不回信却把马鞍送过去，又觉得丢脸，第二天他把令他感到厌烦的全部田庄事务转托给了管家，独自到一个遥远县里的朋友斯维亚什斯基家去了，在那附近有一片极好的大鹬出没的沼泽地带；那朋友不久前曾来过信，请他到那里住一阵子，他早就许下这样的誓言了，只是一直未能履行。苏罗夫斯基县的大鹬出没的沼泽地，早就吸引列文了，可是因为庄园里事物缠身，就一拖再拖，一直没有去成。现在他正好乐得去一趟，既可以离开邻居舍尔巴茨基家，更主要的是可以借打猎摆脱庄园事务；打猎恰恰是他一切痛苦烦恼最好的安慰。

到苏罗夫斯基县没有铁路，也不通驿道，因此列文是乘坐自己的一辆远程四轮马车去的。

半路上，他在一个富裕的农民家停下来吃东西。一位留宽宽的棕色大胡子、两鬓花白、秃顶而又很有精神的老头子打开大门，然后靠门柱子站着让三匹马进去。院子里宽敞、干净、收拾一新，存放着烧焦的木犁，老头子带马车夫去歇脚，然后请列文进入正房。一个穿得干干净净的年轻妇女，光脚穿着套鞋，正在擦新帐幔下的地板。她被跟着列文进来的狗吓住了，惊叫了一声，但知道那狗不会碰她后，又马上为自己的惊恐笑起来。她伸出卷起袖口的手给列文指着通向正房的门，又弯下身子，遮起了她漂亮的脸蛋，继续擦洗地板。

“要茶炉子吗？”她问。

“好，麻烦你了。”

这是一间宽大的正房，装着荷兰式的炉子和一道屏风。神像下面摆着一张雕花桌子、一条长凳和两把椅子。入口处有个装器皿的小柜。护窗板都关着，苍蝇少，而且很干净，以至列文担心起一路跑来在水洼子里翻滚过的拉斯卡会弄脏地板，便要它到门旮旯里去待着。打量过一番正房，列文来到后院。穿着套鞋，模样可爱的年轻女人摇晃着肩上挑的两只空水桶，跑在他前边到井上去挑水。

“给我利索点儿！”老头子高兴地朝她嚷嚷着，向列文走来，“怎么，老爷，可是到斯维亚什斯基家去？他们也常到咱们家来。”他一只胳膊靠在台阶的栏杆上，饶舌地说起来。

老头子在向他讲述自己和斯维亚什斯基相识的当间，大门又咯吱咯吱响了，是工人们带着犁和耙进院子来了。套着犁和耙的马，喂得又饱又结实。工人们显然是这一家的：两个年轻的穿着印花布衬衫，戴着便帽；另外两个是雇工，穿着粗麻布衬衫——一个老头子，一个小青年。老头子走下台阶，到马旁卸套去了。

“这是犁什么地去了？”列文问。

“翻犁土豆地。我们也有一小块地。你呀，费多特，可别用那匹骟马，把它牵到木墩子一边去，咱们套另外的一匹。”

“什么呀，爹，我叫拿开沟机来，拿来了没有？”身材高大、壮实的小青年问，他显然是老头子的儿子。

“在……在门廊上，”老头子回答说，同时把卸下的缰绳绕成圈扔在地上，“趁他们吃饭的工夫，你能收拾好的。”

模样可爱的年轻女人挑着满满两桶水走进了门廊。不知从哪里又出来几个娘儿们——年轻漂亮的、中年的和年老难看的，有的带着孩子，有的没有。

茶炊的洞口吱吱吱响了，干活的工人安顿好马和家眷吃饭去了。列文从马车里取出自己的食品，请老头子和自己一起喝茶。

“您干吗，我们今天已经喝过了，”老头子说，他显然乐于接受这一建议，“就陪您再喝一杯吧。”

在喝茶过程中，列文弄清楚了老头子家业的全部来历。十年前，这老头子从一个女地主那里租了一百二十俄亩地，去年他买下了它们并从相邻的一个地主那里租了三百俄亩。他把最差的一小部分地转租出去了，而四十俄亩则是自己一家人和雇的两个工人进行耕作。老头子抱怨情况不好。但是列文明白，他抱怨只是出于客套，其实他的经营一片繁荣。如果不好，他就不会每亩花一百零五卢市买进这些土地，不会给三个儿子及一个侄子娶了亲，不会在遭受火灾以后两次盖起新房子，而且越盖越好。老头子虽然抱怨，但看得出他为自己的家业，为自己的儿子、侄子和子侄媳妇们，为马匹和奶牛感到骄傲，尤其是为维持着这整个的家业感到骄傲。从与老头子的交谈中，列文知道他过去和现在都采用一系列新措施。他种了许多土豆，而且列文来的时候看到他的土豆已经开过花，都开始结籽了，当时列文种的土豆才开花。他从一个地主那里借来铧犁翻耕土豆旁边的空地，播下了小麦。老头子筛黑麦时，把筛下的麦屑用来喂马，这个小小的细节使列文感到特别吃惊。列文曾经多少次看到这极好的饲料被白白丢掉，想把它们收拾起来，但这事儿总也办不到。这个农民做到了，确实令他佩服，令他赞赏。

“女人们做些什么？她们把一个个货包搬到路边，让大车来运走。”

“而我们那里的地主，和工人们的关系都不好。”列文边说边给他递过一杯茶。

“谢谢！”老头子接过杯子回答说，但他指指自己咬过剩下的一小块糖，谢绝在茶里放糖。“怎么可以靠工人们办事呢？”他说，“只会一团糟。就拿斯维亚什斯基来说。我们知道那是怎样的土地——好极了，可是收成并不那么好。全都是因为照料不周！”

“可是，你不是也雇工人在经营吗？”

“这是咱们庄稼人的事情。一切都自己动手。不好好干的——走，咱自己干得了。”

“爹，费诺根要焦油。”穿套鞋的女人进来说。

“就是这样，老爷！”老头子说着站起来，连连画十字感谢列文后出去了。

列文来到黑黝黝的小屋叫唤自己的马车夫时，他看到全家的男人都围一张桌子坐着。女人们站着听候吩咐。年轻健壮的儿子嘴里含着一口粥，正在说什么可笑的事情，逗得大家都哈哈大笑，穿套鞋的女人特别开心，她正把菜汤倒进盘子里。

很可能，穿套鞋女人那可爱的脸蛋大大加深了列文对这个农民家庭的美好印象，而这种印象是如此强烈，以至于他怎么也摆脱不了它。从老头子那里到斯维亚什斯基家一路来，他尽力不去想但还是在回想这个农民之家，印象中好像有一种特别吸引他注意的东西。

斯维亚什斯基是他那个县的首席贵族。他比列文大五岁，而且早已结婚，家里住着他一位年轻的姨妹，是个很讨列文喜欢的姑娘。列文还知道，斯维亚什斯基和他妻子很想把这位姑娘嫁给他。他毫无疑问知道这一点，就像一切未婚青年一样，他对此也很敏感，尽管任何人都不打算把它说出来。他还同样知道，尽管自己想结婚，尽管这位从一切方面看都相当迷人的姑娘会成为一位极好的妻子，他和她结婚的可能性却如同登天一样不可能，就算他没有爱上吉蒂·舍尔巴茨卡娅。这种想法，破坏了他到斯维亚什斯基家做客本指望得到的那种满足。

收到斯维亚什斯基邀请他去打猎的信以后，列文马上想到了这一点，尽管如此，他还是认为斯维亚什斯基对自己的这种意思，不过是自己毫无根据的推测，因此也就去了。此外，在心灵深处，他是想再次以这位姑娘考验一下自己。斯维亚什斯基的家庭生活是非常愉快的，斯维亚什斯基本人是列文知道的一位最优秀的地方自治活动家，列文对他从来都非常感兴趣。

对列文来说，斯维亚什斯基从来都是那么令人吃惊的一位人物。他的言论虽然有时缺乏独立性，但总是一贯的，很有逻辑性，而他的生活则具有非常明确和坚定的目标，独立地进行着，与自己的言论完全不相干，而且几乎相反。斯维亚什斯基是个极端的自由派人物。他蔑视贵族，认为大多数贵族都是因为胆小而不敢说出来的隐蔽的农奴制拥护者。他认为俄罗斯是个类似土耳其那样没落的国家，认为俄国政府是如此糟糕透顶，以至于自己从来都不去认真批评政府的行为，与此同时，他又为它服务，是个模范的贵族领袖，而且出门时从来都要戴有帽徽和带小红边的制帽。他认为一个人只有到国外才能过像样的生活，因此一有可能就到国外去住，与此同时又在俄罗斯进行一种很复杂和完备的经营，而且怀着异常的兴趣追踪一切，并知道在俄国发生的各种事情。他认为俄罗斯农民还处在从猿到人发展的过渡阶段，同时在地方议会选举时又比谁都乐于和农民们握手，并听取他们的意见。他既不相信神也不相信鬼，从来不迷信，但又非常关心改善宗教界的生活和维持他们的收入问题，还特别起劲地四处奔走，为村上保留一座教堂。

在妇女问题上，他主张女性自由，特别认为她们有劳动权利，是个激进派，但又希望大家都像他和妻子那样过着相亲相爱、没有孩子的家庭生活。他安排妻子的所有生活，使得她除了想怎么更好更快活地消磨时间外，什么都不干，也什么都不能干。

要不是列文有善于从好的方面看待一个人的特点，斯维亚什斯基的性格对他来说是不会有任何困难和问题的；他会对自己说：一个傻瓜或废物，也就全清楚了。但是他不能说他傻瓜，因为斯维亚什斯基无疑不仅很聪明，还是个很有教养的人，非常平易近人。没有什么他不知道，但他只在万不得已的时候才显示出自己有知识。列文更难以说他是废物，因为斯维亚什斯基无疑是个诚实、善良、聪明的人，他开心、积极，经常从事受到周围人高度评价的事业，而且确实没做过什么坏事，也不会做什么坏事。

列文努力要弄明白，但从来都不明白，他觉得他和他的生活是个活生生的谜。

他们俩是好朋友，所以列文才允许自己追根究底地去试探斯维亚什斯基对生活的观点，然而这从来都是白费心思。每当列文试图进一步深入斯维亚什斯基的内心世界的密室时，他发现斯维亚什斯基就稍稍有点儿不好意思起来；他的目光里总会露出一丝依稀可见的惊恐，好像是他害怕被列文看破似的，于是他就会和善、委婉地拒绝。

现在，在田庄经营失望之后，列文特别高兴到斯维亚什斯基那里去住一阵子。且不说这对幸福的夫妇以及他们那个构筑得安闲舒适的窝使他开心，现在列文对生活极为不满，想找到使斯维亚什斯基在生活中这么清晰、确定和愉快的秘诀。此外，他知道在斯维亚什斯基家将会见到一些相邻的地主，自己现在特别有兴趣谈谈、听听田庄经营方面那些关于收获、工人的工钱等等的话题。列文知道这些通常都被认为是低级的话题，现在对他来说都成了重要的了。“在农奴制条件下或在英国，它们也许不重要。在那两种情况下，规章制度本身是确定了的；可是在我们这里，现在所有的一切都颠倒过来了，又刚刚开始在安排，怎样确立规章制度，正是俄国的一个重要问题。”列文在想。

打猎的成绩比列文预期的要差。沼泽地干涸了。也完全不见大鹬。他转了一整天，只打到三只，不过和通常打猎回来一样，他有了极好的胃口、极好的心情，同时由于激烈的体力活动而精神兴奋。还在打猎时，他好像什么也不想，可还是再次回想起老农及其一家来，那印象仿佛不仅吸引他去注意，而且还牵引他去解决了某种和他相联系的问题。

傍晚喝茶的时候，有两位地主为了委托代管产业的事儿跑来，这样就展开了一场列文所期望的最有趣的谈话。

列文坐在茶几边，旁边就是女主人，他不得不同她及她妹妹谈话，那姑娘正好在自己对面。女主人是一位圆脸蛋、白皮肤、个子不高的女人，带着两个酒窝和满脸笑容。列文力图通过她找到她丈夫提出的那个重要之谜的答案；但他无法进行思考，因为感到特别不自在。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对面坐着那位姨妹，她穿着一件呈梯形露出洁白胸部的裙子。他看来这可能是特地为了他而穿的。胸部虽然很白皙，或者特别是因为她很白，这个四个角的开口使列文没法自由地进行思考。他暗自设想，也许是错误地想象着，以为这个开口是打他的主意，于是认为自己无权看它并竭力不去看它；不过他感到，人家做了开口这一点已经是他的错了。列文仿佛觉得自己欺骗了什么人，他应该解释清楚，可是这种事情又无论如何不能解释，因此他不断地红脸，总是惴惴不安，很是尴尬。他的尴尬还感染了可爱的姨妹。不过，女主人看样子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她故意把她拉进谈话中去。

“您说，”女主人继续已经开始的话题说，“俄罗斯的一切都没法使我丈夫感兴趣。恰恰相反，在国外他是开心，可是从来都不如在这里。在这里，他感到在自己的家中。他的事情那么多，他又具有关心一切事情的才能。啊，您没有到我们的学校里去过吧？”

“我看到了……是那幢爬满常青藤的小房子？”

“对，那是娜斯佳的事业。”她指指自己的妹妹说。

“您自己教书？”列文问，竭力看着开口的旁边处，可是不管他往哪个方向看，总是看到那个开口。

“是啊，我自己教过，现在还在教，不过我们有一位非常好的女教师。我们还带领做体操。”

“不，谢谢，我不要茶了，”列文说，同时感到自己这样不礼貌，但没法继续这样谈下去了，便涨红了脸欠身起来，“我听到他们谈得很有趣。”他补充说着，便走到桌子另一头主人和两个地主坐着的地方。斯维亚什斯基侧身靠桌子坐着，用支在桌面上的一只手转过茶杯，另一只手把大胡子抓成一把提到鼻子上再放下，好像是在闻自己胡子的气味。他的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直视着留灰白小胡子、神情激动的地主，显然觉得他说话有意思，好玩。那地主抱怨农民。列文清楚，斯维亚什斯基知道怎么说就能立刻将他那番话驳倒，但按照自己的地位，他不能作出这样的回答，于是不无得意地听着地主的喜剧性谈话。

留灰白小胡子的地主显然是个顽固维护农奴制的人，一个乡间本地户和热情的农业经营者。无论从服装上——他那身过时的、穿破了的、有些别扭的常礼服，还是从那双聪明而阴郁的眼睛里，还是从一口流利的俄语，从显然由于长期经验形成的命令式语调，从大大的、漂亮的、晒黑的无名指上戴着枚老式订婚戒指的双手动作上，列文都看出了这种特征。

“要不是舍不得抛弃长期经营的事业……花了很多心血……我早就把它丢掉，卖掉，像尼古拉·伊万诺维奇那样一走了事……去听法国歌剧。”地主微笑说，聪明苍老的脸上露出容光焕发的愉快。

“瞧您究竟没有抛弃啊，”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斯维亚什斯基说，“可见有好处嘛。”

“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住在这里，房子不是买的，不是租的，是自己的，总在希望农民会变得文明一点儿。可是说起来您也许不会相信，他们就知道酗酒、放荡！他们只会一次又一次地分家，全都重新分了，一匹马、一头奶牛都不剩。人都快饿死了，可叫他们来当雇工，他们就存心和你捣乱，还弄到调解法官那里去。”

“那您也可以向调解法官告状啊。”斯维亚什斯基说。

“我去告？这我才不干呢！人们会议论纷纷，我宁可不告！比如有一家工厂，他们拿了预付工资，跑了。调解法官有什么办法？只能放他们。一切都靠民事法庭和村长维持着。这家伙会用老方法狠揍他们。要不这么干——你只好抛弃一切往世界各地跑吧！”

地主显然是在嘲弄斯维亚什斯基，而斯维亚什斯基非但不生气，看样子倒还以此为乐。

“我们经营自己的田庄并不用这种办法，”他微笑着说，“我、列文和他们。”

他指着另外一个地主。

“对了，米哈依尔·彼得罗维奇那边的事情怎么样，您问他自己，难道那是合理的经营？”地主很明显因为用了“合理的”这个词儿感到得意扬扬。

“我的经营方式很简单，”米哈依尔·彼得罗维奇说，“感谢上帝。我们田庄经营的方式，就是为了准备好缴纳秋季的赋税。农民们跑来了喊：老爷啊，帮把忙吧！好吧，大家都是邻居，可怜啊。就替他们缴了三分之一的税，只是说了：记住，孩子们，我帮了你们，到时候你们也得帮忙啊——播种燕麦啦，割草啦，收庄稼啦，还说好了一头牲口多少钱。他们当中也有没有良心的，这是真的。”

列文早就知道那些宗法制的方法。他和斯维亚什斯基交换了个眼色，便打断了米哈依尔·彼得罗维奇的话，再次转向留着白胡子的地主。

“那您怎么打算？”他问道，“现在您该怎样经营田庄？”

“还是像米哈依尔·彼得罗维奇那样经营：或者按土地收成对分，或者出租给农民，这样做可以，但会损害国家的总财富。我用农奴劳动能带来九倍的收获，用对分制只能收获三倍。解放农奴毁了俄罗斯！”

斯维亚什斯基眼睛笑眯眯地看着列文，甚至暗暗给他做了个略带讥讽的动作；但是列文并不觉得地主的话可笑——他要比斯维亚什斯基更理解地主说的话。地主后来说的事情证明农奴解放毁了俄罗斯。列文甚至觉得地主说得很对，在他看来，那是新的和无可辩驳的事实。地主显然是在说自己个人的想法，这种情况是少见的，而他说出的想法不是要借此占据无聊的头脑，那是因为他久居乡间，过着闭塞的生活，经过全面考虑得出的结论。

“请注意，问题在于任何进步都只能靠权力去完成，”他说，显然是想表明自己不是缺乏教养的人，“您看看彼得、卡捷琳娜、亚历山大[110]的改革。您看看欧洲历史。农业方面的进步更是这样。就说土豆吧，在我们这里它也是靠强制种植起来的。木犁也不是从来就使用的，也许是在封建时代，可大概也是强制的。现如今，我们这些在农奴制时代的地主用各种办法改进了田庄经营：有烘干机，有清粮机，有运肥机，有了一切工具——我们全是靠自己的权力引进的，农民们开始的时候反对，后来仿效我们了。现在呢，废除了农奴制以后，我们的权力被剥夺了，我们那种提到了高水平的田庄经营就得退到最野蛮、原始的状况。我理解是这样。”

“那为什么？如果它合理，您可以用雇工来经营。”斯维亚什斯基说。

“没有权力呀。请问，我靠谁去经营？”

“瞧它——工人劳动力，这是经营的主要因素。”列文想。

“靠工人。”

“工人不愿好好干活，不愿使用好的工具。我们的工人只知道一件事情——喝酒，喝得像猪一样醉醺醺的，并毁坏您给他的一切。他们把马使伤，损坏完好的马具，拿车轮胎换酒喝，往脱粒机里塞转向锁把它弄断。他们看到一切不明白的东西都厌恶。因此，整个经营水平就下降了。土地荒废了，长出了艾蒿或分给了农民们，在曾经产生百万的地方，你却只生产出几十万；公共的财富减少了。如果这样做呢，当然得计算……”

他接着便开始把自己可以避免这种缺陷的解放计划发挥了一通。

列文对此不感兴趣，但当他结束的时候，列文回到他的第一个论点上。他转向斯维亚什斯基，并努力吸引对方注意自己发表的认真意见。

“说到田庄经营水平下降，就我们与工人的关系来说，不能有效益地进行合理的经营，这是完全正确的。”他说。

“我不觉得，”斯维亚什斯基已经是严肃地在反驳了，“我只是看到我们不善于经营田庄，而且相反，我们在农奴制时经营的那种田庄水平不是太高，而是太低。我们没有机器，没有干活的好牲口，缺乏真正的管理，我们连算账都不会。您问当家人——他连什么对自己有利没有利都不知道。”

“意大利的会计学，”地主嘲笑说，“那里随您怎么计算，会把一切全毁了，让您啥利益也得不到。”

“为什么会全毁了呢？是毁了您的破脱粒机，您的俄国式畜力简易传动装置，而我的蒸汽装置人家就毁坏不了。俄罗斯小马，怎么叫来着？得拖住它尾巴的那种马，是会毁坏的，而您如果繁殖贝雪重轭马，或者就是比秋格马，就毁不了啰。这就是全部。我们应当把田庄经营的水平提得更高。”

“可是拿什么去提高嘛，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您倒好，而我有儿子要上大学，小的在读中学——贝雪重轭马，我买不起啊。”

“可以找银行贷款啊。”

“让我把最后一点儿东西都变卖掉？不，谢谢了！”

“认为田庄经营的水平有再提高一点儿的必要和可能性，我不同意，”列文说，“我是搞这个的，我也有资金，可是我什么也做不成。银行对谁有好处，我不知道。至少在田庄经营中，我不管把钱花在什么上，全都亏本：牲口——亏本，机器——亏本。”

“瞧，是这样的。”留灰白小胡子的地主满意得甚至笑起来支持说。

“还不只我一个人，”列文接着说，“我和所有进行合理经营的田庄主都有交往，除了极个别的例外，经营全都亏损。好吧，您就说说，您的田庄经营怎么样——有效益？”列文说着，立刻在斯维亚什斯基的目光中注意到那种瞬息间惊恐的表情；当他想进一步深入斯维亚什斯基智慧的接待室门口时，注意到了这种表情。

此外，在列文方面，对这个问题并不完全认真。喝茶时女主人刚对他说过，今年夏天他们从莫斯科请来了一位会计师，他收五百卢布报酬对他们的田庄进行了估算，结果发现将有三千卢布的亏损。他不记得确切的数目，但那德国人好像一个戈比一个戈比地算得很仔细。

提到斯维亚什斯基田庄经营的效益时，地主微微笑了笑，他显然知道这位领袖和邻居能有什么效益。

“可能没有效益，”斯维亚什斯基回答说，“这只能证明我是个不好的主人，要不，是我把资本浪费在增加地租上了。”

“啊，地租！”列文惊恐地叫嚷起来，“也许在欧洲有地租，那里的土地因为对它投入劳动而变好了，而在我们这里，所有的土地都因为投入劳动而变坏，也就是使得它越种越贫瘠——因此，没有地租。”

“怎么没有地租？这是规律。”

“那我们是违反规律的：对我们来说，地租什么也说明不了，倒是相反，会坏事。不！您说说地租的学说是怎样的……”

“要炼乳吗？玛莎，给我们拿些炼乳或马林果酱来，”他转过去对妻子说，“今年的马林果熟得特别晚。”

接着，斯维亚什斯基便怀着最愉快的心情站起来走开了，大概是以为谈话到此已经结束，而列文则觉得当时谈话才开始。

失去了谈话的对手，列文只好继续与地主交谈起来。他竭力向那个地主证明，一切困难的发生都是因为我们不想了解我们的工人的特点和习性；然而那地主又如同所有离群索居和独立地进行思考的人一样难以理解别人的思想，还特别固执己见。他坚持认为，俄罗斯农民是猪猡，而且喜欢猪猡行为，要使他们摆脱猪猡状态，就得有权力，我们却没有权力，一定要有棍棒，可是我们却变得自由了，用了上千年的棍棒突然被什么律师和监禁代替了，监牢里给没有用的发着臭气的农民喝可口的汤，还专给几立方米空间。

“您怎么会认为，”列文力图回到问题上来说，“对劳动力能不能找不到这样一种关系，以便提高劳动效率呢？”

“对俄罗斯人民来说，永远不会有这样的事情！没有权力。”地主回答说。

“怎么能找到新的条件呢？”斯维亚什斯基吃了炼乳，抽了支烟，又回到两位争论的人跟前说。“一切对劳动力可能的关系都已经确定和研究过了，”他说，“野蛮时代的残余——实行连环保的原始公社自然地崩溃了，农奴制废除了，剩下的只有自由劳动，而且它的形式已经确定和准备好了，因此只能采用它。雇农，短工，农场主——无非是这些形式。”

“可是，欧洲已经对这些形式不满了。”

“是不满意并正在寻找新的形式，大概能找到。”

“我说的也正是这个，”列文说，“我们为什么不能从自己方面去寻找呢？”

“因为反正全都一样，就好比想要重新设法修筑铁路。那都是现成的，已经发明了的。”

“假如它们对我们不合适，假如它们是愚蠢的呢？”列文说。

接着，他在斯维亚什斯基的眼睛里又注意到惊恐的表情。

“不过这事儿啊：我们可真是目空一切了。我们找到了欧洲正在寻找的东西！这种话我都听够了，可是对不起，您是否知道欧洲关于安置工人所做的一切？”

“不，不太知道。”

“现在欧洲一些有头脑的优秀人物正在研究这个问题。舒尔茨·杰里奇学派……然后是自由主义的拉萨尔学派关于劳工问题的大批著作……密尔豪森式[111]的方案——这已经是事实，您大概知道。”

“我有点儿概念，但很模糊。”

“不，您只是这么说说，这一切您大概知道得不比我差。我当然不是个社会学教授，但我对此感兴趣，而且，对了，假如您感兴趣，您就研究研究吧。”

“可是，那会有什么结果呢？”

“对不起……”

两位地主欠身起来，斯维亚什斯基再一次制止了列文想要窥视他内心世界的秘密的讨厌习惯，送别自己的客人去了。

这天晚上，和女人们在一起使列文感到难以忍受的无聊。现在他感受到，对田庄经营的那种不满，并不是他的特殊情况，而是发生在俄罗斯的一种共同的情况，应当让劳动者建立起这样的关系，使不管在哪里干活的工人们都能像在途中遇到的那位农民那样。这并不是幻想，而是一个必须解决的任务，这个思想使他感到从未有过的激动。而且他觉得，这是个可以解决的任务，应当试试做到这一点。

向女人们道晚安时，他答应明天再住一天，这样可以一起骑马去观赏公家森林里一个有趣的塌陷处。睡觉前列文来到主人书房里，拿了几本斯维亚什斯基建议他读的关于工人问题的书。斯维亚什斯基的书房很大，里边放着几个书架、两张桌子——中间一张是厚实沉重的写字台，另一张是圆桌，桌子中央放着一盏灯，周围星星一样摆满各种文字的报刊。写字台旁边放着个立柜，那一个个带金字标记的抽屉里存放着各种各样的案卷文件。

斯维亚什斯基拿出几本书，便在一把摇椅上坐下来。

“您这是在看什么？”他对正停留在圆桌边仔细翻看杂志的列文说。

“啊，对了，那里有篇很有趣的文章，”斯维亚什斯基指着列文手里拿的一本杂志说，“原来，”他愉快活跃地说，“瓜分波兰的主要罪人不是腓特烈。原来……”

接着，他以自己特有的明确性扼要讲述了那些新的、很重要和有趣的发现。尽管这时列文想得最多的是田庄经营，可是在听主人说话时，他还是不断问自己：“他心里到底想的什么？而且为什么，为什么他对瓜分波兰感兴趣？”斯维亚什斯基讲完时，列文不由得问：“那又怎么？”可是没有听到任何回答。有趣的只是那声“原来”。但是，斯维亚什斯基对于为什么自己对此感兴趣没有作解释，并认为没有必要作解释。

“不过使我感兴趣的，倒是那位怒气冲冲的地主，”列文叹了口气说，“他聪明，并讲了许多实际的情况。”

“啊，算了吧！和大家一样，他是个打心底里顽固不化的农奴制拥护者！”斯维亚什斯基说。

“您是那些人的领袖……”

“是的，不过我在把他们引导到另一个方面。”斯维亚什斯基笑着说。

“知道吗，我最关心的是，”列文说，“他说得对，我们的事情，也就是合理的田庄经营不行，只能像那位文静的地主似的重利盘剥，要不就采用最简单的方式。这是谁的过错？”

“当然，是我们自己。不过，说它不行可不对。在瓦西里奇科夫那里就行。”

“一家工厂……”

“不过我还是不明白，您有什么奇怪的。人民无论在物质上和道德上都处于这么低的发展水平，他当然要对自己感到生疏的一切都表示反对了。合理的田庄经营在欧洲行得通，是因为那里的人民受过教育；因此，我们应当教育人民——这就是一切。”

“可是，到底怎么教育人民？”

“为了教育人民，需要三样东西：学校、学校和学校。”

“可是您自己说了，人民处于低水平的物质发展上。学校能帮什么忙？”

“知道吗，您使我想起一个劝告病人的笑话：‘您不妨试一试泻药。’‘用了，更糟。’‘试试水蛭疗法。’‘试过了，更糟。’‘那就只好祷告上帝了。’‘试过了，更糟。’你我也是这样。我说政治经济学，您说——更糟。我说社会主义——更糟，说教育——更糟。”

“学校能有什么帮助？”

“为人民提供其他需求。”

“这正是我一直不理解的事情，”列文愤愤地反驳说，“学校能用什么办法帮助人民改善自己的物质状况？您在说教育，教育会给人民提供新的需求。这就更糟，因为他们没有满足这些需求的能力。而我总也弄不明白，加减法及教义问答的知识能拿什么帮助人民改善自己的物质状况。两天前的一个傍晚，我遇见一个怀抱婴儿的农妇，我问她到哪里去。她说：‘到一个老婆子那里去过了，孩子被哭鬼缠住了，让她给治病。’我问她，老婆子怎么治孩子哭。她说就让孩子坐在鸡窝上，嘴里不断地念叨什么。”

“瞧吧，您自己说了！要她不带孩子去用坐鸡窝的办法治哭叫，为此需要……”斯维亚什斯基高兴地微笑道。

“啊，不！”列文失望地说，“对我来说，这种治疗不过是等于用学校医治人民。人民贫穷，没有受过教育——这一点我们都知道，和那位因为孩子哭叫而知道孩子有闹哭病的农妇一样。但是，为什么学校能帮助摆脱这种贫困和缺乏教育的灾难，这就不清楚了，就像为什么坐鸡窝能治孩子的闹哭病不清楚一样。应当帮助人民消除贫困的原因。”

“好了，至少在这一点上，您和您那么不喜欢的斯宾塞[112]走到一起去了。他也说，教育可能带来更多的福利和生活舒适的结果，正如他说的，是经常清洗而不是会看书和计算的结果……”

“瞧吧，居然和斯宾塞走到一起了；这使我很高兴，或者相反，很不高兴；不过，这一点我早就明白。学校帮不了忙，能帮忙的是那样一种经济制度，它将使人民富裕点儿，有更多的空余时间——那时学校也就有了。”

“但是，在全欧洲现在学校都是义务的。”

“可您自己怎么样？在这一点上同意斯宾塞吗？”列文问。

但是，斯维亚什斯基的眼睛里闪现出惊恐的表情，他微微笑着说：“不，那个治闹哭的笑话好极了！真是您亲耳听到的？”

列文看到他这样，觉得找不到这个人的生活与自己思想的联系。显然，自己的议论会导致什么，他都完全无所谓；他需要的，只是议论的过程。于是，当议论的过程把他引进死胡同时，他就不高兴了。他不喜欢和回避的正是这一点，总把话题引到什么愉快开心的事情上去。

从途中遇到那位农民开始这一天来的全部印象，仿佛成了眼下所有印象和思想的主要基础，那些印象使列文大为激动。这位可爱的斯维亚什斯基，他有自己的思想只是为了在社会上应付场面，他的生活显然还有其他一些对列文来说是秘密的原则。与此同时，他和大批公众在一起的时候，就用那些与自己格格不入的思想领导着社会舆论；那个愤愤的地主，他那些从生活中苦苦思索出来的意见完全正确，但他把火发到整个阶级，而且是发到俄国一个最优秀的阶级上，这就不对了；列文不满于自己的活动，模模糊糊地希望能够改变这一切，所有这一切都融合到一起，使他觉得苦恼，期待着能尽快解决所有这些问题。

睡在主人单独安排的房间里，躺在自己的手和脚一动就会弹起来的弹簧床垫上，列文久久不能入睡。在和斯维亚什斯基的谈话中，他说得虽然也很聪明，但是没有一次使自己感兴趣；不过地主的论据需要讨论。列文不由自主地回想起全部他说的话，而且想象中对自己给他的回答作了修正。

“对，我本该对他说：您说我们的田庄经营不行是因为农民憎恨一切改良，推行它得靠权力；不过，要是说没有这些改良田庄经营就会完全不行，您就对了；但是改良在进行，不过进行的只是些和途中那老头子家一样，人人的劳动符合他们自己的习惯。您和我们都对田庄经营不满，错误不是在我们，就是在工人。我们早已经在按照自己，按照欧洲的方式在努力了，却不问问自己劳动力的特点。我们不妨试试承认劳动力并不理想，而是带有自己本能的俄罗斯农民，然后来建立与它相应的田庄经营。您设想吧——我得告诉他——您的田庄就会经营得和那老头子一样，您会找到办法使工人关心劳动成果，找到那种使工人们接受的适度的改良——而您将在不消耗基础的情况下，得到相当于以前两倍、三倍的收益。对半分开，您把一半给劳动力；您自己的那一份会更多，而且劳动力所得的也更多。而为了做到这一点应当降低田庄经营的水平，使工人们关心田庄经营的成绩。怎么做到这一点——是个复杂的问题，但毫无疑问，这是可能的。”

这个想法使列文处于极度激动中，他有半夜没有睡着，仔细考虑把这种想法付诸实施的种种细节。他本不打算明天走的，但是现在决定了，一清早就回家去。再说，这位穿着开口裙子的姨妹，使他产生了一种类似做了坏事后的害羞和后悔的感觉。主要的，是他得毫不拖延地离开：应当在冬麦下播以前来得及向农民们提议采用新方案，这样，播种就可以在新的基础上进行了。他决定了，要把原来田庄的全部经营彻底变个样。

列文的计划实行时，遇到了许多困难；但他尽了所有的力量，而且结果虽然不像期望的那样，然而已经取得的成效没有欺骗他，使他相信这事儿干得值得。主要的困难之一，是田庄经营已经在进行了，不能把一切都停下来从头开始，而应当在运转过程中调整这架机器。

刚回到家的那个晚上，当他把自己的计划通知管家时，管家带着明显满意的样子同意他话中的一部分，那就是认为迄今为止所干的一切都是胡来，是无用的。管家说，这事儿他早就说过，可当时没有被采纳。至于列文提议的——作为股东和工人们一起参加全部经营这一点——管家只表示了大为失望，他没有一定的意见，倒是立刻说起明天必须把剩下的黑麦捆好运走，得派人去锄第二遍地，因此列文感到现在还不是讨论自己计划的合适时机。

和农民们谈起这件事情，当提议他们按新的条件出租土地时，他遇到同样一个主要的困难，他们都忙于眼下的活儿，没有工夫全面考虑建议各项措施的利和弊。

放牲口的天真汉子伊万似乎完全理解列文的建议——让他全家经营饲养场——而且十分赞成这种措施。可是当列文要他相信将来的效益时，伊万的脸上流露出担心和遗憾，以致他没有全部听完，连忙推托说自己有紧急的事情：不是用叉子把干草从单马棚里倒出来，就是要去灌水或清扫粪便。

另一个困难在于农民怎么也不相信，地主的目的，除了想尽量办法掠夺他们之外还能有什么别的。他们坚信，他的真正目的（不管自己怎么对他们讲），永远在于他没有告诉他们的打算上。而且，他们自己在发表意见时说了许多话，但从来不会把自己的真正目的说出来。此外（列文感到那个气冲冲的地主是对的），农民们在签订任何合同的时候，头一个和不可改变的条件，就是使自己不至于被迫接受田庄经营的任何新办法和采用新工具。他们同意用铧犁耕地更好，快速犁干起活来更顺当，但是他们找出上千个理由，说明他们既没法使用这个也没法使用那个，尽管他们也确信这样做得降低田庄经营的水平，他则舍不得放弃效益如此明显的改良。不过尽管有这一切困难，他还是坚持自己的要求，在秋天来临时就办这事儿，至少他认为是这样。

开始的时候，列文想把自己原来的整个田庄按照新的合作条件出租给农民、工人们和管家，但是很快他确信这不可能，于是决定把田庄经营分成几部分。饲养场、果园、菜园子、割草地和分成几片的庄稼地，应当分别处理。列文认为放牲口的天真汉子伊万比大家都好些，明白这事儿，他成立了主要由自己一家人组成的合作组，承包了饲养场。休耕了八年的熟荒地，在聪明的木匠费德尔·列祖诺夫的帮助下，由六户农民按新的合作条件要走了。农民舒拉耶夫按照同样的条件，租下了所有的菜园子。余下的还是老样子，但这三部分是新组合的起点，它们使列文费了相当大的精力。

不错，饲养场里的事情迄今为止进行得不比以前好。伊万竭力反对把奶牛放到暖和的棚里及制作黄油，他坚信奶牛在冷处消耗饲料少，酸奶油更有利可图，而且要求和过去一样的工资，他对自己得到的钱不是工资而是按定额所得的红利这一点，丝毫不感兴趣。

不错，费德尔·列祖诺夫一组没有按原来商定的那样，在播种前把地用犁翻耕两次，他们以时间短为自己辩护。不错，这组农民虽然说好了按新的合作条件来经营，却宣称这地不是共有的，是按对半分成得到的。而且无论是这个组的农民们还是列祖诺夫本人都不止一次地对列文说：“就按照土地收租吧，您省心些，我们也自在些。”此外，对和他们说好了要在这块地里盖牲口院及干草棚的事儿，农民们却找各种各样的借口一个劲儿往后拖，一直拖到冬天。

不错，舒拉耶夫想把自己租下的菜园子分成几块转租给农民。他显然是完全误解了，而且是故意误解土地租给他时商定的那些条件。

不错，在和农民们交谈及向他们解释这种措施的一切好处时，列文常常感到农民们只在听他嗓子的声音，他们心里非常有数，不管他说什么，他们都不会受骗。他特别感觉到这一点，是在他和最聪明的农民之一列祖诺夫说话的时候。他注意到列祖诺夫眼睛里的那种游戏，既清楚地表明对列文的讥笑，又表明坚信要是有人受骗，那绝不会是他列祖诺夫。

尽管这样，列文想事情还是在进行，而且在严格进行计算和坚持自己意见的同时，他一定会向大家证明这种做法将来的好处，到时候事情就会自然而然地进行。

这些事情，连同田庄经营的其他事务，以及在书房里写自己的那本书，它们完全占去了列文的整个夏天，以至于几乎没有出去打猎。八月底，他从送回马鞍的那个人嘴里得知，奥勃朗斯基一家人要到莫斯科去了。他感到未能给达丽娅·阿列克山德罗夫娜写回信是自己失礼，对此他一想起来就不能不害羞得脸红。于是，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再也不到他们家去了。他对斯维亚什斯基也是这样，不辞而别。他们那里，他也不会再去了。现在，这一切对他来说全无所谓了。在田庄经营方面推行新办法的事儿是那么占据了他的身心，这在他的一生中还没有过。他反复阅读斯维亚什斯基给的那些书，记下了自己缺少的东西，还反复读了有关这个问题的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著作，可正如他所期待的那样，没有找到有关自己正在进行的事业的内容。在政治经济学方面，例如他怀着巨大的热情首先阅读密勒的著作，时刻希望找到解决自己所研究的问题的办法，他找到了从欧洲田庄经营状况中得出的规律，但是却怎么也不明白，为什么这些在俄国用不上的规律会具有普遍意义。在社会主义著作中看到的也是同样的情况：不是他还是个大学生时就曾经迷恋过的一些美好而不切实际的幻想，便是对在欧洲实施的那种情况作一些修修补补，它们都与俄国的农业毫无共同之处。政治经济学认为，曾经和正在使欧洲的财富得到发展的那些规律是普遍的和不容置疑的。社会主义的学说认为，按照这些规律发展将导致毁灭。无论这种或那种，两者都没有给列文自己及所有俄罗斯农民和土地拥有者提供答案，就连一点儿暗示也没有，该拿自己这千百万双手和千百万俄亩土地怎么办，怎么组织生产才能促进共同的福利？

既然自己已经着手研究这件事情了，他就老老实实反复阅读有关这个问题的一切，而且准备秋天到国外去一趟，对此再进行实地研究，以避免他在研究各种问题上经常发生的情况。事情常常是这样，他刚开始理解对方的思想并开始阐述自己的思想时，人家突然对他说：“那么霍夫曼和琼斯、仲布阿和密契里呢，他们怎么讲？您没有读过他们的著作。读一读吧：他们对这个问题作过研究。”

他现在清楚地看到，霍夫曼和密契里没有什么能告诉他的。他知道自己想要的东西。他看到，俄罗斯拥有很好的土地，很好的工人，而且在某些情况下，例如在途中那个农民那里，工人和土地的效益很高。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按照欧洲方式投入资本时产量并不高，这只是因为工人们想干活，想以自己固有的方式好好干活；这种矛盾现象不是偶然的，它是经常的，它在人民的心灵中有自己的基础。他想，俄罗斯人民肩负着开垦渺无人烟的大片土地的使命，直至把所有的土地开垦完，他们有必须坚持采取的有效方法，这种方法并不完全像通常人们所认为的那样坏。有关这一点，他还希望能通过自己的著作在理论上加以阐释，通过自己的田庄经营在实践中加以证明。

九月底，在出租给劳动组合的土地上盖牲口棚所需的木料运来了，由牛奶生产出的黄油卖掉了，分了利润。田庄经营的事情在实践中进行得很出色，或者说，至少在列文看来是这样。为了完成自己的著作，在理论上说清楚这一切——按照列文的理想，它不仅应该在政治经济学中引发一场革命，而且要彻底打破旧的科学，并为一门新的科学，即人民和土地的关系的科学打下基础——他只有出国进行实地研究，看看那里这方面的情况，并找到有说服力的论据，表明那里所做的一切，并不都是需要的。列文只等着把小麦卖出去，得到钱就出国。但是天下起雨来了，剩在地里的粮食和土豆收不上来，而且全部工作，甚至连小麦都卖不出去。道路上一片泥泞，难以通行，两个磨坊被洪水冲坏了，而且天气越来越坏。

九月三十日一清早，太阳出来了。列文一边指望天气好转，一边着手为出国作切实的准备。他吩咐装运小麦，派管家到商人那里去拿钱，自己则到田庄各处转转，作临走前最后的一些安排。

做完这一切以后，浑身都淋湿了，雨水顺着皮外套往下流，落在脖子上，灌进皮靴里，不过列文还是怀着最兴奋和激动的心情，傍晚前回到了家。到了傍晚，本就糟糕的天气变得更坏了，粗大的雪粒子狠狠地打在马儿身上，它全身湿透了，不断地抖搂耳朵和头部，不得不侧着身子走。但戴着长耳风帽的列文感觉良好，他高兴地环视自己的四周，一会儿瞧瞧顺着车辙快速流淌的混浊小溪，一会儿看看悬挂在每根光秃秃的树枝上的水滴，一会儿瞅瞅桥板上没有融化的霰珠子白点，一会儿张望着光秃秃的榆枝周围还有液汁的厚厚一圈落叶。周围的大自然虽然一片阴沉，但他感到特别激动。在远处一个林子里与农民的谈话表明，他们对新的关系已经开始习惯了。列文去烤衣服的那个看驿栈的老人显然支持他的计划，还自动提出要加入购买牲口的合伙组织。

“只要顽强地向自己的目标前进，我就能达到目的，”列文在想，“努力工作是有意义的。这不是我个人的事儿，而是一个公共福利的问题。全部的田庄经营，主要的——是全体人民的处境，将完全发生变化。共同的富裕、满足，将取代贫困；利益的互相联系和协商一致，将取代仇视。一句话，是一场不流血的革命，却是最伟大的革命；开始的时候它只在我们一个县的小范围内，然后是一个省，到俄罗斯，到全世界。因为一种公正的思想，是不会没有成效的。对，这是个值得花力气去干的目标。至于我，柯斯佳·列文，那个打着黑领带去参加舞会而遭舍尔巴茨卡娅拒绝的人，连自己也觉得可怜和无用——这说明不了什么。我相信，富兰克林[113]在回忆自己的一切时，也会感到自己曾经一样无用，也一样不相信自己。这并不意味着什么。而且，他也有一位显然可以把自己的计划全部托付给她的阿加菲娅·米哈依洛夫娜。”

列文这么想着想着，到家时天已经黑了。

到商人那里去的管家回来了，带回来一部分小麦款。与看驿栈老人的条件已经说妥，而管家沿途还了解到，留在地里的粮食到处都是，因此自己没有收上来的一百六十垛与别人家的比较起来，算不了什么。

吃完晚饭，列文和通常一样拿着一本书坐在靠背椅上，边读边继续考虑自己与写书有关的出国旅行的事情。自己进行的事业的全部意义，今天特别清楚地呈现在他眼前，而且表达他思想实质的几个完整阶段自然地在他的脑海里形成了。“这应当写下来，”他想，“它应当成为我原来以为不需要的简短序言。”他站起来，要走到书桌那边去，而趴在他脚边的拉斯卡也伸了伸腰站起来了，它还张望着他，好像是在问，上哪儿。可是没有时间写了，因为农民的代表们要单据来了，列文便到前厅去接待。

开完单据，吩咐完明天要干的活计，以及接待完全体有事儿找他的农民后，列文走进书房坐下来工作。拉斯卡躺在桌子底下；阿加菲娅·米哈依洛夫娜拿着一只长筒袜，坐在她自己的位置上。

列文写了不多一会儿，突然非常生动地回想起吉蒂，回想起她的拒绝以及和她最后一次见面的情景。他于是站起来，开始在房间里来回走着。

“没有什么好烦闷的，”阿加菲娅·米哈依洛夫娜对他说，“您干吗坐在家里？可以到温泉去住一阵子，再说您都准备好了。”

“我后天就走，阿加菲娅·米哈依洛夫娜。得把事情办完。”

“啊，您这算什么事儿，就这样，您给农民的好处已经不少了！人家都在说：因为这，你们家老爷一定会得到皇上的恩典。也怪了：您为农民操哪门子心？”

“我不是为他们操心，我这样做是为自己。”

阿加菲娅·米哈依洛夫娜知道列文田庄经营的全部细节。列文常常十分细心地把自己的想法讲给她听，还常常和她争论，不同意她的一些解释。可现在，她把他告诉她的事儿完全理解成了另一种意思。

“大家都知道这事儿，应当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灵魂，”她叹了口气说，“瞧那个帕尔芬·杰尼塞奇，虽然没有文化，可死得呀，但愿上帝保佑每个人都和他一样，”她说的是不久前去世的那个看院子的人，“大家都给他授圣餐礼，举行涂油仪式。”

“我说的不是那件事情，”他说，“我是说我在为自己的利益工作。如果农民们好好干活，对我好处更大。”

“可是不管您怎么做，他要是个懒鬼，那就干什么都又慢又不仔细。有良心的会工作，而没有良心的呀——您啥办法也没有用。”

“对啊，因为您自己在说，伊万对牲口看管得更好了。”

“我说一件事儿，”阿加菲娅·米哈依洛夫娜回答说，她显然不是偶然，而是经过深思熟虑才提出的，“那就是您该成亲！”

阿加菲娅·米哈依洛夫娜提出的正是他自己刚才考虑的事情，这使他感到伤心和屈辱。列文板起面孔，也不回答她，又坐下来做自己的工作，暗自一个劲儿地反复认为自己在考虑这项工作的意义。只是偶尔地，他在寂静中听阿加菲娅·米哈依洛夫娜正在编织的声音，同时回忆着那件自己不愿意回忆的事儿，于是又皱起了眉头。

十点钟，听到有铃铛响，还有马车在泥泞道路上摇摇晃晃发出的沉闷声音。

“啊，瞧，有客人来了，您就不会烦闷了。”阿加菲娅·米哈依洛夫娜说着站起来，同时往门的方向走。但是，列文走到了她的前头。现在他的工作干不下去了，因而不管来的客人是谁，他都感到高兴。

跑到楼梯中间，列文听到前厅里有他熟悉的咳嗽声，但因为自己的脚步声，他听得不太清楚，并希望自己听错了；然后他便看到一个高挑、皮包骨头似的熟悉身形，看来已经不会错了，但他还是希望自己搞错，希望这位正在脱皮大衣和咳嗽的高个子客人不是哥哥尼古拉。

列文爱自己的哥哥，但和他在一起从来都是一种痛苦。现在，当列文在自己想起的事儿以及阿加菲娅·米哈依洛夫娜提醒的影响下，正处于犹疑、混乱的心情中，和哥哥相见使他感到心情沉重。他希望会见的是位高高兴兴健康的客人，这样可以排解他惶惑不安的心情。可是相反，他要会见的是哥哥，他对他了如指掌，会唤起自己全部的内心思想，迫使自己说出一切，而他不愿意这样。

列文为这种卑鄙的感情生自己的气，跑到了前厅。可是他走近了一见到哥哥，这种个人失望的感情立刻就消失了，代之产生的是怜悯之情。尼古拉哥哥尽管以前就又瘦又病得可怕，现在更瘦，病得更重了。这是一副皮包着骨头的人形架子。

他站在前厅里，瘦长的脖子一扭一扭地，从那上面解下围巾，并古怪而可怜地微笑着。看到他温顺谦和的微笑，列文感到自己的喉咙在抽搐，被哽住了。

“瞧，我到你这里来了，”尼古拉声音嘶哑地说，同时目不转睛地看着弟弟的面孔，“我早就想来，但身体不好。现在，我大大恢复了。”他边说边用消瘦的大手摸摸自己的胡子。

“是啊，是啊！”列文回答。他把嘴唇接触到哥哥干瘦的躯体上亲吻，近距离地看到他那双古怪发亮的大眼睛时，更感到可怕起来。

在几个星期前，列文曾经写信给哥哥说，家里他们剩下没有分过的那一小部分财产卖掉后，哥哥现在可以得到自己的一份，将近两千卢布。

尼古拉说，他这次是来拿这些钱的，而主要的是要在自己的老窝里住一阵子，接触一下故土，以便能像古代勇士那样为眼下的活动积聚力量。别看他背驼得厉害，别看他瘦得与自己不相称，他的动作还是和平常一样迅速而莽撞。列文带他来到书房里。

哥哥特别仔细地换了衣服，这是以前没有过的，他梳理了自己直挺挺稀疏的头发，便微笑着上楼去了。

他正处于列文常常记起童年时代那种最亲热和愉快的心情中。他甚至毫无怨气地提到了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看到阿加菲娅·米哈依洛夫娜时，他和她开玩笑，问起几个老仆人的情况。帕尔芬·杰尼塞奇去世的消息对他产生了不愉快的作用。他的脸上流露出惊恐的神色，不过，他立刻恢复过来了。

“因为他已经老了，”他说，并改变了话题，“是啊，我在你这儿住上一两个月，然后到莫斯科去。你知道吗，密亚克科夫答应给我找份工作，我要去办公室上班。现在我把自己的生活安排成完全另外一种样子，”他继续说，“你知道吗，我把那女人打发走了。”

“是玛丽娅·尼古拉耶夫娜？怎么，为了什么？”

“啊，她是个下流的女人！给我添了一大堆麻烦。”但是他没有说那是些什么样的麻烦。他不能说玛丽娅·尼古拉耶夫娜被赶走是因为她茶泡得太淡，并且总像对待病人一样服侍他。“再说了，总的来说，现在我想完全地改变生活。我当然和大家一样干了蠢事，不过财产——是小事儿，我不吝惜它。只要身体健康就好，而我的健康，感谢上帝，恢复了。”

列文边听边仔细考虑，却想不出说什么好。尼古拉看样子也感觉到了这一点；他开始询问起弟弟的事务来。列文还真高兴讲自己的情况，因为这样可以不说假话。他向哥哥叙述了自己的计划和行动。

哥哥听着，但看得出他对这些不感兴趣。

这两个人是这么互相亲近，以至于最微小的动作、声调，对他们俩来说都要比能用言语说出的内容更丰富。

现在，他们俩都是一个想法——尼古拉的病和死亡的临近，它压倒了其他的一切。但是谁也没有勇气说出口，因此他们不管说什么都没有表达他们真正关心的事儿——全是假话。黄昏已过，到该睡觉的时间了；对此，列文从来没有这么高兴过。不管和什么样的人在一起或进行正式拜访，他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不自然和虚伪过。意识到这种不自然以及为此而后悔，使他更不自然。他想对着自己临死的亲爱的哥哥痛哭一场，可是却不得不去听哥哥将如何生活的谈话，还得附和他的言论。

因为屋里潮湿，而且只有一个房间供暖，所以列文就安排哥哥睡在自己的卧室里，中间隔一道屏风。

哥哥躺下了，而且——不管睡没睡，作为一个病人，他老是翻身、咳嗽，而当咳不出来时就唉声叹气，埋怨。有时候呼吸困难了，他就说：“啊，我的上帝！”有时候被潮气憋得慌，他便伤心地说：“啊，魔鬼！”列文听着他，久久睡不着。列文的脑子里真是千头万绪，但所有的思想都围绕着一个概念：死亡。

死亡，作为一切事物不可避免的结局，第一次以不可抗拒的力量浮现在他眼前。而它就在这里，在这位可爱的哥哥身上；他在半睡不醒中叹着气，习惯了不加区别地一会儿呼唤上帝一会儿呼唤魔鬼。死亡离自己完全不像以前想象的那么遥远，它在他自己身上也存在——他感觉到了这一点。不是今天就是明天，不是明天就是三十年后，难道不完全一样吗？而这种不可避免的死亡是什么，他不仅不知道，不仅从来没有去想过，而且不会也不敢去想这事儿。

“我在工作，我想完成点儿什么，可是我却忘了一切都要结束的，忘了——死亡。”

他在黑暗中坐起来，冷得发颤，抱住自己的双膝，紧张得屏住呼吸，不停地冥思苦想。但是他越是集中思想，就越清楚地感觉到，事实无疑是这样，他确实忘了，疏忽了生活中一个小小的情况——一死百了，什么也不值得着手去做，而且什么也帮不了忙。是啊，这很可怕，但事实如此。

“不过，要知道我还活着。现在怎么办呢，怎么办？”他绝望地说。他点着了蜡烛，小心翼翼地站起来，走到镜子面前，看起自己的脸和头发来。对，两鬓有白发了。他张开嘴巴，后边几颗牙齿开始坏了。他摆摆自己肌肉发达的双臂。是啊，很有力。然而正在用残缺不全的肺呼吸着的尼古拉，也曾经有过一个健康的身体。于是他突然回想起来，他们小时候怎么一起躺下睡觉，怎么等着费多尔·鲍格达内奇出去，然后就可以互相扔枕头并哈哈大笑，抑制不住地哈哈大笑，当时，他们笑得忘乎所以，那种极大的沸腾的人生幸福之感就连对费多尔·鲍格杰内奇的害怕也制止不了。“啊，现在这塌陷的胸部……还有不知所措以及对将来一无所知的我……”

“咳！咳！啊，魔鬼！你在干什么，你干吗不睡觉？”哥哥的声音在对他嚷嚷。

“就这样，我也不知道，是失眠。”

“我可睡得好，现在我都不盗汗了。你来看，摸摸衬衣。没有汗吧？”

列文摸了摸，回到屏风隔壁，熄灭了蜡烛，但还是好久没有睡着。关于怎么生活的问题自己才稍稍弄明白了点儿，又出现了一个没有解决的新问题——死亡。

“是啊，他要死了，是啊，他在春天之前就会死的，怎么帮助他？我能对他说什么呢？关于这事儿，我知道什么？我甚至忘了这件事情。”

列文早就注意到，一些人因为过分的谦让和顺从而常常令人感到不自在，往往很快就会变得因为过分要求和挑剔使人无法忍受。他感到哥哥也会是这样。而且果然，尼古拉哥哥的温顺没有保持多久。第二天早晨，他就变得怒气冲冲，净找弟弟的麻烦，往他最疼痛的地方捅。

列文感到自己有错，又不能改变。他觉得要是他们俩不躲躲闪闪，而是说通常所谓的心里话，也就是说说他们真正心里想的和感觉的，那就只会互相看着对方的眼睛。康士坦丁就只会说：“你要死了，你要死了，你要死了！”而尼古拉则只会回答：“我知道自己要死了；可是我害怕，我害怕，我害怕！”如果只说心里话，他们就没有什么说的了。可是，这样生活不行，所以康士坦丁才试图去做他努力了一辈子都没学会的事情，而许多人都很善于做的那种事情，不那样就没法生活：他试图说些违心的话，但常常感到这十分虚伪，认为他哥哥看出了这一点并为此在生气。

第三天，尼古拉要弟弟再给他讲讲自己的计划，接着便不但指责他，还故意把他和共产主义搅和在一起。

“你不过是拿了别人的思想，然而你加以歪曲，想把它运用到没法运用的地方。”

“我对你说，这是两回事儿，毫无共同之处。他们否定财产、资本、遗产继承的正当性，可我在不否认这种主要的刺激因素的同时（列文对自己感到厌恶的是他使用这些词语，可是从潜心于自己的著作那时起，他便不由得越来越经常使用非俄罗斯词语），只想对劳动进行调节。”

“这就对了，你拿了别人的思想，阉割了构成它力量的一切，并要人相信这是什么新玩意儿。”尼古拉边说边生气地扯扯自己的领带。

“可是我的思想没有任何共同的……”

“在那里，”尼古拉·列文一双眼睛恶意地闪烁着说，同时露出讽刺的微笑，“那里至少有一种，这么说吧，几何学的美妙之处——清晰，不容置疑。也许，那是一种空想。如果允许的话，从过去的一切可以做成tabula rasa[114]：没有财产，没有家庭，那样劳动也就上轨道了。而你这里，啥也没有……”

“你干吗混淆？我从来都不是共产主义者。”

“可是我曾经而且现在也认为，这还太早，然而它是合理的和有前途的，就像基督在最初的一些年代里那样。”

“我只是认为应当从自然科学的观点看待劳动力，也就是研究它，承认它的特点，还有……”

“可这完全是徒劳的。根据发展的程度，这种力量自己会找到它活动的特定方式。曾经到处是奴隶，然后有了metayers[115]；而我们这里有对分制劳动，有租赁，有雇工劳动——你要寻找什么？”

听到这些话时，列文突然发火了，因为他在心灵深处害怕这是实际情况——实际情况是他想在共产主义和特定的方式之间保持平衡，而这未必办得到。

“我在寻找的，是一种对自己、对工人都有利的劳动方法。我想建立……”他激烈地回答。

“什么你也不想建立；你不过是像自己一辈子生活的那样，只是想别出心裁，表示你不是简简单单的，而是有思想地对农民进行剥削。”

“好，你这样认为——就算了！”列文回答说，同时感到自己左脸颊的肌肉无法控制地在跳动。

“你过去没有，而且现在也没有信念，你不过是为了自己的自尊心得到满足而已。”

“这好极了，你就别管我了！”

“我也不来管！而且早就该这样了，见你的鬼去吧！我真后悔跑了来！”

后来，不管列文怎么努力劝哥哥安心，尼古拉还是什么也不想听，说分手了要好得多，康士坦丁·列文也知道，那是因为生活已经变得使他无法忍受罢了。

康士坦丁再次来到他这里，并有点儿不自然地说，如果有什么冒犯的话，就请他原谅。这时候，尼古拉已经完全准备要离开了。

“啊，宽宏大度！”尼古拉说，微微笑了笑，“如果你想觉得正确的话，我倒可以给你这种满足。你是对的，但我还是要走！”

在临离开之前，尼古拉和他吻了吻，并突然古怪而严肃地瞧了弟弟一眼，说：“不管怎么样，有什么对不起的地方，请你原谅吧，柯斯佳！”接着，他的声音颤抖了一下。

这是他们之间说的唯一真诚的话。列文知道这话的意思是：“你看到了，也知道，我身体不好，也许我们再也见不着了。”列文明白这意思，眼泪就从眼睛里冒出来了。他又吻了一下哥哥，但再也说不出什么，也没有再对他说什么话。

哥哥走了以后第三天，列文就到国外去了，在火车站上见到了吉蒂的一位堂兄舍尔巴茨基。列文沉郁的脸色，使他吃了一惊。

“你怎么了？”舍尔巴茨基问他。

“倒也没有什么，就这样，世界上开心的事情少。”

“怎么少？别到什么米卢斯去了，和我一块儿去巴黎吧。去瞧瞧，有多开心！”

“不，我已经完蛋了。我该死了。”

“瞧这玩意儿！”舍尔巴茨基笑着说，“我才准备开始呢。”

列文说的，是他最近一段时间真正的心里话。在一切方面，他看到的只有死亡，或接近死亡。但是自己着手搞起来的事业，更多地占据了他的心。在死亡还没有到来之前，总得想办法活下去吧。对他来说，黑暗掩盖了一切；然而正是因为这种黑暗，他感觉到，在这黑暗中唯一的指引是他的事业，因此他正竭尽全力，牢牢抓住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