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国语运动的历史[7]

今天国语讲习所给我一个很大的荣誉，这种盛会，将来的影响，一定极大，所以极愿意到这儿来。

推行国语教育，只凭政府一纸空文，是不行的。从民国八年教育部办一个国语统一筹备会，到现在不过一年半，能推行到这步田地，实在是私人和团体组织种种机关——像这个国语讲习所等——来竭力推行的力量，不是政府的力量。很可喜。然而我是主张有政府的，政府是一种工具。就把国语来讲，政府一纸空文，可以抵得私人几十年的鼓吹。凡私人做不到的事，一定要靠政府来做。照现在情形讲来，大家要帮政府，又要政府来帮我们。换句话说，一方面政府是很有力的工具，一方面还要私人和团体来提倡扶助。商务印书馆印行了许多国语的书本，又开办这国语讲习所，于国语教育史上占个重要的地位。

时间很短，我要简略的讲一讲国语运动的历史——国语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情形。国语运动最早的第一期，是白话报的时期。这时期内，有一部分人要开通民智，怕文言太深，大家不能明了，便用白话做工具，发行报纸，使知识很低的人亦能懂得。那时杭州、上海、安徽等处都有这种白话报出现。这种改用白话的目的，是为他们——为小百姓——做的，不是为我们自己做的。第二期可叫做字母时期。大家觉得白话报不能流行得很广，所用的名词咧，主义咧，还是太深，不能使普通人都懂得。要把名为象形、会意，而实非象形、会意的文字，改作拼音的文字，所以各地方拼音字母很多。

用各地土音字母来教人，使不识字的人，认得了几十个字母，便能看书。像王蕴山和劳玉初先生，都是研究字母的。这时期的字母，还不是为我们设置的，是为老百姓设置的。这一点是第一和第二两时期的共通的缺点。国语教育所以不能推行很广，原因就在这缺点。第三期是国语时期。有国语研究会、国语统一筹备会等研究国语的机关。用注音字母来拼全国各地的音，再编国语教科书。注音字母，白话文用入教科书中，算是进步了。然而限于小学，大部分人对于注音字母和白话文，全不热心。看得国语，好像是为他们——小学生——而设，不是为我们而设。这还是一个缺点。第四期是国语的文学时期。知道提倡国语不能分他们和我们。倘使学了注音字母，只能跟小学生、黄包车夫通通信，怎能使全国青年注意他呢？十几年前，大家都瞧不起英文，以为“刚白大”、“洋奴”才去学英文，英文没有旁的用处。现在大学校都注重英文，看得英文是求高等文化、高等知识的一种工具，英文才能唤起人家的注意。提倡国语的文学，把白话作为求高等文化、高等知识的媒介；一切讲义咧，演讲咧，报纸杂志咧，都改用白话。这样一来，一方面惹起古文家的反对，一方面唤起青年的注意。无论什么事，什么主张，要得人家的反对——要值得别人的一驳——才有价值。这个时期，我们可拿十个字来代表他：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国语到了这个时期，便引入了我们的范围中了。第五期是国语的联合运动时期。把以前四个时期——白话报、字母、国语教科书、国语文学——都包括在内，实行联合的运动，前途的希望最大。但有两个问题：一是添加各地闰母，因为只有注意字母而没有闰母，犹如只有金本位而没有银和铜来帮助交换；一是怎样去教授国语。

诸君是国语的传道者，国语的先锋队，为国语下种子的人。我最后有个忠告——许多人以为注音字母就是国语，学了注音字母就是学国语：这是一个根本的误解。其实注音字母不过是国语的一小部分。所谓国语，是指从长城到长江，从东三省到西南三省，这个区域里头大同小异的普通话。诸君提倡国语，对于国语的语音、语法和文法，都要加上详细的考究。据我看来，教育儿童，音的一层，还不甚重要，只要把文法先校正，譬如说：“我来了三天了！”用国音说去可以，用苏州音说去亦可以，文法却不能变更的。

总之，国语是我们求高等知识、高等文化的一种工具。讲求国语，不是为小百姓、小学生，是为我们自己。我们对于国语，要有这样的信心，才能有决心和耐心努力做去。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国语运动与文学[8]

今天我本不预备讲演的，现在诸同学的意思却要我讲演。国语文学底重要和兴趣，这个意思，我几星期以来，在国语文学史上讲的多了；没有讲的，还要留个编入讲义的余地。不过有一唇[层？]不得不趁此说说。

国语所以能成为一种运动，不仅是做个统一语言的工具罢了，认识几十个注音字母，会说“我”（ㄨㄛ）“你”（ㄋㄧ）底官腔，就算是国语了吗？——这不过是一部分的事情。最重要，最高尚的，不要忘了“文学”这一个词！

国语统一，谈何容易，我说，一万年也做不到的！无论交通便利了，政治发展了，教育也普及了，像偌大的中国，过了一万年，终是做不到国语统一的。这并不是我一味武断；用历史的眼光看来，言语不只是人造的，还要根据生理的组织，天然的趋势，以及地理的关系，而有种种差异，谁也不能专凭一己的理想，来划一语言的。教育，固然有统一语言的能力，但这方面使得统一，那方面却又自由变迁了。

德国底戏剧和一部分地方的土话，不易懂得；德国的交通、政治、教育种种，可称完备了，尚且有“非普遍性”的语言存在。再看美国，他的交通、教育更其好了；可是有几处人，“纽约”读作Naova音的；Fast这个字，也有种种不同的读法；南部澳开萨一带的方言更是复杂之极。至于英国，人家都知道他语言有遍及全世界的势力，当然统一极了，可是在伦敦都会的地方，已有许多变化，——文字虽然不变，音却变了；如有些人说Have都把H音省去，读成Ave.还有苏格兰……各种方言，更加难懂了。所以要国语完全统一，即使教育、交通等等如何发达，终是办不到的。

国语统一，在我国即使能够做到，也未必一定是好。国语文学之外，我看，将来还有两种方言文学，很值得而且一定要发展的。一、是吴语文学（包括苏州、无锡、常熟、常州一带）；现在所有的苏白的文学作品，已有很好的了；将来发展起来，在我国文学上大有贡献的，并且能代表这一部分民族的精神的。二、是粤语文学；几百年来，广东话的诗、曲、散文、戏剧等，有文学价值的也很多；

能够去发展他，又可以表现西南一部分民族的精神出来的。苏州的广东的文学家，能够做他们苏广的优美的文学，偏是不做，使他们来强从划一的国语，岂不是损失了一部分文学的精神吗？岂不是淹没了一部分民族的精神吗？如果任他们自由发展，看似和国语有些妨碍，其实很有帮助的益处。

像教育部设立国语统一筹备会，开办国语讲习所，一方面看来，是要使语言统一；从另一方面看，国语至多不过统一个大致罢了。比方钞票，北京票换了天津票，中交票换了别种票，打一点折扣，并不害事的；非官话区域的人，学几句官话——国语，也要打个折扣，但也没有妨碍的。要做到这个地步，决不是只识了几十个注音字母，懂得了一口官腔，就行了；还要靠“文学”来帮忙。有了最有文学价值、文学兴趣的国语书报，人家才爱他读他。元朝，白话书本很多；明朝，白话告示也不少；何况现代，只推行几个字母，就算国语运动？真是做梦！

字母不过是一种符号。文学这个东西，要有长时间的研究，不是几个星期所能弄得好的。诸位同学！我很希望诸位，各自养成文学的兴趣，具有文学的精神；最好，多做文学的作品，都成个文学家。

要不然，至少也要能够赏识自然的美，文学的美，然后当国语教员，方得游刃有余。

说到这里，不得不还有几句话忠告诸位。现在有些小学国语教科书上说：“一只手，两只手；左手，右手。”教员认真地教，对于低能儿可以行得，因为他们资质笨了，还得用这种笨教法。可是文字和说话一天接近一天了，教一般儿童，这种方法，千万使不得了！将来诸位去教儿童，第一要引起那儿童们“文学的兴趣”！

近来已有一种趋势，就是“儿童文学”——童话、神话、故事——的提倡。儿童的生活，颇有和原始人类相类似之处，童话、神话，当然是他们独有的恩物；各种故事，也在他们欢喜之列。他们既欢喜了，有兴趣了，能够看的，尽搜罗这些东西给他们看，尽听他们自己去看，何用教师来教。南高附小和苏州一师附小，以及北大周作人先生，都正在那里研究“儿童文学”，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也都有“儿童文学丛书”出版了。

例如“一只猫和一只狗讲话”这些给儿童看，究竟有什么用？其实，教儿童不比成人，不必顾及实用不实用，不要给得他越多以为越好。新教育发明家法人卢梭有几句话说：“教儿童，不要节省时间；要糟塌时间。”你们看！种萝卜的，越把萝卜拔长起来，越是不行；应使他慢慢地长大，才是正当的法子。儿童也是如此；任他去看那童话、神话、故事，讲那“一只猫和一只狗说话”，过了一个时候，他们自会领悟的，思想自会改变自会进步的。——这不是我个人的私意，是一般教育家的公论。

总之，我们能够使文学充分地发达，不但可以加增国语运动底势力，帮助国语底统一——大致统一；养成儿童底文学的兴趣，也有多大的关系！

一九二一、一二、三一

中国文学过去与来路[9]

诸位！近四十年来，在事实上，中国的文学，多半偏于考据，对于新文学殊少研究。以我专从事研究学术与思想的人去讲文学，颇觉不当，但“既来之，则安之”，所以也不得不说几句话。我觉得文学有三方面：一是历史的，二是创造的，三是鉴赏的。历史的研究固甚重要，但创造方面更其要紧，而鉴赏与批评也是不可偏废的。马幼渔先生在中国文学系设文学讲演一科，可谓开历来的新纪元，如有天才的人，再加以指导、批评，则其天才当有更大的进展。马先生本来是约我和徐志摩先生作第一次讲演的，不幸得很，志摩死了，只好我来作第一次讲演，以后当讲一讲徐先生的作品。今天讲的题目是：“中国文学过去与来路”。这好像是店家看看帐一样，究竟是货物的来路如何，再去结算一下总帐。过去大约有四条来路，——来路也就是来源。

第一，来源于实际的需要。譬如吾人到研究室里去，看看甲骨文字，上面有许多写着某月某日祭祀等等。巴比伦之砖头，上面写信，写着某某人。我们中国以前也用竹简或木简，近来在西北所发现的竹简很多，像这些祭祀、通信、卜辞、报告等等，都是因为实际的需要才有的，这些是记事的体裁。

如《墨子》，《庄子》……等书，也都是为着实际的需要才逼出来的。

第二，来源于民间。人的感情在各种压迫之下，就不免表现出各种劳苦与哀怨的感情，像匹夫匹妇、旷男怨女的种种抑郁之情，表现出来，或为诗歌，或为散文，由此起点，就引起后来的种种传说故事，如《三百篇》大都民间匹夫匹妇、旷男怨女的哀怨之声，也就是民间半宗教半记事的哀怨之歌。

后来五言诗、七言诗，以至公家的乐府，它们的来源也都是由此而起的。如今之舞女，所唱的歌，或为文人所作给她们唱的。又如诗词、小说、戏曲，皆民间故事之重演。像《诗经》、《楚辞》、五言诗、七言诗，这都是由民间文学而来。

第三，来源于国家所规定的考试。国家规定一种考试的体裁，拿这种文章的体裁去考试人材，这是一种极其机械的办法。如唐朝作赋，前八字一定为破题，以后就变为八股了。这是机械的，愈机械愈好，像五言律诗，七言律诗，都是这一种的东西，这没有什么价值。但是它的影响却很大，中国五六百年来，均受此种影响，故也可说是一条来路。

第四，来源于外国文学。中国不幸得很，因为处的地势与环境的关系，没有那一国给中国以新的体裁。只有一条路，即是印度。中国受了印度不少的影响，如小说、诗歌、记事之故事等等，都是受了她的薰染与陶冶的。我们中国不受她的影响，也许会有小说、诗歌、戏曲，但没有她，决不能给我们以绝大之力量的进展。吾人相信受她的影响，比自身当有五六百倍之大，因为我们先人给与我们不过是一些简单之文字，如“子曰……诗云……”等是，而想像力又很薄弱，吾民族可谓极简单极朴实之民族。如《离骚》之想像力，尚称较为丰富，但其思想充其量亦不过想到上天下地而已。印度就大不然了，如《般若经》等等，不惟想到天上有天，以至三十三重天，而且想到大千世界，以至无数的天。又如《维摩诘经》不过为一简单之小说，吾人却当一经典，到处风行。又如《法华经》，以及其他各种经典，讲佛家的故事，讲释迦牟尼成佛的故事……能给与吾人以有兴趣的深切的感觉，不知不觉也随之到了一种佛的境界，这种力量是何等的重大，思想是何等的高深啊！像《西游记》、《封神榜》这一类的书，都是受了它们绝大的影响的。譬如俗语说：“看了《西游记》，到老不成器；

看了《封神榜》，到老不像样。”这些话都足以证明此二书风行之普遍，与灌输民间思想之深入。其实这两种书描写的不受事实之拘束，与想像力之解放，都是受了印度佛教的思想，他们这种想像力之解放与奔腾，实为吾思想简单朴实之民族所不能及。前在敦煌石室，发现种种佛家文学，亦甚重要。总之如无印度文学，决不会产生像《西游记》、《封神榜》这一类有价值的东西。她实在直接间接的给与吾人以各种丰富的想像，吾人才会产生好的文学来。

这四条路，第三条虽是与中国文学影响很大；但是有害的，没有什么价值，最重要的还是第二条路的民间文学，占一个綦重要的位置，中国文学史没有生气则已，稍有生气者皆自民间文学而来。前与傅斯年先生在巴黎时谈起民间文学有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诗词、歌谣，本身的自然风行民间。

第二个时期，是由民间的体裁传之于文人，一些文人们也仿着这种体裁做起民间的文学来。第三个时期，是他们自己在文学里感觉着无能，于是第一流的文学家的思想也受了影响，他们的感情起了冲动，也以民间的文学作为体裁而产生出一种极伟大的文学，这可以说是一个很纯粹的时期。第四个时期，是公家以之作成乐府，此时期可谓最出风头了。但是到了极高峰，后来又慢慢的低落下来了。如乐府《陌上桑》是顶好的文学作品，后来就有人摹仿着作《陌上桑》，例如胡适之又摹仿那个摹仿作《陌上桑》的人作《陌上桑》，后来又有人摹仿胡适之作起来，这样以至无穷无穷，才慢慢的变为下流。

如词曲、小说，都是这样，先有王实甫、曹雪芹、施耐庵等，后来就有人摹仿他们，以至低落下去，这样一来，是很危脸的。

民间文学，一般士大夫（外国所谓之Gentleman）向来看不起它们，这是因为第一缺陷，来路不高明，他们出身微贱，故所产生的东西，士大夫们就视作雕虫小技。《诗经》，他们所不敢轻视的，因为是圣人所订。《楚辞》为半恋爱半爱国的热烈的沉痛的感情奔放作品，故站得住。五七言诗为曹氏所扶植，因他们为帝王，故亦站得住。词曲、小说，不免为小道，皆为其出身微贱的原故。第二缺陷，因为这些是民间细微的故事，如婆婆虐待媳妇啰，丈夫和妻子吵了架啰，……那些题目、材料，都是本地风光，变来变去，都是很简单的，如五七言诗、词曲等也是极简单不复杂的，这是因为匹夫匹妇、旷男怨女思想的简单和体裁的幼稚的原故，来源不高明，这也是一个极大的缺陷。第三缺陷为传染，如民间浅薄的荒唐的迷信的思想互相传染是。第四缺陷，为不知不觉之所以作，凡去写文艺的，是无意的传染与摹仿，并非有意的去描写，这一点甚关重要。中国二千五百年的历史，可谓无一人专心致意的来研究文学，可谓无一人专心致意的来创造文学！这种缺陷是不可以道里计的。到了唐朝，韩退之、白香山等深感觉骈文流行之不便，才把他们认为古文的改为散文，这种运动，可说是一种文学运动，二千五百年无一人有此种运动。十四年前有新文学运动，亦为此一种，这是由无意的传染一变而为有意的研究。

新文学的来路，也有两条：

一，就是民间文学，如现今大规模的搜集民间歌谣故事等；帮助新文学的开拓，实非浅鲜。

二，除印度外，即为欧洲文学，我们新的文学，受欧洲的影响极大。欧洲文学，最近二三百年如诗歌、小说等皆自民间而来，第一流人物把这种文学看作专门事业、当成是一种极高贵的极有价值的终身职业。他们倡导文学的是极有名的人，如华茨华斯（Williamworas Worth1770～1850）、莫泊霜（Waupassant1850～1893）等等都是倡导文学的第一等人材。他们的文学并非由外传染，而是由内心的创造，他们是重视文学的，有这种种原故，所以才能产生出伟大的作品。我们的新文学，现在我们才知道有所谓自然主义、浪漫主义、写实主义、象征主义、心理分析……种种派别之不同，并非小道可比，这是我们受了西洋文学的洗礼的结果。

今日替诸位算一算旧帐，现在当教授的也提倡民间文学，以新的眼光和新的方法去看待它，也许从二千五百年以来要开辟一条新的道路。

陈独秀与文学革命[10]

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陈独秀与文学革命”，这本来是国文系同学研究的材料，想不到报纸上登出去，变成公开的了。陈先生与文学革命的关系，是很有讨论的必要的一个问题，在民国六年，大家办《新青年》的时候，本有一个理想，就是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离开政治，而从教育思想文化等等，非政治的因子上建设政治基础。但是不容易做得到，因为我们虽抱定不谈政治的主张，政治却逼得我们不得不去谈它。民国六年第二学期陈先生来到北大，去[翌]年陈先生和李大钊先生因为要谈政治，另外办了一个《每周评论》。我也不曾批评它，他们向我要稿子，我记得我只送了两篇短篇小说的译稿去。民国八年，五四以后，有一天陈先生在新世界（香厂）散传单，因前几天在报纸上看见陈先生的口供，说他自己因为反动，前后被捕三次，在此地被捕一次，就是因为在香厂散传单。那时候高一涵先生和我都在内，大家印好传单，内容一共六条，大概因为学生被拘问题。有一条是要求政府免去卫戍司令王怀庆的职，惩办曹章陆三人……到了十一点钟回家，我和高先生在洋车上一边谈，看见有没关门的铺子，我们又要给他一张。我还记得那时是六月天气正热，我们夜深还在谈话，忽然报馆来电话，说东京大罢工，我们高兴极了；但一会又有电话，说自你们走后，陈先生在香厂被捕了，他是为了这种（件）事被捕，然而报上却载着他是反动！这是反动，那么现在的革命是不是反动？“反动”抹杀了许多事实，他怎么能算是反动？

今天这个题目，说起来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因为我们既是同事，而且主张也颇相同。在民国十二年，上海出版了一部《科学与人生观论集》，那时陈先生已经同我们分别到上海去了。这部二十万字的集子，我做了一篇序。陈先生也写了一篇，他极力反驳我，质问我，陈先生那时已转到马克思主义那方面去了。他问我所说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可以解释大多数的话，能否再进一步，承认它能解释一切。他说白话文也是因为产业发达，人口集中，才产生出来的，他说“常有人说白话文的局面是胡适之陈独秀一般人闹出来的，其实这是我们的不虞之誉，中国近来产业发达，人口集中，白话文完全是应这个需要而发生而存在的”；适之等若在十三年前提倡白话文，只需章行严一篇文章便驳得烟消灰灭，此时章行严的崇论宏议有谁肯听？他是注重经济的条件的，我也没有反驳他，因为他不否认人的努力，两个人的主张不算冲突，不过客观的条件虽然重要，但不仅限于经济一个条件，至于文化的条件，政治的条件，也是不能否认的。

陈先生与新文学运动有三点是很重要的背景。

一、他有充分的文学训练，对于旧文学很有根底，苏曼殊章行严的小说文章，他都要做个序子，这是散文方面的成绩。说到诗他是学宋诗的，在《甲寅》杂志他发表过许多作品，署名“独秀山民”、“陈仲”、“陈仲子”，他的诗有很大胆的变化，其中有一首哭亡兄，可说是完全白话的，是一种新的创造。他更崇拜小说，他说曹雪芹、施耐庵的《红楼梦》、《水浒传》比较归有光《姚姬传》的古文要高明的多，在那时说这种大胆的话，大家都惊异的很。这可见他早就了解白话文的重要，他最佩服马东篱的元曲，说他是中国的Shakespeare.

二、他受法国文化的影响很大，他的英文法文都可以看书，我记得《青年》杂志（即后来的《新青年》）上，他做过一篇《法兰西人与近代文明》，表示他极端崇拜法国的文化，他说法国人发明了三个大东西，第一是人权说（Rights of men），在一七八九年法人Lafayette做《人权宣吾》（Ladeclaration des droits I'hommes），美国的独立宣言也是他做的。第二是生物进化论，法人Lamarck在一八〇九年做《动物哲学》，其后五十年才有达尔文出来。第三是有三个法国人Babeuf，Aaint-Aimon，Tonrier，是马克思的先声，首开社会主义的风气。但另外还有一点，陈先生没有说到，就是新文学运动，其实陈先生受自然主义影响最大，看他一篇《欧洲文艺谈》，把法国文学艺术的变化分成几个时期：（一）从古典主义到理想主义（即浪漫主义）；（二）从浪漫主义到写实主义；

（三）从写实主义到自然主义，把法国文学上各种主义详细地介绍到中国，陈先生算是最早的一个，以后引起大家对各种主义的许多讨论。

三、陈先生是一位革命家，那时我们许多青年人在美国留学，暇时就讨论文学的问题，时常打笔墨官司。但我们只谈文学，不谈革命，但陈先生已经参加政治革命，实行家庭革命，他家是所谓大世家，但因恋爱问题及其他问题同家庭脱离了关系，甚至他父亲要告他，有一次他到北京，他家开的一所大铺子的掌柜听说小东人来了，请他到铺子去一趟，赏个面子，但他却说“铺子不是我的”，可见他的精神。在袁世凯要实现帝制时，陈先生知道政治革命失败是因为没有文化思想这些革命，他就参加伦理革命，宗教革命，道德的革命，在《新青年》上有许多基本革命的信条：（一）自主的不是奴隶的；（二）进步的不是保守的；（三）进取的不是退隐的；（四）世界的不是锁国的；（五）实利的不是虚文的；（六）科学的不是想象的，这是根本改革的策略。民国五年袁世凯死了，他说新时代到了，自有史以来，各种罪恶耻羞都不能洗，然而新时代到了，他这种革命的精神，与我们留学生的消极的态度，相差不知多少。他那时所主张的不仅是政治革命，而是道德艺术一切文化的革命！

民国四年《甲寅》杂志最后一期有两篇东西，一篇是学校国文教材之商榷，反对用唐宋八家的文章做材料，要选更古的文章，汉魏六朝的东西做教材，这是一趋势；又一篇是通讯，名记者黄远庸写的（他后来在美国旧金山被暗杀了），他说：“愚见以为居今论政，实不知从何处起说，洪范九畴，亦只能明夷待访，……至根本救济，还意当提倡新文学入手，综之当使吾辈思潮，如何能与现代思潮接触，而促其猛省，而其爱须与一般之人生出交涉，法须以浅近文艺，普遍四周，……”章士钊答他说文学革命须从政治下手，此又一潮流。但陈先生却恭维自然主义，尤其是左拉（Zala）。有一个张永言写一封信给他，引起他对文学的兴味，引起我与陈先生通讯的兴味，他说现在是古典到浪漫主义的时期，但应当走到写实主义那方面去，不过我同时[看到]《新青年》第三号上，有一篇谢无量的律诗《寄会稽山人八十四韵》，后面有陈先生一个跋：“文学者，国民最高精神之表现也，国民此种精神委顿久矣，谢君此作，深文余味，希世之音也。子云相如而后，仅见斯篇，虽工部亦只有此工力，无此佳丽，谢君自谓天下文章尽在蜀中，非夸矣，吾国人伟大精神，犹未丧失也欤？于此征之。”他这样恭维他，但他平日的主张又是那样，岂不是大相矛盾？我写了封信质问他，他也承认他矛盾，我当时提出了八不主义，就是《文学改良刍议》，登在《新青年》上，陈先生写了一个跋。

他想到文学改革，但未想到如何改革，后来他知道工具解放了就可产生新文学，他做了一篇《文学革命论》，我的诗集叫《尝试》，刊物叫《努力》，他的刊物叫《向导》，这篇文章又是《文学革命论》！他的精神于此可见。他这篇文章有可注意的两点：（一）改我的主张进而为文学革命；（二）

成为由北京大学学长领导，成了全国的东西，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他说庄严灿烂的欧洲是从革命来的，他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为中国文学开辟一个新局面，他有三大主义：（1）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2）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3）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他愿意拖了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打倒十八妖魔：明之前后七子和归，方，姚，刘！这就是变成整个思想革命！

最后，归纳起来说，他对于文学革命有三个大贡献：

一、由我们的玩意儿变成了文学革命，变成三大主义。

二、由他才把伦理道德政治的革命与文学合成一个大运动。

三、由他一往直前的精神，使得文学革命有了很大的收获。

其他关于陈先生的事，可以看《独立评论》第二十四期傅斯年的《陈独秀案》。

中国历史的一个看法[11]

历史可有种种的看法，有唯心的，唯物的，唯人的，唯英雄的，……各种看法。我现在对于中国历史的看法，是从文学方法的，文学的名词方面的，是要把它当作英雄传，英雄诗，英雄歌，一幕英雄剧，而且是一幕英雄悲剧来看。

民族主义是爱国的思想。英国有名的先哲曾说过：“一个国家要觉得它可爱时，是要看这个国家在历史上是否有可爱之点。”中国立国五千年，时时有西北的蛮族——匈奴、鲜卑……不断的侵入，可说是无时能够自主的。鸦片战争又经过百年，而更有最近空前的危急。在此不断的不光荣的失败历史中，有无光荣之点，它的失败是否可以原谅，在此失败当中，是否可得一教训。

这一出五千年的英雄悲剧，我们看见我们的老祖宗继续和环境奋斗，经过了种种失败与成功。在此连台戏中，有时叫我们高兴，有时叫我们着急，有时叫我们伤心叹气，有时叫我们掉泪悲泣，有时又叫我们看见一线光明，一线希望，一点安慰，有时又失败了，有时又小成功了，有时竟大失败了。

这戏中的主人翁，是一位老英雄——中华——他的一生是长期的奋斗，吃尽了种种辛苦，经了种种磨难，好像姜子牙的三十六路伐西岐，刚刚平了一路，又来了一路。又好像唐三藏西天取经，经过了八十一大难，刚脱离了一难，又遭一难似的。这样继续不断奋斗，所以是一篇英雄剧。磨难太多，失败太惨，所以是一篇悲剧。

本来在中国的文字中——戏剧中、小说中，悲剧作品很少。即如《红楼梦》一书，原是一个悲剧，而好事者偏要作些圆梦、续梦、复梦等出来，硬要将林黛玉从棺材里拿起来和贾宝玉团圆，而认为以前的不满意。这真不知何故？或者他们觉得人类生活本来是悲剧的，历史是悲剧的，因此却在理想的文学中，故意来作一段团圆的喜剧。

在这老英雄的悲剧中，我们把他分作几个剧目。先说到剧中的主人，主人姓中名华——老中华，已如上述。舞台是“中国”，是一座破碎的舞台，——穷中国。老天给我们祖宗的，实在不是地大物博，而是一块很穷的地方。金银矿是没有的，除东北黑龙江和西南的云、贵一部分外，都是要用丝、茶到外国去换的。煤铁古代是不需要的。土地虽称广阔，然可耕之地不过百分之二十，而丝毫无用之地却有三分之一。所以我们的祖宗生下来，就是在困难中。

这剧的开始，要算商、周，以前的不讲。据安阳发掘出来的成绩，商代民族活动区域，只有河南、山东、安徽的北部、河北、山西南部的一块，也许到辽宁一部。他们在此建设文化时，北狄、南蛮不断的混入，民族成了复杂的民族。在此环境之下，他们既然能唱一出大戏，这是一件很了不得的事情。

我们现在撇开了“跳加官”一类开台戏，专看后面的几幕大戏。

第一幕，老英雄建立大帝国；第二幕，老英雄受困两魔王；第三幕，老英雄死里逃生；第四幕，老英雄裹创奋斗；第五幕，老英雄病中困斗。

第一幕　老英雄建立大帝国

中国有历史的时期自商、周开始，驰[疆]域限于鲁、豫，已如上述。在商代社会中，迷信很发达，什么事情都问鬼，都要卜，如打猎、战争、祭祀、出门……事无大小，都要把龟甲或牛骨烧灰，用他的龟纹以定吉凶。在此结果，而发明了龟甲、牛骨原始象形的文字，这文字是很笨的图画，全不能表达抽象的意思，只能勉强记几个物事名词而已。在这正在建设文化的时候，西方的蛮族——周，侵犯过来了，他具强悍的天性，有农业的发明，不久把那很爱喝酒的、敬鬼的、文化较高的殷民族征服了。这一来，上面的——政治方面是属于周民族；下面的就是属于殷民族。二民族不断的奋斗：在上面的周民族很难征服下面的殷民族。孔子虽是殷人（宋国），至此很想建设一个现代文化，故曰“吾从周”。而周时，也有人见到两文化接触，致有民族之冲突，所以东方（淮水流域）派了周公去治理，南方（汉水流域）派了召公去治理，封建的基础，即于此时建设。但是北狄、南蛮在此政治之下经了长期的斗争，才将他们无数的小国家征服，把他们的文化同化，以后才成七个大国家，不久遂成一个大帝国。

至于文字方面，也是从龟甲上的、牛骨上的不达意的文字，经过充分的奋斗，而变为后代的文字，文学方面、哲学方面、历史方面，都得着可以达意的记载。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在周朝的时候，许多南蛮要想侵到北方来，北边的犬戎也要侵到南部去。酝酿几百年，犬戎居然占据了周地；再经几百年，南方也成了舞台的[一]部分。

此时的建设期中，产生了一个“儒”的阶级。儒本是亡国的俘虏——遗老，他本是贵族阶级，是文化的保存者，亡国以后，他只和人家打打官司，写写字，看看地，记记账，靠这类小本领混碗饭吃而已（根据《荀子》的《非十二子》篇）。这班人——“儒”一出来，世界为之大变，因为他们是不抵抗者，是懦夫。我们从字义看，凡是和儒字同旁的字眼，都是弱的意思，如需（耎）字加车旁是软弱的（软）字，加心旁是懦字，加孑旁是孺字，是小孩子。他们是唱文戏的，但是力量很大，因为他们是文化的传播者，是思想界。老子后世称他为道家，但他正是“儒”的阶级中之代表，他的哲学是儒的哲学，他的书中常把水打譬喻，因为水是最柔弱的，最不抵抗的。这就是儒的本身，他们一出，凡是唱武戏的，至此跟着唱起文戏来了。幸而在此当中，出来一个新派，这就是孔子。他的确不能谓之儒者，就是儒者也是“外江”派。他的主张是“杀身成仁”，他说：“志士成仁，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又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人以为己任，死而后已。”这完全和老子相反。

老子是信天的，主自然的；而新派孔子，是讲要作人的，且要智、仁、勇三者都发达。他是奋斗的，“知其不可而为之”，这就是他的精神。新派唱的虽也是文戏，但他们以“有教无类”打破一切阶级，所以后来产生孟子、荀子，弟子李斯、韩非。韩非虽然在政治上失败，而李斯却成了大功，造成了一个大帝国。（第一幕完）

第二幕　老英雄受困两魔王

不久，汉朝兴起来了，一般杀猪的，屠狗的，当衙役的……起来建设了一个四百年的帝国。他们可说得上是有为者，如果没有他们的奋斗，则决不会有这四百年的帝国，但是基础究未稳固，而两个魔王就告来临！

第一个魔王——野蛮民族侵入。在汉朝崩溃的时候，夷狄——羌、匈奴、鲜卑都起来，将中国北部完全占领（300～600），造成江左偏安之局。

第二个魔王——印度文化输入。前一个魔王来临，使我们的生活野蛮化；后一个魔王来临，就是使我们宗教非人化。这印度文化侵略过来，在北面是自中央亚细亚而进，在南方是由海道而入，两路夹攻，整个的将中国文化征服。

原来中国儒家的学说是要宗亲——“孝”，要不亏其体，因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将个人看得很重。而印度文化一来呢？他是“一切皆空”，根本不要作人，要作和尚，作罗汉——要“跳出三界”，将身体作牺牲！如烧手、烧臂、烧全身——人蜡烛，以献贡于药王师。这风气当时轰动了全国。自王公以至于庶人，同时迎佛骨——假造的骨头，也照样的轰动。这简直是将中国的文化完全野蛮化！非人化！（第二幕完）

第三幕　老英雄死里逃生

这三百年中——隋、唐时代是很艰难的奋斗，先把北方的野蛮民族来同化他，恢复了人的生活。

在思想方面，将先前的知识解放出来。在文学方面，充满了人间的乐趣，人的可爱、肉的可爱，极主张享乐主义，这于杜甫和白居易的诗中都可以看得出。故这次的文化可说是人的文化。再在宗教方面，发生了革命，出来了一个“禅”！禅就是站在佛的立场上以打倒佛的，主张无法无佛，“佛法在我”，而打倒一切的宗教障、仪式障、文字障，这都成功了。所以建设第二次帝国，建设人的文化和宗教革命，是老英雄死里逃生中三件大事实。（第三幕完）

第四幕　老英雄裹创奋斗

老英雄正在建设第三次文化的时候，北方的契丹、女真、金、元继续的侵过来了，这时老英雄已经是受了伤，——精神上受了伤（可说是中了精神上的鸦片毒，因为印度有两种鸦片输到中国，一是精神上的鸦片烟——佛，一是真鸦片），受了千年的佛化，所以此时是裹创奋斗，然而竟也建立第三次大帝国——宋帝国。全国虽是已告统一，但身体究未复原，而仍然继续人的文化，推翻非人的文化（这段历史自汉至明，中国和欧洲人相同，宗教革命也一样）。范文正公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和王荆公的变法，正与前“任重而道远”的学说相符合。

在唐代以前，北魏曾经辟过佛，反对过外国的文化，禁止胡服、胡语即其例，但未见成功。而在唐代辟佛的，如韩愈，他曾说过：“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三个大标语。这风气虽也行过几十年，但不久又恢复原状。然在这一次，却用了一种软功夫来抵制这非人的文化。本来是要以“人的政治”、“人的法律”、“人的财政”来抗住它的，但还怕药性过猛，病人受纳不起，所以司马光、二程等，主张无为，创设“新的哲学”、“新的人生观”。在破书堆中找到一本一千七百几十个字的《大学》来打倒十二部《大佛经》，将此书的“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套，来创造新的人的教育，新的哲学，新的人生观。这实在是老英雄裹创奋斗中的一个壮举，但到了蒙古一兴起，老英雄已精疲力竭，实在不能抵抗了！（第四幕完）

第五幕　老英雄病中困斗

这位老英雄到明朝已经是由受创而得病了，他的病状呢？一是缠足。我们晓得，在唐朝被称的小脚是六寸，到这时是三寸了，实在是可惊人！二是八股文章。三是鸦片由印度输入。这三种东西，使老英雄内外都得病症。

再有一宗，就是从前王荆公的秘诀已被人摒弃了。本来他的秘诀一是“有为”，一是“向外”；

但一班的习静者，他们要将喜、怒、哀、乐等，于静中思之，结果是无为，是无生气，而不能不使这老英雄在病中困斗。

清代的天下居然有二百余年，这实是程朱学说——君臣观念所致，因为此时的民族观念抵不住君臣的名分观念。不过老英雄在此当中，而仍有其成绩在，就是东北和西南的开辟，推广他的老文化。

湖南在几十年前，在政治上占有极大势力；广东、广西于此时有学术上的大贡献，这都是老英雄在病中的功绩。他虽然在政治上失地位，然而在学术上却发生一种“实事求是”的精神——科学的精神，而成就了一种所谓的“汉学”。这种新的学术，是不主静而主动的，它的哲学是排除思想而求考据。

考据学一发生，金石、历史、音韵，各方面都发达。顾亭林以一百六十二个证据，来证明“服”字读“备”字音，这实在具有科学之精神。不过在建设这“人的学术”当中，老英雄已经是老了，病了！

尾声

这老英雄的悲剧，一直到现在，仍是在奋斗中。他是从奋斗中滚爬出来，建设了人的文化，同化了许多蛮族，平了许多外患，同化了非人的文化，从一千余年奋斗到如今，实在是不易呀！这种的失败，可说是光荣的失败！在欧洲曾经和我们一样。欧洲过去的光荣，我们都具备着，但是欧洲毕竟是成功。这种原因，我认为我们是比他少了两样东西，就是少了一个大的和附带一个小的，大的是科学，小的是工业。我们素来是缺乏科学，文治教育看得太重。我们现在把孔子和其同时的亚里士多德、柏拉图来比一比：柏拉图是懂得数学的，“不懂数学的不要到他门下来”；亚里士多德同时是研究植物的。孔子较之，却未必然吧？与孟子同时的欧几里得，他的几何至今沿用，孟子未尝能如此吧？在清代讲汉学的时候，虽说是有科学的精神，却非加利莱用望远镜看天文，用显微镜看微菌，以及牛顿发明地心吸力可比。所以中西的不同，不自今日始。我们既明白了这个教训，比欧洲所缺乏的是什么？

我们知道了，我们的努力就有了目标。我们这老英雄是奋斗的，希望我们以后给他一种奋斗的功具，那末，或者这出悲壮的英雄悲剧，能够成为一纯粹的英雄剧。

中国文学史的一个看法[12]

兄弟今天到这里来讲演，觉得没有什么好题目。兹来讲讲“中国文学史的一个看法”。本来一个讲题，可以有几种看法。在未讲本题之前，先给诸位讲一件故事，有一不识字之裁缝者，供其子读书，一日子从校中来信，此裁缝即请其左邻杀猪的代看，杀猪的即告裁缝道：这是你儿子要钱的信，上写“爸爸，没钱啦！拿钱来”。裁缝听了，非常懊丧生气，以为供子读书，连称呼礼法都没有了。旋又请其右邻之牧师来看，牧师看后，说道此信写的甚好。信上说：“父亲大人膝下……你老人家辛苦得来的钱，供我念书，非常不忍，不过现在买书交学费等，非用钱不可，盼你老人家多为难，儿子是很对不住的……。”裁缝听了，笑逐颜开，赶紧给他儿子寄钱去了。

从此事看来，足见一件事，可以有几种看法，关于中国文学史，也有几种看法，第一种的看法：

是牧师的看法，这种看法怎么样呢？他是从商周时代之最古文看起，到在春秋战国时，即有诸子百家之文章，代表那一时代的文学。到汉则以《史记》、《汉书》，作该时代文学之代表。到晋朝以后，又发生怪僻之文学，迄至唐朝，遂又复古，同时接受了前朝历代的遗留，由当代文人，加以许多点染，于是有《唐诗三百首》之创作，及“离骚”词赋，曲歌古文之类。当时文学作家中之捣乱分子，进行词曲等之创作，所谓词者，诗之语也，曲者，词之语也，然无论其创作如何，仅能作当代正统文学之附属品，而不能以之作为时代之代表。自唐宋而后，以至于元明清，甚至当代国学家之伪国国务总理郑孝胥之流，殆未出乎摹古之范围。以上这种看法，总是站在一条线上接连不断的来看中国文学史，这种看法，是牧师的看法，文绉绉的，实在看不出什么内容来。至于兄弟今天是采用杀猪的看法，且听兄弟道来：

文学史是有两种潮流，一种是只看到上层的一条线，一种是下层的潮流，下层潮流，又有无数的潮流，这下层的许多潮流，都会影响到上层去，上层文学是士大夫阶级的，他是贵族的，守旧的，保守的，仿古的，抄袭的，这种文学，我们就是不懂也没要紧。我们要懂中国整个文学史，必要从某时代的整个潮流去看，现在的文学史，是比前时代扩大了，是由下层许多暗潮中看出来。诸位小姐太太们：凡是历代文学之新花样子，全是从老百姓中来的，假使没有老百姓在随时随地的创作文学上的新花样，早已变成“化石”了。

老百姓的文学是真诚朴素的，它完全是不加修饰的，自由的，从内心中发出各种的歌曲，例如：

唐诗楚辞，汉之乐府，其内容无一不是老百姓中得来，所有文学，不过经文人之整理而已。尤其是每一时代之新文学，如五言，七言，词曲，歌谣，弹词，白话散文等，都是来自民间。

兄弟所谓杀猪的看法，就是不是文绉绉的从一条线上去看，而是粗野的把文学看成两个潮流，上层潮流是士大夫阶级的，下层文学的新花样皆从老百姓中得来。所谓文学潮流的新花样的形成，是经过四个时期：

第一时期是老百姓创作时期，与上层是毫无关系，在创作时期，是自由的，富于地方个人等特别风味，他是毫不摹仿，而是随时随地的创作时期。

第二时期是从下层的创作，转移到上层的秘密过渡时期，当着老百姓的创作已经行了好久，渐渐吹到作家耳中，挑动了艺术心情，将民间盛行之故事歌谣小说等，加以点缀修改，匿名发行，此风一行，更影响到当代之名作家，由民间已传流许久之故事等，屡加修正，整理，于是风靡当世，当代文学潮流，为之掀动。

第三时期则因上等作家对新花样文学之采用，遂变成了正统文学中之一部分。

第四时期则为时髦时代，此时已失去了创作精神，而转为专尚摹仿，因之花样不鲜，而老百姓却又在创作出新的。

我们根据近四十年来的新发现，才知道我们过去提倡白话文学胆太小了，还不够杀猪的资格，只要看敦煌石洞藏书中有许多白话文学，即可知其由来已早。大凡每一时期的潮流的到来，都是经过一极长的创作时期，例如《水浒传》，《西游记》等曾风行一时，而创作者更出多人之手，种类繁多，由此可知现行文学，皆由长时蜕化而来，所以我们必须以历史进化的眼光来看历史，由此可以得到以下三点教训：

（一）老百姓从劳苦中不断的创作出新花样的文学来，所谓“劳苦功高”，实在使我们佩服。

（二）有些古人高尚作家不受利欲熏诱，本艺术情感之冲动，忍不住美的文学之激荡，具脱俗，牺牲之精神。如施耐庵、曹雪芹之流，更应使我们欣佩。因为老百姓的作品，见解不深，描写不佳，暴露许多弱点，实赖此流一等作家完成之也。

（三）文学之作品，既皆从民间来，固云幸矣，然实亦幸中之大不幸，因为民间文学皆创之于无知无识之老百姓，自有许多幼稚，虚幻，神怪，不通之处，并且这种创作已经在民间盛行了好久，才影响到上层来，每每新创作被埋没下去，在西洋文学之创作权，概皆操之于作家之手，而中国则操之于民间无知之人，所以我说是幸中之不幸，深望知识阶级，负起创作文学之任务。

中国文艺复兴[13]

各位男女：

学校当局赐给我这个博士衔，我很觉得欢喜。把这个荣誉赐给这么的一个徒然晓得写诗作文章的人，实在不如那些化学家，机器师，和其他着实地造益大众的人般值得哪。大学当局以这个学位赐给一个不相干的中国人，还是破题儿第一遭吧。我希望这次是将来许多同样的机会的先导啊！至于所谓“中国文艺复兴”，有许多人以为是一个文学的运动而已；也有些人以为这不过是把我国的语文简单化罢了。可是，它却有一个更广阔的涵义。它包含着给与人们一个活文学，同时创造了新的人生观。

它是对我国的传统的成见给与重新估价，也包含一种能够增进和发展各种科学的研究的学术。检讨中国的文化的遗产也是它的一个中心的工夫。

假如把这个运动的范围收缩到为一个文学的运动，它仍然不就是中国的言语或文学底简单化而已。我国的文字，因为采用了语体，反弄得繁杂起来，可是也因此而变为丰富了。所有的活的语文都是在滋长着的东西，所以无论如何是没法使活的语文简单起来的。现在的中国文比二十年前底丰富得许多。今日学校里的字最少比四书五经多得百倍。新的名词和语法，每日在增加着的啊。

所谓千字运动（1000-Character movement），不过是文学革命的一小部分而已。选出了一千个基本字来，不过想教给那些没有机会去受教育的成人罢了。说这个就是把中国文字简单化了是很不确的。

中国的文艺复兴，不是徒然采用了活的文字来做教育的工具，同时是做一切的文学作品的工具底一种运动。因为白话文普遍化，大众都懂得，所以执政者，以至于其党，都利用它来做宣传的工具了。

大约二千年前，汉朝有一个首相向皇帝上一张奏说，那些以经典般的文字写成的谕旨和法律，不特百姓们看不懂它，就是奉行它的官吏们也读不懂它。结果，就因此采行了科举制度了。政府只会奖励那些熟识经学的读书人，对那些熟读一两部经的，能够背诵和写下全部经文而没有错的人就赏赐官衔，后来甚至给以爵禄，于是，中国的读书人便穷年累月的去求熟读四书五经了。当时，读书人仅占人数的很小部分而已。能够考取科名的，又更加少了。可是，他们是不惜花费了一生的精力来求熟习这死文学的。

当中国初和现代各国接触的时候，执政的人们便知道了这样的有百分之八十五以上不识字的人是不能够在这个世界上安然的生存着的了。自从三十年前发生了这个思想，办法也就立刻想了出来。那问题是：

“我们还可以用这个死的东西来做现代日常生活的工具吗？”

于是乎有些人提议用一种新的中国字母来教民众读书写字；也有些提议用语体文和编印些简易的书报来教导民众。

真正的解决办法，并不是出乎熟练的改革家，而是出于美国的一所大学宿舍里，我和留美的同学争论过许多次，后来终于认定了所有的我国的真正伟大的诗歌和文学作品，都是当时的人拿当时的语言写成而不是拿死文字写成的，那时候是1916年。我同时又得到一个结论：凡是中国的伟大的文学作品，都是由大众们产生出来，并不是由那些学者读书人们产生出来的——他们实在忙着研究那死文字哪！千百年来的销路最好的惊人的民歌，故事，小说，都是出于市井之人街边说书，和其他同类的很熟识语言的人的手。

1917年，我写信给文学院长，说明我的意见，同时寄了几首白话诗。它马上就得到了许多同情的接待，美洲的华侨们又欢喜的理论，也得到当时独一无二的国立大学底赞许。

中国语实在是世界上各种言语——包含了英语——中最简易的一种。很不幸，英国语老早就写了下来，和印了出来，以致现在有强动词和弱动词（Strong verbs&Weak verbs）的分别及其他许多的文法的成例而没法除去。反之，中国的语文是简易而清楚，因为它没有阻碍的经过二千多年的洗炼和改良，至到现在成了完美的阶段，所以孩子们仆役们说来的时候也丝毫没有文法上的错误。外国的小孩子在中国生长，许多先就学会了中国语才学会他自己的国语便是中国语的简易底例证。

文人学者们终于致力于这个迟迟才发生的文学革命了，也开始明白地认识了这个给人轻视的白话了。其实，它实在不应该给人轻视的——它是将来中国的国语和产生一切的文学作品的。

我年前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就是用白话写成的。当时的出版人问我是不是五百本就够了呢。后来费了几许唇舌，他才肯印一千本。谁知第一版在两星期内售清，第二版也在两个月内卖个精光，自此后，几年来的销路都不坏。

现在的出版界，需要的是国语文的东西，因为销路可比文言的东西多得三十倍。

除掉中国东南部从上海到广州沿海的一带，其余各地的中国人都说着同样的言语——那是一种很适合这个新的运动的国语。

白话文运动[14]

（本报讯）北大校长胡适，应平津铁路局之邀，于昨（一日）晨十时，在霞公府该局大礼堂举行首次学术讲演，……局长石志仁陪同胡氏到场，……胡氏……讲词如下：

我很赞同石先生的意思，因为诸位的职业是专门性的，时常听些非专门的讲演，能够多学多听也好。今天这个讲演称为“学术讲演”太严重，称为“启蒙讲演”似乎也不妥，不如称为“业余讲演”，不亢不卑。我觉得每人除职业外，应有玩意儿，有时玩意儿可以发展成为重要的东西。个人曾经研究过哲学，历史，文学，农科，也作过外交官。现在是五十七岁了，但是如果人家问我：“贵行是哪一行？”我就回答不出。我过去业余的时候，曾与青年人谈文学问题，发表出来，成白话文学运动，这就是从玩意儿发展成的。至少现在二十五六岁的年青人大家进小学中学时免去背古文，念古书的痛苦。

二十六年前连小学的教科书，甚至幼稚园都是古文的。所谓讲书即是翻成白话，当时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死记。从民国二十一年起，教科书从小学到中学的都改为白话，以前念书时不懂，甚至于写家信时都是文言，现在儿子写信给父亲要钱，只要写：“我要钱了，钱没有了，拿钱来！”从前要先写“父亲大人膝下敬禀者”才能再说要钱的话。有一个故事是兄弟两秀才去省城考举人，但是没考取，写家信报告的时候，两人相推，因为家信根本没有学写过，学的只是八股文。现在再谈到那时为甚么提倡白话文，结果有甚么好处？这故事也很有趣。我的母校是美国康纳尔大学，学校在山上，下面有一小湖，那时我已离开学校。一年暑假来了一个女留学生入暑期学校，康纳尔大学学工科的多，为了巴结这女学生，几个男同学请这位女学生划船游湖。船在湖中的时候忽然起了大风，于是大家赶快向岸边划。到岸边的时候，大家因为抢着上岸，把船弄翻了，衣服全湿。幸而野餐没有湿，于是大家上岸，连烘衣服带野餐。天下的历史，不管是唯物，唯心，唯神的历史观，历史往往出于偶然。那里面有一位中国留学生任先生，把当时在湖中遇险的情形写了一首旧诗寄给我看，我接到一看，马上就回答他说：你写的很好，但是把小湖写的像大海，用的全是一些古老的成语。这些死的文字，不配用在二十世纪。对于这个批评，他很虚心接受，把原来这首诗改来改去。后来又有一位同学，看了我的信大为生气，反驳我，和我打笔墨官司，谈诗的问题，讨论到中国的文学要用甚么文字的问题。我说不但是小说，戏曲都要用白话，一切文学乃至于诗，都应该是白话。

用活的语言作文学的语言，才可使语言变成教育的工具。这都是业余的讨论。后来讨论的结果，小说有许多是白话的，大家并且承认戏曲里面也有白话，如“尼姑思凡”就是。但是都说诗不能用白话，道地的文也不能用白话，最困难的是诗的问题。一九一七年七月有一天，我发誓从此以后不用文言作诗，以后就把陆续写成的白话诗，出了《尝试集》。后来又在《新青年》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叫作“文学改良刍议”。我们仔细研究中国文学史，发现中国文学可以分为上下两层。

上层文学是古文的，下层文学是老百姓的，多半是白话的。例如乐府，就是老百姓唱的民歌，后来成为模范文学，甚至于政府也不能不采用。此后无论哪一个时代文学均分为上下两层，上层的是无价值的，是死的，下层的是活的，有生命，有力量。过去没有人以这种眼光来看文学。上层文学虽然不能说没有好的，但是诸君所背诵的诗、词、曲，好的大半是白话或近于白话的。我这种主张，当时仍有老留学生反对，但是有一些老先生如陈独秀，钱玄同，他们古文懂得很透澈，所以认为我这留学生确实不是胡说。于是陈先生也发表一篇文章叫《中国文学革命论》。到我由国外回来的时候，国内已经有很多人谈起白话文学。民国六年的时候，《新青年》已成全国注意的杂志，内容完全是白话，那时的青年如傅斯年，汪敬熙，罗家伦等都是后起之秀。杂志风起云涌，如《新潮》，《每周评论》等，一九一九年学生抗议巴黎和会，起了“五四运动”，那时中学生、小学生都想发表文章，新的杂志都是用白话的。他们无师自通，都作得很好，白话于是成为全国性的东西。连北京的守旧政府也不能不妥协，于一九二〇年规定次年小学一、二年级的教科书用白话来敷衍。殊不知一、二年级生读了白话以后，更不想读古文，现在白话成为教学工具已有二十五年历史，在文学方面，三十年来，小说、散文都是用白话作的。当时最大的成绩就是替中国作到活的国语，一方面作文学，一方面作教育工具。

但是这所谓国语的标准，绝不需专家去拟订，而都是老百姓和文学创造家所订的。所以我当时提了一个口号叫，“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先以白话作文学，以后白话即成为文学的国语，即自然而然成为标准。

凡是一国国语必须具备两个条件：国语多起源于方言，所以（一）必须流通最远，范围最广，说的人最多。（二）必需曾产生大量的文学。以意大利、法国、德国、英国而言，他们的国语都是具备这两个条件的，我国流传最广的就是官话，外国人以为我们中国方言多，殊不知他们所接近的是我国沿海的地方，如广州、厦门、上海，除了这些地方以外，国内大部分地区都是以官话为标准的。试从极东北的哈尔滨，画一条斜线直到昆明，四千多里长的一条线上，任何人沿此线旅行无需乎改话。云南、贵州、四川的官话，都是标准国语。以面积而言，全国百分之九十为官话区，百分之十为方言区，以人口言，全国百分之七十五的人说官话，百分之二十五的人说方言，这是因为东南沿海人口较密的原故。在四万万人中有三万万人说一种话的，全世界可以说没有，所以第一个条件符合。第二个条件，我国在三十一二年前就已经合乎这种条件。老百姓作过很好的文学作品，如《红楼梦》、《水浒传》，每天都销几百万部。戏曲从元朝起就已经是白话的了，此外各地老百姓唱的民歌，也都是。

我在广西时曾收了不少歌谣，记得有一首是：“买米要买一崭白，恋双要恋好角色，十字街头背锁链，旁人取笑也值得。”试问古文能写得这么好吗？另外一首是：“老天爷你年纪大，你耳又聋来眼又花，看不见人听不见话，杀人放火的享富贵荣华，吃素看经的活活饿杀！老天爷！你不会作天，你塌了吧！老天爷！你不会作天，你塌了吧！”此外如路上唱曲的说词，后来变成小说，这都是无名英雄留下的头等作品，给国语造下不朽的功绩。此外如“这个”的“这”字，“我们”的“们”字，以及“为什么呢”的“呢”字，以前都不如此写，都是老百姓订下的。又如《水浒传》、《西游记》、《封神榜》等白话小说，都是国语写作的标准。所以国语并非几个人提倡，但是因为能符合这两个条件，才成为全国性的运动。我们研究世界文学，发现一件有趣的，就是中国方块字写起来虽然困难，但是文法的简单可称为世界第一。只要看一些标准作家的小说，不必学文法，人人可以无师自通。拿几百个字作底子，就可以看书写信，所以白话文能在短期内成功，其理由即在于此，甚至于连小孩子也不会说错文法。这是我们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一笔宝贵财产。现在白话虽然已经相当普遍，但是有些地方仍然是用文言，希望今后白话能普及到任何方面，如各机关来往的公文，也要用白话。

当前中国文化问题[15]

当前中国文化问题，讲起来很难令人满意，实在是问题太大了，今天只就平时想到的几点，提出来谈谈。

一　文化与文明

文化两字蕴义甚广，“文化”“文明”有时可解释为两个意思，也有时可看作一件事。解释为两个意思时，“文明”比较具体，看得见的东西如文明发明，属于物质的。“文化”比较抽象，看不见不易捉摸。

“文化”与“文明”虽可分为两件事，但有联系。某一民族为应付环境而创造发明的是文明。发明火，便不再茹毛饮血，晚上有灯点；没有火，许多要应付的环境便无法应付。火的发明，也许是无意中的；一经发明，不仅可以烧饭，可以点灯，还可以将金属由硬化为软，制造种种应用的东西。人类之异于一切动物，即是会靠一颗脑袋两只手制造东西，发明火可以制造更多的东西。这是“文明”。

在某种文明中所过的生活形态、生活方式，这是“文化”。所以“文化”和“文明”有联系。

一般的解释，“文化”是包括了“文化”与“文明”，范围较广。今天讲的属于后者，不采[取]严格解释。

二　文化的世界性

从前交通阻塞时，某种民族的生活，都有民族性、国家性、地方性，各不相杂。交通发达以后，此种生活的民族性、国家性、地方性渐渐地削弱，而世界性日渐加强。我们看到这礼堂里的电灯、椅子、磁砖一切东西，和各位所穿衣服，很少还能找出保持着纯粹地方性的，这便是交通发达、文化交流的结果。

文化的沟通不过是近几百年的事，最初靠轮船、火车、电报传递，近来靠飞机、无线电。利用无线电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的事，战争初期尚未充分利用。现在要是没有无线电，一定有人说“怎么可以打仗呢？”诸君都看过《曾文正公日记》，他在江西建昌时，早上起身先要卜一个卦问问前方战事好不好。

早上卜的是“中上”，中午卜的是“中中”，就很担心。实际上他离前线不过百余里，只因交通不便，没有飞机、无线电侦察通消息，只好卜卦问吉凶。曾文正公距今不过数十年，相差就是这么远。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已有电报、电话，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就充分利用了无线电；现在上海、纽约间随时可以通电话，整个世界的距离已经缩得很短了。到了最近更有进步，电视发明了。美国大选，人民坐在家里看，坐在家里听；赛球不必去球场看胜负，只须将电视一开就得了。

记得小时候看《封神榜》、《西游记》，见到讲顺风耳、千里眼十分奇怪，想不到这些理想现在都成事实，非但成事实，而且方便与普遍，远胜书中的理想。现代消息传布之迅速，往来交通之方便，决不是几百年几十年前想像得到[的]，因此，现代人类由于交通发达吸收交流的文化也就难于估计了。这时候要在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件东西上分辨何者从美国来、何者从英国来，简直不可能。我到美国去，见春天四处都是黄色的花，非常美丽，那是我国的迎春花；中国女子赏识的栀子花，美国女子也欢迎，但美国很少有人能说这是中国去的。即将开放的菊花，冬天结实的橘子，世界每一角落都见得到，这两种东西统是中国去的，一经介绍，被人欢迎，就成为世界一部分，不再知道这是中国的产品了。又如丝绸、茶叶、桐油、大豆，都是中国去的，丝绸已成为世界穿着不可少的东西，桐油是工业重要原料，大豆更是世界公认了不起的植物，这些早成了世界性的东西。再看我们自己，用的方方面面少不了钟和表，那是十六世纪发明[的]用机器计时的东西。从前我们用滴水计时，钟表来到中国，不到几十年就遍满全国。现在到故宫博物院去，还可以见到各式各样的钟，有的一个人出来打钟，有的一只鸟出来叫几声，有的是一个人出来写“天下太平”四个字。这些千奇百怪的钟，都是刚发明时所造，也成了世界上稀有的东西。到今日，不但有西洋来的钟表，也有上海、北平、广东自造的钟表，已经成了世界文化的一部分了。再说吃的，玉蜀黍大家都误为四川来的，殊不知它却是从美国来的，在极短时期中不仅传遍中国，且已传遍全球，成了重要食粮之一。它能迅速传遍全世界，即是因为可以生长在平原，也可以生长在高山，用不到多施肥料，便到处被欢迎。玉蜀黍因为普遍，就很少人知道从那里来的。穿的方面，机器织造的布匹、呢绒来到中国不过一百多年，现在我们样样可以自造。又如装饰，小姐太太们的头发是国民革命军北伐以后剪去的。那时我从美国回来，见剪短的黑发小姐很美丽。二十年后的今天，不但已经剪短，还要烫发，再也分不出怎样的头发是西洋的，怎样的[头发]是中国的；再往下去，恐怕烫发是从西洋来的也无人知道了。

日用品、风俗习惯、装饰，都是文化，由于吸收外来文化的结果，打破了地方性，减少了民族性，减少了国家性。所以，这个时代讲到文化就是世界文化，很难找出一件纯粹的本国文化。我曾想，用毛笔写中国字该是中国文化了，可是除了民国以前留下来的墨还用中国胶制造以外，现在制墨用的胶都是外国厂用剩下来的，常常听到人说现在的墨写字胶笔不如从前，原因就是在此。写出来的文章，更不知不觉地受了外国文化影响，无形中吸收了不少西洋文法，标点更全盘接受了西洋文化。我又想，吃中国饭用筷子总是中国文化吧！前天到最标准的中国式饭店马祥兴去，他们先将筷子用开水烫烫消毒，也受了西洋文化影响了。交通这样发达，坐在家里开无线电就可以听到旧金山的新闻报告，也可以听到王[世杰]外长在巴黎说话的情形下，生活方式要不受外国文化影响，要分析那些还是纯粹本国文化，那些是受世界文化影响，几乎不可能。我记得小时候上海报上登载一篇法国小说，讲八十天环游地球，大家都说这件事了不得，也怀疑是不是事实；岂知四十年后，一百小时便可以环游地球，以后也许还可以减少到八十小时、七十小时环游地球。一百小时不过四天。交通发达到这个阶段，谈到文化，便只有世界性文化，如何还能有纯粹的地方性、民族性、国家性文化呢？

三　文化的接受与选择

文化的接受与选择，具有“自然”、“自由”的条件，某些东西一经介绍便被采用，某些东西虽经介绍不为接受。迎春花、栀子花用不着推广，人人欢迎，因为这种花你说好，你的女朋友也说好，自然采用了。钟表来到中国，铜壶滴漏即被弃置，现在仅能在博物馆中看到。从前男人穿双凉鞋不分左右足，我起初穿这种鞋子生鸡眼，很痛苦。幸而后来一位无名英雄造福人群，仿照皮鞋制成左右足不同的鞋子，我们穿了无限舒服，立刻就风行全国。这虽是小事，但解放男子的足，决不下于解放女子缠足，并没有什么力量强制我们接受，只是大家觉得比较好，就自然采用。自由选择不同文化，接触不同文化，接受或拒绝，也有其必然的道理，简单说，不外以其所有，易其所无。人家有的，我没有，我采用；人家有，我也有，我的比人家好，人家就采用。所以有无优劣可说是自由选择、自然选择的条件，但这种限于物质的。

三百多年前西洋人到中国来传教，那时他们势力已经达到澳门一带，知道中国文化很高，便研究应从那一方面入手。后来认为到中国传教，应选学问最好的人带来中国所没有的东西及比中国更好的学问。所以派利玛窦（Matteo Ricci）带了三件东西：第一件是刚发明不久、用机械计时的钟，并选制造[得]最好最讲究的送给中国，这是代表物质；第二件是西方已经很进步的天文学，他们知道中国在讲改革历法，利玛窦天文学学得很好，也带到了中国，这是代表科学；第三件是宗教，才是他们最大的目的。

三件东西同时来到中国，可是吸收的程序不同。第一件钟，毫无抵抗接受了；铜壶滴漏不如机械制造的钟，铜壶滴漏自然被打倒。第二件天文学，经过一个时期才接受。那时候中国有两种天文学，一种是原有的，一种是回教的，两种天文学各不相让。中国素来遇到两方相争，便各给一个天文台，你们去算月蚀、日蚀某月某日几时几分几秒开始，何时复圆，谁算得准确，就采用谁的历法，利玛窦也设了天文台，不但算[出]北京的月蚀、日蚀时间，也算出南京、成都、广州许多地方的[日蚀、月蚀]时间。北京下雨，别处不一定下雨，仍可以测验是否准确。比较结果，教会天文台成绩最好，一分一秒也不差，显然中国历法不如他。经过十多年后，大家都说西洋历法了不得。明崇祯十六年采用新历法，下一年明朝就亡了。清代沿用下去，民国后才整个接受世界一致的历法。第三件宗教，接受程度最少。我们原来有佛教、道教、孔教，天主教来到中国后，要比较那一种最好，却没有比较算日蚀、月蚀时间那般方便明显，也不免有主观感情成份。我见我爸爸、妈妈相信的，外祖母、外祖父相信的，我为什么不相信？所以家庭制度、社会制度、政治哲学、社会哲学以及宗教等等的吸收，不如物质科学那般容易，抵抗力大得多了。第一种是机械，不容易抵御。钟比铜壶滴漏好，电灯比桐油灯好，无线电我们没有，自然接受了——至于说最近政府要减少汽车、减少飞机班次，那是偶然的事，和拒绝接受不同。第二种科学，有抵抗，但抵抗有限度。医学我们有，天文学我们也有，但新的医学来了，旧的阴阳五行就被打倒，到今天虽还有人说阴阳五行比西医好，这只是少数。第三种，社会制度、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宗教制度等文化的吸收不吸收，拒绝不拒绝，就不若前两种可以比较，可以试验，可以有绝对的选择自由。当前中国文化问题就在这里。

四　当前文化的选择与认识

当前中国文化问题，既然就是前面所说的社会制度、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宗教等吸收或拒绝，在交通工具如此发达之时，我们不能也不可能拒绝某种文化。问题是：这类文化的接受，牵涉到感情，牵涉到信仰，牵涉到思想，牵涉到宗教。具体说，当前有两个东西在斗争，这两个东西放在我们前面，既不是物质，就不能像商品那样，这是德国货，这是英国货、美国货一般辨别谁好谁坏。现在放在面前的美国货、俄国货是无法比较的东西，既不能以品质来比优劣，又不能以价格来比高下。放在面前的是两个世界或者说两个文化，要我们去选择去决定往东往西往左往右。

数百年来自由选择自由拒绝世界文化的阶段已经过去了，目前是必须要我们在两个中间挑选一个，我们既无法列一公式来证明往左是生路往右是死路，或者往右是生路往左是死路；又无法说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你们的两个都不要。所以问题就严重了，三十年前教科书里的东西用不着了。梁启超先生早年介绍我们“自由”，许多人说“不自由，毋宁死”。那时看来是天经地义的，现在是变了，打倒资本主义也要打倒自由主义。要服从，要牺牲个人自由，争取集体自由。从前对的话现在不对了。

自由究竟要不要，是另一个问题。如从历史上看，一切文化都向前进，而自由正是前进的原动力，有学术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才有不断的新科学新文化出来。照辩证法说，有甲就有非甲，甲与非甲斗争成为乙；有乙又有非乙，乙与非乙斗争成为丙。共产党他不同，有己没有非己，辩证法失了作用，谁是谁非大家弄不清。

我今天说这一段话，不是“卖膏药”，我没有膏药可卖。只是这个问题牵涉到感情，牵涉到信仰，牵涉到思想，除了思想有一点理智成份外，情感信仰就不同，受不了一点刺激。我今年五十八岁，一生相信自由主义。我是向来深信三百年来的历史完全是科学的改造，以人类的聪明睿智改造物质，减少人类痛苦，增加人类幸福。这种成就完全靠了有思想自由、信仰自由、出版自由，不怕天，不怕地。

倘使失了自由，那里还有现在的物质文明。

我走过许多国家，我没有见到一个国家牺牲经济自由可以得到政治自由；也没有见到一个国家牺牲政治自由可以得到经济自由。俄国人民生活程度三十年来提高了多少？人民生活痛苦减轻了多少，经济自由得到了没有？牺牲政治自由而得到经济自由的，历史上未有先例。

我比较守旧，九月十一日还在北平天坛广播“自由主义”，也许有人听了骂胡适之落伍。他们说这不是不自由不民主，而是新民主主义新自由。是没有自由的新民主，没有民主的新民主，没有自由的新自由，没有民主的新自由。各位看过评剧里的《空城计》、《长坂坡》，没有诸葛亮的《空城计》，没有赵子龙的《长坂坡》，还成甚么戏？

是自由[与]非自由的选择，也是容忍与不容忍的选择。前年在美国时去看一位老师，他年已八十，一生努力研究自由历史，见了我说：“我年纪愈大，我才感到容忍与自由一样重要，也许比自由更重要。”不久他就死了。讲自由要容忍，理由很简单：从前的自由是皇帝允许我才有的，现在要多数人允许才能得到。主张左的容忍右的，主张右的容忍左的，相信上帝的要容忍不相信上帝的，不相信上帝的要容忍相信上帝的。不像从前，我相信神，你不相信神，就打死你。现在是社会允许我讲无神论，讲无神论也要容忍讲有神论，因为社会一样允许他。各位都看到报上说美国华莱士组织第三党竞选总统，比较左倾。反对他的人拿鸡蛋蕃茄掷他。掷他的人给警察抓了送到法庭去，法官说这是不对的，华莱士有言论自由。要判他在监[狱]里坐，或罚他抄篇[……]寄纽约《前锋论坛报》，或[抄]十年来作标语的一句名言一千遍。那个人想想，还是愿意抄一千遍。这一句话是：“你说的话我一个字也不相信，但我要拼命辩护你有权说这话。”这一句话多么伟大！假使这世界是自由与非自由之争的世界，我虽是老朽，我愿意接受有自由的世界；如果一个是容忍一个是不容忍的世界，我要选择容忍的世界。有人说恐怕不容忍的世界、极权的世界声势大些，胡适之准备做俘虏吧！大家只看到世界上两个东西斗争这边失败，政府打仗这边也失败，那边声势很大，便以为这边注定失败了。我不赞成这种失败主义。三百年的历史是整个的反自由运动，目前的反动并不是大反动，只是小小的反动，看起来声势浩大，但他们自己就缺乏自信，不相信自己的人，用最专制的权力来压迫自己人，经过三十一年长时间还不许人家进去，不许自己人出来，不敢和世界文化交流，这正表示他的胆怯。所以我说这只是一个小反动。依我的看法，民主自由一定得到最后胜利。固然历史告诉我们，民主自由运动常会遭到包围摧残，法国革命几经失败，民主摇篮英国的成功受英伦海峡保护，美国民主成功靠两大海洋保护；但每次民主自由斗争无不得到最后胜利，最近两次世界大战亦是如此。

此次从北平到上海，一位朋友对我说，这个输麻将还打么？我说，你是失败主义的说法。真正输麻将是十二年前的局面，那时我们和世界三海军国之一、陆军占世界第三位、工业占世界第三位的国家打仗，我们没有一点基础。飞机连教练机不过二百架，那才是必输的，可是我们要打，而且打胜了。

人家最悲观的时候，我一点不悲观，我总是想，他们没有好装备，没有海军，没有空军，我们只要稍稍好转，就可以风雨皆释了。这次斗争既是文化选择问题的斗争，决不能说输就算了，这不比选择双凉鞋、选择剪头发、选择钟表、选择天文历法那般容易，而得从感情、信仰、思想各方面去决定，我们的决定也即是国家民族的决定。

什么是“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16]

问：胡先生当年提倡文学革命提出了八项要点，这八项要点，今天有没有可修正和补充的？（陈纪滢先生）

答：我刚从一个演讲会来，不知道怎样应付这个作家们的招待会。我很惭愧，我算是新文艺创作的逃兵，我从来没有参加过创作，除了从前尝试了一点白话诗以外，没有敢挑起创作的工作，今天在座的都是创作的作家，所以我很觉惭愧。

刚才陈先生问到民国五年至六年间我们最初为文学改革所提出的八项，现在隔了很多时候，连八项细目都记不清了，不过我记得那是很胆小很和平的提议，当时我只说文学改良，还没有敢说文学革命，所提出的八项是对当时文艺状况而言的，其中有几项，恐怕现在可以不用说了。八项中最重要的是“用白话”，有了这一项，另一项的“不用典”，便不成问题，能用道地的，地道的白话，便用不着用“典”。还有一项“无病呻吟”，这在旧文艺新文艺，恐怕都是不容易作具体的批评。后来我在第二次发表丈章时，便把八项归纳成一项或二项了。即：“历史的文学见解”，简单的说，就是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这一点是可以存在的。后来又归纳成十个字：“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

消极方面，我们要提倡白话，因为现在是新的时代，是活的时代，在新时代活时代中用死文字不能产生活的文学。我们举例证明我们所提倡的在原则上是不错的，就是在历史上有许多人用白话作诗填词，尤其是小说，因为历史上给我们许多好的例子，使我们的“历史文学观”才能站得住，才能在国内取信于人，使一部分人相信我们的说法，觉得还有道理。积极方面就是十个字“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就是必须以白话作文学。所谓国语，不是以教育部也不是以国音筹备会所规定的作标准，而是要文学作家放胆的用国语做文学，有了国语的文学，自然有文学的国语。后来的文艺都是朝这个方向走的。

问：胡先生说：“有了国语的文学，自然有文学的国语”，多少年来，在国语的创造过程中，除了以白话写文学作品外，发生了取材来源的问题。有人在旧的诗词歌赋里寻辞藻，有的在活的语言里找材料。请胡先生根据中外文学史上的看法，对国语的取材和生活的语言里找材料应该有些什么要注意，给我们指示，免得暗中瞎摸，走很多冤枉路。（何容先生）

答：何先生问的问题很大，我觉得何先生自己已经提出了正确的答案了。从活的语言里找材料，是最正当合理的路；在旧文学里找材料，我认为除了做文学史的研究以外，恐无多大希望！在活的语言里找材料，当初我们提倡国语文学时，在文字上，口说上都说得很清楚，所谓“国语的文学”，我们不注重统一，我们说得很明白：国语的语言——全国语言的来源，是各地的方言，国语是流行最广而已有最早的文学作品。就是说国语有两个标准，一是流行最广的方言，一是从方言里产生了文学。

全世界任何国家如欧洲的意大利、法国、德国、西班牙、英国的文学革命，开始都是以活的语言而流行最广的国语，这是第一个标准。第二，这个方言最好产生文学，作教学的材料。总之国语起源于方言，我是希望国语增加它的内容，增加它的新的辞藻，活的材料，它的来源只有一个，就是方言。拿过去的文学来看，《醒世姻缘》的伟大，就是作者蒲松龄敢用山东土话，所用的并且是山东淄川、章邱的土话，《金瓶梅》（到现在还不知作者是谁）也是用的山东土话，《水浒传》里有许多是中国东北部西北部的方言，《儿女英雄传》《红楼梦》用的更是纯粹的北京话，这也是方言。敢用真正实地的谨严的记录下来的方言，才使这些书成为不朽的名著。所以我不主张注重统一，而要想法子在各地的方言里找活的材料，以增加国语的蓬勃性文学性，不知何先生以为如何？

问：胡先生近年来对于新诗戏剧的创作，不知有没有作品？胡先生在台北三军球场公开演讲，听众人山人海，仍有许多人向隅。假使胡先生有新的剧本创作，我们每天可以上演，把胡先生的思想透过文艺[表达]，比胡先生自己公开演讲更有意思。

美国最近文坛概况请胡先生顺便告诉我们。（王蓝先生）

答：王先生提出的两个问题，我恐怕都要交白卷。新诗，我从前尝试过多少次，近年来，便没有作过。这次离美返国前曾把以前作的新诗，无论在杂志上发表过的或没有发表过的搜集在一块，交与一位朋友看，匆忙中没有带来，将来准备在台湾刊印，这在文坛上绝不会有任何贡献，不过有一点历史的意味。当初做新诗，像开山开路一样，等到路开成了，自己却逃了。拟刊印的诗集，只是一点过去的成绩，印出来以后，还请大家指教。

戏剧，我一生就没敢作过，从前写的独幕剧《终身大事》，那是小玩意！王先生的意思，甚为谢谢！等我把几本书写出后，到七十岁八十岁之间，我也许会来尝试尝试戏剧的创作。

第二个问题，我要完全交白卷了，几年来因为世界政治形势的太不安定，我差不多放弃了对于文学的研究。关于美国文坛的情况，《纽约时报》和《论坛报》每周都有一张销行最广的书目表分送，表内所列的新书，一面是属于小说的，一面是非小说的。这两张表所列的新书，小说方面，十部中我顶多看了一二部，非小说的，十部中顶多看三四部。我对于美国文坛还没有做过有系统的考察，诸位有兴趣，我去美后如有时间，当加以研究，随时向国内文艺界作简单的报告，现在只好交白卷了。

问：自从“总统”提倡读经后，有许多人的看法是：提倡民族文化与提倡近代文化，好像有些冲突，这两者之间，如何求其沟通？（赵友培先生）

答：这个问题，应该分开来说：关于读经部分，照我所知道的，“总统”并没有提倡读经。在座中政府里面有好几位首长，他们可以帮助我说明，或者证明。这个问题，不在今天讨论的范围之内，暂且放着。

至赵先生讲的后半段，我倒很想讨论一下。有许多人说，要白话作得好，古书要读得好。比方胡适之、周作人、鲁迅，他们白话文作得好，都是旧书读得好。这个话是不正确的。有机会，我都尽量驳他。我们这一辈，因为时代的关系，念了许多古书，古文够得上说是读通了。但是我希望将来的作家，不要走这一条路，我们因为旧书读多了，作白话文往往不能脱掉旧文学的影响，所以白话文作不好。语言学专家，也是世界语言学泰斗，赵元任先生曾同我说：“适之，你的白话不够白。”这个批评是不错的。《胡适文存》再版序里，我就说过，作过旧文学的人，不能作好新文学，这等于裹了小脚的女人要放脚，无论如何不能恢复她的天然脚，只有添一点棉花，冒充大脚。我们学过文言文，没有办法写好白话文，我常常说，写好的白话文，一定要等我们的儿子们或孙子们了。所以一方面希望我们的政府多多提倡活的文学（白话文），增加活的文学教材，减少死的文学教材，并不要使古文白话并在一块，文白不分，使得后来的小孩子弄不清楚哪种是活的语言，哪种是死的语言。我当初认为我们的儿子，也许是过渡时间。到了我们的孙子，一定作纯粹的白话文，可是多少年来，政府多少有点错误，教科书里面，夹着死的文学，弄得儿童认识不清楚真正语言的纯粹性，直到今天，白话文的进展，还不能达到我们的希望，我们的儿子辈，现在已经不能作好的白话文！如积极提倡纯粹的白话文学，将来也许产生好的白话文学。千万不要把脚裹小了再来放脚。我觉得这一点值得大家注意，也是我诚恳的希望。

问：胡先生在台大所讲的治学方法，是从自然科学来的。但自然的现象是固定的；人，不是固定的。用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人文科学，只能看到一个角度。以《西游记》来说，写唐僧是一个脓包，从这人来看，时代来看，唐僧不是唐玄奘，而是明世宗；猪八戒是严嵩。这种方法，不知道对不对？

（李辰冬先生）

答：这个问题很大，今天时间不够了，只能作很简单的答复。

我觉得研究文学有两种看法。我三十年来作的小说考证的工作，完全是文学史的看法，不是研究文学的看法。研究文学，让给许多作家去作。

刚才李先生所讲的方法，危险性很大，求证据很困难。我们中国有名的小说，可分为两大类，一大类是经过长时期的演变下来的。《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东周列国》《封神榜》《隋唐演义》，都是例子。这些小说的来源，都是很简单、很短的故事，慢慢扩充成伟大的创作。如《水浒传》由简单的故事变成一百回、一百二十回、一百二十四回，《西游记》也是一样的，我们知道唐僧取经的故事，是很简单很短的。现在的《西游记》，是历史演变成的。从历史的演变来看，就是用历史的演变的方法来研究，不加以主观的看法。

另一大类，是创作小说。创作小说，产生得很晚。起初都是短篇，“三言”“两拍”。到了后来，才有长篇的创作，譬如《儒林外史》《海上花列传》《儿女英雄传》。我考证创作小说，也一样的用考证文学史的方法；如《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的考证，把他的传记材料搜在一块，认识他的思想和背景，吴敬梓是颜、李学派的信徒，反对八股，反对当时教育制度，考试制度。《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考证，也是一样的，把他的名字找出来。他的父亲是什么人？叔父、祖父是什么人也找出来。《儿女英雄传》初版，作者用一个假的名，假的序。我照样用传记材料来证明《儿女英雄传》是光绪年间一个旗人文康作的。

文学史上有两个不同的考证，一个是传记考证，一个是历史的演变。李先生刚才说的对于《西游记》的研究，我很想看看新的材料。不过我觉得《西游记》是历史演变成的东西，我想我们研究文学史，看他如何演变，不必太去深求；太去深求，也许容易走上猜谜的一条路。你说唐僧是写的明世宗，猪八戒写的严嵩，孙悟空、沙和尚又写的谁呢？我们要晓得几百年前南宋时代，唐玄奘取经的故事里面，就有了沙和尚，那时写的是谁呢？历史的看法，“大胆的假设”，包括李先生的方法，但是还得要“小心的求证”。根据我个人的经验，中国的旧小说分成两大类，一个是演变的，一个是创作的，这一点值得提供文学史研究者的参考。

提倡拼音字[17]

问：汉字的读音如何确定？

答：关于这个问题，我不配讲，最好有机会请语言专家赵元任先生、李方桂先生他们回来指导，或者请他们写写文章。赵先生同他的小姐在美国教国语，都有很好的经验；李先生也在美国教国语，他教的方法与赵先生教的方法并不相同，以他的方法来教，三个月到六个月能够说话、听话，并能用注音符号。他们三个人在美国三个地方，赵先生在加州大学，李先生在耶尔大学，赵小姐又在另外一个地方。在台湾的《国语》刊物，可以寄给他们一份，将来也许得到一些外国订户，获得小小外汇。

问：常用字限制的问题。

答：你们几位先生根据实际的经验，比我知道的，一定更多。日本根据这几年的经验，认为一千五百字可以够了，不晓得各位先生根据经验，认为这个数目够不够？（问者答可以够了）日本对同音的字，完全是假借，在美国教国语的赵元任先生也是这个主张。例如高山族的卑麻族、阿眉族，如用注音字写出，还比较正确。

问：注音拼外来语怎么样？

答：这样比较正确。外来语，往往不容易找到适当的字。比方“艾森豪”三个字，都是不大用的，这个音也不大正确。用拼音比较正确。“杜威”两个字也是一样，所以我认为拼音字，值得提倡。

问：方言问题。

答：我主张不要严格的限制。拿日本的经验来说，严格限制，很难做到。多少年来习用的方言，总是要流传的。

问：为养成阅读能力要念古书，古书念得越多，越不容易写白话文，这是一个很难解决的矛盾。

答：文艺协会招待会，也有人问到这个问题。我是不主张读古文的。我们这一辈的人作白话文，犹如裹小了的脚放不好一样，写不好白话。真正要白话写得好，是在下一辈的儿子，现在儿子已经三四十岁，也写不好了，只有等待孙子了。我们希望孙子一辈把白话文写得好。千万不要叫他弄老古董。

同时要叫人知道作白话文、学国语，是使我们把语言弄好。国语的字，大部分都可以用到古文上去。

所以我们提倡白话文三十几年的结果，古书的销路增加了。商务、开明这几家大的书店，在白话文提倡以前，出版的明清小说，只能销售四百本到一千本。《茶花女》、《天演论》，算是销售最多的书，一处也不过销售几百本。白话文提倡以后，古书销售的数目，增加了三十倍到四十倍。后来把古书加上标点，使大家容易看得懂，销路于是大大的增加。

再拿写文章来说，过去读了很多的书，都不容易写通，以后中学生就会写文章，这是白话文弄通的。这一点要提起大家了解。从前读书要讲了后才懂得，白话文弄通了，他就可以看古书，不用讲，所以作白话文，不但不妨害弄古书，还可以帮助弄古书。

问：简字是不是要加以规定？

答：我很赞成简字。不过简字怎样来的呢？我认为是慢慢承认的，譬如“敵”的简写“敌”，是慢慢承认的，定一个标准，恐怕不容易。又“佃”字我写成“个”，而印书的总是改为“佃”，总之，不一定要定标准。提倡这个用意，大家来实行。

问：台湾国语运动的情形，胡先生看怎样？

答：佩服之至。我的看法，不要求之太速。台湾光复不到七年，已经有现在这个程度，是了不得的。我觉得由教师与教育当局注意就行了，不许学校里面的学生——儿童说方言，是不好的，也做不到的。现在训练出来的师资不够，不够养成一个环境。让他说方言，这在文化上说，并不是没有益的。

至于说是怎样使国语统一呢？由公家学校出来的儿童，可以用国语说话，听得懂国语，看得懂国语，并能用国语就行了。儿童回到家里，讲他的方言，台湾话、客家话、闽南话，没有法子禁止的，而且不应该禁止。再以国语来说，他的来源，就是方言。英国、意大利、德国、法国的国语，都是方言。

不过他流行最广，所以占优势。

一种方言，不知不觉产生一种文章，有了文章，所以地位很高，流行很广。英、法、德、意的国语，就是这样产生的。所以不要太严格，不一定要说北京话。不一定要读某一种音，才是标准的国语。

发音，也不必要求太严格，例如，“我”读ㄨㄛ可以，读ㄨˇㄛ也可以。

方言，我看是没有方法消灭的，听他自然的好。英国这个进步的国家，地方很小，人口也只有四千万，交通方便，教育发达，可是她还有几十种语言，方言更多，有二百多种。所以我认为不要禁止儿童说方言，只要他毕业以后，能够用国语就行了。

四十二年一月六日

新文学·新诗·新文字[18]

我们的新文学，自从民国五年（一九一六）开始以来，到今年一九五六年，是有了整整四十年的历史。这四十年的新文学，是成功呢，还是算失败呢？简单答复，可以说是：还没有大成功。

新文学是从新诗开始的。最初，新文学的问题算是新诗的问题，也就是诗的文字的问题，哪一种文字配写诗？哪一种文字不配写诗？

今天我很高兴，参加盛会，和这么些位诗人、作家、艺术家一起讨论新诗；回想起来，颇有近水楼台之感——这里是纽约西一百八十一街和St Nicholas Ave.转角，当初我也住在纽约，地点是在九十二号Haven.Ave.靠近西一百七十二街，在时间上固然相隔四十年，在距离上只不过相隔九条街。

我个人最不赞成一元论，不管它是唯心的、唯物的、唯神的、唯性的；我觉得许多事情的发生都是偶然的，并不是因为一个缘故，一个理由。新诗和新文学的发生不但是偶然的，而且是偶然的偶然。

那是第一次我们几个老朋友，当时还都是在大学里念书，相约游纽约州绮色佳城的康奈尔大学附近的恺游迦湖。而且还请了两位女同学参加，男同学自然当做一件大事。我们划船，想不到船正划到湖中间，天气突然变化，狂风暴雨立刻就好像要来了，于是我们赶快把船划回去，靠拢靠岸，情形不用说非常紧张。事后，我回到纽约，游湖的朋友之一任叔永（鸿隽）先生寄了一首四言古诗送我，我回信一面谢谢他，一面批评说不好不好；不好的原因是他用的字，有的还新还活着，有的不但旧而且已经死掉，有的是《毛诗》里用过而现在得猜谜似的猜了才能够懂或者甚至于还是不能够懂的。不久我便得到当时在哈佛大学的梅光迪先生的反响，他把我骂的狗血喷头。从此我们便展开了一场三角战，为了诗的字汇而打架；后来，当时在华萨女子学院的陈衡哲先生也参加了，变成了四角战；再后来，在华盛顿的朱经农先生也参加了，变成五角战。在论战中我个人发生了一种感想：中国文学从古到今，发展以来，或诗或文，都有许多白话的成分，白话文不用说，白话诗在词曲里许多都是极精彩的文学，譬如《白香词谱》所搜的。又譬如昆曲里的《思凡》《琵琶记》等等，中间凡是我们常常哼的，记得的，差不多都是白话，但是就从来也没有人自觉的，意识的来做白话诗。于是我在民国五年（一九一六）七月二十二日从纽约发信给各位朋友说：“从今天起我们大家都应该尝试做白话诗。”那封信的大意是如此。到明年（民国六年，一九一七年）一月一号，陈独秀先生创办的《新青年》杂志开始出版，我发表了一篇文学必须改良的文字，陈先生紧跟着发表了一篇文学必须革命的文字。同年，我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第一首新诗。到今年是三十九年，而酝酿却在一年以前。这是一段历史。

当时最想不到的是：当留学生梅光迪、任叔永、朱经农几位先生都反对我的主张，都反对写新诗，都反对革文学的命时，而在国内研究宋词宋诗、文字训诂的陈独秀、钱玄同先生却赞成我的主张，钱先生不但赞成，而且不久自己便用白话写起新诗来了。

所谓改良，所谓革命，改革的是工具。“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旧文字、死文字，既没有法子表现新思想、新感情，怎么能够创造新文学呢？换一句话说，先得承认新工具，才能对文学抱新希望。所以文学改革的第一件事便是给旧文字、死文字，开吊发讣，否则一切都无从谈起。

我们中国士大夫最糟糕的心理可以拿一句话来形容：“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他们以为人上人，他总觉得自己高人一等，他们自己是上等阶级、上等人，一般老百姓是低一等的人、下等人。

他们办教育，往往是一种“开通民智”的心理，他们办“白话报”，自己却看文言报。他们说话用白话，写诗写文章得用文言，他们永远把社会分成两层阶级。要知道，没有人愿意学一种上等人不愿意用的文字。总而言之，我们是我们，他们是他们，那种态度是不行的，非我们就是他们，他们就是我们不可！

也因为这种错误的心理，新诗和新文学到今天还没有大成功，只开了一个尝试的头。今天我带了这一本书，是朱自清先生所编选的从民国六年到十六年，“五四”到“北伐”以前第一个十年的“新诗”，那是抗日战争以前上海良友公司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全部十卷里面的一卷，新诗尝试的初期成绩可以在这一部选集里看到一个大概的轮廓。当然，从北伐到现在，又是三十年，三个十年，这三十年里面，又有许许多多新诗人写了许许多多的新诗，现在还没有挑选编印出来。第一个十年是尝试，以后三个十年似乎还在尝试，还是不大成功，虽然现在许多年轻而未必很有名的诗人的作品都是很可以看的。

我希望新诗人、新文学家都能够谦虚一点，那是很重要的。我把我自己的第一个集子题名《尝试集》，我也曾经建议从前办过一个杂志的几位朋友，把他们原定的名字《文学》改做《学文》。我不大喜欢郭沫若先生他们所起的社名《创造》一类，因为那不够谦虚。如果大家能够谦虚一点，恐怕过去四十年新文学的成绩也许会更优良一点。

一般说来，四十年的新文学：新诗只不过“尝试”了一番，至今没有大成功。戏剧和长篇小说相当的成功，也没有大成功，够得上头等资格的很少，比新诗或许成功些；短篇小说恐怕最成功。详细情形以后有机会我很愿意和诸位再继续讨论。谢谢诸位。

活的语言·活的文学[19]

一

白话是什么？是我们老祖宗的话，是几千年来慢慢演变一直到今天还活在我们嘴里的话。这是活的语言，是人人说的话：你说的话，我说的话，大家说的话，我们做小孩子都说的话。从一个比较北方区域逐渐推广出去，不但是中原之地，不但整个北方说白话，而且扩充到整个长江。从镇江开始往西一直到四川，这整个长江都是国语区域；从南京往北一直到整个东北，一直到西北，都是白话的区域；从南京到西南，也都是白话区域。我记得京沪路有个火车站叫做丹阳，在它的东面说苏州话（吴语），西面是说官话（南京话，镇江话）。这个车站恰好是“吴头楚尾”：吴语开始，往东去就是讲苏州话，往西就是楚语，所谓长江的官话。从那个地方到安徽，再上去到湖北，再到西南，像四川、云南、贵州、广西的北部，这都是官话区。这些官话就是我们文学的基础。所谓国语文学，白话文学，就是拿这么大的地区做基础。从极东北的哈尔滨划一根直线，一直到昆明，这根直线有四千多英里长。

在这四千多英里长的直线上，每一个人所说的话，都是白话。这些白话，并不是我们造出来的，是老祖宗几千年给我们留下的资本。

比起欧洲许多文明国家的语言来，我们老祖宗给我们这个语言——活的国语，以及我们国语的文法，是全世界最简明、最合逻辑、最容易学习、最了不得的语言。英国话在欧洲文字当中，是比较进化的。但在世界语言当中，中国话要考第一，英国话要考“不及格的”第二，因为没有别的话可以有第二的资格的。至于学过法文或德文的，以及学过拉丁或希腊文的人，没有一个不知道，这些文字，根本不合理。譬如文法上讲“性”的区别，这是最没有道理的事，我们便没有这个东西。中国语言最简单，也最容易懂，只要认得一两千个字，就很可以看小说，看书。这是我们老祖宗遗留的资本。我们之所以把“五四”运动称为“中国文艺复兴运动”（Chinese Renaissance），就因为我们老祖宗有了这样的资本，到这个时候给我们来用，要由我们来复兴它。

二

中国几千年的文学史上有两个趋势，也可以说是两条路线。一个是上层的文学，一个是下层的文学。上层文学是贵族文学，文人的文学。我们现在看起来，大部分是毫无价值的模仿的文学，没有生气的文学，死的文学。但是，无论那个时代，也都有下层的文学。下层文学是什么呢？是民间文学，老百姓的文学，用白话写的文学，人人可以懂，人人可以说的文学，活的文学。这很简单：一个母亲抱了个小孩子，他在哭，不肯睡觉。这个妈妈要叫小孩睡觉，唱个儿歌给小孩听听。她没有法子说是到第一女中去上几年课，等到中学毕业，再到台湾大学去上几年课，等到毕业把国文学好了，再来唱这支儿歌。这个小孩子等不得，小孩子要哭呀！结果呢，那个母亲只好就在哼哼，哼一个儿歌给孩子听。还有我们在西南常看见的一对痴男怨女在彼此调情，对唱着情歌。这个山头上有一个姑娘，那个山头上有一位年青男子，他们要唱歌，彼此唱情歌来和答。那青年男子就不能说：“喂，小姑娘，请你等一等，我到大学国文系毕业之后，再来给你唱个情歌，你等四年吧！”绝对等不得，等不得。所以母亲哼的儿歌，痴男怨女唱的情歌或者怨歌，都是用的活的语言。还有，从前有许多地方，都市里或者乡下，戏台上唱的戏，戏台下面有讲故事的；或者庙会里面，有说故事的，唱故事的，说书的，说评话的。他们也不能说：“你们等一等，我到大学里面上几年课，再来讲故事。”这不行的，而且他们学了之后，说的故事，别人也不一定就能听得懂。所以他们所要讲的，必须是老百姓最爱听的话，听得懂的话，人人都懂的话。

这种故事，这种评话，就是五百年前，一千年前，或者年代更久远一点，流传到现在的故事。短的故事像保存在《今古奇观》里的；长的故事像《三国演义》，《隋唐演义》，《封神演义》，《水浒传》等，先就是老百姓里面讲故事的人流传下来的，到了后来，经过无数的人，无数的无名作家，你改几笔，他改几笔，你改一回，他改一回，这样子越改越好，到今天才有《西游记》，《水浒传》等等的写定本。这些，并不是我们在四十年前替他定出来的，而是经过了很长的时期很多的演变流传下来的。那些话本，弹词，戏曲，是老百姓唱的情歌、儿歌和说的故事这些东西写的，从前以为这是老百姓的东西，士大夫看不起。我们当初有一个基本不同的看法，就是大学教授们号称为学者，都是从古文里面打了跟斗出来，从古文里面洗了澡出来，在古文里面都站得住了，在社会上已经有了地位了，我们愿意放弃这一种古文，采用老百姓活的文学，这是我们所谓“革命”；其实并不是革命，还是“文艺复兴”。我们的资本——这个语言的资本，是我们几万万人说的语言，是我们的文学的资本，文学的范本，文学的基础。是几百年来，一千年来，老百姓改来改去，越改越好，这些名著这些伟大的小说做了我们的资本。所以说“文艺复兴”，正是我们老祖宗给我们的材料，给我们的基础。我们老祖宗已经做的事，我们来加以提倡，我们来学他们的样子，替他们发扬光大，这难道还有什么不应该吗？

三

在“五四”运动的当年，我们也有一点贡献。我们都是私人，个人，既没有钱，也没有权，更没有力量，我们怎么可以提倡一种东西？假如我们要提倡一种东西，必须设一百万个学堂，或者有十万个学堂，来训练白话的作家，那就不行啦。至少要设二十个极大的书店和印刷厂，拿出几千万银元来印这些新的著作，那也办不到。我们当初假使必须运用一个政府的大规模的力量，那我们也做不到。

那个时候我们完全是私人、个人、无权、无势、无钱的作家，所以我们采用了一个很简单的口号，叫“白话”：写白话，用白话做文学。实在说起来这两个字就是“白话”，要说的详细一点可以用五个字，叫做“汉字写白话”。

拿汉字来写白话，这是我从经验中得来的。我是安徽人，生长在徽州方言的区域里面，从小没有出过门。那时候我已有八九岁，认得几千字。有一天，先生出去了，我在那个屋里面看见一只木箱子，是美孚煤油公司的煤油箱子，我叔叔用它来做字纸篓的。我不知道是不是丢东西到字纸篓里，或是到字纸篓里捡东西出来，我就在字纸篓旁边，找到一本破烂的《水浒传》。我记得很清楚，封面也没有了，里面也残缺了，这上面头一回就是“李逵打死殷天锡”。我就站在那做字纸篓的美孚煤油箱子旁边，拿着那本破书。我这没有学过官话，没有人教过白话，住在乡下最难懂的徽州土话区域里一个八九岁的孩子，拿了那个小说在那里发愣，呆住了，站着不动一直把它看完，从头看到底。看了之后，这个上面讲的“李逵打死殷天锡”，下面讲的是什么都没有了，找来找去都没有了。糟糕糟糕，这怎么办呢？赶快出去找我的五叔。我就问他：“你家里有没有这一部书呀？《水浒传》，你有没有呀？”

他说：“我家里没有，我给你借去。”我说：“谢谢，谢谢，赶快给我借去。”借来之后，几个晚上不睡觉，看完了《水浒传》。我们就晓得：没有学官话，不会说国语，没有人教过国语，然而只要认得字，就可以看得懂这个东西——白话小说。而且可使一个小孩发疯，一口气看完它。从这个经验里面，我们后来晓得，这是我们语言的好处。文字虽是很难懂很难写的东西，但是我们这个语言，这个活的语言，却是很容易学的东西。

用汉字写白话这个方法，并不是我个人发明的，也不是我们几个人发明的，还是我们老祖宗在实际需要中想出来的。他们把文言里的汉字充分地采用来，写他们创造的活文学。碰到没有某个字的时候，就另外去借一个字，或者干脆另造一个字。例如这个的“这”字，从前用之乎者也的“者”字来讲，或者用遮盖的“遮”字来讲，后来才用一个“言”加一个“走之”。你要查查字典看，康熙字典上那个字不读“这个”的ㄓㄜ。老百姓说：这个字没有用处，我把它借来叫做这个的“这”字。老百姓的话就是权威，管它字典是怎么说，老百姓说它是这个的“这”字，几百年来就一直用这个字。又如用作语尾助词的“呢”字，现在用尼姑的“尼”字加“口”字就够了，古时的那个“呢”字怎么写呢？是用渐渐的“渐”字，在底下加个耳朵的“耳”字，那个字读起来多么困难。再比方你们我们的“们”字，现在容易了，“门”字旁边加个“人”字。从前没有这个字，就用一个“满”字；后来又用每一个人的“每”字，像“我每”，“你每”，“他每”。这个“们”字，就是老百姓创造出来的。

回头想来，那个时候的老百姓造个“们”字，造个人称的多数，实在很聪明，值得我们钦佩。

四

我们老祖宗用汉字写白话的结果，留给我们这么多好的短篇小说，好的长篇小说。这些好的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流行了几百年，就变成了中国白话文的标准教材，标准教师。在这个长期演进的过程中，不但像《今古奇观》，《水浒传》等，有了很好的写定本；更重要的是，许多有天才的作家，受了民间文学新的花样、新的格调、新的形式、新的工具的影响和启发，觉得单是修改已有的作品不过瘾，忍不住创作欲的冲动，使他们有胆量有决心进一步来创造新作品。这样一来，我们便又有了《红楼梦》，《儒林外史》，《儿女英雄传》等许多伟大的小说。这些都是我们的课本，都是我们创造新文学的标准课本。许多人没有学过白话，没有学过国语，《水浒传》里面鲁智深讲陕西话，也看得懂，武松说的是山东话，也都能懂，《红楼梦》，《儿女英雄传》里面的话，更是一看就懂。这个标准，可以说是中国的活文字，活文学。有一个标准的文字，标准的工具，不能不感谢我们的老祖宗。我这一个徽州的小孩子，没有学过国语，没有受过国语的训练，站在那个字纸篓的旁边，找到一本破烂的水浒传，看了“李逵打死殷天锡”就这样的发疯。根据那个经验，我们就提倡“白话的文学”，这是我们有把握的。我们晓得全中国凡是进过学堂的人，凡是受过教育的人，凡是认得一千字或两千字的人，只要他瞒住了老师，瞒住了父母，偷偷地看小说，把小说看得得意忘形而发疯，这般人都得到一个工具，一个文学的工具，一个语言的工具，将来都有可能成为国语文学的作家。

从“五四”到现在，已经有许多诗人、小说家，创造了许多了不起的作品，这是很可欣慰的。但也有一些诗人、小说家，当他们的创作热过去了，文人的老脾气又来了，重新回过头来走模仿的路子。

不但没有进步，而且一天天堕落了。他们只在那里耍弄技巧，忘记了生活，忘记了时代，忘记了艺术；

所写的东西，变成文人的玩意儿。文学僵化了，变成化石，文学的生命也就死了。这些人不但对不起我们的语言，不但对不起我们的文学，更对不起我们的老祖宗。

我们今天不能再模仿古文了，不能再走回头路子了！我们要在已有的文学基础之上，运用活的语言，创造活的文学，创造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新文学，然后“中国文艺复兴运动”才会有蓬勃的发展。

四十年来的文学革命[20]

早在印度、米苏波达米亚、地中海地区与东亚“人类智慧与文化成熟”的辉煌时代，中国人民已有很高的文化发展，其程度足与当时世界任何地区的任何文化相媲美。

但是古代中国文化并非没有严重的缺点。缺点之一是缺少一种字母来写出日用的语言。

这一差强人意的特征是中国文化极端的单纯与规律——这可能是古代人民能够仅有一种书用文字，没有受益于字母的便利，而能相处自得的主要原因。

在孔孟时代（公元前五五〇～三五〇年），中国文学上诗与散文的发展盛极一时，这种文学的形式，无可怀疑的，根据当时所用的语言写成。孔子的《论语》，以及老子与孟子的著作与古代所遗留下来的哲学与文学作品，也多多少少代表了当时所用的语言。

可是这种古代的文字在廿二[个]世纪以前，中国变成一个统一的帝国的时候，却成了一个死的，至少是半死的文字。

这一地区辽阔的统一的帝国，在遍及境内纵横的官方通讯交通中，需要一个共同的（古文作）媒介。

在公元前一二四年，汉朝开始制定对古文的知识是任官的先决条件。这是以古文为基础的中国文官考试制度的开始。

二十二个世纪的统一帝国与二十个世纪的文官考试共同维持了一个死去的文字，使它成为一个教育的工具，合法与官用的交通、与文学上——散文与诗——颇为尊重的媒介。

可是许多世纪以来，普通的人民——街市与乡村的男人和妇女——他们所用仅有的一种语言，也就是他们本乡本土的语言，创造了一种活的文学，有各色各样的形式，——表达爱情与忧愁的民谣、古老的传说、街头流传的歌颂爱情、英雄事迹、社会不平、揭发罪恶等等的故事。

甚至一千年以前的一些和尚，也用这种语言记载下了他们的一些开诚布公的发现与经典的解释。十二世纪以及以后的一些经学大师们也将他们之间的谈话与论辩，用这种语言写了下来遗留给后代。

简而言之，中国文学有史以来有两个阶层：（1）皇室、考场、宫闱中没有生命的模仿的上层文字；（2）民间的通俗文字，特别是民谣、通俗的短篇故事与伟大的小说。

这些写下的伟大的短篇故事与小说印成巨册——其中有一些在近数百年以来一直是销路最佳的作品。

这些伟大的故事与小说成了学习标准日用语言（白话）的教师。

可是其中缺少一个重要的因素，——对于这种语言质美单纯，达意的“自觉的承认”与“有意的”的主张白话作为教育与文学必要而且有效的工具的努力。

我与我的朋友在四十年以前所作的只是弥补这一缺陷。

我们公开承认白话是文学上一个美丽的媒介，在过去一千年中，特别是近五百年中它已产生了一种活的文学，并且是创造与产生现代中国文学的一个有效的工具。

这一运动一般称为文学革命，但是我个人愿意将它叫做“中国的文艺复兴”——是我与我的朋友在一九一五、一九一六与一九一七年在美国的大学的宿舍中所发起的。直到一九一七年，这一运动才在中国发展。

经过几年的艰苦奋斗与急烈的争辩以后，这一运动最后受到全国的承认与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