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艺：在对接当代通俗文学的路上能走多远
鲍震培[1]
摘要 曲艺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在艺术形式多元化接受的当下，要想生存和发展就必须在传承的基础上创新，这已经成为广大曲艺人的共识。但在讨论创新之路时，对曲艺是否可以改编当代通俗文学文本而满足受众需要，业内有不同的看法和争论，本文从四个方面提出了曲艺对接当代通俗文学的理论支撑，即正确处理传承与创新的关系，曲艺与通俗文学的互文性，曲艺的美学原则“明朗主义”，接地气与题材创新等。
关键词 曲艺 当代通俗文学 传承-互文 文本创新
近年来，随着国家对传统文化的大力提倡，各项曲艺活动渐渐复兴，然而几十年如一日地唱（听）老段子，演员和观众都已经产生了审美疲劳，而培养新一代观众，把曲艺的接力棒传递到下一代的手里，都迫切需要创演新鲜的、富有时代气息的作品。目前，从各地曲种涌现出来的新作品来看，似乎现实题材、红色题材和文化题材所占的比重更大一些，现实生活故事、革命战争故事、民俗礼俗故事等构成当前曲艺题材来源的主体，但是，这样的取材范围仍嫌狭窄，远远不能满足观众群体，特别是年轻一代的精神生活需求。那么，曲艺题材能否再视野宽广一些、再与时俱进一些呢？越来越多的电视剧源自网络小说和作家文学的改编，那么曲艺是否也可以与通俗文学文本对接，改编当代通俗文学文本，如金庸小说、网络小说甚或网游、漫画等等，以增加时代感与大众化、年轻化、精致化，而不是落后于时代和陈旧化、小众化、老龄化？在笔者看来，对接的理论支撑有以下几点。
一 正确处理传承与创新的关系
曲艺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艺术形式，坚守民族传统是对的，但以为仅仅靠固守传统就可以恢复曲艺旧时的辉煌是不现实的。怎样看待曲艺艺术的传承和创新，实为老生常谈，但是一直也没有解决好。我们可以从民俗学理论受到启发，民俗特征原理认为：传承性和变异性是民俗的两大特征，传承性与变异性是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一对矛盾，传承性是稳定的保守的因素，而变异性是发展的革新的因素，两者之间存在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变异是在传承基础上的变异，传承是有变异的传承。在对当前曲艺的发展上有保守和革新两种相反的意见，一味传承和一味创新都是不可取的，传承和创新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对矛盾。比照以上所说民俗学原理，创新是必然的，曲艺若不创新就没有发展，那么传承便等于一句空话。总之，我们不能孤立地看待传承和创新，而是要处理好曲艺传承与创新的关系，寻找两者的最佳结合点才是曲艺发展所真正需要解决的矛盾和问题。曲艺艺术的生命力在于传承与创新的合力，只有当曲艺的传承力与创新力两者都强大的时候，曲艺的生命力才会真正强大。
二 曲艺与通俗文学（小说、戏曲）的互文性
另一个理论支撑是曲艺文本所具有的“互文性”特点，“互文性理论”是文学界研究文学形式及其相互影响的理论，法国朱丽娅·克里斯蒂娃在其《符号学》一书中提出：“任何作品的本文都像许多行文的镶嵌品那样构成的，任何本文都是其它本文的吸收和转化。”[2]曲艺的前身是“百戏”，从它诞生的时候起，就是具有包容性的艺术形式，如同海绵吸水汲取各兄弟姊妹艺术的养料，所以有更为明晰的互文性。曲艺的借鉴和吸收基本上属于叙事文学建构内的互文，如曲艺与小说、戏曲的互文现象，突出表现在曲艺对小说和戏曲的改编、加工和转化，有的改编是创造性的。按照高频率互文的出现，曲艺与小说戏曲互文有六大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西游记》《西厢记》和《聊斋志异》。另外，宋元以来的所有说部，按照讲史（袍带书）、公案（短打书）、烟粉（世情书）、神魔、灵怪、传奇等题材划分的古代小说，如冯梦龙的“三言”中的很多篇什（如《杜十娘》《卖油郎》等）——并不限于白话小说，还包括唐传奇那样的文言小说如《李娃传》（荥阳生与李娃的恋爱故事）——几乎一网打尽地被改编成曲艺的书（曲）目，或唱或说，或长或短，或南或北，或东或西，地域不限，形式各异。这些改编名著作品的时间多在清代和民国，因为清代是中国古典小说和戏曲的巅峰时代，所以多在这个时代或者民国早期创演而后流传开来，形成我们现在所说的传统书（曲）目。
近现代以来依靠作家通俗化小说文本或戏剧作品创演的曲艺作品，或可以称得上“红色经典”的，也有不少，如评书《烈火金刚》《林海雪原》、快板书《劫刑车》、弹词《白毛女》等。20世纪80年代以来掀起通俗文学浪潮，据天津艺术研究所研究员高玉琮掌握的资料，《天津演唱》首刊武侠小说《武林志》，随后其被改编为同名快板书《武林志》，其中的《东方旭打擂》成为当代快板书中的名篇。单田芳说过据宫白羽小说改编的评书《十二金钱镖》。也有人说过被誉为当代大侠的金庸的小说《书剑恩仇录》和《鹿鼎记》，但是引起的反响似乎不大。
进入21世纪以来，通俗文学比20世纪更为发达，如大量的网络小说，它的种类繁多，言情、玄幻、宫斗、盗墓、剑侠、科幻、穿越、异界、都市、校园等类型，名气大的有所谓网络四大名著、七大神书等。近十年来，根据网络小说改编的IP电视剧火爆荧屏，如《甄嬛传》《花千骨》《琅琊榜》等，这些通俗文艺现象是文学“触电”、文学大众化的必然结果，相比网络文学的大潮，纯文学已经被边缘化，纯文学的作家队伍也在缩减。曲艺无疑属于通俗文学这一大的范畴，是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的中间地带，但有了专业创作队伍之后，曲艺创作一直是按照作家文学和通俗文学的写作规律来创作的。当下，随着曲艺专业作家的减少，演员不得不自己创作，但仅仅是草根的创作可能会缺乏深度。曲艺的创作为什么难以出精品？就在于它存在于中间地带，应该属于通俗文学创作，而不是完全草根的民间文学（往往水词太多）和作家文本（完全个性创作）。历史上知名的通俗文学大家有冯梦龙、蒲松龄、施耐庵、罗贯中、吴承恩、韩小窗、关汉卿等。作家中提倡大众化创作的大有人在，如古代的白居易、柳永等，现代的小说家老舍、赵树理等人，往往是俗文学担当，和曲艺最为接近。
三 曲艺的美学原则是“明朗主义”
当代通俗文学“亚文学”“非主流化”的色彩，不是很适合曲艺的审美习惯，有些网络小说或与曲艺反映民众真实生活的规律相违背，或故事场景过于复杂化，或如高罗佩的狄仁杰断案复式结构，金庸小说的多重人物关系，反转式颠覆式的人物性格逻辑，纯文学中所谓“圆形人物”“写中间人物”等等，而曲艺在内容上的要求恰恰是人物关系必须简明清晰，人物性格尽可能的鲜明和前后一致，而且更重要的是曲艺作品是有主观立场的，情感上是爱憎分明的，对事物要做出褒贬臧否判断和评价，或同情，或反对；或赞扬，或讽刺；或讴歌，或抨击；而不是含含糊糊，客观主义的，即使曲艺中那些娱乐的、非严肃的题材和呈现也是直截了当的。再比如，纯文学或可以有“问题小说”，或可以有“朦胧诗”，而曲艺在题材与主题的处理上则不会采取这一路数。由此可以看出，评书对金庸小说、网络小说的改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以上所述如果非要贴个“主义”标签的话，可以说曲艺的审美是彻头彻尾的“明朗主义”。那么从这一美学原则出发，曲艺如果对接当代通俗文学或网络文学，其改编的力度将是很大的，这无疑给曲艺的互文增加了难度。如果作者忽略了曲艺审美这个特点，如果你的创新让观（听）众找不到“北”，他们听你说（唱）了半天，不知道你要告诉大家什么，听（观）众就会感到非常失望，弃之而去，那么你的所谓创新无疑便是失败的。
四 曲艺的“接地气”与题材创新
什么是“地气”？这个词应该是多义的。曲艺中的“地”更多地是指地方性、地方曲调，“气”指的是时代气息和生活气息。曲艺“明朗”的主题，与之相协调的是曲艺的地方性特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因为曲艺都是各地方的曲种，离不开地方事儿、地方词儿、地方味儿。当前各地兴起的曲艺剧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方向，这两年北京、四川、天津等地的曲艺剧、相声剧，河南、山东的跨界剧，还有曲艺情景剧、章回鼓书等等，特别是在综合性方面做出尝试，突破了一人一鼓的传统表演模式。这些剧多数是在国家艺术基金的支持下完成创作、排练到巡演的全过程，受到观众的极大欢迎，这是应该肯定的。从内容上看，重庆跨界曲艺剧《啼笑因缘》、河南方言剧《老街》、北京跨界剧《天命》、天津相声剧《后台之何去何从》等都与曲剧电影《方珍珠》有点类似，都是以曲艺艺人为主角，以曲艺小舞台反映社会大舞台、人生大舞台的。济南曲艺团方言剧《泉城人家》反映的是大杂院搬迁的现实题材，天津曲艺团曲艺剧《情殇乌龙院》借助于水浒曲目和水浒戏，在名著故事的基础上改编，四川跨界曲艺剧《望红台》依托于革命斗争的红色题材，北京西城区文化馆曲艺情景剧《什刹海的传说》则来源于民间故事传说。以上林林总总，皆可以视为曲艺与其他艺术形式相融合摸索走出的新路，虽然有些嫁接成功的曲艺之花可能不属于本体的曲艺，但可以让更多的人看到曲艺的独特魅力，这些剧的上座率和口碑都是极好的。笔者以为曲艺剧或跨界剧提供了扩大题材的途径，最有可能与当代通俗文学文本对接成功。但是要按照曲艺的艺术规律来改，所谓“旧瓶装新酒”，“移步不换形”（梅兰芳语），如果把《琅琊榜》改成曲艺，它的“接地气”将如何呈现？若改编得不伦不类，破坏了曲艺的地方性和地方曲调，就不如不改。
再说曲艺短篇创作。最近有一首歌《燃烧我的卡路里》很火，被改编成西河大鼓的“小段儿”和京剧戏歌在网络上传唱，因为唱词的通俗、“接地气”而受到追捧，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也是一种曲艺与流行歌曲的“互文”，至少说明曲艺也是追逐“时尚”的艺术。纵观中国曲艺史，不难发现，曲艺自从诞生之日起一直是每个时代的艺术“弄潮儿”，四大名著中有三大名著的母体是曲艺，戏曲的诞生更是以曲艺的诸宫调作为基础，明清俗曲依托曲艺传承至今。现在我们经常提到曲艺是轻骑兵，但它不只是宣传国家政策的层面，不能只是创作口号式的作品，也应该有紧跟时代步伐创作的趣味性的短段，我们也应该看到曲艺这一优势并加以合理利用，多多对接当代通俗文学的优质资源，如相声小品创作中就对接过不少电视剧、网络小说、流行歌曲等，并因此受到年轻观众的喜爱。为此，理论界应加强对通俗文学的研究，对适宜曲艺改编的文本应有所推荐；曲艺创作者要关心当代通俗文化的趋势和成就，当代文化和当代节奏在新作中要自觉地有所体现。新时代走上新征程，曲艺这只美丽的凤凰鸟是否能够“涅槃而后生”，还有待曲艺人的一致体认和共同努力。
（责任编辑：张伟）
[1]鲍震培，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中国俗文学、曲艺。
[2]〔法〕朱丽娅·克里斯蒂娃：《符号学：意义分析研究》，转引自朱立元《现代西方美学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第9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