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修辞叙事视角下的《琵琶记》
徐梧桐 叶杨曦[1]
摘要 修辞叙事理论在经典叙事学的基础上，扩充理论视野，将修辞引入叙事研究，注重探索作者、文本、读者之间的反应循环。身份是在社会环境中不断选择和建构的，只有内在选择与外在建构达到平衡和协调时，身份才能维持一定的稳定性，个人才有可能在最大程度上得到心灵的平静。本文借助修辞叙事理论对《琵琶记》中的蔡伯喈形象与文本意义进行分析与解读。《琵琶记》讲述了主人公艰难践行“全忠全孝”的要求而获得了整个社会嘉许的故事。本文通过呈现男主人公多重身份的对立，探讨个体对身份的主观选择以及身份意识的发展；以分析《琵琶记》的叙事进程为基础，讨论文本如何通过叙事策略的选择与叙事结构的安排邀请读者参与到叙事中去，并引导读者展开叙事判断，此种修辞叙事的解读有助于探索文本意义。
关键词 《琵琶记》 修辞叙事 身份分析
《琵琶记》作为中国传统戏剧的代表作品，自问世后，就受到了历代学者的广泛关注。20世纪以降，中外学者对《琵琶记》的研究层出不穷，其中关于剧中人物，争论最大的是蔡伯喈。董每戡[2]、侯百朋[3]等人指出，蔡伯喈不是单纯的负心汉，而是具有矛盾复杂性格的形象。倪复贤[4]则认为，蔡伯喈形象缺乏真实的灵魂。黄仕忠[5]、美国学者莫利根[6]（Jean M.Mulligan）等人认为，蔡伯喈是孝子的形象。李春芳[7]等人则认为，蔡伯喈不孝不义昭然若揭。近年来，一些学者尝试运用西方叙事学理论进行分析，如韩国学者金英淑[8]借用格雷马斯（Greimas）“行动素模式”加以讨论，认为由于地位的不平等，蔡伯喈只能成为他人实现自己欲望的一个工具。笔者以为，对蔡伯喈形象以及文本意义的评价仍需采取新的视角，借助更多的理论和方法。
借助西方叙事学理论对中国古典文学进行分析，是当前学界重要的研究动向之一。不少学者已经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并在古典诗歌、小说、戏剧、民间文学等研究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由此可见，叙事学的确为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带来了新的话题。修辞叙事理论植基于经典叙事学，扩充理论视野，将修辞引入叙事研究。韦恩·布斯（Wayne Booth）在《小说修辞学》（1961）中，关注作者、叙述者、人物和读者之间特殊的修辞关系，所谓的修辞，就是指“作者通过作为技巧手段的修辞选择，构成了与叙述者、人物和读者的某种特殊关系，由此达到某种特殊的效果”[9]。在此基础上，詹姆斯·费伦（James Phelan）从修辞的视角重新定义了叙事：“叙事不仅仅是故事，而且也是行动，某人在某个场合出于某种目的对某人讲一个故事。”[10]他发展了包括叙事进程、叙事判断等在内的一系列核心概念，将修辞叙事理论与批评实践结合起来。相较于布斯单向的叙事交流，费伦更加强调作者、叙述者与读者之间的多层次交流及其对整个叙事体验的意义。
本文以修辞叙事理论对《琵琶记》进行分析。该剧讲述了一个人如何艰难践行“全忠全孝”的要求而获得了全社会的嘉许。然而，尽管戏剧最终走向了大团圆的结局，读者却难以忽视这个过程中主人公所面临的多重身份的选择以及挣扎于其间的痛苦，这促使读者展开关于身份问题的思考。下文首先对《琵琶记》中以蔡伯喈为主人公的主线进行叙事进程分析。植基于此，探究文本如何通过叙事策略引导读者进行关于身份问题的多角度思考，并做出价值判断。最后从双线交织的叙事结构入手，分析《琵琶记》“抒情叙事”的效果。
一 《琵琶记》的叙事进程分析
对叙事进程的研究是理解叙事运行的关键手段。叙事进程理论认为，叙事进程是文本动力与读者动力二者共同推动展开的，前者指文本“从开始指向中间直至结束的运动逻辑”，后者则指“读者看待这一运动的现实经验”[11]，二者通过读者的阐释、伦理以及审美三种叙事判断联系起来。对《琵琶记》进行叙事进程分析，可以逐步勾勒出文本如何引导读者对蔡伯喈这一人物进行伦理评价，并展开关于身份问题的思考。
首先，笔者认为戏剧第二出《蔡宅祝寿》到第五出《伯喈夫妻分离》为叙事的开始阶段。在此部分，蔡伯喈面临着离家赶赴科考和留家侍奉父母的选择，他更倾向于后者，却在蔡公的强烈要求下踏上了赴京赶考之路。在戏剧的开始阶段，读者对蔡伯喈的情感与伦理反应是较为重要的。他是底层知识分子，尚未科考，新婚未育，孝顺父母。蔡伯喈自诩学识不凡，足以金榜题名，可见其对“臣子”身份有一定的期许。但由于父母年事已高，妻子又人单力薄，无人照料家庭，蔡伯喈遂搁置了入仕的打算，优先践行“儿子”这一身份赋予他的责任。“为子”与“为臣”都有其合理性，蔡伯喈的选择既是出于现实的考量，又表现出他重人情、轻功利的性格倾向，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读者的理解和认同。与此同时，我们能注意到，《琵琶记》开篇便建立了全局性的不稳定性：“儿子”“臣子”双重身份之间的冲突，也即“家庭身份”与“社会身份”之间的冲突。
其次，第六出《牛相教女》到第三十八出《伯喈夫妇上路回乡》为叙述的中间阶段。该部分内容包括：蔡伯喈进京赶考，高中之后被迫与丞相之女成亲，与赵五娘相逢后，他得知父母双双过世，于是在两任妻子的支持下一同回乡守孝。在此部分，戏剧发展的两条主线逐渐清晰起来，一条以蔡伯喈为主人公，另一条以赵五娘为主人公。以下叙事进程分析将选取前者作为讨论对象。
在叙事进程的中间阶段，高明引入的第一个复杂情况是牛丞相强婚和皇帝强官。牛丞相与皇帝完全以中国传统文化中“君为臣纲，父为子纲”的标准来要求蔡伯喈，后者虽然做出了一定的争取，但作为“臣子”和弱势群体，他不得不接受这个现实：皇帝以及皇帝的代言人可以无条件地将他们的想法凌驾在自己的意愿之上。于是，蔡伯喈不得不淹留京师，扮演牛丞相的贤婿和皇帝的贤臣，而无法返乡躬奉双亲。蔡伯喈与牛丞相、皇帝的关系，实质上是臣子与君主的关系。因为受困于“臣子”的身份，蔡伯喈不得不放弃“儿子”的身份，“家庭身份”与“社会身份”的对立持续增强。在读者动力方面，牛丞相强婚、皇帝强官的功能表现为：当读者同情蔡伯喈，认同他对“儿子”身份的坚守，赞赏他怜老惜贫的品质，并期望他早日回到陈留蔡家与父母、妻子团聚，那么京师牛家的豪华奢侈、安逸悠闲，甚至牛小姐的温柔关怀，都是与蔡伯喈内心煎熬形成鲜明对照的手段，会增强我们情感认同与伦理反应的程度。
高明引入的第二个复杂情况是，牛小姐决定打破与蔡伯喈勉强相处的局面，向牛丞相谏言，接受蔡伯喈的原配和双亲。牛小姐的做法合乎她的身份。作为妻子，牛小姐为丈夫分担忧愁，出谋划策，主动承担他不敢正视的后果；作为女儿，牛小姐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在保全父亲颜面的前提下，兼顾其利益。读者赞赏牛小姐的智慧与胆识，并能发现蔡伯喈在处理双重身份时表现出的优柔寡断和牛丞相表现出的蛮横独断。这会导致我们对二者的负面评价，并展开对身份问题的思考。蔡伯喈虽然留在京师，但对双亲的思念与对牛丞相的畏惧，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他扮演贤婿、贤臣的积极性，这便是客观身份与主观身份相对立产生的后果。戏剧中的“臣子”身份是蔡伯喈事实上的客观身份，它带有一定的强制性，不受个人的主观控制。但个人可以选择是否认同这一身份，并决定在多大程度上践行这一身份赋予自身的责任和义务。蔡伯喈对自己的客观身份有着较低的认同：作为丈夫，他说“危弦已断，新弦不惯”[12]；作为臣子，他称“我口里吃着几口荒张张要办事的忙茶饭，手里拿着个战钦钦怕犯法的愁酒杯”[13]，这都表明了蔡伯喈对自我身份的主观认知。而“散发归林”的声明则是蔡伯喈坚持主观身份的最强音，也是他在作为“家庭身份”的“儿子”与作为“社会身份”的“臣子”之间的优先性中做出的最终选择。
第三十九出《李旺回话》到第四十二出《旌表》是戏剧的结尾部分。牛丞相同意蔡伯喈一行人回乡守孝，三年之后，蔡伯喈得到皇帝的旌奖，重回朝堂。父母去世后，“儿子”这一身份不再意味着现实的义务，而是转变为内心的追思。三年守孝的义务履行完毕后，坚持这一身份的优先性似乎也失去了理由，蔡伯喈选择回到京师，继续履行“臣子”这一身份赋予的权利与义务。由此可见，在戏剧的结尾部分，蔡伯喈的身份意识发生了变化，叙述进程的时间跨度为这种变化提供了可能性。这是坚守内心之后，与现实握手言和的结果，这种选择能够得到读者的谅解与认同。
对每个人而言，身份都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社会环境不断选择、不断修正的。当自我持有的观念与外界对自己抱有的观念达到平衡和协调时，个人的身份才能维持一定程度的稳定性。在该部分，蔡伯喈多重身份的对立得到了消解：作为儿子，他能够为双亲守孝；作为丈夫，他能够兼顾对两个妻子的责任；作为臣子，他对主流价值观的践行得到皇帝的认可。蔡伯喈在最大程度上得到了心灵的平静。
二 《琵琶记》中的叙事策略
纵观叙事进程的发展，戏剧层层铺展出人物在多重身份之间的纠结，身份问题的多个层次逐渐展开。那么，对于这位“全忠全孝”的主人公，读者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产生认同感呢？
在叙述过程中，作者采取多种技巧，以保证蔡伯喈对身份问题的处理能够使读者受到强烈的感染。《琵琶记》中事件数量较少，叙事进程中的不稳定性也并不多，难以被称为具有高度叙事性的作品。比起对于事件的刻画，作者更关注的是人物刻画。蔡伯喈所面临的身份选择并不复杂，却由多个人物以多种视角进行反复评价。讲述者与受述者各异，多角度、全方位地展示出主人公可能存在的心理活动，为两种选择增加或减少砝码，并通过主人公最终的选择来凸显人物的特点。这一过程隐含了作者借助反复评述逐渐暗中拉近读者与蔡伯喈的心理距离。例如，正如上文所述，蔡伯喈面临着“儿子”与“臣子”两个身份的矛盾。他对自己学识足以金榜题名的自信，透露出他对“臣子”身份的期许，而他的孝亲之心则使其倾向于优先履行“儿子”身份所带来的义务，这使得读者认同蔡伯喈留在家中的选择，而对蔡公强势的要求做出消极评价。张太公的言论则代表着当时社会中对这两种身份优先性的一种重要态度：学而优则仕，移孝为忠。张太公的热情帮助，一定程度上为蔡伯喈离家科考解除了后顾之忧。这又让读者认识到蔡伯喈通过科举步入仕途的合理性，并对他的孝亲之心更加赞赏。蔡伯喈高中后，蔡公对自己当初督促和强迫儿子参加科考的行为感到悔恨。从蔡公的转变中，读者必定会对蔡伯喈的“高瞻远瞩”产生赞赏，并更加深刻地理解他对“儿子”这一身份的坚守。不仅如此，蔡母、皇帝、牛丞相等人都分别提供了对“儿子”与“臣子”这两个身份孰轻孰重的看法，分别为两种选择提供依据，争取到读者的理解，使得读者随着各个人物的叙述而改变自己的判断。在这一过程中，文本发出了大量信号促使读者认同蔡伯喈的身份选择。双亲过世的悲惨结局，足以证明其对“儿子”这一身份的优先选择是明智的、值得赞许的。而随着戏剧结局尘埃落定，蔡伯喈对“臣子”这一身份的回归又能够得到读者的理解和认同。
人无完人，但在读者认识到蔡伯喈的优柔寡断以及其他缺点之前，叙述者已经通过一系列叙事策略，在认知与感情上做了层层铺垫，使读者了解到蔡伯喈的至纯至孝这一核心特点。在知晓陈留蔡家发生的惨剧之后，读者也不会对蔡伯喈产生薄情薄义的责备，而是对他受困于多重身份的选择产生深切的同情与怜悯。
三 双线交织的结构与“抒情叙事”
正如上文关于叙事进程分析中所提到的，从作者整体的安排上来说，《琵琶记》的叙事结构表现出一种双线互动的递进态势。两条线索对应的舞台场景主要有两个，即陈留蔡家与京师牛府，陈留蔡家这一场景中主要人物包括蔡父、蔡母、张太公、赵五娘，京师牛府中主要人物则为蔡伯喈、牛小姐、牛丞相。叙事在这两个场景中交替，蔡家吃糠咽菜、家破人亡与牛府豪华奢侈、安逸悠闲，赵五娘望夫不归与蔡伯喈新婚燕尔，都高度浓缩在这两个场景中，悲喜交错，反复对照，极大地触发了叙述者、人物和读者由于男女主人公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和两个场景之间处境的差异而产生的张力。推进叙事过程，正是两个场景之间不断弥合差异、缩短距离的过程。此外，“由于双线叙事的关系，观众同时关注着男女主人公的命运，当面临双线合一的可能性时，这种期待无疑成倍地增加了”[14]。这种结构的安排不断放射信号，吸引读者参与到故事中来，关注故事进程，做出价值判断。
不同的叙事分别在两个场景中连贯地进行。从表面上看，双线交替的叙事结构将这两个场景中的事件切割得支离破碎，极有可能产生情节松散、矛盾分散的负面效果，使读者失去清晰的时间感和空间感，导致认知和情绪的断裂。《琵琶记》则注重把握场景转换过程中的连贯性，使得两条线索呈现出交织相融的状态。具体而言，《琵琶记》用情绪的连贯性替代了情节的连贯性本该占据的核心位置，形成了“抒情叙事”。所谓的 “抒情叙事”，是一种叙事元素与抒情元素相结合的叙事，一般会呈现为两种模式：“（1）某人在某个场合告诉他人（甚至是自己）某件事情的某种目的——一种情境、一种情感、一种感知、一种态度、一种信念；（2）某人在某个场合告诉别人（甚至是自己）关于他或她对某事的沉思。”[15]通过抒情叙事，人物能够揭示当下的处境，传达内心的想法，抒发真实的情感。读者则与受述者的角色相重合，一方面，参与到叙事中去，默默地接受说话者的思想和感受，另一方面随着叙事进程的展开，做出叙事判断。随着读者与受述者的重合，叙事能够带给读者更具感染力的阅读体验。
《琵琶记》的许多场景之间，情节彼此独立，环境具有强烈的对比，却能通过共通的情绪实现连贯的抒情效果。例如，第二十出《五娘吃糠》与第二十一出《伯喈弹琴诉怨》，前者发生在赵五娘艰难行孝却走投无路之时，后者发生在丞相家小姐与状元郎大婚之后；前者描绘了赵五娘被婆婆误解和糟糠自咽的悲惨处境，后者描绘了蔡伯喈与牛小姐新婚燕尔，对景听琴的悠闲生活。对这两个场景的描写，与其他叙事化更强的内容不同，呈现出一种抒情化的状态。在这样的场景中，叙事暂时停滞了，叙述者直抒胸臆，向读者袒露自己的情绪，毫无保留地传达出当下的感受，使读者产生对人物内心的清晰认知，由此产生置身其中的感受，形成共情体验。当场景由陈留蔡家转向京师牛府时，尽管蔡伯喈吟的是“槐影”“荷香”，赵五娘叹的是“糠”与“米”，但是读者不难发现，与牛小姐身处一地的蔡伯喈在情绪上却与相隔千里的赵五娘更为贴近。蔡伯喈低落的情绪与牛小姐高昂的兴致形成明显反差，对旧人的思念与难以言说的痛苦也因此更容易调动读者的情绪，使读者对其境遇产生深刻的同情与怜悯。
结语
将修辞叙事理论与《琵琶记》批评实践结合起来，能够发现叙事进程理论与中国古代叙事文本的适配性。通过对《琵琶记》叙事进程的分析，可以看出，《琵琶记》表现了主人公处于双重身份对立中的矛盾心情与其受困于客观身份时的痛苦和对主观身份的坚守，并通过身份意识的发展达到了最终的和解。戏剧借助双线叙事结构讲述整个故事，一方面触发了叙述者、人物和读者由于男女主人公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和两个场景之间处境的差异而产生的张力，另一方面通过共通的情绪实现连贯的抒情效果，使得两条线索呈现出交织互融的状态。在这一过程中，文本不断放射信号，邀请读者参与叙述者、人物之间的互动和交流，确保读者能够得到动态的体验，文本也因此绽放出巨大的魅力。借助修辞叙事理论对文本进行分析，我们发现《琵琶记》表达出这样一个永恒的主题：处于多重身份的旋涡时，个人必须对不同身份的优先性进行判断并坚持其判断结果。同时，对于每个人而言，身份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社会环境中不断选择和建构的。只有内在选择与外在建构达到平衡和协调时，身份才能维持一定的稳定性，个人才有可能在最大程度上得到心灵的平静。
（责任编辑：郑艳）
[1]徐梧桐，山东大学文学院2018级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域外汉籍与海外汉学；叶杨曦，男，山东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域外汉籍与海外汉学。
[2]董每戡：《“琵琶记”中的蔡伯喈》，收入徐朔方、孙秋克编《南戏与传奇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第134-146页。
[3]侯百朋：《高则诚和〈琵琶记〉》，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
[4]倪复贤：《谈〈琵琶记〉的思想倾向》，《青海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第4期。
[5]黄仕忠：《从〈赵贞女〉到〈琵琶记〉》，《艺术百家》1996年第1期。
[6]曹广涛：《英语世界的中国传统戏剧研究与翻译》，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7]李春芳：《〈琵琶记〉的再评价》，《中华戏曲》1996年第2期。
[8]金英淑：《对名分的质疑和批评——从身体角度看〈琵琶记〉的思想意义》，收入温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编《琵琶记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第78-93页。
[9]〔美〕韦恩·布斯：《小说修辞学》，华明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译序第3页。
[10]〔美〕詹姆斯·费伦：《作为修辞的叙事》，陈永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前言第14页。
[11]〔美〕戴维·赫尔曼、〔美〕詹姆斯·费伦等：《叙事理论：核心概念与批评性辨析》，谭君强等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第59页。
[12]（元）高明著，钱南杨校注《元本琵琶记校注》，中华书局，2009，第128页。
[13]（元）高明著，钱南杨校注《元本琵琶记校注》，第169页。
[14]贾兵：《论〈琵琶记〉双线叙事结构的戏剧性——兼谈双线叙事结构的文学渊源》，《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
[15]James Phelan.Experiencing Fiction：Judgment，Processions，and Rhetorical Theory of Narrative，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07，p.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