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纸币流通的国际贸易经济
在假定国际等价交换和（世界）劳动价值论的基本条件下，进一步讨论以纸币[34]为国际货币的单位国际价值量的决定及其变化。无可非议，纸币与金属货币的最大不同，就是纸币不像金属货币一样“天然”具有内在的（国际）价值，那么，纸币就不能像金属货币一样，价值主要由自身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确定，由此只能代表一定的内在（国际）价值，可以称之为“虚拟（国际）价值”。当然，生产纸币并非不耗费劳动，只是相比较而言，纸币在印刷、发行和回收过程中所耗费的劳动，与它所代表的劳动量相比，可以忽略不计。进一步的，在中央银行垄断货币发行权的制度下，中央银行无论耗费多少劳动来印刷、发行和回收纸币，也不会将此作为计量纸币价值或者国际价值的标准，因为这是它的“职责所在”。所以，可以简单地认为，纸币不具有任何的内在（国际）价值。那么，不具有内在的（国际）价值的纸币所代表的（国际）价值，即所谓的纸币价值或者纸币国际价值，如何调节以纸币衡量的商品价格或者国际价格？如何成为商品价格或者国际价格的客观基础？换句话说，只有纸币所代表的（国际）价值可以确定，货币才能用来衡量商品的价格或者国际价格，进而确定单位商品的（国际）价值量。如果借助马克思的纸币流通规律和金属货币流通规律推导得出“确定”的纸币国别价值，从而确定纸币的国别价格及其总量，就完全可以利用同样的方法，确定纸币的国际价值，进而确定以纸币衡量的出口商品的国际价格及其总量。
（一）纸币国际价值
纸币国际价值，即单位纸币所代表的国际价值，需要利用国际货币流通规律，即国际纸币和国际金属货币两种货币流通规律来确定。马克思指出，所谓国内纸币流通规律“只能从纸币是金的代表这种关系中产生。这一规律简单说来就是：纸币的发行限于它象征地代表的金（或银）的实际流通的数量……如果纸币超过了自己的限度，即超过了能够流通的同名的金币量，那么，撇开有信用扫地的危险不说，它在商品世界仍然只是代表由商品世界的内在规律所决定的那个金量，即它所能代表的那个金量”[35]。推广到国际纸币流通规律，更需要从“纸币是金的代表这种关系中”寻找国际纸币流通的特殊规律，因为马克思说，“只有在世界市场上，货币才充分地作为这样一种商品执行职能，这种商品的自然形式同时就是抽象人类劳动的直接的社会实现形式”[36]。显然，无论纸币在国际贸易经济中的流通量是多少，它代表的只能是国际贸易经济中实际需要的金属货币的国际价值总量。
于是，如果假定国际贸易经济中只流通两种国际纸币，比如美元USA和英镑GBP[37]，它们代表的国际价值分别为wU和wG，且存在汇率关系，即所谓的虚拟劳动平价，wG=pUGwwU[38]；在国际贸易经济中的流通量分别为QU和QG[39]，流通速度分别为vU和vG。再假定国际贸易经济中所需要的金属货币只有金一种，其国际价值为wn，所需要的流通量为Qdn，流通速度为vn。[40]需要注意的是，国际贸易经济中所需要的金属货币完全可以选择一种，因为无论是金，还是银，或者金银并存，其国际价值总量都等于出口商品的国际价值总量，这并不与金银共同流通的实际现象相冲突。因此，国际纸币流通规律在“直接标价方法”下，即用美元作为标价货币，可以写成以下方程式：
公式（60）中等号左边的vUwUQU+vGwGQG是国际贸易经济中的全部纸币所代表的国际价值总量，右边的vnwnQdn是国际贸易经济中所需要的金属货币的国际价值总量。现在根据美元和英镑的汇率关系，进行汇率折算之后重新表述国际纸币流通规律。即：
进一步讨论金属货币流通规律。马克思认为，“商品世界的流通过程所需要的流通手段量，已经由商品的价格总额决定了。事实上，货币不过是把已经在商品价格总额中观念地表现出来的金额实在地表现出来。因此，这两个数额相等是不言而喻的……随着商品价格总额这样增加或减少，流通的货币量必须以同一程度增加或减少”[41]，“就一定时间的流通过程来说是：商品价格总额/同名货币的流通次数=执行流通手段职能的货币量。这个规律是普遍适用的”[42]。那么，这一规律推广到自由竞争的世界市场上，可以适用于国际金属货币流通规律。简而概之，在一定时期内，国际贸易经济中所需要的金属货币量与所有出口商品的国际价格总额成正比，与其国际流通速度成反比。这一规律具体可以写成以下方程式：
其中，
是用美元计量的任意出口商品的国际价格。
联合国际纸币流通规律和国际金属货币流通规律，即方程式（61）和方程式（63），以及单位货币的国际价值量决定方程式（41），可以求解得到单位纸币所代表的国际价值量：
若在“间接标价方法下”，即用英镑作为标价国际货币，联合方程式（62）和方程式（63），以及单位货币的国际价值量决定方程式（41），可以求解得到单位纸币所代表的国际价值量：
另外，根据马克思的“两个总量相等”假定，即生产价格总额等于价值总量，平均利润总量等于剩余价值总量，可以推知，无论是用何种国际货币计量的所有出口商品的价格总额，都等于国际价值总量，故也等于世界劳动总量。由此得到以下方程式：
可见，纸币国际价值，即单位纸币所代表的国际价值量，与出口商品的国际价值总量成正比，与各种国际纸币的流通速度之和，以及流通量成反比。进一步而言，纸币国际价值最终是由出口商品的价值总量，即世界劳动量决定的，但是，国际货币发行国的货币政策和经济形势也可以通过影响国际纸币的流通量和流通速度来影响纸币国际价值。
重要的是，无论何种纸币国际价值，即单位纸币所代表的国际价值是可以“确定”和“已知”的，都就可以用来衡量出口商品的国际价格及其总量，进而确定单位出口商品的国际价值量；换句话讲，在纸币国际价值和出口商品的国际价格可以确定的条件，就能够推导单位出口商品的国际价值量。
（二）单位出口商品国际价值量的决定
国际纸币流通条件下的国际等价交换和劳动价值论两个基本假定条件可以根据国际金属货币流通条件下的国际等价交换和劳动价值价值论分别修改为以下形式：
其中，i=1，2，…，n-2表示除了金和银两种国际金属货币之外的所有出口商品。当然，也可以把金和银作为两种特殊的“出口商品”，但是，为了不至于引起必要的混乱，这里只考虑普通的出口商品。
是以纸币表示的出口商品的国际价格。
根据国际纸币流通条件下的两个基本假定，给定国际贸易经济中各国投入的劳动总量L，各国各行业出口商品的产量Qji（j=1，2，…，m ；i=1，2，…，n-2）以及“直接标价方法”下各种出口商品的国际纸币价格
，或者“间接标价方法”下各种出口商品的国际纸币价格
，容易推导每种出口商品的单位国际价值量，即：
或者
进一步分析，还可以仿照国际金属货币流通条件下的国际价值量，来推导国际纸币流通条件下出口商品的行业国际价值量和国别国际价值量表达式，以及按照世界劳动总量的分配方法说明两种含义世界必要劳动时间在单位出口商品国际价值量决定中的不同作用，以及世界市场有效需求对单位出口商品国际价值量的影响。从本质上讲，这与国际金属货币流通条件下的国际价值量决定没有任何差异。
由此可以说明，从单位商品的国际价值量方程容易发现不同商品的国际价格之比等于其国际价值之比，也就是说，国际价值决定了国际贸易中商品的交换比率（冯金华，2016）。进一步分析，一个国家的出口商品能否实现国际价值，并进而得到国际剩余价值，也就是得到贸易利润，首先取决于第二含义世界必要劳动时间，就是看它是否满足世界市场的需求。如果满足世界市场的需求，世界劳动总量就会按照第二含义的世界必要劳动时间分配给该行业一定的份额，诚然，世界市场的需求越旺盛，那么，该行业得到的世界劳动份额也就越多。比如，汽车行业刚刚兴起之时，受到当时生产技术和消费者收入水平的约束，世界市场的有效需求不足，所以，该行业得到的世界劳动份额相对较少，创造的国际价值量也就较小。随着生产技术的创新和消费者收入水平的提高，世界市场的需求越来越旺盛，尤其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居民的汽车拥有量增长速度大大超过发达国家，甚至对豪华汽车的需求也有了显著提高，从而使汽车行业发展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支柱行业，得到的世界劳动份额也相应地提高，创造的国际价值量也越来越大。可见，第二含义世界必要劳动时间可以通过决定行业的国际价值量来影响世界行业结构的形成及转型发展。
进一步看，每个国家应该发展何种行业，或者说何种行业会成为这个国家从事贸易的支柱行业，就需要由第一含义世界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也就是说，从这个国家的生产条件、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等决定的劳动生产率来看，个别劳动生产率较高的国家就可以得到较多的世界劳动份额，从而得到较多的国际价值量和国际剩余价值量，那么，生产这种商品使该国具有绝对优势。反之，生产其他商品则使该国具有绝对劣势。诚然，如果一个国家生产一种具有绝对劣势的商品，是否应该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实行闭关锁国呢？或者说，如果一个国家生产一种具有绝对优势的商品，是否应该实施完全自由开放的贸易政策呢？这需要比较该国所有行业在国际贸易中创造的国际价值总量，如果国别的国际价值总量大于0，说明该国在国际贸易中总体顺差，可以使贸易盈利，具有比较优势；如果国别的国际价值总量小于0，说明该国在国际贸易中总体逆差，只能使贸易亏损，具有比较劣势；如果国别的国际价值总量等于0，说明该国在国际贸易中不亏不盈。
当然，无论是绝对优势和绝对劣势，还是比较优势和比较劣势，都不完全是绝对化的，只是在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所具有的一种特征，随着生产条件、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的发展变化而不断演变。比如，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虽然技术创新能力和复杂劳动力比较缺乏，但是，充分利用了简单劳动力成本低且相对丰裕以及较高劳动强度等特点，在衣服、鞋子、打火机、皮带等消费资料加工制造业低端环节领域形成了出口绝对优势，满足了世界市场的大规模需求，所以，尽管在高端环节领域还是处于出口绝对劣势，却连续多年保持总体贸易顺差，获得了巨大的贸易利润，而这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随着我国简单劳动力成本的日益提高，泰国、越南、菲律宾等邻国的简单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的优势得以发挥，以至于我国在加工制造业低端环节领域的贸易绝对优势渐渐转变为贸易比较优势，比如完善的基础设施、成熟的产业链配套、稳定的投资环境等，但是，每年仍然有大量的制造业产业从我国转移到周边国家。比较而言，随着我国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和复杂劳动力的增加，劳动生产率得到显著提升，在加工制造业高端环节领域的贸易比较优势逐渐形成，比如高铁、无人机、商务大飞机等都已经成为我国高端出口商品的新名片，并且正在创造越来越多的世界市场需求，所投入和消耗的劳动量也就越来越多地形成国际价值量。
需要注意，任何国家的贸易比较优势并不完全是在市场的自由竞争中自然而然形成的，只要该国产品满足世界市场的需求就完全可以通过政府的宏观调控进行积极的培育，尤其对于试图赶超发达国家、重塑国际产业分工格局、提升国际产业链发展环节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更是如此。比如，近年来我国积极鼓励发展的光伏产业，代表了未来新能源产业发展的主要趋势，具有无可估量的潜在市场需求量，所以，按照第二含义的世界必要劳动时间，应该在该行业分配较多的世界劳动量，而由于该行业的出口企业主要集中在我国，数量相对较少，供给能力有限，所以，光伏产品在世界市场上供不应求应该是一种常态，那么，按照第一含义的世界必要劳动时间，单位光伏产品应该分配较多的行业国际价值量。总体来看，两种含义世界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了较高的单位光伏产品的国际价值量，而由于我国企业在该领域起步较早，所以，在国际贸易中具有比较优势，理论上可以为我国创造较多的国际价值量和国际剩余价值量，得到较多的贸易利润。但是，金融危机之后，欧美发达国家普遍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导致世界市场对我国光伏产品的实际需求量大幅度降低，而且针对我国光伏产品发起过多批次的反倾销调查，严重影响了我国企业的出口竞争力和劳动生产率，以至于多年处于贸易亏损状态，比较优势逐渐丧失。基于此，我国应该大力扶持光伏产业，加强技术创新，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保持并培育、提升光伏产品的贸易比较优势，那么，随着将来全球经济协同发展形势的好转，多边和双边贸易关系的紧密和加强，可以预见，光伏产品的潜在市场需求能够逐渐转变为实际的市场需求，而潜在的单位、行业和国别国际价值量也将变成实现的单位、行业和国别国际价值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