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女正当好年华·人物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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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知名人士、革命先辈和革命烈士

李冲和其人其事

人物简介:李冲和(1892—1965),宁夏惠农人。1918年甘肃省立第八师范学校毕业后,在宁夏平罗县宝丰第一完小任教务主任。1930年任平罗县教育局局长,惠农县参议长等职。历任宁夏省人民政府委员、宁夏省人民检察署副检察长,甘肃省人民委员会参事室银川分室主任,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参事室主任,民革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副主任委员,政协甘肃省委员会常委,甘肃省人大代表,民革宁夏省分部筹备委员会常委,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一、二届政协副主席,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办 学

1918年,李冲和怀着立志办教育、为地方培养人才、改变家乡贫穷落后面貌的决心,回到了宝丰(当时归平罗县管辖)。

此时,银北地区除县城以外,大部分地方仍以私塾为主,学生还在学四书五经、《三字经》《百家姓》,即使是县城的公立小学,封建教育依旧根深蒂固,教学质量十分低下。受教育救国思想影响,李冲和立志办学培育新人,以扫封建垢尘,为乡里争光。

时值宁夏镇守使马福祥提倡回民教育,鼓励回人办学。宝丰镇外商马羲龙(马鸿宾的亲家,曾任旅长)响应,又苦于无合适人选,欣闻李冲和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第八师范,遂盛情聘之。他自任校长,聘请李冲和任教务主任,主持学校行政和教学工作。1920年,两级制的新学堂宝丰完小诞生了。

因学校系民办,政府不给经费。从1920年到1930年,学校只有马羲龙等捐资,经费仍然困难。李冲和组织教员和学生动手开了几十亩学田,并且包下了炭井,实行勤工俭学,号召乡民资助学校。马羲龙还利用他的地位和影响,将所收捐税全部用来资助学校。李冲和也从家里拿些钱、粮,资助学校。通过这些办法,才解决了学校的办学经费、教员的薪水以及贫寒学子的补助。

办好学校的关键是要有一批高质量的教员。李冲和与马羲龙用高薪从外地招聘了一些饱学多识的教员,像湖南的焦沛南、四川的高秉文等人,宁夏新城镇名流景献池,马鸿宾的一个参议也被请到宝丰任教。李冲和亲自教授地理、算数等课程。李冲和非常尊重这些教员,对教员的生活也十分关心,使这些外地的教员深受感动,安心在这偏僻、贫困的乡村里,兢兢业业办教育,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教学质量。

李冲和特別注重教学内容的改革。宝丰完小一改过去只有传统的识字教学,在加强读、写教育的同时,还增加了算术、珠算、自然、历史、地理、劳作等课程。宝丰完小在平罗、惠农、石嘴山一带名声大振,许多学生从很远的地方前来求学,连马義龙也把儿子马赞良送到宝丰完小读书。后来宝丰完小毕业的学生在大革命时期已有一批考入了宁夏中学和宁夏师范(当时称为甘肃省立五中、八师)。1930年前后,有的已赴北平、山西、西安等地上大学,有的已在社会上做事。一些从五中、八师毕业的原宝丰完小的学生,毕业后仍回到母校教书。宝丰完小在社会上声誉越来越高。

李冲和办学成绩卓著,人品又好,很受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的敬重。马羲龙父子在大街上遇到他,都毕恭毕敬地行九十度的鞠躬礼。

1930年,马鸿宾任宁夏省政府主席。马赞良任宁夏北路保安司令。马赞良为感激李冲和的培育之恩,推荐他出任磴口县县长,但被他拒绝了。马赞良便推荐他当平罗县教育局局长,以推动全县教育事业的发展,李冲和答应了下来。

李冲和任平罗县教育局局长期间,正逢从宁夏中学毕业的一批平罗籍学生转经北平等地升大学,他从教育经费中拨出一笔钱资助旅外学生。后来,李冲和因看不惯局内争权夺利的卑劣行径,只干了一年多就愤然辞职,回归故里。

“反 马”

辛亥革命以来,宁夏一直在马氏家族的反动统治之下,生产建设停滞,经济、文化落后,人民生活困苦。1933年,马鸿逵出任宁夏省政府主席,黑暗的统治和残酷的剥削,致使“反马”情绪日渐高涨。特别是那些旅平(北平)学生会的绝大多数成员,他们在外地读书,接触面广,了解情况多,对宁夏的黑暗与落后,对马鸿逵的反动统治与残酷压迫,认识更为深刻。

旅平学生会负责人雷启霖与李冲和是至亲好友,他写信把旅平学生会想利用孙殿英部队路过宁夏的机会将马鸿逵赶走的情况告诉李冲和,要李冲和组织动员地方力量支援孙军,并派旅平学生会成员王子端、谈尚彦、刘环一、范英福等人作为孙军的向导,到宁夏联络。

李冲和接到雷启霖的信后,在平罗、惠农、石嘴山一带,秘密联络各方面的力量,进行支援孙军的筹备工作。当孙殿英、南汉宸等人到达石嘴山时,在省参议郑方福家里李冲和与南汉宸商讨了如何支援孙军的问题,并会见了旅平学生会代表谈尚彦、王子端等人。

李冲和在黄渠桥组成了屯垦政务委员会,亲自担任委员长,地点设在黄渠桥老君庙。孙殿英派支旅长、端孙旅长,及一些参谋、军需人员也参加了委员会的工作。委员会为孙军筹粮筹款,做好后勤和支前工作,后孙军大败,退回绥远。李冲和被马鸿逵视为异己,在宁夏待不住,被迫避居包头和北平。

护 党

1934年,李冲和到北平后,接触了宁夏在北平求学的爱国学生雷启霖、袁金璋、王茜、贺闻韶等人,从他们那里逐渐了解到抗日救国的真理。

1935年,李冲和与雷启霖先后回到宁夏。10月,红军长征胜利到达六盘山区。1936年6月,红军西征解放了三边、陇东和宁夏的大片地区,在宁夏的盐池、豫旺(今同心县)建立了红色政权,红军声威大振。马鸿宾的旅长冶成章被红军俘虏后,治好了伤又放了回来。许多士兵被俘后愿意回家的,红军发给衣服,给足路费,放归故里。他们回来后都传播红军的许多故事,吃了老百姓的萝卜,把现洋埋在拔掉萝卜的地里;尊重回民风俗习惯,不动大荤(不吃猪肉);帮助老百姓收割庄稼……这些都直接、间接地传到李冲和的耳中,使他看到了希望,“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让李冲和清楚地看到了共产党以国家、民族为重的态度,他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真理,决心竭尽全力为共产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李冲和在银川以北(简称银北)一带享有很高的威望。他利用自身优势,曾多次掩护地下党员开展工作,千方百计设法营救被马鸿逵及其爪牙逮捕入狱的进步青年。

1937年10月,中共宁夏工委成立,从陕甘边区先后来了一批共产党员到银北从事地下工作,经黄渠桥北校校长雍民飞(雍生善)、教员王振刚(即王茜,二人均系李冲和的学生)介绍,首先结识了共产党员何广宽、李仰南。何广宽、李仰南在宁夏经常南来北往,路过黄渠桥时经常住在李冲和家。1938年在黄渠桥北校又结识了共产党员杨寿亭(即杨一木)。1940年,宁夏工委书记崔景岳也到过李冲和家。他们给李冲和讲述共产党的政策和抗日救国的道理,把一些进步书刊带给他看,还让他参加了一些会议。

1940年,杨一木、李仰南、崔景岳在郭英教家开会,让李冲和、雷启霖在外屋做掩护。后来,崔景岳被捕,特务李郁华说李冲和有是共产党的嫌疑。李冲和斩钉截铁地回答“:我就是个教书的,只知道为地方上做好事,什么政治也不参与,共产党的事我一概不知。”李郁华大声吼道“:你和崔景岳等六人在郭英教家开会,崔景岳都已供认了,你还说不知道?”李冲和怔了一下,但转念一想崔景岳根本不会招供,便坚定地说:“这完全是胡说八道,我要和他们当面对质。”警察局局长郭忠厚打了圆场说:“李老师不会和共产党有牵连。”李郁华无奈,说去发电报,就先走出了警察局。李冲和看出当天不可能抓他,也急忙离开了警察局。直到1955年,李冲和才听郭英教说,那次会议的材料由江生玉送往延安,江生玉被捕后,材料落到了敌人手里。许多同志被捕,崔景岳牺牲了。

李冲和同雷启霖、袁金璋等人把一批共产党员安排在平罗、黄渠桥、宝丰、石嘴山的学校任教。1938年初春,李冲和应杨一木的要求,把共产党员李平山安排在宝丰完小任教。宝丰完小校长刘堂琛对李平山关怀备至,使李平山在宝丰完小出色地开展地下工作,还发展了沈耀龙(即王延)等共产党员。

1940年,中共宁夏党组织遭到敌特机关破坏,崔景岳、孟长有、叶松龄、白玉光、马永泽等共产党员被捕。特务到黄渠桥北校逮捕了校长雍民飞,教员雷润霖、童山斗、刘振彦、党廉清、杨天伟等人。李冲和闻讯,不顾个人安危,立即开展营救活动。他先找到平罗县警察局局长郭忠厚说情。郭忠厚说“:此事我当不了家,是军警联合督察处负责的。”第二天,李冲和又返回黄渠桥去找军警督察处宁夏调统室特务李郁华。李郁华板起面孔以审讯的口气说:“李老师,现在不是你给别人说情的问题,你要考虑自己的问题了!”李冲和义正词严地说:“那些教员都是热心办教育的人,他们没有什么罪,至于我李冲和,一辈子为地方办事,一没偷盗,二没杀人,我心里明白,别人也清楚,谁三言两语也吓不倒我!你想怎么办就请便吧!”李郁华无奈,只好怏怏地说:“人已押往银川,我也没有办法。”

李冲和接到了雍民飞的信,说叶松龄、党廉清家里向马鸿逵的教育视察团提出申请,后来被释放了。李冲和赶到银川,找到教育厅厅长骆美奂,骆美奂说:“你来迟了,来早一点还可能有办法。”李冲和并不灰心,他请银川有钱的绅商作保,请回民协会的人,与特务、军法处有关的人如张凤鸣、朴少风、张解宽等人送重礼说情、当国民党中央要人来宁时拦车告状等办法,却仍然没有把这些人救出来。1942年,雷润霖在狱中患了痢疾,李冲和又到银川设法营救。他送厚礼买通了狱医,才让雷润霖出狱治疗,费了很大的周折才躲过盘查,将雷润霖安全送回惠农。

雍民飞等人在狱中八年,李冲和多次到狱中探视,一面勉励他们坚持到底,一面在生活上予以帮助,一直到他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出狱。

劝 降

李冲和在解放大军进军宁夏时,以国家大事为重,冒险劝说郭拴子向人民解放军投诚。

郭永胜(奶名叫拴子),惯匪出身。聚集匪众一百多人,盘踞在贺兰山为非作歹,祸害平罗、惠农一带的老百姓。后被马鸿逵收编,任贺兰山保安司令,驻扎黄渠桥。

1949年宁夏解放前夕,按照中共中央关于新区政策的精神和中共西北局关于策反工作的指示,宁工委考虑郭拴子势力较大,人地两熟,如果作乱,必将给当地人民造成极大的损失,对我军解放宁北也不利,党组织决定予以争取。

8月,宁工委三段地负责人王茜(原名王振刚,黄渠桥人)托杨茂林的骆驼队从三段地给李冲和带来两封信。一封是写给李老师的,一封是写给郭拴子的。

李冲和接到信后,星夜骑马赶至惠农中学和刘堂琛商议。他们决定一起去找郭拴子,动员他起义。但又考虑到平素与郭拴子没有交往,他们认为惯匪必与哥老会有联系,于是又想到哥老会头子马华,但此人他们并不熟悉,不可贸然行事,思来想去拿不出个稳妥办法,在无奈之中度过了一夜。

第二天,李冲和又找他的学生雍民飞商议。雍民飞说:“此事相当重要,也很危险。郭拴子反复无常,翻脸不认人,闹不好要杀人的。最好想办法与王茜取得直接联系,才好行事。”

过了几天,李冲和决定通过杨茂林与王茜联系。因事先打听到惠农渠水利局局长张锡武与杨茂林关系好,遂打发雍民飞去银川找张锡武,后张锡武带领雍民飞,经掌政到黄河滩上杨茂林家,杨茂林不在家,他们到杨和堡找到杨茂林,转告了李老师的意见,杨答应一起到三段地去找王茜。次日早晨,张锡武从银川打听消息回到杨家说:“去三段地的事已经来不及了,解放军已到长山头,宁夏快解放了。”于是,雍民飞、张锡武立即骑自行车赶回黄渠桥找李冲和商议对策。

在雍民飞回来之前,恰好刘堂琛的学生沈正泰去看望他。刘堂琛询问沈正泰:“你家离马华家很近,你同马华熟悉与否?”沈正泰说:“我哥哥沈正华与马华很熟,校长有什么事尽可吩咐。”刘堂琛告诉了动员郭拴子起义之事,沈正泰答应使其兄通过马华给郭拴子做工作,动员郭拴子起义。另外,李冲和又去石嘴山通过叶松龄找到了经常为郭拴子使船摆渡、运送货物的刘世英,让刘世英也给郭拴子做工作。

农历七月二十六,李冲和、张锡武、雍民飞等人正在张进贤家商议如何说服郭拴子起义。

郭拴子突然闯了进来说:“你们都在这里,让我找得好苦。听说解放军快来了,马鸿逵也跑了,你们看咋办?”

李冲和试探着问:“永胜,你的意见呢?”

郭拴子说:“我有毬办法,心都碎了。有人劝我投降共产党,说共产党这也好,那也好。我有心投降共产党,又怕他们容不下我,杀我的头。我想还是把马鸿逵的散兵连同枪支弹药收回来,搞他个一两千人,有了实力,好和共产党说话。他们若容不下我,我就拉上队伍进贺兰山和共产党较量!”

雍民飞说:“还是不要拉人上山,你把平罗、惠农两县的治安搞好,共产党来了,地方上的人替你说话。”

李冲和接着说:“民飞的话代表了我们大家的心意,只要你能维持好平罗、惠农两县的治安,保护好仓库物资,共产党来了我们替你说话。”

郭拴子说:“李老师,你学问大,见识广,我就听你的。只是共产党要不收留我又该咋办?”

李冲和说:“共产党以信义著称天下,他们也在设法争取你呢!”

郭拴子说:“真有那码子事吗?”

李冲和掏出了王茜给郭拴子的信,郭拴子看不懂,李老师连念带讲,郭拴子听后高兴地说“:王振刚说得在理,我算是服了共产党。李老师,你说具体咋办吧?”

李老师说:“黄渠桥地处平罗、宝丰、石嘴山的中心,你把队伍集中到黄渠桥,坐镇指挥,有事我们大家商议着办。”又说:“你把拦截的货物、车辆、马匹、枪支弹药原封不动交给共产党,尽力维护社会治安,保护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郭拴子表示同意,当即去石嘴山拉队伍。

郭拴子在石嘴山截获了苏连元拉货逃往绥远的汽车,把进驻石嘴山的部队带回黄渠桥。李冲和派雍民飞等人以惠农县人民代表的名义,乘坐郭拴子截获的汽车前往银川,一方面欢迎解放军,一方面汇报说服郭拴子起义的情况。此时,王茜尚未到银川,他们找到了孙殿才,将王茜给李冲和的信呈上,并汇报了动员郭拴子起义的经过。

此时,解放军已到黄渠桥,郭拴子带领部队在南门外列队欢迎,但因事先未联系好,解放军把郭拴子部队的枪都缴了。孙殿听完雍民飞的汇报,才知道详情,立即向军管会汇报,杨得志司令员亲自写信给黄渠桥驻军,让雍民飞带回去,黄渠桥驻军的团长和政委立即将收缴郭拴子部队的枪支发还,每支枪还加发了二百发子弹。

雍民飞回到黄渠桥后,带回孙殿才邀李冲和去银川的口信。李冲和、刘堂琛与郭拴子到银川和解放军有关领导共同商谈了对郭拴子部队的处理办法,答应郭拴子仍担任平罗、惠农、贺兰保安司令的职衔,给其部队发放一个营的给养,按照解放军编制进行改编。让熟悉宁夏情况、政策性比较强的高力同志任党代表,改编进行得很顺利。

郭拴子部队的起义,维护了宁夏解放前夕平罗、惠农、石嘴山一带的社会治安,避免了一场劫难。

1965年2月26日,李冲和在银川病逝,享年73岁。病逝前,他嘱咐亲人将2000元存款捐献给国家。李冲和逝世后,时任全国政协主席的周恩来和全国政协送了花圈和挽联。

(供稿:王志厚、郭振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