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正统原则
波拿巴倒台时的共和党人
……我知之已晚，
因为你和法兰西已然归于尘土，
美德有一个宿敌，
比暴力和欺诈更甚：
那便是古老的习惯与合法的罪恶，
还有血腥的信仰：时间造就邪恶至极。
——雪莱
第一节 拿破仑的接班人
理想主义孕育着痛苦和希望，当我们看到一段不幸行将结束，亦是其达到顶点之时。一场大战告终，总有人从胜利者中脱颖而出，人们寄希望他成为自己理想目标的捍卫者。拿破仑垮台后，人们鼓掌欢迎沙皇亚历山大接替这个角色，而后者也欣然接受了。应该说，他在争夺道德制高点时的对手不是很强大。这些竞争者中的最高统治者包括奥地利皇帝弗兰茨、普鲁士的腓特烈·威廉、英国摄政王和路易十八，政治家包括梅特涅[2]、卡斯尔雷[3]和塔列朗[4]。
弗兰茨是最后一个神圣罗马皇帝，他从查理大帝那里承袭了这一称号，后来被拿破仑夺去，拿破仑认为自己才是野蛮人征服者的真正继任人。弗兰茨也已经习惯做拿破仑的手下败将，并最终让自己的女儿玛丽·路易丝变为“科西嘉新贵的妻子”，希望借此打破对奥地利发动战争的惯例。1812年拿破仑在俄国惨败后，似乎不再是打遍天下无敌手了，弗兰茨成了最后一位加入反拿破仑联盟的大国君主。在整个艰难岁月中，奥地利一直想在拿破仑费心提议的所有交易中获益。由于奉行权宜之计而不是英雄主义策略，奥地利军队虽然庞大，但在1813年和1814年的战役中表现还不如普鲁士军队。这一政策不能归咎于弗兰茨，而应归因于他的大臣梅特涅。梅特涅早年就效力于皇帝，负责外交事务，那时他打心底认定他的主子并不喜欢外交上的任何变化。没有了外部责任，弗兰茨可以自在地将精力集中于自己更心仪的工作，即调整帝国内部的管理。帝国的司法系统变得非常集权，以致最琐碎的起诉细节也会引起他的注意，在尝试了起诉事务后，他又对处决犯人产生浓厚兴趣。但他很少修改判决，从不行使赦免权，即使对最亲密的朋友也不会感情用事，而与此同时，他对自己兴趣之外的世界实际上一无所知。
尽管腓特烈·威廉的军队出类拔萃，但是他获得的个人荣耀甚至还不如奥地利皇帝。奥地利在1805年连遭打击，此时普鲁士却做了摇摆不定的旁观者，终于在接下来的一年中，于耶拿被彻底打垮，所有源自腓特烈大帝[5]的威望也在一天之间烟消云散，可怜的国王被迫偏安于他领土的最东一隅。1807年，亚历山大和拿破仑在蒂尔西特[6]交好时，腓特烈·威廉便派美丽的王后去跟两个皇帝斡旋，拿破仑不为所动，但善献殷勤的亚历山大乐于自诩为窘迫美人的护花使者。最终双方签署了一个条约，出于对亚历山大意愿的尊重，拿破仑允许腓特烈·威廉保留他先前王国的一部分领土。当时，腓特烈·威廉对亚历山大表现出的感激之情既热烈又持久，但由于他犹豫的秉性，最后没人信任他，甚至最亲密的盟友也藐视他。
在失去美洲殖民地，又禁止皮特引进天主教解放法令[7]后，乔治三世被认为出现了精神问题，但他仍是英格兰国王。其职责由摄政王代行，而摄政王是个上了年纪的花花公子，大腹便便，就连他本人也对自己的肥硕身材感到羞愧，但是因为太过贪食而无可救药。政治上，他支持一切最反动的东西；私下里，又干尽一切最卑鄙的勾当。他对妻子的所作所为使他在现身伦敦街头时引来嘘声一片；对他的举止，英国宫廷已习以为常，外国女士却是难以忍受的。迄今所知，在他的一生中从没赢得任何人的尊重。
路易十八联合欧洲各国恢复了他先祖的王权，从某种意义上说，以其先祖名义发动的历时22年的战争已经开始。他少有恶习，德行则更少，而且年老、肥胖，患有痛风。事实上，于法国而言他是个陌生人，在将近四分之一世纪前他还青春年少时便离开了法国。他本人并不缺乏精明的潜质，而且比他的大多数朋友都温厚善良。多年来，他在法国的敌国流亡，寄希望于法国战败，这是他重登王位的唯一途径。随他流亡的包括王子和贵族，这些人因法国大革命而逃离祖国，对于由国民公会[8]和拿破仑创立的法国一无所知。由于和外敌纠缠不清，路易十八很难在自己的祖国获得尊重，是外国政府把他推上了王座，此举无非是因为路易十八的软弱给了他们希望，他们想找回当初被拿破仑强力夺走的安全感。
上述这些人是在王室层面上与亚历山大争夺民心的对手。虽然在政治家中，不乏才华出众的竞争者，但几乎没有什么可以激起大家强力拥戴之人。在整个伟大的和平年代，最有力的竞争者是梅特涅，他维持着对奥地利的统治，甚至几乎主宰了整个欧洲，直到1848年的欧洲革命将他推翻。而这场革命正是他所实施的政策的必然结果。1814到1848年间，梅特涅支持极端保守主义，给自由主义者制造麻烦，对革命者实行白色恐怖。他的基本政治原则很简单，认为权力神授，所以只有让不敬威权者感到痛苦，权力才能得以维系。事实上他是权力的核心，他制定了这一政治原则，在他眼里这一原则不证自明，但或许这一原则根本没有什么道理。
梅特涅于1773年出生于莱茵兰的一个古老贵族家庭，他代表着18世纪向19世纪过渡的那群人。由于法国对德国的入侵，他的父亲失去了很大一部分财产，这一状况不可能让梅特涅对法国革命生出好感。外交工作对年轻人而言是一份显眼的职业，他父亲曾在奥地利外交界颇有建树，但职业生涯并不算杰出。他也是直到与考尼茨[9]富有的孙女成婚后，前途才敞亮起来。考尼茨是位名臣，在七年战争期间促成了法奥同盟的建立。梅特涅从不同情德国民族主义，事实上他不同情任何国家的民族主义。在他看来，国家就是君主的私有财产，不需要什么主义来增加国家凝聚力。德国西部传统上是亲法的，而奥地利领土上居住的德国人、马扎尔人[10]、斯拉夫人和意大利人，在整个19世纪是反对民族主义的主要力量。在这方面，梅特涅像奥地利一样奉行前革命时代的传统。同样，他对教会的态度也是如此，虽然身为虔诚的天主教徒，却极少利用世俗的权力来表达对教皇的尊敬，反而在政治上常常反对教权。
梅特涅个性中的另一些特点足以使他称得上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他去世时，维多利亚女王已在位22年）。自负的秉性并非任何时代所特有，但梅特涅特有的傲慢自负是属于拿破仑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这一时期的特殊产物。如果我们相信他在回忆录中所言，会以为他毫无野心，不过是在公共生活中保持着一种责任感，并且对别人缺乏他所具有的能力而痛苦。他相信自己具有高尚的道德，并认为在别人看来亦是如此。1813年末，在最终认清形势的发展趋向后，他终止了奥地利在法国和俄国之间游走的双面游戏，并写信给他的女儿说：“我可以肯定拿破仑时时会想起我，在他看来我一定是良知的化身。”梅特涅表露了自己在面对世俗荣耀之时不再回避的原因，这段话令人印象深刻：
我已言明，公职生涯于我而言并不愉快。我相信，每个人都应当对自己的人生负责；我明白，要支撑一个分崩离析的社会所面临的巨大困难；良心作证，我对过去几乎所有拯救社会的措施均不赞成，这个社会已被18世纪以来的谬误所侵蚀；最后，我无法相信自己内心能强大到足以对社会做出些许改进。所以我决定不再出现在政治舞台，我独立的个性使我抗拒在这样的舞台上扮演从属性的角色，可是我也不认为自己有能力担任改革者。
我的教育是经过精心安排的，所涉政治领域甚广，因而我很早就惯于对政治做深广而周密的思考。很快我便注意到我对政治本质和政治尊严的思考方式与绝大多数人的立场完全不同，而那些人恰恰在政治领域扮演着重要角色。
所以梅特涅说，外交界那些赫赫有名的人物，无论是旧时的，还是当代的，都不能引起他的尊敬。
我决心不走他们的老路，又绝望于凭自己的良心另辟蹊径，自然就选择不被卷入那些大的政治漩涡。实际上，那些所谓的政治大事展示给我的更多是屈服，而不是什么成功的前景。老实说，我从不曾惧怕人们因此降低对我的道德评价。通常，一个从事公职的人在面对这种危险时，一条确定可以自主选择的道路就是——隐退。
作为旁观者，奥地利在拿破仑时代似乎没有扮演什么非常辉煌的角色。然而在梅特涅的回忆中并非如此。“在肩负巨大责任时，”他说，“我只发现了两个可能的依靠，一个是弗兰茨皇帝的坚韧，一个是我自己的良心。”
梅特涅将其成功归功于他的社交艺术，但从他的回忆录中并不能得知作为社交人物的他到底是怎样的。他并不是个深不可测的人，虽然在实施计划时表现得相当聪明，但在构想计划时缺乏深入思考的能力。他不循常理，生性乐观，只有那些在他手上受挫的人才讨厌他。如同那个时期的大多数外交家，他的政治作为总是与风流韵事纠缠在一起，只是在这方面他比别人更为成功。那些能探知政治秘密的女人总能受到他的关注，而这种关注女人们通常难以抗拒，有时候双方都在玩着同样的游戏。他与拿破仑的妹妹卡罗琳·缪拉特[11]保持亲密关系多年，有时会从她那里听到拿破仑的秘密，有时听到的不过是富歇[12]想让他听到的消息。1814年奥地利和缪拉特结盟时，塔列朗写信给路易十八，严厉指责梅特涅的决定受到了他对卡罗琳王后的爱情的影响。奥地利这样做最初是有其政治动机的，但是当计划落空后，王后的魅力也随即失效。梅特涅有时可能会别有用心地向那些卷入政治中的女人献殷勤，但指责他因此迷失心智也是不公正的。
最重要的是，梅特涅出身贵族，不是像英国和俄国的那种地方性贵族，而是法国的宫廷贵族，那时法国是路易十四的天下。万事皆为君主及其大臣，这些人无需考虑百姓的利益。“人民”对梅特涅而言几乎不存在，除非被迫不无厌恶地想起那些肮脏的衣不蔽体的法国革命者。后来，当民众开始攻入王宫时，他还本能地想像踩死黑甲虫那样践踏他们，但在民主的洪流面前，这位非常优雅的绅士最终成了历史的绝唱。
英国外交大臣卡斯尔雷具有难能可贵的品质，在处理外交事务时表现得无私而公正。他不算才华横溢，外国人曾嘲笑他（比如后来在威尔逊）对欧洲大陆地理的无知。[13]但与同时代的大多数人相比，他不仅能做出合理的正确决断，而且很少耍弄阴谋诡计。虽不引人注目，却处事精明。比如在维也纳会议期间，奥地利政府成功地将间谍安插到几乎所有大使及其随员身边当女佣，后者将她们从废纸篓中得来的情报拼凑起来，送交了警察部门。但是，卡斯尔雷带上了自己的仆从参会，这让秘密警察大伤脑筋，在工作报告中叫苦不迭。他很少欺骗别人，别人想欺骗他也没那么容易。根据他的通信，有人判断（只要不涉及他的阶层和国家）他情绪稳定，心无偏见：个人好恶似乎不会左右他的意见。当然，对于外国人他也有一种完完全全的英国式疑心。1815年1月30日，他在给巴瑟斯特勋爵的信中写道：“我恳请你现下对任何欧洲列强都分文不给，它们越穷就越少争执。”拿破仑倒台之后，他真诚地期盼和平。奥地利大臣根茨（Gentz）在提到维也纳会议时说：“英国希望和平，和平高于一切，很遗憾我只能说，无论付出任何代价，哪怕满足任何条件，英国都要和平。”外交事务上，卡斯尔雷有相当功绩，然而作为人们咒骂的祸国殃民的英国政府的重要一员，他受到斥责也在情理之中。让人心头一惊的是，如此冷静缜密的人最终还是垮了，在精神错乱之后自绝于世。格雷维尔曾公正地评价道：“他个性冷静而坚毅，让人觉得他对自己所有的行为都充满了决心和信心，这不仅令友人钦佩和格外信赖他，还赢得了那些死对头的尊敬。”在他身为外交大臣与各国使节的来往信件中，人们惊讶地发现，他竟然从未招致对方的任何不满，他甚至还指点威灵顿公爵在与人交往中不要惹恼对方。不过正如格雷维尔所说，尽管那些因为工作与他关系密切的人信赖他，但他呆板的个性始终无法激起大多数人的热情。在谈到他逝世的消息时，格雷维尔再次表达了这一观点：“当我到达镇上时，遇到了几个假装沉浸在悲伤中的人，一副应景的表情，我无法形容我的震怒，因为我敢肯定他们并不在乎卡斯尔雷的离世；实际上，他们若真感受到什么，可能也是对他的离去感到解脱而不是难过。”一个虚荣的人不会希望这样的评价成为自己的墓志铭，但我怀疑卡斯尔雷勋爵是否真的在意他人的评价。
在参加维也纳会议的要人中，硕果仅存的就是塔列朗，他代表着路易十八和法国波旁王朝的利益。1754年，塔列朗出生于法国一个显赫的贵族家庭，成年后还有机会享受旧制度的荫庇，这是那些出生太晚的贵族无缘体会的真正的快乐生活。拜幼时意外所赐，他无法从军，父母便安排他去教会工作，由他弟弟来承继家族产业。后来，塔列朗成了奥顿区的主教，但没人指望一个出身贵族的教会权贵会在宗教事务上表现出多大的虔诚，因而他在一帮放荡不羁、思想开明、聪明睿智的朋友的陪伴下尽情享受生活。对神职生活的厌倦以及内心真正的信仰使他将自己的命运与革命联系在了一起，出席制宪会议，支持教会土地收归国有。在“恐怖统治”之初，他认为必须远走高飞，于是逃往英国，但英国政府怀疑他是法国间谍，不允许他居留，他只能从英国去了美国。在那里他结交了许多朋友，其中最重要的便是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最后，当风暴减弱后，他回到了法国。
作为拿破仑的外交大臣，塔列朗的才能终于找到了用武之地。他并不是个不畏艰险的人，总是尽可能避免尖锐的冲突，比如一旦与拿破仑的意见相左，他会选择妥协而不是辞职。另外，对于经手的事务，他从不放过任何收受贿赂的机会，因而积攒了巨额财富，但是并没有证据表明受贿曾经影响过他作决定。他的长处在于一种谨慎的智慧：他性格和善，很少仇恨，厌恶战争，并尽一切可能促进国家间的自由贸易。他努力遏制拿破仑的野心，但未能成功，那一刻他便预见到拿破仑将来必定垮台，并开始与波旁王朝私通。1808年，拿破仑与沙皇亚历山大在爱尔福特密谋瓜分世界，塔列朗警告亚历山大要提防拿破仑，在其外交生涯中他始终如此。他在背叛行为败露后即遭免职，却并未声名扫地。拿破仑一垮台，他便重返政治舞台，尽管好景不长。因为二次复辟之后复出的教会人士和极端保皇派对塔列朗深怀敌意。
塔列朗做了一些惊世骇俗的事，比如尽管他是牧师，却结了婚；虽是贵族，却娶了个不想生育或抚养后代的女人，无论婚前婚后她都公开地过着一种不合规矩的生活。塔列朗对于这一切都保持沉着冷静的良好修养，反倒是拿破仑听了之后勃然大怒。一次，拿破仑当众责骂他，塔列朗却是面不改色，拿破仑的火气越来越大，最后拿他的跛足和他妻子的不信神辱骂他，但塔列朗依旧面带笑容不为所动。当拿破仑终于结束了他的长篇大论，塔列朗耸耸肩对旁观者说：“可惜了，如此伟大的人物却这么没教养。”
很少有人像塔列朗那样一生历经如此的世事巨变，他在路易十五时代出生，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离世，有过数不清的风流韵事，大多数情况下付出了真情，容易动感情的确是他性格的一个主要特点。塔列朗晚年时，所谓的自由思想和自由恋爱已不再时兴，维多利亚式的美德在法国就像在英国那样已成气候，为此他顺应时代变化，表现出新的行为规范所要求的美德，[14]打算在病榻上用他能想到的最戏剧化的方式化解与教会的过节。在遗言中，他一再提醒主持仪式的牧师必须按主教的规格对他施临终涂油礼。
在内心里，塔列朗一生都在秉持路易十六时代自由派贵族通常具有的观念。后者中的大多数要么被送上了断头台，要么在战争中死去，要么是在恐怖统治时期因受惊吓而蜕变为反动派。塔列朗凭借其柔韧的个性，冷静的哲学思想，最主要是他强大的智慧，逃过了所有这些灾难。他的言语富有魅力，即使在晚年也能迷住那些生长在道德上再生、智力却衰微的时代的假正经：他们一开始视他为可鄙之人，但不久就为他的机智风趣、文化涵养、宽广视野以及真诚友好所倾倒，着了魔似的来到他身边。不可否认，他是个无赖，但他干的坏事比起许多无可挑剔的正直之士要少得多。
至于沙皇亚历山大大帝，他任命自己为外交大臣，与那些精明能干的外交家可谓棋逢对手，梅特涅、卡斯尔雷和塔列朗都没能成功地对他施加影响。普鲁士国王甚至置自己大臣的建议于不顾盲目地跟从他。以后几年中，梅特涅的意见超越亚历山大占了上风，但这是梅特涅职业生涯后期才发生的事情，而1814年的亚历山大仍然保持着完全独立的决断。亚历山大在一所严格的学校学习过外交，他的祖母就是开明而放荡的叶卡捷琳娜女皇，父亲是半疯的沙皇保罗。他一出生祖母就将他带离父母，亲自监督他的教育。因为她觉察到保罗难以成为一个好皇帝，便想跳过他让亚历山大直接做自己的继承人。在亚历山大还不满18岁时，祖母就写信向他表明了这一计划，而他必须回信。一边是风烛残年的独裁者，一边是陷入疯狂的精神病人，大多数男孩很难得体地回信，但亚历山大不然，他写道：
1796年9月24日
皇帝陛下！
出于陛下对我的信任，愿意赐予我此等荣耀，同时以您的仁爱屈尊亲自写信解释此事，对此我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我祈望陛下可以洞察到我内心对于您珍贵恩赐的热忱，我完全能感受到其中的重要意义。真的，即使以我的鲜血和生命也不足以回报您已经和将要为我做的一切。不久前陛下已与我沟通，显然来信中您又确认了这一切，您的意思表达得如此充分以至于我无法再做什么补充。再一次地匍匐在陛下您的脚下，表达我最强烈的感激之情，怀着最深的尊敬和最神圣的服从之意，自愿选择成为陛下您极为卑微而顺从的孙儿。
亚历山大
一个真正的模范孙儿。同时，如果这封信被他父亲看到（比如信中他所默认的内容），也不会让人觉得作为儿子的他不像作为孙子的他那样孝顺。经过如此的历练，他不必再害怕会被梅特涅和塔列朗蒙骗了。
在学者看来，亚历山大所受教育要比大多数王子的好得多。1812年，俄法大战如火如荼之际，他竟然可以与一些无知的年轻女士谈论康德和裴斯泰洛齐[15]。叶卡捷琳娜向他灌输了18世纪启蒙运动思想，甚至政治自由主义的主张，即使法国大革命使她成为反动派之后，仍然没有改变这一教育原则。他的家庭教师拉阿尔普是个品行良好的瑞士学者，用理性的仁爱滋润着亚历山大的内心，而亚历山大的父亲和祖母却毒害他的潜意识。拉阿尔普相信民主，推崇（理性范畴内的）法国大革命，开始时还很赞赏拿破仑。他的正直中不乏迂腐：尽管确信保罗只会误国，他还是出于纯粹的法律理由——不顾保罗恨他，而亚历山大爱他——反对叶卡捷琳娜女皇绕过保罗来传位。这导致他被女皇解雇，虽然剥夺保罗继承权的计划最终没能实现。不过，女皇还是迈出了第一步，她宣布亚历山大已经完成学业，并逼迫他在16岁时成婚，为了让亚历山大看起来已经长大成人。
保罗在位4年，这4年无论对亚历山大还是整个俄国而言，都是一场噩梦。历史的最后一幕是保罗的贴身随员打算暗杀他，亚历山大得知后恳求暗杀共谋者，如果可能的话只废黜父亲但不要杀他。这件事既困难又危险，后来他们还是杀了保罗，让亚历山大坐收渔利。法庭对那些明显牵涉此案的人进行了惩罚，但是惩罚力度被最大程度地减轻了。俄国松了一口气，兴高采烈地欢迎亚历山大。尽管人们怀疑亚历山大是同谋，但当时这一阴谋被掩盖起来不为人知，直到一个多世纪以后。此事对亚历山大的内心造成了终生未愈的伤害，后来他在宗教信仰方面表现出的好奇而相当危险的倾向与此大有关系，但这一倾向在1815年前几乎看不出来。从1815年到他逝世的1825年，亚历山大的忧郁日益加重，最后他完全变成了一个当代俄瑞斯忒斯[16]。
人们对于亚历山大统治的前半段的评价颇多分歧。他放荡不羁爱赶时髦，讲究打扮，政治开明，渴望用权力能助他实现理想。他曾有一个非常宠爱的情妇，还与她生有几个孩子，但他对自己妹妹叶卡捷琳娜的狂热却超出了常理，再忙也要给她写信，并且毫无保留地坦陈一切，所以这些信件对历史研究极有价值。他感激叶卡捷琳娜和他的情妇交朋友，并与她联手对抗他们的母亲。对于叶卡捷琳娜夸张的爱意，他以绵绵情话来回应，比如：“再见了，我令人陶醉的眼神，我心底对你的爱慕，我年轻生命的光华，所有这些自然呈现的东西也许都比不上毕西姆瓦纳的扁鼻子。”（这封信写于奥斯特利茨战役[17]打响前。）叶卡捷琳娜是个活泼但并不得体的年轻女人，至少有一次（1814年亚历山大访问英国时）她在政治上误导了亚历山大，从而对欧洲事务产生了重大影响。他们之间的关系一向非常融洽，唯一的例外是在1812年拿破仑进犯期间，她参加了对她哥哥御敌不利的爱国抗议活动。
1801年登基时，年仅22岁的亚历山大缺乏理政经验。这时他想到了拉阿尔普的教诲，决定在由他的私交组成的委员会的帮助下积极推行改革，果然成功地收拾了保罗留下的烂摊子。此外，亚历山大还放宽了审查制度，积极改善教育状况。但是一遇到解放农奴或制定宪法这类事，他就发现困难重重。至于外交，他起先与当时拉阿尔普所赞赏的拿破仑结交。但是，当拿破仑恃强欺凌瑞士又宣布称帝，这激怒了身为爱国者和民主倡导者的拉阿尔普，亚历山大也转而反对拿破仑，并于1805年和1806年与之交战。前一仗俄国联合了奥地利，后一仗联合了普鲁士，仍先后在奥斯特利茨和弗里德兰遭遇败绩。这导致了《蒂尔西特和约》的签订，东方的皇帝和西方的皇帝突然握手言和。起初还弥漫着一派蜜月气氛，各方都认为其他方是真诚的，但在蒂尔西特分手后不久便再起战端。亚历山大一直想对土耳其人宣战，拿下摩达维亚和瓦拉几亚[18]；而拿破仑并不希望这样，生怕把土耳其人推向英国的怀抱，于是提出牺牲普鲁士的利益换取合作。对亚历山大来说，因为曾经对美丽的路易王后[19]有过承诺，所以拒绝了拿破仑的建议。最后，拿破仑提出了一个宏大计划诱惑亚历山大，即他们共同瓜分土耳其，然后联手征服印度。欣赏《天方夜谭》的亚历山大此时显出其孩子气的一面，他被迷惑了，做出的回应正如拿破仑所愿。然而他精明的一面没有就此沉睡，在协议中他提出不仅要摩达维亚和瓦拉几亚，还要君士坦丁堡。在这之后，他将协助拿破仑对付叙利亚，不过必须首先保证他的利益。当然，仅仅依靠通信是不可能达成协议的，于是两位君主同意在爱尔福特见面，拿破仑希望在那里凭借自己的影响力占据上风。然而他低估了亚历山大，亚历山大写信给他的妹妹：“波拿巴认为我只是个傻瓜，谁笑到最后，谁才笑得最好，对我来说，我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上帝那里。”信中他称“波拿巴”而不是“拿破仑”，这一细节本身就隐含着敌意，这意味着人们以为的所有友谊可能并不存在。
同时，亚历山大利用了这段表面的友谊，联手法国征服了当时还隶属于瑞典的芬兰。之后，他答应帮助瑞典人拿下挪威以换取瑞典的好感，当时的挪威属于与法国交好的丹麦。后来，拿破仑没有帮他得到摩达维亚和瓦拉几亚，他意识到法国的友谊已经不可能助他进一步实现目标。当时拿破仑曾抱怨说，600艘英国轮船驶入芬兰湾，在俄国境内运输英国货物。亚历山大对此心中窃喜，对外却直接予以了否认。之后，拿破仑率大军出兵莫斯科，撤退途中溃不成军，整个欧洲视亚历山大为救世主，欢迎他的到来。高奏凯歌的盟军踏上了巴黎的土地，亚历山大将这一切归为上帝的护佑，因为他不能将胜利记在自己或者手下将军的身上；普鲁士人看到道德的力量战胜了法国的腐败和无神论；奥地利人看到了为传统正义辩护的机会；英国人看到了海洋的力量和廉价产品的胜利，而世界看到了和平的希望。这就是我们的时代开启时欧洲的局势。
第二节 维也纳会议
亚历山大、腓特烈·威廉、梅特涅和卡斯尔雷聚在一起共商欧洲版图，并为欧洲大陆的几个国家和其他国家选择政权形式。当然，一些条约限制了他们的自由。1813年，首先是俄国，接着是英国、奥地利，纷纷赞同普鲁士重整旗鼓，恢复到1806年被拿破仑打败前的状态。根据《巴黎条约》（1814年5月30日）的规定：法国保留1792年的疆界，放弃革命时期和拿破仑时代占领的土地，这些领土的归属问题交由维也纳会议解决，但法国被排除在决定者之外。22年战争期间，几乎每个欧洲大陆国家都遭到了法国的入侵，所以战后法国只能完全任同盟国摆布，有鉴于此，《巴黎条约》算是出奇地温和，这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结为亚历山大的宽宏大量。他率军进入巴黎时就宣布拿破仑是敌人，法国不是，并且允准法国临时政府半推半就地恢复了波旁王朝，以及据此提出的不要剥夺法国王室所拥有的领土的请求。
亚历山大的宽容遭到诸如普鲁士这样最亲密的盟友的强烈反对，也引起了英国的担忧。1814年1月30日，卡斯尔雷在给首相利物浦勋爵的信中写道：
我们目前最大的危险在于沙皇亚历山大在战争进程中表现出的骑士精神。他对巴黎怀有一种个人情感，这完全不是出于政治的考虑，也不是出于军事的考虑，而是寻找一种时机，当他率领着浩浩荡荡的卫队进入敌国首都时，似乎在有意展示一种仁慈和宽容，一改往日生灵涂炭之举给人们留下的印象。
让亚历山大大为欣慰的是，巴黎人民对他表现得异常热情，也许这正是他想要的。其他盟友认为，假定法国被迫割让更多的领土，俄国也不会接受，而亚历山大对于近邻（比如波兰）绝不会如此慷慨。但是这些念头只在一开始有过，并不影响各国的普遍立场。
维也纳会议要解决的领土问题繁多且复杂，当时与会者觉得也许订立某种原则会有助于做出大致还算公正的裁决。梅特涅的同事根茨因在会议期间工作卖力而备受称誉，在1815年2月12日的备忘录中他记述了自己的印象：
那些集聚在此参加维也纳会议的人，完全明白此次大会的性质和目的，无论他们对最后结果作何评价，都不可能弄错会议进程。诸如“重建社会秩序”“恢复欧洲政治体系”“基于公平的势力划分的永久和平”之类的头等大事会被频繁提及，一方面他们想通过这些议题来安定人心，另一方面也给这次庄严的大会制造高尚而伟大的氛围。其实，会议的真正目的不过是征服者瓜分从被征服者那里掳来的战利品。
但这是不能公开承认的。此外，在大多数问题上某些强国的利益并没有被考虑进去，要说服这些国家也许只能通过一个既定原则。在此情况下，正是塔列朗发现唯一可以仰仗的就是道德的力量，因为他知道对于道德的诉求与会者是不能置若罔闻的。为此，他想出了“正统原则（principle of legitimacy）”，这一原则对整个欧洲的支配延续到1830年。塔列朗在向路易十八做决策建议的时候对此做了说明。于法国而言，在经历了军事上的失利后，也只有道德力量才能依靠。无疑，塔列朗提出这一原则有他自己的小算盘。
宽泛地说，“正统原则”声称，领土应该属于拥有它的世袭君主，除非后者自愿分割以换取某种补偿。基于此，如果法国由波旁王朝统治，那么后者就可以拥有路易十六时期领土的所有权。但这一原则的制定必须谨慎，否则就会行不通。例如，根据这一原则，英国应该恢复斯图亚特王朝时期的领土。还有热那亚，被法国侵占之前它曾是一个独立的共和国，现在属于撒丁王国。热那亚人本可引用正统原则，但不幸的是，他们没有，反而同意领土归属交由稍后举行的维也纳会议来裁决，美其名曰民族自决权。更糟糕的是，他们支持制定民主宪法，这很危险。塔列朗说：
热那亚人提出的宪法计划，因其中存在的民主意涵而未获通过。但是，鉴于热那亚人对这种屈辱表现出的万分不情愿，鉴于这些条约有助于最大程度地消除欧洲各国的痛苦和分歧的根源——在比利时人与荷兰人、撒克逊人与普鲁士人、意大利人与奥地利人各自联盟之际，所有方面的分歧都在加剧——所以，一系列条约的签订就显得尤为必要。
因此，正统原则不可能被大众用来对抗王侯。另外也有太多的理由可以说明这一原则永远不可能为一些共和制国家接受：比如瑞士，因为亚历山大对拉阿尔普的感情；比如波兰，因为波兰不再有合法的国王，而且波兰领土的四分五裂并不是法国造成的。大致来说，当时对于领土的处置一如今日我们对地产的处置，我们不会因为一个租户个人的一厢情愿就允许他获得自己所居住的土地的所有权，今天的大多数人都会认为这是荒谬的；在维也纳会议上，谈判者也同样认为政府提出的所谓民族自决原则是荒谬的。如果一位国王对一块领地拥有世袭权利，那么他可以主张他的权利，会议必会予以关注；如若不然，大国可以通过协商进行分配。
正如我们在热那亚一例中所看到的，会议对于任何推崇民主的做法都表示出了极大的反感。英国的宪法得以存在的原因在于它是因袭的，而法国宪法的诞生出于多种原因。亚历山大只是在俄国之外的事务上扮演自由主义者。英国认为，一部宪法不仅可以调解法国的各种矛盾，而且可以恢复波旁王朝并给其带来稳定。奥地利和普鲁士在犹豫一阵之后终被说服，开始相信宪法有其天生的致命之处，可以削弱法国，并且防止路易十四和拿破仑所引发的那种灾难的再次发生。不过，它们并不鼓励在其他地方也推行宪法。在这个问题上，英国的辉格党与托利党政府意见相左。在意大利，威廉·本廷克勋爵因为鼓励热那亚人的做法和抗议西西里岛国王的暴行，给政府制造了许多麻烦，但是这位斗志昂扬的辉格党人身居高位，不能立即解职。1814年5月7日，卡斯尔雷在给西西里国王的信中写道：
我们不可能意识不到欧洲将要面临道德巨变，自由原则将会席卷欧洲。问题是，这种转变或许太突然了，来不及深入各个可能会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或更快乐的领域。法国、西班牙、荷兰和西西里相继颁布了新宪法，在鼓励其他国家尝试之前，让我们先静观其变。或许不妨先试试，但必须密切关注其结果。我确信，这一输入欧洲各国的最危险的原则，加速实施不如延迟实施。
于意大利而言，现在更要避免冒进，如果我们希望与奥地利和撒丁王国一起行动的话。既然我们不得不将法国人逐出意大利，我们理应承担一切风险，但欧洲目前的局势不需要这样的权宜之计，而且出于对总体和平与稳定的考虑，我更希望看到意大利稍安勿躁，看看宪法在其他地方产生了哪些不易觉察的影响，而不是此刻让这种蠢蠢欲动毁了意大利国内的平静。
顺便说一下，西班牙和西西里岛的宪法旋即被压制了。
与西方列强的小家子气截然不同，亚历山大决定赞成波兰或者说波兰的部分地区推行宪法，并最终获得维也纳会议的批准。然而，这部宪法的命运表明，亚历山大的自由主义不过是说说而已。立法机构由两院组成，众议院由拥有封地的贵族的71名代表和51名市镇代表组成，上议院由皇室成员、主教、官员组成。议会每两年召集一次，每次会期30天，它不负责提案，而是负责通过或否决政府的提案。1818年，议会举行首次会议，一切进行得都很顺利，除了一个离婚提案外，两院通过了亚历山大的全部提案，为此他彬彬有礼地致谢，说他尊重议会的原则，并乐见议会有其独立性。然而到了1820年，两院否决了亚历山大的所有议案。他暴跳如雷，把宪法抛诸脑后，下令在1825年前不再召集议会。此后，议会只在1829年召集过一次。1830年，波兰人民起义，从那时起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波兰一直在沙皇俄国的独裁统治之下。尽管如此，亚历山大还是在维也纳大大炫耀了他对波兰采取的自由主义政策以及波兰在其统治下团结统一的大好局面。
塔列朗提出的正统原则，与梅特涅可谓不谋而合。但在处理那不勒斯问题上犯了难，不过，后来那不勒斯国王接受劝导放弃了与妻舅拿破仑的条约。在该条约中，奥地利承诺保住缪拉特的王位，而事实上，随着拿破仑的大势已去，这个条约已毫无意义，同时塔列朗也力挺波旁王朝的斐迪南国王对那不勒斯有合法统治权。幸好，缪拉特的一次轻率之举使这个小问题迎刃而解：拿破仑从厄尔巴岛[20]逃回法国后，缪拉特向其忏悔了之前的背叛行为，因此既然拿破仑倒台了，他也该下台。那不勒斯问题的解决让梅特涅毫无顾虑地接受了正统原则。
英国对这一原则的态度是仁慈的，只要它不与英国的利益有任何冲突。当然，这一原则不可适用于其殖民地：英国强调其对某些重要的荷兰殖民地拥有永久合法统治权，这些殖民地因为荷兰当年被迫与法国结盟而落入英国囊中。奥兰治亲王[21]对于得到比利时作为补偿很是感激，可惜在1830年又弄丢了。在欧洲以外以及外海，英国的态度由英国的利益决定，而在欧洲大陆，正统原则极为适用，因为所有对英国殊为重要的问题都在维也纳会议开始前得到了解决。
普鲁士和俄国颇多异议。俄国之所以反对，一方面是由于亚历山大暧昧不清的自由主义思想，但最主要是他的领土野心与普鲁士有着复杂的关联。他向普鲁士国王承诺过给予其1806年以前普鲁士所拥有的疆域。但在1806年前，普鲁士拥有部分波兰领土，如今亚历山大想将这些地方占为己有，因此他要求普鲁士接受他地作为补偿。最简便的办法是将萨克森划给普鲁士，因为萨克森国王没有适时远离拿破仑。但萨克森国王毕竟是合法君主，路易十八和塔列朗对此想法表示了强烈愤慨。奥地利既怕俄国又怕普鲁士，因而站在了法国一边。英国想壮大普鲁士，同时削弱俄国，所以卡斯尔雷先是支持普鲁士对萨克森的诉求，然后又反对俄国将整个波兰实际纳入囊中。当他发现事情并不能如他所愿时，便决定也不让普鲁士和俄国得逞，同时投向了奥地利和法国一边。这个问题耗去了会议的大部分时间。
10月1日，就在会议开幕之际，塔列朗会见了亚历山大，他强调了正统原则的伦理重要性，以此反对他所谓的沙皇的狂妄。亚历山大不喜欢塔列朗，毫无疑问，原因之一是他认为塔列朗太过愤世嫉俗，但更主要是因为当年俄国政府抗议拿破仑杀害昂基安公爵，而塔列朗的反应却向大家暗示这并不比弑父更糟。[22]此时如同当年一样，面对一个有着虔诚宗教信仰的皇帝，塔列朗已然站上了道德制高点，这一定让他很得意，只是这种得意是不可在他关于10月1日会见的回忆录中流露的：
亚：现在来谈谈我们之间的事吧，我们必须在此做个了结。
塔：这取决于陛下您，如果您像对待法国一样，同样地赋予您伟大而高贵的心力，那么事情就会迅速而愉快地解决。
亚：但是解决方案必须符合各方利益（传统权益）。
塔：还有各方自己的权利。
亚：我已占有的应该继续归我。
塔：陛下只是想保留您合法拥有的。
亚：我与各大国之间有协议。
塔：我不知道陛下是否将法国算在大国之列。
亚：当然。但是，如果你不想让各方都得偿所愿，你打算怎么做？
塔：我将正义放在首位，利益放在其次。
亚：欧洲的利益就是正义。
塔：陛下口不对心，听起来如此陌生，您内心不是这么想的。
亚：不，我再说一遍，欧洲的利益就是正义。
此刻塔列朗痛心疾首，他大叫：“欧洲，欧洲，不幸的欧洲！或者应该说你已经毁了欧洲？”亚历山大回答：“如果叫我放弃，那宁愿开战。”塔列朗的回忆录继续写道：
我不再做任何努力，像一个内心痛苦但心意已决的人，暗暗告诉自己“这不是我们的错”。我一言不发。皇帝也没有立即打破沉默，片刻之后重复了一句：“是的，宁愿开战。”我不为所动。这时皇帝挥舞着他的手，我从未见过他这个样子，这让我想到书中描述的终止马可·奥勒留[23]演说的情景，与其说他在讲话，不如说是在叫喊：“该去剧院了，我得走了，我答应了（奥地利）皇帝，他们正等着我。”走了之后，复又折回，双手按压着我的身体，用一种不同以往的嗓音说：“再见，再见，我们以后再见。”
尽管出现了这样的动人场景，但两人在会议期间始终处于对立状态，争议的焦点最后以折中方式获得解决。亚历山大得到的波兰领土比他想要的少，普鲁士只得到萨克森一半的领土，另一半留给其合法的国王。这一解决方案，直到拿破仑从厄尔巴岛出逃，欧洲列强才不得不调和彼此之间的分歧，事情总算尘埃落定。但是各国对于这一方案的争论也许至今还没消停。
普鲁士表面上认同其他大国，其实却不然。首相哈登贝格与奥地利交好，国王则完全听从亚历山大。然而，普鲁士有着强大的民族主义运动，这一运动更确切说是德国的，而不纯粹是普鲁士的，所以德国其他地区的很多人对其抱有同情。1806年之后，普鲁士着手推行改革，只要拿破仑许可。爱国的首相施泰因因为改革而惹恼了拿破仑，被迫远走他乡，在维也纳会议期间效命于亚历山大。普鲁士的军队对德国有感情，对法国却充满仇恨。从路易十四时代起，德国西部由一些弱小公国组成，它们只能任由法国摆布。普鲁士在腓特烈大帝治下曾经成功地对抗过路易十五，后来却没能抵挡住拿破仑。因此，所有爱国的德国人内心都非常清楚，要在未来防范法国的入侵，德国必须保持一定程度的统一，但是顽固的太子党一再对统一计划设置障碍。
至此，爱国主义情绪和对法国的仇恨结合在一起遍布德国整个知识阶层，尤其在年轻人中间形成一种支持普鲁士的情绪，形成了德国对抗法国的强大堡垒。当然，这种情绪与正统原则是不相容的，并会导致弱小公国一直孱弱下去，最终削弱德国的实力。因此，德国的爱国主义者不得不推行某种程度的变革。德国政府对这种爱国主义抱有一定的怀疑态度，普鲁士政府亦是如此，当然，普鲁士还是鼓励这种爱国主义的，只要它有利于普鲁士。反对小国君主的斗争给日耳曼人的民族主义运动增添了民主色彩，使得普鲁士国王在1813年运动高潮期间答应制定宪法，作为民众斗争胜利的回报。而腓特烈·威廉必须使民众对于这一承诺的兑现始终保持乐观，直至他靠着自己穷兵黩武的政策在这场战争中捞得盆满钵满。但他必须谨慎处置，以免惊扰其他独裁者。当然，在滑铁卢战役之后，宪法一事已鲜有人提及。
德国的新爱国主义者对于塔列朗出现在维也纳感到惊讶。塔列朗承认，当年法国的所作所为就像个傲慢无礼的征服者，以盛气凌人的姿态要求被征服者有所进献（这是拿破仑的作风，让被征服者为他的战争买单）。所以现在大家对《巴黎条约》的温和感到愤慨，正如塔列朗所说，“大家已极为厌倦从慷慨中获得的乐趣”。德国的民族主义在塔列朗看来就是雅各宾主义。他说，雅各宾主义的信徒不是中下阶层人民，而是最上层、最富有的贵族，他们的同谋还有大学人士以及被他们的理论蒙蔽的年轻人，他们强烈谴责德国分裂成一干小国。“德国统一就是他们的口号，他们的宗旨，他们的信仰，最终发展为一种狂热，这种狂热在那些小国君主们执政时其实就已存在。”他认为，德国的统一在法国拥有莱茵河的左岸和比利时时对法国构不成威胁，但现在形势对法国非常严峻。因此他的任务就是反对一切统一德国的企图，而在这方面，正统原则恰好有用武之地。出于对普鲁士的恐惧，梅特涅与塔列朗站到了一起。
普鲁士对于这个民族主义新原则的拥护有些三心二意，在久经沙场的外交家看来，这个原则令国家充满了爆发革命的危险，当然我们不能说这些外交家是错的。塔列朗形容为“雅各宾主义者”的德国爱国者通过一场运动直接把这个国家拖进了一战，事后回想起来，这场运动有着一种虚假的必然性。维也纳会议期间，德国爱国者走在了时代前列，但是从1848年起，他们的观点日益影响了整个世界。
德国民族主义的新学说中包含着各种截然不同的元素，其中有纯粹的德国元素，即坚信德意志民族具有崇高的美德和阳刚之气。这个新学说主张国家的边界就是民族的边界；信仰民主，即人民有权选择自己国家的政权组织形式。所有这些都是1815年的正统原则所不容的。
在1814年拿破仑倒台之际，沙皇在法国问题上曾经支持其国民对本国政府组织形式的选择权。根茨阐述了奥地利政府的观点，他说，如果允许法国任命世袭君主之外的人来统治，就意味着“认可了一个原则，即人民将决定是否接纳目前当政的君主，这一原则在我们这个时代是很难理直气壮地宣之于口的，这种人民主权原则是所有革命制度的支柱”。
国家的边界就是民族的边界，这一主张必将遭到奥地利的抵制。如果这个原则最终获胜，弗兰茨皇帝的一小部分领土将被并入统一的德国，加利西亚将成为再度统一的波兰的一部分，波希米亚和特兰西瓦尼亚则会独立。民族主义将导致上述一切在一战开始后陆续发生，当然，对德国有利的领土除外。因此，奥地利政府反对德国的民族主义就不足为奇了。
认为德意志民族具有崇高的美德和阳刚之气，这一信念来自德国与拿破仑作战期间，尤其是1813年的战争。这场战役在德国史上的地位，一如西班牙无敌舰队在英国史中的分量，亦相当于解放战争在美国史中的影响。1813年时，德国年轻一代以及被他们视为引路人的老一代，都与世界大同的思想无关，并且从各个方面反对18世纪的古典主义。德国的浪漫主义运动[24]不同于英国的，它与现实政治有着密切的联系，并且提出了可以实现的理想，事实上这些理想已在俾斯麦手中成真。在浪漫主义运动期间，德国人满怀激情地赞美它，甚而超出了理性的范围。雪莱赞美希腊人对土耳其人的反抗，西班牙人对波旁王朝的反抗，但德国浪漫主义者赞美布吕歇尔，一个神一样的坚毅的人，这位传奇人物在德国人心目中的地位恰如德雷克之于英国人。
既然布吕歇尔是德国的民族英雄，那就值得我们花点时间来分析一下他的性格。他是个伟大的战士，狂热的爱国者，国王忠实的仆人，他的宗教信仰真诚而深邃。他对法国的态度遭到了道德上的责难，当滑铁卢战役还在进行，这个态度是对是错仍不明朗时，他写道：“我希望这场战争这样结束，即在未来法国将不再对德国构成威胁，阿尔萨斯和洛林必须交还我们。”对此，19世纪德国著名历史学家特赖奇克称布吕歇尔为“最高尚的世界主义者”，说他拥有“不顾一切的忘我精神，这种精神只存在于德国的理想主义之中”。
1815年，布吕歇尔军队里的萨克森人发生哗变，他对这件事的处理很好地反映出了他的性格。当时，萨克森的领土部分归还了萨克森国王，部分划给了普鲁士，如此一来一部分萨克森军人就要加入普鲁士军队。出于对自己的国王和国家的忠诚，一些萨克森军人拒绝听命于布吕歇尔。最终，布吕歇尔以极端手段镇压了叛军，然后在给萨克森国王腓特烈·奥古斯特的信中这样写道：
陛下，
您早先的行为已经对您统治区域造成了极为深重的灾难，它是德国极为重要的一块领土。
您随后的行为可能导致您治下的这个地区蒙受莫大的耻辱。
在腓特烈和普莱斯堡地区组织的兵变已经爆发，而这一时刻全德上下正在抗击共同的敌人。这些罪犯公开宣称拿破仑是他们的保护人，导致我这样一个在军中服役55年双手沾满敌人鲜血的人，不得不第一次在自己的军队中大开杀戒。
从附件中，陛下可以看到迄今我为保住萨克森的荣誉所做的一切，但我的努力到此为止。
如果您无视我的意见，我将不得不以武力恢复秩序，虽然这样做我不无痛苦，但我将听从我的良心和使命感，如果有必要的话，即便剿灭整个萨克森军队也在所不惜。
终有一天，在上帝的审判席上，已经抛洒的鲜血会面对对此负有责任的人：在万能的主面前，我所下的命令与上帝准许我下的命令完全一致。
陛下想必清楚，一个73岁的老人在尘世间已别无他求，唯愿真理的声音被人闻知，人间正道得以畅行。
为此，必须将此信呈送陛下。
布吕歇尔
写于列日的司令部
1815年5月6日
布吕歇尔表达情感的方式也颇为奇特。在他的妻子过世时，他看了看遗体说：“是啊，如果蟾蜍的美可以用鬼来形容，那她给人的感觉就像一千个鬼。”类似的表达他在评价梅特涅时也用过。那是滑铁卢战役后，他和他的骑兵占领了拿破仑在圣克劳德的宫殿，在长廊上他说：“这个人所做的一切足以证明他是个十足的傻瓜，只会跟着莫斯科跑。”这个“十足的傻瓜”令布吕歇尔大失所望，不仅听任拿破仑被轻轻松松放逐到圣赫勒拿岛，还试图将他置于死地。威灵顿与这个计划毫无关系，6月28日，当拿破仑仍然逍遥法外时，威灵顿在一封信中写道：
巴黎人认为雅各宾派会将他（拿破仑）交给我，相信我会救他一命。布吕歇尔写信要我处死他，但我告诉他我反对这么做，并且强调对拿破仑的处置应由各方协商。而且出于私交，我劝他不要介入任何愚蠢的处置行动——由于他与我在此事中的角色太过重要，并不是合适的执行者人选——我的态度非常明确，如果各国君主想置他于死地，最好另请高明，恕我难以从命。
如果人们还记得在一战结束时商议绞死威廉二世的事，还记得当时民众的情绪和那些政治要人的演讲，就一定会意识到1815年的普鲁士在世界上是多么强大，同时也意识到像普鲁士公爵这样的顾虑重重似乎传给了下一代。
无论人们对19世纪初与德国文艺复兴运动相关的政治思想作何评价，都必须承认，以个体对文化的贡献而言，当时的德国领先于全世界。康德和黑格尔，歌德和席勒，都是同时代的非德国人难望项背的。事实上，康德和歌德的伟大某种程度上应归功于源于德国民族主义的自由精神，但他们身上的一些最可贵的品格却让后世的德国民族主义者感到遗憾。康德敬仰卢梭，推崇法国大革命。他写过一篇论文，鼓吹一种被特赖奇克称为“温和的永久和平的理想”。至于歌德，耶拿战役的枪声激起了他的哲学热情而不是爱国情怀或个人情感，后来他偕同法国人亲临战地，良心并无不安。康德和歌德是一代伟人，但他们不喜欢为德国民族主义所用，而在他们之后的大多数德国伟人都充满了爱国主义情怀，这也并非毫无理由的。从拿破仑倒台到一战爆发，这段期间德国在科学乃至几乎所有的学术领域都雄踞霸主地位。1815年的德国不仅在科学领域，而且在许多其他方面，都领先其他任何一个国家一百年的光景。正如特赖奇克所言：
这是马丁·路德时代以来的第一次，德国的想法再次塑造了世界，当时的人们比以前更愿意接受改革思想。唯有德国彻底超越了18世纪的世界秩序观。启蒙运动的感觉论让位于唯心主义哲学；理性世界被浓重的宗教情感占据；世界主义被民族问题先行所替代；自然权利为各国的生存发展意识所替代；以前公认的艺术规则被自由的诗歌所取代，后者像源于灵魂深处的自然力量一样鼓舞人心；精确科学的优势被新的历史美学文化所替代。通过三代人，尤其是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诗人的努力，新思想在全世界已渐臻成熟，但各邻国一直以来只是独自享用这些思想，直到今天才终于遍布世界各地。
特赖奇克又指出，恰在同一时期，教皇再次引入宗教裁判所和禁书目录，并宣布各《圣经》公会所从事的是魔鬼的工作，与此同时，在王政复辟的法国南部，“天主教暴徒袭击新教教徒的住所，杀害异教徒，叫嚣着‘要用加尔文的血做黑布丁！’”。
政治家们齐聚维也纳会议，这些开明的有教养的人对于那些野蛮行径毫无作为，反倒被德国的新思潮吓坏了。尤其是梅特涅，他竭力把德国困在18世纪的秩序中，在1848年之前成功地压制了这个国家的自由主义思潮。
维也纳会议是18世纪的基调，而凭空出现的德国以民主国家的身份奉行民族主义似乎是属于后世的东西。至于会上讨论的另一个问题，即奴隶贸易，也同样没有下文。这一由英国提出的议案使19世纪的慈善事业应运而生，但其他大国以彻头彻尾的犬儒主义观点来看待它。在英国，废除奴隶贸易的舆情势不可挡，无论卡斯尔雷自己作何感想，都不能无视废奴运动支持者威尔伯福斯和克拉克森的存在，对窗外事充耳不闻。英国废除了本国的奴隶贸易，并极力劝导其他大国承诺在5年内取消自己的奴隶贸易。令塔列朗之流感到惊讶的是，英国政府愿意提供领土或现金这类可靠的抵偿物以保证各国实现承诺，而对拒绝取消的国家可能会进行不太友好的贸易制裁。下面这封卡斯尔雷写给英国驻马德里大使的信，非常典型地表达了这一意图：
圣詹姆斯广场，1814年8月1日
尊敬的阁下：
……你必须对西班牙政府施压，以便助我们废除奴隶贸易，舍此我们别无他法。不过，我们愿意相信西班牙会为此全力以赴。我相信，没有哪个村庄不遇到奴隶贸易问题，不希望废除之。议会两院应该承诺施压于奴隶贸易，大臣们在制定政策时必须由此出发。尤其重要的是，西班牙和葡萄牙不应该在此问题上与整个欧洲离心离德，如若不然我们可能会下令禁止进口它们殖民地的产品。因此在敦促法国承诺5年取消的同时，也请大家劝说拉布拉多（西班牙出席维也纳会议的代表）这样做。
至于在北线立即取消的问题，如果你不能将奴隶贸易限制在洛佩斯角或洛佩贡萨尔维斯以南地区，请限制于福莫苏角，或者这三个点向西移一点到海岸角堡一带；但限制在洛佩斯角以南最为理想，装载货物的轮船一旦从那里出发，沿岸地区会立即享有自由。
你也许会想到在我们主张取缔之前，西班牙本身并无奴隶贸易，现在看来，它引进奴隶，很少是真为了应其殖民地之需。它们贩运的奴隶绝大部分先是运往古巴和波多黎各，然后转运美洲各地，最后无视美国法律走私到美国，主要目的地是密西西比。可见，共享搜寻权对于监督是否滥用法律是非常重要的。
英国对奴隶贸易的态度反映出一种古怪的心理，因为那些竭力主张取缔的人似乎反对任何减轻英国工业化恐惧的尝试。威尔伯福斯之流准备在童工问题所作的唯一让步是，孩子们应该有时间在星期日学习基督教教义。对英国儿童他们没有怜悯之心，对黑人却满腔同情，对此我不在乎人们怎么解释，因为在我看来他们不过是怀有一种令人讨厌的愤世嫉俗。但这一事实是值得注意的，这是人类情感复杂性的明证。
直到1919年，人们才普遍认为维也纳会议是失败的，当然，如今的世界已经创下了失败的新高。维也纳会议尽管有其缺憾，但在两个重要方面的决定是值得欧洲感激的。首先是对法国的宽容。确实，百日之后，大家感到有必要再严厉些，所以要求强制赔款，并让盟军在法国占据重要岗位。但没过几年，赔款付清了，军队撤离了，法国就再也不会感受到面对胜利者的漫长痛苦了。
欧洲从维也纳会议得到的第二个益处是建立了一个国际性政府以维护和平。事实上，这一政府是临时性的，所施行的措施也很糟糕。然而，在23年的战争之后，它给了欧洲一个喘息的空间。俄罗斯、普鲁士、奥地利和英国——后来法国也加入——同意不时会面以处理国际事务。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说，由于这样的安排，之后39年里没有发生大规模战争。
第三节 神圣同盟
想像别人一样成功总是有风险的。1814年盟军进入巴黎之时，最重要的地方被亚历山大占领了；但1815年进入巴黎时，亚历山大的光芒被威灵顿和布吕歇尔的风头掩盖。在没有亚历山大或奥地利的帮助的情况下，威灵顿和布吕歇尔最终战胜了近代最伟大的军事天才。然而，即便尘世的荣耀衰减了，天堂的荣耀依然是可以实现的。此时的亚历山大比以前更加笃信宗教。
亚历山大从他相识的女士们那里多次听说过一位非凡的女预言家的大名：克吕登纳男爵夫人（Baroness Krüdener）。这位时年52岁的女士并非一直过着宗教生活。她的青春岁月是快活的，也有起起落落，她向我们保证，她高尚的天性从来没有完全沉睡，在哥本哈根奢靡和荒唐的享乐中，她仍然保持着自我和真实，始终顺从自己的天性。1789年，她决定顺应自己的天性离开哥本哈根（她丈夫是俄罗斯大使）留在巴黎。然而几个月后，克吕登纳就在玛丽·安托瓦内特的裁缝师那里欠下了800英镑的账，再加上其他一些原因，她只得搬到了蒙彼利埃。
国王路易十六逃往瓦雷讷之后，由于他用了克吕登纳一个朋友的护照，她出于谨慎决定离开法国，而她的情人扮成男仆陪伴左右。她将情人介绍给自己的丈夫并坦诚相告，但后者的反应未能如她所愿。“M.德·克吕登纳，”后来她评论道，“对家庭幸福毫不在乎，对晚餐、访友和看戏等却兴趣越来越大。”尽管丈夫如此麻木，她还是与他住在柏林，他是驻当地的大使。她相信自己将好运带给了丈夫，她说：“自从我回到丈夫身边，上帝就希望保佑他……为什么我不相信一颗虔诚的心，相信它以质朴和信心祈祷上帝赐福于另一个人，让他获得它所祈求的呢？”然而，1801年，她最终离开了男爵，如果之后上帝仍然保佑男爵，那一定采用了其他方式。
她的转变发生在1805年，当时她与母亲住在里加。一位年轻人爱上了她，在向她脱帽致敬时突然倒地身亡。她非常不快，在她看来，这事可能也会发生在她身上。不久之后的一天，她注意到自己的鞋匠一脸幸福，便问其缘由，鞋匠说这是因为自己加入了摩拉维亚弟兄会，阅读了《圣经》。她也如法炮制，发现果然有效。她写了自己的感受：“你想象不到我从这神圣而崇高的信仰中获得了什么……爱、志向、成功，这些对我而言不过是些愚蠢的事情。夸张的感情，即便是合法的，在我看来也无法与至高无上的纯洁和天堂的幸福相比。”
她在历史上有一席之地是她度过了10年宗教生活之后的事。当时她有一种预感，自己必定会见到沙皇，于是1815年春天她在一个小村庄安顿下来，这个村庄位于维也纳至俄国军队驻地之间。这年6月4日那天，亚历山大率领他的部队匆忙地从维也纳会议赶回，当晚在海尔布隆过夜，发现那里离克吕登纳夫人的居住地很近，他已久闻其名，但不知道她就近在咫尺。由于过于疲劳无心读书，再加上心烦无法入眠，他想起听说的她的事迹，希望有缘一会。因此，她被宣召进见。
克吕登纳开门见山地告诉亚历山大他是个罪人，在神的面前没有表现出足够的谦卑。她说自己曾经也是个大罪人，但她的罪在基督的十字架下获得了宽恕。亚历山大回答说：“你让我在自己身上发现了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为此我感谢上帝。我觉得这样的谈话应该多多益善，请你不要离我太远。”她遵从皇帝命令，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一刻都不曾离这位高高在上的忏悔者太远。
这二人的德行之结晶便是神圣同盟，亚历山大于1815年9月草拟出相关文件，其主旨是要将宗教真理应用于政治，这正是他从男爵夫人那里学来的。亚历山大将草案交给她，并恭敬地接受了她的修改建议，然后立即送达奥地利皇帝和普鲁士国王，希望欧洲其他国家的君主尽快签署。（苏丹王[25]不是基督徒，所以不在其列。）
以下便是由亚历山大、弗兰茨和腓特烈·威廉在9月26日签署的神圣同盟宣言：
以神圣和不可分割的三位一体的名义发布的宣言
奥地利皇帝陛下、普鲁士国王陛下和俄罗斯皇帝陛下，鉴于最近3年在欧洲发生的重大事件，特别是鉴于神已赐福于这些国家，而这些国家也将自己的信任和希望全部寄托在神意之上，因此三国君主深信各大国的相处原则必须以至高无上的真理为指引，而这种真理就包含在对于我们的救世主基督的永恒信仰之中。三国君主庄严宣布，本宣言的唯一目的就是要向全世界展现自己的决心，一种坚定不移地奉行其行为准则的决心，无论是管理国家内政，还是处理与其他任何政府的政治关系，皆以神圣的宗教原则，即正直、仁爱与和平，为唯一遵循之原则。就个人私生活而言，这些原则还远未付诸实施，但是这些原则应当直接影响各国君主的决心，并引导他们所有的决策，由此成为巩固人类各种制度以及完善各种不尽人意之处的唯一途径。
因此，三国君主正式接受下列条款：
第一条 根据神圣经文的训示，我们所有人彼此要以兄弟相待，缔约三国的君主将以一种真正的牢不可破的兄弟之情团结在一起，视彼此为同胞，无论何地、何种情形之下均互帮互助；并且相信他们自己与臣民及士兵的关系如同父亲与子女，由此引导臣民与士兵之间情同手足，共同保卫宗教、和平与正义。
第二条 这一原则的生效，将使得政府之间或各国臣民之间形成一种互惠互助，向彼此展示善意和能让彼此欢欣鼓舞的情感。对所有人一视同仁，都看作同一个基督徒的国的子民；缔约三国的君主只能视自己为在神的授意下管理同一家庭的三个分支，它们是：
奥地利，
普鲁士，
俄罗斯；
缔约三国承认其君主与子民组成的基督教国家除了神圣的主耶稣基督之外，再无其他统治者，他拥有独一无二的至高权力，因为他拥有所有的爱，所有的知识，所有无限的智慧。可以说，我们神圣的主耶稣基督以其身传上帝之言。
因此三国的皇帝陛下以最诚挚的关怀将这一原则推荐给他们的臣民，这一原则出自善良意愿，同时也是享有和平的唯一途径，它将成为唯一的永恒。这一原则每天都会自我强化，并引发更多的准则和责任，所有这些都是神圣救主命令人类必须履行的。
第三条 所有有此庄严愿望的国家，公开接受本宣言提出的神圣原则的国家，如果已经意识到这一原则对于长久困扰我们的幸福问题会有多么重要的意义，意识到将来这些真理将对人类命运产生多么大的影响，那么这些国家将会被热情地接纳进神圣同盟。
公元1815年9月14日（26日）签署于巴黎
（签名）弗兰茨
腓特烈-纪尧姆
亚历山大
但是，其他君主和政治家对神圣同盟评价不是很高，因为它表明欧洲的事务仍由始于肖蒙[26]的四个大国的联盟所控制。路易十八后来被允许加入神圣同盟，这是因为法国的重要性是宗教意义上的，而不是就其国际地位而言。在梅特涅看来，正如他对卡斯尔雷所说的，亚历山大的思想已受别人影响；弗兰茨皇帝同意此说，但认为顺应亚历山大而签字是更为明智的。英国政府拒绝参加神圣同盟，不过摄政王——一位虔诚的基督徒——给沙皇写信表达了同感。当亚历山大向卡斯尔雷讲述神圣同盟时，碰巧威灵顿也在场。对于皇帝向他们解释此事，这两人（为此卡斯尔雷还写信给利物浦勋爵）感到很难保持镇定。有趣的是，亚历山大的转变被普遍认为是一种反动派的胜利，而反动派自己——都宣称信奉基督教——却认为这项提议是基于基督教原则存在的，这个原则本身则是精神错乱的表现。
神圣同盟本身对欧洲事务的进程并没有什么影响，所有的事情都由各国议会处理，然后提交维也纳会议形成最终法案。而实际上，在1815年到1830年这黑暗反动的15年间，民心并没有误以为所有对自由的压制都是神圣同盟所为。亚历山大的这个转变使他不再是自由主义者，因此影响力越来越不如梅特涅。而梅特涅在欧洲的权力也似乎越来越小，并且不时受到克吕登纳夫人的干扰。不久之后，沙皇对克吕登纳夫人感到厌倦了，然而取代她的另一位宗教导师则贻害更大。亚历山大和克吕登纳夫人之间的关系与尼古拉二世和拉斯普廷[27]的关系颇有相似性，区别在于一个是喜剧，一个是悲剧。当我们的视线从沙皇个人转移到整个世界时，喜剧的色彩也就烟消云散了。那不勒斯的爱国者或失去性命或遭终生监禁，俄国的士兵被鞭笞致死，希腊人被钉在尖桩上，皆因亚历山大柔弱的良心需要这样的牺牲。在找到救世之道前，亚历山大还是讲人道的，之后却渐渐沉沦，越来越残酷。
由维也纳开始并延续下来的会议体系有：1818年的亚琛会议，1820年至1821年的特罗保和莱巴赫[28]会议（实际上是一个会议），1822年的维罗纳会议。
亚琛会议被梅特涅描述为“一个相当小型的会议”，它主要关注法国事务，各方达成的共识是，外国军队应在两个月内从法国领土上撤离。会上，俄罗斯、奥地利、普鲁士和英国还重申了《肖蒙条约》，根据1814年签订的该条约，四国一致反对在法国建立对其他国家构成威胁的政府。《肖蒙条约》一经签订，法国就被接纳进大国行列，不再被他国区别对待。另一个秘密协议则规定五国中的任何一个若发生革命骚乱，可以求助其他四国，后者不得拒绝施以援手。各方还决定定期召开会议，一旦发生危机也可随时召开。一个国际性政府由此具有了立法功能和执行能力，其宪法就是合法性原则。
特罗保和莱巴赫会议将亚琛会议上达成的一系列原则进行了重要的实际应用。当时，各种令人恐慌之事层出不穷，搅得各国君主及大臣们心神不宁。在西班牙，军队发生哗变，他们强迫国王恢复1812年的宪法。雪莱以此为灵感创作出了《自由颂》，诗的开篇写道：
一个光荣的民族，再次激发
各民族的雷电，自由。
但雷电是危险的，于是俄罗斯、普鲁士和奥地利决定要出手制止。不过，事情可没那么简单。葡萄牙人不久也步了西班牙后尘。而梅特涅更为关切的那不勒斯则奋起反抗斐迪南，迫使其发誓遵守新宪法，这一宪法是他在被胁迫的情况下制定的。英国一开始就对东方各大国的反动政策持怀疑态度，于是拒绝参与任何镇压革命的行动。而法国在盟军的压力下已经接受了一个议会政体，它不能确定西班牙应不应该拥有一个议会，但非常确定如果要对西班牙进行干涉，那么应该采取纯粹的法国式做法。至于东方各大国，它们所担心的是，如果法国军队一旦与西班牙革命派有所接触，法国自身的革命传统就可能会被唤醒。随后，英国否决了针对葡萄牙的所有行动，梅特涅也被迫决定只让奥地利军队前往那不勒斯，此举引发了其他国家对于奥地利扩张势力的恐慌。
尽管有这样那样的困难，镇压行动还是告成，唯有葡萄牙例外。在法国，部长易人使得极端保守势力上台，后者派出法国军队于1822年入侵西班牙，恢复了国王的专制政府。而那不勒斯的事态平息得更快，斐迪南逃到教皇国[29]乞求奥地利人的帮助，于是他那不负责任的统治得以恢复，残暴的白色恐怖也一如往昔。上述事件对自由主义者是一个教训，并使得他们在欧洲沉寂多年。
亚历山大本人以前也是个自由主义者，所以他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耐人寻味。在此关键时刻，梅特涅的运气来了，当时亚历山大手下的谢苗诺夫斯基军团发生兵变，而亚历山大对该军团一直非常看重。这是一场非常温和的兵变，因为士兵不堪忍受一位新任上校的残酷行径所致。表面上，亚历山大将事情交由大臣阿拉克切耶夫处理，实际上自己亲自介入对于反叛者的惩处，并坚决要求施以令人吃惊的严刑，但同时又以仁慈的假象加以掩饰。正如史料所载：“皇帝陛下打算对下列人员进行长期的预防性拘禁，同时考虑到这些人曾在前线服役，所以恩赏宽恕，对他们处以较轻的鞭刑，每人6000下，然后押往矿山参加强制劳动。”
与此同时，亚历山大写信给他的教友戈利岑王子：
我彻底放弃了自我，完全听从主的指引，遵循他的旨意。是主在命令和处置事情，而我只是忘我地追随，去追寻我内心认定的唯一可以指引我到达终点的路径，而这终点正是主安排的救赎，是他决心实现的普遍的善。
这番虔诚的表白，出现在亚历山大于莱巴赫会议期间所写的一封长信中，他试图以此为自己对那不勒斯的所作所为进行辩护，因为戈利岑王子对他的做法提出了大胆的批评。亚历山大则声称对招致批评难以理解，他辩称“那不勒斯的这些破坏性原则不到6个月的时间就在三个国家引发了革命，还威胁要散布到整个欧洲，照你的想法，我就得默默忍受”。他继续说，这些原则不仅反对王权，还针对基督教。接着，他进一步将那不勒斯国王与犹滴，将那不勒斯的革命者与荷罗孚尼[30]相比较，以此证明上帝会让弱势一方获胜。他还引用斐迪南的信，说他唯一信赖的就是上帝（其实除非斐迪南在宪法问题上做虚假誓言，否则他并无风险，因为立宪派希望保留他们的国王）。在这些之后，亚历山大又用几页纸陈述了一些世俗的理由，既狡猾，又言之凿凿，但随即又回到了宗教话题上。他说，全世界的自由主义者、革命者、烧炭党[31]人都是一个大的阴谋的一部分，不仅旨在反对政府，更是要反对救世主的信仰。“他们的口号是‘砸烂可耻的东西’[32]（伏尔泰语“碾碎贱民”）。以前我只是通过伏尔泰、米拉波[33]、孔多塞以及众多这类人的著作才熟知这些言论，现在我甚至不敢把这些可怕的亵渎之词写出来。”他说，他与圣保罗的信仰是一致的：
此时，我打开《圣经》，寻找那些含有我要向你表述的意思的段落，不过我的眼睛落在了《罗马书》第8章从22节到结束的部分，尽管这不是我所要寻找的，但这些内容如此引人注目，与我要写信对你说的有相似之处，所以我劝你也读一读。
我要寻找的有关信仰的内容出自《罗马书》第14章末尾的23节：“他必有罪，因为他不是出于信心。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34]
我觉得我的工作既危险又神圣，我既不应该也不可以妥协，甚至不该成为别人非议的由头。
《罗马书》第14章中圣保罗说：
13节：所以我们不可再彼此论断，宁可定意，谁也不给弟兄放下绊脚跌人之物。
16节：不可叫你的善被人毁谤。
18节：在这几样上服侍基督的，就为神所喜悦，又为人所称许。
19节：所以，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与彼此建立德行的事。
21节：无论……是什么别的事，叫弟兄跌倒，一概不作才好。
22节：你有信心，就当在神面前守着。人在自己以为可行的事上能不自责，就有福了。
23节：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
由此看来，似乎囚禁那不勒斯那些优秀的将士是正确的，让一个残暴的君主恢复其专制统治也是正确的。亚历山大指挥着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军队，他能使自己的意志占据上风。梅特涅觉得他疯了，但认为这无关紧要，只要能利用疯子来达成奥地利外交部的意愿就行了。
亚历山大的宗教经历分为好几个阶段。首先是正统信仰阶段，这时的他并无太多困扰。然后，部分是因为受了他妹妹叶卡捷琳娜的影响，他对共济会产生了兴趣，而此时共济会是被较为正统的信仰所厌弃的。后来，克吕登纳夫人听从摩拉维亚鞋匠的建议，尊崇《圣经》并引导亚历山大学习经文。亚历山大鼓励英国和外国《圣经》公会在俄罗斯发行《圣经》，并和戈利岑王子联手开展这项工作。戈利岑的一个朋友科舍列夫，是亚历山大的另一个宗教助理。这两人竭力阻止亚历山大成为彻底的保守分子，因为这二人的宗教观并不认同俄国教会权贵们狂热的正统信条。当时教会权贵中最突出的人物之一是修道院院长佛提乌斯，在科舍列夫死后，他对亚历山大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科舍列夫去世后，佛提乌斯做了一次有点怪异的葬礼祷告：
在孤寂的深处，我祈祷主在他认为合适时派遣上帝的仆从，去摧毁隐匿在神秘之地的撒旦巢穴，那些伏尔泰分子、共济会和马丁主义者[35]的秘密社团，和那些被多次诅咒的七头蛇一般的光照派。他们将在圣乔治日[36]、11月26日被大祭司召唤到主的裁判所前。
在国际事务上，亚历山大仍有一步棋要走，这步棋在1822年维罗纳会议期间以及维也纳的初步对话中完成。当时，奋起反抗土耳其暴政的希腊人民正在集聚，并且唤起了一些人的极大热情，不仅有自由主义者，还有那些念念不忘十字军东征的影响，不愿基督徒臣服于伊斯兰教徒的人。而在俄罗斯存在着一种同情希腊人民的民族主义动机，因为土耳其一向是俄罗斯的敌人，而且俄罗斯有领土野心，在这一点上只有牺牲土耳其人的利益才能得偿所愿。但奥地利人看待这个问题则是从另一个角度：他们担心土耳其的解体可能会使俄罗斯过于强大。后来，梅特涅成功地说服了亚历山大不要去追究希腊人反抗的原因，因为说到底，他们是在反抗合法的统治者。而梅特涅很清楚，亚历山大这么做是在牺牲俄罗斯的重大利益，他写信给弗兰茨皇帝说：“俄罗斯内阁一下子就葬送了彼得大帝及其继任者的丰功伟绩。”从此，欧洲协同体[37]接受了俄罗斯与土耳其宫廷的交易，这是前所未有的事。梅特涅对此颇为自豪，他志得意满地写道：“我完成了一项不同凡响的壮举。”
对亚历山大而言，他似乎仅仅贯彻了神圣同盟的原则。夏多布里昂，法国在维罗纳会议上的全权代表之一，想起了沙皇就这一问题对他说的话：
不会再有什么英国的、法国的、俄罗斯的、普鲁士的或者奥地利的政策了，除了一个普遍政策，其他什么都不会有了。这个政策必须是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并为所有国家的人民和君主所接受的。我正好借此机会证明我对我视为神圣同盟基石的原则的信心，而希腊的反抗运动正好证明了这些原则。毫无疑问，没什么比和土耳其打一场宗教战争更符合我个人的利益、我人民的利益或者我国立场了。但是，我想我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麻烦中觉察到了革命的迹象，因此我放弃了我方利益……是的，我绝不会舍弃与我联盟的君主，必须允许国王们公开结盟以保卫自己、对抗那些秘密社团。是什么在诱惑我？我需要什么来强大我的帝国？上天让80万士兵听从我的指挥不是为了满足我的个人野心，而是为了捍卫宗教、道德和正义，为了让那些维护世界秩序的原则成为主导，正是这些原则支撑着人类社会。
基于这些考虑，帝国的这位性格内向的人保住了自己的美德，而希腊人则继续被钉在尖桩上。
亚历山大在位的最后几年中，他在国内事务方面的表现并不好过在欧洲事务方面的表现。他实行了极为严苛的审查制度，削减教育，严格限制学术自由，同时把大部分注意力放在了“军事基地（military colonies）”上，这项措施企图使农民服从军队纪律，又没有把他们从农奴的劳动中解放出来。他的大臣阿拉克切耶夫是一位黑暗天使，利用亚历山大自责的心态，引导绝望中的他变得残忍。阿拉克切耶夫曾是保罗一世的忠实仆人，他并没有忘记提醒亚历山大这一事实。1823年，在保罗诞辰纪念日那天，阿拉克切耶夫写信给亚历山大说：“在神殿里，在今天这个怀念他的日子，我向他表达了深深的感激之情。在上帝座位旁边那个他曾经待过的地方，他肯定看到了他从前的臣民所表达的真挚而忠贞的情感，在过去这个臣民曾以如此的情感取悦于他，而现在他的高贵的继任者也一定感受到了这种情感。他仿佛仍然活着，来到他儿子的身边，命令这个仆人继续效忠这个皇帝。我以全部的真诚奉行这个命令，我每天都感谢上帝让陛下您表现出对此的赞赏。”
亚历山大欠着阿拉克切耶夫的人情，是他的保护使得亚历山大免受保罗的伤害，暴躁的保罗常常危及家人安全。亚历山大将许多内政事务交给阿拉克切耶夫处理，还有一些则是表面上交给他，实际上亲自介入。比如，在皇帝的手书文件中，人们发现了阿拉克切耶夫写给一位希望退休的官员的信件草稿，信中阿拉克切耶夫告诉他最好不要向皇帝提出辞呈，并在皇帝不知情的情况下驳回了他的请求。
至于有多少残酷行为应该记在阿拉克切耶夫的账上，又有多少他只是做了亚历山大的挡箭牌，这个问题一直存在争议。但我认为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是阿拉克切耶夫滋长了亚历山大的自责，这让他最终对生活产生了厌倦，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待不长。日渐阴暗的心理使他处于疯狂的边缘，冷酷偏执使他与修道院院长佛提乌斯这样的人臭味相投。1815年以后，他拒绝一切的欢乐和爱情，那时他的妹妹叶卡捷琳娜也死了。日积月累，现实世界被他内心弥漫的困扰所遮蔽，直到阴郁占据了他整个人，他愤愤而终。
亚历山大的性格，除了带有罗曼诺夫家族特有的疯狂，还混合着虚荣和农民式的精明。这种精明在他的全盛时期非常突出，但到最后机关算尽一败涂地。在爱尔福特时他假装与拿破仑交好，却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我们可以静观他的垮台，如果这是上天的安排的话。”而且，他还为自己的幸灾乐祸找到了合理的借口，同时解释了当时与之交好为什么比剑拔弩张更为可取。而他的虚荣则让他渴求得到每个人的认可。根茨在有关维也纳会议的报告中说：“俄国皇帝来到维也纳，首要任务是要得到大家的赞赏，这始终是萦绕他心头的一桩最重要的事。”人们可以从早年亚历山大的一些事迹中看出这些，那时，他还是个年轻英俊的农夫，他在乡村节庆中轮流与少女跳舞以赢得她们的欢心，他曾在奶牛买卖中诓骗了他的乡邻。他的宗教信仰很大程度上也可视为一种靠近上帝的虚荣。他害怕自己登上王位的方式遭人诟病。而严酷的统治使他觉得自己是在取悦上帝，也让他想象自己跟父亲很像。
这位神圣联盟的创始人，在10年期间内以自己的基督教理念掌管着欧洲的国际事务。这是一段有趣的历史，虽然结果或许不那么尽如人意。
第四节 梅特涅的黄昏
1822年的维罗纳会议期间，梅特涅的权力达到巅峰，当时有诸多幸运相伴在侧。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来自弗兰茨皇帝的有力支持。至于弗兰茨本人，如果要评价的话，可以说他甚至比他的大臣更为反动，他反对教育，理由是“顺民比开明的公民更便于统治”。支撑梅特涅的权力的第二点，在于他成功地维护了奥地利的霸权并使奥地利的原则在德国获得无上地位。当时德意志的一些诸侯国倾向于批准宪法，几乎所有的君主都承诺在1813年完成。而德国的大学里也弥漫着自由主义，不仅旨在实现民主，还以统一德国为目标。梅特涅在一份给弗兰茨皇帝的报告中说：“有些人（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几乎都从事教学工作）……转而关注这样一个问题，即所有德国人应该团结在一个德国之下。……为了这个无耻的目的，他们系统地培养年轻人，这项工作已经在不止一代（学生）中开展，未来的政府官员、教授和新生代文人在那里成长，为革命作准备。”在应对这一局面时，梅特涅运气颇好。1819年3月，就在处理上述事情的卡尔斯巴德[38]会议召开前，亚历山大极为欣赏的一个标杆性人物——保守作家科策布被刺杀，凶手是一位名叫卡尔·桑德的神学专业学生。许多被梅特涅视为敌人的人认为他立了大功，并奉之为刺客英雄。在这种情况下，梅特涅要说服亚历山大和德国君主们，让他们明白自由主义是危险的，其实并不困难。于是卡尔斯巴德会议通过了一系列法令，对出版物和教授们采取更严格的限制，而科策布之死就像谢苗诺夫斯基军团的兵变一样为梅特涅赢得了俄国的支持。至于法国的政策，在这段时间变得越来越保守。最后，卡斯尔雷也学会了在维也纳会议上与奥地利合作，并在随后几年里继续奉行这一政策，只要不损害英国的利益就无往不利。1822年，在获知卡斯尔雷的死讯后，梅特涅写道：“他是他的国家之中唯一一个具有外交经验的人，他已经学会了理解我。”这确实是一个很高的评价！
在1814年到1822年间，梅特涅的影响力持续上升，以至于他在欧洲似乎无所不能，难怪他也自视颇高。1818年，在亚琛会议前不久，他写信给妻子说：
我越来越相信，重大事务只能由我自己来适当地加以主导……我在德意志甚至可能在欧洲已经成为一种道德力量——这种力量一旦消失，就会留下空隙，尽管如此，但它终将消失，就像所有可怜无助者的天性一样。我希望上天可以给我时间做一些善事，这是我最大的愿望。
一年后，当他身处1813年签订四国同盟协议的房间时，一种凝重感不禁涌上心头，他感到整个世界都在指望他：
我不会去在意那些狭隘的或有限的东西，我总是在每个方面都远远超过所有那些操办人类事务的人。我的天地要比他们所能看到或想要看到的更广阔无垠，我每天会情不自禁地对自己说20遍：“仁慈的上帝啊，我的所作所为是多么正确，而他们的是多么错误！其中的原因一目了然——如此清晰、如此简单、如此自然！”我要反复念叨这些话，直到咽下最后一口气，而世界仍会以悲惨的方式存在下去。
然而，1822年以后，梅特涅不再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坎宁（Canning）接替了卡斯尔雷，无论是细节上还是总体框架上，他都反对奥地利的政策。1823年，对英格兰的情况感到难过的梅特涅这样写道：
太可惜了，海上女王，昔日的世界霸主，将要失去其有益的影响力。伟大而高贵的大英帝国将会变成什么样子？英国的男人和演说家，英国的权利感和责任感以及关于正义的理念，将会变成什么样子？这不是某个个体、一个软弱无力的人所能承担的。坎宁是那些可怕弊病的化身，这种弊病已经扩散到国家的每条血脉——它摧毁其力量，腐蚀并威胁它虚弱的机体。
为何会发出这番悲叹？主要是因为英国将不会帮助西班牙重新征服其在美洲的殖民地，也不会帮助土耳其再征服希腊。在后一个问题上，接下来情况更糟。
如果说卡斯尔雷的死对梅特涅而言是一种不幸，那么亚历山大的死也许对他的政策来说甚至不啻为一场灾难。在希腊问题上，梅特涅说服亚历山大必须将正统原则置于俄国利益之上，他为自己的成就感到自豪。但是1825年亚历山大去世后，他的弟弟尼古拉[39]恢复了俄国对土耳其宫廷的敌对政策。1827年，英、法、俄在纳瓦里诺战役中联手摧毁了土耳其舰队，其后，所有大国一致认为希腊独立的日子不会耽搁太久。
分崩离析的国际政府体系，始创于维也纳会议，在1830年的七月革命期间依然不断完善。法国人推翻了查理十世，以路易·菲力普取而代之，后者本不是王位的合法继承人；比利时要求与荷兰分家，并被承认为独立王国；革命席卷了意大利和德国；俄国统治下的波兰爆发反对沙皇的起义。然而，除了法国和比利时所发生的，其他的运动都没有成功。即使在法国，人们也很快发现，新国王与合法的波旁王朝并没有多大的不同。
最后，梅特涅体系再也不能控制欧洲了，但是1830年的一系列事件使他的个人境况有所改善。沙皇尼古拉喜欢查理十世，他对波兰的叛乱感到惊恐，主张各保守大国必须互相支持，并认为与奥地利反目是很危险的。发生在德国的反抗运动尽管相当温和，却在遭到镇压后激发了反击的力量。在奥地利，也有改革派存在，但梅特涅耳背得非常严重，对改革派的计划置若罔闻，事实上他在很大程度上对此浑然不觉。
最终，不断增长的民族主义力量战胜了梅特涅。“在上帝的帮助下，”1819年他写道，“我希望能挫败德国革命，一如我曾经打败过世界霸主。”这一希望，尽管他付诸全力去实现，但还是化为泡影。审查制度竭尽所能地严防对民族情绪的煽动，即使是最婉转的表达也不放过。“一群年轻的英雄们集聚在祖国光辉闪耀的旗帜下”被审查者改为“相当数量的年轻人加入为公众服务的行列”[40]。梅特涅禁止奥地利学生出国留学，反对年轻人学习历史、哲学或政治，希望奥地利作家在国外而不是本国出版自己的著作。1834年，德国召开部长会议，会上梅特涅就自由主义的罪恶高谈阔论，他说“主权在民的现代理念已经误入歧途，它用派系的意愿替代了君主的原则”，自由党派则“腐蚀青年，甚至欺骗那些心智比较成熟的人们，在生活中的所有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制造麻烦与纷争，故意煽动群众不相信他们的君主，宣扬破坏和毁灭现存的一切”。他的演说引来了与会部长们的鼓掌欢呼，而“不信任统治者”的情绪却在持续增长。
在梅特涅掌权的最后几年，意大利、波希米亚、加利西亚以及匈牙利麻烦不断，这些危机都源自各国民族意识的觉醒。其中情况最为严重的是匈牙利。匈牙利从中世纪起就拥有宪法，它将地方事务的处置权归于贵族而不是中央政府。理论上，匈牙利在遇到大事时可以召开国会，但实际上当民族主义者要求恢复国会时它几近废弃。1825年，国会要求以马扎尔语[41]取代拉丁语，以使有关国会的辩论以传统方式进行。在经过漫长的斗争后，1827年，统治者终于承诺未来每三年召集一次国会。此后，政府对马扎尔人做出了一系列的让步，但对于民族主义情绪依旧百般抵制。再后来发生了爱国者科苏特[42]被捕事件，但1839年国会召开时他被释放，当时国会拒绝批准任何涉及金钱或军队的议案，直到科苏特获得自由为止。1844年至1847年间，政府的一些软弱无力的镇压行动再度刺激了匈牙利人的民族情绪，从而导致在1847年的国会选举中，大多数议员群情激昂地反对政府。以上便是1848年革命前夜匈牙利所面临的局势。
虽然在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德国之外的地区，人们无法通过宪法赋予的权利来表达自己的不满，但还是利用了一些他们掌握的手段。同时，民族情绪在波希米亚和南斯拉夫人中间复苏，加利西亚的波兰人准备起义，各地局势都非常凶险，而梅特涅因为长期大权在握已经变得昏庸不堪。
借由1848年的法国革命，整个欧洲大陆的不满情绪找到了发泄机会。甚至在路易·菲力普不得不从巴黎出逃前，意大利各地就已经爆发起义，随后蔓延到整个半岛，唯有撒丁王国的领地幸免，而国王本身是一个有些胆小的自由主义者。在整个德国，民主党人崛起；在匈牙利，科苏特宣扬自由；在加利西亚，波兰贵族又举起了民族主义革命的大旗，这次革命最后被镇压扎克雷起义[43]时采取的手段压制了，而奥地利政府是支持或者至少是纵容了这次镇压。于是，一时间正统原则的拥护者在沙皇统治的疆土之外的地方可谓处处碰壁。
与此同时，在奥地利的德语区，虽然自由党人有宪法的诉求，但他们更迫切希望梅特涅倒台。当时，维也纳街头骚乱不断，令梅特涅惊愕的是，他的反对者中不仅有乌合之众，那些教条式自由主义者，还有当时许多保守的贵族和实力雄厚的宫廷派系。除了拒绝退休，他同意了革命派的所有要求，但这种让步并没有使这些人偃旗息鼓。最终，在暴民的威胁下，皇室虽然一度存在意见分歧，但还是达成一致——梅特涅必须下台。历经重重艰难，梅特涅逃往英国避难，在那里，他手上的火炬交到了迪斯雷利[44]手里。
梅特涅不是一个伟人，他的才华不足以让他在欧洲舞台上具有如此的地位。他彬彬有礼，言语具有说服力，很讨女人欢心，在谈判中擅长利用对手的特质来取胜。他的原则会得到皇帝的支持，在拿破仑倒台后，欧洲局势把奥地利推上了主导地位。当时，法国因战败而一蹶不振，英国决心不惜一切代价维持和平，亚历山大为了宗教牺牲俄国也心甘情愿，普鲁士国王既软弱又寡断。所有这些因素，加上奥地利对于正统王朝拥护者的反民族主义的原则表现出的特别兴趣，而恰恰是这种原则激发了所有大国的恐惧，在它们的政治思维中对于革命和拿破仑依然心有余悸。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欧洲列强一个接一个地抛弃了梅特涅的信条：先是英格兰，1822年；再是俄罗斯，1825年；然后是法国，1830年；而他本人对德国的控制力也日渐减弱。梅特涅热衷于追求稳定——法国革命已经让世界多年来处于动荡之中，从这个角度看产生这种情绪相当自然。1815年时，欧洲有许多人赞同稳定，并视其为治国之道的基础。但长久的和平会催生新的能量，这种能量会使稳定变得不堪忍受。有了这种新的氛围，世界便将梅特涅视为一个自负、虚荣和无趣的人，认为他不能饶有兴致地阐发自己的原则，而且在拿破仑退出历史舞台之后他就拒绝接受一切新思想。那时，梅特涅周围的一切重现了18世纪的情形，他拒绝相信这个世界已经采取了新的生活和思维方式。欣赏他表演的人之中曾经不乏欧洲各国的掌权者，慢慢地这样的人越来越少，而他仍在扮演同样的角色。在他被嘘声赶下台时，他的行事早已过时。耳背和唠叨，留给他的只有对于往昔岁月的独自怀想。不过，他最后的这个角色已经变得于任何人都无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