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章太炎：古文经学治诗的历史终结
章太炎是20世纪初期引领学界风气的一代宗师，在他构建的国学体系中，先秦诗歌研究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他继承古文经学的传统，同时又能融会旧学新知，标志着近代学术转型的即将开始。章太炎学问淹博，经史子集皆有涉猎。他全史在胸，又精通文字声韵，从而形成以缜密精深为特征的博雅型治诗体系。他对先秦诗歌所作的研究，散见于几部主要著作中。这些著作成为划分章太炎研究先秦诗歌的几座界碑，从中可以看出20世纪初期这位古文经学大师治诗的历程。同时，章太炎研治先秦诗歌的论著，又是古文经学治诗的历史终结。尽管在他之后仍然有人以古文经学为本位研究先秦诗歌，但作为历史阶段，已经属于过去的时代，不再是学术的主潮。
一、《膏兰室札记》：古文经学治诗的早年尝试
1891年至1893年，章太炎在杭州诂经精舍师从经学家俞樾，《膏兰室札记》就是在此期间所作的笔记。膏，照明用的灯油，古时学校、书院发给学生的津贴费用亦称膏火。兰，谓兰膏，亦为点灯用的燃料。顾名思义，《膏兰室札记》是焚膏继晷、刻苦攻读期间的心得笔记。这部札记有些条目涉及《诗经》，反映出章氏在治学初期诗歌研究的基本取向，为后来的诗歌研究奠定了基础。
俞樾是清朝末期著名的古文经学家，章氏师从俞樾，研治《诗经》亦以古文经为圭臬，力挺毛诗，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承认孔子删诗之说的可信。
有清一代，否认孔子删诗的说法颇为盛行，从朱彝尊到魏源都是如此。章太炎根据《华阳国志》所载周诗提供的线索判断，该诗作于周武王初封巴子之时，他在《删诗申义》中写道：
若夫不删诗，则平王以后之诗，尚附录《召南》（三家说《何彼襛矣》诗如此），岂武王时巴国之诗，不可附录耶？若云毛《诗》遗脱，可云祭祀之诗、好古乐道之诗，数篇皆脱耶？……不删诗之说，本不足据。因读《华阳国志》而有感，为推论如此。[24]
《华阳国志》所载的巴地诗歌，如果按地域划分，应该收入《召南》，可是《召南》并未收录。这几首诗或是与祭祀有关，或是好古乐道，属于正风之列，如果原来已经编入《诗经》，不可能遗失脱落。章氏据此推断，《诗经》结集前曾经被删减。至于究竟是谁所删，他没有具体指明，所持的态度颇为谨慎。他所援引的《华阳国志》的材料，是前人所未曾涉及，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第二，断定《商颂》是商代作品。
《商颂》的创作时段，是《诗经》研究史上的一大悬案。章氏在论述这个问题时，引《汉书·礼乐志》及《艺文志》的记载，指出班固作为齐诗学者也认为《商颂》作于商代。文中写道：
则知齐诗家之说《商颂》，亦谓商人所作，与毛《诗》同。非如鲁、韩二家以《商颂》为美襄公，及《商颂》为正考父所作也。[25]
章氏对于《商颂》创作年代的看法，赞同毛诗和齐诗，而不同意鲁诗和韩诗的认定。他所援引的《汉书》的论述，是班固所持的观点。这两条材料比较重要，因为作为史学家的班固向来以行文严谨著称。
第三，维护毛《传》注释的权威性。
《膏兰室札记》涉及《诗经》的条目共九则，其中只要涉及毛《传》，章氏都持赞同的态度，极力维护它的权威性，而对郑玄的《笺》、孔颖达的《正义》，以及清人马瑞辰的《毛诗传笺通释》，却是时有批评之语。清人陈奂《诗毛氏传疏》以毛《传》为宗，而对郑《笺》则斟酌取舍，就此而论，章太炎继承的是陈奂的观点。
章氏秉持古文经学的理念、方法研治《诗经》，以毛诗为宗。同时由于他所师从的俞樾长于词义辨析，章氏在维护毛《传》权威性的同时，又能有所发明，对有些字句的解释更加具体、确切，札记有如下一则：
《小雅·黍苗》：我行既集，盖云归哉。案哉当借为载。下章云：盖云归处，则此章不宜虚用语词。《晋语》云：子余使公子赋《黍苗》。下云：重耳若获集德而归载。此即本《诗》词为言，集德即我行既集之集，归载即归哉也。载亦训处，《老子》：载营魄抱一。王弼《注》：载犹处也。是也。……至载哉之通，则犹陈锡哉周作陈锡载周也。[26]
这段论述集中考辨“盖云归哉”应为“盖云归载”，哉与载通用。其中列举的既有作品本身的内证，又有春秋早期赋诗的旁证，立论极其坚牢。末尾所引“陈锡哉周”之语出自《大雅·文王》，鲁诗、韩诗皆作“陈锡载周”，有力地支撑了章氏的说法。再如对《商颂·长发》中“受小共大共，为下国骏庬”所作的辨析，释骏庬为共玉[27]，较之毛《传》更加深入具体，可与王先谦在《诗三家义集疏》中所作的辨析相互印证[28]，皆为不可移易的精当之论。
章氏解《诗经》宗毛《传》，但是，《毛传》也难免有讹误之处。由此而来，章氏对《诗经》某些词语的解释也就失之于牵强。“周行”一词在《诗经》中出现三次，分别见于《召南·卷耳》《小雅·鹿鸣》和《大东》。《卷耳》毛《传》释“置于周行”为“置周之列位”。《小雅·鹿鸣》毛《传》释“示我周行”：“周，至。行，道也。”按照这种解释，“周”不是指周王朝，而是指普遍，鲁诗、韩诗亦持此说。马瑞辰的《毛诗传笺通释》进一步伸张这种说法[29]，章氏表示赞同，并且做了发挥[30]。仅从上述三首诗来看，毛《传》对“周行”所作的解释虽然勉强可通，但已颇为不畅。如果从整部《诗经》来考察，毛《传》显然无法成立。《诗经》中与“周行”属于同类的词有“周京”，见于《曹风·下泉》；有“周道”，见于《小雅·四牡》及《何草不黄》；有“周宗”，见于《小雅·雨无正》。在这些诗句中，“周”字无一例外指周王朝、周地。既然如此，“周行”理应指通往周王朝国都的道路，即所谓的周道，就是当今所说的国道。
综上所述，《膏兰室札记》作为章氏的学习笔记，是他研治先秦诗歌的初试锋芒之作，显示出鲜明的古文经学治诗的风格。其中有功底扎实的考据，也有度越古注的新见，在治学的专精方面已经奠定基础。不过，章氏真正成为博雅的国学大师，是在进入20世纪之后。
二、《
书》：诗歌研究由专精到系统的桥梁
章太炎的《訄书》初刻本行于1900年，是作者第一部自选集。其中涉及先秦诗歌的内容很少，只有《独圣》篇提到《大雅·生民》和《订文》篇提到楚辞《天问》，后者尤其值得重视。文中写道：
吾闻斯宾塞尔之言曰：有言语，然后有文字；文字与绘画，故非有二也，皆昉乎营造宫室而有斯制；营造之始，则昉乎神治，有神治，然后有王治。故曰：“五世之庙，可以观怪。”禹之铸鼎而为螭魅，屈原之观楚庙而作《天问》，古之中国尝有是矣。[31]
章氏上述文字是把文学与绘画相沟通。禹铸九鼎的传说见于《左传·宣公三年》和《墨子·耕柱》篇，他把这个传说与楚国宗庙的壁画相联系，用以解说《天问》的创作缘起，是以史证骚。他还把《天问》是屈原呵壁而作这个案例放到古代世界文化背景下加以观照，并援引斯宾塞的说法作为理论依据。这种解骚方式已经冲破传统的国学樊篱，开启后来兴起的比较文学的先河。
《訄书》重订本初版于1904年，由日本翔鸾社铅印刊行。章氏在进行重订过程中，在《订文》部分增添了许多初刻本所没有的内容，其中有如下一段：
若《诗》“言告师氏”“言告言归”“受言藏之”之辈，以今观之，皆可训“间”，而《传》皆训我，《笺》则“言”训“我”者，凡十七见。近人率以诘诎不通病之。……夫绝代方言，或在异域。日本与我隔海而近，周秦之际，往者云属，故其言有可以证古语者。彼凡涉人事之辞，语末率加“事”字者，……往往而有，如“事采”辈，特以事字居前，其排列稍异东方，而“言告”“言藏”之训“我”，则正与东方一致。以今观古，觉其诘诎，犹以汉观和尔，在彼则调达如簧矣。[32]
章氏还是秉承古文经学的传统，对于诗歌的解读重视词语的考释。这里讨论的是间语问题，也就是所谓的发语词。其中涉及的语料均取自《诗经》，包括《卷耳》的“采采”，《载驰》的“载驰载驱”，以及与“言”字相关的诗句。章氏曾东渡日本，并在那里驻留较长时间。他把日语相关表述方式与《诗经》中的间语相对照，指出二者的相通之处。只是《诗经》把发语词置于前面，日语则置于语末。这是以宏阔开放的视野观照《诗经》的间语，把先秦诗歌的发语词与日语相沟通，解决了《诗经》词语训诂的一个难题。
章氏在做了上述对比之后，又有如下论述：
当高邮时，斯二事尚未大著，故必更易旧训，然后词义就部，是亦千虑之一失乎？疏通古文，发为凡例，故来者之任也。[33]
高邮，指高邮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王氏父子重视古文词语的训诂，王念孙的《读书杂志》、王引之的《经传释词》《经义述闻》，都是这方面的经典著作。章氏的业师俞樾，走的也是高邮王氏父子的治学之路，他的《古书疑义举例》，则已经超越王氏父子，由个别案例的梳理提升为对规律的探讨。章氏颇得俞樾的真传，对字义的训诂也开始从具体案例的处理提升到对“凡例”的发掘，而所谓的凡例，指的就是某些带有普遍性的语言规律。章氏治诗这种主动的自我提升，与他宏阔的视野，沟通中外的研究方法直接相关。章氏治诗从专精走向系统，固然是学术发展的规律，同时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开放的学术胸怀。《订文》中的许多论述，已经带有明显的系统化色彩，如下面一段论述：
世言希腊文学，自然发达，观其秩序，如一岁气候，梅华先发，次及樱华；桃华先实，次及柿实；故韵文完具而后有笔语，史诗功善而后有舞诗（涩江保《希腊罗马文学史》）。……盖古者文字未兴，口耳之传，渐则忘失，缀以韵文，斯便吟咏，而易记忆。意者仓、沮以前，亦直有史诗而已。下及勋、华，简、篇已具，故帝典虽言皆有韵，而文句参差，恣其修短，与诗殊流矣。其体废于史官，其业存于曚瞽，由于二《雅》踵起，藉歌时政，（《诗序》：“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有兴废也。”）同波异澜，斯各为派别焉。[34]
这是以古希腊文学为参照，追溯中国古代早期文学的起源及发展演变，把诗歌视为最早出现的文学样式。到了《诗经》所产生的时代，诗歌已经与散文分流。这种比较系统地描述早期诗歌的生成、发展过程的做法，无疑是对外来新知识加以借鉴的结果。
《訄书》重订本所反映的章氏之学由精深到系统的演变，还通过具体案例体现出来，《官统》中写道：
屈原称其君曰“灵修”，此非诡辞也。古铜器以“灵修”为“令终”。而《楚辞》传自淮南，（《楚辞》传本非一，然淮南王安为《离骚传》，则知是本出于淮南。）以父讳更“长”曰“修”，其本令长也。秦之县，万户以上为令，减万户为长。此其名本诸近古。楚相曰“令尹”，上比国君（尹即古君字。故《左传春秋》“君氏”，《公羊》作“尹氏”。上世家族政体，君父同尊。父从又持杖，君亦从又持杖。《丧服传》曰：“杖者，爵也。”）；其君曰“令长”，下比百僚（楚官有“莫敖”，其君早殇及弑者亦曰“某敖”。敖本酋豪字，犹西旅献豪，今作“獒”也。此亦君号同臣之一事）。南国之法章，君臣犹以官位辨高下，故参用亲羁而无世卿。[35]
以上考证对于《楚辞》研究一直悬而未决的三个问题给出了确切的回答，即屈原作品中反复出现的“灵修”指的是什么？楚国的相为什么称为令尹？为什么楚国早殇及被弑之君，还有贵族之家的称谓都有“敖”字？这三个问题对于《楚辞》研究至关重要，千百年来成为许多学者无法逾越的障碍。章氏的论述则使这些疑难问题涣然冰释，并且是运用一以贯之方法解决连环难题。上面列举的考辨兼顾词语音、形、义三个方面，有音训、有形训、也有义训，正因为如此，显得立论坚牢，经得起反复推敲。从小学入手解读《楚辞》，章氏虽然涉及的案例有限，却是开20世纪《楚辞》研究风气之先。整个20世纪真正推动《楚辞》研究深化的力作，无不以扎实的小学功底为支撑。
章氏在《訄书》重订本中，一方面保持早年治学的专精扎实，另一方面又比较重视系统性。他所追求的系统性，不是简单地对某些表面现象加以联缀，而是有着明确的类别区分。《订文》中写道：
是故其后人新曲，往往袭用古辞，义实去以千里。若《吕氏春秋·古乐》曰：“汤命伊尹，作为《大护》，歌《晨露》，修《九招》《六列》以见其善。”古“晨露”为义，大氐如《小雅》所言“匪阳不晞”者也，而音谐语变，则遂为“振鹭”。《周颂》云“振鹭于飞，于彼西雝”，是以名篇；《鲁颂·有
》亦云“振振鹭，鹭于下”，皆自此流变者也。……亦有义训相近，而取舍殊绝者。若《吕氏·古乐》所载有娀氏二女作歌曰“燕燕往飞”，而《邶风》曰“燕燕于飞”；涂山作歌曰“候人兮猗”，而《曹风》曰“彼候人兮”。孔甲作《破斧之歌》，而《豳风》亦有《破斧》。寻其事指，绝非一揆，而文句相同，义训亦近。斯皆所谓音节谐熟，天纵其声者也。必欲彼此互证，岂非陷于两伤者乎？[36]
以上论断对于诗歌研究在方法上具有指导意义。追求系统性必然要连类相次，可是，许多诗歌往往只是表面现象相似，而本质上相去甚远。也有形神俱似者，但具体指向却差别很大。章氏所列举的“晨露”与“振鹭”案例不够恰切，后面几例则很有代表性。追求系统性而又要有严密的分类，这种治学理念强调的是学术规范、操作原则，有很强的针对性。
《訄书》重订本增加了对楚文化论述方面的内容，表现出明显的张扬楚文化的倾向。
章氏从所属族类上论证楚夏同族。《方言》中写道：“质验之以水，沔、汉之川，下流入荆州，而命之曰夏水，其国曰楚。若然，夏楚者，同音而互称。”[37]章氏从多方面论证夏、楚同源同族，此为其中一项。既然确认楚、夏同族，于是，把楚文化说成华夏文化的正宗、主流也就有了更充分的理由。文中还进一步指出：“南音独进化完具”，“齐州之音，以夏楚为正”，“故二雅者，夏楚之谓也”[38]。章氏从族属、语音、诗歌等各方面确认楚文化的正统和主流地位，可以说是全方位地张楚。
章氏的张楚之论首见于《訄书》重订本的《方言》，而《訄书》初刻本没有这方面的论述。《訄书》重订本初刊于1904年6月，在此前一年，章太炎与《革命军》作者邹容因从事反清活动而同入上海西牢。《訄书》的重订是作者从事反清活动期间完成的，增入了张楚的内容。到了十年之后，当他再次修订《訄书》，在张楚方面又得到进一步强化。近代学术因政治驱动而偏离正常轨道的倾向，在《訄书》重订本已初见端倪。当时刘师培就已指出，他在《南北文学不同论》中写道：“余杭章氏谓‘夏音即楚音’。不知夏音乃华夏之音。……不得以楚有夏水，而夏楚音近，遂以夏音即楚音也。章说非是。”[39]刘氏的批评是有道理的。
三、《国故论衡》《检论》：博雅型治诗体系的建立
《国故论衡》是章太炎代表性的著作，1910年初刊于日本。《检论》是对《訄书》的再次增删，完成于1914—1915年，后收入作者手定的《章氏丛书》，1919年浙江图书馆刊行的木刻大字本校勘较精审。从1910年到1915年，是章氏博雅型治诗体系最终建立阶段，也是他先秦诗歌研究的高峰期。
章太炎在这个阶段对《诗经》涉及较多，他继续力挺毛《传》，而对郑玄《笺》及三家诗均有微词。《国故论衡》中卷是《文学七篇》，在《文学总略》中写道：
汉世古文家，惟《周礼》杜、郑，《诗》毛公，契合法制，又无神怪之说。郑君笺注，则已凌杂纬候。[40]
这是明显地扬毛而抑郑，认为郑《笺》不是纯取古文经，而是参杂一些谶纬和占验之说。是否有虚妄之论，乃章氏判定古文经纯粹与否的重要标志。
章氏秉持正统的古文经学观念研治《诗经》，并且在这个领域把《诗经》研究推进了一大步，提出一些自己的创见。
《诗经》的六义，又称六诗，是传统《诗经》学的重要议题。章氏对此用力颇著，提出的看法也很独到。他的《大雅小雅》论文初刊于《国粹学报》5册1—3号，具体时间是1910年1—3月。还有《小疋大疋说》，初刊于《食货期刊》，也是这个阶段的代表作，后者收入《太炎文录初编》中《文录》卷一。他的《六诗说》初刊于《国粹学报》总第52期，时间是在1909年2月，后收入《检论》，在《国故论衡·辨诗》中提到这篇论文。
章氏在《检论·诗说》中对赋、比、兴逐一作了考索，得出的结论与传统说法迥异：“故周乐与三百篇，皆无赋矣。”[41]他认为赋指的是“文繁而不可被管弦”，故否认《诗经》中赋的存在。他又写道：“比者，辨也。……其文亦肆，不被管弦，与赋同。故周乐与三百篇，皆无比矣。”[42]关于兴，他认为其文体与诔相似，“古者读诔观象，皆太史之守，故其文通曰兴。观象者既不可歌，王侯众多，仍世诔述，篇第填委，不可遍观，又亦不益于教化。故周乐与三百篇，皆无兴矣”[43]。在赋、比、兴三者中，古人对于兴尤为关注，故章氏的考辨亦颇为详尽。他否认《诗经》存在赋、比、兴三体，而在《毛诗序》中，虽然提出了赋、比、兴，却没有作任何解释，这就使得章氏具有发挥的空间。既然否认《诗经》中存在赋、比、兴，也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毛诗序》的权威性。
《毛诗序》对于风、雅、颂的含义均有界定，章氏对此基本赞同，同时对大雅、小雅的由来作了探讨。《大疋小疋说下》写道：
《诗谱》云：“迩及商王，不风不雅。”然则称雅者放自周，周秦同地。李斯曰：“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呼乌乌快耳者，真秦声也。”杨恽曰：“家本秦也，能为秦声，酒后耳热，仰天拊缶，而呼乌乌。”《说文》：“雅，楚乌也。”雅、乌古同声（徐铉切雅字，一作乌加。古在鱼模，则正如乌）。若雁与鴈，凫与鹜矣。大小疋者，其初秦声乌乌，虽文以节族，不变其名，作疋者非其本也。[44]
《说文》：“疋，足也。……古文以为《诗》‘大雅’字。”段玉裁注：“此谓古文假借疋为雅字。”[45]章氏以《说文》为依据，进而追溯雅诗的得名出自秦声。他的《诗经》无赋、比、兴三体和雅诗得名出自秦声两种说法，在当时学界所产生的反响很大。前者近乎惊世骇俗，后者则带有石破天惊的性质。
章太炎在这个阶段的诗歌研究，有许多经验教训可供借鉴。
章氏治《诗经》力挺毛《传》，《国故论衡·文学七篇》设有《明解故》专章，其中援引大量毛《传》案例，并且加以概括总结：“此所谓曲而中，肆而隐。”“此皆名义相扶，所谓展转
易，动变无方者也。”“此所谓古诗辞少异于今。”[46]这些概括总结虽然未必都很恰切，但对于解读毛诗确实大有裨益。
章氏《国故论衡》构建的是国学体系，上卷《小学十篇》列有《成均图》专章，探讨声韵的运用，所举例证多数出自《诗经》，其中提到旁转、对转、交钮转等多种类型。除此之外，《一字重音说》《古今音损益说》《古双声说》，也对《诗经》多有涉及。章氏在声韵方面的精深造诣，使对《诗经》的解读进入更加深层的领域，而这种专精的功夫，近代几乎成为绝学，先秦诗歌研究在这方面显得尤为薄弱。
章氏治诗力挺毛《传》，由此带来排斥神话传说的局限。《国故论衡·文学总略》写道：
其在今文，《易》京氏、《书》大小夏侯、《诗》辕固、《春秋》公羊氏，妖妄之说最多。《鲁诗》《韩诗》虽无其迹，然《异义》言《诗》齐、鲁、韩皆谓圣人感天而生，则亦有瑕疵者也。[47]
这段论述主要涉及《大雅·生民》和《商颂·玄鸟》有关感生传说的解释，章氏认同毛《传》因为不涉神话，“斯其所以独异”，而三家诗及郑《笺》则以神话释感生，故流于虚幻。章氏治诗而疾虚妄，这是他的长处，也由此带来局限。
章太炎所处的20世纪初期，正是甲骨卜辞陆续出土阶段。对于它的可信性，章氏表示怀疑，他先是称钟鼎铭文的运用，“必令数器互讎，文皆同体”达到确然无疑的程度。接着又谈到甲骨文：
又近有掊得龟甲者，文如鸟虫，又与彝器小异。其人盖欺世豫贾之徒，国土可鬻，何有文字？而一二贤儒，信以为质，斯亦通人之蔽。[48]
章太炎对甲骨文和金文持谨慎的态度，有其合理性。毋庸讳言，甲骨文早期的鉴定和收藏者王懿荣、刘鹗、罗振玉等人确实存在想以甲骨文谋利的想法，有的人还有政治污点，但以此否定甲骨文的可信性，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人废文字，这也妨碍了章氏本人学术的进一步拓展。
章太炎在《訄书》重订本所体现的过分张扬楚文化的倾向，到了再次修订《訄书》而成的《检论》中，得到进一步强化。
章氏把楚文化说成华夏文化的中心和主流，因此，在解读先秦诗歌过程中往往以楚文化为中心线索。《史记·殷本纪》记载：“九侯有好女，入之纣。九侯女不喜淫，纣怒，杀之，而醢九侯。”对《诗经·国风》排在前面的《关雎》《葛覃》《卷耳》，章氏都以九侯女被杀一事加以解说。他在《关雎故言》中还写道：
又自鬼侯女不见容，三公由是脯醢幽囚。纣卒踣殷，而周王业遂隆。录诗《国风》之端，见微知著，其是之谓也。下逮《楚辞·招魂》犹以九侯淑女为称，知其风流著于南国，远矣。[49]
《楚辞·招魂》云：“九侯淑女，多迅众些。”王逸注云：“言复有九国诸侯好善之女”，洪兴祖补注：“九侯，谓九服之诸侯也。”[50]《招魂》这两句诗渲染宫中美女的众多，九侯指多个地域的君主。而按照章氏说法，九侯之女本指出自楚地而被殷纣王杀害的那位不幸的女子，这里则指像她那样有美德懿行的善女，《招魂》是楚人之作，取材又以楚地的女性为原型。
章氏在论述楚文化过程中，表现出明显的张楚倾向。他称“《诗》之张楚”，实际是他本人在张楚。他对《关雎》等三首诗的解释，以鬼侯女被杀一事相附会，其牵强程度远远超过历史上的古文经学。
从《国故论衡》到《检论》，是章太炎博雅型诗歌研究体系已经建立的标志。在此之后，他的治诗成果散见于晚年所著的《菿汉闲话》。
这部著作时而可见对治诗方法的思索，主要是针对王念孙、王引之父子对《诗经》的解释而发。文中称：“高邮王氏父子，首明辞例，亦往往入于破碎。”[51]他列举王引之在《经义述闻》中对《秦风·终南》《商颂·长发》所作的阐释，对此加以印证。这类针对王氏父子所作的辩驳共三则，前后相次，均立论坚牢。
研治《楚辞》的一个难点是名物考证，许多名物从《楚辞》本身无法找到答案，须要到国学的其他领域去进行印证、比照。章太炎对《离骚》中“蹇脩”一词所作的考证，就是以经治骚的一个成功例证。他在《菿汉闲话》中写道：
《楚辞·离骚》：“吾令丰隆乘云兮，求宓妃之所在。解佩
以结言兮，吾令蹇脩以为理。”注：“蹇脩，伏羲氏之臣也。”案上古人物，略具《古今人表》，不见有蹇脩者。此盖以上有宓妃，故附会此言耳。今谓蹇脩为理者，谓以声乐为使。如《司马相如传》所谓以琴心挑之。《释乐》徒鼓钟谓之修，徒鼓磬谓之蹇，则此蹇脩之义也。古人知音者多，荷蒉野人闻击磬而叹有心。钟磬可以喻意明矣。[52]
章氏首先采用以史证骚的方式推倒王逸注，《汉书·古今人表》不见蹇脩之名，王逸注无法落实。释蹇脩为声乐最有力的证据是《尔雅·释乐》的记载，这个证据非常坚牢，无懈可击。郝懿行的《尔雅义疏》是解释这部字书的扛鼎之作，尽管他对《释乐》的上述记载作了充分的辨析，却没有和《离骚》的蹇脩联系在一起，可谓失之交臂。章氏则是独具慧眼，以《尔雅·释乐》解骚，解决了两千年来的一个悬案。他还援引《论语·宪问》有关“子击磬于卫，有荷蒉而过孔氏之门者”的记载，以及司马相如对卓文君以琴声相诱的故事，继续以经证骚、以史证骚。章氏所得出的这个结论，得到楚辞学者的赞誉。姜亮夫称“此说最为有致”[53]，他虽然对《尔雅·释乐》的记载持怀疑态度，又对蹇脩以通假释之，但他仍承认章氏之说的高明。汤炳正系章氏后期弟子，对其先师此说确信不疑，并在《屈赋修辞举隅》中加以重申：
先生根据《尔雅·释乐》释“蹇脩”为钟磬乐声。以屈赋修辞的“拟人”惯例来看，当为不易之论。[54]
章氏师生所作的认定，实是以国学治骚的一大创获，遗憾的是他们的结论未能得到广泛传播，知之者较少。
章太炎博雅型诗歌研究体系的建立，具有双重意义：既是中国古代古文经学治诗历史阶段的终结，又为现代的先秦诗歌研究奠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