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中西方文化安全研究的学术史梳理
一、西方文化中的文化安全研究
早在古希腊罗马时代，文化研究就进入历史学家、人类学家的研究视野。18世纪，黑格尔就断言落后文化的出路之一就是“转化”或“进化”为其他更高级的文化，这种论述为后来的学者提出的“西方文化中心论”奠定了理论基础。文化哲学的创始人、意大利哲学家维科将文化创造活动放置在哲学范畴中来审视和研究。德国哲学家赫尔德则认为历史规律就是人的文化规律，哲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是人的文化。整体而言，此时的文化研究主张以人的民族文化的特性作为哲学的研究对象，揭示人类社会的文化创造活动，阐释人的精神世界。这些研究为其后文化哲学日益凸显其重要性奠定了理论基础。
英国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在19世纪提出了“文化进化理论”。他指出：“文化的发展规律不存在于具体的民族习俗和信仰中，而存在于文化的本质中，这种文化本质即知识、制度和工具、技术。人们研究文化规律，就是要说明知识、制度和工具、技术在不同民族中的发展，以此衡量不同民族文化发展的高下。”泰勒所提出的“文化进化论”为西方哲学家所欢迎，并以此理论为依据阐释和解说世界历史发展和演变的规律性问题，由此推演出著名的“西方中心论”。但是，“西方中心论”也受到过挑战，如德国著名的历史哲学家斯宾格勒、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美国当代著名文化人类学家鲁丝·本尼迪克特都批判“文化进化论”，他们推崇“西方中心论”，主张文化研究应重点考察民族的文化价值观念，而不仅仅停留在考察物质化的诸多要素，这种观点强调了各民族文化的特殊性和多元化。
旗帜鲜明地反对“西方中心论”观点的德国哲学家斯宾格勒指出，如果将人类文化的发展过程看成是单一线性的进化论，并用这种因果关系的机械方法考察文化历史的有机进程，这是与文化研究的发展背道而驰的。从本质上来说，西方文化不会优越于非西方文化，如中国文化、印度文化、巴比伦文化和埃及文化等。在此基础上，斯宾格勒提出了“文化形态学”，他通过对比分析世界上存在过的或者现在还存在的各种文化，分析这些文化在其发展演变轨迹上的不同之处和共性特征，以此归纳文化发展过程中有规律性和代表性的特征，并以此为起点进一步推演出西方文化及其他文化的未来命运。其后，汤因比在其著作《历史研究》中所提出的“文明模式论”，在批判“西方文化中心论”的基础上考察了这些文化起源、生长、衰退和死亡的发展各阶段的特征，阐明了各民族文化存在的特殊性和正当性。汤因比认为全世界有37种文明，提出了希腊罗马模式、中国模式、犹太模式、西欧模式等，承认欧洲文明只是世界各文明分支之一。值得注意的是，汤因比极其推崇中国文化，认为东亚有很多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一书的参考书目中有关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方面的书目列出有48种另一位领军人物是美国当代著名文化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她将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学和哲学等多个学科的思想与方法结合起来研究，提出了著名的“文化模式”学说。她提出人类文化各有其不同的价值体系和特征，呈现出多样性。每种文化内部的支配力量就是以“文化模式”为主导目的和内在结构的，它赋予人们的各种行为以意义，并将各种个体行为统合纳入文化整体法则之中。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研究侧重探索各种行动和思考方式的内在联系，即文化的整体结构，重视文化对个体人格形成的影响。她认为，呈现在世界面前的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体现了各种文化不同的民族精神内涵和外延，这些不同文化行为和价值观念其实都具有文化的相对性和存在的合理性。正是这种文化模式和观念的差异性将各种分散的文化元素整合起来，变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同时构成了不同民族文化的独特性与差异性的行为模式。
20世纪，梅尔赫尔·斯科维茨提出“文化相对主义”，即应该尊重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别，这也要求其社会成员对不同文化表示尊重和谅解以达成一种社会共识。他强调不同文化都有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还强调处理文化事务应以寻求理解与和谐共处为起点，不妄加评判或者肆意摧毁与自己所属或者喜闻乐见的文化形态不相吻合的文化。“文化相对论”倡导承认并尊重不同的文化，并在平等的基础上交流。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博厄斯进一步对“西方文化中心论”从理论逻辑上进行了质疑与批判，对“西方文化中心论”从学理上进行了校正与纠偏。博厄斯认为，人类现存的多种文化都是完整的具有“自性”和“我性”的文化，都有自己固有的价值系统和存在逻辑，都以特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及政治制度保障作为后盾。他还指出“文化相对主义”是相对于“文化普遍主义”或“文化普世主义”这两种学说而言的，任何一种民族文化都遵循一定的逻辑架构、世界观和道德观独立地发展着，其他文化的人们不应该用自己的一套文化标准审视或者衡量其他民族的文化，因为衡量文化没有统一的标尺，就像评判文化也没有普遍绝对的标准一样。通过梳理文化哲学领域中前人对文化研究的理论脉络发展，我们可以发现斯宾格勒、汤因比和本尼迪克特是顺应世界历史文化的发展规律，从而一步步从自然本体论的哲学深思发展到文化本体论的理性反思的，并从根源上更新了人们的文化研究视角。
现在让我们看看国家文化安全在自成一派之后的发展演变。西方文化安全研究起步于20世纪60年代。在所有文化安全研究的流派中，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可谓影响至深。葛兰西提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尤其是那些先进的具有较高民主程度的资本主义社会，其统治方式已经不再是通过以往的暴力，而是通过制定与传播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从而对市民社会进行“精神和道德的领导”。葛兰西认为新时代的统治者需要从经济、思想、文化这些非武力层面确立其垄断的霸权地位，包括国家文化霸权，于是“统治者获得了被统治者的认可，被统治者心甘情愿地接受其统治并诚服于其霸权”。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也为文化安全研究提供了一种思考途径。福柯对文化研究的另一个贡献是提出了“硬权力”和“软权力”的理念。他认为，西方社会制度的幕后黑手其实是一双隐形的权力之手，而那些宗教、法律和科学知识其实都是权力核心内幕之上的重重叠叠的面纱。福柯还指出了知识与权力的紧密关系，勾勒出权力对知识的掌控，他著名的“权力话语观”的理论为批判和观察资本主义文化提供了崭新的视角。其后，约翰·汤林森的《文化帝国主义》一书对“文化帝国主义”的现象和理论进行了学术梳理和批判性分析。该书以福柯和威廉斯的观点导入其对文化帝国主义所做的概念梳理，并介绍了文化帝国主义的实现途径，详细介绍了以文化帝国理念为支撑的帝国主义话语媒介、民族国家话语媒介。汤林森还引用了安德森和史莱辛格的论点，采用的具体实例是西班牙退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示威游行一事，他从文化认同、民族国家与文化、文化与时间、支配与文化自主等不同角度探讨文化帝国主义与民族性的关系。他还通过跨国资本主义与全球文化同质化对比、西方的消费文化和第三世界文化对比说明资本主义的结构性文化背景。汤林森提出现代性的模棱两可性，并指出现代性是现代文化的宿命，正是由于现代性的不尽如人意才出现了文化帝国主义对其现代性发展的论断与文化宿命的终极判断。
20世纪60年代的另一位著名文化哲学家是弗朗西斯·福山。他的代表作有《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信任：社会美德和繁荣的创造》和《大断裂：人类天性和社会秩序重构》等。他提出的“历史终结论”引起了学界的强烈反响。福山认为，西方的“自由民主的理念已无可匹敌，历史的演进过程已走向完成”。他宣扬西方的自由民主是世界所有意识形态中的最佳状态，也是文化进化和社会形态进化的终点。虽然这种言论受到西方社会和政府的欢迎，但是与社会发展事实并不相符。
为了反驳福山的“历史终结论”，美国学者亨廷顿提出了“文明冲突论”，他认为“冷战”之后，意识形态的冲突已经逐渐让位于文明（或文化）之间的冲突，文明（或文化）冲突已成为一切冲突的根源并构成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亨廷顿指出：“在后‘冷战’的世界中，人民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不是意识形态的、政治的或经济的，而是文化的区别。”“文明冲突论”强调“冷战”后世界政治冲突和文化冲突并行。他指出：“对于那些正在寻求文化认同和力图重新创造种族差异的人们来说，现实的或者假想的敌人是必不可少的，而潜在的最危险的敌人则会出现在世界主要文明（或文化）的断层线上。”美国主流文化认为，美国文化中的普世价值观（宣扬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和其市场经济已经为人们所普遍接受，美国要做的就是把美国式的政治模式和普世价值传输到其他国家，以解决文明冲突的问题，以美国化代替多元化。目前，西方特别是美国文化安全战略的基本定位及构想是强调文化认同的全球化，强调通过西方文化同化那些正在全力实现现代化的非西方文化国家或社会。这种观点提醒我们，在全球化时代给不同文化的发展带来了便利的同时，不能忽视随之而来的文化安全问题。当前，各国在相互交流、融合的过程中都会面对文化博弈的问题，而且会对国家对外关系造成一些影响，因此“国家文化安全”问题的研究进入了人类学家、国际政治学家、文化学家和教育学家的研究视域，成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和研究价值的核心课题。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爱德华·萨义德在《东方学》及《文化与帝国主义》中提出了“文化殖民理论”的思想。萨义德认为“西强东弱”式的文化预设使人们很容易得出一种“东方被西方文化殖民化”的悲观判断，他也与汤林森一样走入了设立“假想敌”的盲区。萨义德的理论对中国学者的影响颇深，但是我们不禁要问：各民族文化之间真的无法比较先进性吗？东方文化真的被西方文化殖民化了吗？笔者认为，经济的强弱与文化的强弱有一定的关系，但不是绝对的关系。至少在中国，答案不是肯定的。因为西方文化的精髓和根源在于基督教信仰。宗教信仰作为文化的终极支撑，表征着人类对终极关怀的渴望。萨义德就曾指出：“后‘冷战’时期，赤裸裸的殖民主义在全球都逐步消失，帝国主义只好换了一副面具，希望能以其他方式保持在原殖民地国家文化领域的影响力，一有机会，再向政治、意识形态、经济和社会活动等领域延伸辐射。”如萨义德所言，当今世界通过武装侵略和军事占领，不仅费时费事，还会引起国际舆论的谴责与外交争端。当今的军事帝国主义已经披上了朦胧的面纱，摇身一变，开始“通过文化印刷物的交流、国际旅行的开放及政治舞台上的公众讲演等方式逐步赢得后殖民人民”的支持。但是，在中国目前信仰自由的大环境下，文化侵略是否可行仍是一个悬念。
美国学者约瑟夫·奈于2000年提出了“文化软实力资源”的概念，这一概念的主要观点是“美国的价值观中的‘自由、人权和民主’是美国的指路明灯，而世界上其他国家都应该积极学习仿效其文化体制。美国软实力输出的世界排名遥遥领先，这种文化输出包括影视节目、艺术和学术著作及因特网上的大量信息”。他所撰写的著作《美国实力的悖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为何不能单干》和《信息革命与国际安全》提出了影响当下全球文化建设的“软实力理论”的观点，主要指“意识形态感召力”“社会凝聚力”“文化活力”及“全球范围的影响力”等。奈主张采用硬实力对内维系传统安全要素或采用软实力对外打击非传统安全要素。2002年和2004年，他又推出了《美国霸权的困惑：为什么美国不能独断专行》和《软实力：世界政治的成功之道》两本理论著作，强调文化软实力对国家发展的重要作用。奈承认其他国家同样具有软实力，所以在“世界范围内存在着不同国家的多元文化主义”的设想。但是，奈所谓的软实力是以GDP作为标准的，所以他认为文化安全大都以“外在控制”为手段。奈甚至谈及中国的孝道、权威主义、集体主义等传统文化理念，却回避了美国软实力的核心—美国精神的文化底线与文化扩张的意图。
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里提出“文化危机论”，他认为“美国资本主义已经逐渐丧失了其存在和发展的合法性，美国文化的根本是建立在视工作为一项神圣的事业的新教观念之上的，这种新教的观念中又衍生出一种道德补偿体系。而现在，这一切已被鼓励人们追求物质享受与奢侈生活的享乐主义所取代”，这些因素“构成了西方所有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性文化危机”。他反思了西方文化在发展过程中暴露出来的缺陷与危机。他指出人们开始怀疑它的绝对正当性，并开始质疑西方文化究竟是给人类带来希望还是毁灭。这为我们研究文化安全提供了一个非常客观、公允的视角。其后，理查德·谢弗提出了“社会整体论”的观点，认为我们应将世界和文化看作一个整体，因为全球面临着大量相互关联、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需要国家之间的精诚合作才能得到根本解决。谢弗认为，只有那些广泛的、和谐的和有凝聚力的文化，才能立足于未来世界文化体系的中心，这不仅是从文化的视角观察和考虑问题，还重视发展与世界的未来走向息息相关的文化品质和文化潜能。“在观察和分析一切价值观时都将之放置到文化的背景中去，这使文化视角成为分析价值观时有建设性意义的必要条件之一。……文化与那些决定着人类现在生存发展环境和未来世界体系建构的核心、价值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历史中，无数优秀的价值观和价值标准由于受到人们的认可和赞扬，而长存于历史的变迁潮流中，供世世代代的人们瞻仰和欣赏，学习这些受到人类普遍认可、经受住了时间与历史考验的普遍性真理和价值观。……这些原则和理想包括渴望智慧，追求知识，发现美和真理，追求尽善尽美，追寻完美和鼓励创造力，重视公正、平等和机会均等，提倡参与的多样性，发扬竞争中互敬互爱的风尚、陶冶逆境中不言弃的精神，渴望和平、长治久安，尊重他人的权利和传统以及追求高尚。”
其他有代表性的著作还有韦尔兹所著的《不安全的文化：国家、共同体和危险的造就》（Cultures of Insecurity: States, Communications and the Production of Danger）以及卡赞斯坦主编的论著《国家安全的文化：世界政治中的规范与认同》等，吸引着更多的学者关注国家文化安全的问题研究。
另外，还有很多有影响力的政治家和学者对国家文化安全的课题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如新加坡政治家李光耀曾说：“一个社会如果能够保留它的核心价值观，……将能促进家人之间、家庭之间，以及家庭与政府之间良好有序的关系的建立，这些关系的基本含义和重要性并没有随着时代而改变。”他认为，亚洲价值观反映出来的是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亚洲国家，尽管不可避免地要接收异质文化，但本国文化传统不可抛弃。如果这些亚洲国家能够在保持其独特的核心文化价值观的基础上超越欧美各国，就有可能再次建设辉煌的东方文化文明圈，并复兴亚洲价值观和东方文化观。
二、中国文化中的文化安全研究
文化安全的思想在中国古而有之，最早可以追溯到《周易》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其中，“自强不息”就是坚持民族独立，保持自力更生的立场，发展自我，决不对外来势力妥协，保持民族的主权和独立的意思；“厚德载物”就是要胸怀宽广，对于异己的事物持宽容的态度。这应该是中国历史上最早表现出来的坚持国家文化安全和民族独立的思想源头。《周易》将宇宙中的元、亨、利、贞看成自然中最和谐的完美状态，称为“太和”。王夫之也就宇宙的本质提出“合同而不相悖害，浑沦无间”。儒家思想中心提出的“天人合一”是最完美的和谐境界，认为人道必须合乎天道。孟子则认为“人只要能尽性就能知天”，就能“与天地合其德”。当时的哲学家、思想家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都比较一致，他们都认为人与自然的和谐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国家的和平、社会的稳定及文化的安全状态。这些都说明了维护儒家思想主张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达到自然界内部要素之间、自然界和人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平衡和谐，才是一种最安全的状态，也是实现国家之间和睦相处、不同文化主权不被侵犯的重要基石。
《礼记·礼运》也对理想化的社会模式和人际关系做了描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这里所说的“大道”就是历代薪火相传的中华文明核心价值观的“道”。《礼记·礼运》还写道：“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它指出，人与人之间的融合和摩擦、同情和调适、借鉴和互助等关系构成了人的交往与合作关系，也成了人类相互依赖、共同生活及社会和谐发展的基础。这种“道”的和谐是我国文化传统中的瑰宝，也是历代以来中国促进世界和平、维护文化安全的必要精神支柱。孔子在《论语·卫灵公》中有一段著名论述，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这也是历代文人志士舍生取义思想的源头。中国“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思想蕴含着为了国家大义而不惜牺牲小我、为了民族安全而不计较个人利益的民族文化气节。特别是面对外侮来犯，中华民族特别能表现出舍生取义的民族豪情，这也是中华民族精神中最优秀的部分，是中国人脊梁的最佳体现。
墨家经典中心有体现国家文化安全的著名言论，翻开《墨子》一书便可知晓。《墨子》的主要作者是墨翟，他在该书中整理阐述了墨家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独特世界观，体现了“知行合一”的实践哲学理念。《墨子》一书共15章，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兼爱》《非攻》《尚同》《尚贤》《节葬》《非乐》等篇。墨子明确提出的“非攻”“兼爱”等理念蕴含着丰富的中华民族精神的精髓。“兼爱”指平等无差别的爱，这种爱体现了一种宽以待人的宽容精神，要达到“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是故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君臣相爱，则惠忠；父子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和调，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放贱，诈不欺愚”的社会理想，也提出了“为人君必惠，为人臣必忠，为人父必慈，为人子必孝，为人兄必友，为人弟必悌”的理想伦理道德，这种对人、对社会的理想化的要求的提出是非常具有前瞻性的。墨家思想注重自强不息精神的培养，“志不强者智不达”。对于个人来说，需要做到意志坚强，有大谋略，才能成大事情。“又欲上之强听治也，下之强从事也。上强听治，则国家治矣；下强从事，则财用足矣。”国家统治者按照治国的方略来制定发展方向和计划，国民能执行之，则可以成事。这体现了如果上下一致，则国泰民安、风调雨顺，社会环境亦可谓大同。
我们可以这样解读，一方面墨家思想承认文化具有多样性，认为文化会随区域、民族的差异而呈现出不同的形态。不同文化共存与交流时，要主动筛选、吸收优秀文化，这并不会损害我国的文化主权，相反，会有助于维护文化主权不受他国的侵蚀，保证一国独立和完整的文化主权。另一方面，墨家思想认为，文化主权是一个国家所有主权中重要的一部分，是文化安全的核心、根源和研究起点。它的强弱关系到一个国家民族凝聚力的强弱及精神动力的存亡，所以应维护国家各文化要素在文化互动中的相互制约与相互影响力，以保证国家文化主权的完整性和独立性。
更难能可贵的是，墨家思想还特别强调了知识分子在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中的重要作用，“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务，将在于众贤而已”。国家如果有贤良的“士”，即学而优的知识分子，国家的治理也有望实现。如果这样的贤良之士少，则国家的治理很难实现。所以—个国家的治理落在细微处就是集合众多贤才，共谋大事。“士虽有学，而行为本焉。是故置本不安者，无务丰末。”知识分子不仅拥有渊博的知识、深邃的思想，更重要的是具有强烈的社会使命感与事业追求，能为国家贡献一己之力。如果不能为国出力，从文化安全的角度理解，就不能维护国家主权的独立和文化主权的安全，更谈不上什么功勋了。这些言论深刻说明了墨家思想中所蕴含的热爱和平、自强不息、诚信互助、友爱宽容的文化精髓。墨家精神号召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凝聚力，促进民族文化的认同感，维护我国的文化安全。
其后，历代很多文献经典中都蕴含着有关国家文化安全的思想的论断，如明代大儒王艮曾在《明哲保身论》中写道：“知保身者，则必爱身如宝。能爱身，则不敢不爱人。能爱人，则人必爱我。人爱我，则吾身保矣。能爱人，则不敢恶人。不恶人，则人不恶我。人不恶我，则吾身保矣。能爱身者，则必敬身如宝。能敬身，则不敢不敬人。能敬人，则人必敬我。人敬我，则吾身保矣。能敬身，则不敢慢人，不慢人，则人不慢我。人不慢我，则吾身保矣。”这是从个人角度来描述的朴素的文化安全论，以己度人，如果我尊重别人，别人也尊重我，如果维护别人的安全，则自己也安全，这种敬人保身的思想正是哲学理论上文化安全的起点。
《明哲保身论》又将该思想进一步提升到治国平天下的高度。他说：“此仁也，万物一体之道也。以之齐家，则能爱一家矣。能爱一家，则一家者必爱我矣。一家者爱我，则吾身保矣。吾身保，然后能保一家矣。以之治国，则能爱一国矣。能爱一国，则一国者必爱我。一国者必爱我，则吾身保矣。吾身保，然后能保一国矣。以之平天下，则能爱天下矣。”这里用类比的方法指出“保身”，其实“治国”“平天下”都是一脉相承的，同理推演，只有不破坏对别国的安全，我们国家才能安全，只有以治理吾国之心态揣度天下，才能“安天下”。这种远大的对人生、对社会、对国家命运的思考是我国学者忧国忧民的优秀典范。
他最后总结了“保身”“治国”“平天下”三者之间的关系：“能爱天下，则天下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莫不尊亲，则吾身保矣。吾身保，然后能保天下矣。此仁也，所谓至诚不息也，一贯之道也。”他将个人的生命周遭层层推进到公理大道，由私德推演至公德。这些大道中共同的道理就是“一贯之道”，只不过推己及人，由私到公，适用于不同的领域，人的境界不同罢了。
但凡时局动荡，文化激进，各种思潮风起云涌之时，民族国家的文化安全问题就比较突出。19世纪初期，中国就面临着这样的巨大变动，文化危机频现，马克思曾在《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中对此根源做了一番阐释：“与外部世界完全隔绝是保存旧中国体制的重要条件，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发动的战争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旧中国面临的必然是社会的分崩离析，正如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损毁一样。”封闭落后的中国在西方的枪炮声中心迎来了咄咄逼人的西方文化。中国的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的冲击的感受是颇深的。李鸿章曾在奏折中对这场中国几千年来的冲击传统文化的现象发出了感叹：“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薛福成也说：“近数十年来，火轮舟车无阻不通，瀛寰诸国互为比邻，实开宇宙之奇局。”这忧国忧民的呼声中提到的“奇局”“变局”“局”实际就是指中国军队失利，割地求和，赔款辱国的境遇，而且伴随而来的必然是传统文化受到很大冲击，极大地打击了民族自尊和自豪感，使中国人对自己国家、民族的骄傲以及“泱泱大国的国威”受到了重挫。中国传统的文化价值观、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中国绵延几千年的生活方式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质疑和责贬，人人以洋为美、以洋为佳，崇洋媚外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陈作霖在《秉烛里谈》中曾对当时的社会生活面貌做了一番描写：“凡物之极贵重者，皆谓之洋，重楼曰洋楼，彩轿曰洋轿，衣有洋绉，帽有洋筒，挂灯曰洋灯，火锅名为洋锅，细而至于酱油之佳者亦名洋酱油，颜料之鲜明者亦呼洋红洋绿，大江南北，莫不以洋为尚。”胡祥翰的《上海小志》也记述了当时西方物质输入，文化输入对中国造成的影响：“有轮船而沙船淘汰，有洋布而土布淘汰，有洋针而土针淘汰，有皮鞋、线袜而钉鞋、布袜淘汰，有火柴而火石淘汰，有纸烟、雪茄而水烟、旱烟淘汰。”这种变化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几千年来传统的文化景观和社会风貌。这种由外而内、由物质到精神的文化阉割对传承了几千年的中国文化形成了一次重创，流毒直至今日仍未灭绝。
20世纪初期，传统的文化传承被外来文化冲击，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开始反思本阶段的文化问题、文化危机，并苦苦求索文化振兴之路，向西方取经问宝寻求文化的重生之路。这段时间，中国文人对文化反思和文化重建的文章著作颇多，如1922年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一文中反思了中国文化此时求变、求发展的进程，他提出近代中国学习西方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国人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这种感觉从鸦片战争后渐渐发动，到同治年间借了外国兵来平内乱，于是曾国藩、李鸿章等一班人觉得外国的船坚炮利，确是我们所不及，对之有舍己从人的必要，于是大力兴办福建船政学堂、上海制造局等新式学堂，并开展了洋务运动。第二阶段是国人开始意识到器物不足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而制度上的不足才是落后挨打的根源。自从和日本打了败仗后，国内民众真像睡梦中被打了一个霹雳，个个都在困惑，堂堂中国为什么衰弱到这种地步，最后归结为政制不良，所以拿“维新变法”做号召的旗帜，在社会上开展运动，那些急先锋中就有康有为、梁启超，所以就有了自上而下的戊戌变法，由于顽固势力和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这场利国利民的革命运动流产了。第三阶段是国人发现体制革命无法进行下去，便掉头从文化上找问题，于是便有了新文化运动，文人学者纷纷为其助威，创立了一系列进步刊物，如《新青年》等，加大了对“民主、科学、人权、自由”等理念的宣传。新文化运动揭开了几千年来东方文化传统面对西方文化冲击的序幕，两种文明体系在中国文化阵地上发生了激烈的交锋。新文化运动一方面打破了旧思想，依仗西方文化反对旧文化；另一方面唤醒了民众，提高了民众对新文化的接受度和学习积极性。新文化运动的另一个贡献是重新审视了传统文化，对传统文化进行了自我反省。新文化运动作为典型的民族救亡图存运动，由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进行积极探索，但在剔除旧文化糟粕的同时，有些矫枉过正。
比如，陈独秀曾说：“盖吾人自有史以迄一九一五年，于政治，于社会，于道德，于学术，所造之罪孽，所蒙之羞辱，虽倾江汉不可窥也。”他在《新青年》杂志发表的《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中心提出：“西方文明以法治为本位……东洋民族以感情为本位……西方文明肯定要比东方文明先进，中国文化若是决计荣新（革新），一切都应采用西洋的（照搬西方文化），……不必拿什么国粹、什么国情的鬼话来捣乱。”鲁迅认为民族的劣根性一旦形成，想要把它彻底根除无异于痴人说梦。中国民族现在的衰败其实早在几百代前就种下了种子，因此如果中国民族（人民）不“扫除了昏乱的心思和助成战乱的物事”，那么依照自然法则的演变规律，就会“请他们灭绝，毫不客气”。从这个时候起，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文化的贬低、对西方文化的推崇已经到了极为明显的地步，文化安全问题也日益突出。
当时，有学者把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一切落后、腐朽的东西都归咎于语言问题。于是，有的学者主张将汉字拼音化，用拼音文字取代汉字书写；有的提出了汉字简化方案。目前，在中国大陆所使用的简化字就是这种文化激进主义的结果。现在，中国香港、台湾还保留着使用繁体文字的习惯。这些寄托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基本要素—汉字都被改动了，这无异于语言文化精髓的自我阉割。庆幸的是当时中国没有废除汉字，也没有用字母取代汉字。虽然“废灭汉文”以“汉字简化”这种理念有过激的成分，但对文化文字向普通民众传播有着极大的功劳。“白话乘了这个机会，居然减去了许多敌人，反而没有阻碍，能够流行了。”
这其实正应了鲁迅的关于“开天窗”的比方：你要开窗子，主人不肯；你说是要把屋顶给掀掉，天窗就开成了。但对这种“开天窗”的方式带来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危机的副作用不可忽视。闻一多当时曾指出：“我国前途之危险不独在政治、经济有被人征服之虑，且有文化被人征服之祸患。文化之征服甚于其他方面之征服千百倍之。防微杜渐之责，舍我辈其谁堪任之！”这句振聋发聩的提醒直至今日仍对外语教育中的文化安全起着警示和借鉴作用。蔡元培也曾对留学生说：“吾国学生游学他国者，不患其科学程度不如人，患其模仿太过而消亡其特性。所谓特性，即地理、历史、家庭、社会之影响于人之性质是也。学者言进化最高级为各具我性，次则各具个性。能保我性，则所得于外国之思想、言论、学术，吸收而消化之，尽为我之一部，而不为其所同化，尽吸收其优点，且发达我特性也。”他鼓励学生有自己的判断，面对西方文明，既要学习，又能保留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做到兼收并蓄。蔡元培对文化安全的担忧现在看来是具有前瞻性的，他对中国文化的命运的预测直到今日还是具有指导意义的。
对中国文化有着强烈的生命关怀和担当的钱穆先生以其对中国文化命运的敏感感触和忧患意识，指出一旦中国的文化传统被国人抛弃，就会产生一大批西式的技术人才，中国也就把灵魂卖给了西方社会。一个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的危机总是伴随着文化安全危机的，当一个主权国家的安全遭到侵略者的破坏，国家、民族遭到军事威胁与政治遏制、经济掠夺时，文化侵略也不可避免。这种危机对民族文化存在的合理性与根基的稳定性造成了重大威胁，同时这涉及主权国家的主流文化价值体系是否会解构、主权国家的安全状态和文化安全的维系等重大命题。
我国学术界对文化安全的研究起步于1999年，最早开拓该领域研究的是林宏宇教授发表的《文化安全：国家安全的深层主题》一文。其主要观点是“文化渗透是霸权主义国家控制和危害他国国家安全的重要手段之一”。他以不同时期的先进文化为例，阐述了文化优越感和自豪感的重要性，从而提出“弘扬传统文化，反对全盘西化和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等是解决文化安全问题的方法和对策。2004年，石中英教授系统阐述了对文化安全核心、概念和理论范畴的综合见解。他提出，国家文化安全有广义和狭义两种解释。广义的国家文化安全指“国家内的文化安全”，即主权国家的主流文化价值体系化及建立于其上的意识形态、社会基本生活制度、语言符号系统、知识传统、宗教信仰等主要文化要素免于内部或外部敌对力量的侵蚀、破坏和颠覆，从而确保主权国家享有充分完整的文化主权，具备同国家政治、经济发展协调一致、良性互动与不断创新的文化系统，并在人民群众中间保持一种高度的民族文化认同。狭义的国家文化安全指“国家文化的安全”，特指作为一种政治实体的主权国家的国家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基本政治制度、人民群众的政治认同及国家形象等主要文化要素免于内部或外部敌对力量的侵蚀、破坏和扭曲，从而确保作为政治实体的国家在其主权范围内也包括在国际上享有比较高度和一致的合法性认同。尔后，又从国家文化主权、文化认同等方面进一步阐释了国家文化安全的内涵，并提出了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重要意义，对国家来说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是增强民族凝聚力的必要条件，对全人类来说，也是保存人类文化多样性的必由之路。这个观点为我们研究文化安全铺设了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础。胡惠林教授出版了一系列专著和论文，包括《文化政策学》《文化产业发展与国家文化安全》《文化产业发展的中国道路：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理论与实践研究》《中国国家文化安全论》《2009年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和《2010年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胡惠林教授从内因和外因外两个不同层面阐释了我国文化安全问题的形成与演变历程。就内部因素而言，虽然鸦片战争是一个导火索，并由此揭开了近代中国国家文化安全使命的序幕：鸦片战争使外部的文化威胁和文化隐患实体化成了我国文化安全的现实性问题；就外部因素而言，我国的文化安全体系成型于“冷战”后国际关系与国际文化矛盾的动态平衡之中，全球化和“冷战”思维共同影响着我国文化安全体系的变迁和发展，并引发了中国新的文化安全危机。沈洪波教授从全球化研究中延伸出对国家文化安全的独特视角，撰写了大量的相关学术论文，如《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家文化安全问题》《全球文化方法与国际关系领域的文化研究》《国家文化安全之“安全困境”探析》《文化全球化与中国国家文化安全》和《经济全球化形势下我国国家文化安全问题》。他认为，在全球化时代，文化研究应将文化置于经济和政治的环境之中，不同学科、不同领域的学者应关注更深层次的文化群体、种族文化、多元文化和跨文化研究。
另外，郝良华教授和于炳贵教授合作出版的著作《中国国家文化安全研究》一书中的观点非常鲜明，从全球化背景下解读中国国家文化安全的现状和隐患，然后从政治学角度特别是从邓小平理论中寻找解药，试图通过文化创新实现文化发展和文化安全维护。赵子林的博士论文《邓小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思想论析》明确指出为了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积极构建，我们需要进一步加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研究，在全社会应牢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指导的主流价值观体系，并提出主流价值观对国家文化安全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韩源教授近年来将研究重心转移到“全球化与国家文化安全”“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全球问题”“全球化与国家形象”等主题上。他指出，国家文化安全语境下的文化包含三个层次的安全内涵：意识形态安全、民族文化安全和公共文化安全。他还认为国家文化安全问题凸显的全球化根源有以下两点：第一，全球化潮流中国家文化利益应该如何保存；第二，全球化加剧了各国之间对文化利益的追逐与争夺。潘一禾教授的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文化研究、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其著作《文化安全》探讨了我国当前文化安全研究的四个主要层面：“政治文化安全”层面、“语言和信息传播安全”层面、“传统文化安全”层面和“国民教育体系安全”层面。戴晓东教授则从跨文化交际角度来研究文化安全，从全球化视角观察国家文化安全，并从文化身份认同的角度对该问题做深入阐释。李金齐教授从文化哲学的角度对文化安全、文化自觉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的哲学思辨，其论文《全球化进程中我国文化安全的现状与对策》从全球化角度对我国的文化安全现状和对策进行了系统分析和解构，他的论文《全球化与我国文化安全》从文化哲学的角度指出文化安全既包括文化主体自发进行着的文化创造、文化管理、文化交流和文化传播的方方面面，又包括文化主体对社会传统文化价值、文化制度等的继承和延续，《文化安全：一个关乎国家存亡的现实问题》中指出了文化安全的重要意义。另外，刘跃进的《解析国家文化安全的基本内容》一文提出了国家文化安全的主要内容包括语言文字安全、风俗习惯安全、价值观念安全和生活方式安全四个方面。刘宽亮、岳澎在其共同撰写的论文《关于文化安全问题的学理探索》中，提出文化安全问题的出现首先是基于文化生存空间的争夺，其次是基于文化模式及各种文化特色的差异性，再次是基于文化的工具价值角色的差异性，最后指出文化安全问题的出现是当今社会环境和国际关系发展的产物。因为文化安全问题是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必然产物，也与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发展有着一定的关系。吴满意、孙程芳、谢海蓉在《中国文化安全面临的挑战及其战略选择》中提出，国家文化安全的构成应是“主流文化安全、亚文化安全和社会思潮安全”三大板块。这个研究视角比较开阔，将中国文化安全放置到世界关系的视域中去了。宋效峰的论文《文化全球化与中国的文化安全》延伸了前人的研究成果，提出文化安全的内涵应涵盖“传统文化安全、政治文化安全、意识形态安全、民族文化安全”等众多层面。马振超教授的论文《非传统安全问题凸显与维护我国国家安全的应对思考》将文化安全的内涵放置在三个不同的层次进行阐述：一是社会政治制度及意识形态领域，即国家能否独立自主地选择政治制度、能否自由决定自己的意识形态及能否选择自己的社会价值观等；二是社会文化的内涵领域，即国家能否独立自主地选择与其历史传统相匹配的文化制度并自主制定相关文化政策，支配和利用民族文化资源（包括历史遗迹、传统建筑、历代文化典籍及知识产权产品等），以及制定具有前瞻性的国家文化发展战略；三是个体精神心理内涵层面，包括学术思想和学术自由、知识产品和知识产权、民族个性和民族心理等。其他著作还包括陆忠伟的《非传统安全论》、阎学通的《中国国家利益分析》、金钿的《国家安全论》、王逸舟的《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安全》、马维野的《全球化时代的国家安全》、孙晶的《文化霸权理论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