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德阳地区的历史移民与方言互动

文化传播学派的先驱F.拉策尔认为：“一切的民族连同自然民族都有其历史性，有必要研究他们的遭遇，这些遭遇大部分是迁徙的结果。民族及文化在迁徙时，互相接触互相影响，其相互影响程度，往往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4]吴安其（2006）认为：“方言的地理分布和行政辖区、社会的变迁有着密切的联系。解释古代行政辖区、人群迁徙和现代方言关系也就成为现代方言学的一部分。”“不同类型的文化从相互隔离进入渗透和交融状态，其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人口的迁徙，亦即移民。……人口的迁徙在促使文化发展的同时，也使语言发生很大的变化。方言是语言逐渐分化的结果，而语言的分化往往是从移民开始的。”[5]因此，人口的迁移和流动是影响语言变异的重要因素之一。

一 德阳地区移民史概述

从秦到宋末，四川地区陆续有外来移民的迁入，这些移民主要来自西北或北方。到了汉朝，蜀地方言成为汉语一大方言区，这一时期的蜀地受秦的影响在语言上有所变化，向中原语言靠拢，形成秦晋陇冀梁益方言片区[6]。崔荣昌（1996：9）将这一时期的四川方言称为“巴蜀方言”，而这一时期的巴蜀方言是在秦汉时期，由于华夏族大批移民落户巴蜀之后，才逐渐孕育形成的。刘晓南（2008）认为，宋代的西音应该是继承秦汉时期西部秦晋梁益音系而来，属于西部方言的一支。而四川地区在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移民潮是在元明清时期，这个历史阶段的移民具有数量巨大、来源复杂、延续时间长、分多次填入等特点，对四川地区包括德阳地区的文化、人口、经济、方言等方方面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元末明初入川移民

四川地区经历宋元、宋金战争的蹂躏，人口锐减。《中国人口通史》载：“南宋嘉定十六年（1223年），四川地区有人口1322万，经蒙军反复围剿之后，到元朝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统计，人口大约只有85万，耗损人口达93%。”人口的锐减使得许多州县因此民稀荒废，到公元1282年，“十月，以四川民仅十二万户，所设官府二百五十余，令四川省议减之”。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开始减并行政机构。元初四川地区降府为州，降州入县的政区有15个，减并的县达77个。在此之后，元末明玉珍带领属下军人及招抚的乡亲子弟自湖北麻城、黄州一带移入四川，再到明初洪武年间，大量移民开始填川，移民来源仍以湖北为主，其中多为麻城人。据黄友良（1995）考证，明洪武五年至洪武十四年10年间为最高峰，四川总人口增长155.83%，达146.45万人口。苏东来（2010）根据清嘉庆《四川通志》卷44—47《舆地志·陵墓》收集到的24例元明时期的四川墓志，通过对墓志内容的分析，发现其中22例中的家族均自元末明初来川，其中因避乱来川的最多，就迁川的祖籍来源看，湖广麻城迁来的最多，其次是江西。这些家族在迁川时间上（多在元末明初）、祖籍地上（多集中于发达的江淮流域）及迁川原因上（多由于避兵乱、战乱迁川）几乎具有同样的移民背景。“四川自宋元战争始，终元一代及至明朝初年，人口一直呈大幅下降趋势。元末农民起义首先爆发于富饶的江淮流域，围绕这一地区，红巾军与元军之间及红巾军各部在此地不断进行反复争夺，使该地区人口大量逃亡。而此时的四川在明夏政权的庇护下相对稳定，从而吸纳了大量的江淮移民。”

德阳地区县志多为清代所修，对元末明初移民的记载甚少，但我们仍然可以从这些零星的记录中窥见当时德阳地区人口锐减，外来移民大量填入的情况。清《绵竹县乡土志》：“罗天宝，元末由湖广入蜀，始迁嘉定乐山，后迁绵竹。”清嘉庆《中江县志·祠庙》及民国《中江县志·纪事》均载：“王先世楚之荆州公安人，居其县南。洪武初，祖安富携二子……移家入蜀，抵中江黄柏坡。时兵荒之余，人烟几断，乃结茅且止。开榛莽，得古瓦屋三间，安富定家焉。”明万历年间中江广福人王惟贤撰《铜山乡闲祠记》（今中江县境内存石刻）中记载：“继遘元兵荼毒，吾土人烟几熄。”“军所至，但有发一矢相格者，必尽屠之。蜀人如余玠、杨立诸坚守不下，故川中受祸独惨。明初中江开设，土著人户止七八家，余则自别省流来者。”[7]战祸使得川中德阳地区人口受损严重，个别州县因人口数量急剧减少而被合并或降级。如中江县在明以前归潼川府辖，而到明洪武九年（1376年）改潼川府为直隶潼川州。什邡于洪武十年（1377年）并入绵竹县。我们结合整个四川地区当时移民的情况来看，德阳地处川中，大部分区域位于成都平原腹地，吸引了大量外来移民迁入。

（二）明末清初德阳地区的移民

1.移民背景：战乱和灾荒使得本地人口锐减

明末清初，从崇祯初到康熙二十年，持续数十年的战乱及天灾造成整个四川地区人口锐减。“清初四川人口残存约10%，约50万人”。[8]德阳地处成都平原腹地，成为明末战争频繁地区。天灾人祸，使得本地区人口大量减少。

（1）明朝崇祯年间张献忠农民起义军，在德阳地区作战频繁

民国《中江县志·纪事》载：“献忠攻罗江不克，走绵竹、嗣昌至顺庆。诸将不会师，贼转掠至汉州，去中江百里。守将方国安避之去，贼遂纵掠什邡、绵竹、德阳、金堂间，所至空城而遁，全蜀大震。”“川中自献贼乱，列城内杂树成拱，狗噬人肉。若猛兽虎豹啮人死辄去之，不尽食也。民逃深山中，草衣木食，遍体皆生毛。”

民国《中江县志·祥异》载：“清顺治元年甲申六月后，四川日月无光，赤如血，北斗不复见。有大星出西方，芒炎闪耀，摇漾不定。时张献忠屠蜀，贼灭后星乃隐。”

清末《中江乡土志·兵事录》载：“明末献贼之乱，县城横被屠戮，邑民流离转徙，得生还者不过千之一二而已。”

民国《中江县志·杂记》载：“崇祯末，有处女不知其姓，遭献贼乱，与其叔避与治西密峰山中。未几叔死。女居山洞，食果木，衣棕皮，不见烟火者数年……顺治庚寅（1650年）邑民赵起瑞，偶见于山间，约数人纵迹之，得诸洞中，携之归。”

民国《绵竹县志·建制》载：“崇祯十五年，知县陆经术于税粮中酌派千余缗两，……庚辰春正月动工，中秋告竣，周围七百寻，高一丈八尺。至流寇张献忠犯蜀，城乃陷。”

民国《绵竹县志·杂录》载：“清顺治元年甲申六月四日，日月无光，赤如血，北斗不复见，有大星出西方，芒炎闪耀，摇漾不定，时张献忠屠蜀，贼灭后星乃隐。五年戊子及巳丑，全蜀大饥，人民出食逃亡几尽。”

民国《重修什邡县志·建制》载：“清顺治元年甲申五月，故命南京诸臣尊立福王，改元宏光。命故大学士王应熊督川湖军事，兵力弱，不果行。献忠在蜀，陷涪州、屠重庆，三月十五日，攻克成都，蜀王宫被难。忠遂僭号大西，改元大顺。冬十一月庚寅，即伪位。诡开科取士，至集青羊宫，尽杀之，笔墨成邱冢。又杀各卫籍军九十八万人。遣将分屠州县。明年乙酉，七月十五日屠汉州，八月十五日屠什邡。将卒以杀人多少论功，以右手为验。故常百方钓诱，设计屠戮，遂致士民殆尽，野无烟火。”

罗江李氏祠堂《李氏宗祠敦本堂存颐》碑文载：“后值流寇张献忠作乱，人多逃亡。……是时，贼众猖獗，焚掠殆尽，民食无所处，惟匿迹深山，采树皮草子充饥。公在石权数年，值蜀中平定乃归住河村坝。”

以上为部分旧志中记录的关于张献忠屠蜀的内容，张献忠三次入川，分别在1634年、1639年和1644年，对成都平原地区进行屠戮，德阳县为大西政权所属地。德阳地区人口受此战乱的影响，数量锐减，损耗严重。

（2）除了战乱，还加上天灾，使得德阳地区的人口再一次遭受大量损耗

民国《中江县志·祥异》载：“顺治五年戊子及六年己丑，全蜀大饥，人民相食，逃亡殆尽。乾隆四十三年戊戌，蜀中大饥，斗米千钱，遍郡邑立人市，鬻子女。蜀秦称沃土，此岁凶荒，为百余年仅见之事。”上述内容表明，战乱和天灾成为德阳及整个四川地区土著居民人口锐减的重要原因。

2.政府招徕，大批移民填入德阳

明末清初川东、川中及德阳地区人口受损严重，为了增加人口，恢复生产，清政府倡导并组织的大规模移民四川的活动拉开了序幕。“康熙七年，四川巡抚张德地请求朝廷扩大招垦范围，鼓励湖广等外省农民进川垦荒。康熙十年，川湖总督蔡毓荣提出放宽招民授官的标准，并延长垦荒起科的年限，大大鼓励了官员招徕移民的积极性，大规模的移民填川由此展开。”（葛剑雄1997：370）中江《赵氏家谱》中有附录《清圣祖仁皇帝招民填蜀诏》：“……独痛西蜀一隅，自献贼蹂躏以来，土地未辟，田野未治，荒芜有年，贡赋维艰。今特下诏，仰户部饬行川省、湖南等处文武官员知悉： 凡有开垦百姓，任从通往，毋得关碍阻挡，俟开垦六年外，候旨起科。凡在彼官员招抚有功，另行嘉奖。康熙三十三年岁次甲戌正月诏。”同时，清政府也对赋税制度进行改革，康熙五十年（1711年）政令：“圣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清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又实行“地丁合一，摊丁入亩”政策，第一次使人口与赋税脱离直接关系，大大促进了人口增长。从这些资料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清政府实施的移民垦荒政策最迟，在公元1684年就已经在德阳地区开始实施，这场移民活动从清初开始，大概到道光年间为止，规模浩大。在清政府的招徕政策下，德阳地区各区县都吸纳了大量外来移民。但这一次的移民与明初移民来源有所不同，除了湖广地区来的移民，还有来自江西、广东、陕西、福建等地的移民，移民呈现多元化特点。据曹树基（1997）考证：“至乾隆四十一年，四川地区土著占总人口的38%，而移民占62%”[9]。由此可知，德阳地区地处成都平原，吸纳了大量外省籍人口落户。正史中关于德阳地区这一时期的记载有限，我们从地方旧志中还可以找到一些线索。

（1）德阳县（今旌阳区）外来移民概况

德阳县属成都平原腹地，位于成都平原东北部。同时，德阳是古蜀道上重要的交通要道。诗圣杜甫在《鹿头山》一诗中描写了德阳的地理条件优越“及兹险阻尽，始喜原野阔”。由于德阳地区在地理位置上的特点，在当时土著居民稀少的情况下，加上清政府实行的招徕政策，德阳地区吸引了大量的外来移民来此聚居。据民国《德阳县志·风俗》载：“旧志云：德阳民兼五土，聚族而居。”清同治十三年《德阳县志·风俗》“称谓”条下：“人少土著之家，地多杂处之民。”又据清光绪《德阳县续志》卷三所载《陕西会馆祀田记》：“德阳土著之民千百中不一、二见。……时朝廷功令，听他省人入蜀报垦。”旧志中对当时招徕有功的官员也有所记载，清《德阳县乡土志·政绩录》：“屠直，汉中城固进士，康熙八年上任。时距兵火未远，荆棘丛生，人烟寥落，招徕抚绥，民皆乐业。”“冷宗昱，黄陂进士，康熙三十九年上任。清廉不苛，时县境土广人稀，宗昱竭尽心力，招徕开垦。”我们从清代德阳县人口的增长数量也可以看出当时各方迁来德阳的人口众多。[10]见表1-1。

从表1-1中可以看出，清初以来德阳人口持续增长，尤其从雍正到嘉庆元年期间人口增长迅速，外来的移民充实了旌阳地区的人口数量。而这些外来移民的原籍是何处？我们从德阳旧志关于氏族来源的记录中找到一些关于德阳地区具体家族落户此地的记载，清末抄本《德阳县乡土志·氏族》中有部分家族迁移的相关记录。见表1-2。

我们从表1-2中的内容可以看出，旧志记录的迁往德阳地区的外来移民迁入时间主要在明末清初至清嘉庆年间。从移民的来源来看，主要以湖北及湖南地区居多，其中迁自湖南的有9例，迁自湖北的有8例，且多来自湖北麻城，迁自广东的有7例，迁自福建的有4例，迁自陕西的有3例，迁自安徽和甘肃的各1例。另德阳《大井乡志》记载，清代从外地迁来有29个宗族，其中湖广地区有14个，广东13个，陕西2个，且这29个宗族中有24个是清康熙、雍正和乾隆时期迁入的。[11]

（2）中江县外来移民概况

中江县位于德阳地区东南部丘陵地带，地理位置相对偏僻，但清初人口受损严重，据民国十九年《中江县志》记载：“顺治三年，中江县人几近逃光，……顺治六年，有杨可举返归，邑境人稀地广，朝夕与居者，惟投诚数百余人。”但在清政府官员的招徕下，吸引了大量外来移民在此落户。据清嘉庆《中江县志·政绩》载：“李维翰，字西屏，康熙丙戌年由司铎陛任中江。是时旧户不满数百，皆疮痍凋敝之余，嗷嗷待哺。且先后招徕驯顽不齐，遂致开荒占孰，讼端日起。维翰莅任，痛绝苞苴，履亩亲查，拨真荒以安新民，禁侵夺以安土著。”清《中江县乡土志》：“李嗣熊，字梦叶，顺治初……召集流亡练乡。”“戴廷对，字存赤，……且因疮痍以后，抚绥数年，桑麻遍野，楚民至今德之。”

我们从清嘉庆《中江县志·户口》中的人口记录可以窥见当时外来移民填入中江对当地人口数量产生的影响，见表1-3：

从表1-3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清朝初年中江人口的锐减，康熙初年人口仅62户，随着政府招徕及外来移民的迁入，到嘉庆十七年，人口数量达到15966户。清道光十九年（1839年）《中江县志·田赋》载：“现计承民户男55319丁，妇51517口，共计男妇106936丁口。”这仅是当时纳税丁口，不承粮户的人口还未计算在内。我们从这一时期中江地区人口的快速恢复看到当时外来移民对当地人口数量恢复的重要作用。

另外，旧志和部分家谱中也有关于当时外来移民落户中江的零星记录。民国《中江县志·风俗》载：“吾邑多由闽粤楚赣而来，先至者或恣睢自雄，今则靡相龃龉，互通婚姻。”中江唐氏清道光《唐氏族谱·序》载：“明永乐年间，由江西迁湖南，康熙五十八年弃楚迁蜀，由潼川府入中江。”民国《中江县志·行谊》记载了部分清朝时期中江地区的人物及迁蜀经历：“王安国，祖父之章，博学能文，自楚来蜀。”“刘必闻，性孝友，乐施与，家贫，有兄六，幼析居。自楚来中。”“王大晓，字尔耀，幼浑朴。父殁，随母刘氏自楚来中。”“邓命位，雍正二年，侍父由闽来川。”“唐坤文，湖广宝庆人，乾隆中叶服贾来川。”民国《中江县志·贤媛》载：“牟马氏，武举尼妻，陕西宝鸡人也。张献忠之乱，尼三岁，随母避难。”“李袁氏，仁忠妻，康熙初随舅姑与夫自楚迁蜀。”民国《中江县志·杂记》载：“陈此和，湖南临湘人，嘉庆十七年摄邑篆。先是，其叔迁蜀。”中江人李昌绪曾谈道“我们杰兴李家，祖先就是从湖南郴州迁来的；我的舅父龙台张家，祖先就是从湖北孝感迁来的。此外还有从广东、广西、福建、江西、浙江等地迁移来的。”[12]

从这些记录中我们可以看出，清初迁入中江地区的外来人口仍以湖广楚地为主，也有他籍来源。除了对个别人物及家族来源籍贯的了解，我们还可以从旧志中了解到外来移民带来的会馆文化。这些会馆大多为明清时期所建，今天在德阳地区个别区县城镇尚存遗迹，也成为当时各省移民来此定居生活的一个见证，如民国《中江县志·建制》载：“关圣宫，在灵皈寺右，康熙雍正间，楚籍人公建，额曰湖广馆。天后宫，在小东街，灵皈寺后，粤籍人公建，一曰广东馆。三元宫，在小西街，秦人公建，一曰陕西馆。万寿宫，在新城小南门，赣人公建，一曰江西馆。天上宫，在北门外，闽人公建，一曰福建馆。”

（3）罗江县外来移民概况

罗江县自明末清初以来，人口数量锐减，据清嘉庆七年《罗江县志》（李调元撰）载：“土旷多年，田地在荆棘中……兵焚之后，乡人存者百仅一二。”由于土著人口的急剧减少，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罗江划入德阳县。“康熙六年，奉文清查，认定共925丁，雍正六年，1165户”。清雍正七年（1729年）复设罗江县。“乾隆十一年户1835，丁3599”；清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复裁罗江归并绵州，到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人口达2604户。清嘉庆七年（1802年）州移旧治，复设罗江县。还州治于绵州（今绵阳）。到清嘉庆编撰县志之时“盛世滋生日繁”，统计的人口数达13268丁（清嘉庆《罗江县志·人口》）。清同治《罗江县志》增补：“同治四年遵查，增至13744万户，男60198丁，女46239口。”罗江县建制的裁拆和复设以及旧志中记录的丁口户数情况，一方面反映了明末清初该地人烟稀少、人口锐减的情况；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外来移民对本地人口的迅速填补。个别旧志及家谱族谱中也记载了当时外来移民落户罗江的情况，如清光绪五年（1879年）《黄氏族谱·序》：“我族先世自康熙己卯年，有湖南宝庆府武冈州入川，住德阳、罗江两处”。清同治《罗江县志》卷二十载：“原籍溆浦之舒氏，亦因溆浦岁饥，尔遂携女入川，侨居罗江。”

（4）什邡市外来移民概况

什邡自明末清初以来，经历战乱灾害，依然是土著人口锐减，民生凋敝的景象。旧志中记录了当时战乱后什邡当地萧条的景象。民国《重修什邡县志·官政》：“胡之鸿，浙江山阴人，康熙二十三年由福建富沙陛令什邡。时兵焚后，土地荒芜，人民稀少，官居草莱之间。”“李若璋……康熙九年，授什邡尹，时人民稀少，景物荒凉，署中止草屋数椽，城窟存虎豹之迹。”民国《重修什邡县志·礼俗》载：“张献忠蹂躏之后，土著稀少，四方侨寓，率多秦楚闽粤之人，人心不谐，党类攸分，生气诉讼，往往有之。近日时加劝喻，习久相安，渐归醇厚。”1988年新版《什邡县志》引清乾隆《乾隆县志》中对前明土著的调查数据：“或从本地逃出，或从远方归来，邑中只有四十九姓，计七十三宗，一百多人。余皆在康、乾时期移湖广之民以填川西。”[13]

另外，民国《重修什邡县志·人物》中也零星记录了当时外来移民入什邡的情况：“清赵居仁，名锐以，字行。其先麻城人，远祖萧姓，名宦裔也，清初流寓绵竹。”“清刘迪旭，自楚来川，居方亭乡，安分守正。”“吴相富，云南人，随父来什，生平好善。”“杨周冕，字铁崖，云南大溪名士也。乾隆时以甲科捧檄来川，辅绵州牧，廉明憨直。”“□祝，先系楚人，康熙初年落业什邡新市镇侧，为人自守，专行善。”“徐溥，字渊泉，陕西宝鸡贾村人，通五经，性理诸书，父母早丧，年二十余以荒歉入川。”“毕子宾，垫江人，状貌魁梧，言辞倜傥，随子来什入籍。”“陈维，字霞轩，垫江县举人……入方亭书院主讲十载。”又据清同治《广汉益兰祠续修张氏族谱》载： 广东嘉应州平远县河头乡张氏的31个支系，于雍正、乾隆和嘉庆三朝陆续迁川，其中有13支迁入什邡，其余迁入毗邻什邡的绵竹、金堂、新都等地。

由此可见，什邡地区在明末清初由于战乱仍吸引了大量外来移民填入。而什邡清初土著多居住于山区，尤其是什邡西山一带，为明末战乱偏远之地，土著以朱、杨二姓最多。

（5）绵竹市外来移民概况

绵竹自明末清初以来人烟稀少，吸引了大量外来移民，民国《绵竹县志·官师》载：“陆箕永，康熙十五年出宰绵竹，……蜀遭兵劫后，土著少，报垦半楚民。”民国《绵竹县志·风俗》：“绵竹自姜诗、张栻以孝子大儒著闻汉宋，风被百世，蒸为善俗，代有闻人。清初志称简僻，因平三藩后，流寓杂处，渐染浇漓。”由于土著稀少，当地政府官员也积极招徕抚民，民国《绵竹县志·官师》载：“明绵竹知县陶文斌，湖广襄阳人，洪武初，绵竹始建，文斌首知邑事。兵革之余，百度毁废，今学校县治及诸制，皆其遗矩。抚绥流移疮痍，民赖以安。”

从数量来看，也可以看到当时绵竹地区外来人口众多，民国《绵竹县志·人口》载：“清雍正六年风行清查，计报部承量花户6982户，丁20153口。……嘉庆元年起至道光二十九年征输止计报部承量花户34178户，男妇共101195丁。”从雍正到道光年间，绵竹人口增长几近5倍，数量惊人。外来移民的填入无疑对当地人口的增长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6）广汉市外来移民概况

清初汉州有土著“仅存四百户”之说。[14]旧志中对广汉地区移民的填入只有零星的记录，如清嘉庆《汉州志·艺文》：“汉州有曾鹤溪者，世籍闽漳南靖，父学志，雍正四年迁蜀合州，续金堂，续汉州。”清同治《广汉益兰祠续修张氏族谱》载：“平原县河头乡张氏，裔孙张士海六十余人等由粤迁蜀。”但据清嘉庆《汉州志·户口》记录的广汉人口数据，证明广汉地区依然在清初有大量人口填入，见表1-4：

从清雍正元年（1723年）到嘉庆十六年（1811年），广汉地区人口增长接近5倍，外来移民人口应占据了很大一部分。

以上我们收集到的关于德阳各区县外来移民的资料中，可以大致了解德阳地区自明末清初以来人烟稀少，外来移民众多，对填补当地人口数量起到了非常明显的作用。据葛剑雄（2005）统计，到清嘉庆十七年（1812年），德阳各区县的人口数量情况大致见表1-5：

从表1-5我们可以看出，此时德阳境内各区县的人口数量已得到明显的恢复，最低也已达到上万户的数量规模。

（三）外来人口多元化，以湖广地区来源为主

从上一部分各区县迁入居民原籍地来看，迁来德阳地区的人口来源多样，人口结构复杂，各地迁来的家庭氏族对定居地取舍似乎也有区别。由于来自不同地域，加之来川移民对自有文化的认同，因此会在文化方面具有一定差异，最终可能体现在移民初期各地来的移民在空间上形成不同地理位置的聚集。张敏等（2008）通过对四川移民地名的研究，分析入川移民的总体定居偏好以及各省移民在入川后的空间分布，总结出四川移民地名中地理位置反映的距离递减规律。“川西平原和德阳、绵阳地区移民中，来自湖广的有121个，占69.54%，川中湖广籍占91.49%，川东北占90.64%，川东占85.22%，宜宾、泸州、乐山地区为75%，川西高原不足4%。这一现象可以大致体现出距离递减规律：距移民原籍地（湖广）越远，移民聚居点相对越少。同时，移民入川都选择交通便利且自然条件优越的平原和平坝丘陵地区，长江及其川中支流为移民点集中地区。”

我们结合德阳本地旧志的记载，进一步证明明末清初的这次移民来源复杂，闽粤楚赣等地均有人口大量迁入，其中以湖广人口为多。据清光绪《德阳县续志·卷三·陕西会馆祀田记》所载：“……当此之日，楚来最多，亦最先，秦次之，江右为后，粤、闽则出于乱定数十年之外，故今邑人率皆五方聚处。”《绵竹县志·政绩志》载：“蜀遭兵劫后，土著少，报垦半楚民。”民国《重修什邡县志·礼俗》：“占籍惟楚人最多，粤人次之，江西、陕西、福建之人又次之。”清代胡用宾[15]《旌阳竹枝词》：“《楚歌》哪得多如许，半是湖南‘宝老倌’”（“宝老倌”：宝庆府人的俗称）又如清代陆箕永[16]《绵州竹枝词》：“村墟零落旧遗民，课雨占晴半楚人。”[17]

二 德阳地区的现代工业移民

20世纪60年代前后，党中央根据国际和国内形势的需要，为了改善国家工业布局，建立和巩固后方战略基地，作出“加速三线建设”的重大决策。在这一政策指引下，来自东北、华北、华中一带的一些国营大型厂矿迁入四川地区，随之而来的一批外省籍工人干部，包括其家属子女也移居四川。凌子（1994）认为这是第七次移民入川。据崔荣昌先生（1996）给出的统计数据，1954—1971年四川迁入人口达184.4万。

德阳地区地处平原，其气候、地质、水文条件都非常适合建造大型厂矿。从交通条件方面看，德阳城区依傍绵远河，西靠宝成铁路，距离省会成都市市区仅几十公里路程，境内公路四通八达，因此德阳成为外来工业的理想迁入地。自1958年始，国家开始在德阳地区兴建大规模工业厂矿，为了支援德阳地区工业建设，至1959年，约10.5万外来人口迁入德阳，参与工业区建设。[18]这些大型工业厂矿中，迁来人口最多，影响最大的有：（1）德阳东方电机厂：1958年秋，国家第一工程局一、局二、局四公司在完成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和齐齐哈尔重机厂的基建任务后，五万多人的施工队伍迁入德阳。（2）德阳第二重型机械厂：工厂在1958年初建，1964年续建。（3）东方电工机械厂：20世纪60年代由上海迁到德阳。1965年1月20日，第一机械工业部决定，将上海新业电工机械厂部分设备和人员迁往四川德阳，后成立了现在的东方电工机械厂。

除此以外，新中国成立初期还有其他一些大型厂矿入迁德阳，厂矿职工及家属也落户德阳。据1994年版《德阳县志》载：1957年德阳县（今旌阳区）城镇人口为57859人。我们根据当时对德阳市旌阳区人口迁入情况的数据来看，1954年到1984年，外来移民迁入人口激增主要在1958—1966年，其中，1958年，德阳县外迁入人口49407人，除去当年外迁人数，当年人口总增长比例达46.19%。1959年德阳县外迁入人口达54914人，除去外迁人口数，当年人口总增长比例高达50.55%。由于迁入德阳的工业厂矿数量较多，经过几十年的经营发展，今天的德阳已成为一座闻名全国的重工业城市。

三 外来移民与当地语言的接触及影响

（一）元明清时期外来移民与德阳土著方言的接触与演变

自元明清以来，德阳地区由于移民来源的多元化，在移民初期通常出现多方言共存现象，据清道光十七年（1837年）《德阳县新志·风俗》“楚语粤云，数代弗改。”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德阳县志·风俗》“称谓”条下：“声音不同，故称呼各异。”清代胡用宾《旌阳竹枝词》：“分别乡音不一般，五方杂处应声难。”

多方言共存只是一个阶段，各地居民长期杂处，互相接触交流，原来各持的方言之间也慢慢接触并产生同化，如民国十八年（1929年）《重修什邡县志·卷七·礼俗》：“什地经献贼屠戮，土著无多。秦、楚、闽、粤之人先后来兹，各省文化四方输入，二百余年，久已同化。”我们从旧志、家谱族谱等资料当中收集到的关于明清时期外来移民，移入时间先后不一，同时来源地点多元化，来源户籍人口零散。今天整个德阳六区县城区之间的方言虽然在语音词汇方面仍有各自的一些特点，但在交流上基本不存在沟通阻碍，这说明元明清时期德阳各地五方杂处的方言面貌到今天已经基本同化。

周及徐先生（2013）认为：“明初以后的50年时间内，中央政府组织湖北江汉平原及相邻地区大规模移民，迅速填补了宋元战乱和萧条在四川留下的巨大的人口空间，在重庆和四川中东部的人口中第一次形成了‘湖广话’ 方言社会，在重庆和四川中东部方言形成中，起到了决定的作用，成为明代成渝片方言的主流。相比而言，自发组织的、来源时间上先后不一、来源地分散、在迁入地与当地人杂居的移民，形成自身方言能力相对较弱。在这一背景下，由于不能形成自己的一定规模的方言社会，只能与讲当地话的人群交流，会很快融入移居地的方言社会。”[19]德阳地区明清时移民带来的客家话和湘方言等南方方言由于与当地土著方言差别较大，加之人们自身的语言保守意识，原方言母语一般只在本方言聚居地内部交流中使用，个别聚居群落较集中的地区形成方言岛现象，而一些零散分布的移民，其方言母语在与周围方言的接触过程中逐渐演变乃至被改造和同化。从整体上看，移民主体仍是湖北移民。

而从今天德阳地区各区县的语音面貌看，我们仍能找到德阳方言与湖广话的个别对应联系。周及徐先生（2012）从方言语音特征的相似度考证了成都话与湖广话的联系，结果显示：今成都话、重庆话与麻城话相似度很小，今成渝地区的“湖广话”主要来自于三峡东部地区和相邻的江汉平原地区，如恩施、宜昌等地区。我们观察今天德阳地区的语音特征，发现其仍与湖北方言有较密切的联系。但从各区县具体的语音特点来看，部分方言点中的一些特殊现象则揭示了该地方言除与三峡东部及相邻江汉平原有联系之外，还有来自其他地区移民方言带来的影响，如中江话中撮口呼的缺失及“x/f”在旌阳、罗江、中江话中特殊的混读规律等（具体分析见第六章），这些语音特征在大多数四川地区的西南官话中都没有，德阳邻近的方言也很少发现，这些语音特征反映了德阳历史移民情况的复杂性。

词汇方面，罗昕如等（2006）认为，“清初以前的四川方言已经与周边地区的方言有了接触，特别是受到楚方言和秦晋方言的影响。”向学春（2012：159—160）通过对地方志中四川各地方言词汇的记录，观察历代四川方言词汇留存率，得出的结论是：宋元以前的巴蜀方言与近现代的四川方言仍有较大差异，上古、中古时期的巴蜀方言词绝大部分已经消失，留存率仅19%；明、清、民国三个时期四川方言的词语状况大体一致，明清留存率为60%—70%，民国词汇留存率约为89%。因此，她认为：“从影响近现代四川方言形成与发展的外因看，对现代四川方言形成有着直接、深远影响的是元末明初和清前期的两次大规模移民。元末明初数量居首的湖广移民把湖北话为代表的官话方言传入四川，从而形成了以湖北话为基础的四川方言，清前期的湖广移民则进一步加强和巩固四川方言在四川境内的传播和发展。今天四川方言中的很多词语都是受湖广话影响而保留下来的。”

除了古代典籍材料中关于方言词汇的记载，我们还可以到德阳地区大部分农村所通行的方言中进一步寻求证据。城市交通的便捷和人口流动的频繁可能使得语言的发展变化速度加快，并向强势方言靠拢。而在地势偏远的农村地区，原移民语言的特点可能在此长久保存，尤其是在口语中出现频率很高的常用词，其保守性可能最强，这些目前仍在使用的词语如同语言发展的“活化石”，生动地记录了外来移民方言在德阳地区留下的印记。如在德阳地区旌阳、罗江、中江大部分农村土语中，将“竹子”的“竹”读为 [tsəu45]，我们在德阳周边的方言中都没有找到类似的读法，而越过地域的鸿沟，在今天的麻城、武汉等湖北大部分西南官话中，则有“竹”音 [tsəu]。郭丽（2009: 35）认为：模韵端系字是否裂化读为əu韵是湖北西南官话区别于四川西南官话的重要特征。另外，湖南长沙、娄底、韶山、溆浦、益阳、安化、双峰等地模韵在端泥精组声母后韵母也读əu韵。[20]这些在湖北湖南地区存在的音韵特征，经移民带到四川，经过几百年的时间，仍留存了其部分音系和词汇特征的面貌，因而我们能够从中找到历史移民方言部分残留的痕迹。又如第二人称代词“你”音 ，这一特征在四川地区西南官话基本没有，而在湖南部分湘语、湖北西南官话、赣语中大量存在。郭丽（2009: 144）认为：湖北方言中表示第二人称的声化韵 是“尔”的白读。这一白读层次的来源说明，今湖北省的西南官话方言曾经受到江西移民的影响，黄孝方言的早期形式是赣语。今天德阳境内大部分农村土语中还保留了“你” 这一语音形式。郭丽认为湖北黄孝方言是官话同赣语或湘语之间的过渡方言区，它的早期层次是赣语或湘语。我们通过高频词“你” 的读音管窥到“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这一移民历史对方言产生的深远影响。

上文中提及的德阳地区的农村土语，由于在语音词汇系统方面与城区官话存在一些明显区别，大多以方言岛的形式存在。由于德阳地区历史移民来源较为复杂，迁入时间先后不一，加之与当地土著方言长期深入的语言接触和融合，目前大多数方言岛已经找不到源语言与之对应，因此我们将它们称之为“孤岛方言”，如德阳黄许话。[21]崔荣昌先生曾亲赴中江调查过当地的永兴话，根据其语音特点将其定义为湘方言岛。[22]另据笔者走访调查，在今天德阳市旌阳区、广汉市、罗江县、绵竹市、中江县均遗留有带有湘方言底层的方言岛及客家话方言岛，如旌阳区的德新镇、八角井镇、寿丰镇、黄许镇、双东乡、东泰乡、广汉市的小汉、绵竹市的广济、土门等镇，罗江县除城区外的大部分乡镇[23]、中江县南边如永兴等大部分乡镇。德阳当地流行的一段顺口溜，模仿方言岛内人们说话的“土腔”，带有调侃意味：“佢（他）讲 [kaŋ51]佢打佢，佢讲冒（没）打佢，打佢冒打佢，我之（我们）嗯（不）晓得。”

但湖广移民与目前这些农村土语遗存之间的关系，尚待进一步分析和厘清。这些方言岛内的语言既称之为“孤岛方言”，总体而言有两个原因：一是它并非单纯以某一种移民方言作为语音词汇系统的输入来源；二是移民达到新的目的地后，即使形成方言岛，也不可避免地会与当地土著语言发生接触，甚至发生语言融合，从而产生变异。前者我们已经通过对移民史的考察，证实了德阳地区历史移民的多元化，那么这些移民方言与当地方言接触变异的机制是什么？

元明清时期的德阳移民人口众多，从当时战乱及灾荒之后的本地土著人口数量看，移民的到来改变了德阳地区的人口比例，促使方言之间有了密切接触，并进一步催生了方言兼用和方言转用，这种深层次的语言接触可能产生一种变异现象，即柯因内化。“柯因内化是一个因语言接触而导致比较迅速、有时是大范围的语言变化的过程。”[24]特鲁杰尔（Trudgill，P.J.，1986）认为这种现象最容易在一个语言区内不同地方的移民迁徙至同一个新的地方时产生。他认为移民类型的柯因内化包括三个步骤：混合、拉平和简化，后又发现“重新定位”这一特征。混合是指不同方言背景的人迁徙到一个新的目的地，语言之间必然产生一定的接触，人们为了较快适应新的言语社区，会在交谈的过程中互相妥协，在交谈中刻意使用对方方言的一些成分以拉近距离，形成方言的混用。拉平是指“语音、词汇以及语法方面多种形式的混合使用过程中，随着某些常用形式的固定，少数一些不被常用的或者较异常的语音词汇和语法成分被剔除。”（Trudgill，P.J.，2003）我们把这些被剔除的成分看作语言拉平过程中的冗余成分。简化则是“在实际语言中的表现主要为形态方面不规则性减少，而不变化形式的词增多”。（Trudgill，P.J.，1986）重新定位是指“方言混合过程中，不同的变式经过拉平后却仍然保留了下来，但是在柯因内语中被赋予了新的社会或结构功能。”（Britain，D.and Trudgill，P.J.，1999）。

以印地语的柯因内化为例。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量印度人到欧洲国家谋生，产生了海外印地柯因内语。这些柯因内语几乎都出现了大量的词汇和语法的缩减与简化。又如在纳塔尔的柯因内化过程中，原印地语表示敬称的一系列手段没有保留下来，梅斯特里（Mesthrie，1993）认为“用来表示对话者间权势关系的各种代词用法一定是让位于那些用来表达在他家乡的认同感的表达方式了”[25]。

柯因内理论也适用于分析汉语方言中语言接触现象。孙德平（2012）考察了江汉油田内部产生的移民型柯因内语。不同地区的移民来到江汉油田，形成新的言语社区，语言的频繁接触使得第一代移民开始说带乡音的普通话，并在这个过程中继续发生一系列拉平简化的过程，如音位的合并及音系的简化（例如不分舌尖前后、不分边鼻音、不分前后鼻音等），特殊的与标准音差距较大的方音被进一步拉平，“油田普通话”形成，随着第二代第三代移民普通话发音渐趋标准，最终形成成熟的柯因内语——“油田话”。

我们结合德阳地区的移民历史，发现其语言接触过程中同样具备柯因内化的一些特点。德阳地区外来移民的多样性，使得我们相信在移民到来的初期，德阳当地的言语社区是一个混合型的、发散型的方言社区，多地移民到了新的目的地之后，随着交际需求的增加，不可避免地会使得语言接触日益密切，原本来自不同方言区的人们在交谈时为了保证沟通的顺畅，会有一个互相适应，互相妥协的过程，具体的表现就是混合、拉平和简化这几个过程，继而形成一种新的言语社区共同语——柯因内语。“移民型柯因内语是在一个新聚居地形成的新方言，它取代了原始移民的原有方言，而成为该新社区的本地话”（Kerswill，P.E.，2002）。

新形成的柯因内化的语言与源方言之间会形成一定差异。今天德阳地区大部分较偏远的农村遗留的孤岛方言内部语言使用人口数量不等，多则整个乡镇或邻近几个乡镇，少则仅限于一个大家族内部，对内人们仍使用岛内方言，对外则较多使用德阳城区通行的西南官话。这些孤岛方言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种“柯因内语”，它是多地移民到了新的目的地以后，经过混合、拉平、简化等过程，带有某种方言底层但又混合了其他方言特征的一种柯因内语。比较有意思的一个简化特征是，在德阳市旌阳区大部分农村，第二人称代词仍保留了原住地湖广话的特点，读为 ，鼻辅音自成音节。（前文已有相关说明，此处不再赘述）而我们追溯到今天的湖北大部分地区，第二人称代词实际上还有一个相应的敬称表示“您”。湖北西南官话、黄孝方言、鄂东赣语地区大部分有“ [na]”“ 家”等称法（郭丽，2009），但这一特征随着移民到一个新的言语社区，代词系统的“您”在语言接触的过程中被削减了，只保留了更为常用的“你”的语音形式 ，这一现象即典型的方言混合后产生的简化现象。

我们结合德阳地区方言接触的实例，发现在柯因内化的过程中，并非所有语言因素都会参与混合、简化及拉平的过程。如亲属称谓词，这些词通常在移民家族内部被高频使用，虽然来自不同方言区的人使用的亲属称谓词差异较大，但是与外界交流时这些词用到的频率却很低，因此较少参与到方言混合过程中，亦不容易被拉平和排除，具有较强的保守性。这一方面是由于在大型的混合型方言社区中，来自不同地区的移民有的达到一定的数量和规模，形成大小不同的家族聚居群落，内部的亲属称谓词得以代代相传；另一方面是由于亲属称谓词从某种程度上表达着传统的家族伦理观念，使得人们对这一类语言特征容易持语言保守态度，如客家人便是其中典型。自明清移民在德阳地区落户以来，原方言的亲属称谓词在德阳境内多个方言岛内部得以延续，据民国《重修什邡县志·卷七·礼俗风俗》载：“嘉道以来，家庭淳厚多兴旺，后渐凉薄多衰落。……粤人称父母曰阿爸阿姆，称祖父母曰阿公阿婆，楚人称父母曰爹妈，祖父母曰爷婆，亦有称父亲母亲者。”今广东粤语区移民在今德阳地区家庭内部仍称爷爷为“阿公”，奶奶为“阿婆”[26]；又如中江部分地区称呼爷爷为 [ia31 ia31]；称呼父亲为“爹爹”[tia55 tia55]，母亲为“嫲嫲”[ma31ma31]，称呼兄弟为“老倌”或“哥老倌”。中江新中、富兴等地部分外来移民后裔，如邹氏家族，称“婶娘”为[mæn45mɛ45]、“大伯”为、“叔叔”为 [mæn45 su31] 等，与周围的城区官话亲属称谓差别很大。

除了亲属称谓词，我们发现今德阳地区孤岛方言保留下来的部分特色词，如代词、否定词等，通常是今天湘语、湖北西南官话、赣语，包括客家话较通用的一些词。这些词在移民初期不同方言混合的过程中不容易被拉平和剔除。在不同来源地之间的人们交流时，这些词由于其共通性，使得人们更容易接近，更方便交流，促进了移民接触的言语适应行为，因而其使用频率也可能因此而增加。而这些词突显以后大多一直被沿用下来，逐渐定型，并被移民后代延续使用。之前学者们根据移民史资料和语音词汇系统将四川境内部分方言岛定义为湘方言岛或客家方言岛（崔荣昌，1996），并认为这些特征词主要是由于在口语中常用，因使用频率高而被保留了下来。但我们观察对比方言岛中的词汇，发现不仅德阳，今天四川多地遗留的“老湖广话”，或客家话方言岛，词汇系统中有很多读音相同用法一致的词，这些流通度高的词加快了各地移民之间的语言适应行为，而这些词一经定型，即在口语中常常使用，才有可能一直被沿用下来，成为混合拉平过程中的胜利者，否则可能在移民的第二代或者第三代就被剔除了。

从表1-6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语言接触过程中，系统性较强的代词、口语中出现频率较高的否定副词、语气词等今在四川各地方言岛中广泛存在，并可以与源方言找到印证。如普通话“什么”“你”“没有”等词在今四川境内非官话方言岛与湖北麻城、通城，湖南长沙、邵阳等地的读音基本相同或相似。第三人称代词“佢”则在客赣方言中常用，在今四川多地方言岛代词系统中保留。移民史资料证实明清时期填入德阳地区主要为湖南、湖北地区的移民，同时广东、江西、福建等地的移民也占有一定比例。我们从这些方言岛遗留的一些异于城区官话的常用词，看到了其与源方言之间可以辨认的来源痕迹。这些词在明清时期随着移民来到德阳，由于其在移民聚居地内部高度的流通性，因而在语言接触过程中没有被改造或者剔除，而是被直接保留了下来。而其他大多数语音词汇特征，由于方言之间的差异较大，在接触的过程中可能被简化、改造甚至剔除，或被当地土著方言同化。尤其是岛内移民各自母语中的一些“超强特征”，这些特征一般为某一方言所独有，但对于其他方言区的人来讲特征性很强，学习起来发音难度很大，因此可能在心理上给人压势，从而使得这些带有“超强特征”的语音或词汇语法结构在方言接触中极易被拉平、剔除。

因此，在多地移民形成的新言语社区中，人们往往倾向于寻找交际中的同质因素，或者通过融合、简化等手段不断创造新的同质因素，而排斥彼此母语中差异较大的异质因素。同质因素在第二代第三代移民中被定型之后可能一直沿用下来，而异质因素则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被拉平、剔除，以至于在经历很多代移民以后，已经看不出源方言的面貌了。从今天四川境内部分移民方言岛来看，如表1-6中所举例的四川境内方言岛，我们似乎较难从所收集到的移民史资料证明某地移民来源的统一性和唯一性。单从词汇使用情况来看，也呈现出与多种来源方言之间的对应联系，因此我们推测，遗留在四川多地的方言岛在一定程度上并不是纯粹的某一种外来方言形成的方言岛，而是一种以某来源方言为底层，同时混杂了其他方言的共通成分的方言岛。

语法方面，德阳方言也吸收了外来移民方言的一些特点。如德阳各地农村土语中广泛使用的“咖”字[27]。“咖”在四川多地方言岛中常用，功能强大，可以作为结构助词和语气词，在口语中使用频率较高。“方言接触中，出现空格的地方通常容易吸收异方言的相应成分。同时某种语法成分在源方言的表现会直接影响它在新方言中的表现。”[28]“咖”在今湘、赣及客家话中常用，用法与德阳地区的“咖”相似。这个异源成分与德阳土著方言接触以后，与本地方言产生了互动，由于其丰富的语法功能及简洁形式为新方言所接受，进而被借入新的言语社区继续使用。又如德阳大部分农村地区广泛使用的带“子”尾的词，如“耳巴子”（巴掌）、雾罩子（雾）、哈咕噜子（挠痒痒）、饭蚊子（苍蝇）、花生米子（花生米）、女子（女儿、小女孩）、鬼逗子（对小孩的骂称）、私娃子（对小孩的骂称）等，这些“子”尾词在湘赣地区被普遍使用，随移民植入当地方言，并一直沿用至今。

目前，这些方言岛内的居民由于与外界接触的机会不断增多，加之年轻人大部分外出务工或求学，岛内语言已处于濒危状态，只有大部分老年人还坚持说岛内的方言，而年轻人对外已经开始说城区官话，只在岛内说自己的家乡话，产生“双语”现象。关于这一部分方言岛的全面记录和调查，是我们未来研究的一个方向。

（二）现代工业移民与德阳本地方言的接触

现代工业移民迁入德阳后主要在厂矿企业内部生活区聚居，根据来源地的不同在厂矿内部形成不同的言语社区。迁来的移民原籍主要为东北和上海地区，由于东北方言和吴方言与德阳本地方言差异较大，为了融入当地，这些外来居民在同籍老乡中仍说自己的母语，而与德阳本地居民交流时倾向于学习说德阳话。“一般来说，移民语言对于当地语言的影响是非常有限的，除非移民的后裔所组成的社区自成一体，使用的语言规范成为整个社会效仿的对象，这样才会产生较大的影响。”[29]从目前厂矿内部方言与德阳本地方言使用的情况看，本地方言成为强势方言，而移民母语方言成为弱势方言。由于移民方言迁入的人口数量与本地人口的总量相比显得势单力薄，因此这些现代工业移民并不能替代原有的土著语言，他们的下一代在与当地人接触的过程中语言已经逐渐本地化。

不同方言母语背景的人在交流时，为了减少交流的阻碍，可能在交际过程中互相妥协，以缩小方言之间的差距，厂区的人与德阳本地人交流时会尽量使用本地方言的一些语音特征，讲“带德阳腔的普通话”，而德阳本地人与这些外地人交流时也会尽量使用“带普通话的德阳话”。这种方言混合现象进一步产生了简化，简化的特征如平翘舌音不分，前后鼻音不分，无in-ing，en-eng的对立，边鼻音不分等。这些特征的简化，使得德阳本地人讲普通话的难度大大减小，在交际中可以较频繁尝试使用。除此之外，厂区的外来移民也会在词汇使用上吸收混用德阳本地特色词语，来拉近与本地人距离，增强交流的亲切感。如“解[tɕiai] / [kai] 手”“搭伙”“瓜（傻）”等带有德阳本地方言特色的词，另外，外来移民在长期与本地居民交流接触中学习并掌握了部分甚至整套语气词系统，如相当于普通话的“嘛”“蛮 [mæn31]”，表谦和语气的“哈[xa51]”，表示询问并求得肯定回答的“咖[ka51]”等。

但这种由语言接触而形成的变异现象仅限于厂区中的外来移民与德阳本地人交流时产生，德阳话与东北话或上海话在交际过程中形成的一些简化特征，也只在一定的言语社区内定型，随着这些外来移民的后代在德阳地区的长期生活，第二代第三代移民的语言基本已被德阳话同化，或产生“双语”现象： 在家庭内部说原籍方言，对外说德阳话。因此这些特征没有对强势方言即德阳话产生重要影响，德阳人与这些厂区中的人交流时说“德阳普通话”，但在与本地人交流时，仍然讲德阳方言。对于这些由现代工业移民形成的方言岛现象，我们今后还可以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去进一步调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