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研究工具

作为一门交叉学科，口译研究兼有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特点，其研究方法趋于多样化，根据摩瑟·梅瑟（Moser-Mercer，1994）的分析，西方口译研究大体形成了以实证研究为代表的“自然科学式的研究范式”（the natural science paradigm）和以释意理论为代表的“人文科学式的研究范式”（the liberal arts paradigm），其中人文主义研究路径的核心是理论的抽象思维、推理、归纳和演绎，实证主义研究路径的核心是数据的收集和处理，实证研究的方法主要有观察法、调查法和实验法（仲伟合等，2012：69）。

口译思维加工障碍研究是口译过程研究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重点关注抑制口译思维认知的影响因子和参数运作。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口译思维障碍的认知探讨尚未形成具有鲜明特色的研究方法和系统的学科理论。可以肯定的是，口译思维过程的心智体验性与认知功能性决定其研究方法必须因循科学哲学的路线，也应借助科学工具开展客观描写与数据验证，研究方法既有哲学上的理论预设，也包括用于自然科学考察的方法与步骤。就目前文献来看，口译思维障碍研究在研究方法上表现出一定的学科特点，但也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的问题。为澄清认识，本节评述当前主要的口译思维障碍研究特点以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本研究的做法。

一 现状与问题

口译思维加工概念框架构建障碍研究属于口译过程研究，帕奇哈克（Pöchhacker，2004：62-64）认为，口译研究尤其口译过程研究是自然科学的一部分，口译研究方法可归为两类二元对立：第一类，演绎与归纳（deductive and inductive）。自20世纪中期开始，口译研究人员在科学研究路径的启发下，对口译现场采集的数据进行演绎推理。具体做法是：通过明确定量因子，对理论假说进行证实或证伪，再通过归纳法构建理论，在定性数据的基础上推演理论，这种做法符合人文科学研究范式。第二类，观察与实验（observational and experimental）。观察就是指从口译现场采集数据，实验指数据库来自具体实验，以此为基础，衍生出调查法（survey approach），以丰富数据来源。

事实上，以上方法虽然理据确凿，然而数据观察的整体研究和数据搜集的特殊方法仍不可避免地存在边界模糊。罗宾逊（Robson，1993：40）曾提出采纳口译研究策略三重法的划分方式，即现场法（fieldwork）、调查法（survey）和实验法（experimental research），分别涉及个案观察、标准形式调查以及实验研究（一个自变量操纵多个因变量）。此外，鉴于口译取样的复杂性，案例研究往往结合多元方法并用的路径展开工作。鲍刚（2005：10）针对口译过程的基本研究方法，将其分为经验总结法、归纳思辨法、内省法、黑箱法、现场观察法、调查法、涉及源语或译语语篇的资料分析法、口译模式设定法、实验法与跨学科借鉴法，这与帕奇哈克（Pöchhacker，2004）的分类基本一致。

综合口译思维过程障碍研究主题和路向，发现其根据研究目标的不同，在研究方法和研究工具的选择上具有个性化特征，这一方面反映出目前口译思维障碍研究方法的特点与方向，同时也暴露出不同研究路向存在的问题，下面对此分别进行回顾与分析：

第一，模式拟构法。代表研究有释意学派的语义提取障碍研究和工作记忆障碍研究，其中对语义提取障碍的探究是认知语义研究的核心目标之一；班德累和伊奇拟构了工作记忆模型（Baddeley，1986；Baddeley & Hitch，1974），达罗和法布罗（Daro & Fabbro，1994）拟构了当前记忆系统模型，其中，探索目标是中央执行机制的运行难题。语义认知研究重点描写口译思维过程的认知方式，对翻译过程进行高度抽象，构建基于语义三角模式的理论推演，这种推演不仅适用于描写会议口译过程，也对笔译过程研究亦具借鉴意义。模式拟构法以定性研究为主，其理论构建是基于研究者自身的实战经验、心理研究和认知思考，提出了一系列有意义的认知推断，如脱离词汇外壳、语义核心、语篇分析、信息形象化和意义单位等，对口译教学与培训具有积极作用。工作记忆模型（Baddeley，1986；Baddeley & Hitch，1974）以及后来的记忆系统研究（Daro & Fabbro，1994），从心理学视角整合同传认知加工的主要研究发现和工作记忆，内含长时记忆和工作记忆两个系统，强调中央执行机制和语音循环，据此推演，工作记忆是在目标语语篇干预下的针对源语语篇的被动储存，因此容量有限。

基于模式设定的研究深受务实思想的主导，与之前的口译过程实验心理研究方法截然不同。不过，也正是这种主导思想导致此类研究存在过于夸大思维主体的主观能动性、缺少对译员个体差异的关注、缺乏对动态要素的细化研讨以及模型构建的线条过于粗放等缺憾，另外，模式推演的可重复性和可验证性方面也招致质疑，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削减了理论推演的解释力度。显然，与机械的演绎法相比，模式设定推演具有革命性的价值，但对于复杂多元的口译思维障碍而言，单纯的模式设定与推演由于方法过于单一而带来不可避免的缺憾。

第二，观察实验法。代表研究是对多任务处理困难、记忆加工障碍口译思维障碍的探讨。西方口译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质疑释意理论不足的基础上往前推进，重点认为以主观推测和经验总结为主的定性研究缺乏科学论证，尤其缺乏实证研究（Moser-Mercer，1994）。观察实验法的主要特点就是实证研究，针对口译思维过程的感知、记忆、提取、转换、重构等认知程序的同时性和复杂性，进行实验设计。如吉尔（Gile，1995）的认知负荷研究针对口译认知中译员的精力分配处理对口译能力的影响，考察对象是口译思维过程中听、解、记、产等几乎同时发生的一系列动作的认知处理困难。多任务处理障碍研究的目标是口译能力，其中，关于认知加工资源有限性的构想有助于解决涉及同声传译复杂认知行为之间的要素竞争与矛盾协调。在实验设计上，该研究充分考虑理论探讨与口译教学相关环节接轨的需求，为此，研究涵盖从译前知识储备到不同口译程序的策略选择，针对译员在口译过程的困难、错误、语言和非语言预期方面进行实验设计和数据观察。

在记忆加工障碍研究方面，研究人员（Tzou et al.，2011）将数字广度和阅读广度作为观察变量，对口译学员和普通人士开展实验，考察语言水平和同传培训对同传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口译工作记忆对策与同传绩效正相关。还有研究（Injoque-Ricle，2015）重点关注同传绩效和工作记忆的关系，他们以听力抑制为控制变量，重点考察三大记忆障碍问题：A.有无听力抑制对译员经验和工作记忆之间关系的影响；B.有无听力抑制对同传绩效和工作记忆之间关系的影响；C.工作记忆中执行要素的预期效果、词汇存储以及职业译员同传过程的熟练度。经过努力，听力抑制与记忆加工障碍的相关性在此获得了一定数据支持。

事实证明，这种以观察、实验为主的实证研究强调了口译错误分析的差异性、听力抑制对记忆检索障碍的影响等，具有教学和培训上的可借鉴性。然而，由于缺乏理论支撑以及在理论框架构建方面的薄弱，仅通过观察和实验开展的相关实证研究很难完成揭示口译复杂心智活动中思维加工障碍的任务。

第三，多元定性法。代表研究是口译思维信息加工研究和表征协调障碍研究。信息加工研究受结构主义思想的影响，借鉴实验心理学的研究方式，对译员内部心理表征进行符号化处理，可视作第一代认知语言学研究的衍生。值得肯定的是，信息加工研究是认知心理学与口译过程研究相结合的尝试，启动了口译过程跨学科研究航程。然而，单纯的实验心理加工研究忽视了口译思维的临场性和认知功能性本质特征，针对相对封闭环境下的实验数据开展客观分析，认为语词符号与句法结构是造成口译思维障碍的主要原因，而该发现也是引起争议的所在。相比心理实验和信息认知研究，综合借鉴相关学科研究成果的表征协调障碍研究对口译思维过程进行系统考察，采用的是双管齐下（two-pronged）的多元研究（Setton，1999：xiii），通过理论推演、实验设计、数据跟踪、量化分析等办法，更加系统地揭示人类在口译思维这一特定交际行为过程的认知状况。

总体而言，表征协调障碍研究的理论模型本质上而言是一个心理模型，其基本框架沿袭认知心理学的套路，在理论构建上所依据的基本理论主要是针对言语交际的语用认知观，有待澄清的问题是，其核心思想关联论是否具有解释的充分性？是否足以解释口译思维障碍？研究工具的选择和使用是否足以处理复杂的口译认知变量？这些问题的解决均有待更为成熟的研究方案。因此，要充分关照认知运作障碍，基于语用认知视角的口译研究在研究方法上有待进一步开拓。此外，根据该研究，同声传译中的语境化现象是造成同传思维障碍的主要原因，但是语境化机制的要素运作尚未得到揭示。综上，尽管目前研究在解释充分性和验证信度方面还存在不尽如人意之处，然而，无论从理论构建还是实据验证方面，多元运作模式的研究路径更加接近口译过程研究的科学化与系统化目标，树立了跨学科系统研究的典范。

尽管多元定性研究有众多可圈可点处，但也存在两个不足，一是套用语言学对话语和篇章概念的阐释，在认知语用的理论框架下考察口译过程，缺乏对口译交际独特性的认识和对口译活动的具体界定，以致影响口译研究的效度。二是研究工具的科学性，包括变量体系有待整合、数据处理有待优化等，对以上问题的进一步深化均为进行口译实证研究方法优化探索提出新课题。

综上，现阶段条件下，系统的口译思维障碍探讨在研究方法上总体以借鉴相关学科之长为主：

其一，借鉴实验心理学的心理实验所采用的各种途径和方法，包括对仪器和工具的利用；其二，借鉴理论语言学的观察、推理、思辨、解释、个案研究论证与论证等方法；其三，借鉴当代认知科学的实验、认知神经、计算机模拟、有声思维等多方数据支持的整体性研究方法；其四，借鉴当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成果以及信息加工模型构建方法。总体来看，目前尚未形成针对口译思维加工障碍研究的独特方法体系。

二 本研究的做法

广义上说，翻译过程涵盖译员认知行为加工和跨语意义转换，随着技术的发展和进步，翻译过程研究方兴未艾，其中针对译者/译员认知过程与行为（cognitive process and behavior）的跨学科属性尤为突出（Tirkkonen-Condit & Jaaskelainen，2000；Shreve & Angelone，2010）。心理学、认知语言学、技术研究均为翻译认知过程考察奠定了基础。

口译研究从一开始便具有跨学科特点，尤其是在口译过程研究中（仲伟合等，2012：76），跨学科意识和实证研究手段已成为口译研究方法论的主流（张威，2007），所涉及的相关学科主要有认知心理学、心理语言学、神经心理学和认知语言学，研究方法与研究工具也往往得益于这些学科。

2014年10月，厦门大学主办第十届全国口译大会暨国际研讨会并组织“跨学科口译研究论坛”，共收入跨学科口译研究方向论文22篇，分三场进行，历时270分钟。研讨期间，论文宣读作者与主持/点评嘉宾进行了深入互动，点评嘉宾有北京语言大学的刘和平教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董燕萍教授、Graham Turner教授、南昌大学的赖祎华教授和笔者。综合分论坛发言，研究分别涉及生态翻译学、认知神经心理学、社会学、认知语言学、信息技术环境、认知心理学、文化与哲学等，研究方法上既有针对民俗词汇口译、口译服务意识、口译过程模式、学科范式思考、哲学思考、教师角色定位等理论性研究，也有同传记忆加工、概念参数举证、交传笔记分析以及“脱离源语语言形式”程度的定量分析，取得了值得称道的成就，充分体现了研究视角多元化、研究主题丰富化、研究层次立体化（从词汇语篇层面到概念经验层面）、研究思路开放化、研究方法协同化（定性研究与定量分析适度结合）的鲜明跨学科优势。不过，总体而言，在研究方法上仍存在量化工具是否合适和研究结果是否有效度等问题。

就口译思维加工障碍而言，继对口译思维中的前知识运作、言效契合和双重语境连通概念化要素开展理论和实证探讨（谌莉文，2010a，2010b，2011；谌莉文、王文斌，2010；梅德明、谌莉文，2011）之后，谌莉文、梅德明（2014）、谌莉文、熊前莉（2014）以及谌莉文（2015，2016）进一步挖掘阻碍意义协商机制运行的概念框架运作，分别通过理论分析和数据推导，触及原型思维转换、主体性框架构建、语境框架构建及其障碍因子的微观层面，为描写口译概念框架障碍表征奠定了一定基础。

综合前人研究与学科特点，本书的基本主张是，口译思维障碍勘探不能离开语言研究这棵参天大树，同时要积极借鉴相关学科的先进工具，积极开拓适合自身的方法论，探讨实效性量化研究。根据国家人文社会科学对学科门类和研究方向的标准，口译研究所属学科门类为语言学，因此，口译思维加工障碍系统研究应立足语言学及其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在方法论上与现代语言学、认知语言学、心理语言学、语言哲学、当代信息科学发展的进程保持一致，紧密结合口译思维的心智特点，通过跨学科多元整合的理念与方法，为口译理论与实践研究注入活力。这一主张与目前国际上口译研究的定位与做法基本一致。为此，本研究在研究方法论上做如下构思：

遵循维尔斯曼（1997）（胡隆，2005：11）所提倡的科学研究标准，通过充分观察分析，拟构相应的理论模型，设计严谨的实证方案，保证数据的效度与信度，即研究必须是经验的、系统的、严密的、可靠的与有效的。研究对象是以汉语为母语的口译学员交传工作状态下的心智表征，其参与要素包括主体角色、情感、意图方面的协同障碍，不在场语境与在场语境的连通障碍以及语际转换过程的语境重构障碍，与概念突显相关的语义、记忆、原型要素的评价与激活障碍，动态交际和母语迁移干扰等独特性认知功能障碍。因此，在研究方法上，口译思维加工障碍研究既不等同于语言学中常见的语言对比研究，也不能局限于实验心理学常见的封闭式实验数据采集与处理，同时还应有别于当代信息科学的单纯数据统计分析。

探究口译思维过程的概念框架构建障碍，应把握研究的系统性、实践性和严谨性三大特点，以此确立研究方法的基本原则。

第一，把握研究的系统性，勾勒概念框架构建障碍的内部状况。研究重点在于探究译员认知处理的心智运作规律，口译感知听解与产出效果所涉及的变量要素既包括语音、词汇、语法、表情、体态、情景等一系列语言与副语言因素，又包括主体、社会、文化、价值、语用等交际因素。为揭示口译思维过程的概念框架构建障碍，应重点关注以上因素反映出的语言范畴、交际范畴、时空范畴等概念框架特征，坚持当代科学系统论的思考方式，不同范畴概念框架之间的交互作用，不同层级概念框架之间的关系，各概念框架与总体框架之间的关系，以全面描写概念框架构建障碍的剖面图。

第二，把握研究的实证性，理论构建依托实践数据支持，论证分析对接口译实践。通过实据验证，发现以汉语为母语的口译学员概念框架构建障碍的认知规律，从而为制订适用于教学与培训的相关研究提供借鉴，即本课题的终极目标是使研究成果转化为服务市场的理论工具。因此，无论在理论构建和量化分析方面都必须依据基于本土环境的口译实战或模拟实战，制定符合实际的量化指标，进行尽可能接近口译生态效果的实际描写。为此，在研究方案设计上，考虑所关注事物的局部范围和现实时间范畴的局限性，同时，为了提高定性分析的应用价值，还应以客观考虑自身研究存在的局限性为前提。

第三，把握研究的严谨性，采用尽可能满足口译认知变量主观性和复杂度测量的研究工具。研究过程必须符合科学研究标准，定量研究为主，定性研究为辅，通过观察、调查和实验等多维而非单一渠道采集数据，变量要素本身应保持具有自身特色的组织结构和完整性，使用规范表达。因此，概念框架构建障碍研究不仅要有明确的总体框架，而且要保证总体框架内部子系统相关变量之间的关系与变化规律，充分考虑可供验证的研究数据和研究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力求达到描写充分性和解释充分性。

总之，截至目前，针对口译思维障碍研究在操作上并没有统一的方法，这与正在建立和完善中的学科本体架构有关，也与研究者所针对的研究对象和研究目标的差异性有关。一方面，在口译思维研究中，目前一些心理学和语言学前期发展阶段的方法，如思辨、外部观察、内省或经验总结并没有失去其地位（鲍刚，2005：18），与此同时，一些新的思维方法、行动理念和信息工具的引入，使得方案设计与数据分析更具科学性。

针对目前研究存在的问题，结合本研究的任务目标，本课题在研究方法上进行如下处理：

第一，在理论探讨环节，围绕意义运作，解析概念框架构建障碍表征。

以往针对口译思维加工的相关研究大多集中于语言处理程序（Setton，1999：101），较少考虑口译语言处理背后的后台认知及运作规律。本研究借鉴哲学、心理学、认知语言学和系统科学的研究成果，考察口译思维过程中的范畴运作、原型思维、跨域映射等认知行为，聚焦以主体性、语境、前知识等要素构建的概念框架，寻求机制运作背后的障碍表征。我们认为，基于口译心智运作的概念框架构建障碍研究核心在于把握口译概念化流程的意义构建实质，阻碍口译语言处理概念化协同的机制是协同抑制。理论上，基于口译思维的心智体验性与认知功能性是口译思维加工概念化本质的认知观，对准语际变化中理解与表达的思维过程（黄忠廉，2012），坚持口译思维意义构建的基本途径是概念化，通过映射与整合（Fauconnier，1997；Fauconnier & Turner，2002；Lakoff，1980；Langacker，1987，1991，2002）关联互明（Sperber & Wilson，1986/2001）来实现，换句话说，就是对各种概念框架的范畴化运作。因此，概念整合理论（Fauconnier，1997；Fauconnier & Turner，1996，2002）、范畴化和范畴系统（Talmy，2000：2；Evans & Green，2006：168）的认知构想符合当今系统科学的思维观，同时，原型范畴的空间性和时代性特性为翻译过程的概念框架转换提供了理据（谌莉文，2016），概念能力与口译能力是口译思维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口译思维过程的概念运作能力成为探讨概念框架构建障碍的重要指标之一。

以上主张为探讨口译概念框架构建障碍内在认知规律提供了理论保障。据此，本书欲从理论上拟构一个描写动态的口译思维概念框架协同抑制网络，用以表征口译思维认知流程中的概念框架障碍归因。基本理论框架是认知语言学有关意义构建的论说。我们曾发现（谌莉文，2011：105），口译思维流程包括七个心智空间，来自不同输入空间的概念成分受经验维度、语言维度和交际维度的影响，相互融通、相互关联，经历跨空间映射和选择投射，在合成空间产生一个新生结构，该结构作为概念突显进入新一轮概念合成。经过如此反复，思维得到迅速推进，在译语空间表现为译语以言行事，此过程称为口译意义协商三阶合成模式。所谓新生结构就是经过概念整合形成前知识突显的成果，与主体性和语境运作有关的心智空间始终影响模式运作。由于协同抑制机制的作用，理想化思维流程受阻，协同抑制主要关涉前知识突显障碍、语境构建障碍和主体性协同障碍，原型思维表征引发的母语迁移成为口译思维流程中不容忽视的控制因素。

第二，在研究设计环节，坚持多元定性理念，运作结构方程模型。

国内外翻译过程研究分作两种，一种是从经验总结和直观体会的角度对翻译活动的主要步骤和程序进行描述和总结，另一种是基于相关理论构建某种翻译过程模式（鲁硕，2008）。目前，翻译思维加工的主要成就得益于研究手段的改进，如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有声思维法”TAPs的运用，最早源自（Karl Buhler & Edouard Claparede，1933，1934）的研究（Lorscher，1991）、语料库方法对翻译研究的融入、“多维收集翻译过程的研究软件”（Translog）的问世等，Alves（2003）提出三角测量工具（Triangulation）则是借用几何学和GPS定位原理，采用不同角度对同一对象进行定位，以提高数据的准确性和信度。

本研究坚持系统科学研究的整体思维观，遵循系统自组织运动的综合机理，依据口译思维过程概念框架构建障碍变量要素的博弈性，围绕口译思维过程的概念化流程进行一系列观察、思辨、论证、推导和验证。研究思路沿袭自下而上式理论推演与自上而下式数据验证相结合的方法，在认知语言学关于意义构建观、范畴观和整合观的整体关照下，基于口译思维过程意义协商操纵网络，结合丰富鲜活的现场语料，进行充分观察；结合不同时间和地点的微观实验，提高解释的充分性；探寻口译概念化流程的概念框架障碍表征和运作机理，推导口译思维加工概念框架构建障碍的诱发机制，提出总体假说。

验证性因素分析方案遵循系统科学的思维方式，针对口译思维概念化流程概念框架，构建障碍表征机制，形成基本预测与相关假设；根据社会科学统计原理，对不易直接观察的认知变量进行赋值；借助AMOS分析工具进行数据处理和评价，最后通过定性分析，完善理论架构。总之，本研究结合跨学科理论与方法，对准口译过程研究的独特性，开展多方位、多维度的理性推论与实据检验，窥探以汉语为母语的口译学员概念框架构建障碍的表现与影响。

第三，在数据处理环节，严格模型界定，科学量化概念框架障碍参数。

研究对象涵盖引发口译思维发生过程的概念要素、激活认知程序推进的概念要素、抑制基本概念框架构建的制约要素、调控次级概念框架运作的控制要素等。研究任务包括考察口译概念化在线思维加工的障碍因子，重点是口译概念化思维的协同抑制机制，论证基本的概念框架构建障碍概念化运作方式以及内源变量与外源变量的相关性，从实证数据结果获得对整体架构的支持。数据检验采取以定量研究为主、定性研究为辅的方法：为寻求内部效度最大化，采用多元数据测量工具，交互验证；建立结构方程模型，运用结构方程模式数据处理工具，通过观察所有变量之间、潜在变量与潜在变量之间、潜在变量与口译绩效之间的关系，求证基本假设与整体框架的拟合度。总之，通过理论推演、模型界定、假说验证和结果评价，保证研究结果的效度，揭示概念框架构建障碍，从而优化整体概念化机制运行。

总之，本课题以口译思维加工的概念化本质为出发点，以基于口译思维变量的模型界定为基本工具，采取适合口译过程研究的多元定性方法，理论探讨与实证研究有机结合，概念建模与数据分析互为支撑，厘清复杂变量间的关系，揭示口译过程概念框架构建障碍实质。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关注的要点是促发口译概念框架构建障碍的主体性协同障碍、影响认知操作的语境构建障碍、阻碍口译思维推进的前知识突显障碍，因而对于区别双语形式特征的对比研究、不同口译方向引起的差异性表现、临场反常发挥等现象暂不予特别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