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走向世界寻求变革之路
新技术和管理制度的引进，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也进一步改变了人们的思想。前文提到的贺葆真即是一例，秉承家学自然是父祖的期待，虽科场蹉跎但依旧用功不已。科举废除后，他转向实业，积极参与地方社会活动，既投资股票（滦州煤矿公司、北京电灯公司、启新洋灰公司等），还投资煤店、织袜厂等。民国时期，他又组建地方商会、投身民主党并组建地方分部，同时又成立孔教会。以上种种，基本没有脱出中国传统士绅的价值判断和行为方式。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贺葆真依旧看重与直隶桐城派文化圈的交往，例如，他参与了徐世昌文集的编纂工作，虽然有回报徐氏资助其父文集出版的感恩，也不排除他试图维持其父去世后在直隶文化圈的影响的努力。另外，他恳求徐世昌为其谋求在国史馆工作也是出于同样的目的。由此可见，传统的“轻商”心理的顽固，造成了贺葆真在清末民初之际纠结的心态，在“投身实业”“救国”等口号之下亦不能掩盖其对商人身份的轻视。虽然不能说贺葆真能代表该时期“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世界”，但与其同样纠结的士绅当不在少数。他们对“制度”层面的改革热情远远低于 “器物”层面进步的欢迎。应该看到，虽然晚清“国内社会舆论的力量开始显现，对政治情势发展有重要影响”[59]，正是由于新闻出版事业的发展增强了社会舆论的作用，而国内绝大多数的一般知识分子阶层则通过这一主要渠道来了解西方，但囿于没有切身的感受，这种了解也就有一个逐渐深化的过程。陈旭麓先生指出：“‘五四’以前的几十年中，对中国思想界影响最大的有两论。一是进化论，一是民约论。……两论的传播，在观念形态上是区分先前与近代中国人的重要标志。”[60]正如陈旭麓先生所言，进化论为晚清社会变革提供了依据，民约论为晚清变革指出了方向，两论的传播共同构成中国近代思想启蒙运动的先导。而真正掀开这一序幕的，正是走出国门“开眼看世界”的驻外使节和留学生群体。中国近代走出国门的留学生身份复杂，形式多样（官费、自费、教会资助等），囿于材料所限，在人数统计上很难获得准确的数字。[61]据此，笔者所统计的直隶留学生名单缺失尚多，统计数据亦不包含北京城内的留学生，但仍希望可起到“窥一斑而见全豹”的基本作用。直隶省的总体情况是，全国相对排名比较靠前，但与沿海地区相比绝对人数相差较多。
一 清末民初直隶籍的留学生
近代中国有史可考的出国留学活动开始于1846年年底，容闳、黄宽、黄胜3人留学美国。而直隶留学教育则始于1876年，直隶总督选派淮军花翎游击卞长胜等7人，赴德国“武学院讲习水陆军械技艺”[62]，但7名留德学生均非直隶籍。1886年，福州船政学堂第三批赴英留学生中，包括10名北洋水师学堂学生[63]，其中郑汝成（天津府静海）、陈杜衡（天津府青县）、王学廉（后改名绍廉，天津府天津县）为直隶籍，此3人可视为直隶籍学生留学的肇始。
（一）清末民初直隶赴欧留学生
清末民初，直隶留欧学生以英、德、法为主要目标国，学习的内容从最初的军事，迅速转向以理工科为主，获得博、硕士学位者也不乏其人，据笔者统计如下[64]：
表2-1 1919年以前直隶籍留欧学生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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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以前直隶籍留欧学生总共40人。其中，留学英国者20人，德国9人，法国8人，俄国2人，比利时1人。从学习内容上来看，学习理工科者15人，法政（包括政治经济学）7人，军事学5人，商科2人，师范2人，哲学1人，音乐1人，警政1人，不详者6人。从留学生的籍贯来看，天津府16人，顺天府9人，保定府6人，永平府3人，河间府2人，冀州2人，不详者2人。根据统计所得的结果，石家庄地区并无士子留学欧洲。
（二）清末民初直隶赴美留学生
直隶士子赴美留学要晚于留欧、留日，其中庚款留学，始于1909年，但直隶籍士人数量不多。其他官费及自费者为数不少，也有先期赴日，转而赴美的留学生。统计名单开列如下：
表2-2 1919年以前直隶籍留美学生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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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共44人。从学习内容上来看，学习理工科者15人，法政11人，教育学6人，文科及哲学、地理学5人，商科4人，社会学1人，体育1人，不详者1人。从留学生的籍贯来看，天津府22人，顺天府13人，保定府1人，河间府1人，大名府1人，永平府1人，冀州2人，定州1人，遵化州1人，不详者1人。根据统计所得的结果，石家庄地区并无士子留学美国。
（三）清末民初直隶赴日留学生
中国正式向日本派遣留学生始于1896年，招募得13人，由中国驻日使馆官员吕贤笙带往日本。最初是准备在驻日公使馆学习日语，后被送入日本学校学习。[65]直隶正式派遣留日学生的动议则始于1898年的变法新政，光绪帝颁布上谕，“现在讲求新学，风气大开。惟百闻不如一见，自以派人出洋游学为要。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诚以路近费省，文字相近，易于通晓。……前经总理衙门奏称，拟妥定章程。……并咨南北洋、两广、两湖、闽浙各督抚，就现设学堂，遴选学生，咨报总理衙门，陆续派往”[66]。于是，北洋大臣向日本派出了武备生。直隶留日武备生，按军种分为陆军和海军两部分，其中海军武备生的留学之路颇为坎坷。1898年，北洋大臣派遣“安庆澜、蔡成煜、高淑琦、郑葆丞、张锳绪、沈琨六人赴日，他们预定进入海军学校学习海军，而日本海军则以该校奉有敕令，系专为培养日本海军将才而设，拒收这批学生”[67]。后经湖广总督张之洞通过外交管道协调，日方同意今后中国志愿学习海军的留学生需先经地方商船学校学习，然后再进入海军军校接受专业教育。而第一批的六个人，后来也都各自选择了不同的学校继续留学。其中，安庆澜、张锳绪、沈琨、蔡成煜均为直隶人。自1906年开始，清廷共选送四批，合计100余人，记录在案的只有齐熙同1人为直隶籍[68]，另有直隶人王统，具体籍贯不详，肄业于军舰将校科。相较而言，陆军武备生留学日本则要顺利得多，且批次多规模大。1898年，北洋派遣20名武备生留学日本。[69]1902年，北洋大臣袁世凯自武卫右军学堂选派55人赴日本学习军事。[70]此后，直隶官、自费留学日本已蔚然成风[71]，笔者统计得644人，详见附录。石家庄籍留日学生名单开列如下：
表2-3 1919年以前石家庄地区留日学生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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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统计得直隶留日学生640人[72]，其中天津府126人，顺天府76人，冀州52人，保定府50人，正定府36人，河间府32人，遵化州33人，广平府31人，定州24人，宣化府24人，永平府18人，深州16人，赵州12人，大名府7人，顺德府5人，易州1人，多伦厅1人，不详者95人。从学习科目来看，法政201人，占31.41%；军事学109人，占17.03%；师范92人，占14.38%；理工科56人，占8.75%；商科43人，占6.72%；警务20人，占3.13%；预科17人，占2.66%；医学12人，占1.88%；音乐5人，占0.78%；文科4人，占0.625%；美术3人，占0.47%；体育3人，占0.47%；不详者75人，占11.72%。
综合上述统计结果，直隶留日学生主要集中于法政、军事、师范、理工和商科，选择此五项者占到统计总数的78.29%，这说明直隶留学生出国深造的目标是非常明确的，法政——出于由器物转向制度的需要；军事：抵御外侮、救亡图存的需要；教育——开启民智、民族进步的需要；理工和商科——出于实业救国的需要，这也反映出戊戌变法失败后，先进知识分子群体对国家发展道路探索的社会现实。从地域因素来看，直隶留日学生主要出自京、津、保等地区，冀州、定州、遵化州、深州、赵州等直隶州亦蔚为可观，表现不俗，而正定府、广平府、河间府、宣化府、永平府则差强人意，至于大名府、顺德府则有名无实而已。从区域范围来看，直隶留学生主要集中于三个主要区域：北部的京津地区，有202人，占31.56%；中部的保定地区，包括保定府和定州，有74人，占11.56%；南部的正定地区，包括正定府、冀州、深州、赵州，有117人，占18.28%，这三个区域留日学生的数量占到总数的六成以上，若扣除籍贯不详者，比例则接近七成，尤其集中于京津地区。
石家庄籍留日学生包括正定府36人，赵州高邑县3人，束鹿县10人，深泽县5人，共54人，占统计所得直隶留日学生数的8.59%。石家庄籍留日学生分县统计如下：
表2-4 1919年前石家庄地区留日学生分州县统计
由表2—4可知，清末民初石家庄地区留日学生主要来源于藁城、束鹿（今辛集市）、晋州三州县，合计29人，占53.70%。府治所在的正定县留日学生数量不仅低于藁城、晋州、束鹿（归属保定府，受省城影响较大），更是远少于毗邻的冀州、深州和赵州，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正定府所属各县思想开放程度的差异，同时显示出该府与毗邻各直隶州间的巨大差距。
表2-5 1919年前石家庄留日学生所习主要科目比对表
由表2-5 统计可以看到在晚清留学日本的热潮中石家庄地区的一些独特现象。与全省一致性的方面，均以法政为第一选择；修习师范的留学生亦占较高的比例，这两种选择的倾向性前文已有所分析，这里不再赘述。独特性的方面，虽然研习法政的学生人数占最高比例，其实低于全省的平均比例，说明了该地区政治思想上的保守性；选择学习军事的人数更低于全省的平均水平，这与自古以来燕赵地区“尚武”的传统有着相当大的反差，或者说该地区对于出国学习军事不感兴趣；与全省情况有较大差别还体现在该地区选择理工、商科的学生比例远高于全省的平均水平，这与石家庄崛起受到交通商贸活动影响较大的实际情况相符。综上所述，石家庄地区留日学生的选择反映出，相较于政治改革他们更倾向于通过教育、实业等增强国力的方式来解决外来危机。若考虑到自戊戌变法之后，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已经进入制度变革这一历史背景，则该种选择体现出本地区在思想层面的滞后性，说明了文化在由中心区域向外扩散中的时效性，换言之，石家庄地区在中国的近代化过程中处于受中心地区（京津地区）影响而传播新思想的地位。
二 石家庄籍留日学生的作为
留学生，尤其是留日学生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重要贡献覆盖面极广，几乎无所不包。具体到石家庄地区在“思想启蒙”和“文化传播”上则突出地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近代教育体系的建立
直隶近代教育体系的建立，始于“洋务运动”而蓬勃于“清末新政”，其中固然有思想认识上进步的因素，但也离不开师范教育人才的培养与储备。对于“停科举”之后的新式教育而言，留日学生无疑是最重要的推动力量。
创建新型的教育管理体制。中国近代教育体制的变革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莫过于新学制的建立与学部的成立，前者是新式教育得以实现的顶层制度设计，而后者则是实施日常管理的行政机构。新学制的颁布要早于教育行政机构的改革。在废除科举之前，清廷分别在1902年颁布了《钦定学堂章程》（壬寅学制），1904年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癸卯学制）。直至1905年学部成立，教育领域行政改革的步伐才跟上了学制变革的节奏。而中央与地方教育行政机构的权责划分至1906年的《学部奏陈各省学务官制》才逐渐明晰起来。教育机构改革的核心在于，对于地方教育行政机构及官员的考核采用了“二元结构”，即在日常行政管理上各省学务官归属于地方督抚，在官员任用及业务上各省学务官归属于学部，这就改变了传统上各省学务官只对中央负责的“一元结构”，便于责权的认定、监督与配置，有利于行政效率的提高。[73]为此，特地提出了“中央—省—县”三级视学制度。事实上，在《奏定学堂章程》颁布之前，直隶省的教育改革早已开始实施，在袁世凯的主导下，直隶省于1902年创建了全国第一个省级的教育行政机关“学校司”，最早由山东按察使胡景桂督办，1904年由天津人翰林院编修严修接办。严氏就任后的重大举措就是设立“查学”制度，其中直隶留日学生在创建新式教育管理体制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04年直隶省学校司派遣的12名查学人员中，有留日背景的有9人。
表2-6 1904年直隶省学校司派遣的查学人员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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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奏定学堂章程》颁布后，直隶省按照要求将“学校司”改为“学务处”，依旧保持了本省的查学制度。
表2-7 1905年直隶省查学人员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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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派定的16名查学人员中，有留学游历日本经历的有14人，留日人员的比例进一步上升。此后，直隶省一直保持学务官员中留日学生的较高比例，清末直隶学务公所的27名议事员中，留日学生占15名。[74]查学人员的工作情况可以查阅《教育杂志（天津）》及《直隶教育官报》常年刊载的查学报告。在省级学务官群体中，石家庄地区的留日学生亦有所贡献，1907年获鹿人张良弼出任省视学，1911年藁城县人范延荣出任省视学。
张良弼，字佑卿，正定府获鹿县人。[75]1902年赴日本留学，习师范。回国后，适逢严修主持直隶学务，设学校司，即出任查学，后出任省视学。张氏办教育犹重实业教育，尝与同僚高步瀛批评中国人“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曰：“欲救此弊，其惟提倡实业乎？吾历交彼国工商家，而叩其法理，辑其规程。其轻而易举者，愿先施之家，而邻而国，以次推及。吾多子，将学吾家安世之所为，使各有手技而不萦心于仕禄也。”张良弼一方面开展平民职业教育，先在保定开办补习学校，专门教育年长失学者。进入民国后，将学校改为直隶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并出任校长；另一方面命子张式渠、张式瀛赴日本学习染色与织造。待式渠学成归国后，在高阳开办实行机器化生产的整染厂，也带动了北方民族工业繁兴的风潮。其兴学之功，被广泛认可，当选国会为众议员，并获得连任。张良弼有7子2女，其教育理念在子女身上也得到充分体现，五子张式溥毕业于北平大学医学院，入北京协和医院，是我国著名的眼科专家。长女张式沅（即安娥）更是非常有名，她是《卖报歌》《渔光曲》的词作者，近代著名的作家、诗人、翻译家、记者，田汉的夫人。
另外，清末教育改革的另一项重要内容——“劝学所”制度，也发轫于直隶，由留日学生陈宝泉创设，并经学部推广至全国。他回忆这个创举时写道，“劝学所章程始创于直隶学务处，其时严范孙任阻遏物处督办，提倡新教育不遗余力。宝泉时任普通科科员，思教育行政宜有统一的组织，既有学务处为省行政机关，拟请更设劝学所为厅州县行政机关，并仿警察分区办法便于推广教育。……直隶行之，颇有成效。待严先生升任学部侍郎，遂取直隶之现行劝学所章程，通行全国”[76]。至1909年，“全国各厅州县劝学所总数已达1588所”[77]。综上所述，直隶留日学生在本省近代教育改革过程中开创性工作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
（二）投身教育，教书育人
清末教育近代化进程之初，新的学制虽然颁布，但是由于新型师资力量的缺乏，使得教育改革变得有名无实，张之洞在筹议改革时提到了教育，曾感慨：“学堂固宜速设矣，然而非多设不足以济用。欲多设，则有二难。经费巨，一也；教习少，二也。求师之难，尤甚于筹费。”[78]他给出的解决中国师资力量匮乏的办法就是“奖励游学”，具体而言就是优先鼓励学生赴日留学，借用日本庞大、成熟的专门学校、师范院校为中国培养教育人才。由此而发轫的中国近代留日风潮，确实为中国提供了继续教育改革的动力和可能。随后的几年中，清廷又出台了一系列的留学生管理办法，例如：归国后经过考试，按成绩奖给进士、举人出身；限制官费师范生学成归国后，必须在专门学校任教5年；限制速成科，奖励完全科；禁止留学生求学期间与外国人结婚等[79]，其目的也无非是鼓励留学生回国效力。事实上，有了充裕的师资人才，中国各类高等院校才得以迅速发展起来，以直隶省为例，据资料显示：
表2-8 1907—1909年直隶省各类实业学堂、学生统计表[80]
相较而言，直隶省从实业学堂的数量和招生规模来看都是名列前茅的。在师范学堂方面，直隶省的学堂数量、招生规模亦排在前列，据资料显示：
表2-9 1907年直隶省师范学堂、学生统计表[81]
毋庸置疑的是，直隶省在专门教育、实业教育、师范教育上的突出表现依赖于师资力量的充足，统计结果显示：
表2-10 1907—1909年直隶省专门、实业、师范学堂、传习所讲习科教员情况一览表[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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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统计结果，直隶省教师数量居全国的中上等水平。教师结构发生的变化可以通过一组情况对比清晰地显示出来。
表2-11 直隶师范学堂、北洋师范学堂教师构成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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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两校教职员情况，通过仔细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在清末新政期间，直隶教育改革的成果，不但留日学生任教的数量在增加，而且担任的职责也越来越重要，对日籍教员的依赖程度在降低。保定直隶师范学堂的9名日籍教员中，包括教务长、顾问官渡边龙圣及7名正教员，1名东文专修科教员；华籍正教员有11人，有留学背景的只有4人。在全体教职员中，日籍教员占到18%，有留学背景的华籍教员占到10%。天津北洋师范学堂的8名日籍教员，则主要承担图画、教育学、地理历史、博物、东文伦理、农学、手工图画、理化等主干课程的教学，占全体教职员19.05%。华籍留学人员承担体操、音乐两门课程，其他4名为学校的管理者及3名助教，有留学背景的华籍教职员占到21.43%。由上可知，在建立近代教育体系的过程中，中国还处于学习者的角色，随着归国留日学生的加入情况有所改善，但基本还处于辅助性的岗位。换言之，在直隶教育近代化的初期，对日籍教员的依赖程度相当高。在实业、专门学校师资力量的匮乏更严重一些。这种现象本身也无可厚非，毕竟整个教育近代化才刚刚起步而已。当然也再次印证了张之洞“求师之难，尤甚于筹费”的感慨。从另一个角度看，聘请外国人执教，既节省了留学的费用，也使国内的教育水平得以迅速提高，在整体教育水平低下、师资短缺的晚清不失为一种“良方”。除上述几位直隶籍留日学生外，其他人也多有建树，例如：1904年，日本弘文书院师范科毕业生胡家祺任天津官立中学堂监督。[83]1904年，速成师范毕业生臧守义就任天津慈惠寺小学的首任校长[84]，1906年又在北京创办西城私立第一、第二小学堂[85]，还担任北京贫儿院总理[86]，可见臧氏投入教育、慈善活动之用心。直隶丰润县人李秋野，留日归国后，先后担任县立高级小学校长、新开办的丰润中学校长[87]、迁安师范校长[88]。当然，在这些投身教育、辛苦办学的身影中也不会缺少石家庄籍留日学生的身影，赞皇人安士良继获鹿人张良弼后代理直隶甲种工业学校校长。[89]
高邑县人宋文华[90]就是一位学成归来服务乡里的留日学生典型。宋文华，字炳蔚，正定府高邑县人。宋自幼聪明伶俐，勤奋好学，颇受私塾先生的赞赏。少年时代常以邑中先贤——明万历年间政治家、礼部尚书赵南星自励。19岁应童子试，一举夺得魁首。进学后，愈发刻苦，摒除一切学外之趣，专心攻读，立志成才。天亮即起，夜暮秉烛，寒暑易节，不辍诵读，以至乡人以为其有过目不忘之能，殊不知源自其刻苦磨砺，持之以恒。宋文华尝以“苟有恒，何须头悬梁锥刺股；最无益，莫过三日曝五日寒”为座右铭，书写张于卧室。20岁，即以汴梁乡试副榜中式举人，震动乡里。1905年，科举制被朝廷废除，宋文华被乡人寄予厚望而被推举为县小学学董。上任后，大力推行新式教育，创新教学方法，改革教学内容，兴利除弊，学校的面貌得以迅速地改观。直隶兴学，开办劝学所，宋以令誉被任命为县劝学所总董。为了办好全县的教育，他呕心沥血，夜以继日地工作。经过两三年的努力，高邑县先后开办了师范讲习所、女子小学和60多所乡村小学。这样的工作成绩再次为他赢得了声誉。进入民国后，他被推举为省议员，并连续两届连任。成年后，他不但继续以赵南星“为官清正、不徇私情、不畏权贵、刚正不阿”“改革弊政、澄邰弊端”的思想要求自己，而且整理、刊印了赵的全部著作，使其流芳百世，警戒后人。并且奔走于保定、元氏、赞皇、赵州、柏乡等地，募集资金，建造了赵南星祠堂，树立一方之正气。[91]为表彰宋文华对家乡的贡献，邑人特为其树碑以示纪念，碑文如下[92]：
宋炳蔚先生纪念碑
宋先生炳蔚既殁后之一年，邑绅周集成、陈翼南等，以其功在一邑而没世不忘也，勒诸贞珉，以垂不朽，因属为之文。按：先生姓宋氏，讳文华，字炳蔚。世籍邑之西马闲村。清光绪庚子辛丑并科副贡生。学识超迈，以维新负时望。性和易，与人无忤。邑人信仰深，凡先生所言论无不翕然服者。清季变法“兴学校”，愚民多守旧，上宪虽严令促立学，然民风既锢塞，办学者又多敷衍、颟预，而僻邑尤其。鄗本弹丸邑耳，地方五十里，村镇九十余。迨学制既颁，授先生董劝，不一年，创办师范讲习所一、女小学一、初小学校八十有四，几于无村无学，且每校生数最少亦不下三十人，而成绩斐然为附近各邑冠者，盖皆先生倡导之力也。先生初董本邑高等小学校事，旋总董劝学事宜，邑中各新政县尹皆倚先生以办治。嗣被选为省议会议员，议事多持大体。至关邑中兴革诸大端建议尤多，而一经先生倡导率推行无阻，以故每届改选省议员无不以先生当选。民国十六年冬，奉晋启争。晋既败，邑令挈印逃。兵匪峰聚云屯，肆骚扰群情惶駥甚，乃组织临时自治委员会，公推先生为委员长。先生率诸绅筹防守，匕鬯不惊，闾阎安乂。议者佥谓：微先生出，则四境必糜烂不堪言状矣。民国二十年，省令各县修方志，先生为修志局局长兼文献委员会会长，不数月县志成。乡贤赵忠毅公南星，明季儒林之巨擘也，后嗣式微，先生为之募款建祠宇，并梓其遗书，其维护文献之功又如此。总计先生劻勷县政前后二十余年，绩效著于时，群情翕服。乃以微行，为劫狙击死，闻者无不哀之。持择先生兴学、自治、维护文献之大者泐于石，以志不忘，并讯诸永永无极之世，至其详载于先生志传中不赘述。
元氏县：李林奎撰文
邑人：程宗颢书丹
中华民国二十三年三月谷旦高邑县全体官绅商民尺等敬立
依靠多方的努力，直隶近代教育的局面已蔚为大观。1906年6月，直隶新政的实力推行者总督袁世凯曾作过一个阶段性的总结，“通计现有学堂数目：计北洋大学堂一所，高等学堂一所，北洋医学堂一所，高等工业学堂一所，高等农业学堂一所，初等农工业学堂暨工艺局附设艺徒学堂二十一所，优级师范学堂一所，初级师范学堂及传习所八十九所，中学堂二十七所，高等小学堂一百八十二所，初等小学堂四千一百六十二所，女师范学堂一所，女学堂四十所，吏胥学堂十八所。此外尚有客籍学堂、图算学堂、电报学堂各一所。凡已见册报者，入学人数共八万六千六百五十二人，而半日半夜等学堂不计焉。合诸武备、巡警等学堂，以及册报未齐者，总数不下十万人”[93]，这一成绩在全国名列前茅。
（三）探索政治制度的变革
戊戌变法虽然以失败而告终，但此起彼伏的变革呼声和革命行动，迫使清廷不得不作出政治改革的姿态。从“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到辛亥革命建立民国，清王朝用了六年时间的延宕，将自己推上了绝路。走出国门的留学生亲身体验着西学魅力的同时，也在争论、辩驳中作出了不同的政治选择。即使这样我们都不能忽略一个事实，即日后“分道扬镳、南辕北辙”的各方在踏出国门时都曾有着一个共同的“救国梦”。
1.立宪救国。“立宪救国”思想并非留学生群体走出国门之后的“大发现”，自鸦片战争之后，其在中国的传播已经经历了60余年的时间，而逐步酝酿成熟的。张朋园先生将其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840—1870年，这30年间，是知识性的介绍时期；第二个阶段，1871—1895年，这25年间，士人视议会代表“君民一体”，内可团结人心，外可抗拒强权；第三个阶段，1895—1904年，民权说代起，强调议会表现人民的权力；第四个阶段，1905年以后，议会思想根植国内，人民起而要求付诸实现。[94]同时，张先生也指出，议会思想“渐渐传布全国。但受到影响的限于知识分子，或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士”。换言之，即使“传布全国”，清末立宪已经紧锣密鼓地展开，“立宪救国”仍旧是少数社会精英的“独角戏”。
留日学生是推动清末“立宪运动”的重要力量，他们的推动作用一方面体现在影响那些倚重他们从中央到地方的实权派；另一方面则积极参与到各种立宪前准备活动的技术操作上。从五大臣出洋考察的随员，到最后报告的撰写，以及地方督抚奏请政治改革的奏疏，无处不在的是留日学生的努力。而在清廷正式宣布“仿行立宪”的准备和具体实施工作中，留日学生更是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例如：宪政编查馆中的金邦平、汪荣宝、曹汝霖和章宗祥这“四大金刚”[95]。编查馆的核心机构——编制局，共有职员21人，留学生有17人，其中16人为留日学生。而且随着立宪进程的发展，编查馆的人员还在陆续增加。1909年5月21日，宪政编查馆再次奏调7人入馆，其中就包括直隶宛平县留日学生顾德邻。[96]
1906年，清廷宣布预备立宪，设置9年的筹备期，试图建立完整的议会体制。在此期间，咨议局则以临时议会的形式成为晚清各方政治势力施展抱负的舞台。1908年，按照颁布的选举章程直隶咨议局议员定额为140人，相应规定了7项候选人资格和8项不成为候选人的情形[97]，据统计直隶省具备选民资格的有162585人。[98]张朋园先生认为，“直隶在这次选举中，办理选民资格调查，比较尚属得法。其选民的百分比0.63%是全国之冠”，且“观念方面，直隶实较内地各省进步”[99]。他的这种判断不无道理，原因在于直隶较其他各省在自治、立宪方面启动得更早，准备得更充分而已。早在1907年7月间，袁世凯奉旨在直隶先行试办地方自治，他委任天津知府凌福彭、翰林院检讨金邦平二人负责在天津筹办自治。为了顺利选举，并使当选者达到“补守令之缺失，通上下之悃忱”的目的，特采取了多项措施和步骤：第一，派遣学习过法政，熟悉地方情况的士绅各处宣讲。第二，编印《法政官话报》，分发各处，以便传阅学习。第三，将地方自治的好处编成白话，张贴布告，以期家喻户晓。第四，设立自治研究所。从各处选择阅历广、素服乡望者，大治8人，小治6人，集中在自治研究所培训四个月。毕业后，各自返乡筹设自治学社来传播立宪思想。第五，设立自治局，制定自治章程。再由自治局在津府范围内公举42人，外加4名本省有地方管理经验的官员，由此46人自治章程进行审订。经过19次会议，议定自治章程111条。第六，设立选举科。通过调查确定选民数量，合计12461人。具备候选人资格者为2572人。第七，进行初选。将候选人按住所划分为8个区。选民每人一票，每张选票只能选择一个候选人，当众验票。每区先选出得票最多的4人，共计32人。再统计剩余的选票，选出得票最多的103人，与上述32人，为初选当选者，共135人。然后进行第二轮选举，初选者相互投票。每区选出1人，合计8人。再统计剩余的选票，选出得票最高的22人，合计选出议员30人。第八，当选议员另择时间、地点，投票互选，选举出议长李士铭、副议长王绍廉。[100]天津议事会成功选举，引起直隶社会各阶层的极大关注，在天津士绅的推动下[101]，议事会选举出董事会，会长由天津县知县兼任，另副会长1人、会员8人均从议员中选出。至此，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官方主导的议会选举圆满落幕。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次地方选举的圆满落幕，对于整个清末立宪运动来说才仅仅是个开始。其反响也在持续发酵，民众对于选举的方式倍感新鲜，但同时对于宪政体制的运作更是心存疑虑。《大公报》在天津县董事会成立的当天就对议会与地方行政体系间的责权关系制衡表示出担忧，“此章程一日不能实行，则董事会适成一种之废物。吾人又何必日言自治，天津之地方团体又何需乎此有名无实之机关载！”[102]这种忧虑不无道理，但从天津地方自治的内容和实际运作情况来看，“它不仅对地方政权起了制约作用，而且维护了地方社会的权利，是民众参政进一步加强的体现”[103]，这种判断是比较合理的。当时的官方评价也以正面、积极评价为主，继任直隶总督杨士骧也认为“（天津议会、董事会）两年以来，规模初具”。同时，《大公报》也认为 “自治之已告成立者，直隶当未有部章之前，先有自治团体。虽以官力行之，然议事会、董事会之名颇具”[104]。应该看到，天津试行地方自治在客观上促进了立宪运动的历史进程。
对于开设地方议会，清廷的态度并不积极，中央、地方虽时有奏议，却并无实质性进展，以至于引发了留日学生专程归国请愿的事件。[105]于是，清廷迫于压力在1907年10月19日，发布上谕“著各省速设咨议局”[106]。但同时却没有给出统一的、具体的操作章程，以至于各省分歧，一事无成。直至1908年7月22日，宪政编查馆拟定的章程才得到批准，同时限令各省一年内办成。[107]直隶总督杨士骧按照章程设立咨议局筹办处，包括监理6人，总办2人，总检查6人，参事4人，科长2人，科员8人，司选员24人，合计50人（科长为兼任）。其中有留学经历的23人（1人留美，1人留英，21人留日），有游历经历的7人（1人驻俄参赞，6人游历日本），有新学教育背景的10人，不详者3人。有留学、游历、新学背景的占80%，由此可见立宪运动对新式知识分子的倚重。直隶籍留日人员共18人，占筹办处全体职员的36%，占全部留学人员的78.26%，具体人员如下：
表2-12 直隶咨议局筹办处直隶籍留学人员一览表[108]
续表
直隶咨议局筹办处，依照章程，再加上直隶试办地方自治的经验，筹备工作也是按部就班。经过骨干培训、宣讲章程、调查选民资格、大众普及（传单、报纸），再经过初选、复选，直隶省历史上首次省级议会选举终于尘埃落定共选出议员156人。[109]1909年9月30日，直隶咨议局举行预备会议。[110]10月14日，直隶咨议局召开第一次正式会议，选举阎凤阁为议长，王振垚、谷芝瑞当选副议长。[111]张朋园先生经过研究奉天、直隶等十五省议员的基本资料，给出了首次当选各省咨议局议员的基本特征：咨议局议员大多数为具有传统功名之士绅；若干士绅同时又曾接受过新式教育；大多为有产阶级；高层士绅中多曾在中央或地方担任过官职，有一定的政治经验，对政府有所认识。[112]张先生认为，这些背景兼具传统性与现代性，主导他们在议会中的论政方向。他们投身立宪运动，本身就有着明确的政治诉求：废除科举后，朝廷用人偏重新学，更看重留学生，政府能够容纳的人才有限，这就使咨议局、资政院等民意机构成为开明士绅参政、议政的不二之选，当然也不排除有浑浑噩噩之徒将其作为晋身仕途的“光明大道”，无论如何都展现出积极进取的一面。另外，他们多为有产阶级，害怕剧烈的社会变动，期望通过自身参与政治能够抑制、避免各种不利局面的出现，维护其自身（或阶级）的现实利益。清末立宪运动就是在这种各阶级都纠结于自身利益的考量下轰轰烈烈地进行着，当然也注定了各自或激进或保守的现实抉择，很快就看到了他们分道扬镳，因为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了。石家庄地区当选的咨议局议员共14人，有新学背景者8人，占57.14%，与全省的93.9%[113]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具体情况如下：
表2-13 顺直咨议局中石家庄籍议员一览表[114]
刘建军先生在他的研究中以“社会变革”为取向，将直隶议员的政治取向分为五种：激进派；新派；半新不旧派；守旧、保守乃至反动派；投机派。[115]至少说明了清末立宪时期士绅对政治改革的探索和彷徨，再加上人性的复杂，情况就会变得错综复杂。平心而论，该时期的留学生、接受新式教育的士子对西方的宪政思想了解的程度很低，换言之，很清楚的人不多。试想仅仅经过三四个月，又或者六个月，即使九个月的留学，无论是自然科学的，还是社会科学的西学新知能掌握到什么程度？从留学运动爆发高潮后，清廷修改留学政策，限制速成科留学生数量就可以明白，他们的程度最多也就是囫囵吞枣罢了，从咨议局之后的历次议会的命运也可以看到这一点，绝大多数的早期议员既不清楚自己能干什么，更不清楚自己该干什么，又如何能驾驭得了这徒具外表的宪政改革？
清末立宪运动失败了，与其将之归结为清政府的保守和虚伪，抑或是反动势力的强大，不如想一想中国文化中的政治伦理、价值观能够多大程度地接纳西方的民主、自由，至少清末还不具备这样的思想基础和社会基础。以至于黎安友先生指出，“市民社会和政治文化的衰弱无力，民主可望而不可即”[116]。回顾本章的主题，如何应对1840年以来西方文化的挑战？笔者花了大量的篇幅也并非为了嘲笑留学运动的急功近利，以及立宪运动的失败，从另一个侧面看，走出去了解借鉴、学习吸收西方文化的优长，使之与中国文化相融合，清末的知识分子已经找到了正确的方向，并走上了正确的道路。
2.革命救国。文化和国家、民族就像毛与皮的关系，在晚清“救亡图存”的巨大压力之下，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对于清政府能否带领中国走出困境这一基础问题的判断，使得有人选择了政治改革，而有人选择了革命道路。辛亥革命的胜利，推翻了清王朝，使中国向西方的学习真正从器物，跨越到了制度。
石家庄地区留日学生在立宪运动中表现平平，当选的议员也都没有什么特别出色的表现。相较于宪政改革，他们似乎更钟爱于教育救国、实业救国。但在开始寻求革命救国的道路上他们就敢于献出鲜血，乃至生命。
1905年8月，孙中山等在东京成立中国革命同盟会，直隶省支部亦在东京成立，以张继、王德裕为主要负责人，其中石家庄地区籍的有张荩臣、王魁元二人。
表2-14 1905年同盟会直隶省东京支部人员名单[117]
至1907年，旅日直隶籍会员发展到35人，其中石家庄地区籍的有张荩臣、王魁元、李宝正、刘几王、李克廉5人。具体名单如下：
表2-15 1907年旅日直隶籍会员一览表[118]
续表
石家庄籍留日学生中早期同盟会革命先驱如下。
张荩臣（1884—1968），字清廉，正定县人。考取清政府公费留学生，入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法律，在此期间加入同盟会。1910年毕业回国，分发河南候补知县。武昌起义爆发后，革命派亦策划河南独立，张荩臣利用职务之便在其住处储存子弹，以秘密支持起义工作。河南巡抚宝芬等经过观望，见局势难以阻挡，遂欲求去以保平安。袁世凯了解到情况后，促请朝廷免去巡抚宝芬等河南主要官员的职务，保奏其心腹齐耀琳为河南巡抚，控制了新军，以压制革命派，河南独立的态势得到遏制。同盟会为了应对反动派的反扑，拟刺杀齐耀琳举行暴动，不幸被巡防营诱骗，暴露消息。乘同盟会开会之际，派军队包围其秘密活动据点——省立师范，一举将同盟会首脑捕获。张荩臣由于误到另一个秘密据点——私立法政，而得以逃脱抓捕，遂化装离去。被抓捕的革命党有40余人，其中张仲瑞等11人被清政府杀害。河南革命遂告失败。民国成立后，曾任河北省尧山专员兼县长、滦县县长、江西省法院推事、奉天省法院推事，宁夏高等法院院长、甘肃省高等监察厅检察长、河北大学校长等职。[119]
王葆真（1880—1978），字卓山，又名凤玉，深泽县人。耕读传家，祖父、父以中医执业。自幼随堂伯父读私塾。1902年考入保定直隶高等农业学堂。1905年考取直隶省公费留日学生，初入东京经纬学堂，后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1905年加入同盟会。1911年回国，作为同盟会留日学生代表参与组织滦州起义。1911年10月22日至11月下旬，王葆真三次冒险进入滦州，策反在此地参加秋操的新军第二十镇。关键时刻，该镇上层将领接受君主共和，放弃起义，改行兵谏，错过了起义的最佳时机。王葆真继续在滦州发动中下层军官，终于在1911年12月31日促成发动起义，建立中华民国北方军政府。王葆真按孙中山通知，赴南京当面汇报起义事宜，被委任同盟会燕支部筹备主任。而滦州起义在清政府的镇压下惨遭失败。王葆真曾赋诗纪念，“深宵几度铁桥前，成败由来莫问天。谁知共和多血迹，滦州一举成千年”。民国初，任第一届国会众议院议员。袁世凯称帝后，赴东北参加讨袁的军事活动。袁世凯去世后，他毅然南下，参加护法运动。[120]王葆真是石家庄地区清末民初留日学生革命先驱的杰出代表。
还有同盟会直隶省东京支部的创始成员王魁元，正定县人，学习医科，归国后就职于保定直隶省公立医学专门学校，教授外科兼局解学，后兼任附属医院院长。[121]宋教仁在其日记中记载了，在日留学期间，王魁元资助其前往辽东运动“马侠”，建立同盟会辽东支部的往事。[122]直隶同盟会早期成员李克廉，正定县人，是北洋三杰之一王士珍的内侄。[123]李克廉是钱公来加入同盟会的介绍人。[124]1906年，朱霁青在锦州府广宁县（今北镇市）创办广益学院，教授科学、世界通史、人权学说，为储备革命青年之基地。李克廉自东京回国出任该校教职。后被人告发，学校被查封停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