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消费倾向变化的需求因素
一 收入增长与消费需求变化
消费需求升级是消费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在19世纪中叶，德国统计学家恩格尔在研究英、法、德以及比利时等国家不同阶层家庭的调查资料时发现，随着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不断提高，各个家庭用于食品方面支出的比率会逐渐下降；用在衣着支出方面的比率保持稳中有降；用在住房和汽车等方面的消费逐步上升；而用于文化、教育、娱乐、旅游等方面的支出会快速增长。从我国现阶段的消费结构变化来看，各个消费项目变化同样也呈现出这些特点。恩格尔定律指出，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的食品消费支出比例会越来越低，也就是人们收入水平提高过程中的消费需求升级使得居民的消费逐渐从食品这个最基本的消费项目向其他新型消费过渡和发展。钱纳里等（1995）研究了经济增长和结构转变的相互依存关系，指出收入增长过程中私人消费的食品份额不断下降和其他消费份额的不断上升。马克思（1975）论述了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收入水平与不同消费结构的关系，指出工人只消费必要生活资料，资本家除了必要生活资料外还消费奢侈品。马斯洛基本需要理论认为，人类的需要是分层次的，即包括以下依次递进的层次：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尊重需要、发展需要、自我实现需要等。人们在较低层次的需要得到满足后会向更高层次的需求发展。
尹世杰（1983）认为人们在消费过程中所消费的不同类型消费资料的比例关系就是消费结构。消费结构可以有很多划分方法，按照消费的自然属性和自然内容来划分，可以把其理解为如吃、穿、用、住、行等各大项消费形式之间的及其内部各部分的比例关系。这种类型的划分与马斯洛的基本资料、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划分有一定的对应性，消费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消费向新型消费项目的结构性转移。反映消费者消费结构上的消费需求升级行为的一个常用指标就是恩格尔系数。恩格尔系数的逐渐降低是消费发展和升级的重要标志。
一些研究在结构分解的基础上对我国居民消费进行分析，探讨居民各类消费所表现出来的演变特征。例如，周先波等（2008）基于长江和珠江三角洲面板数据，根据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非参数估计，计算出各类商品消费支出弹性，分析表明，两三角洲地区食品、衣着、家庭设备用品和其他等四类消费品为必需品（支出弹性大于0且小于1）；而其余的医疗保健、交通通信、娱乐文化教育和居住四类消费品都是奢侈品，它们的支出弹性都大于1；而交通通信类商品更为特别，支出弹性大于2。随着总支出的变化，居民各消费项目支出的变化幅度差异也较大。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了消费需求升级过程中消费支出分类变化的特征，以及不同消费项目在各个消费阶段中地位的不同升降趋势。
二 消费需求变化与消费倾向
由于传统消费理论难以解释我国消费不足的现象，一些经济学家提出了两个假说，即隐蔽性通胀假说与结构转型假说（Ma，1993）。隐蔽性通胀假说认为，由于供给相对于需求不足而导致居民把受到抑制的消费转向储蓄，从而表现为居民消费倾向低下。供给不足的现象是我国过去经济阶段的特征，不同的是当今的供给旺盛甚至过剩，因此隐蔽性通胀假说对我国消费不足缺乏解释力；结构转型假说认为不断加快的货币化进程以及日益增加的不确定性是消费不足的原因，认为消费不足是同经济增长和经济转型相伴而生的产物。这一假说没有区分货币化和不确定性在引起消费结构转换中所起的作用（万广华等，2001）。
近年来国内学者认识到，经济转型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变化对消费者行为产生了深刻影响。我国经济正处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转型时期，居民所处的经济环境以及对收入和消费预期的不确定性都较高，居民的消费行为深受这些因素的影响。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并伴随着储蓄率的不断上升。杨子晖（2006）研究结果表明，居民消费的跨期替代弹性有了显著的上升，表明我国居民消费行为在改革前后发生了结构性转变。刘强（2006）指出，从居民消费结构来看，由于相关政府政策支持力度的缺乏，我国居民在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的负担过重，从而导致其他项目的消费受到抑制。1993年以来城乡居民消费支出结构中，食物、衣着与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的消费基本上呈下降趋势，具有上升趋势的是医疗保健、交通通信、娱乐文教和居住支出，这是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体现。刘强（2006）认为医疗保健、娱乐文教和居住支出具有很强的制度变迁特征，这些方面的改革导致了对应项目支出的较大幅度上升，居民支出的增加具有强制性。刘强的研究提出了消费结构变动与消费倾向之间的影响关系，但是他把制度变迁特征较强的三类消费对其他消费的影响只看作为挤占是片面的，消费倾向的下降还有为这三类消费的不确定性而进行储蓄的因素。苏良军等（2006）指出虽然城乡居民的收入随着改革迅速增加，但相应的社会保障体制的不健全，居民因为考虑到教育、医疗、住房等因素的不确定性，不敢大胆消费。并预见，随着我国各项社会保障体制的逐步健全，消费需求升级潜力得到释放，居民的长期边际消费倾向将会趋向稳定水平。万广华等（2001）分析了流动性约束和不确定性对中国居民消费行为演变所起的作用。其实证研究表明，随着我国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中国居民消费行为于20世纪80年代早期发生结构性转变。流动性约束型消费者占比上升以及不确定性的增大，导致了中国近年来的消费低增长和内需不足。Caballero（1993）用（S，s）模型来分析耐用品消费的特征，指出消费者对消费品的购买存在一个触发机制：当耐用消费品的存量低于某个水平时，消费者就会自动实施购买行为；而当耐用消费品的存量达到或高于这个水平时，消费者就会暂停购买。Eberly（1994）认为耐用消费品存量的实际数量和理想数量之间会存在着一定的差额，这个差额构成了（S，s）区间。Hassler（1996）指出，当经济的不确定性增加时消费者的购买意愿会降低，从而（S，s）模型中区间值增加、购买区域变小，不确定性导致消费推迟对耐用消费品的支出，扩大消费者实施购买的时间跨度。（S，s）模型体现了消费项目类别与消费支出行为的关系，当某项消费处于消费需求升级的主体地位时，此项消费的特性会较大程度影响消费者的消费或储蓄行为。
流动性约束和不确定性与居民消费需求升级过程密切联系，共同影响着居民的消费决策。流动性约束、不确定性与消费需求升级之间相互作用，强化了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对居民消费水平提高和消费增长产生不利影响。大量证据表明流动性约束有助于解释消费对收入的过度敏感性，低收入居民受到了流动性约束。然而，收入水平低固然与流动性约束的关系很直接，但是与收入水平对应的消费项目支出的升级才是流动性约束起作用的关键。面对大额消费项目，流动性约束程度愈发束紧。Carroll等（2000）的研究结论表明，“示范性”习惯形成对于预防性动机或攀比性消费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这里的“示范性”习惯的一个最为关键的方面就是消费需求升级的示范效应。不同阶层、不同收入层次以及二元性的城乡差别形成的不同消费需求升级阶段会对其他消费群体构成强烈的影响，这种影响最终促发内生性的消费需求升级行为，从而对消费者的消费决策构成重要影响。
消费攀比是一种常见的经济现象，也是消费需求升级的一个表现。当消费存在攀比时，个体的偏好不仅与自己的消费支出有关，还与其他人的消费水平或经济中的平均消费水平有关。收入水平差距带来的消费水平或消费质量差距会为消费攀比提供可能，而且我国的城乡经济差距以及城乡经济联系、人口流动加强会促发较强烈的消费攀比现象。作为个体间相互影响的消费攀比行为，其直接效应就是有利于个体消费需求升级的实现，也就是消费攀比促进了消费需求升级的加快。但是，陈利平（2005）的理论分析模型表明，如果经济中存在消费攀比，现期消费的边际效用增加，直观地理解，公众会提高现期消费；但是如果公众都提高现期消费，则下期的攀比标准也将相应提高，从而下期消费的边际效用将提高得更大，因此攀比效应可导致个体将消费向未来转移，从而导致储蓄的相应增加。
由于中国在住房、养老保险、就业、教育以及医疗保健等方面推行了一系列改革，不确定性不仅存在，甚至在20世纪90年代还有所强化。万广华等（2001）指出结构转型假说还没有完全失效，不过结构转型假说仅仅关注消费结构转换是否发生，而忽视了消费结构转换的内在动因。所以我们应该足够重视转型时期消费需求升级（结构转变）动力对居民消费行为的深刻影响，把居民消费需求升级要求与经济转型之间的矛盾所引致的消费不足问题作为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万广华等提出3个新的假说以解释中国的高储蓄率，并进行实证检验：中国居民消费行为发生了结构性转换；流动性约束型消费者所占比例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中国居民消费行为的演变；改革以后，不确定性对流动性约束型消费者的影响日益增加，进而对居民消费行为产生了更为明显的影响。实际上这3个假说难以严格分开，流动性约束和不确定性必然与消费需求升级高度相关、不可分开，因为流动性约束和不确定性的影响正是与消费需求升级的内容相互对应。因此我们可以从居民消费需求升级与消费倾向的关系探索转型时期、体制变迁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消费需求升级因素是与消费理论新发展中的预防性储蓄和流动性约束相统一的。叶海云（2000）的研究就指出，与居民消费结构变化相联系而产生的流动性约束使得中国居民不得不确立短期储蓄目标，其当期消费水平并非由当期流动性资产和收入水平所决定，而是由短期收入流和短期储蓄目标来决定，因此当期消费低于最优水平。Caballero（1990）和Deaton（1992）指出耐用消费品具有时滞特点的解释除了消费者消费习惯之外还有预防性储蓄的动机。因此，消费需求升级中消费主题的变化与消费行为有密切的联系。
王合绪等（2000）指出社会保障体制和教育体制改革以及消费市场化的积极推进是消费疲软的重要原因，处在转型期的消费者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增高，消费者通过增加预防性储蓄以备不测的行为明显，消费的过度敏感性降低。居民通过储蓄进行买房、子女教育等消费支出的倾向明显，而且这些储蓄中也可能包含了对其他消费项目消费的抑制部分。同时王合绪等提出我国城镇居民面临消费从几千元到几十万元的升级阶段，消费方式发生巨大变化，消费结构升级显著，经历着生存型消费到质量型消费的转变阶段。消费支出额度要求增大，容易出现消费的“断层”，居民需要通过储蓄和信贷行为实现消费结构上的平缓转变和实现。但是一个可能的结果是，居民为消费需求升级而进行的储蓄由于不足以应付大额消费而成为永久性和沉淀性的储蓄，从而使得消费倾向不断降低。因此，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对减少预防性储蓄效应、加快消费需求升级速度会产生积极影响。周建等（2009）具体从消费结构分解的角度对消费倾向变化进行了实证研究。他们构建了城乡消费行为联动机制模型，在理论和实证两方面研究城乡各类消费项目支出比重之差对农村消费倾向的影响。他们在模型构建中，通过对消费者和生产者进行一定的假设，最后得到的可以检验的计量经济模型形式为：
其中，APCt为农民平均消费倾向，Gt表示农民收入增长速度，DFOODt、DCLOt、DRESt、DAPPt、DHEAt、DTCt、DECRt 分别表示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各自消费结构中的食品支出、衣着支出、居住支出、家庭设备支出、医疗保健支出、交通通信支出、文教娱乐支出七类支出比重之差。模型实证了城乡各类消费支出比重之差（消费结构差别）对农村平均消费倾向产生的影响。从根本上说，他们的研究也是基于消费者的消费需求升级要求对自身消费倾向的影响这一假设上来展开的，因为城乡联动既是示范或带动效应也是消费需求升级内在要求所趋。贾良定等（2001）把人的消费需求分为保证性需求、小康需求和个人欲望三个层次，指出不同的收入水平对应于不同的消费轨迹，从而带来不同消费者的储蓄和消费行为。只有尽量减弱不确定性风险，实行有效的住房体制、医疗体制和教育体制等方面的改革，才能使得居民消费潜力得以释放，消费者才会敢于实行中长期的大额信贷消费，实现经济发展中供给和需求的良性循环。所以他们的研究把收入提高、消费需求升级和消费倾向联系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