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防御性进攻主义的案例验证：1635—1945年[17]

防御性进攻主义理论认为，在两强竞争区域主导权过程中，导致战争爆发的核心变量是趋势焦虑。本章将从“趋势焦虑”的角度对国际政治中的重大战争事件进行分析，借以检验理论的有效性和适用范围。以下试图对近400年来出现的“趋势焦虑”与“冲突意愿”的内在联系进行无差别分析。按照时间顺序包含波旁王朝对哈布斯堡王朝重新统一欧洲趋势发动的防御性进攻、拿破仑帝国对俄国的趋势焦虑、拿破仑三世对德国统一的趋势焦虑、日本对洋务运动中国的趋势焦虑、1904年前日本对俄国亚洲陆权的趋势焦虑、威廉德国对俄国陆权增长的趋势焦虑、1941年前日本帝国对苏联的趋势焦虑、1941年后日本对其亚太主导权的趋势焦虑、法国对纳粹德国的趋势焦虑等。其中既包含因“趋势焦虑”而选择防御性进攻战略的证实案例，也包含本应发动防御性进攻，却因“趋势占优方”成功地构造出三极结构，从而抑制了“趋势焦虑方”战争意愿的证伪案例。本书不仅关注那些能够支持假说的证实性案例，更会关注那些不支持假说的证伪案例。毕竟，只有看似并不符合本书结论的证伪案例仍与这一理论的内在逻辑保持一致，才能够证明该理论的有效性。

（一）对证实案例的考察

证实案例1:15世纪的哈布斯堡（Habsburg）王朝通过巧妙的联姻取得了西班牙王位及其庞大的资源。16世纪前半叶，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Charles V Sage）将帝国权威恢复到有望重现古罗马式的欧洲中央帝国的趋势。到了斐迪南二世（Ferdinand Ⅱ）时，哈布斯堡家族的两大分支——西班牙与奥地利——取得欧洲主导权的势头近乎锐不可当。此时欧洲的哈布斯堡王朝处于单极霸权，波旁王朝与它并不在一个权力维度，因此没有与哈布斯堡家族争夺欧洲安全复合体主导权的任何可能性。但权力的傲慢使哈布斯堡家族试图复兴罗马天主教会对欧洲大陆的统一，这一事件激起了德意志内部新教诸侯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间的“三十年战争”。

在宗教狂热影响下，这场导致了德意志地区三分之一成年男性人口死亡的战争，带来了哈布斯堡王朝势力短期内的急剧跌落。[18]当战争进行到1635年时，德意志地区因长期战乱而焦土遍野，法国则因长期作壁上观而实力渐显。彼时的哈布斯堡王朝因长达十七年的战争消耗，在同法国主导权竞争中处于“实力较弱，但趋势占优方”。而法国虽然保存了实力，但却处于“实力较强，但趋势占劣方”。[19]

战争打到1635年时，黎塞留面前呈现出两种未来的欧洲图景。第一种图景是：民穷财尽的双方出现妥协，随后哈布斯堡家族有希望再次凭借其庞大的基本实体——像两个世纪以来不断出现的查理五世、腓力二世（Philip of Spain）、斐迪南二世与腓力四世一样——重整旗鼓，卷土重来并再度紧握欧陆领导者的缰绳。在此期间，法国虽享有短暂的权力优势与和平局面，但长期处于哈布斯堡势力复兴与包围的趋势焦虑中。第二种图景是：法国学习古罗马在第三次布匿战争时的防御性进攻主义战略，即趁迦太基人再度发展成为强大竞争对手之前，从根本上终结其东山再起的可能性。[20]“实力较强，但趋势占劣”的波旁王朝选择了以最小的筹码参与欧洲历史上最大的地缘政治赌局，它抓住哈布斯堡王朝“受伤未愈”的有利时机，给予“趋势占优”的哈布斯堡王朝以毁灭性打击，不仅粉碎了其在法国周边的包围态势——至此阿尔萨斯、洛林等地并入法国版图，更通过造成德意志地区的长期分裂，一举赢得了此后200多年里法国在欧洲区域安全复合体中的主导权。（参见表1-4）

关于中世纪的欧洲政治在此可以向本书读者简单做一些有趣的扩展。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在历史上是一个比较尴尬的政治单位。用伏尔泰（Voltaire）的话讲，神圣罗马帝国既不神圣，也非罗马，更不是帝国。它是一个由众多封建领地构成的松散的日耳曼蛮族建立的小邦联。在神圣罗马帝国中，最大的特征就是皇帝的推选。各个强大的选帝侯们为了维护自身的独立，往往倾向于推选一个比较羸弱的人来充当帝国的皇帝。从皇帝加冕时各个诸侯向皇帝陛下宣誓的誓词——“比你更优秀的我们向并不比我们更优秀的你宣誓，如果你遵守祖先约定俗成的法律（不要过多地干涉我们），那么我们尊你为王”——中我们就会发现，皇帝在各个选帝侯之间并不占绝对优势。

从地缘战略心理学角度讲，这种对弱主的偏好有助于维持体系内大国之间的安全与行动自由。地缘战略心理学中有关“老爷子现象”的微观理论认为，羸弱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并不是一无是处的，恰恰相反，他是在势均力敌的德意志各君主之间维持政治与道德长期共识的必要条件。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罗马教皇，还有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周天子的政治功能一样，都为各大封建领主在荣誉至关重要的时代实现妥协让步提供了重要的诱因。虽然他们力量弱小——“二战”时丘吉尔（Churchill）曾请求斯大林看在教皇的份儿上放弃打压苏联境内的天主教时，斯大林轻蔑且略带调侃地反问道：“啊！教皇?他手里有几个师?”但他们都能以一种自诩是、似乎也确实在某种程度上不同于一般政治单元的声音讲话。如果在皇帝陛下的调节下，针锋相对的大国之间有机会采取他们彼此认为无法采取的行动而不会担心因此而丧失荣誉；如果保全面子的方案是由一个本身缺乏权力但又拥有道德优越感的人以劝说——而不是以命令——的形式提出，那么在“谁是懦夫的博弈”下退却就不会被认为是向对方作出了妥协，而是被视为对国际社会中大多数国家的期望与理性声音作出让步。反过来说，如果在“老爷子”出面时仍拒绝让步，那么就可能因破坏国际社会残酷斗争中达成的建立在鲜血之上的长期形成的稳定的政治与道德共识并可能陷入众叛亲离的“卡诺莎之辱”。国际政治中的“老爷子现象”曾经为罗马教皇或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带来了巨大的政治影响——其更大的影响在于联姻，使得哈布斯堡奥地利分支与西班牙分支差一点实现了超越均势的统一。

在“冷战”期间，美苏全球战略竞争中也存在着许多利用联合国决议——最典型的“老爷子”现象——作为让自己在可信性考验面前体面退却的手段。例如，“二战”刚刚结束，杜鲁门政府便面临着“责任无限增加”与“能力急剧缩减”的巨大的战略矛盾。一方面，美国要填补由于英国权力迅速跌落而产生的诸多地缘政治真空地带和苏联在东欧地区不断制造的紧张摩擦；另一方面，美国又要应对国内持续上涨的“让孩子们回家”的舆论压力。大规模军事复员和国内经济建设压力导致美国需要避免将自身的权力资源像撒胡椒面一样不分重点的均摊，而要加强那些能够对其全球战略起决定性支撑的核心地区。这些核心地区主要指以英法德为代表的西欧、以埃及—伊朗为代表的中东和以希腊—土耳其为代表的东地中海。同时，缩减在不能对全球力量分配起决定性作用的远东地区——例如中国和朝鲜——的军事部署。鉴于美国朝野普遍认为，如果苏联突然对朝鲜半岛用兵，那么凭借美国在那里杯水车薪的驻军丝毫没有守下去的希望。因此，美军在朝鲜半岛的战争计划就是一旦全球战争爆发，美国就要从朝鲜南部撤出军队。既然驻军在战争时没有抵抗的必要，那么和平时期就更没有必要继续保留在朝鲜半岛的驻军了。美国进退两难的困境与其说是军事上的，不如说是面子上的。美国担心如果它不声不响地从朝鲜半岛南部撤军，就可能面临“畏惧苏联”这类有损权力声望的指责。这时候请联合国这位“老爷子”出来打打圆场就非常合时宜了。因此，1947年7月美国陆军部作出了一个明智的决定：“如果把这个皮球抛给联合国，以尊崇联合国大会决议的方式从朝鲜半岛体面的离开，既可以让美国实现从半岛撤军的目的，又能够避免美国在其他弱小盟友面前声望受损。”[21]“二战”后，国家声望一落千丈、权力捉襟见肘的英国政府在面对摩萨台领导的伊朗人民党强烈主张将英伊石油公司（Anglo-Iranian Oil Company）国有化并派兵占领阿巴丹炼油厂时，鉴于没有能力应对伊朗国内狂热的民族主义浪潮，但又不想撤退的太过难看，因此也倾向选择将这一毫无悬念的问题提交给联合国仲裁。通过对联合国处理意见表示尊重，英国希望实现在这个新兴的桀骜不驯的第三世界国家面前尽量体面退却的目标。

在“冷战”结束后的国际政治中也出现过许多这类“老爷子”现象。例如，1994年，当时北约向波斯尼亚塞尔维亚人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他们撤除部署在萨拉热窝周边的重型武器，否则就对他们进行轰炸时，这种最后通牒在当今国际政治中因明显带有对民族国家强迫的侮辱性色彩而被塞尔维亚武装断然拒绝。因为如果塞尔维亚人确实在最后通牒压力下退却了，那么民族主义者们转头就会把这股怨气发泄到国内执行此政策的领导人身上。这时，当俄罗斯的叶利钦出面以劝说的形式，说服塞族武装同意以俄罗斯向争端地区派驻维和部队借以换取其撤出重型武器，就等于帮助了冲突双方迅速地找到避免升级的压力出口。塞族人从俄国和北约的提议中挑选出自己可以接受的条件，更精明的是对俄国人和北约并未提出的提议也表示了同意。并宣布他们对俄国人做担保所达成的协议表示满意。塞族人并非唯俄国马首是瞻，北约在冷战结束伊始也没有将俄国放在眼里。但俄国人在此情势下向双方所提供的这种“互有予取”的平等形式，正是国际危机中最为难得的润滑剂。

此外，有时候急于妥协的大国甚至在不存在机制化“老爷子”的情势下，还可以根据需求制造出一位能够显示出自己说到做到、言而有信的“老爷子”。比如当“第一次柏林危机”陷入僵局后，美国毫不妥协的“空运计划”、战略轰炸方案和加速在德国西部占领区建立主权国家的反制组合，反倒给苏联造成了骑虎难下和进退维谷的巨大压力。为了体面地结束这场地缘政治危机，在斯大林的授意下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雅科夫·马利克（Jacob Malik）假装在无意中提出：“如果可以召开由美苏英法四大国的外长会议协调德国占领问题，那么苏联就没有必要一直对柏林实行封锁。”这种只要求开会却没有对会议结果设定标准的提议，实际上就是在外交上提出了一个极其简单的结束对峙的台阶（或许还加铺了一层红地毯）。这种预先设定“假如……我就可以……”的外交句式是一种典型的根据需求而临时制造的“老爷子”牌降落伞。它在心理层面为苏联对“柏林封锁”的草草收场提供了一个看似可以说的过去的自我欺骗的政治理由。

同理，在1949年，面对在渡江战役中势如破竹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太平洋战争中遭遇惨败的英国政府无力守卫香港。在地平线余晖中挣扎的日不落帝国对远东地区解放战争局势的演变惊恐不安，对属地香港及其未来的政治走向提心吊胆。彼时的港英政权呈现出一派风声鹤唳、风雨飘摇的惨淡景象。这时爆发的“紫石英号事件”恰恰为英国以“本国船员安全”为名寻求与中国共产党接触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如果1949年英国被困在长江的紫石英号军舰没有自作主张的逃跑，那么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Ernest Bevin）无疑将在美国盟友面前得到一个在双方眼里都看似说得过去的与新中国政府积极接触的理由。在重大国际问题上，很多时候国家在意的就是对方的一种态度。这就是当英国外交部官员听说紫石英号已成功地从封锁江面“出逃”后，却连续喊出了“Stupid! Stupid! Stupid!”的原因。紫石英号的出逃意味着“毛血日益衰，志气日益微”的大英帝国在新中国面前借以维系帝国尊严并获得美国外交谅解的一张王牌丢掉了。

今天，这种“老爷子效应”主要体现在国际法和国际组织在势均力敌的权力各方促成妥协与和解的调节作用。每当我们对此产生怀疑的时候，就可以想一想以下问题：当权力对比处于均势时，国际社会中的道义原则、国际组织或国际法（就好像一位广受尊敬且公允的老爷子）就会在各主体间享有较高的地位。而一旦体系均势被打破，进而转向单边优势主导下的不平衡多极结构，那么强权政治思维和实力法就会压抑道义原则。同时，处于支配性地位的大国就再也没有耐心继续假装聆听老爷子喋喋不休的劝导了。作为崛起国来讲，越是力量达到了某种强度，反而越要在道义上虚心聆听“老爷子”的训导，以此才能汲取更多的道义软实力。从隐忍的崛起角度讲，西方典故中的“阿维农之囚”与中国典故中的“挟天子以令诸侯”都不是崛起国对待道义上位者最明智的做法。

证实案例2：拿破仑发动侵俄战争前，欧洲大陆出现了法俄两强争夺主导权的局面。在1812—1814年间，欧陆霸主法国与迎头赶上的俄国在陆军规模与人口总量上各列欧洲榜首。1812—1814年间，法国陆军规模增长到60万人（包含许多法国占领区国家的军人），位列欧洲第一；而俄国陆军增长到50万人，仅次于法国位列第二。[22]同时，1750—1816年间，法国人口总量从2150万增长到2950万，而俄国人口总量则从低于法国的2000万增长到远超法国的5130万。[23]在法俄两强争夺欧陆主导权的过程中，由于沙皇俄国与法国并不接壤，因此，它在多年“坐山观虎斗”的欧洲乱局中较好地保存并发展了军事实力。而法国虽然军事实力占优，但与反法同盟长期的战争消耗——尤其是深陷英国支持下的西班牙民族主义“解放战争”泥沼[24]——开始让法国对俄法权力优势逆转出现了趋势焦虑。

1812年的法国已经接近了一个中等大国权力所能触及的自然极限，它若想背负海陆两线沉重的地缘战略包袱继续前行则极为吃力。而俄国则从容地沿着一条看不到尽头的大道轻快前行。[25]鉴于俄国庞大的基本实体与强劲的增长态势，拿破仑对法俄争夺欧洲主导权的前景难免有一种强烈的悲观预期：在法国尚存优势的决定性十字路口，其防御性进攻主义行为的本质就是洲级大国时代中等强国反抗被逼迫走下坡路的抗争。

由于带有革命色彩的拿破仑法国陆权优势急剧上升，它对海权霸主英国的威胁甚为强烈。因此，一切参与反法同盟并与法国作战的国家——战略匹配度较高者——都可能得到海权霸主英国的支持。正是出于对英俄潜在结盟趋势的担忧，才加大了拿破仑对俄国发动防御性进攻的意愿。我们无法事后诸葛亮地从拿破仑侵俄失败的历史事实断定：他发动侵俄战争必然会因面临英俄反法同盟的两线压力而失败。[26]虽然拿破仑在俄国兵败后，英俄才组建起“第六次反法同盟”，但如果没有“第六次反法同盟”导致拿破仑的彻底失败，拿破仑法国仍可能养精蓄锐、卷土重来。随着拿破仑的失败，沙皇俄国——就像“二战”后的苏联一样——取得了欧陆主导权。

证实案例3：日俄战争是展现防御性进攻主义有机会取得成功较明显的案例。甲午战争后，明治维新的日本战胜了洋务运动的清国，成为东亚地区的海陆复合型大国。在春帆楼中日《马关条约》内容谈判的仅仅六天后，俄国便联合法德公使向日本外务省对“割让辽东半岛”提出异议。与此同时，实力与趋势均占优的俄国远东舰队在中国芝罘与日本神户海面展开军事威慑。至此，日本虽放弃了辽东半岛，却与俄国结下了仇恨并开启了俄日争夺东亚主导权的竞赛。

从两国整体实力看，彼时俄国的经济规模是日本的10倍。其国防预算折算成日元是20亿日元以上，而日本每年的国防预算仅2亿日元。[27]同时，1900年日本人口数量为0.438亿，而俄国人口数量为1.356亿。日本能源消耗量为460万吨煤炭，俄国则高达3000万吨。日本钢产量几乎为零，而俄国则为220万吨。[28]1900年，日本在世界财富相对份额中比重也几乎为0%，俄国则占到6%。[29]由于俄国经济与军事重心在欧洲地区，所以单纯比较这一组数据并不能反映出日俄在远东地区的实力对比态势，但令日本更加焦虑的是，俄国在远东地区人口稀少与军事资源调集困难的问题将随着西伯利亚大铁路的贯通而彻底解决。因此，在这场竞赛中，日本不仅是“实力较弱方”，同时也是“趋势焦虑方”。1896年李鸿章赴彼得堡参加尼古拉二世（Nicholas Ⅱ）加冕典礼时，俄国强迫中国签署了《中俄密约》。该条约使俄国西伯利亚大铁路获得了北满穿越权。1898年，俄国又得到了南满铁路的铺设权，其势力进而向南蔓延至辽东半岛的旅顺和大连。至此，俄国海军凭借旅大不冻港优势在远东地区处于更加有利的战略态势。日本的“趋势焦虑”更集中于一旦西伯利亚大铁路——鉴于该铁路经济成本极高，经济效益极低，不得不让日本人恐惧这条铁路对远东的战略意图——全线贯通，俄国就可以实现快速从欧洲调集军队和物资的地缘优势。这不仅将剥夺日本竞逐东亚主导权的任何希望，甚至连其北部国土都将面临被俄国蚕食的巨大风险。

俄国不仅在战略态势上具有绝对优势，同时更在战略意图上令日本感到恐惧。1900年，俄国借口义和团事件向东北出兵15万并占领东北全境。两年后，虽然与清国达成了归还东北的撤兵协议，但俄国几乎没有表现出执行条约的任何行动。[30]更令日本恐惧的是，甲午战争后俄国一直不承认朝鲜属于日本的势力范围。日本曾提出以支持俄国占领满洲来换取俄国承认日本对朝鲜的领有，但这一提议被俄国拒绝了。[31]俄国在占领中国东北后，就开始向朝鲜步步紧逼。1896年，被亲日势力追杀的朝鲜高宗就躲在汉城的沙俄领事馆中接受庇护，这意味着俄国人手中掌握着一张随时可以在朝鲜炮制合法政权的王牌，俄国也顺势将领事馆让给了高宗做“王宫”，并为其派出大量的军事与经济顾问。[32]

日俄在远东地区的扩张野心均可能威胁到体系霸主英国的利益。在动态权力均衡的逻辑下，英国更愿意扶持“实力较弱，且趋势占劣”的日本作为制衡俄国霸权的“代理人”。1902年《英日同盟》——日本实现了与体系霸主英国在远东地区战略匹配度高度一致——的建立构造出了最容易产生防御性进攻的局面，即“趋势焦虑”的日本迫切地希望利用西伯利亚大铁路彻底贯通之前的最后机遇与俄国展开决战。这场战争的结果证明，如果“实力较弱，且趋势占劣方”能够获得体系霸权国的支持，其发动防御性进攻将出现更大的胜算。

（二）对证伪案例的考察

证伪案例1：通常认为，“一战”前的威廉德国享有欧洲陆上霸权且处于高速增长阶段。作为“实力较强，且趋势占优方”为何也倾向于发动防御性进攻?不论是两次波斯尼亚危机，还是萨拉热窝事件，趋势焦虑的德国军方都力图促成大战尽早爆发。这种“趋势占优方”积极谋求发动预防性战争的现象是否与本理论的假说背道而驰呢?通过对“一战”前竞逐欧洲主导权的德奥同盟与俄法同盟实力对比可以发现：威廉德国可能是“实力占优方”，但绝不是“趋势占优方”。

批判威廉德国发动非理性战争的学者通常认为，德国当时既是实力占优方，也是趋势占优方。他们往往列举这样的案例“1890—1914年间，德国人口从4900万激增至6500万，1914年其煤炭产量与英国持平，其钢产量更是与英法俄总和相当。1890—1914年，德国的出口额从1.66亿英镑增至5.05亿英镑……”[33]这种对德国工业实力占优的判断是正确的。德国也正是凭借着工业实力优势才在四年的消耗战中长期保持着对协约国的战略优势。

但关于德国属于“趋势占优方”的判断则有待商榷。支持德国属于“趋势占优方”的专家经常会引用1914年德国工业家胡戈·施廷内斯（Hugo Stinnes）的一段著名演说：“每当德国和平地度过一年，我们都比过去更加强大。假如再给我们三到四年的和平时期，我敢向你们保证德国将无可争议地暗中主宰欧洲。”[34]这种观点忽视了主导权竞争不关注每一方权力的绝对增长率，而更关注相对权力增长率的动态演化。当时欧洲争夺主导权的双方已经不再是两个单一国家，而是两大军事集团。该观点只提出了德国经济的巨大发展，却忽视了俄国更加强劲的权力增长态势。此外，对区域主导权的评判往往取决于人口、领土、资源、工业实力、经济实力、常备军力以及战时国家的动员能力，这一点法俄实力的增长趋势则更胜一筹。

当时的法俄同盟——尤其是获得法国大量贷款援助迅速走向工业化的俄国——其巨大的经济与军事潜能正在凸显。法俄结盟后，德奥同盟在人口总量与兵力数量上的单极优势就被追平了。1890年代初，法俄两国人口总数为1.55亿人，比德奥总人口多0.53亿；到了1913年，法俄人口总量攀升至2.15亿人，比德奥两国多1.09亿，且德俄两国的人口差距还在拉大。[35]1897—1898年，法俄同盟兵力为156万，德奥同盟兵力仅为88.8万。[36]1914年，俄国家杜马又批准了新的扩军议案。根据议案规定，俄国年征兵数量较之前净增13万，至1917年俄国陆军常备兵力将净增40 %，与之相对应的是军官数量也将净增29 %。[37]对此，施里芬在一封信中表示：“抛开军事质量来讲，法俄同盟与我们的兵力之比已经接近5∶3……如果德国不想被彻底抛在后面，就需要认真对待相对实力弱化的现实。”[38]

更令德国感到焦虑的是俄国动员效率的提升将导致“施里芬计划”中假定的时间差消失。法国政府不断增加对俄国战备项目的贷款，仅在1912—1914年就向俄国提供了5亿法郎用以资助其完善西部运河系统改造与战略铁路扩建。到了1914年初，普恩加莱政府更是追加25亿法郎贷款，借以帮助俄国增建5000公里战略铁路。一旦俄国西部战略铁路1918年铺设完毕，其军事动员效率将从几年前的6个星期——这构成了“施里芬计划”在西线法国与东线俄国之间利用时间差避免两线作战的前提——缩短为15天。[39]对此，贝特曼秘书在其日记中也表现出巨大的趋势焦虑：“奥匈帝国就像一个衰弱的老人，它正在走向虚弱与动荡……未来属于年轻的俄国，它正在日益壮大。当其在波兰的战略铁路竣工后，德国的优势将不复存在。”[40]

工业化对大国提升竞争力的影响在于，它导致国家利用本国资源的机会与能力趋于均等化。这将赋予俄国这样拥有庞大人口与领土资源的国家以规模优势和战略潜能。在“一战”前的德俄竞争态势中已然显现出“洲级大国勃然兴起和中等强国急剧衰落”的趋势。1890年，俄国的GDP约为德国的80%，到1913年则与德国相等，而此时俄国的工业化方兴未艾。[41]1913年7月法国官员谈道：“俄国经济与军事力量将在未来30年实现巨大的飞跃，这种变革将在欧洲复制出一个同美国一样强大的力量。”[42]作为俄国工业化启动的技术与资金援助方，法国最大的目的就是促成德国对俄国的趋势焦虑，这将有助于法俄威胁一致型同盟的巩固。

“趋势焦虑”不仅可以解释为何德国没有在1905年欧洲局势对其最为有利的形势下发动战争——当时俄国在日俄战争中被击败，国力损伤巨大，欧陆局势短暂呈现出德国单极霸权加强的有利局面——也可以解释在此后的几年里为何越来越倾向于发动防御性进攻。威廉德国的“趋势焦虑”是中等强国同洲级大国争夺区域主导权的必然结果。它既是洲级大国时代中等强国避免随着地位恶化而沦为“较小国家群中的最大国家”的本能恐惧，也是在规模相形见绌的条件下，避免沦为二流国家的德意志试图用陡增的国力弥补权力维度差距的现实救赎。

随着法国帮助俄国推进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德国在两次波斯尼亚危机时便表现出强烈的防御性进攻主义倾向。它们甚至在1909年的危机中向俄国发出了“最后通牒”。但作为“趋势占优方”，俄国在这两次危机中都选择了“以空间换时间”的忍耐退让。两次波斯尼亚危机既表明了德国当时的实力占优现状，也表明了德国对俄国羽翼丰满后局势演进的悲观。这种焦虑不仅限于军方，同时也蔓延至德国外交系统之中。外交部顾问施杜姆（Schtum）回忆其在1914年7月的想法时谈道：“如果战争没有到来，我们将不得不在两年后更糟的条件下面对它。”[43]以至于在战争爆发前的外交活动中，每当传来塞尔维亚接受最后通牒的消息时，德国外交部都会陷入一片沮丧。而当新的消息传来，说塞尔维亚并没有接受最后通牒时又会引发阵阵狂喜。当时的德国除了荷尔施泰因（Holstein）以外——只有他是一个在盲人国度里还有一只眼睛能看清东西的人——都陷入了求战的癫狂。其军事与外交人员担心这场危机再度成为一个发潮了的外交爆竹，因此一个迫不及待地向奥匈递上导火线，另一个则赶忙在兜里翻火柴。他们就像巫师学徒，一知半解地念咒打开了欧洲的潘多拉盒子，但是却没有一个人知道关上盒子的咒语。

从战略实施角度讲，如果德国趋势焦虑的对象是法俄同盟，那么它最需要的就是增加与体系霸主英国的战略匹配度——这一点俾斯麦时期做得非常好——而不是增加与英国战略竞争性。法俄成功地通过“法绍达退却”与“英俄协约”增强了与英国霸权的战略一致性。这是英国选择帮助“趋势占优”的法俄——而不是“趋势占劣”的德国——的根本原因。但是，即便存在着霸权国的帮助，也不意味着“趋势占劣方”发动防御性进攻毫无胜算。

从战略效果角度讲，威廉德国在整个“一战”的四年中绝大多数时间均处于有利的战略态势。它实现了击败洲级大国俄国的战略目标，并迫使其签订了巨大领土损失与战争赔款的《布列斯特和约》。它在1918年春季进攻导致英法两国从前线到后方均濒于崩溃的边缘。倘若不是美国的突然加入，1918年的德国将比英法有更大的可能赢得第一次世界大战。[44]它更为深远的影响是导致了“一战”后英法与苏联整整一代人对同德国再度爆发战争的恐惧。从弗格森（Ferguson）对“战争效率”研究的角度讲，“‘一战’中，每杀死一名德军，协约国平均要付出36485美元的成本；相反，德国杀死一名协约国军人的平均成本则是11344美元”[45]。因此，本章认为德国发动防御性进攻并不是非理性冲动，而是一种理性权衡后成功的战略选择。它终结了法俄同盟的优势，这不仅为德国赢得了整个东欧霸权，也差一点为德国赢得西欧霸权。只不过这一选择所结出的果实——战略韧性与权力声望——在二十年后为希特勒（Hitler）所收获和利用。

证伪案例2：防御性进攻主义理论认为，“趋势焦虑”方在具有优势条件下发动防御性进攻属于理性行为，但为何说“实力较强，但趋势焦虑”的日本对“实力较弱，但趋势占优”的美国发动防御性进攻是非理性行为?同时，在远东地区，为何在1941年6月卫国战争爆发前，“实力较强，且趋势占优”的苏联能够通过扶持中国并构造“三极格局”的方式促使“趋势焦虑”的日本放弃进攻苏联的北进战略[46]，而美国却无法通过扶持中国并构造“三极格局”的方式促使“趋势焦虑”的日本放弃太平洋战争?同样是扶持第三方构造多极竞争态势，同样的趋势占优方，为何苏联成功地实现了推责，但美国却遭遇了防御性进攻?从本章的基本假说5可以发现，趋势占优方若想规避趋势焦虑方的防御性进攻，不仅需要积极构造三极格局，还需要主动降低自身的威胁等级。

第一，作为趋势焦虑方，日本一开始并没有放弃对苏联的防御性进攻主义倾向。苏联成功规避日本防御性进攻的原因在于苏联陆权属于“实力超强方”——日本关东军通过1938年张鼓峰战役和1939年诺门坎战役进行了实力测试，认清了它与苏联的实力不是数量的差距，而是维度的差异——而美国海权由于受华盛顿会议后不可在西太平洋增加基地、主力舰吨位限制，以及两洋安全中更加关注欧洲与大西洋战场，其太平洋舰队在1941年对日本联合舰队处于“实力较弱方”。[47]日本还认为，随着欧洲战争局势的日益紧张，如果苏德战争爆发，那么日本在对苏关系上可能会呈现“趋势占优方”的转变，对欧洲战场的预期降低了日本的趋势焦虑。而在美日之间，随着英美荷的金融制裁与禁运压力，日本的趋势焦虑与日俱增。

第二，苏联在日苏主导权竞争中，通过积极扶持中国的方式构造对日制衡的“第三极”，从而降低了日本“北进战略”的欲望。苏联是1937—1941年间对中国抗日战争援助最大的国家。从“七七事变”到“卫国战争”爆发的整整四年间，苏联向中国提供了总额2.5亿美元的信用贷款（中国实际动用了其中的1.73亿美元）。截至1939年初，苏联向中国派遣的军事专家达3665人。派遣直接作战的飞行员700人（其中200多人在抗日战争的中国战场牺牲）。同时，抗日战争初期，在英美缺位的情势下，苏联还为国民党军队训练培养了大量空军飞行员。其数目为1938年200人，1939年达1045人。[48]由于苏联对中国抗日战争持续而大量的援助，使中国战场成为对日牵制与消耗的巨大泥潭。当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后，日本大本营再次审度几年前构思的两线夹击苏联的“北进”战略可能性时，日本陆军参谋总长杉山表示：“由于中国战场牵制了大量兵力，北进已经办不到了。”

第三，苏联在“实力较强，但趋势占劣”的情势下主动与日本达成了降低威胁的《苏日中立条约》，给予了日本安全、希望、选择和出路。而美国则在“实力较弱，但趋势占优”的情势下于1941年7月——卫国战争爆发一个月后苏联退出远东的主导权竞争——积极对日本实行金融与资产冻结、废钢与油品禁运。[49]美苏对日战略威胁的一上一下是造成后者基于趋势焦虑而选择“南进战略”的根本原因。具体来讲，一方面，日本对华战争的费用每天高达500万美元，其巨额军费远超其财政能力。[50]另一方面，英美荷的石油禁运无异于卡住了一个失血过多的病人的输血管。即便日本发行天量国债与执行强制配给制，也依然无法扭转外汇与原油储备急剧萎缩的不利趋势。[51]更令日本焦虑的是，随着超级大国美国重整军备，靠勒紧裤腰带发展海军的日本将很快失去在太平洋地区的战略优势。“日本海军力量在1941年尚为美国的70%,1942年则将降至65%,1943年将降至50%,1944年将降至毫无还手之力的30%”[52]。英美荷的制裁与趋势焦虑令日本处于要么主动放弃在中国的既得利益和大国地位，要么在对美尚存一线优势的情势下发动防御性进攻。[53]这在本质上等于没有给日本留下任何体面退却的余地。不难看出，美国对日刺激性政策的搭配组合简直是强制性邀请日本一定要冒险发动防御性进攻。

从结果上看，日本在实力测试后——尤其是在《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主动放弃了在三极格局下对苏发动北进战略，这成功地避免了其在亚欧大陆过早地遭遇失败。在这一层面上，日本放弃北进战略是一种在三极格局下的理性选择。与之相对，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失败的重要原因就是它坚持在三极格局下仍然对美国发动防御性进攻。在这一层面上，虽然“趋势占优方”美国对日本的紧逼加剧了其趋势焦虑并发动防御性进攻，但美国积极扶持中国拖住日本的“第三极战略”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能力。

证伪案例3：为什么在纳粹德国兴起初期，英法作为“实力较强，但趋势焦虑方”却没有选择防御性进攻主义战略呢?答案是英法之所以放弃防御性进攻主义，源于20世纪30年代欧洲存在着社会主义苏联的第三极。资本主义、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并立的三极结构——共产主义认为法西斯主义与资本主义是一类，资本主义认为法西斯主义与共产主义是一类——抑制了英法单独对法西斯国家发动防御性进攻主义的意愿。而之所以说“二战”前英法对德战略彻底失败，正是因为它在实力占优时放弃了对纳粹德国发动防御性进攻。

纳粹德国的崛起既证实了“实力较强，但趋势焦虑方”英法放弃发动防御性进攻可能在未来面临更艰难的窘境，也证实了“实力较弱，但趋势占优方”可以通过渲染第三极威胁、“群体性崛起意象”[54]与虚假的和平信号骗取实力占优方绥靖的可能，还证实了当“趋势占优方”成了实力较强者之后，可以通过与“第三极”达成《互不侵犯条约》的形式将竞争结构拉回到两极，并在“实力较强，且趋势占优”的局势下赢得区域安全复合体内的主导权战争。

单就“实力较强，但趋势焦虑”的法国来讲，它自始至终地对德国崛起抱有防御性进攻意愿。不论是1923年联合比利时入侵德国并造成“鲁尔危机”，还是1935年与苏联签署针对德国的《法苏互助条约》，趋势焦虑的法国都试图在优势尚未发生逆转之前终结德国再度成为大国的可能性。但由于德国——尤其是希特勒政府——成功地将共产主义苏联塑造成对资本主义世界更具颠覆性的力量，而将自己塑造成中欧地区反共产主义扩张的屏障国家。因此，它不仅在“三极结构”下获得了英法的大力绥靖，也导致英法愈发不敢独自发动一场“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防御性进攻。加之希特勒长期在英法面前单调地吟咏着和平的意愿，如泣如诉地痛斥欧洲大国军备的增长。像兜售人寿保险一样，随时准备掏出他随身携带的墨水笔慷慨地签下任何一份能够让大西洋两岸所有愿意上当的人们去相信他基于对和平主义热爱而主张的普遍裁军协定——1936年3月7日，就在德国重新占领莱茵兰之前的两个小时，他还在痛心疾首地呼吁希望签署一份包含所有国家的普遍裁军协定。这一举动是具有双重战略意义的转折点。它为德国的成功打开了大门，也为德国的最终失败打开了大门——他刚刚向欧洲各国提出签订一份为期25年的和平协定[55]。这种伪装的战略一致性不禁给英法两国所有愿意上当的人吃了一颗定心丸。就好像一个热衷于自我欺骗的坠楼者，当他已经掉到二楼高度时仍然可以安慰自己说：“就目前为止一切都还好。”也像温水煮青蛙，极大地遏制了法国人后期发动防御性进攻的意愿。过去欧洲列强需要派出炮舰才能获得的利益，现在德国只需要派出希特勒和他的签字笔。

至1939年，德国有新式战机1450架，轰炸机800架；英法有新式战机950架，轰炸机1300架。德国有坦克3500辆，英法为3850辆。[56]德国虽然实现了军力的整体追平，但随着英法与苏联均开始重整军备，仍然执行和平主义福利经济政策的德国愈发成为“实力较强，但趋势焦虑方”。此时德国有着发动防御性进攻的充分意愿。但当时欧洲地区的三极权力结构迫使德国不敢贸然发动大战。只有将三极权力结构降为两强竞争，才更有利于德国利用优势消除趋势焦虑。1939年8月23日德国通过外交方式与苏联达成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至此，形势已经完全明朗，希特勒是一个站在窗边情绪失控并大声咆哮的精神病人，接下来要不要从楼上跳下去完全由他自己决定。一个星期后他带领德国迫不及待地对英法盟友波兰发动了一场“一起奔向天堂，却全都走向了另一个方向”的战争。

当纳粹德国在欧陆战胜英法同盟后，它在欧陆仅存的法西斯主义与共产主义两强中明显处于“实力较强，且趋势占优方”。20世纪30年代的大清洗运动导致苏联失去了大批优秀军事指挥官。以至于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后，苏军指挥官中75%任职期限小于1年，军级指挥员平均年龄比德国师级指挥官小12岁。[57]此时德国最好的战略应该是整合与消化刚刚兼并的西欧势力范围并耐心地等待趋势朝着更有利的方向发展，而不是急于解决苏联。理论上讲，德国反倒是应该防范苏联作为“趋势焦虑方”可能产生的防御性进攻冲动。

1941年，希特勒对苏联的态度与其说是中等国家对洲级大国的地位焦虑，不如说是在苏德两个洲级大国之间的过度自信。而此时的苏联虽然不断地通过外交和行动向德国表明除了合作自保以外，没有争夺欧洲主导权的任何意图。但对于德国来讲，其庞大的国土资源、独特的意识形态、巨量的人口基数与军事工业潜力构成了其难以脱身的“怀璧其罪”。希特勒以“在击败英国之前，休想指望苏联不动手”[58]的牵强理由向东发动了一场谈不上任何防御的防御性进攻。但这一次他失败的原因和上一次他成功的原因一样，即区域三极权力结构的影响。希特勒上一次通过《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将不利的三极结构转化为有利的两极结构，所以他对英法战争实现了成功。而这一次他却在英法没有投降的情势下，向苏联发动了进攻。这种迫使三极格局中两个对手联合起来反对他并最终导致了纳粹德国的失败。希特勒的失败不是防御性进攻主义的失败——他此时发动的对苏战争就不是防御性进攻——而是三极结构下坚持发动战争的战略冒进。[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