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文献回顾

就目前而言，尚未有学者将司马氏与礼法之士作为一个群体研究他们的政治思想，而是研究其中的某些具体人物的政治思想。在此仅就已见的文献，主要介绍一下相关人物的政治思想的研究概况。因为政治思想毕竟是思想史的研究范畴，因此在介绍前人研究时，以思想为主要关键词，并不局限于政治思想。

1.2.1 司马氏

从思想史角度研究司马氏的文章，目前仅见大陆学者王晓毅的两篇论文。在《司马懿与曹魏政治》[26]一文中，王晓毅否定了陈寅恪等人关于司马氏篡魏预谋已久、习染儒学的看法。文中认为：“司马懿青少年时代虽然曾经学习儒术，但已于建安后期完成了向黄老名法派官僚的转化；其与曹魏王朝的关系，经历了由消极回避到积极效忠到最终反叛夺权的变化过程；其篡魏政变是生存逼迫下的被动造反；其发动的高平陵政变虽然结束了曹氏的政治统治，但是作为建安名士的政治代表，其上台后所改变的仅是正始名士早熟的玄学‘改制’、所恢复和发展的则是曹丕、曹睿一脉相承的政治路线——黄老名法与儒术的结合，使魏晋之际的官方意识形态打上了明显的‘礼法’烙印。”《司马炎与西晋前期玄、儒的升降》[27]一文，从思想史与政治史相结合的角度入手，讨论西晋前期“党争”问题，认为司马氏上层统治集团因文化背景、历史联系的不同和现实利益的需要重新分化组合，形成了新礼法之士和玄学名士两大派，而晋武帝司马炎在这两大政治力量间寻找平衡的举措，也导致了西晋官方哲学由礼法思想转向了道家无为。这两篇论文对本书的写作都有非常重要的启发与参考意义。但因其关注点、切入点都偏向政治实践方面，所以仍有待进一步补充讨论。

胡志佳《门阀士族时代下的司马氏家族》[28]一书第一章专门探讨西晋建国前司马氏发展的情形，论述了在西晋政权建立以前，司马氏家族家风以及个人入仕态度，在汉末至魏晋之间发生改变。胡氏认为，司马氏家族走向崇尚礼法与儒学，应该在司马儁到司马防时期，尤其是在司马防时代。但由于政治的无情，在成为政权所有者的过程中，司马氏的儒家色彩逐渐褪去，同时司马氏父子的心态也在改变，包括说明自己取代曹魏政权的合理性。

因司马彪著作性质的差异，相关研究可以大致分成两个方面：其一，有关司马彪的史学成就。就这方面而言，研究仍然不多。通行的以“中国史学史”命名的专著，对此皆未述及。[29]目前仅看到周天游、瞿林东、宋志英对此有较为详细的论述[30]；日本学者渡边义浩《司马彪の修史》[31]从政治思想角度入手，颇可参考。宋志英认为，司马彪《续汉书》的史学特色及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第一，在史书体例方面，所设志目较前史既有延续又有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设立了能反映其撰述动因、史学思想的较有特色和价值的《序传》；第二，在史料来源、史料价值方面，司马彪广泛参考了《东观汉记》及各种相关档案、文献，使《续汉书》史料丰富翔实，从而使该书不仅成为范晔撰《后汉书》的参考之一，而且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范书、《东观汉记》及《后汉纪》等书记载的简、缺、误等不足；第三，《续汉书》所体现的重谱系、天人感应的社会历史观等可折射出晋代史学思想之一斑，有助于借此把握时代特色。[32]

其二，关于司马彪《庄子》注。司马彪曾经为《庄子》作注，因已经佚失，研究者较少。到目前为止，笔者并未见到任何从《庄子》注探讨司马彪思想的研究，基本都是文字考释。

黄威认为，《庄子》内、外、杂篇的结构布局为司马彪继承，对内、外篇分法又有所发明。[33]

据黄华珍《庄子音义研究》统计，陆德明《庄子音义》中收录的各家庄子注，司马彪注749条，为各家之首，向秀注164条，郭象注271条。[34]清代以来有多种辑佚，其中以茆泮林《庄子司马彪注考逸》最为翔实，今人王叔岷有《茆泮林〈庄子司马彪注考逸〉补正》，二者可相结合为一作为参考。上述辑佚、考逸都为本书写作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其价值毋庸置疑。

总的来说，对于司马氏的研究关注焦点主要在于魏晋禅代及他们的政治行为，基本不探究他们的思想。但是行为往往受思想所支配，因此理清司马氏的政治行为对于研究他们的思想，仍有决定性的作用，前人的相关研究对本书的参考价值不言而喻。

1.2.1.1 高平陵政变、魏晋禅代

陈寅恪认为：“魏晋统治者的社会阶级是不同的。不同处是：河内司马氏为地方上的豪族，儒家的信徒；魏皇室谯县曹氏则出身于非儒家的寒族。魏、晋兴亡替嬗，不是司马、曹两姓的胜败问题，而是儒家豪族与非儒家的寒族的胜败问题。”[35]陈寅恪的观点，对后来者的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学者们大都在其基础上深入分析，王永平就是其中一例。王氏在《曹爽、司马懿之争真相考论》《世族势力之复兴与曹睿顾命大臣之变易》[36]两篇文章中，以陈寅恪的观点为前提分析曹爽与司马懿之争。他认为，曹爽与司马懿间的斗争是汉代以来统治阶级中不同阶层间斗争的继续；司马懿诛灭曹爽集团后，世族阶层逐渐全面得势。

万绳楠在陈寅恪的阶层划分基础上进一步细化。他认为，曹魏政权依靠两大集团的支持而建立起来：一是以谯沛人物为首的主要掌握军事的庶族地主集团；二是以汝颍人物为首的主要掌握政治的世族地主集团。[37]他这一分法相较于陈寅恪所谓曹魏为寒族、司马氏为士族的区分法，更为细致、合理。朱子彦持相同观点。[38]他认为，西晋代魏标志着汝颍世族地主集团取得完全的胜利，谯沛庶族地主集团已彻底覆灭，从此庶族寒门淡出政治舞台，而世家大族左右政局竟达数世纪之久。他还认为这两个集团的产生与曹操用人政策紧密相连，两派党争导致魏晋禅代。

总的来说，这几位学者都从社会阶层的不同入手，认为司马氏代表的是东汉末年以来的儒学大族的利益，而曹氏则代表了名法派庶族，司马氏篡魏预谋已久。马植杰和郑欣也从阶级出身角度讨论曹爽与司马懿两党的矛盾。[39]但他们认为，司马懿集团与曹爽集团的斗争并不是门阀与庶族的斗争，而是门阀地主中的事功派与浮华派之间的斗争。正如田余庆所言：“陈寅恪先生从袁绍、曹操交争看到社会阶层高低差别的实质，这是他的识见卓越之处。但是陈先生将这一阶层差别的分析一直贯穿到几十年以后的司马氏和曹氏之争之中，而忽视了昔日较低社会阶层代表的曹氏势力也已转化为皇权这一极为重要的事实，因而他对曹马党争的分析就显得有些牵强，不尽符合历史实际。”[40]可见，单纯从社会阶层的不同探讨这一问题，可能出现偏差。

王晓毅指出从阶级出身讨论高平陵政变性质的看法值得商榷。[41]他认为：“高平陵政变的性质，既不是士阉之争，更不是统治阶级内部毫无道理的派系倾轧，而是曹魏新、旧二代之间的冲突，即魏初名士与正始名士之间的冲突。从意识形态方面看，则是魏初名实派与玄学流派的斗争。”

柳春新则从地域出身的不同讨论这一问题。[42]柳文认为，曹爽与司马懿集团的地域分野是以黄河为界，投向司马懿一方的主要是河北士人及其姻亲、故吏，继承了名教传统；曹爽一方是河南士人，受曹操、曹丕影响较大。进而指出：“正始党争及高平陵之变，乃是汉末极端敌视曹操政权的世家大族代表人物司马懿，在曹魏皇权的政治基础削弱和亲皇室势力衰微之际，利用河北士人对曹魏政权的不满及与南方士人的矛盾，进行了一场成功的夺权篡国活动。”

刘显叔从意识形态的异同入手，认为魏末党争为浮华名士与儒学大族壁垒分明之斗争。[43]周一良先生的看法与此相近，其在《曹氏司马氏之斗争》[44]一文中对魏晋禅代之际曹氏和司马氏两个政治集团的激烈斗争及其对当时思想领域的影响做了深入研究。他指出双方实力的消长和文人集团的向背决定了魏晋两朝政权的交替。另外他认为，曹氏崇尚智术、重才不重德，而司马氏继承东汉士大夫理想，贵经义、重仁孝廉让。因此主张才性不必结合者为曹党，主张才性必相结合者为司马氏一党。

卢建荣批判阶级升降与意识形态异同两种研究范式，认为魏末党争骨子里主要在于争夺政治利益。[45]文中详细分析两党人物，预设曹爽一党为有理想之改革者，其所谓争政治利益、为个人政治前途计，其实是仅就司马懿一派而言的。卢氏之论是否完全站得住脚，尚待讨论，但其采用具体分析每个人物的研究方式来讨论两派的形成，这种研究方法无疑十分值得肯定与借鉴。仇鹿鸣《魏晋嬗代史事探微》一文在卢文的基础上，对以出身、地域和政见划分党派分野的研究范式提出批判。[46]他认为，司马氏集团内部的人员构成、政治举措前后都有着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不是仅仅分析阶级出身、地域或政见的不同所能涵盖的。仇文采用了卢氏的研究方法，通过考订魏晋禅代过程中一些关键事件和人物，分析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的原因和主要依靠力量，认为参与高平陵之变的曹魏老臣并不支持魏晋禅代；通过对司马师在魏晋禅代中的作用和功业进行的考证和阐释，认为鼎革之势在司马懿、司马师二人的作用下不知不觉地形成。

关于司马懿与曹爽之争，大致可以分为两种观点：第一种，支持司马氏一党，认为他们战胜曹爽一党是历史的进步。前述马植杰与郑欣都认为，司马懿集团与曹爽集团的斗争是门阀地主中的事功派与浮华派之间的斗争，对人民、对完成全国的统一事业、对历史的发展来说，事功派掌权要比浮华派掌权有利。李志民与柳春藩[47]、朱子彦[48]及孟祥才[49]都认为，司马懿父子战胜曹爽集团，是一个较有作为、较为清明的统治集团代替了一个腐败无能的统治集团，非但不是“历史上一个不幸事件”[50]，反而是一件好事。第二种，同情曹爽一党，认为司马懿一党品格卑劣。持这一观点者，多从史籍记载真实性入手，他们认为《三国志》关于司马氏、曹爽二党的记载不实，是陈寿回护司马氏之笔。钱穆、何兹全、杨耀坤、王永平等均认可这种说法。[51]

学界还从魏晋禅代模式入手进行研究。第一种，专论司马氏代魏。赵昆生在《门阀政治与司马氏的称帝道路》一文中指出，魏晋更替是门阀政治发展的必然趋势。[52]又在《魏末政治与司马氏的称帝道路》一文中专论司马氏称帝过程中，建立了一支符合司马氏政治道德规范要求、属于司马氏统治权力集团的统治队伍，同时构建效忠于自己的军事集团。[53]柳春新《论魏晋禅代》一文认为，在司马氏“作家门”和实现禅代的过程中，有三个环节显得特别重要：一是掌握军队，特别是严密地控制禁卫军；二是培植亲信，组建属于自己的势力集团；三是改革祭祀典礼、法律、官职等制度。[54]仇鹿鸣《魏晋嬗代史事探微》一文在论述司马师功业时，也讨论到控制军队选举权、培植政治力量的问题。[55]第二种，讨论曹魏代汉和西晋代魏的异同。陶贤都从霸府角度讨论这个问题。[56]他认为，曹氏代汉和司马氏代魏相同之处在于，都经历了长时间的霸府统治阶段，以武力为后盾，在禅让的名义下实现了皇权更替。陶文认为，两者的差异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在依靠的力量上，曹氏代汉主要依靠谯沛豪族和颍川士族两股力量，司马氏代魏主要依靠家族力量和朝中士族。第二在面临的政治环境上，曹氏代汉时，皇权十分微弱、威望不高，司马氏代魏时，皇权的影响力较强，中央和地方上都有忠于皇室的势力。第三在禅代的方式上，曹操霸府采取由外向内的模式，而司马氏霸府采取的是由内向外的模式。曹寻真《浅析魏晋王朝禅让的不同》一文与陶文的观点基本一致，只补充论述二者对旧主态度的不同，认为晋对旧主的态度和待遇要远远高于魏。[57]讨论司马氏霸府的还有张军《曹魏时期司马氏霸府的形成与机构设置考论》一文。张文对司马氏霸府的形成及府僚、机构建制、运作方式做了探讨。[58]

黄岭与赵昆生的《魏晋更替中的社会批判研究》则从社会批判的角度探讨魏晋禅代。[59]他们认为，西晋在对前朝社会制度进行批判吸收和重构的基础上，构成了这一时期的社会批判思想，也形成了有利于西晋政权的新统治模式。在选举制度上，批判九品中正制，对身居政治上层的士族阶层进行一次政治社会化，用以培养他们的政治立场，包括政治信仰、政治情感、政治态度与政治参与能力，特别是培养他们对司马氏皇权的认同忠诚和责任感；在土地制度上，改屯田制为占田制，保证和扩大士族的经济特权；在分封制上，批判曹魏分封制，建立五等爵制，实现士大夫的社会理想，防止异姓大臣反叛；在法律制度上，修订晋律，重申晋王朝的统治规范，重塑君臣等级秩序。

1.2.1.2 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司马炎

司马懿是三国时期重要的政治家、军事家，其奠定了司马氏代魏的基础。在对司马懿的研究上，关注其政治行为、人品者较多，如付开镜《司马懿父子的卑劣人格：晋王朝松软的立国根基》《司马懿的恩仇观及其复仇行动》[60]，专论司马懿思想者，寥寥无几。傅鹏认为，司马懿一生能在政治上、军事上步步取得胜利的关键在于司马懿的一生都具备务实的精神。[61]

司马懿死后，其子司马师继续执掌朝政。司马师从嘉平三年（251年）辅政至正元二年（255年）去世，其间不足五年，为时较短。可能因为这个缘故，学者对于司马师关注较少，未见专文论述。仇鹿鸣《魏晋嬗代史事探微》一文专设一节讨论司马师的功业，认为司马师有大功于晋室，奠定了魏晋禅代的政治基础。[62]

正元二年（255年），司马师病逝，司马昭继兄辅政，一直到咸熙元年（264年）病逝，共辅政十年。魏晋禅代各项制度的变革基本在这一时期完成，可以说司马昭是西晋政权的开创者。目力所及的文献中，仅有朱子彦撰有两篇文章专门研究司马昭。[63]朱氏认为，司马昭是三国后期最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其历史作用可与曹操相比拟。

胡阿祥《司马氏晋国号考说》考释司马氏晋国号，认为司马昭之封爵高都侯、高都公、晋公、晋王，都是为了迎合“代汉者当涂高”谶文中的“高”字，而不是因为司马氏籍贯河内温县本为晋地；这一做法隐含了以晋承汉、不承认汉魏禅代的心态。[64]

咸熙元年（264年）司马昭逝世后，其子司马炎继任。第二年司马炎代魏称帝，建立了西晋王朝，史称晋武帝。他在位期间，出现了“太康之治”。因此学界对他的关注主要集中在他入晋之后的政治行为。早期史学界对他基本持否定态度，认为他贪婪、荒淫、奢侈和残暴，所建立的西晋政权也是十分腐朽的。[65]尚志迈《晋武帝与太康之治》一文从论述太康之治的历史原因反驳了这种看法，认为“太康之治”出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与晋武帝所采取的一系列旨在稳定统治、发展生产的积极措施分不开。[66]唐明礼与张国强的《试论晋武帝司马炎》从统一全国、实行占田制两方面论述了晋武帝的历史功绩，讨论了晋武帝为政之得失，认为西晋的统一，太康盛世的出现，绝非偶然，除了客观原因外，晋武帝起主导作用。[67]

戴晓刚探讨晋武帝用人的特点，认为：第一，晋武帝很注意用人，最大的特点是广泛网罗人才；第二，敢用直臣和夺志用人是晋武帝用人最显著的两个特点；第三，从西晋最高统治阶层来看，晋武帝所用之人主要是士族高门，故而门阀士族形成，这是晋武帝用人的本质。[68]

郑欣《司马氏集团的改革政策》一文综合讨论司马氏的改革政策，认为相比曹爽一党，司马氏才是个新派。文中认为，司马氏的改革政策包含三方面的内容：第一，废除明帝弊政；第二，倡建军屯和废除民屯；第三，制定简而轻的晋律。[69]

1.2.2 礼法之士

有关礼法之士这一群体的研究较少。尽管有不少学者在其论著中使用了礼法之士这一词语，但是鲜有学者对礼法之士下过明确的定义。郝虹通过对王肃礼学思想的研究，提出以王肃为代表的魏晋儒士，受汉魏之际黄老名法思潮的影响，其文化性格及学术思想摄入了较多的崇理性、尚利己的因素，史称礼法之士。[70]此外，她认为魏晋时期的礼法之士是建安时期的儒士派与名法派斗争、融合而成[71]，但未就此做详细讨论。黄少英则认为，礼法之士与名法之士是从汉代儒家士大夫中衍生出来的一对孪生兄弟；魏晋之际随着社会由乱世转向相对治世，礼法派开始取代名法派而登上历史舞台。[72]这两位的研究对于本书研究礼法之士的形成有重要参考价值。

王肃与傅玄是魏晋时期比较重要的思想家，都有著述传世，因而关于他们的研究也较为丰富。在此具体介绍一下有关他们的研究情况。

1.2.2.1 王肃

王肃是曹魏时期著名经学家，他遍注群经，对魏晋思想文化建设曾产生重大影响。研究王肃者，多聚焦于其是否伪造《孔子家语》及其与郑玄之争，关注其政治思想者并不多见。

目前所见，专门研究王肃的专著仅有台湾学者李振兴的《王肃之经学》[73]。李氏仅就王肃注经之言略加考辨，重在明其经学旨归，并借以窥察其原委，其他问题则不再探讨。该书对本书而言，最大的价值在于提供了一份关于王肃著述内容的详细可靠资料。该书还作了一份王肃年表，有助于理解王肃思想形成的具体背景。另有刘运好《王肃行状与著述考论》[74]一文也针对王肃主要行迹及著述进行考证，可与李书参照。

学界对王肃政治思想倾向的研究，大致可以分成两种观点。第一种，认为王肃思想受道家思想影响，开魏晋儒玄双修之端绪。那薇《〈孔子家语〉中儒道兼综的倾向》指出，《家语》中的道、礼以及圣人都具有明显的道家色彩，反映了儒道兼综已成为汉魏之际学术的必然之势。[75]龚杰《简论汉魏的郑学与王学》从哲学思想角度指出：首先，王肃经学思想的重要特征，是用道家的无为学说，改造了儒家的天道观；其次，在政治上，王肃主张“无为而治”，同时吸取了儒家所宣传的三代圣王之治的内容；再次，王肃的伦理观是强调个人在道德上的自我满足；最后，王肃理想的精神境界是“不愧于道”，这个“道”指的是儒家所歌颂的先王的德行。[76]任怀国《试论王肃的经学贡献》[77]、王继训《论郑玄、王肃对汉末儒学的改造与创新》[78]的观点与龚文基本一致。秦跃宇《王肃儒道兼治与玄学发微》从学术传承角度入手，指出：王肃受荆州学派影响，倾向于道家自然无为，并从多方面影响了魏晋玄学的形成与发展。[79]乐胜奎《王肃礼学初探》认为王肃通过对郊祀禘尝之礼的研究来论证天体无二、道性合一、天道无为好生的观点。[80]

第二种，认为王肃援法入儒。李传军通过对王注《孔子家语·致思篇》的研究，发现王肃的思想具有援法入儒、德（礼）法兼备、顺时权变的特点。李氏指出，“王肃法儒思想的形成，既是汉魏之际时代变革的反映，又是时代变革的产物，同时更是汉末以来政治思想、儒学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81]郝虹《王肃与魏晋礼法之治》则认为王肃受汉魏之际黄老名法思潮的影响，其文化性格及学术思想渗入了较多的崇理性、尚利己的因素。在政治思想上，王肃试图兼教化与名法之利并抑两者之弊，以法释礼，调和了礼与法的关系，初步形成用“礼”来融合教化与名法的草案，成为礼法之治理论最重要的建设者。[82]任怀国也有相似的观点。[83]

还有些论文从王肃的政治倾向入手讨论王肃的思想。李传军《魏晋禅代与“郑王之争”——政权更迭与儒学因应关系的一个历史考察》认为，王肃挑起“郑王之争”，在“驳正”前师的名义下树立自己的经学义理体系，并为魏晋嬗代服务。[84]郝桂敏的观点与此相近。[85]乐胜奎认为，王肃的思想与支持世卿制、主张“官有世功，则有世族”的政治思想一脉相承，顺应了论证门阀士族的合法性、巩固贵族政权统治基础的时代要求。[86]古桥纪宏分析郑、王礼说与汉魏实际礼制之间的关系，提出如下几点看法：“一，汉代的实际礼制与经学学说之间存在较大距离；二，郑玄礼说与后汉制度难以符合，王肃礼说则颇接近汉代以来之实际礼制；三，魏明帝好郑学，景初年间明帝、高堂隆等进行的一系列改制，其意图显欲使礼制靠近郑说；四，王肃对郑说提出异议，可以理解为对景初改制的反拨。”[87]

理清《孔子家语》是否王肃伪造，对于本书写作过程中材料的选取有重要影响，因此有必要在此总结一下前人在这一问题上的研究。从宋代起，人们开始怀疑《孔子家语》的真伪，至清代，《孔子家语》是伪书的观点在学术界一直占据上风。如皮锡瑞《经学历史》中认为王肃伪造《孔子家语》，目的在于托古人以自重，来攻击郑玄。[88]

20世纪70年代，八角廊汉简及阜阳双古堆汉简出土之后，学术界开始重新审视《孔子家语》的真伪与价值。1987年李学勤发表了《竹简〈家语〉与汉魏孔氏家学》。文章认为河北定县八角廊西汉墓出土的《儒家者言》竹简，是《家语》的原型。《孔子家语》的成书有一个很长的过程，是汉魏孔氏家学的产物。西汉前期的双古堆简牍和西汉晚期的八角廊竹简中，都存在《家语》发展的一定链环，王肃不可能伪造整部《家语》。[89]之后，李学勤、胡平生、王志平等继续撰文论述《孔子家语》非王肃所伪造。[90]非伪书说基本已成为学术界的主流观点。

学术界仍有部分学者主张《孔子家语》为王肃所伪造。李振兴《王肃之经学》著就之时，前述两个出土文献尚未公布，其书仍沿旧说，认为王肃私造《孔子家语》，欲引其言以难郑。[91]李传军《〈孔子家语〉辨疑》一文，利用考古资料，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和对勘，对《孔子家语》的文献来源、成书年代和学术价值进行考察和分析，认为《孔子家语》为王肃所编撰的传统观点是可信的。[92]李文列表将《儒家者言》《说苑》《孔子家语》的词句进行对比，认为就《儒家者言》和《家语》及《说苑》中相关内容和关键文字的相似性而言，则《说苑》与《儒家者言》的关系显然远较《家语》与《儒家者言》的关系紧密。并举例：“第三组简文中的C简在《儒家者言》和《说苑》中完全一致，而与《家语》有细微的差别。”第三组简文C简的词句如下：

实则是《儒家者言》与《家语》十分接近，而与《说苑》毫无相似之处。可见李文的结论尚有可商榷之处。

学术界还存在折中二者的第三种观点，认为今本《家语》是部分伪。郝虹仔细梳理了《孔子家语》中王肃的注释，认为《家语》更可能是部分伪，但何处不伪，何处伪，实难判断。[93]王承略《论〈孔子家语〉的真伪及其文献价值》认为王肃篡改的范围不算太大，今本《家语》的大部分内容尚保持着刘校本的原貌，应该重新审视并充分肯定其重要的文献价值。[94]宁镇疆通过比较阜阳双古堆一号木牍相关章题与《孔子家语》，认为《家语》存在很多后人改动的痕迹，而《说苑》则与木牍章题最为接近。宁文认为，从出土文献到《说苑》再到《家语》，存在梯次演进的痕迹，而《家语》处于最末一级，因此在版本学上是“晚出”的，但《家语》的改动并非出于王肃之手，而很可能就是孔安国所为。[95]

综合上述观点，为了审慎起见，本书论述王肃政治思想时，不援引《孔子家语》的内容，只以王肃注为研究资料。

1.2.2.2 傅玄

傅玄是魏晋时期的文学家、思想家，其思想主要保存在其所著《傅子》一书中。该书已佚，前人曾多次进行辑佚，主要有四库本、方濬师本、严可均本、钱保塘本、叶德辉本等。今人魏明安、赵以武所著《傅玄评传》一书，详细比对方本、严本、叶本，认为叶本最佳，考辨了傅玄的家世、生平与著述，还对杨泉《物理论》中大量混入《傅子》文这一现象，做了具体分析解释，并加以区分甄别。[96]此外，在前人辑校的基础上，今人高新民、刘治立分别对其做了句读、校释。[97]

学界对傅玄家世、生平、著作都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关于其思想和文学成就的研究也不少。在此仅介绍有关其政治思想的研究状况。

目前所见，专门研究傅玄的专著有两部：魏明安与赵以武所著的《傅玄评传》[98]、高新民的《傅玄思想研究》[99]。学者论及傅玄政治思想的论著并不多见，整体而言，除在傅玄思想流派归属问题上有所分歧外，在具体内容上则无太大的出入。

刘大杰著就于抗战时期的《魏晋思想论》认为，傅玄的政治学说，建立在三个稳固的基础上：改善民生、普及教育和人法合治。[100]20世纪80年代，施光明发表《傅玄治国思想述评》，较为全面地论述了傅玄的治国思想。[101]施氏认为，傅玄的治国思想涵盖以下几方面的内容：第一，政治上，礼法并用、德威相济，主张崇尚儒学、笃行教化、慎行赏罚；第二，经济上，以农为本、发展生产，主张分民定业、贵农贱商、平均赋役、息欲节用、兴修水利、发展生产；第三，选官上，唯贤是举，要求统治者不避亲疏、贵贱，广泛求贤，而且必须落实到行动上，用贤必须专一，不可吹毛求疵；第三，在吏治上，主张整顿机构、精简官吏、建立考核制度。之后的研究明显受刘氏与施氏观点影响。陈见微《“尊其道非惟尊其书”思想的杰作——试析傅玄的经济思想》从经济思想方面补证傅玄重经济与民生的思想，并指出傅玄已认识到进行道德教育不能空谈，必须解决民生必需的衣食问题。[102]穆焕堂《浅议傅玄的道德教育思想》专门探讨傅玄德教思想，认为傅玄德教思想建立在其人性的哲学基础上。[103]刘治立有多篇文章专门讨论傅玄的政治思想，其观点可总结如下：第一，傅玄政治思想以以德治国为核心，主张刑德并举、礼法并用；第二，注重民生，以安民富国为施行德治的重要途径；第三，重视举贤任能，主张广开渠道以招贤纳才。[104]李清凌《通儒达道政乃升平——论傅玄的政治思想》从论证傅玄思想的儒家本质入手讨论傅玄政治思想。李文指出，除了以民为本、德行并用外，傅玄还主张治国者须先“正己立身”并提出几点建议。[105]魏明安、赵以武《傅玄评传》与高新民《傅玄思想研究》都较为详细地论证傅玄政治思想的内容，但并没有超出以上所提出的内容。

关于傅玄政治思想研究的分歧，在于其所著《傅子》一书思想派别的归属上。第一种，认为属于儒家。清修四库全书时将《傅子》一书列于儒家类。近人杨鸿烈也认为“《傅子》一书纯是儒家德治的思想”[106]。刘大杰认为“傅玄算是儒家内面最有见识的革新派了”，又说傅玄是儒法的折中派[107]，多少有些自相矛盾。陈见微认为傅玄的《傅子》是儒家之作，但兼有儒、法、道三家的思想。[108]辛志凤《傅玄及其〈傅子〉》认为，傅玄思想广泛吸取各家之说，但实质为儒家思想。[109]

第二种，认为属于杂家。《隋书·经籍志》将其列于杂家。魏明安、赵以武《傅玄评传》认为，《傅子》一书以儒为主，兼取法、道，明显具有荀子的特点，也吸收了汉魏以来儒法兼综的思想成分，应当划归杂家。高新民《傅玄思想研究》也认为《傅子》一书博采众家之说，兼容并蓄，成一家之言，基本上属于杂家。张蓓蓓《〈傅子〉探赜》主张根据内容的思想主流差异，把不同篇归入不同类，因此她认为，内篇为纯正子书，属儒家，外篇为杂家，中篇则为史学类作品。[110]

关于傅玄思想与魏晋玄学思想的关系，学界也有不同看法。张蓓蓓《〈傅子〉探赜》认为，傅玄虽对名理、才性有所习染，但在态度上仍批判玄学。魏明安、赵以武《傅玄评传》考辨《傅子》一书的主要内容完成于入晋前，在此基础上，认为傅玄抨击玄学，而在才性问题认识上的差异则是其出发点。总之，他们都认为傅玄虽然受时代思想影响，对才性、名理有所习染，但受影响并不深，对魏晋玄学则采取批判的态度。高新民《傅玄思想研究》将《傅子》一书的篇章分为三个时期的作品：明帝末年、正始初的作品表现出浓厚的儒家色彩；正始时期的作品明显受玄学思想影响，出现调和儒道的倾向；入晋后的作品则针对嵇康、阮籍，主张维护名教、礼法并用。因此高氏认为，傅玄思想深受魏晋玄学思潮影响。

学界关于贾充、荀勖等礼法之士思想的研究较少，因此全部在此做一简单介绍。

目前，仅见高贤栋《贾充新论》[111]、汪奎《贾充：专制体制下矛盾冲突的悲剧个体》[112]、周鼎《贾充与魏末晋初政治》[113]、权家玉《晋武帝立嗣背景下的贾充》[114]四篇文章专论贾充。权文与本书关系不大，在此不做介绍。高氏等人都抛开道德评判，全面地论述贾充在魏晋之际的历史功绩。

杜预为魏晋南北朝时期重要的经学家，因而研究者多关注其经学成就，少述及其政治思想，兹就与本书关系较密切者，做一简单介绍。刘静夫《京兆杜氏研究——魏晋南北朝士族门阀个案研究之二》一文，简述杜预的历史功绩，认为京兆杜氏到杜预时可谓达到了顶峰，此后京兆杜氏便以他为门户了。[115]王力平《中古杜氏家族的变迁》专论汉唐时期杜氏家族政治文化地位的沉浮，在论及杜预时，认为，司马氏与杜氏家族间的渊源可以上溯到汉末，二者这一特殊关系又因联姻而不断深化，甚至一直影响到魏晋时代乃至东晋南朝杜氏家族的政治命运。[116]刘文与王书都以汉唐时期的杜氏家族为研究对象，他们的梳理有助于了解杜预的出身与家学。文慧科硕士学位论文《杜预研究》[117]、郑达析《西晋的兴造之臣——杜预》[118]、尚志迈《杜预其人——读史札记》[119]等文全面研究杜预在政治、经济、军事、学术文化上的贡献。其中郑达析《西晋的兴造之臣——杜预》认为杜的《左传》注，并没有超越儒家正统思想，尤其重名教、礼法，反映门阀制度在学术思想上的特点。洪廷彦《试论杜预“左传癖”》研究杜预“左传癖”的主要原因。洪氏认为《左传》的思想对杜预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左传》以儒家思想为主兼有法家、兵家思想，杜预也是如此。[120]

目力所及未见有专门研究荀勖、荀者，对中古荀氏家族则多有论及。陈启云认为，荀是以“公、密”行事之最明显例证；荀、荀勖本身德行理想虽不及父祖，但守“公”典模或过之。[121]刘静夫分三阶段考察荀氏家族，认为曹魏西晋时期是荀氏家族的鼎盛期，荀勖、荀二人因家学渊源，长礼乐、擅刑律，是他们被重用的原因之一。[122]刘文还附有荀氏世系、婚姻、官爵表，有很大参考价值。吕宽庆对比荀彧、荀父子，认为，在汉魏更迭之际，新一代的世族人物更关注和保护自身的利益和家族利益，他们的政治品格和道德情操都逊色于早期的世族人物。[123]其他研究者多从道德上批判二人在魏晋禅代以及入晋之后的行为，在此不再赘述。

1.2.3 汉晋之际思想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涉及汉晋之际思想的变化以及一些具体问题的讨论。在此亦有必要介绍一下相关研究，但限于篇幅，仅做简单介绍。

各种通史体裁的思想史（包括哲学史）著作都述及了汉晋之际思想变迁。例如，陶希圣《中国政治思想史》[124]、萨孟武《中国政治思想史》[125]、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126]、吕振羽《中国政治思想史》[127]、吕思勉《中国政治思想史讲义》[128]、刘泽华《中国政治思想史·秦汉魏晋南北朝卷》[129]以及《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130]、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131]及《中国思想通史纲》[132]、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中卷》[133]、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发展史·魏晋南北朝》[134]、张岂之主编的《中国思想史》[135]、杨宪邦主编的《中国哲学通史》[136]等都论及汉晋之际思想风潮，并涉及一些具体的社会政治观念问题。虽然限于通史体裁，某些具体的研究不算深入，但这些著作都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这些通史性质的思想（哲学）史多数将魏晋玄学作为魏晋时期的研究中心，仅有刘泽华的两部著作关注面较广。其中刘泽华《中国政治思想史》详细介绍了汉魏之际名理、名法思潮，认为名理、名法两思潮兴起于同一时期，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儒学的文化背景则是二者名法与名理相互联系的思想条件，两者最终都统一于儒[137]；又从君臣关系、礼制与教化、法治与复肉刑、九品官人法与贤人政治等角度研究两晋与南北朝时期政治思想，指出：“儒家思想在这一时期的历史地位远不如玄学或佛、道之学引人注目。但值得注意的是，参与讨论诸如禅让、礼制、君臣、法制等问题的都是统治集团的重要成员或君主本人。这表明，儒家思想及其政治原则仍然被统治阶级奉为治平天下的基本方针和政策依据，唯此，方才为汉、唐儒家政治思想的继续发展架设了津梁。”[138]

本书将涉及魏晋时期有关德才、忠孝、礼法等问题的讨论，因而一些专题思想史的论著亦有相当的参考价值。如，张祥浩《中国传统人才思想》[139]、朱汉民《忠孝道德与臣民精神——中国传统臣民文化论析》[140]、刘伟航《三国伦理研究》[141]、张分田《民本思想与中国古代统治思想》[142]、章权才《魏晋南北朝隋唐经学史》[143]、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144]、丁凌华《中国丧服制度史》[145]等等。其中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一书，深入地研究了中国传统法律儒家化的问题。瞿同祖从拟定法律者的学术思想背景和各朝法律为儒家所窜入的事实两个方面，论证儒家有系统地修改法律从曹魏始：魏律制定者均为儒者，如陈群、刘劭等辈，魏明帝下诏只用郑氏章句，只承认儒家释法为合法；晋律删定者共14人，除贾充一人外，均为倾向儒家者，其中还有郑冲、杜预等儒学大师。[146]这一论证方法对本书的写作有很大的启发。章权才认为：“从学术思想上说，西晋是名教之治从动摇到重新被肯定，儒家思想重新被提倡、重新被确定为统治思想的时代。这个时代，思想界的分化和斗争异常剧烈，斗争的总趋势、总结论是：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儒道合一；以名教为主体的名教与自然的合一。”[147]

本书虽然定位为司马氏与礼法之士的政治思想研究，但不会仅仅描述这一政治群体的政治思想，而是将之放置于魏晋之际的政治、思想文化的大背景下综合分析，同时还需与先秦诸子百家、两汉政治思想做比较研究。因而，与本书相关的研究领域并不局限于上述几个，而是需要有一个更为广泛的学术基础。比如，书中涉及的德才关系、君臣观念、礼法关系、情礼关系等问题，这些问题的相关研究都构成了本书重要的学术基础。但对这些研究成果一一回顾并非一件现实的事情，一方面本书可能涉及的问题难以一一列举，另一方面相关研究鲜有论及司马氏与礼法之士的。因而有关这些问题的学术史回顾将在具体问题的讨论中加以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