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结：不应忽略的“心灵社群”

由上述可知，留英学人从二次革命失败到五四运动前后已集结成了一个非常特殊的社群——具有留英背景的湖南籍知识分子社群。就第一节所论，二次革命失败后，新知识分子发生了一次分化，在救国的途径上，一部分知识分子，如章士钊、李剑农等人开始疏离直接的革命行动，提倡“苦学救国”，负笈英伦，专心研究学问，试图从学理上指导国家重建的问题。第二节认为，在后来的研究者看来，章士钊所办《甲寅》杂志与后来的陈独秀《青年杂志》在人事和思想上关联紧密，从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渊源之一；但是论者都忽视了《甲寅》杂志实际上也是拥有留英背景的学人的一个园地，而且主编章士钊似乎也有意在其杂志上聚拢这批或已归国的或仍在读的留英学人。但是国内的激烈政治斗争打断了这样的规划。第三节从刊物宗旨、政治立场以及时人认知中，显豁《太平洋》与《甲寅》在思想上、人事上的确具有紧密联系，并明示《太平洋》上的留英学人在面对民初政局变换，在选择解决中国问题的途径上，渐渐有着与《新青年》不同的理解。实际上，这可理解为民初知识分子的第二次分化。但同时对《太平洋》上主要作者的分析，显示他们其实与《新青年》属于同一个时代，比起那些五四的青年学生要成熟得多，知识理论素养也扎实得多。第四节说明了《甲寅》和《太平洋》杂志都以英国的自由报刊，尤其是《爱丁堡评论》，作为自己效仿的榜样，可见英国知识精英改造社会的思想模式在民初中国得到了反响。

重要的是，在精神状态上，留英中国学人既具有传统中国士大夫忧国忧民的入世使命感，更因他们曾比较系统地接受西方社会政治思想的影响，已具有西方近代公共知识分子的精神。杨端六说：“以予观之，最近之将来——否，最远之将来——社会活动之中心，决不能不在乎少数之青年志士；所谓群众云者，皆随此少数人之后者也。此少数人之道德与能力必为一般群众所钦仰，而后能形成社会活动之中心。”^[154]他们要以坚诚果敢、福国利民的精神，领导一般民众，向前进取，“以树一国之风声”。^[155]余英时先生说过，五四的思想世界由很多变动中的“心灵社群”（community of mind）所构成，所以在他看来，每一个五四知识分子都似乎是独特的。^[156]然则，从《甲寅》到《太平洋》杂志上的留英学人所代表的“心灵社群”，不应值得我们关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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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孙派、黄派的分歧，参见杨思义《二次革命失败后国民党人的形形色色》，《文史资料选辑》第48辑，第125页。

[2] 李根源：《雪生年录》，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二辑，文海出版社，1966，第65页。

[3] 李新第：《中华民国史》第二册下，中华书局，1987，第666页。

[4] 周元高：《论欧事研究会的几个问题》，《史林》1989年第3期。

[5] 松本英纪：《中华革命党和欧事研究会——第二次革命后孙文和黄兴的革命观》，《民国档案》1990年第3期。

[6] 萧致治：《黄兴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第404页。

[7] 李新第：《中华民国史》第二册下，第669页。

[8] 李志毓：《汪精卫的性格与政治命运》，《历史研究》2011年第1期。

[9] 此处依据李剑农的“国民党的温和派”之说，参见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1840～1926年）》，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第385页。冯自由则将孙、黄二派对待袁世凯政府的态度区分为“急进”与“缓进”，他说：“盖自民四日政府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款之后，革命党分裂为急进缓进二派。孙总理向领导中华革命党主张急进，谓非倒袁不足以救亡。其他欧事研究会及水利速成社一派，则主张缓进，谓因日人亟图侵略，应暂停革命工作，以免增加时局之严重。”引自冯自由《革命逸史》（上），新星出版社，2009，第384页。

[10] 左玉河：《张东荪传》，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第41页。

[11] 李新第：《中华民国史》第二册下，第671页。

[12] 曾毅：《护国军秘密运动史》，《革命文献》第47辑，第44页。

[13] 周元高：《论欧事研究会的几个问题》，《史林》1989年第3期。

[14] 汪原放：《亚东图书馆与陈独秀》，学林出版社，2006，第30页。

[15] 孤桐：《大愚记》，《甲寅周刊》1卷1号，第6页。

[16] 郑超麟：《陈独秀与〈甲寅杂志〉》，《安徽史学》2002年第4期。

[17] 《本志宣告》，《甲寅》1卷1号（1914年5月），封二。

[18] 黄兴：《致章士钊书（1914年3月24日）》，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编《黄兴集》，中华书局，2011，第351页。

[19] 章士钊：《欧事研究会拾遗》，《文史资料选辑》第24辑，第265页。

[20] 章士钊：《欧事研究会拾遗》，《文史资料选辑》第24辑，第265～266页。

[21] 章士钊：《欧事研究会拾遗》，《文史资料选辑》第24辑，第265页。

[22] 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1840～1926年）》，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第387页。

[23] 毛注青：《黄兴年谱》，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第257页。

[24]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193页。

[25] 常乃悳：《中国思想小史》，第136页。

[26] 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1840～1926年）》，第387页。

[27] 《上海中华新报露布》，《太平洋》4卷1号（1923年8月5日）。

[28] 引见李新等《中华民国史》第二册下，第682页。

[29] 章士钊：《欧事研究会拾遗》，《文史资料选辑》第24辑，第291页。

[30] 常乃悳：《中国思想小史》，第136页。

[31] 张静庐：《在出版界二十年》，上海书店出版社，1989，第100页。

[32] 此据《甲寅》杂志的目录核算，包括社论、时评、评论之评论、论坛四个栏目中发表的所有论文，但不包括章士钊的两篇译文：《白芝浩内阁论》（第1号）、《哈蒲浩权利说》（第2号）和杨端六两篇译文《战时财政论》（第9号）、《战时财政论》（续）（第10号）。

[33] 《本志宣告》，《甲寅》1卷1号（1914年5月），封二。

[34] 笔者引用了杨琥《民初进步报刊与五四新思潮——对〈甲寅〉、〈新青年〉等的考察》，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论文，2000，未刊，第83页。这是目前所见有关《甲寅》作者群的构成及特征的描述和分析较全面的专论。杨琥先生正式发表的两篇论文对本章的写作亦有帮助，分别是杨琥《同乡、同门、同事、同道：社会交往与思想交融——〈新青年〉主要撰稿人的构成与聚合途径》，《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1期；杨琥《〈每周评论〉等报刊若干撰稿人笔名索解》，《历史研究》2009年第3期。

[35] 秉心估计为笔名，其词源来自《诗·鄘风·定之方中》：“论议正直，秉心有常。”该署名仅在杂志第1、2、3号上出现，可以肯定是与章士钊有一定联系之人所作。

[36] 邹小站：《章士钊社会政治思想研究（1903～1927年）》，第24页。

[37] 对陆鸿逵及其在《甲寅》杂志上的撰稿情况，杨琥先生述之甚详，此处对陆鸿逵的介绍，均出自杨琥《〈每周评论〉等报刊若干撰稿人笔名索解》，《历史研究》2009年第3期。

[38] 依据杨琥先生的统计，《甲寅》杂志上政论和通信栏共有115位作者，但可稽考到的作者大概是40位。

[39] 陈万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第19页；杨琥：《〈新青年〉与〈甲寅〉月刊之历史渊源——〈新青年〉创刊史研究之一》，《北京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孟庆澍：《〈甲寅〉与〈新青年〉渊源新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0年第5期。

[40] 吴敬恒：《人心》，《甲寅》1卷1号（1914年5月）。

[41] 章士钊：《按〈欧美教育之进步及其趋向〉》，《甲寅》1卷4号（1914年11月10日）。

[42] 章士钊：《按〈中俄交涉评〉》，《甲寅》1卷10号（1915年10月10日）。

[43] 李寅恭：《白种人之救国热》，《甲寅》1卷4号（1914年11月10日）。

[44] 杨琥：《民初进步报刊与五四新思潮——对〈甲寅〉、〈新青年〉等的考察》，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论文，2000，未刊，第19页。

[45] 吴敬恒：《通讯·以政学治非政学》，《太平洋》1卷2号（1917年4月1日）。

[46] 朱东润：《朱东润自传》，收入《朱东润传记作品全集》第四卷，东方出版社，1999，第81页。

[47]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第223页。

[48] 此英文刊名为《太平洋》编辑者自注，但林语堂在其英文著作《中国报刊与公共舆论简史》中，将《太平洋》杂志翻译成The Pacific Magazine，参见Lin Yutang，A History of the Press and Public Opinion in China，New York：Greenwood Press，1968，p.128。

[49] 《太平洋》1卷1号，“本志宣言”。

[50] 杨静远：《写给恋人》，第284页。

[51] 此数人的早年经历，参见杨静远《杨端六、袁昌英与商务印书馆》，载《商务印书馆九十年（1897～1987）》，商务印书馆，1987，第244页；杨静远《我的父亲杨端六》，《万象》2004年第7期，第125页。又见周如松《周鲠生先生传略》，收入《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五辑），第153～154页。

[52] 李剑农的这段回国经历，参见朱东润《朱东润自传》，东方出版中心，第79～82页；杨恺龄撰编《民国吴稚晖先生敬恒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81，第47页。

[53] 《杂志界之明星》，《上海中华新报》1917年3月4日。

[54] 萧致治：《改造中国，需要研究中国历史——李剑农传略》，《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四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第46～61页。

[55] 后来李剑农仅在《太平洋》2卷8号上发表1篇，3卷第6、7号上各1篇，4卷上则无。

[56] 沧海：《韩德生退出战时内阁》，《太平洋》1卷7号（1917年10月15日），第11页。

[57] 沧海：《革命后之俄罗斯政变》，《太平洋》1卷8号（1917年11月15日），第3页。

[58] 沧海：《大权旁落之由来》，《上海中华新报》1917年12月7日。

[59] 剑农：《由湖南制宪所得的教训》，《太平洋》3卷6号（1922年6月）。

[60] 《杨端六启事》，《太平洋》4卷3号（1923年10月5日）。

[61] 关于杨端六的早期活动的叙述，不尽详细，基本来源于以下材料：商务印书馆编《商务印书馆九十年（1897～1987）——我和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1987），收入郑贞《我所知道的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和杨静远《杨端六、袁昌英与商务印书馆》二文；及杨静远《我的父亲杨端六》（《万象》6卷7期，2004年7月），三文均为回忆录体裁。另外，萧致治、聂文明：《杨端六传略》，《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八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钱益民：《1920～1921年商务印书馆的改革》，《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所述关于杨端六早年的情况与以上回忆文章大致相同。

[62] 陶希圣：《潮流与点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第83页。

[63] 参见徐友春主编《民国人物大辞典》，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第539页；并参见赵国材《中国国际法学家王铁崖》，《法制史研究》（台北）第7期（2005年6月），第202页注释2。

[64] 周鲠生：《时局之根本的解决》，《太平洋》4卷2号（1923年9月5日）。括号中周鲠生自注出处所谓“第三卷第三期”系为“第三卷第七期”的当时的印刷错误。

[65] 孔祥宇：《〈现代评论〉与中国政治》，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未刊，第69页注释。

[66] 徐友春主编《民国人物大辞典》，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第173页。

[67] 向绍轩：《大学与中国民族文化·自序》，正中书局，1947，第1～2页。

[68] 从本书主题出发，所统计的作者，不包括《太平洋》杂志小说、诗歌类的作者，凡论说文、评林、译述、通讯、书评等类文章的作者均计入，下同。

[69] 表格前面数位是社员名单；一般作者均按第一篇文章发表顺序排列；“篇数”指该作者在《太平洋》杂志上所有文章的统计数。

[70] 《本志宣言》，《太平洋》1卷1号（1917年3月1日）。

[71] 李剑农：《民国统一问题》（代论），《上海中华新报》1917年12月30日。原载《太平洋》1卷7号。

[72] 杨端六：《今日岂借款之时乎》，《太平洋》1卷8号（1917年11月15日）。

[73] 吴敬恒：《通讯·杂志界之希望》，《太平洋》1卷1号（1917年3月1日）。

[74] 杨静远：《罗素·毛泽东·杨端六——罗素1920年访华之行的补遗》，《万象》2004年第6期，第48页。

[75] 吴静恒：《以政学治非政学》，《太平洋》1卷2号；张一湖：《政学与非政学》，《太平洋》1卷3号；吴敬恒：《释非政学》，《太平洋》1卷4号。

[76] 郭沫若：《创造十年续篇》，《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92，第211页。

[77] 陈万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第12页。

[78] 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一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第280页。

[79] 胡适：《墨家哲学·记者附识》，《太平洋》1卷11号。

[80] 记者：《介绍新著·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太平洋》1卷11号。

[81] 胡适：《你莫忘记·序》，《新青年》5卷3号（1918年9月15日）。

[82] 劫余生：《祝亡之声》，《太平洋》1卷10号（1918年7月15日）。

[83] 李剑农：《湖南小儿的话·代序》，《新青年》5卷4号（1918年10月15日）。

[84] 李大钊：《致李泰棻》，《李大钊全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2006，第271页。

[85] 高平叔编《蔡元培年谱长编》第二卷，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第41页。

[86] 汪兆铭：《通讯·外交》，《太平洋》1卷1号（1917年3月1日）。

[87] 刘晓琴：《中国近代留英教育史》，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第280页。

[88] 参见《上海中华新报》1917年1月26日至2月28日的广告栏《太平洋》杂志出版广告。

[89] 丙辰学社是1916年中国留日学生在东京创立的学术团体，其宗旨是“研究真理，昌明艺术，交换知识，促进文化”。出有社刊《学艺》。1918年，绝大多数社员因反对中日军事协定，辍学归国，社务停顿。1920年，在商务印书馆的扶持下复社。1923年改名“中华学艺社”。

[90] 关于《学艺》的作者人名，参见钱益民《1920～1921年商务印书馆的改革》，《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

[91] 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蔡元培全集》第六卷，中华书局，2009，第348页。

[92] 黄宝实：《忆一湖寄庐》，（台）《传记文学》12卷6期（1968年6月），第23页。

[93] 参见王书庄《怀念丁西林老师》，收入孙庆升编《丁西林研究资料》，中国戏剧出版社，1986，第48页。并据李书华的回忆，20世纪20年代初住在北京后门内东吉祥胡同里的北大教师包括他自己、王世杰、周览、李鳞玉、李四光、丁燮林、皮宗石、陈源、石瑛等人。参见李书华《七年北大》，收入陈平原、夏晓虹编《北大旧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第93页。关于“东吉祥派”的描述，亦可见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下），“女师大与东吉祥”（一）、（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第500～507页。

[94] 郭沫若：《创造十年续篇》，收入《郭沫若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第211～212页。

[95] 《特别启事》，《太平洋》4卷10号（1925年6月5日）。

[96] 《现代评论》创办之初，其核心人物有“十三太保”之称，此13人包括：王世杰、陈源、周鲠生、皮宗石、陶孟和、杨振声、丁西林、高一涵、燕树棠、唐有壬、彭浩徐、刘光一和张奚若。参见陈纪滢《陈通伯先生一生的贡献》，（台北）《传记文学》16卷6期（1970年6月）。以上人员包括前举的“东吉祥派”。

[97] 关于民初新知识分子的聚合途径的讨论，参见杨琥《同乡、同门、同事、同道：社会交往与思想交融——〈新青年〉主要撰稿人的构成与聚合途径》，《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1期。

[98] 薛毅：《王世杰传》，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第35页。

[99] 朱东润：《朱东润自传》，第171～172页。

[100] 吴稚晖：《通讯·杂志界之希望》，《太平洋》1卷1号（1917年3月1日）。

[101] 张觉明：《现代杂志编辑学》，中国书籍出版社，1987，第58页。

[102] Derek Roper，Reviewing before the Edinburgh，1788-1802，London：Methuen & Co Ltd.，1978，pp.19-21.

[103] Derek Roper，Reviewing before the Edinburgh，1788-1802，London：Methuen & Co Ltd.，1978，pp.40-41.

[104] John Clive，Scotch Reviewers：The Edinburgh Review，1802-1815，London：Faber and Faber Ltd.，1959，pp.17-38.

[105] Derek Roper：Reviewing before the Edinburgh，1788-1802，London：Methuen & Co Ltd.，1978，p.41.

[106] Joanne Shattock，Politics and Reviewers：the Edinburgh and the Quarterly in the early Victorian age，London：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1989，p.125.

[107] John Clive，Scotch Reviewers：The Edinburgh Review，1802-1815，London：Faber and Faber Ltd.，1959，p.184.

[108] Jonathan Cutmore，Contributors to the Quarterly Review：A History，1809-1825，London：Pickering & Chatto，2008，p.5.

[109] 〔美〕刘易斯·科塞：《理念人——一项社会学的考察》，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第86页。

[110] 〔美〕刘易斯·科塞：《理念人——一项社会学的考察》，第77～89页。

[111] Joanne Shattock，Politics and Reviewers：the Edinburgh and the Quarterly in the early Victorian age，London：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1989，p.153.

[112] 〔英〕詹姆斯·卡瑞、〔英〕珍·辛顿：《英国新闻史》，栾轶玫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第7页。

[113] 陈力丹：《精神交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观》，开明出版社，1993，第285、293页。

[114] 〔英〕马丁·沃丁：《报纸的力量——世界十二家大报》，苏潼均、诠申译，新华出版社，1987，第46页。

[115] 张妤玟：《第四等级报刊观念：基于历史文本的解读》，《国际新闻界》2012年第2期。

[116] 朱世溱：《欧西报业史》（四十七），《申报》1915年11月2日，1版。

[117] 朱世溱：《欧西报业史》（四十八），《申报》1915年11月3日，1版。

[118] 朱世溱：《欧西报业史》（四十七），《申报》1915年11月2日，1版。

[119] 朱世溱：《欧西报业史》（四十八），《申报》1915年11月3日，1版。

[120] 〔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第47页。

[121] 朱世溱：《欧西报业史》（四十八），《申报》1915年11月3日，1版。

[122] 吴稚晖：《通讯·杂志界之希望》，《太平洋》1卷1号（1917年3月1日）。

[123] 林盼：《仰之几如泰山北斗——晚清中国报刊对英国〈泰晤士报〉的追崇与仿效》，《新闻大学》2012年第1期。

[124] 〔新〕卓南生：《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1815～187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第187、200页。

[125]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153页。

[126] 王韬：《论日报渐行于中土》，收入朱维铮主编《弢园文新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第109页。

[127] 孙应详：《严复年谱》，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第89页。

[128] 《章士钊全集》第2册，文汇出版社，2000，第518页。

[129] 《本志宣告》，《甲寅》1卷1号（1914年5月），封二。

[130] 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3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第234页。

[131] 罗家伦：《近代中国文学思想之变迁》，《新潮》2卷5号。

[132] 陈子展：《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第210页。

[133] 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3册，第201页。

[134] 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3册，第236页。

[135] 常乃悳：《中国思想小史》，第136页。

[136] 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3册，第237页。

[137] 陈独秀：《通信·答王庸工书》，《青年杂志》1卷1号（1915年9月15日）。

[138] 常乃悳：《中国思想小史》，第138页。

[139] 《新青年》2卷1号（1916年9月1日）“通信”。

[140] 《新青年》3卷3号（1917年5月1日）“通信”。

[141] 《本社征文启事》、《本社简章》，《新中华》1卷1号（1915年10月1日），封二。

[142] 吴敬恒：《通讯·以政学治非政学》，《太平洋》1卷2号（1917年4月1日）。

[143] 《新青年》2卷1号（1916年9月1日）“通信”。

[144] 章士钊：《答黄君远庸》，《章士钊全集》第3卷，第613～614页。

[145] 丁守和主编《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甲寅日刊》第4册，第602页。

[146] 李剑农：《读〈甲寅日刊〉之舆论一束》，《太平洋》1卷2号（1917年4月1日），第1页。

[147] 《本志宣言》，《太平洋》1卷1号（1917年3月1日）。

[148] 陈子展：《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第212页。

[149] 舒新城：《近代中国留学史》，上海文化出版社，1989，第213～214页。

[150] 吴稚晖：《通讯·杂志界之希望》，《太平洋》1卷1号（1917年3月1日）。

[151] 徐天授：《通讯·孔道》，《太平洋》1卷3号（1917年5月1日）。

[152] 李泰棻：《通讯·共和》，《太平洋》1卷4号（1917年6月15日）。

[153] 剑农：《读〈甲寅日刊〉之舆论一束》，《太平洋》1卷2号（1917年4月1日）。

[154] 杨端六：《罗素先生去华感言》，《东方杂志》18卷13号（1921年7月10日）。

[155] 杨端六：《时局问题之根本的讨论》，《太平洋》3卷8号（1922年12月）。

[156] 余英时：《文艺复兴乎？启蒙运动乎？——一个史学家对五四运动的反思》，收入余英时《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第9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