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具特色的市场体系发育之路[1]
培育社会主义市场体系是一项史无前例的开拓创新事业，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供借鉴。因此，我们选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以后，首先面临一个选择：路在何方？
对此，江泽民总书记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作了富有启迪意义的阐述，他说：“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既要做持久的努力，又要有急迫感；既要坚定方向，又要从实际出发，区别不同情况，积极推进。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相结合的范围、程度和形式，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和不同地区可以有所不同。”[2]这段论述体现了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反对“一刀切”、“一窝蜂”的实事求是精神，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可以走多样化模式并存的道路、立足于中国国情的科学方针。因此，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发育之路，在富有区域特色、产业特色的探索中，就在千万个企业的脚下。
一 市场发育的“土壤”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何以如此？水土异也。市场体系发育也适用于这个道理。市场经济有其一般性的原则，诸如：以产权关系明确、利益主体多元化为前提条件，使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作用，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要求，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通过价格杠杆和竞争机制的功能，把资源配置到效益较好的环节中去，并给企业以压力和动力，实现优胜劣汰；运用市场对各种经济信号反应比较灵敏的优点，促进生产和需求的及时协调，等等。凡是市场经济，无论姓“资”、姓“社”，通行的都是这些原则，概莫能外。但是，在不同的经济社会条件下，这些原则的实现程度和实现形式却千姿百态、大相径庭，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不同产业之间都可能存在差异。现代经济学为了研究、比较这种差异，将其中比较稳定的、对经济运行状况有较大影响的差异因素作为具体市场特点加以总结，称之为市场模式。波兰著名经济学家W.布鲁斯曾对市场模式做过一个简明的阐释：“使用‘模式’这个术语的正确意思是表示经济机制运行的图式，它撇开复杂细节，而提供经济运行的主要原则的抽象图式。”[3]国内学术界大体上也是这种看法，认为市场模式就是市场经济类型、市场经济形态或市场经济形式。显然，市场模式的涵义是比较宽广的，可以按照具体市场经济所具有的组织结构和运行特点在现实世界中找到多样化的市场模式，从而证明市场经济不是千篇一律的，而是由复杂的社会经济实体有机结合而成的社会系统工程。因此，各地区、各产业在培育市场体系时，要摸清本地区、本产业的经济技术基础，立足于自身特点，选择有利于自我发展的市场化道路，切忌生搬硬套外国、外地的经验和做法，避免“东施效颦”。
为了从实际出发培育市场体系，必须弄清市场模式多样化取决于哪些基本因素。一般认为，一定区域和产业的技术经济特点对市场发育起决定性作用，政府经济政策和文化传统等因素也有一定影响。本文侧重介绍一下前者。其主要因素大体包括规模经济、企业联合与生产集中程度、产品差别和可替代性、进入行业的障碍和地区间流通障碍等。
1.规模经济因素
规模经济是指在生产技术水平不变的前提下，因生产组织改善和生产规模扩大而引起的报酬（或产量）增加。或者说是随着生产能力扩大，使单位生产成本下降、收益增加。说到底，规模经济是一种组织创新作用的结果。这种组织创新表现为三种形式：一是产品生产规模的经济性，也就是产品专业化的经济性，即由于分工协作，每个专业化的产品都可能由许多企业共同进行生产，你生产一道工序，他生产某些部件，我进行总装，使有关企业机械设备、技术条件和生产能力都得到最大限度发挥；二是工厂设备规模的经济性，即重视设备规模，通过改善生产工艺和设备之间的衔接而加快生产进程，特别是提高关键设备的生产能力，使其他设备和人力的闲置能力得以发挥，从而带来长期平均成本的下降；三是企业组织规模的经济性，也就是一个企业拥有若干工厂，通过生产技术、专业人才、商品牌号、推销网络、基础服务设施和资金共享，带来更大的效益，包括实行综合经营、避免单一化生产风险带来的经济性。这些由于生产规模扩大产生的效益因产业不同而不同，更受到特定生产技术特点限制，因此，任何一个企业、一个行业或一个地区都存在既定的适度规模，超过这个适度规模的投入，不但不会进一步提高规模经济性，反而将引起规模报酬递减，使追加生产要素创造的收益逐渐减少。
2.企业联合与生产集中程度
这个概念用于描述几个企业联合或合并成一个大企业，或少数大企业包揽全行业生产份额的趋势。衡量集中程度通常采用集中率测定，即计算少数几家大企业在某一产业部门生产或销售中所占的百分比。例如，1980年美国8家最大的钢铁公司占有粗钢市场份额的74.1%，1984年最大的200家制造业公司的资产占整个制造业资产总额的60.7%。[4]这表明美国生产集中程度是比较高的。
3.产品差别性
一般指在相同行业之中，由不同生产者生产的产品之间具有可以互相区别的特征，难以彼此代替。这些赖以区别的特点可能来自很多方面，主要有产品内在质量差异、外观差异、买者长期形成的印象差异和特殊偏好、商品售后服务优劣的影响以及企业所处地理位置对销售的影响等等。一般来说，原材料工业的产品内部差异性最低，其市场属于非差别型市场，竞争比较充分；机电行业产品差别性居中，属于一般差别型市场；生活消费品的产品差别性最高，它们的市场是高差别型的，市场含有一定的垄断因素。
4.进入行业的障碍
在一个行业中，新成立的企业与老企业相比在成本上处于不利地位的因素，或进入某一生产经营领域的困难程度，都被称为进入障碍。形成进入行业障碍的主要因素有：老企业排他性地占有了稀缺原料的来源，技术专利、销售渠道、运输能力和享有政府给予的特殊优惠政策，形成绝对费用障碍，使新加入的生产经营者无力与之竞争；新加入者难以很快达到老企业已经达到的规模经济水平，生产成本居高不下，无法争得市场份额；企业形成最低生产和销售能力所必需的资本额较高，形成了一道资金门槛，为新企业加入设置了路障；新加入者必须设法改变消费者对老企业产品的偏好，使之“喜新厌旧”，以便为自己争得一个市场份额，为此要支付超乎寻常的推销费用，这又是进入行业的大障碍。
5.地区间流通障碍
交通条件对于处于不同地区的企业是不一样的，从而企业间的流通费用会有不同。这就使交通不便的企业因流通成本高，而无法取得有利的竞争地位，也为居于交通条件优越地区的企业取得竞争优势提供了可能性。也有另一种情况，即生产无优势的企业，可以利用外地企业进入本地市场的交通障碍，独占封闭的地方市场。
6.政府宏观经济管理和政策因素
自由主义经济学派反对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干预，认为市场调节是完美无缺的，应把一切都托付给这只“看不见的手”。这种市场理想主义遭到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大危机的挑战和批判，此后，由有宏观调控和管理的现代市场经济取代了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从此，政府的宏观经济管理和政策成为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为弥补市场机制缺陷和消除其消极影响发挥了重要作用，并成为促进市场体系正常发育不可偏离的条件。政府的宏观经济管理和政策可以归纳为三类。第一类是市场导向政策，旨在引导市场为提高国民经济整体素质、实现政府经济发展目标发挥调节作用，主要包括产业结构调整政策、产业组织结构优化政策、科技发展政策、保护幼稚产业政策、新兴产业政策、环保政策、人口政策和能源交通建设政策等等。第二类政策是维护市场正常运作和市场秩序政策，包括反垄断政策、扶植中小企业政策、协调地区关系的统一市场政策和供需总量均衡政策等等。第三类政策体现政府的社会发展目标，属于兼顾公平和效率、防止两极分化政策，包括收入分配政策和社会保障政策、充分就业政策、支援不发达地区和扶贫政策、劳动保护政策及社会公共事业发展政策等等。这些政策是社会主义国家基本制度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结合的体现，反映了国家发展目标和发展计划的要求，同时又以有利于价值规律、供求规律等市场经济规律充分实现为前提，凡是市场能有效调节的，就让市场去解决，一般市场机制管不了或管不好的，再由政府政策或计划去管。
除上述诸因素外，社会文化传统等非经济因素对市场发育也有一定影响。例如，特殊的民族偏好和习惯构筑成民族聚集区与外地市场联系的文化屏障，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传统的民族精神甚至也会在市场形成中打下特殊的烙印，形成有民族特色的市场经济模式。
二 组织结构各异的市场模式
上述决定市场发育的基本因素通过影响市场组织结构和运行状态来构筑市场模式，在不同产业、不同经济发展时期和不同地区之间，其作用强度和影响方式又各有不同。这样，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市场体系就必然是多元性和多样性市场模式的统一体，而不是整齐划一的大一统市场。
在诸多的决定市场发育要素中，规模经济等技术经济因素是社会生产力自身的属性，直接产生于社会生产分工协作之中，属于最基本、最具普遍意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素。这些因素决定了市场模式的基本类型，不论在什么样的经济社会环境中，有社会化生产就必然采取这些基本的运作模式。
1.完全竞争（或纯粹竞争）市场
这是一种没有任何垄断因素，由“看不见的手”配置一切社会资源，实行充分的自由竞争的市场形态。主要有以下四个特点。
一是一种商品不论出自哪个企业，质量、规格、包装、功能、牌号和销售条件都没有大的差别，在买者心目中没有情有独钟的卖者，在卖者心目中也没有固定不变的买者。
二是同一种商品的买方或卖方人数都很多，无论哪一个买者和卖者都只能占有很小的市场份额，不存在大规模吞吐、独家左右市场价格变化的能力。
三是资金、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在各个行业间完全自由流动，往哪个产业投入、从哪个产业抽出不受限制。
四是企业间彼此清楚地了解对方的成本、收入和价格等市场信息，可以在透明度很高的条件下进行市场竞争决策。
完全竞争市场是企业竞争压力最大、各自以产品的价廉物美求生存的市场。经过长期较量后企业间往往形成均势，谁也得不到超额利润，只能得到平均利润。虽然市场透明度高，但是单个企业却很难掌握众多竞争者的全部情况。因此，企业进入和退出的盲目性较大，价格易大起大落，市场运行态势不稳定，难以形成较高水平的规模经济。
在现实生活中，完全竞争市场的例子很少见，只有农产品市场接近这种类型。
2.完全垄断市场（独家垄断市场）
完全垄断市场的主要特征是在一定的市场区域内，只存在某种商品的唯一供应者，并且这种商品没有现成的替代品，价格完全由垄断者决定，垄断者可以根据最大利润原则选择最有利的价格和产量。某些社会公用事业，如邮政、电话、自来水、煤气和发电等产业若纳入市场经营轨道，将会形成此类市场。在一些因交通不便或政府封锁市场的地区，外地企业无法进入，也可能形成地区内独家企业垄断的市场。此外，在一定时限内，独家企业对某项新技术或稀缺资源进行垄断，其他企业无法获得分享权，无法与之竞争，也会形成独占市场。
这类市场有利于企业形成较大的生产规模，获得较多的规模经济效益，但是，企业没有竞争压力，消费者没有选择的自主权，不利于企业提高效率、创新进取和改善服务。
出现完全垄断的原因，一是由于产业存在显著的规模经济效益，形成一家企业独占；二是市场需求量较小，一家企业的供应足以满足全部需求，后来的企业难以跻身其间；三是政府政策行为保护了垄断，使个别企业独占专利权、资源使用权或地区市场。
3.垄断竞争市场（不完全竞争市场）
垄断竞争市场存在垄断因素，但企业之间又存在彼此的竞争，现代市场经济更接近于这种介乎垄断和竞争之间的不完全竞争市场类型。
这种市场存在的条件和特点是：存在着产品差别，同种类产品在用途、性能、质量、包装等方面或多或少都存在一定差别，不具备完全的替代性，虽然有众多企业从事生产，但每个企业都因这种差别而拥有一定的垄断因素，有可能把自己产品的价格调整到高于其他企业的产品价格来出售；存在着众多的买主与卖主，企业进入或退出市场都比较容易；没有一个企业能占有比其他企业明显得多的市场份额，企业之间在广告、服务等方面存在非常激烈的非价格竞争。
属于这类市场的产业范围比较广泛，包括部分轻工业、各种零售商业、手工业和修理业。
这种市场模式既有扩大规模经济的广阔天地，又存在有效竞争，促使企业展开价格竞争、产品竞争、销售竞争，全方位争夺市场。许多经济学家认为竞争比垄断优越，而垄断竞争比完全竞争更符合经济现实。
4.共同垄断市场（少数大企业垄断市场）
这是一种由少数几家大企业共同控制一定商品供销份额的市场。共同垄断市场包括两种类型，一类是几家大企业垄断竞争同一种商品，被称为纯粹寡头；另一类是几家大企业垄断竞争具有一定差别的产品，被称为差别寡头。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共同垄断市场也是一种比较普遍的市场模式，发达国家的钢铁、汽车、机械等行业均属于这种类型的市场。
显然，这种市场最突出的特征是少数几家企业互相竞争、共同垄断市场。每个企业都必须在充分估计竞争对手后制定自己的竞争对策，竞争的结果是在互相制约中形成均势，企业之间形成默认，共同追求长期利益中的互相依赖，通过协商或“自发性的协调”调整价格水平，划分各自的市场份额，最终形成“操纵价格”，或者大家追随一家企业的价格，这种价格叫“领导价格”。
共同垄断市场模式的优点是：能够形成较好的规模经济效益，有益于跻身国际竞争；避免企业盲目进入或退出市场；市场价格稳定，信息比较简单，市场透明度高，可信度高；便于政府宏观管理和调控；等等。其缺陷是消费者主权受制于少数垄断企业，垄断企业间还可能形成密谋，抬高价格，损害消费者利益，从而保护落后，阻滞产业结构变化和生产要素流动。
上述市场模式“原型”并存于任何一个产业门类齐全的社会生产体系中，以多样化的市场模式耦合成统一的市场体系，统一的市场机制和规则起到将多样化模式转化为市场体系的作用。例如：寡头垄断市场如果因垄断性过强而限制了钢铁等相关产业的发展和创新，形成明显的停滞或短缺，其他类型市场中就会有部分生产要素转移过来，以创新形成的较高生产率或利用短缺空余的市场份额突破原来形成的垄断，甚至取而代之。在这个过程中，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由供需关系形成价格等市场机制的衔接作用是必不可少的。
然而，在现实经济运行中，还有更复杂的经济因素影响着市场体系的形成，现实的市场模式并不像它的基本形式那么简单。除技术经济因素之外，比较突出的是经济发展水平差异造成的影响。同是钢铁产业，在发展初期可能由众多小企业生产，不具备成熟阶段那么高的规模经济和集中程度，因而其市场模式也不会形成寡头垄断，反而可能更趋近于自由竞争因素较强的市场。另一种情况是由于交通闭塞形成的地区内垄断，可能使按其技术经济属性应有很高竞争度的产业具备地区垄断性，从而形成独家垄断的市场状态。这两种因经济发展差异形成的变形市场模式在发展中国家，尤其在中国这样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大国，不仅有广泛的存在基础，而且可能与发达地区比较成熟的市场模式并存，使同类产业在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地区之间按不同的市场模式运行。这种产生于二元经济中的市场模式差异，我们称之为多元化市场模式。
政府的政策对于弥补各类市场模式的缺陷和连接多元化市场模式形成市场体系，发挥着特殊作用，同时使市场模式“原型”进一步发生变化，派生出组织结构和运行状态更趋多样化的市场模式。政府政策介入市场后，抑制企业垄断、地区垄断，活化市场杠杆、启动竞争，推进市场发育，成为健全市场体系、强化市场功能的调节机制。比如，二元经济结构严重的不发达地区，没有能力与发达地区产业开展竞争，政府采取适度的抽富济贫政策支援不发达地区，对于疏通两类地区间的市场联系、形成统一的市场体系是十分重要的。再如，以反垄断法抑制大企业过度垄断，有利于增加竞争力量，激发垄断企业竞争活力，但如果政府政策干预比较持久、稳定地存在，市场模式势必因政策内在于市场而随之改变，出现“有计划的市场经济”和“社会市场经济”等现代市场模式。事实上，现实中的市场无一不是在技术经济因素形成市场原型的基础上，由发展差异因素、政策因素进一步修正后形成的转型的市场模式，政策因素是市场模式定型的最后一道“工序”。
三 “中国是一个世界”
世界银行的经济专家在研究中国地区之间经济关系的时候，看到地区经济差异和区际经济摩擦，仿佛发现新大陆一样惊叹：中国是一个世界。就中国地区之间经济资源禀赋的巨大差异、发展水平的不平衡和改革进程中出现的某些区际经济运行不协调而言，这个“发现”是有道理的。幅员广阔、人口众多、地区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这是中国的基本国情，也是现代市场体系在中国赖以发育的土壤。巨大的区际经济不平衡，意味着富集资源在自然闲置中白白损耗与庞大的工业加工业等“米”下锅双重错位，意味着手工作坊与现代化大企业交错并存，意味着地区封闭与走向国际市场的逆向融合……凡此种种构成了不同经济时代市场发育要素的超时空组合，历史的进程被压缩在平面的中国版图上。
历史的逻辑是市场的发育伴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发展，经济的发展抛弃落后的技术经济因素，推出先进的技术经济因素，逐步开辟市场发育进程。规模经济、产业集中度和产品差别属于发展因素，它们随着经济时代的进步不断增强，对形成现代市场体系发挥着决定性作用。进入市场障碍和地区交通制约是传统因素，曾经在市场经济初期起主导作用，它们阻碍市场扩大，分割市场，将自由竞争“保护”在一定经济空间之内。但就经济发展的未来而言，有人预测产品差别性将独领风骚，“小的是美好的”，产品差异加大，替代品增多，在高新技术支配下，分散的生产比机械大工业更具有优越性，也更分散，市场组织结构将趋向高度垄断与高度自由的有机结合，形成全新的市场模式。
把传统因素、发展因素乃至未来因素各自主导市场发育的情形组合在同一经济空间，又会构成什么样的市场体系发育基础呢？
下面不妨择其典型做一番剖析。
从自然资源地区分布看，中国资源总量优势重心偏西，与工业布局偏东恰成鲜明的反差。如以全国平均水平为100，则上海、天津人均资源拥有量综合指数只及全国平均水平的6.4%和10.5%，而西藏、青海则分别为全国平均水平的6.75倍和2.32倍。[5]人均资源拥有量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的地区全部处于中西部地带，工业加工能力几乎占全国一半的东部沿海（除辽宁外）却是资源贫乏地区，能源储量仅占全国能源总储量7.34%，矿藏资源仅占全国主要矿产保有量15.54%。[6]
从生产能力和经济发展水平看，我国辽、冀、鲁、苏、浙、闽、粤、京、津、沪等东部沿海地区仅占全国土地面积的11%，却集中了全国社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近50%[7]、工业固定资产（原值）65.9%[8]，而占全国土地面积89%的中西部地区只有全国社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的50%多一点、工业固定资产（原值）的34.1%。具体到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这种差别就更大了。1990年我国人均国民收入最高的上海市为4822元，为最低的贵州省（654元）的7.4倍。更值得注意的是，我国还有1亿多人口的人均收入在200元以下，其中3000万人口的温饱问题尚未根本解决。他们大部分在西部地区，又多在少数民族地区，与发达地区相比，差异更是不可同日而语了。[9]
巨大的地区发展差异意味着地区之间市场体系发育因素截然不同。以规模经济因素为例，中国500家最大工业企业中有329家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其中上海和辽宁分别有20家和48家，这两个省、市大企业的工业总产值、销售额、利润额之和分别占500家大企业各相关数值的1/4，而广西、青海、宁夏、新疆、陕西、贵州、内蒙古等省区各自拥有的大型企业都不过是几家，即使经济比较发达的浙江、福建等省，其大企业也不过10家，仍然是中小企业的天下。我国工业总产值中，大企业产值所占比重超过40%的有上海、甘肃、黑龙江、北京、辽宁等省市，而不足20%的有江苏、浙江、福建、海南、江西等省市，西藏则没有1家大企业。事实上我国企业规模经济性仍未完全摆脱旧体制束缚下形成的低水平格局，同实际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一旦转入市场经济轨道，企业将能够依靠自身积累实现扩大再生产，而且优胜劣汰的竞争将把一大批早已资不抵债的企业推上破产的境地。由此可以预期，我国将出现与企业规模经济通过企业兼并急剧扩张的阶段，这意味着一些以钢铁、汽车、机电设备等大规模工业为主体的地区将形成大企业垄断市场，而大部分企业规模过于零散的地区也将很快提高规模经济水平，根据企业技术经济属性，搭起垄断竞争的舞台。同时，广大边远地区和以农业为主体的地区将卷入比较充分的自由竞争大角逐之中。当然，仍然会有部分地区因受制于交通条件和商品上市的流通费用之高（接近销售价格），而被迫在自然封闭的条件下依靠传统的地方市场互通有无。总之，单是一个规模经济因素的变化就足以促成市场模式多元化与多样化并存的新格局，如果再考虑到其他市场发育要素必不可少的作用，有的互相抵消，有的推波助澜汇成合力，中国市场化进程该是怎样的一幅错综复杂、丰富多彩的景观呵！
从中国经济发展与改革的走向看，在一定时期内市场经济发育将形成一个统一市场体系、二元化结构、多样化市场模式的趋势，经过持续的经济发展，二元化市场结构将逐渐弥合，真正形成以多样化为基础、实现内在统一的现代市场体系。
四 90年代市场体系发育前景展望
在中国市场体系发育的道路上，遍布着传统观念的梦魇、旧体制的壁垒和二元经济的天堑，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走过这种培育市场体系的道路。毫无疑问，这是经济史上的奇迹，也是一项史无前例，只能在探索中构筑的宏大社会系统工程。虽然前十年改革中我们没有亮出市场经济取向的旗号，其间也不乏左右摇摆和驻足徘徊，但是我们毕竟把过时了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渐抛在身后，构筑起了市场体系的初步框架。中国市场体系发育在90年代亟待作出新的战略选择，有一个更大的发展。
进入90年代后，金融市场发育、政府由行政性放权到经济性放权、指令性计划缩减、价格逐步放开由市场调节、企业兼并、发展企业集团等改革措施频繁出台，市场体系化的势头强劲。几乎没有一个企业没感受到市场竞争的压力，无不在向市场求生存、求发展中调整企业行为；地方政府也都在经济利益的直接或间接驱动下，为迈出改革新步伐而积极探索着，培育市场体系需要的正是这种基于经济利益的、产生于企业市场行为的自组织力量，以及能够切实为市场自组织提供适生环境的地方政府的主动改革精神。根据十四大确定的加速市场体系培育的任务和企业走向市场的动向，本文对20世纪90年代市场体系发育趋势作如下推断。
（1）随着国有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经营机制转换步伐的加快，全方位的、各种经济成分俱全的市场主体将基本到位，形成全面开展市场竞争的格局。在市场竞争压力下，有效地扩大企业规模，形成集团性联系，增强企业通过市场调剂资金、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的能力，将成为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必然选择。为此，企业要求并将以行动促进各类市场的全面发育，自发地冲击“条块”分割，为势不可挡的市场体系培育力量。在此基础上，改革形势将由以“放”为主导的政府推动改革阶段转入以“创”为主导的企业自动改革阶段，政府组织市场将被企业自生成市场所取代。只要政府经济管理由微观转向宏观，由直接转向间接，为市场体系发育提供有效的监督、保障和服务，企业将能组织起有效运转的市场体系。各类企业引导市场发育的作用将有很大区别，转入市场化经营的大公司具有更强的跨地区、跨行业，甚至跨国经营能力，中国现代市场体系的形成，归根到底需要取决于这些大公司发挥体制创新和市场组织功能。因此，创造有利于市场化的大公司成长和发挥作用的体制环境，将是20世纪90年代推动市场体系发育最重要的举措。
（2）政府经济职能转换的快慢，将成为市场体系发育最重要的制约因素，特别是各级地方政府经济行为的合理化，将直接影响市场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条块”分割是阻碍市场体系发育的最主要障碍，“条块”分割的当事人是各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形成“条块”分割的基本原因是政府作为经济实体和市场主体的行为微观化，政企职能不分，以及强化政府行为微观化的各种形式的财政包干体制和一系列政绩考核制度。企业走向市场后，既要求政府放弃微观干预职能，又势必提出政府搞好宏观经济调控、加强市场服务和保障体系建设、管好市场秩序的要求。适应这种要求，政府将实行与分级管理相适应的分税制，改变地方财政收入增量主要依赖于地属企业经营的现状，真正成为宏观经济管理体系中的一个环节，以按照宏观经济调控的要求搞好区域经济管理为己任，从市场壁垒设置者转变为市场体系建设者。为此，各级政府都要转换职能，精简机构，政府资金也要逐渐从资本形态抽脱出来变为公共事业建设费用、社会保障调剂基金和宏观调控资金。在培育市场体系方面，政府应承担起的主要职责是：根据产业和区域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因产业制宜，因地区制宜，引导各类市场模式形成，并以适当倾斜政策，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扶贫基金、反垄断立法等手段促进落后地区的市场发育，沟通与较发达地区均衡的市场联系，以强有力的区际市场调控推动各类市场开放，促成统一的市场体系。
（3）在继续大力发展商品市场，特别是加快生产资料市场发育的同时，要把债券、股票等有价证券在内的金融市场作为市场体系发育的重点。与此相联系，要求中国人民银行真正发挥中央银行的作用，调控金融市场，以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为核心，运用准备金、基准利率和债券吞吐等灵活有效的调控手段，掌握市场货币流通总量，为宏观经济稳定创造条件。专业银行改组为竞争性的商业银行，并实行政策性业务与经营性业务分离。前者为银行增加的负担由财政贴息等途径来解决。同时，以劳务市场为主的其他生产要素市场也必须同步发育，以保证市场体系的完整与统一。特别应重视包括企业家在内的人才市场的培育。企业进入市场的动力要通过企业家行为体现，而企业家的进取精神和创业精神要靠竞争来培养，只有依靠人才市场的筛选，中国才会形成一个以企业扩张为己任、富有事业心、靠事业的发展来实现自己的理想、名誉和地位的企业家阶层。
（4）将形成以市场价格为主体的价格机制，促使各类社会资源能够合理地在各类市场上自由流动，实现优化配置。目前，各类商品价格竞相放开，改由市场供需调节，各种生产要素价格也在市场的土壤中破土萌生。在此基础上，应视供需条件允许尽快放开尚存的“双轨制”产品价格，并合理调整和管理好原油、电力、铁路运输等垄断性产品和服务的价格。前者属竞争性产品，约占产品总值的80%，最终要全部放开；后者是非竞争性产品，可模拟国际市场价格确定价格水平，但不能完全放开任由市场调节。同时，需要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步伐，以便与商品价格放开相呼应，形成完整的价格体系。要素价格的市场化，首要的是利息率的市场化。在中央银行调节基准利率的基础上，各类商业银行、金融公司的存贷款利率和各类企业直接融资的利率都应该放开，由资金的供需状况来决定。劳务价格——工资市场化是企业进入市场的必要条件，职工的工资如果不能随企业经营状况变化而变化，职工如果不能优化组合，企业就无法在市场竞争中取胜，甚至无法生存。因此，工资市场化是一剂苦口良药，应同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健全密切配合，逐步推进。土地、房产和技术信息价格刚刚显露头角，没有形成规范价格，上市价额尚低，亟待继续扩大市场调节范围，为这些要素价格的规范化提供有效的市场调节基础。
（5）加强有利于市场体系发育的市场制度和法规建设，促进和保护公平竞争。随着市场体系发育，统一市场规则的要求将越来越迫切，应尽快把对沿海、沿边的优惠政策向内地扩展，逐步缩小改革开放政策的地区性梯度，把那些经过改革开放实践证明有益于国民经济发展的改革措施，以制度或法律确定下来，使之规范化，成为全国统一市场的共同规则。同时，与各类市场形成相配套，逐步制定《公司法》、《破产清算与改组法》，以保护和规范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和市场行为；制定《劳动就业法》、《社会保障法》，以保护劳动者利益和支持劳务市场运行；制定《市场交易法》、《反垄断法》、《商业合同法》，以维系市场体系的完整和市场秩序；制定《银行法》，以规范金融市场；等等。最终形成一套完整的市场规章和法律体系，以实现市场运行与管理的法制化。
上述措施是在总结我国市场体系发育实践基础上形成的一些认识。随着市场体系逐步完善和经济环境逐渐宽松，不排除出现新的改革侧重点和侧重面。无论如何，只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大胆探索，敢于试验，及时总结经验，积极推进改革，我国市场体系就一定能够冲破“条块”壁垒，迅速形成规模、逐步走向完善，在约960万平方公里的神州大地上架设起优化配置社会资源的通途。
[1] 原载李向平、王广林《壁垒与通途——如何培育市场体系》（节选），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第151～170页。
[2] 江泽民：《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 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人民出版社，1992，第24页。
[3] W.布鲁斯：《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第2页。
[4] 杨沐：《产业政策研究》，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89，第129页、第135页。
[5] 蒋清海：《中国区域经济分析》，重庆出版社，1990，第11页。
[6] 陈栋生：《关于沿海与内地协调发展的几个问题》，《工业经济管理丛刊》1989年第4期。
[7] 国家统计局综合司：《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历史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9），中国统计出版社，1990。
[8] 蒋清海：《中国区域经济分析》，重庆出版社，1990，第11页。
[9] 高纯德、张万清主编《中国地区产业结构》，中国计划出版社，1991，第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