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诞生和夭折

（一）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的建立

【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产生】 《辛丑条约》签订以后，帝国主义列强采取“以华治华”政策，通过扶植清政府全面控制中国。清政府更加反动腐败，进一步推行卖国媚外的政策，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忠实工具。以慈禧为核心的清政权却是一副奴颜婢膝，已完全沦为“洋人的朝廷”。民族危机更加深重，社会矛盾激化，推翻清政府已成为解决中国社会基本矛盾的焦点。中国广大民众日益觉醒，纷纷走上反抗道路，广大民众不断地进行着抗洋捐、反赔款、排洋教以及罢工罢市等斗争，资产阶级革命派就是在这样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这一时期，国内还出现了兴办新式学堂和出国留学的热潮，从而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接受了西方资本主义教育，又目击祖国的危难，爱国愿望很强烈。他们认识到振兴实业是救国的重要方法。

民族资产阶级成为一支新生的政治力量，他们的社会基础加强，政治力量增大，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产生及其革命运动的兴起奠定了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时势造英雄，在资产阶级革命具备了物质基础和思想基础的条件下，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应运而生。

孙中山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他于1866年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翠亨村的农民家庭。青年时代，孙中山曾在檀香山、香港求学，在广州、澳门行医，接受过系统的资产阶级教育。孙中山早年接受郑观应等人的思想影响，力求君主立宪，实业救国。1894年，他曾上书直隶总督李鸿章，提出治理国家的想法，但石沉大海。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清政府的外交、财政、军事等完全为西方列强所控制，他认识到清政府的统治“积弊重重，不可救药”，于是决定弃医从政，摒弃改良主义幻想，走上反清斗争的革命道路。

1894年1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动员20多个华侨工商界人士创立了中国资产阶级的革命小团体——兴中会，制定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誓词，第一次提出了推翻清政府君主专制统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主张。这标志着比较正规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兴起和孙中山革命活动的开始。

兴中会成立后，孙中山先后发动了广州起义和惠州起义，但是最终都失败了，之后他逃亡日本，不久转赴欧美，奔走于日本、欧洲和美洲，潜心考察东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和现状，研究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始终坚持武装反清，寻求救国真理。

在孙中山奔波于海外的同时，国内伴随着废科举、办学堂、派留学，出现了一个新的知识分子群，他们有在海外的2万名留学生，有在新式学堂里学习的200万名学生。他们了解世界大势和中国危难的现状，救国心切，对清政府深恶痛绝；他们积极宣传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涌现出了邹容、陈天华、章炳麟等一批资产阶级革命宣传家，写出了一些震撼社会、激动人心的革命著作。

章炳麟（1869～1936年），号太炎，浙江余杭人。早年参加戊戌维新，失败后毅然剪辫，表示与改良派决裂后，亡命日本，在横滨结识孙中山，走上革命道路。他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在当时很有影响。他直斥光绪皇帝，号召共同推翻清政权，批判主张维新立宪的康有为等人，认为“合众共和”是求得独立、自由、平等的唯一途径。

邹容（1885～1905年），四川巴县人，1902年留日，积极投身革命活动，他刚刚19岁即写成《革命军》一书，并自称“革命军小马前卒”。邹容在《革命军》当中，以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为思想武器，以美国独立和法国革命为榜样，猛烈地抨击了封建专制，指出它是造成国家贫弱、人民痛苦的根源。更可贵的是，这么年轻的他还第一次提出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的“中华共和国”的理想。《革命军》也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部系统地宣传资产阶级革命和民主共和思想的名著，被时人誉为中国的“人权宣言”，它把近代资产阶级建国思想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1905年，邹容在狱中被折磨致死，年仅21岁。

陈天华（1875～1905年），湖南人，1903年留学日本。他的《警世钟》和《猛回头》两本小书，与邹容的《革命军》同被清廷列为禁书。他采用白话和说唱相结合的文体，对帝国主义的无耻侵略和清政府的腐败媚外进行了无情揭露，他对祖国未来充满着希望，他的反帝爱国的血泪歌词，曾震撼全国，被时人誉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宣言”。

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各地革命团体的建立及其活动，为建立统一的全国性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作了思想上与组织上的准备。

【资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建立和革命纲领的提出】 资产阶级革命家的宣传鼓动，使革命思想深入人心，一批资产阶级革命团体相继出现，除兴中会外，还有黄兴、宋教仁、陈天华1904年2月在长沙成立的华兴会，1904年7月刘静庵、张难先在武昌建立的“科学补习所”，陶成章、蔡元培1904年10月在上海成立的“光复会”。此外，还有江西的“自强会”、安庆的“武毅会”、武汉的“日知会”等。

这些团体都以推翻封建专制、建立民主共和国为己任，已具有了资产阶级政党萌芽的性质，它为同盟会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全国统一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已势在必行。

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迫切需要一个全国性的集中统一的领导组织。1905年7月，孙中山重返日本，与黄兴等人共同商议决定以兴中会和华兴会为基础，联合光复会等革命团体，成立统一的革命政党。

1905年8月在日本东京成立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中国同盟会，到会者100多人。会议通过了章程，规定同盟会总部设在东京，孙中山被推选为总理；并一致通过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同盟会纲领，《民报》作为机关报。

同盟会是一个纲领比较明确、组织较为完备、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占绝大多数的全国性资产阶级政党。它的成立标志着资产阶级正式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使中国革命有了一个统一的领导核心，真正开始了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有力地推动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开展，直接为辛亥革命的发动作了组织上的准备。

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第一次将同盟会的“16字纲领”，阐发为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

民族主义是指“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两项内容，中心是反满，即推翻满洲贵族的统治。孙中山认为，以满洲贵族为首的清王朝对内实行民族压迫，对外屈辱妥协，成了“洋人的朝廷”。民族主义就是要推翻清政府的反动统治，建立对外独立、对内统一的民族国家，具有坚决反满和朦胧反帝的双重含义。

民权主义是指“创立民国”，其核心是要废除封建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这是三民主义的核心。孙中山认为，君主专制制度是“恶劣政治的根本”，还要求实行国民一律平等，人民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大权利。为了保证它的实现，孙中山又把西方资产阶级的三权分立发展为五权分支（即在立法、司法、行政之后又增加考试、监察），这就是孙中山“民主共和国”蓝图。

民生主义指“平均地权”，是用平均地权的办法，防止土地的集中与垄断，避免资本主义制度产生的贫富悬殊。其办法是实行土地国有，核定全国地价，现有地价归原主所有，革命后因社会进步而上涨的地价归国家所有，由国民共享。

三民主义是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民主革命的指导思想，是一个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它表达了中国资产阶级希望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和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也集中反映了当时人民群众争取民族独立、推翻清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愿望，在动员广大群众推翻清朝统治，建立共和国的斗争中，起了巨大的作用。

但它又是一个不彻底的民主主义革命纲领。民族主义没有民族平等原则，没有明确的反帝主张，而是对其抱有某些幻想；民权主义没有提出消灭封建地主阶级，脱离了广大农民的实际要求，使革命缺乏深厚的群众基础；民生主义没有从根本上废除封建土地制度，没有把农民群众摆脱封建压榨和获得土地结合起来。对于近代中国社会的两大主要矛盾，三民主义仍然没有给出一个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中国社会的问题依旧解决不了。同盟会纲领中的这些弱点，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

同盟会成立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改良派则仍然顽固地坚持“忠君保皇”，极力反对革命，这样革命派同改良派之间就进行了一场大的论战。这场论战的中心战场在东京，革命派以《民报》为阵地，改良派则以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为喉舌。孙中山派人把刚出狱的章炳麟接到东京担任《民报》主编。此外，两派还在上海、广州、香港、新加坡、檀香山、旧金山、温哥华、曼谷、仰光等地进行论战。孙中山也化名为“南洋小学生”，挥笔上阵。通过大辩论，揭穿了改良派的政治欺骗，扩大了三民主义思想的宣传，大大推动了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两派势如水火，矛盾日益尖锐，终于在1905年爆发了。

两派论战的内容，主要是围绕同盟会提出的三民主义纲领进行的。

一是围绕要不要以革命暴力推翻清王朝。改良派认为，满汉在各方面已经完全平等，根本没有必要用革命手段来推翻清政府。革命派揭露了清政府专制统治和投降卖国的罪行，论证了要救国，必须以暴力推翻清政府。

二是围绕要不要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改良派认为，必须经过“开明专制”和“君主立宪”等阶段，才能实现民主共和。革命派认为，“民权”的兴起是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人民的责任是排除这些暴君、污吏，建立民主共和国，人民有能力实行民权主义。

三是围绕要不要改变封建土地所有制。改良派坚决反对土地制度的改革，认为地主占有土地是“正义”权利，应当得到保护和发展；攻击革命派“平均地权”、“土地国有”政策是危害国体。革命派指出，土地掌握在少数地主手里，是当时中国社会经济组织的最大毛病，是造成贫富悬殊的原因；只有“平均地权”进行社会革命，才能推动中国社会进步。

通过历时两年大规模、长时间激烈的大辩论，扩大了三民主义思想的宣传，为行将到来的革命作了理论上的准备，革命已是大势所趋。

（二）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的建立

【武昌起义的发动】 资产阶级革命派坚持用暴力方式解决中国的问题。同盟会成立后，革命党人积极联络会党和新军，先后在各地组织和发动了一系列武装起义。无数革命先烈，为了民主共和的大业，前赴后继，英勇奋战，形成了反清武装起义的高潮。光复会也在安徽、浙江地区发动了两次起义；熊成基继续在安徽发难，率起义新军进攻安庆，转战庐州；胡汉民、朱执信、倪映典领导下的广州新军发动起义，参加者有1000余人；同盟会黄兴发动了黄冈起义；等等。这些起义虽然从实质上说大多是一种脱离广大群众的单纯军事行动，因而很快失败，但它反映了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反对封建专制的革命精神，在全国民众中不断扩大了革命的影响。这些起义促进了资产阶级革命高潮的到来，成为辛亥革命的先声。

上述起义推动了全国革命形势的高潮，随后不久就爆发了成为武昌起义导火线的保路风潮，进而发展为全国性的武装起义。辛亥革命实际上是从这里开始的。

在20世纪初收回利权的斗争中，湘、鄂、川、粤等省人民收回了粤汉、川汉的铁路修建权，并开始集资，筹款建路。1911年5月，清政府宣布铁路国有，接收四省的商办铁路公司，并与英、美、德、法四国银行团签订《粤汉、川汉铁路借款合同》，出卖国家主权。而对已有的4000万两集资，清政府居然拒绝发还或部分发还，这不仅侵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也直接损害了乡绅、学界特别是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

此举立即遭到四省各个阶层的强烈反对，很快发起了一场有广泛群众基础的保路运动。保路运动规模最大、斗争最激烈的是四川。

6月，四川就成立了保路同志会，并联络各省赴京请愿，仅4天时间，成都要求入会的群众就超出了10万人。接着成都罢市，全省响应，抗捐抗粮，但遭镇压，酿成“成都血案”。

此后，革命党人纷纷组织保路同志军，发动起义，逼向成都。各地的起义民军，汇成一股巨大的革命洪流，以排山倒海之势，震撼着清王朝的腐朽统治，清政府急令增调湖北清军入川镇压，这就为武昌起义创造了极其有利的条件。

正当清政府手忙脚乱地应付四川保路运动时，湖北革命党人决定利用这个大好时机，在武汉发动起义。在同盟会中部总会的推动下，“文学社”和“共进会”这两个接受同盟会政纲的革命组织于9月24日组成了统一的起义领导机构，推举文学社领导人蒋诩武为总指挥，共进会领导人孙武为参谋长，同时拟定了起义的详细计划。这两个革命团体重点在湖北新军中进行了长期组织工作，吸收在湖北新军中约1/3的士兵和下级军官加入。同时，黄花岗起义失败后，由宋教仁、谭人凤等组织的中部同盟会也把工作重点放在两湖地区。1911年9月，文学社与共进会举行联席会议，拟定了起义的计划，组成了统一的领导机构。

10月10日晚，新军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人打响了武昌起义的第一枪，革命党人纷纷响应，他们冲向军火库，夺取武器弹药，最后拿下了总督衙门。两日后，革命军占领武汉三镇，成立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

武昌起义的胜利成为辛亥革命中最光辉的一页，极大地唤醒了全国，湖南、陕西两地革命党人率先以武装起义方式响应。从10月中旬到11月下旬，全国已有湖南、陕西、江西、山西、云南、贵州、浙江、江苏、广西、安徽、福建、山东、广东和四川等宣布独立，成立军政府。清政府陷入土崩瓦解之中。

武昌起义后，全国出现了复杂局面。一是有相当一些省份的立宪分子和旧官僚利用革命派的软弱和缺乏经验而窃取了政权，如湖北、山西、浙江、福建等省。还有的省份在革命党人起义获胜后，用武力手段从革命派手中夺权。更有些省份把旧的督抚衙门改称都督府，摇身一变，成了新政权的首脑，一切照旧。由此可知，革命党人在这场斗争中，事实上并没有在独立各省中取得主要的统治地位，而让立宪派、旧官僚的联合阵线把持了新政权。二是武昌起义后清政府曾派陆军大臣荫昌率大军赴湖北镇压，但荫昌指挥不了由袁世凯培养起来的北洋军。袁世凯在1908年被摄政王载沣罢官，但事实上袁世凯势力依旧。因此，朝廷中立即出现了重新起用袁世凯的呼声。这样，清政府迫于各省的形势，又迫于帝国主义的压力，不得不重新起用袁世凯。袁世凯迅速地掌握了清政府的军政实权，成为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绞杀革命的代理人，这些因素给革命埋下了失败的严重危机。

【中华民国的成立】 随着各省的相继独立，组织统一的共和政府就成了摆在革命党人面前的紧迫任务，并要推举一位在全国享有崇高威望的领袖。大家对孙中山“盼望甚殷”，虽然孙中山尚在海外，在全国人民的心中，孙中山乃众望所归。

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从海外回到上海，受到革命党人和各界民众的热烈欢迎。29日，各省代表在南京开会，孙中山以16票的绝对多数票，当选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宣告了中华民国的成立，后又选举黎元洪为副总统。1912年为中华民国元年，改用公历，组建国会，拟定宪法，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发展民族经济、推行民主政治和发展文化教育的政策和法令。至此，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政府终于诞生了。

南京临时政府存在的3个多月时间里，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推行民主政治和发展资本主义的政策和法令。主要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政治方面，要求实现全国统一，反对民族压迫和民族分裂，人民享有选举、参政、集会、结社等权利，并强调开放舆论，言论自由；废除刑讯，禁止缠足、蓄发、赌博、吸毒。经济方面，设立实业部，保护私人财产和工商业，兴办实业，废除清代的一些苛捐杂税。文教方面，改革教育制度，革新教育内容，取消尊孔读经，等等。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立即着手建立临时参议院，使其成为革命的立法机构。1912年3月11日，临时政府颁布了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它依照资本主义国家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的原则，规定了国家的权力、政权组织形式和人民的权利义务。它庄严宣告：中华民国的主权属于全体国民，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国民有言论、结社、集合、著作的自由；参议院行使立法权，有弹劾总统的权力，体现了资产阶级革命派所标榜的民主精神。此外，临时政府还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发展民族资本主义、推行民主政治和发展文化教育的法令。例如，奖励兴办工商业和华侨在国内投资，禁止蓄辫缠足，禁止贩卖华工，禁止买卖人口，改革教育，等等。这些都表明了临时政府的进步性和革命性，反映了资产阶级政权优于封建政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开创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新局面，在中国宪法史和中国近代政治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资产阶级革命派尽管做了许多，但是，南京临时政府在反帝反封建问题上却表现出极大的软弱性。它始终没有提出反帝的目标和纲领，没有一个字提到反对封建土地制度的问题；对外，它宣布承认清政府与帝国主义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幻想以此换取帝国主义的承认和支持。这种软弱，导致它在中外反动派的进攻面前孤立无援。

【辛亥革命的失败】 1911年11月袁世凯在夺取了清政府的军政大权后，立即实行两面作战的策略，用清廷压革命，以清政府的势力与南方革命势力讨价还价；又用革命压清廷，还以南方革命势力逼清帝退位。袁世凯命令北洋军在湖北前线向革命军发起猛攻，攻占汉阳，威胁武昌。随后按兵不动，展开“和平”攻势。12月18日，南方民军代表伍廷芳和北方袁世凯的代表唐绍仪之间的南北和谈在上海正式开始，英国等6国驻沪总领事进行全面调停，实为威逼南方代表让步。同时袁世凯又用军事威胁，唆使北洋将领联名通电反对共和，施加压力，革命派内部也处于涣散状态。在中外反动势力的夹击下，孙中山和南京临时政府处境艰难，最后不得不对袁世凯让步，并重申革命党人的意见：“如清帝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绝不食言，文（孙中山）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1]

袁世凯喜出望外，便立即利用革命逼清帝退位。他以内阁总理大臣的名义要求垂帘听政的隆裕太后（光绪的皇后）和宣统皇帝召开皇族会议决定“帝位去留”问题，随后又指使不久前通电誓死反对共和的段祺瑞等北洋将领40多人联名通电，要求皇帝立即退位，确立共和政体，否则就带兵入京。

1912年1月12日，隆裕皇太后带着6岁的小皇帝溥仪，在养心殿举行清王朝的最后一次朝见仪礼，正式宣告退位，统治中国260多年的清王朝结束了。

次日，袁世凯致电南京临时政府，宣布“共和为最良国体”，并保证“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同日，孙中山向临时参议院提出辞职。15日，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第二任临时大总统。中华民国的实际大权转移到了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代表袁世凯手里，他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从此开始了北洋军阀统治中国的时期。

（三）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及失败的原因和教训

【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 辛亥革命是20世纪中国发生的第一次历史性巨大变化，是中国近代旧民主主义革命发展的最高峰，在中国社会发展的长河中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

第一，辛亥革命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最高峰，是近代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又一个高潮。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比较完备的资产阶级政党——同盟会，提出了系统反映中国资产阶级政治要求和政治理想的三民主义纲领，并在1895～1911年的十几年间，先后发动了多次起义，最终推翻了清朝政府及中国实行2000余年的封建皇权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这是辛亥革命的最大功绩。它虽然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但它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一次重大胜利，它打乱了中国原有的反动统治秩序，为此后革命斗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辛亥革命虽然没有直接、正面地反对帝国主义，但它推翻了清王朝，也就削弱和打击了帝国主义在华的势力。辛亥革命以后，中国人民更加自觉地把反对国内反动统治集团的斗争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结合在一起。

第二，辛亥革命是比较完整意义上开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动摇了中国封建统治的基础，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一定条件。一方面，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削弱了帝国主义的压迫，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较为有利的条件；另一方面，南京临时政府在它存在的3个多月内，颁布了一些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法令，由此刺激了民族资产阶级投资和兴办工业的热情，鼓励人们兴办实业，掀起了竞办实业的浪潮，并实际协助一些有困难的企业发展，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使民族资本主义的近代工业获得了显著增长。

第三，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辛亥革命所建立的南京临时政府和它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效法欧美资本主义，破天荒地在中国确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国家制度，确认国家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人民有言论、信仰、集会等各种自由。尽管这一切没有变成现实，但它在中国人民中传播了民主革命的种子，使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下，加快了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人们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行为准则、价值判断、风俗习惯等诸多方面向现代社会的转变。

第四，辛亥革命打击了帝国主义在中国和亚洲的统治。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驯服工具清王朝，也就打击了清王朝背后的帝国主义。辛亥革命尽管没有明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纲领，但发生在帝国主义时代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斗争，客观上有力地冲击着帝国主义在东方的殖民体系，对整个亚洲乃至全世界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越南、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国都掀起了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冲击了帝国主义对亚洲的殖民统治。

辛亥革命后，中国人民革命的洪流汹涌澎湃，势不可当。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相继爆发，从而为中国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诞生并走上政治舞台提供了历史的契机。从辛亥革命爆发到中国共产党成立，其间仅相隔10年，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大多参加过辛亥革命或受到过这次革命的深刻影响。

【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及教训】 辛亥革命的失败，给中国人民留下了深刻的教训。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当时中外反革命势力联合的力量远远大于革命力量；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中国资产阶级脆弱的经济地位，决定了中国资产阶级在斗争革命中的软弱性和政治上的不成熟。

（1）他们提不出一个足以广泛动员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工农大众参加革命运动的、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缺乏彻底反帝反封建的勇气，提不出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纲领和正确的革命策略。在辛亥革命中不但没有明确地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纲领，甚至还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在孙中山以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名义发布的对外文告中，企图以承认一切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在华特权来换取它们对革命的同情与承认，对帝国主义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2）革命党人没有充分发动群众。辛亥革命时，广大人民具有高昂的革命热情，积极响应武昌起义，但是革命党人没有采取发动群众的方针。有些地方的革命党人在掌权之时，还严令禁止甚至出兵镇压农民的抗租斗争，湖北军政府成立后，马上通令各地要赶办团练，保卫乡里，防止饥寒之民起义。浙江、江苏、上海、山西农民都自发起来进行抗租抗税斗争，但大部分被革命党人镇压了，会党的下层大多是破产农民和手工业者，革命党后来却把会党抛弃了。孙中山虽然提出了“平均地权”，但是在临时政府所发布的20多条政策法令中，涉及农村的，只有一条关于免除民国元年以前应交而未交的地丁等，根本不能触动农村的封建剥削关系。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失去了广大农民这支强大的力量，它自己就变得势单力薄了，因而无法完成中国反帝反封建的神圣使命。

（3）没有一个坚强统一的领导核心。领导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政党同盟会从1907年开始就出现了分裂状态，从同盟会分裂出几个组织。他们各树一帜，都以同盟会反对派的面目出现，同盟会无法形成统一的意志和策略。武昌起义后派别活动更加严重，内部分崩离析，同时大批官僚政客、土豪劣绅混进同盟会，更促使其组织进一步分化瓦解。他们和原同盟会的一些不坚定分子结合起来，竭力排斥孙中山，积极主张向袁世凯妥协，必然导致失败。

（4）没有建立一支强大的革命军队。革命派虽然十分重视武装起义，但总寄希望于会党和清政府的新军。他们既没有建立一支真正忠于革命事业的军队，也没有利用形势掌握起义军的领导权，使军队始终掌握在新、老军阀手中。

（5）内部分裂和财政困难也是辛亥革命失败的一个重要方面。辛亥革命胜利后，宣布废除各地的苛捐杂税，也就失去了财源；而关税和盐税又被帝国主义者掌握了。革命党人只能靠发行公债，发行军用钞票。因此，南京政府经济很困难，只好向袁世凯妥协退让，把政权交给袁世凯。

从根本上看，辛亥革命既未能铲除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在中国统治的根基，也没有改变中国深层的社会结构，更没有改变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从这个意义上讲，辛亥革命没有成功。

辛亥革命的失败，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条件下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领导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在帝国主义时代，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力量过于强大，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行不通。中国资产阶级没有能力领导中国革命取得彻底胜利，中国革命有待于新的领导力量，寻找新的革命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