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理学答问之三
（三十一年五月）

（一）《新理学》一〇七页所说，是就各种社会之理所规定之基本规律的不同说。例如农业社会是一种社会，工业社会又是一种社会。又例如我在《新事论》中所说，以家为本位的社会是一种社会，以社会为本位的社会又是一种社会。假如一个社会是以家为本位的社会，我们如果批评这个社会内的某一分子的行为，我们只能以以家为本位的社会的道德标准批评之。一七三页是就社会组织的层次说。例如，国家是一社会组织，党派又是一社会组织。就层次说，国的社会组织，高于其中的党的社会组织。一党的人为他的党的利益，而牺牲他的国家的利益，对于他的国家说，他的行为不忠；对于他的党说，他的行为是忠。他不忠于国而忠于党，此所谓盗亦有道也。就理说，道德标准都是不变的。因其是不变的，所以是绝对的，单一的。例如以家为本位的社会，只有一个以家为本位的社会的道德标准。无论哪一个社会，只要它是以家为本位的社会，它都用这个道德标准。如果这个社会变为以社会为本位的社会，它自然改用以社会为本位的社会的道德标准。这个社会的道德标准变了，但并不是以家为本位的社会的道德标准变了。以家为本位的社会的道德标准，还是如此，不过这个社会先用之而后不用之而已。就事实说，一个社会所实际用的道德标准，都一部分是可变的，因其是可变的，所以亦是多数的，是相对的，无论社会是否终极最高社会。因为即使终极最高社会，也可以有许多种类。既有许多种类，所以这一个终极最高社会，也可以自一种类变为另一种类。因此它本用此一种类的社会的道德标准，亦即改用另一种类的社会的道德标准。所以即使这一个社会是终极最高社会，其道德标准的一部分，亦可以是可变的。

我们说一部分，因为一个社会，无论其是否终极最高社会，无论是何种社会，它总是社会。它既是社会，它总需用社会之理所规定的基本规律。既总需用这些规律，所以随着这些基本规律而来的道德标准，是不变的。

我们须注意于某一个社会、某种社会及社会的分别。某一个社会是某一个社会，某种社会是某种社会，社会是社会。如了解这些分别，则以上所说，即不难了解。

（二）此所谓是非，有几种意义。《新理学》说是的命题及非的命题。此所谓是非的意义是真假。是的命题就是普通所谓真命题。非的命题就是普通所谓假命题。“非方”之非的意义是“不是”。所谓非方者，只是不是方。“一种社会内分子之行为，只能以其种社会之理所规定之基本规律为标准以批评之”，此所说是说道德方面的错不错。此三者完全是三回事，不能混为一谈。一个真命题，如其是真的，即永远是真的。如其可以成为不真，则是它本来即是不真，不过人于一时以为是真而已。如用歪邪为标准，以判断方的东西，则方的东西是非歪邪，非歪邪就是方。如歪邪等于非方，则非歪邪就是非非方。非非方也就是方。这并没有所谓纷然淆乱的情形。方的东西的一类中的东西，当然都“是”方的。此“是”与命题的是非，及道德方面的是非，完全没有关系。方的东西一类中的东西与其类的关系，是类与其分子的关系。一种社会内的分子，对于其社会的关系，是全体与部分的关系。此两种关系不同，不可比拟。

（三）若知此两种关系不同，则所谓“合于方之理而维持其方者，是方的道德的行为”，是没有意义的。合于方之理者，是一个方的东西。这里并没有一个全体，无所谓维持其存在。“哲学既不知方有四隅，自谈不上方之标准。”如说谈不上是谈不上方之标准之内容，新理学本来承认这是谈不上的。如说谈不上是谈不上方之标准的有无，则新理学不能承认。关于道德标准，亦是如此。虽是如此，但所谓道德之一多变常，仍谈得上。因为这是从分析某一社会、某种社会、社会的分别而得来的。看上文可知。《新理学》一八〇页以下所讲诸德，是举例的性质。哲学可以不讲。二〇五页以下所以讲革命等者，因恐有人误会，以为如道德是如《新理学》所讲者，则革命必是不道德的行为。故加以说明，以见新理学的系统中，亦容许革命。

（四）哲学或科学都只能讲原理。某种事于某种情形下是如何，这是原理所讲的。至于某一事应该应用某原理，例如某一社会，于某一种情形下，应该怎样改变，哲学当然不知道。社会科学当然亦不知道。《新理学》说，“知有新社会制度，而感觉其需要”，此知是就多数人的知说。但此说并不抹杀先知先觉。先知先觉之所以高于一般人者，在于其能“先”。他先知先觉，而多数人随之成为后知后觉。如有一个人自以为是先知先觉，而永远绝无多数人随之为后知后觉，这个人的觉知，大概总有点问题（《新理学》论艺术章中，不承认有所谓曲高和寡一点，可以参看）。所以“如何可说是穷，如何可说是应变而通”，并非无标准。

（五）圣贤自亦讲究道德内容。但若只讲究道德内容，以行道德，其境界是道德境界。天地境界，须从哲学活动上得来。此点于拙作《新原人》（不久可在商务出版）中有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