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澳门华人命运同祖国紧密相连
澳门地处中国南部一隅。自19世纪40年代以来，葡萄牙逐渐攫取了澳门的管治权，澳门华人也被纳入其管治范围之内。但是，澳门华人并未忘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伦理道德观念。在中华民国长达近40年的时间内，澳门华人时刻密切关注国内局势的变化。甚至早在民国成立前就积极支持孙中山的革命工作。中华民国成立后，与中国政府保持密切联系。
1912年5月，孙中山在广东成立军政府，澳门各界积极拥护、踊跃支持，并以镜湖医院名义捐赠数万元巨款。据统计，至1912年5月底，军政府共筹得公债款3 813 496.1元，其中，港澳1 410 344.32元，外埠1 590 746.3元。(88)
1922年6月2日，澳门“五二九”事件爆发后，孙中山大总统及广东省省长伍廷芳在广州接见澳门工会代表陈根生、梁工侠，表示将尽力与葡人交涉，保护澳门侨民，并支持他们反抗葡兵枪杀华工的斗争。(89)
1931年9月18日，日军侵占沈阳，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消息传至澳门，全澳同胞反应强烈，掀起救亡热潮。次日，所有报章在头版头条予以报道。澳门粤华、崇实、尚志等中学，汉文、宏汉、镜湖、孔教、蔡高等小学纷纷举行周会，时事会，向学生宣讲事变真相。宏汉校长郑谷诒作《致义勇军书》，义愤填膺，铿锵有力，全体学生背诵，勿忘国难当头。由中华总商会、同善堂、镜湖医院、中华教育会等四大社团发起成立“赈济兵灾委员会”，以多种形式筹款，各界同胞立即响应。镜湖医院医生护士、岐关车路公司职员纷纷一次性捐出全月工资，有声言捐输直到抗日胜利为止。(90)
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后，又向华北地区发动侵略。在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国内爆发了大规模反帝爱国运动。1935年12月9日，在北平最早爆发，后发展为全国范围的运动，史称一二·九运动。在运动冲击下，澳门青年也纷纷起来成立救国组织，如焚苦文艺研究社、前锋话剧社、妇女互助社等，进行公开或半公开的抗日救亡活动。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全国人民纷纷组织起来投入抗日救亡运动。澳门华人迅速成立以“救灾”、“慰劳”等为名的抗日社团，积极开展关于抗日的宣传与慰问活动。
1937年8月7日，《朝阳日报》社长陈少伟倡议发起并组织“四界救灾会”，得到《朝阳日报》、《大众报》同仁的一致响应，遂决定用两报的名义发起成立筹备小组，由陈少伟、曾奇玉、曾枝西、陈大白和李桂森负责。(91)
8月12日，经过筹备小组五天的精心准备，“澳门学界音乐界体育界戏剧界救灾会”代表大会在柿山孔教学校召开，共有中小学校、报社、学术研究社、音乐社、戏剧社、体育会等50多个团体的100余名代表参加。大会选派陈少伟、陈大白等代表《朝阳日报》和《大众报》同仁出席四界代表大会。会议推举《朝阳日报》社长陈少伟为临时主席，并通过组织章程，发表成立宣言，以“筹款赈灾、拯救受难同胞”为宗旨，以“只知工作，不求名利；工作至上，民族利益至上”为口号。大会选出理事11人，候补理事2人，监事3人，候补监事2人。理事会下设总务、财务、宣传、游艺、体育5个部，陈少伟出任理事会主席，会址设在澳门营地大街104号，《朝阳日报》与《大众报》共同设址内。为此，陈少伟着手建立机构，又聘请了包括著名医生、中共地下党员柯麟等28位有社会影响的知名人士为名誉顾问。(92)
8月12日，四界救灾会发表《澳门学界体育界音乐界戏剧界救灾会成立宣言》。
自卢沟桥事件发生以还，暴敌乘其余焰，陷我平津，更进而向我全国各地侵犯，借遂其整个并吞之野心。烽烟四起，炮火连天，村舍为坵，灾黎盈野，尸颔遍地，血染通衢。其不死于枪林弹雨间者，亦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夫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救灾恤难，凡属人类，聊表同情，矧被难者，皆我炎黄裔胄。伤残者，悉共徒手民众。痌众在抱，息息攸关。覆巢无完卵，唇亡齿亦寒。国人救援之声，风起云涌。吾侪侨居海外，岂容袖手旁观？本埠侨胞业有“澳门各界救灾会”之设，倾囊发箧，共致爱国之诚。顾兹事大，端赖群力。众擎易举，独力难支。为集中实力起见，爰合全澳学界音乐界体育界戏剧界，组织“澳门学界体育界音乐界戏剧界救灾会”，以游艺及表演方式劝捐。各尽所能，各出所愿。分门别类，殊途同归。集腋成裘，共拯我被难同胞水深火热之中。望我侨胞，全体注意。吾人虽不能飞身拯难，亦当尽力输财，将来游艺表演，慨解义囊，踊跃购券。本己饥己溺之襟怀，活盈万盈千之生命。举目望祖国，倾耳听哀音。行见义声一起，全侨响应，是则难民沾惠靡尽矣。谨此宣言，诸希亮察。(93)
四界救灾会成立后，立即投入赈济救亡工作，先后组织动员了11队爱国青年组成服务团回内地服务。1938年11月7日，澳门四界救灾会回乡服务团第一队乘内河轮船从澳门出发。其中，理事廖锦涛兼任服务团团长，队长为李云峰，主要远赴西江高明县，在三洲区范洲乡、普安、塘肚等地开展抗日宣传工作。12月4日，澳门四界救灾会回乡服务团第二队出发，团长廖锦涛等13位理事集体前往送行。第二队共15人，队长为张钊，副队长为黎伟初。在廖锦涛的带领下，第二队自澳门乘内河轮船启程，经江门前赴开平县赤坎的五龙市开展抗战服务工作。1939年4月30日，澳门四界救灾会组织回乡服务团第三队团员出发，全队15人，后增至22人。领队李宗强，副领队欧永安，队长陈寿彭。全队由澳门出发经香港前往东江前线，后补入第四战区游击队游击纵队指挥所第四游击挺进纵队司令部政工队，在东莞、宝安一带进行为期5个多月的抗日救亡工作。7月7日，澳门四界救灾会回乡服务团第四队队员8人出发，队长为梁铁。全队在领队胡泽群的带领下离开澳门前往珠江三角洲的顺德沦陷区，先后到达顺德县的龙眼乡工作，后又转到西海。8月30日，澳门四界救灾会回乡服务团第五队出发，全队12人，队长为曾宪猷，由领队胡泽群率领到达顺德沦陷区的龙眼乡展开抗战服务工作，后转移至西海。11月，分散到地方同抗日游击队一起工作。9月3日，澳门四界救灾会回乡服务团第六、七队集体出发，队长分别为陆无涯、李唯行。在团长廖锦涛带领下取道香港转东江北上到达北江的翁源，经加入第十二集团军政工人员补训班学习后，被派到该集团军政治大队及补充第五团工作。从1937年8月开始，一直到1941年冬停止活动，前后共4年多时间，四界救灾会为抗日救亡宣传工作做出了巨大贡献。
各华人社团在积极宣传抗日的同时，还进行了广泛、持续的爱国捐献活动。捐献活动得到澳门广大华人的支持，无论是富商巨贾，还是劳苦大众，无不踊跃捐款捐物，购买公债，支持抗战。
1937年8月13日，为响应武汉国民政府的号召，在澳门四界救灾会的全力协助下，澳门各界救灾会主办“八一三献金运动”，募集捐款3万余元，金饰品70余件，拍卖后得款2100余元。(94)
四界救灾会一方面与各界救灾会密切合作，争取华人精英和工商界人士的支持，同时又深入各阶层广泛发动群众，以灵活多样的形式进行募捐活动。1937年9月4日，澳门四界救灾会在清平戏院举行第一期游艺筹款大会，共筹得善款千余元。(95) 11月，为响应推销国内“救国公债”，四界救灾会在当年新马路一家规模最大的中央舞场首次举办“义舞”，得到舞场负责人和舞女们的热烈响应。(96)1938年9月4—5日，澳门四界救灾会联合妇女慰劳会、澳侨体育会在新口岸澳侨泳场举办水上游艺大会，筹款1670元，分别寄给“非常时期难民救济会广州分会”和“战时儿童保育会香港分会”。(97)9月至10月间，四界救灾会发动全澳义卖运动，前后约有茶楼、酒家、饼家、面食店、理发店、报摊及鲜果行、酒业行、花卉行等100多家店号参加，举行了诸如茶楼义唱、舞场义舞、理发店义剪等多种形式的活动。义卖活动前后历时40天，其规模之大，影响之广，人数之多，皆是当年澳门募捐救亡活动中前所未有的。(98)
对于澳门民众热情支持内地抗战的义举，国民政府予以高度评价。1938年4月28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蒋中正曾致电澳门中华总商会转救国公债劝募委员会澳门分会及澳门各界救灾会，对这些澳门民间团对抗战的支持予以感谢和勉励。(99)
可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澳门虽然因其“中立”地位而免遭日军占领，然而，生活在澳门的华人却时刻关注着祖国的危难，以筹募赈难、救亡宣传等不同方式协助与支援祖国抗战，直至日本战败。
(1) 臧小华：《不自由的自由城市——从早期澳门城市制度看文化并存》，《澳门研究》，2008年总第45期，第151—155页。
(2) 吴志良：《澳门政治制度史》，第166—167页。
(3) 吴志良：《澳门政治制度史》，第115页。
(4) ［葡］ 萧伟华：《澳门宪法历史研究资料：1820—1974》，沈振耀、黄显辉译，第26—27页。
(5) Álvaro de Mello Machado，Coisas de Macau，Macau：Kazumbi，1997，pp.5660.
(6) ［葡］ 萧伟华：《澳门宪法历史研究资料：1820—1974》，沈振耀、黄显辉译，第40—42页。
(7) 葡萄牙外事部外交历史档案文件11《1915年5月10日澳门总督致殖民地事务大臣关于澳门组织章程的报告》，见［葡］卡洛斯·高美士·贝萨《澳门与共和体制在中国的建立》，第103—125页。
(8) 参见吴志良《澳门政制》，澳门，澳门基金会，1995年，第51—52页。
(9) ［葡］ 萧伟华：《澳门宪法历史研究资料：1820—1974》，沈振耀、黄显辉译，第45—47页。
(10) ［葡］萧伟华：《澳门宪法历史研究资料：1820—1974》，沈振耀、黄显辉译，第47—49页。
(11) A．H．de Oliveira Marques，História de Portugal，pp.166167；［澳］杰弗里·C.冈恩：《澳门史：1557—1999》，秦传安译，第162页。
(12) ［葡］ 萧伟华：《澳门宪法历史研究资料：1820—1974》，沈振耀、黄显辉译，第49—52页。
(13) ［葡］ 萧伟华：《澳门宪法历史研究资料：1820—1974》，沈振耀、黄显辉译，第52—53页。
(14) ［葡］萧伟华：《澳门宪法历史研究资料：1820—1974》，沈振耀、黄显辉译，第49—52页。
(15) ［葡］ 萧伟华：《澳门宪法历史研究资料：1820—1974》，沈振耀、黄显辉译，第54—56页。
(16) ［葡］ 萧伟华：《澳门宪法历史研究资料：1820—1974》，沈振耀、黄显辉译，第49—52页。
(17) ［葡］ 萧伟华：《澳门宪法历史研究资料：1820—1974》，沈振耀、黄显辉译，第56—62页。吴志良：《生存之道——论澳门政治制度与政治发展》，澳门，澳门成人教育学会，第218页。［美］查·爱·诺埃尔《葡萄牙史》第391页称：“1933年葡萄牙承认了新的宪法，并根据这个宪法宣布为‘新国家’。这个宪法所依据的社会学理论是把‘团体’放在个人之上。最小的团体是家庭，只有一家之长有选举权，因而普选权被废除了。总统经直接选举选出，任期七年，政府部长由总统任命，并完全对总统负责。”由此可知，《葡萄牙殖民地帝国组织章程》、《海外行政改革法》与葡萄牙宪法改革所体现的强化中央集权的政治理念一脉相承、相辅相成。
(18) 吴志良：《澳门政制》，第54页。
(19) ［葡］ 萧伟华：《澳门宪法历史研究资料：1820—1974》，沈振耀、黄显辉译，第63—64页。
(20) 澳门法官1841年1月21日、澳督1月18日致海事海外部部长公函，转引自萨安东（António Vasconcelos de Saldanha）《葡萄牙在华外交政策：1841—1854》，金国平译，澳门，葡中关系研究中心、澳门基金会，1997年，第4页。
(21) 萨安东：《葡萄牙在华外交政策：1841—1854》，金国平译，第5—6页。
(22) 萨安东：《葡萄牙在华外交政策：1841—1854》，金国平译，第14页。
(23) 萨安东：《葡萄牙在华外交政策：1841—1854》，金国平译，第37页。
(24) 苑书义、孙华峰、李秉新主编：《张之洞全集》卷93《公牍》8《照会驻澳西洋罗大臣勿越界收税》，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
(25) 萨安东：《葡萄牙在华外交政策：1841—1854》，金国平译，第83页。
(26) 叶士朋（António Manuel Hespanha）：《澳门法制史概论》，周艳平、张永春译，澳门基金会，1996年，第51页。
(27) 澳督亚马留1847年4月22日及1849年1月22日致海事及海外部公函，1847年8月22日敕令，转引自萨安东《葡萄牙在华外交政策：1841—1854》，金国平译，第104页。
(28) 《澳门政府宪报》（1879年2月8日第6号）。
(29) ［葡］ 施白蒂（Beatriz Basto da Silva）：《澳门编年史：十九世纪》，姚京明译，第149页。
(30) ［葡］ 施白蒂：《澳门编年史：十九世纪》，姚京明译，第176—177页。叶士朋：《澳门法制史概论》，周艳平、张永春译，第56页。
(31) 《澳门政府宪报》，1879年5月10日第19号。
(32) 《澳门政府宪报》，1909年9月4日第36号。叶士朋：《澳门法制史概论》，周艳平、张永春译，第56—57页。
(33) 《澳门政府宪报》，1879年12月3日，第50号。
(34) 《澳门政府宪报》，1879年12月27日，第52号。
(35) 《澳门政府宪报》，1879年12月3日，第50号。
(36) 参见林广志《晚清澳门华商与华人社会研究》，中国古代史博士论文，暨南大学，2005年，第148页。
(37) 《澳门政府宪报》，1897年11月30日，第46号。
(38) 《澳门政府宪报》1912年7月13日第3号，转引自［葡］施白蒂《澳门编年史：二十世纪（1900—1949）》，金国平译，第64页。［葡］卡洛斯·高美士·贝萨：《澳门与共和体制在中国的建立》附件11，第108—120页。
(39) 吴志良：《澳门政制》，第51—53页。
(40) ［葡］ 施白蒂：《澳门编年史：十九世纪》，姚京明译，第173页。
(41) ［葡］ 施白蒂：《澳门编年史：十九世纪》，姚京明译，第219页。
(42) 《华字日报》，1909年5月4日。
(43) 《华字日报》，1909年5月4日。
(44) 澳门历史档案馆馆藏民政厅档案：AH/GGM/6，转引自［澳］杰弗里·C.冈恩《澳门史：1557—1999（Encountering Macau：A Portuguese City-State on the Periphery of China，1557—1999）》，秦传安译，第118页。
(45) 有关华人社团参与社会自治的内容，可参见娄胜华《转型时期澳门社团研究——多元社会中法团主义体制解析》第三章，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
(46) 林广志：《晚清澳门华商与华人社会研究》，第207—211页。
(47) 吴润生主编：《澳门镜湖医院慈善会史》，澳门，镜湖医院慈善会，2001年，第6—7页。
(48) 吴润生主编：《澳门镜湖医院慈善会史》，第61—62页。
(49) 参见何翼云、黎子翼：《澳门游览指南》，澳门，澳门文新印务公司，1939年，第49页。
(50) 《澳门谣言四起，物价空前高涨》，《中山日报》，1940年3月10日；《石岐沦陷后之澳门动态》，《中山日报》，1940年3月12日。
(51) 吴润生主编：《澳门镜湖医院慈善会史》，第61—62页。
(52) 傅玉兰主编：《抗战时期的澳门》，区慧卿英译、曾永秀葡译，第193页。
(53) 吴润生主编：《澳门镜湖医院慈善会史》，第61—62页。
(54) 《广东日报》，1904年十二月初五。
(55) 《广东日报》，1904年十二月初五。
(56) 《澳门年鉴》，1933年，第169页。
(57) 《澳门政府宪报》，1881年6月18日，第25号。
(58) 《镜海丛报》，1895年5月8日，第41号。
(59) 澳门历史档案馆藏民政管理档，第318号卷宗，第SL号文件，转引自［葡］施白蒂《澳门编年史：二十世纪（1900—1949）》，金国平译，第195页。
(60) 《香港工商日报》，1933年1月14日。
(61) ［葡］施白蒂：《澳门编年史：二十世纪（1900—1949）》，金国平译，第164页。
(62) 澳门历史档案馆馆藏民政厅档案：AH/GGM/6，转引自［澳］杰弗里·C.冈恩《澳门史：1557—1999》，秦传安译，第118页。
(63) 吴志良、杨允中主编：《澳门百科全书》，澳门，澳门基金会，1999年，第467页。
(64) ［葡］施白蒂：《澳门编年史：二十世纪（1900—1949）》，金国平译，第33页。
(65) 参见娄胜华《转型时期澳门社团研究——多元社会中法团主义体制解析》，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40页。林广志：《晚清澳门华商与华人社会研究》，第219页。
(66) 费成康：《澳门：葡萄牙人逐步占领的历史回顾》，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第226—228页。
(67) 黄鸿钊：《澳门史料拾遗：〈香山旬报〉资料选编》，澳门，澳门历史文化研究会，2003年，第119页。
(68) ［葡］马楂度（Joaquim José Machado）：《勘界大臣马楂度葡中香港澳门勘界谈判日记（1909—1910）》，舒建平、菲德尔译，澳门，澳门基金会，1999年，第98页。
(69) 《东方杂志》，第6卷第10号。
(70) 黄鸿钊：《澳门史料拾遗：〈香山旬报〉资料选编》，第150页。
(71) 《东方杂志》第7卷第5号。
(72) 黄鸿钊：《澳门史料拾遗：〈香山旬报〉资料选编》，第50页。
(73) 《申报》，1908年6月24日。
(74) 黄鸿钊：《澳门史料拾遗：〈香山旬报〉资料选编》，第108页。
(75) ［葡］马楂度：《勘界大臣马楂度葡中香港澳门勘界谈判日记（1909—1910）》，舒建平、菲德尔译，第116页。
(76) 《东方杂志》，第7卷第5号。
(77) 《申报》，1909年9月22日。
(78) 《东方杂志》，第7卷第5号。
(79) 1932年《澳门商会筹建会所碑记》，转引自吴润生主编《澳门镜湖医院慈善会史》，第11页。《澳门中华总商会成立75周年纪念特刊（1913—1988）》，第7页。《澳门政府宪报》1913年第9号，第109—112页。商务印书馆编：《澳门指南》，澳门大学图书馆藏，1941年，第46页。娄胜华：《转型时期澳门社团研究——多元社会中法团主义体制解析》，第142页。
(80) 《申报》，1922年6月5日。
(81) 《澳葡兵枪杀华工案之大交涉》，《申报》，1922年6月8日；《国会省会主张严重交涉》，《民国日报》，1922年6月11日。
(82) 《澳门政府宪报》，1922年5月30日，第21号。
(83) AH/LS/P21，澳门，市政厅，1922年8月4日，转引自［澳］杰弗里·C.冈恩《澳门史：1557—1999》，秦传安译，第157页。
(84) 《驻前山之工友热心工作》，中华全国总工会省港罢工委员会编《工人之路特号》，1925年第23期；《澳门酒楼工会援助工友》，1925年第24期。
(85) 《（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3月5日。
(86) 陈锡豪：《抗日战争时期的澳门》，第5页。
(87) 《华侨报》，1944年9月7日。
(88) 邱捷：《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与清末民初的广东》，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92页。
(89) 《（广州）民国日报》，1922年6月2日。
(90) 陈大白：《天明斋文集》，第144—147页。刘羡冰编著：《澳门教育史》，澳门，澳门出版协会，2007年，第64页。
(91) 《濠江风云会，赤子报国情：追记澳门同胞抗日救国感人事迹》，陈大白《天明斋文集》，第142—143页。
(92) 《华侨报》，1938年6月7日；《朝阳日报》，1937年8月13日；《濠江风云会，赤子报国情：追记澳门同胞抗日救国感人事迹》，陈大白《天明斋文集》，第143页。
(93) 《澳门学界体育界音乐界戏剧界救灾会成立宣言》，黄慰慈主编《濠江风云儿女：澳门四界救灾会抗日救国事迹》，澳门，星光书店，1990年，第116页。
(94) 《濠江风云会，赤子报国情：追记澳门同胞抗日救国感人事迹》，陈大白《天明斋文集》，第148页。
(95) 黄慰慈主编：《濠江风云儿女：澳门四界救灾会抗日救国事迹》，第120—121页。
(96) 《濠江风云会，赤子报国情：追记澳门同胞抗日救国感人事迹》，陈大白《天明斋文集》，第152页。
(97) 陈大白：《天明斋文集》，第37页。黄慰慈主编：《濠江风云儿女：澳门四界救灾会抗日救国事迹》，第17页。
(98) 《濠江风云会，赤子报国情：追记澳门同胞抗日救国感人事迹》，陈大白《天明斋文集》，第148—149页。
(99) 《华侨报》，1938年4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