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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第一次《资本论》学术讨论会暨中国《资本论》研究会成立大会纪要
(1981年12月22日)
(一)
1981年12月15日至22日,全国第一次《资本论》学术讨论会暨中国《资本论》研究会成立大会,在江苏省无锡市隆重举行。参加会议的代表共232人,他们来自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的120个科研和教学单位,包括中央和省、市、自治区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综合性大学、高等师范院校、党校、部分军事院校,以及部分省、市党委宣传部门和新闻出版单位。出席会议的代表中有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也有经济理论战线的新生力量。此外,还有列席和旁听会议的同志多人。会议共收到会议代表和会外同志提供的研究《资本论》的学术论文、资料224篇。
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许涤新、于光远等十九人组成的大会主席团领导。于光远和许涤新同志在会上分别作了题为《有关〈资本论〉研究的几个问题》和《论〈资本论〉的生命力》的报告。学术讨论会就《资本论》与社会主义经济、《资本论》与当代资本主义以及《资本论》的对象、结构、方法和创作史等内容分八个组进行了讨论,交流了学术观点,并有一些同志在大会上汇报了自己的研究成果。12月21日,举行了中国《资本论》研究会的成立大会,通过了研究会的章程,选出了由59人组成的理事会,并一致推举许涤新同志为会长。会上还决定出版《〈资本论〉研究》和《〈资本论〉研究资料和动态》两种刊物,并就1983年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发出了开展隆重纪念活动的倡议。
这次《资本论》学术讨论会是开得成功的,自始至终充满了奋发、热烈的气氛,发扬了民主和科学的精神,贯彻了百家争鸣的方针。这次会议,是我国一次空前的《资本论》研究盛会,是一次难得的互相学习、互相切磋的学术交流会,也是全国《资本论》研究和教学工作者团结战斗的大会,攀登科学高峰的动员大会。
(二)
会议高兴地看到,近几年来我国出现了学习和研究《资本论》的喜人形势。广大干部正在努力学习《资本论》的基本原理,把它用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综合性大学和高等师范院校的经济理论系普遍开设了《资本论》的课程,有的院校还招收了专门攻读《资本论》的研究生。中央和省、市、自治区委党校举办了《资本论》干部学习班。全国有许多省、市和单位相继建立了《资本论》的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研究工作正逐步走向深入。与此同时,《资本论》的研究和教学队伍也在不断扩大。另一方面,会议也指出,我们对《资本论》的研究工作,无论是在研究的范围和深度方面,或是在研究成果的数量和质量方面,都是很不够的。面对这种形势,有必要成立一个全国性的研究会,把各地《资本论》的研究力量组织和协调起来,交流情况,总结经验,分工协作,共同提高研究的水平。
成立全国性的《资本论》研究会,也是我国广大《资本论》研究和教学工作者长期以来的共同愿望。1980年10月30日,许涤新同志邀集北京一些科研和教学单位的三十余人举行座谈会,一致同意向全国发出了成立中国《资本论》研究会和举行学术讨论会的“倡议书”。这个倡议得到了全国各地《资本论》研究和教学工作者的热烈响应和积极支持。我们的这次会议,就是在上述基础上举行的。
中国《资本论》研究会成立大会,希望全体会员和全国广大《资本论》研究和教学工作者,进一步提高对学习和研究《资本论》重要性的认识,并有针对性地大力宣传学习和运用《资本论》的巨大意义。《资本论》是马克思花费毕生精力写成的划时代的巨著,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中最重要的文献,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它极其深刻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揭示了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客观规律,至今仍然是处在资本主义统治下的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强大思想武器,也是我们观察、分析和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的准绳。同时还应该看到,《资本论》在主要研究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的同时,还科学地阐明了人类社会普遍适用的规律、社会化大生产的规律、商品经济的一般规律,并以科学的预见指出了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基本特征和主要的规律。所以,它又是已经取得胜利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经济建设的理论指针。当前,我国正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贯彻执行以经济调整为中心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学习《资本论》中阐明的社会再生产理论以及其他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原理,更有直接的指导意义。
会议强调指出,在《资本论》研究中必须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应该看到,时代在不断前进,无论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还是现代社会主义的实践,都出现了许多在马克思写作《资本论》时所不可能预见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这就要求我们不能用教条主义的态度去对待《资本论》,不能认为《资本论》中的一字一句都不可移易。我们应该运用体现在《资本论》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联系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实际,发现新情况、研究新问题,作出新的理论概括,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同时我们不要忽视,一百多年来资产阶级学者一直对《资本论》这部伟大著作不断地进行恶毒的歪曲和攻击,时至今日,这种挑战仍然有增无已。在我国,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西方资产阶级思潮的影响,以及我们思想工作的薄弱,在少数青年学生当中,也存在认为《资本论》“过时了”的错误看法。对此,我们要拿出有力的论据和事实,来回击资产阶级学者的挑战,并对群众进行科学的、有说服力的宣传教育。
会议相信,这次中国《资本论》研究会的成立,对团结全国《资本论》研究工作者的力量,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和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深入开展《资本论》的学术研究,为提高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水平,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必将起到积极的作用。这是成立中国《资本论》研究会的宗旨,也是我们《资本论》研究工作者的光荣任务。
(三)
在这次讨论会上,与会同志密切联系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际和当代资本主义问题,研究和探讨了《资本论》中有关基本理论,讨论了《资本论》的对象、方法和创作史。
一、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问题
我们目前正在贯彻以调整为中心的“八字”方针,改变长期以来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状况,彻底改变在“左”的思想指导下的老一套做法,真正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走出一条速度比较实在、经济效益比较好、人民可以得到更多实惠的新路子。客观情况要求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有的同志认为。为了使国民经济迅速转入良性循环,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处理好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关系、外延扩大再生产和内含扩大再生产的关系、社会生产两大部类之间的关系、农轻重之间的关系、积累和消费之间的关系,并在生产过程中注意提高经济效果。
围绕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会议上还开展了对简单再生产的前提条件和实现条件、扩大再生产的前提条件和实现条件、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是否经济规律、区分良性循环与不良循环的标志等问题的讨论,提出了各种不同的意见。例如:
扩大再生产的实现条件。有同志提出应包括五个方面的平衡:1. 两大部类之间的产品交换必须保持平衡,即;2. 第一部类的总产品与两个部类的补偿基金和积累基金之间必须保持平衡;3. 第二部类总产品与两个部类消费基金之间必须保持平衡;4. 两大部类各自内部的产品交换必须保持平衡;5. 社会总产品与两个部类的补偿基金、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之和,必须保持平衡。也有的同志认为,I(v+m)=IIc+IΔc+IIΔc是扩大再生产的基本实现条件;不同意
是基本实现条件,因为《资本论》中找不到这个公式。
对于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是否经济规律的问题,有三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它是特殊规律,即在一定条件下起作用的规律。具体条件是:1. 机器代替手工劳动的阶段;2. 两大部类按比例发展;3. 第一部类积累率高于第二部类积累率。第二种意见,认为它是普遍规律,不仅适用于机器代替手工劳动的阶段,也适用于现代化生产和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三种意见,认为它不是一个规律。因为技术进步可以引起生产资料的节约,工人的工资也可能提高,文教卫生、服务行业的发展也限制着有机构成的提高。
二、社会主义社会中存不存在剩余价值
讨论中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存在剩余价值。因为剩余价值是商品经济的一般范畴,而不是资本主义的特有经济范畴。只要有剩余劳动和商品生产两个条件存在,必然有剩余价值。《资本论》中谈到的剩余价值有两重含义:一与商品一般相联系,即剩余价值一般:一与资本主义相联系,即剩余价值特殊。剩余价值一般在不同的社会有它的特殊存在,为了区别,可把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称为无偿占有价值,社会主义的剩余价值称为公共必要价值。另一种意见,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中不存在剩余价值。因为剩余价值是反映资本与雇佣劳动关系的特殊经济范畴,是同劳动力成为商品连在一起的。剩余价值并不是与商品生产共存,在奴隶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虽然有剩余劳动和商品生产存在,但并不存在剩余价值这个范畴。
三、关于生产劳动问题
讨论中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应该包括物质生产、劳务生产和精神生产三个领域。另一种意见认为只能限于生产剩余产品的劳动。有的同志说,社会主义社会是建立在比资本主义社会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基础上的,因此社会主义生产劳动的规定性必然是提供剩余产品的劳动,否则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就不能建立。有的同志分析了生产劳动的社会规定性和物质规定性的关系,认为两者是有机联系在一起的。生产劳动属于生产关系的范畴,因此,社会规定性是生产劳动的本质特征。但是,生产劳动又不是与物质规定性完全无关,物质规定性是劳动生产性的前提和基础。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劳动时,曾经说过它与生产的物质内容无关,这是针对重农学派关于从事农业的劳动才是生产劳动的观点说的,不能理解为与一般的物质生产无关。一些同志还就生产劳动一般与资本主义生产劳动的关系、狭义的资本主义生产劳动和广义的资本主义生产劳动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四、《资本论》与当代资本主义问题
会上主要讨论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无产阶级贫困化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生产自动化有了迅速发展,电子计算机在生产过程中得到广泛的应用,机器人在生产中也不断增多,于是有些资产阶级学者叫嚣,说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过时了。大家认为,必须坚持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回答资产阶级学者的挑战。但这需要科学地阐明这样几个问题:第一,自动化系统是人设计和创造的。只不过这时,作为价值实体的抽象劳动的内涵发生了变化,即脑力劳动的比重越来越大了。这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工人的劳动支出中脑力劳动比重增大了;二是劳动者的结构改变了,直接从事产品生产的劳动者减少了,从事研究设计等非直接生产产品的劳动的科技人员增加了。第二,根据劳动二重性学说,机器人的价值也是由人的具体劳动转移到产品中去的;与此同时,人又支出了一定量的脑力和体力,从而又把一定量的新价值加到产品中去。所以是人创造价值,而不是机器人创造价值。第三,操纵自动化机器体系的劳动是高度复杂的劳动,这种劳动是加倍的或自乘的劳动,它能比简单劳动创造出大得多的价值来。
关于无产阶级贫困化问题,会上仍有不同的解释。有同志认为,在马克思的《资本论》及其他著作中,虽然没有明确提出“贫困化”这个概念,但有贫困化的意思,无产阶级贫困化是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也有同志认为,“绝对贫困化”和“相对贫困化”的划分不科学,应按照列宁提出的概念,把贫困化划分为“物质贫困”和“社会贫困”两个方面。“社会贫困”是指工人生活水平同资产阶级生活水平相比、同整个社会不断提高的消费水平相比越来越低,这种社会贫困是资本主义社会始终存在的。“物质贫困”是工人物质生活条件的贫困,这种贫困只存在于资本主义国家某个时期、某个地区的一部分工人中。
会上还有同志介绍了多年来西方关于“转形问题”的论争,并对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转形”(或译为转化)概念作了方法论的说明,强调了《资本论》中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问题的理论意义,指出“转形问题”的研究是维护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关键所在。
五、关于《资本论》研究的对象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资本论》研究的对象,这点是没有争议的。分歧在于,生产力和生产方式是不是研究的对象。对这两个问题,一些同志持肯定意见,另一些同志持否定意见。讨论焦点又集中到对《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这句话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解上。大家对这里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提出了各自的看法,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六种:1. 它是指从社会经济形态来看的资本主义社会;2. 它有两个含义:一是指劳动的方式即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相互结合的方式以及他们使用劳动资料的方式,二是指生产的社会形式;3. 它是指生产社会化或社会化大生产;4. 它是指以资本主义所有制为基础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结合方式;5. 它是指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辩证统一;6. 它是指劳动的组合方式和生产关系的统一。
六、关于《资本论》的方法
与会同志认为,《资本论》的方法总的来说是唯物辩证法。从具体到抽象和从抽象到具体,逻辑方法和历史方法,都是唯物辩证法的具体运用。有同志说,研究方法是从具体到抽象,叙述方法是从抽象到具体,只是就它们的主导的、本质的特点来说的,实际上,它们常常是互相结合、互相渗透、互相联系的。但也不能把它们等同起来。也有的同志说,讨论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的关系问题,必须区分抽象和具体的关系的两种不同含义:一种指理性认识和感性认识的关系;另一种指规定性简单和复杂的关系。按前一种含义,从具体到抽象乃是认识真理的途径;按后一种含义,从具体到抽象则是错误的叙述方法。至于《资本论》中逻辑方法和历史方法的关系,有同志认为,它们整个说来是一致的,但一致并不是等同;有人把逻辑和历史一致,理解为《资本论》的逻辑结构必须始终地、处处地和历史一致,这不仅是要求完全按照历史来安排逻辑,把逻辑方法变成了历史方法,而且要求在客观上不存在历史的地方,例如生产过程与流通过程、总过程之间,简单再生产与扩大再生产之间等,也要搞出一个历史顺序来,这是值得商榷的。
由于《资本论》的结构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的理论表现,体现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因此讨论中也涉及《资本论》的结构问题。有些同志用剩余价值的生产、实现和分配来分别概括《资本论》一、二、三卷的内容,以及由此构成《资本论》的整个逻辑结构。也有的同志认为,这个意见在一定程度上指出了各卷的最主要的内容,但还不能确切地说明《资本论》的结构;至于还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见解,认为《资本论》一、二、三卷就是分别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交换、分配,那就更不恰当,等于是用马克思批判过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三分法”去解释《资本论》的逻辑结构了。
会上还讨论了《资本论》结构形成史,马克思的计划、经济学草稿和《资本论》的关系等问题。许多同志认为,研究这个问题是很有意义的。这不是烦琐考证,它可以使我们更好地把握《资本论》的结构和方法,有助于加深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理解,有助于进一步发掘一些对我们有用的东西。
会议期间,综合性大学、高等师范院校和党校系统的同志还分别座谈了《资本论》的教学和研究问题。与会同志互相介绍了情况,交流了教学经验,讨论了在新形势下如何进一步搞好《资本论》的教学和研究工作等问题。
(大会秘书处)
原载《经济研究》1982年第2期
写作者:杨长福 成保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