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

我有两个母亲：生母龙满秀，我8岁时，就得了肺病去世；继母盛宝雨，我八岁半时，她与父亲结婚，我们在农村共同生活了近10年，直到我去长沙读书。

满秀妈妈也有两个母亲，也就是说，我有两个外婆：里洞龙家外婆和坝塘里黄家外婆，我习惯叫龙家外婆和坝塘里外婆。

母亲在龙家外婆那里是“满女”，在坝塘里外婆这里更是“宝仔”，看得比男孩子还重，虽然家中不富裕，但像当小公主一样，生活自由而快乐。

母亲在外公外婆的影响下，从小勤快能干，上山砍柴、打猪草、放牛、种菜、插田割禾都是一把好手。母亲性格倔强，争强好胜，做事从不服输。农村妇女一般没多少文化，而我外祖父母较为开明，送母亲上完了小学，觉得有点文化，今后无论做什么事都有好处。

母亲对社会的复杂、生活的艰难、农村的清苦，都有着清醒的认识，做事十分发狠。我六七岁时，她就常在我耳边说，一个人只有靠自己，靠天靠地靠菩萨都靠不住。家里穷了，爹娘老子都靠不住。所以，我很小的时候，她就要我跟大人去做事。外婆对别人说，我母亲上山砍柴，回来时还要德根“挑两个煮粑粑”（即两小捆柴）。外婆说我母亲：“孩子太小，莫要他去干什么活。”但母亲不同意这种观点，母亲回答是：“从小不吃苦、怕吃苦，长大了只有当叫花子”，“吃穿怎么来？是自己做出来的，好吃懒做，将来不会有出息”。

我小小年纪，正是玩耍的时候，但母亲要我干这干那，总不得清闲，我很羡慕邻居家的孩子，比我耍的时候多。

有限的一点田和一点地，在外公的帮助下，母亲侍弄得很好。加之后来父亲在邮局工作，有一份不错的薪水，我们家中生活还是不错的。但母亲似乎总有做不完的事。冬天事少时，她上山砍柴，家里堆下一大堆，有时还会挑柴给外婆家烧。家里有了好吃的，如杀了鸡鸭，或在圩上买回一点肉，做好后她都要留一点给外公外婆吃。这时外婆会说，留给小伢仔吃嘛，他们要长身体。但母亲会说，小伢仔长大了有吃的，能吃饱饭就行了。

母亲性格倔强，但待人谦和，宁可自己吃亏，也不占别人便宜。尽管外祖父母家境清贫，但凭自己劳动，为人处世，很受当地人尊敬。据外婆讲，母亲勤快，做事麻利。母亲与父亲结婚后，父亲当时没有工作，祖母虽给父母分了一亩多田，尽管母亲做事发狠，但毕竟田少，生活艰难。父亲考取衡阳邮局工作后，情况才有所改观。母亲带我们在家，省吃俭用，不出几年就攒钱买了一亩多水田，在外公的打理下，基本解决全家一年的吃食。

后来母亲带我和维弟去了衡阳，同父亲一起生活了几年。家里的田都交给了外祖父母耕种，收成都归他们，也算是父母对外祖父母的一份孝顺。

我8岁多，母亲因肺病去世了。当时我还不懂事，没有哭。总觉得母亲对我太狠心了。光知道叫我做这做那，没有耍的时候，不像别人家孩子。外婆哭我母亲的话，我记得非常清楚：“德根不哭你啊！今后他哭的日子无眼泪！”意思是今后有他哭的！

母亲还是很爱我们兄弟的，当她病重，有气无力对我奶奶和外婆说：“原想苦几年，给德根德维俩兄弟买几亩田，将来好有饭吃……，但阎王不留人啊！”

尽管我对生母有“意见”，但在母亲的影响下，知道在农村干活是天经地义的事。干活，人才能活下去、才能活得好的道理，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扎根很深。

当我六岁、维弟两岁时，母亲带我们去衡阳，与父亲在一起，我在那里读了近两年书，以后母亲生病，我们就回到了乡下。

宝雨妈妈是我继母。生母去世后，我与维弟住在坝塘里外婆家。时间长了，祖母觉得我俩兄弟长期住在外婆家不合适，就接了回来。带两个孩子不容易，我还要读书。所以，当父亲与继母结婚后，祖母叫人把我兄弟俩送到衡阳，与父亲继母生活在一起。但不到一年，不知什么原因，父亲不愿在衡阳邮局工作，带我们回到了乡下老家。

我与维弟原来就在农村，对农村生活是习惯的。但宝雨妈妈一直生活在城市，且家境较好，她是父母的宝贝女，上有兄长呵护，下有弟弟们的爱戴，父母送她上学读书识字，缝纫绣花，做得一手好女红。由于父母去世早，她成了一家之主，照顾兄，培养弟，费尽心血，所以，兄弟姊妹关系甚好。继母来到梳子铺老家，已年届30，以前在城市生活，虽不怎么优越，但衣食无忧。现在来到农村，吃的粮食和蔬菜需要自己种，烧的柴禾要自己上山砍，吃的水需要到井眼里自己挑。对一个长期生活在城市的人来说是个考验。而我只有十来岁，维弟只有五六岁。父亲虽然出生在农村，但从小也没干过重体力活，既缺少力气，又不会干很多农活。在这样的环境中，真苦了我的继母。

刚回来时，外公那里还有我们一点谷子，父母亲还有一点钱，生活还过得去，还有饭吃。最困苦的日子主要有三段：一是50年代初，我和父亲务农，后来父亲当小学教员，工资微薄，既要照顾我们一家，还要供养祖父母；二是1958年至60年代初，成立了人民公社，过苦日子，这时我已外出读书，父亲下放干校劳动，家中既无劳动力，又断了经济来源；再就是文化大革命混乱不讲理的时代，大家都过着苦日子，吃不饱饭，精神上还受打压，真是苦不堪言。

回到农村的第二年，苦难就开始了。首先是宝雨继母难产。因是大龄生育，又在农村，痛苦不堪，两天后抬到县城医院，开刀动手术，胎儿还未能保住，钱花不少还大病了一场。此时，粮食不够吃，吃杂粮、瓜菜代从此开始了。继母不仅要学着烧柴做饭，还要学着在地里种菜、养鸡养鸭，后来还出外打猪草养猪。农村这些事都要靠力气，往往没完没了。继母很坚强，挺过来了，对待我和维弟，虽不是亲生，她视如己出，非常慈祥，非常关爱。当时我年少，见我同大人般干重活，她很是心疼。特别是三黄五月，家里粮食紧张，吃饭时，她总是让我先吃，她对弟妹们说：“让你大哥先吃，他吃了要去做事。”有时候我回来晚了，给我留的饭菜总能让我吃饱。她自己总是最后吃，少饭少菜是常事。

继母手艺好。我们家里人穿的衣服都是她亲手缝制。特别是春夏换季时节，她去梳子铺扯上几尺布，为我和弟妹们做上短衣短裤，穿得漂漂亮亮，与同村儿童少年相比，我们多了几分自豪。她会织毛衣，而且可织出各种花样，在当时农村是非常稀罕的。她替别人织毛衣，可以挣点零花钱，贴补家用。有时候可以换工，别人可以替我们做点农活。由于她待人谦和有礼，乡村邻里没有不夸赞她的。特别是坝塘里外婆，把她当亲生女儿一样对待，心疼的不得了。而继母对外公外婆也是疼爱有加，百般关心。这也影响我和维弟兄弟俩，我从未把她当后妈看待。而我对我的弟妹们也从未另眼看待，如同一母所生，关系非常融洽。

60年代，是我们那儿最苦的年代。1960年我在长沙毕业，去陕西工作前，我回了一趟家。继母带着几个弟妹，在家过苦日子。虽然生产队已不吃大锅饭，可以一家一户自己做着吃。但分下的粮食很少，吃饭常加一些谷糠和瓜菜，冬天一天只吃两餐饭，且多以红薯、南瓜为主。继母还给我说了一件事，当时到处割资本主义尾巴，生产队振根爹带人到我家里，用锄头把腌的咸菜坛砸了。真是可恶！自家腌的咸菜自己吃，怎么成了资本主义的尾巴？！我们家还是贫农啊！怎么做这种缺德事呢？文化大革命后不几年，振根爹一家不知怎么的，先死了儿子，后死了女儿，最后他夫妻两口也死了，剩下祖山园里盖的一栋屋空落在那里，房前屋后长满了茅草。村里人闲谈时说，恶人有恶报啊，干的缺德事，不得好死！

当年农村粮食产量不足，每年又分得很少，家庭经济来源有限，日子过得非常艰难。继母过日子，计划和节约是出了名的。省吃俭用，从不浪费。养猪、养鸡、养鸭很少喂粮食。即使割了稻子，也不会专吃白米饭，一定要加上一些粗粮。冬天的红薯、荞麦，加一些当饭吃，往往是先吃红薯后吃米饭。夏秋季节，南瓜、豆角下来了，也要多煮些当饭吃。继母对我说，最艰难的日子，生产队给每人每天只有四两米，全靠瓜菜，这种苦日子一直持续到八十年代。然而，没吃几天饱饭，而我经济条件也稍显宽裕的时候，她却病了，得了半身不遂，还是受苦受难。

继母人贤惠，也富有同情心，与乡村邻里们关系都很好。前面已经提到，她与她的兄弟们关系很好，特别是与他小弟，嘉让舅舅关系很好，联系密切。小舅在解放前夕与他的女友（后来成了舅娘）就参加了革命工作，后来分配到广西工作至今。他一直在帮助我们，在经济上接济我们，数十年来从未间断，帮我们度过了许多困难时刻，这是我难以忘怀的。

继母非常宽容大度。父亲退休时，没有让达弟去顶职，而让已在小学工作的维弟去顶职。据父亲说，继母对达弟说：“德维是你哥哥，他大些，让他去顶替吧，莫要跟他争。”（德维与我系一母同胞，这种大度非一般继母所能做到。）

达弟素来忠厚，几十年来，父母与他吃，他侍候父母几十年，毫无怨言，这与母亲的言传身教有关。我虽小时候吃过不少苦，但弟妹和父母比我吃的苦更多。十五岁后我离家外出读书、工作，从此，再也未能在父母跟前尽孝了，特别是对继母，她没有享受到我的福，为此我常感到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