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欧化与世界化

1918年，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出版的前三年，梁漱溟在《北京大学日刊》刊登《征求研究东方学者》之后，就被视为反对欧化者，对此，他表示：

有以溟为反对欧化者，欧化实世界化，东方亦不能外。然东方亦有其足为世界化而欧土将弗能外者。^[6]

他认为，所谓“欧化”其实就是“世界化”，西方近代文化，照他的理解，并不是一种民族性的文化，而是具有普遍性、可普遍化的文化，也是整个世界共同发展的必然潮流。“欧化即世界化”这一提法本身就不可能是“反对欧化”的，这明确表示，他的立场不是反对欧化。从正面来看，他的立场是，在赞成世界化的同时，肯定东方文化也包含具有普遍性、可普遍化的文化内涵。如果从“反”的方面看其思想，其立场不是反对西方文化，而是反对反东方文化。他在1917年10月初到北大时，对蔡元培、陈独秀说，他是为释迦、孔子打抱不平而来，就是反映了他的反反东方文化论的立场，而绝不是反西洋文化的主张。从今天的观点来看，“东方亦有其足为世界化而欧土将弗能外者”，是多元文化主义不可动摇的主张。

1919年夏，梁漱溟写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两章作为《唯识述义》的前录，1920年秋在北大开始讲东西文化问题，《北京大学日刊》自10月至12月分十五次连载了讲演的部分内容。1921年夏，梁漱溟在济南应邀讲东西文化问题，达四十天之久。1920年秋和1921年夏的这两次讲演的记录，在1921年10月出版为《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到1922年10月，短短一年之间，这本书就印到了五版。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开始就对西方文化作了以下描述：

我们所看见的，几乎世界上完全是西方化的世界！欧美等国完全是西方化的领域，固然不须说了。就是东方各国，凡能领受接纳西方化而又能运用的，方能使它的民族、国家站得住；凡来不及领受接纳西方化的即被西方化的强力所占领。……中国也为西方化所压迫，差不多西方化撞进门来已竟好几十年，使秉受东方化很久的中国人，也不能不改变生活，采用西方化！几乎我们现在的生活，无论精神方面、社会方面和物质方面，都充满了西方化，这是无法否认的。所以这个问题的现状，并非东方化与西方化对垒的战争，完全是西方化对于东方化绝对的胜利，绝对的压服！^[7]

梁漱溟所用的“西方化”“东方化”多指“西方文化”“东方文化”。这是要说明的。由上可知，梁漱溟看得很清楚：西方化是当今世界的趋势，顺其者昌，逆其者亡，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人，要生存，就必须采用西方化。而且中国人的生活中已经“充满了西方化”。梁漱溟既然深知“不领纳西方文化立就覆亡”，他当然不会“反对西方文化”了。

梁漱溟说，可以把“文化”理解为“一个民族生活的种种方面”，这种种方面可归为三：精神生活方面，社会生活方面，物质生活方面。从这三个方面比较东西文化，梁漱溟指出，在精神生活方面，“的确是西洋人比我们多进了一步”,“中国人比较起来，明明还在未进状态的”。在社会生活方面，“西洋比中国进步更为显然”。在物质生活方面，“东方之不及西方尤不待言”。作了这三方面的比较以后梁漱溟总结说：

由此看来，所谓文化只有此三方面，而此三方面中东方化都不及西方化，那么，东方化明明是未进的文化，而西方化是既进的文化。所谓未进的文化大可以不必提起，单采用既进的文化好了！我记得有一位常乃德先生说西方化与东方化不能相提并论，东方化之与西方化是一古一今的；是一前一后的；一是未进的，一是既进的。照我们从生活三方面观察所得的结果看来，常君这种论调是不错的。我们看东方文化和哲学，都是一成不变的，历久如一的，所有几千年后的文化和哲学，还是几千年前的文化，几千年前的哲学。^[8]

梁漱溟在这里虽或间用他人的语气，但他所引述的观点是他所认可的。以这样的观点来看，“东方化即古化”,“西方化就是新化”。东方是未进步的文化，而西方是已经进步的文化，前者不及后者，所有这些都是梁漱溟所坦然承认的。既然如此，他又怎么会反对西方文化呢？

根据梁漱溟的叙述，新文化运动前期国人对东西方文化的对比，多受这样的观点影响：西方人是征服自然，东方人是与自然融合。持这种观点的人，他举出有金子马治、杜威、北聆吉。梁漱溟颇不以此种看法为然，在他看来，此种说法虽是事实，但“对于西方化实在有很大的忽略，不配作我们所要求的答案。我们且举最容易看见的那西方社会上特异的彩色，如所谓 ‘自由’、‘平等’—— ‘德谟克拉西’的倾向——也是征服自然可以包括了的么？如果单去看他那物质上的灿烂，而蔑视社会生活的方面，又与同光间 ‘坚甲利兵’的见解有何高下呢？”^[9]

梁漱溟自己对东西文化对比的看法，产生于1918年与张申府的谈论，“我当时叙说我的意见，就是我观察西方化有两样特长，所有西方化的特长都尽于此。我对这两样东西完全承认，所以我的提倡东方化与旧头脑的拒绝西方化不同”^[10]。

请注意，他明确申明他虽然提倡东方文化，但不是拒绝西方文化，更不是反对西方文化。他所完全承认的西方文化的两个特长是什么呢？他说：“所谓两样东西是什么呢？一个便是科学的方法，一个便是人的个性申展、社会性发达。前一个是西方学术上特别的精神，后一个是西方社会上特别的精神。张君听着似乎不甚注意，但我自信甚坚，并且反觉得是独有的见解了。”^[11]梁漱溟的这个说法，在今天熟知“科学与民主”两大口号的人看来，似无稀奇。然而，我们所注意的是，据梁漱溟说，他之提出这两点，是在陈独秀的总结之前，所以他在前面的话说完后接着说：“到民国九年看见《新青年》六卷一号陈独秀君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说他们杂志同仁所有的罪案不过是拥护德赛两位先生罢了。”^[12]这表明，在1918年梁漱溟就已经看到西方文化的重要特点，并且这种看法与新青年派是一致的。尤其是他说“我对这两样东西完全承认”，完全赞成科学与民主，无怪乎艾恺认为，与文化融合派和全盘西化派相比，“梁漱溟的文化观却同陈独秀的持论更为一致”^[13]。

[1] 李石岑：《评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民铎》1922年三卷三号。

[2] 孙道升：《现代中国哲学界之解剖》, 《国闻周报》1935年十二卷四十五期。

[3] 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35页。

[4] 同上书，第138页。

[5] 《梁漱溟全集》第四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738页。

[6] 梁漱溟：《启事》,《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10月31日，又载《梁漱溟全集》第四卷，第547页。

[7] 《梁漱溟全集》第一卷，第332—333页。

[8] 《梁漱溟全集》第一卷，第340页。

[9] 《梁漱溟全集》第一卷，第347页。

[10] 同上书，第349页。

[11] 《梁漱溟全集》第一卷，第349页。

[12] 同上书，第350页。

[13] 艾恺：《最后的儒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