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进化论”目光下的“写实主义”
最初,新文学先驱者用进化的眼光看待欧洲现实主义思潮,并把它当做中国新文学发展首先必经的阶段。进化论本来与文学思潮没有什么必然联系,但自从晚清严复译介《天演论》以来,进化论成为先进知识分子宣扬振兴中国的重要思想武器,“进化之语,几成常言”[1],所以文学先驱者一开始用它来观察文学发展历史,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早在1915年,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发表《现代欧洲文艺史谭》一文,首次比较系统地介绍欧洲文艺思潮历史,其中就用进化学说去解释文学从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自然主义依次演进的过程。他在文中解释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兴起的原因时说:“十九世纪末,宇宙人生之真相,日益暴露,所谓赤裸时代,所谓揭开假面时代,喧传欧土,自古相传之旧道德旧思想旧制度,一切破坏,文学艺术亦顺此潮流由理想主义再变为写实主义(Realism)更进而为自然主义(Nuturalism)。”[2]陈独秀这篇文章的材料和基本观点都采用了法国文学史家乔治·贝利西埃(Georges Pallissier,l852—1918)的《当代文学运动》(Lemouvement Littéraire Contemporain)一书,而贝利西埃这本书是用典型的进化观点写成的,书中对欧洲19世纪现实主义持充分肯定的态度。[3]陈独秀赞赏这种观点,并用它解释中国文学,把传统文学说成是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理想主义)的阶段的文学,认为新文学发展必须首先经过一个“写实主义”的阶段。两年后,陈独秀在他那划时代的《文学革命论》中,还是用了进化的观点。他将“写实文学”与“国民文学”、“社会文学”并提,作为反对与取替旧文学的“三大主义”。虽然这些概念的内涵互相重叠,不免笼统,但看得出他的基本倾向是要“赤裸裸地抒情写世”,提倡现实主义,使文学能跟上时代,“因革命而新兴与进化”。[4]另一位文学革命的发难者胡适,在《历史的文学观念论》中,也以“世界历史进化的眼光”,断言“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学”。[5]他提出文学改良“八事”,某些提法受到过美国“意象派”宣言的启发,其主导倾向却也是接近现实主义的。这种倾向从他竭力推崇晚清暴露现实的谴责小说,也可以得到证实。他力图从近代的白话小说中寻找“写实”的因素,来与西方的现实主义小说类比,认为“唯实写今日社会之情状”,才能“成真正文学”。[6]胡适主要接受了斯宾塞庸俗的进化学说影响,主张“渐进”,“一点一滴的改良”,所以他温和的改良主义调子与陈独秀激进的“革命”论不大相同,但不可否认,他同样也是从进化论的角度注重现实主义。周作人则通过总结分析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小说发达的历史,认为只有“差不多将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思想,逐层通过”,才能最终赶上“现代世界的思潮”,而当时中国文坛“仿佛明治十七、八年时的样子”,因此有必要按日本小说进化过程,首先“提倡写实主义”。[7]从进化的角度肯定现实主义的观点,在许多其他新文学倡导者最初写的文章(如钱玄同1917年2月25日致陈独秀信,刘半农《我之文学改良观》,罗家伦《驳胡先君的中国文学改良论》等)中,也都有所表露。“五四”时期,许多以进化论解释欧洲文艺思潮变迁的外国著作译介到中国,如美国莫尔顿的《文学进化论》,日本厨川白村的《近代文学十讲》,等等,都是当时很普及的译本,其文学进化观念对中国现实主义倡导者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新文学先驱通观20世纪初西方文坛动向,明明知道现实主义已经是“过时”的思潮,但仍然极力提倡现实主义。或者自己其实倾心于新浪漫主义(现代主义),但理论上却仍然主张现实主义。这就跟他们的文学进化论认识有关。先驱者以欧洲文学思潮演变进化的过程作为参照系,来寻找、确定当时我国文学处在什么阶段和位置上。通过中西文学比较,陈独秀认为“吾国文艺,犹在古典主义理想主义时代,今后当趋向写实主义,文章以纪事为重,绘画以写生为重,庶足挽今日浮华颓败之恶风”[8]。可见先驱者一开始要从西方引进现实主义思潮,并不是盲目的,而是有针对性的,他们迫切的目标,就是反对“古典主义”,“挽今日浮华颓败之恶风”。稍后,沈雁冰也认为,我国传统文学主要是“抒情叙意”的,属于古典主义与“旧浪漫主义”范围;虽然“西洋的小说已经由浪漫主义(Romanticism)进而为写实主义(Realism)、表象主义(Symbolism)、新浪漫主义(New Romanticism),我国却还是停留在写实以前,这个又显然是步人后尘”。[9]但按照“其间进化的次序不是一步可以上天的”,所以还是该“尽量把写实派自然派的文艺先行介绍”。[10]陈、沈的这种观点在许多新文学先驱者中有代表性。虽然他们纯粹用进化论所包含的“新陈代谢”的一般规律来解释文学发展过程,以为文学进化按绝对顺序,后者优于前者,难免把复杂的文学历史现象简单化,而机械地用西方文学发展的阶段作为唯一的“模子”硬套到中国文学上,将“五四”之前的文学笼统说成是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阶段的文学,也是牵强附会的,这势必不恰当地贬低了浪漫主义,但在新文学初期,进化论确实帮助先驱者们了解世界文学发展的历史与动向,树立“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学”的革新意识,也促使他们注重欧洲的现实主义思潮,把现实主义作为中国新文学所要迈出的第一步。
问题是,“五四”新文学运动向往光明、大破大立,本质上是热情的、理想的、浪漫的运动,为什么倡导者又都比较倾向于现实主义呢?除了受上述进化论文学史观的支配外,思想革命的推动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
新文学运动并不是单纯的文学本身的变革,它是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出现的;新文学运动的倡导者几乎都一身二任,同时又是新文化运动的发难者与组织者。如《新青年》同仁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周作人、刘半农、钱玄同等人,都不是“纯文学家”,而首先是“有所为”的革命家或启蒙主义者,他们一开始就很自觉地将创建新文学与改造社会、改造国民的目标紧密联系起来。“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先驱们吸取了辛亥革命缺少思想启蒙的历史教训,随西学东渐而来的中西文化比较,又加深了他们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弱点的认识,所以和近代的梁启超等变革者比起来,更加注重“思想革命”。他们一般不再把文学直接当做政治的工具;如果说“文学革命”最终也通向“政治革命”,那么中间也还跨着一座“思想革命”的桥梁。“五四”新文学的先驱者们这一点是很高明的,他们不再指望靠文学直接煽起革命行动,而扎扎实实地把“思想革命”当做根本措施。如鲁迅在晚清曾经一度倾心于欧洲浪漫主义,而此时觉得用“摩罗派”式的高亢呐喊,不如深入剖视社会,“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11]。也正是出于思想革命的考虑,他们才强调万事从头做起,首先要正视人生现实,揭露社会黑暗的真相,特别是揭露落后的国民性,使国民从封建主义思想禁锢的黑屋子里觉醒过来。这一共同的认识,使他们在考察文学的功能与方法时,偏重于“写实”与“暴露”。他们特别提出“实写今日社会之情状”,以摒除那种“与吾阿谀夸张虚伪迂阔之国民性互为因果”的旧文学[12];主张“写出全民族的普遍的深潜的黑暗,使酣睡不愿醒的大众也会跳将起来”[13];抱着“启蒙主义”的目的,“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强调写“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14]。尽管一些新文学先驱者对于浪漫主义或新浪漫主义也是喜好的,例如,鲁迅很欣赏安特莱夫作品中的那种“象征印象气息”[15],沈雁冰认为写实主义、自然主义都不无弊端,“今后的新文学运动是新浪漫的文学”[16]。而且事实上,最初在《新青年》、《新潮》等杂志上尝试新文学的作者都曾经情不自禁地述写自己浪漫的情怀,如胡适的《鸽子》、《乐观》,李大钊的《青春》,鲁迅的《爱之神》、《桃花》,刘半农的《铁匠》,等等,都带有浪漫主义的气息。但在理论上,先驱者却又都强调以现实主义来适应思想革命的要求。
这一点,和新文学运动初期多数仍居住在国外,1921年前后才陆续回国的浪漫主义作家(以创造社为核心)是有所不同的。《新青年》同仁比创造社作家更早担负起发动思想革命的任务,也更直接腾身于对当时代表封建思想逆流的“黑幕小说”的斗争,强烈的使命感要求他们更加面对现实,浪漫的激情(即使是有利于思想革命的)就必然受到抑制。新文学运动倡导者比创造社浪漫派作家“资格”老一些,提倡现实主义得风气之先,所以在新文学初期理论上的影响也大一些。这是现实主义能成为文坛主流的一方面的原因。
[1] 鲁迅:《人之历史》,《鲁迅全集》第1卷,第8页。
[2] 陈独秀:《现代欧洲文艺史谭》,《青年杂志》1915年第1卷第3号。
[3] 参阅Bonnie S McDougall,The Introdution of Western Literary Theories into Modern China,Tokyo,1970。
[4] 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新青年》1917年第2卷第6号。
[5] 胡适:《历史的文学观念论》,《新青年》1919年第6卷第5号。
[6] 胡适:《文学改良刍议》,《新青年》1917年第2卷第5号。
[7] 周作人:《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新青年》1918年第5卷第1号。
[8] 陈独秀:《答张永言的信》,《独秀文存》第4卷。
[9] 郎损:《社会背景与创作》,《小说月报》1921年第12卷第7号。
[10] 沈雁冰:《小说新潮栏宣言》,《小说月报》1920年第11卷第1号。
[11] 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4卷,第512页。
[12] 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新青年》1917年第2卷第6号。
[13] 叶绍钧:《创作的要素》,《小说月报》1921年第12卷第7号。
[14] 鲁迅:《我怎样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4卷,第512页。
[15] 鲁迅:《〈澹澹的烟霭里〉译者附记》,《鲁迅全集》第10卷,第185页。
[16] 参见《写实小说之流弊》和《为新文学研究者进一解》。前文载《文学旬刊》1922年第54期,后文载《改造》第3卷第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