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区域发展战略理论与实践综述

（一）国外区域发展战略相关理论

针对不同国家（地区）发展基础、发展阶段、发展背景和发展实践，国内外经济学家和实际工作者通过丰富的研究和实践，总结了区域发展的相关理论，成为发展中国家（地区）推动发展的理论指导。

1. 区域非均衡发展理论

区域非均衡发展理论最具代表性的有增长极理论、循环累积因果理论、核心—边缘理论。

（1）增长极理论

1950年，法国经济学家佩鲁提出增长极理论，认为经济增长通常从一个或者数个增长中心向其他部门或者地区传导，政府应该有意识地培育某个产业或企业作为经济“增长极”，从而带动相关产业和地区经济的整体发展，并强调区域发展中的“极化作用”，主张政府或者企业通过直接投资或者引入技术的方式形成增长极，对周围区域产生极化效应与扩散效应，在空间拓扑上客观形成从点到面的区域集聚、辐射作用。

（2）循环积累因果理论

该理论由缪尔达尔在1957年出版的《经济理论和不发达地区》一书中提出，又被称为“地理上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他认为，地理上的二元经济产生的原因在于各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性，这种差距的存在是因为存在“扩散效应”和“极化效应”。经济发展初期，各地区的人均收入、工资水平和利润率都是大致相等的，且生产要素可自由流动。此时，如果某些地区由于外部因素的作用，经济增长速度快于其他地区，经济发展就会出现不平衡。这种不平衡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使地区间的经济发展、人均收入、工资水平和利润等产生差距，这种差距的产生会进而引起“累积性因果循环”，使发展快的地区发展更快，发展慢的地区发展更慢，从而逐渐增大地区间的经济差距，形成地区性的二元经济结构。

（3）核心-边缘理论

20世纪60年代，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将增长模式与各种空间系统发展相融合提出了核心-边缘理论（中心-边缘理论），拓展了佩鲁的增长极理论视角。该理论认为在经济活动的空间组织中，中心与外围地区之间存在不平等的发展关系，通常中心区通过产生极化效应与扩散效应不断强化自身经济，从而形成中心居于统治地位对边缘区的支配态势，边缘地区在发展上依赖于中心的相互依存机制。

从非均衡发展的理论主张看，在发展初始阶段，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应把有限的资本和资源优先投入到重点地区，即发展潜力大、规模经济和投资效应明显的地区，辐射带动其他区域经济的发展。同时认为，市场经济不会同情弱势区域，其发展规律必然是加大地区差距。要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必须要有政府强有力的引导，特别是在规划政策引领、空间开发管制、公共资源配置、体制机制改革等方面更好地发挥主导作用。

该理论对重庆市区域发展有一定借鉴意义，通过增长极打造，从而带动周边区域发展是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选择。目前，重庆主城片区和渝西片区仍处于要素集聚发展阶段，对渝东北和渝东南“两翼”地区辐射带动能力比较弱。因此，应遵循非均衡发展理论，进一步吸引高端人才、高端产业、重大设施、公共服务等向主城聚集，联动渝西片区，提升产业层次和城市能级，推动都市圈一体化发展。同时发挥渝西片区节点城市的传接辐射功能，增强对渝东北和渝东南片区的带动作用。同时，在渝东北、渝东南地区积极培育增长极、新增长点。此外，应更好发挥政府主导作用，推动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相结合，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2. 区域均衡发展理论

区域均衡发展理论主要包括大推进论、贫困恶性循环论、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临界最小努力理论，代表人物有罗森斯坦·罗丹、纳克斯、纳尔森、莱宾斯坦等。

（1）大推进理论

1943年，英国经济学家罗森斯坦·罗丹在《东欧和东南欧国家工业化的若干问题》一文中提出大推进理论。该理论认为资本缺乏是阻碍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关键因素，要从根本上解决发展中国家贫困落后的问题，就必须大力引进外资，走工业化发展道路。同时指出，在工业化初期，应优先把资本投向交通、能源、信息等基础设施领域，产生外部经济效益，从而推动整个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

（2）贫困恶性循环论

1953，美国发展经济学家纳克斯提出了贫困恶性循环理论。他认为，投资和储蓄能力不足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陷入低收入和低产出的恶性循环的根本原因。该理论主张采取平衡增长方式，增加储蓄的同时扩大投资，在许多行业同时进行大规模投资，形成各行业之间的相互需求，扩大市场容量，形成良好的投资氛围，就能从恶性循环中摆脱出来。

（3）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

1956年，美国经济学家纳尔逊以马尔萨斯理论为基础，解释了发展中国家存在低水平人均收入反复轮回的现象，认为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水平低下，居民储蓄少，仅能够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需要，同时死亡率高，人口增长缓慢。如果以增大投资来提高国民收入和储蓄，将会导致人口增长，从而将人均收入拉回到较低的水平，这就是不发达国家难以逾越的“低水平均衡陷阱”。同时，纳尔逊认为发展中国家必须进行大规模的投资，使投资和产出的增长超过人口的增长，才能冲出“陷阱”，实现人均收入的大幅度提高和经济增长。

（4）临界最小努力理论

1957年，美国经济学家莱宾斯坦在《经济落后与增长》一书中提出了“临界最小努力”理论。该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国民经济要摆脱贫穷落后的困境，必须保证足够高的投资率以使国民收入的增长超过人口的增长从而使人均收入水平得到明显提高，这个投资率水平即“临界最小努力”。如果提高人均收入的刺激小于临界规模，那就不能克服发展障碍，冲破低水平均衡状态。为使一国经济取得长期持续增长，就必须在一定时期受到大于临界最小规模的增长刺激。

上述理论应用在区域经济中形成了区域均衡发展理论。该理论强调，通过大规模投资推动区域间或产业间的平衡发展，同时注重有效配置稀缺资源的重要性，在市场机制失灵时，要发挥政府主导作用的必要性，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提供了一种经济发展理论模式，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该理论对重庆市区域发展有一定借鉴意义。目前，重庆集大城市、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于一体的基本市情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区域、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协调问题依然突出。特别是渝东北和渝东南地区基础设施薄弱，贫困人口较多，脱贫攻坚任务艰巨，成为制约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瓶颈。要打破这一现状，就必须加大扶贫力度，实施全面有效的投资计划，冲破其经济发展的困境与束缚，产生外在效益、规模经济效益，助推区域经济快速协调发展。与此同时，在开发建设过程中，注重生态保护，走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发展之路，将生态资源优势转为经济优势，实现生态美与百姓富有机统一。

3. 生产力布局理论

生产力布局理论是由以涅克拉索夫为代表的苏联经济地理学家提出来的，以区域布局规划为研究对象，主要研究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国家、地区、城市）生产力诸要素的空间分布与组合，其代表性理论有趋优分布理论、集聚和分散理论、指向性理论等。

（1）趋优分布理论

趋优分布理论又称优区位开发理论。该理论认为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不同区域的经济往往处于不同的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国土资源开发、各种投资活动及要素的分配应优先选择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交通便利、自然资源丰富、城镇集中、人口众多的地区进行布局。这样不仅能够尽快地取得相应的经济效益，而且也能快速地发挥其对周围区域的辐射和带动作用。

（2）集聚和分散理论

该理论强调在进行生产力分配的过程中，一定要处理好集聚和分散的关系，在生产要素集聚到一定的程度后，要合理分散，找到一个最佳的分配点。斯旺（Swann）、布瑞兹斯（Brezis）、克鲁格曼（Krugman）等人在探讨产业聚集的动态过程时指出，产业聚集一般会经历积聚、起飞、高峰、饱和等过程，如果出现新的思想或技术，原有专业化知识的正向反馈效应或者说外部性减弱，聚集收益将被拥挤成本超过，进而引发产业区位的重新选择，从而导致产业的重新布局，也即分散布局。苏联计划经济时期将均衡配置作为国内生产力配置的主要规律，而忽视生产力布局的经济效益，这种计划配置资源的不合理，造成了人力、物力资源的闲置和浪费，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计划经济体制结束后，随着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俄罗斯经济地理学提出，应改变分散型开发模式，区域政策从分散型开发向集中型开发转变，注重集聚效应，使俄联邦同各地区的利益最有效地结合。

（3）指向性理论

该理论与聚集和分散理论有着密切的关系，主要探讨影响生产力布局的因素，认为由于企业工艺及技术上的特点等原因而引起的企业区位选择的必然性，使得企业的区位选择具有明显的区域指向性。在进行区域经济布局时，生产要素和企业会按照成本最低的原则进行分配和选址，一般具有原料指向、市场指向、原料与市场双重指向、劳动力指向、港口交通运输指向、科技指向、集聚经济指向、大学及研究机构指向、生态效益指向等。

生产力布局理论对重庆市区域发展有重要借鉴意义。一方面，要遵循市场规律，使各类要素在空间、时间上得到合理利用，充分发挥其效能。另一方面，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市场的力量通常是趋向于强化区域间的不平衡，即先发优势地区会由于初始优势而发展得更快，落后地区则发展更加缓慢。为了解决这一矛盾，通常政府运用规划及产业政策，引导资源要素的空间分布与组合，从而使区域发展更加优化合理。尤其像重庆这样区域、城乡发展差距大的区域，要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更应积极引导区域生产力布局。

4. 城市群理论

城市群是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由不同等级规模的城市，依托现代化的交通和信息通信网络，建立各种各样的空间联系，形成梯次分明、分工协作、功能完善的城市紧密结合体。目前，城市群已成为国家（地区）参与国际竞争与分工的经济主体，对国家（地区）经济增长具有重大意义，也使城市群成为研究热点。有关城市群研究主要集中于空间组织演变、聚集效应分析等领域。

（1）城市群空间演化理论

城市群形成与演化理论掲示城市群形成发展的机制，主要代表理论有戈特曼的集聚-扩散理论、弗里德曼的核心-边缘理论等。戈特曼将城市群发展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城市人口和经济规模不断扩大，但各城市处于独立发展状态，城市间联系相对较弱；第二阶段城市规模持续扩大，城市数量不断增加，形成了以特大城市为核心的城市发展轴线，城市联系日益密切；第三阶段中心城市人口、经济、城市空间规模达到顶点，逐步向周边郊区拓展，初步形成大都市区；第四阶段，城市郊区化出现，并沿城市发展轴紧密相连，大都市的形态演化和功能逐步走向成熟。弗里德曼也将城市群发展分为四个阶段：工业化以前，居民点聚落自给自足，相互之间很少发生联系；工业化初期，在自然资源丰富、交通便利、人口稠密等区域，开始产生聚集经济效应，出现了点状分散的城镇；工业化的成熟时期，由简单的中心-边陲结构逐渐变为多核心结构，逐步形成一个区域性的大城市和大市场，这就是城市群的雏形；工业化后期，中心城市周边的卫星城发展较快，城市之间的经济、文化、科技联系较广，形成了一体化的网络，即城市群。

（2）城市群聚集效应理论

弗里德曼认为，聚集经济是城市群发展的重要动力源。城市聚集有利于企业共享公共产品和服务，降低交易成本，增强信息流动和知识技术外溢，密切上下游企业间的合作关系，从而获得巨大外部经济利益；有利于形成共同的劳动力市场，产生分工和专业化效应。专业化分工使城市群内的各城市根据其自身比较优势选择其主导和优势产业，使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更大范围内实现优化配置，实现城市间的分工合作，从而获得比单个城市更大的分工收益和规模效益，进而促进城市群的经济增长。

城市群相关理论对重庆市新型城镇化发展有重要借鉴意义。重庆正处于城市群形成阶段，主城与周边城市之间的经济、文化、科技联系日趋密切，正由单中心结构逐步向特大城市、网络一体化的大都市区和多核心的中小城镇群转变，并最终与成渝城市群形成一体。未来，重庆应以城市群为载体，加快完善城市职能，扩大城市职能服务范围，优化提升整个区域的产业结构，吸引更多的企业、人才、资金和技术集聚，促进不同产业之间形成网状的产业链系统，城市之间形成合理有效的专业化分工格局，实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

（二）国内有关区域发展战略理论及实践

我国区域发展理论日渐丰富，对指导我国区域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撑。

1. 新发展理念对区域发展的指导意义

（1）新发展理念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创造性地回答了新形势下我们要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如何实现发展的重大问题，是顺应时代潮流、厚植发展优势的战略抉择，是我们党关于发展理论的重大升华。在新发展理念中，创新发展居于首要位置，注重解决区域发展动力问题，发挥科技创新在全面创新中的引领作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创新，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全面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力争在基础科技领域和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取得大的突破。协调发展注重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重点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促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增强区域发展的协调性和整体性。绿色发展注重解决人与自然和谐相处问题，发挥主体功能区作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基础制度的作用，构建科学合理的城镇化格局、农业发展格局、生态安全格局、自然岸线格局，推动建立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产业体系，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开放发展注重解决内外联动问题，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协同推进战略互信、经贸合作、人文交流，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开放的全面开放新格局。共享发展注重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从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增加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优质公共服务供给，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可以说，新发展理念既抓住了制约发展的症结，又开出了解决问题的良方，为区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路径。

（2）“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党的十八大提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突破了一味追求经济增长而不注重社会生态环境改善和人民生活水平提升的发展观念，从单纯追求经济发展现代化逐步转变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全面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经济富裕、政治民主、文化繁荣、社会和谐、生态美丽的发展新阶段。经济建设方面，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着力构建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现代经济体系，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政治建设方面，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为区域发展提供制度保障。文化建设方面，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发展，为区域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社会建设方面，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在发展中补齐民生短板、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形成有效的社会治理、良好的社会秩序，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总体来讲，“五位一体”总布局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统一整体，为新时期我国区域发展实践提供了路线图。

（3）“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世情国情党情的新变化，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现代化和民族复兴、如何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重大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解群众之所困，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集中力量攻坚克难，更好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确保如期实现脱贫攻坚目标。全面深化改革着眼解决区域发展面临的深层次矛盾和体制机制弊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区域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全面依法治国着眼促进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法治化制度化规范化，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为区域发展营造公平公正的法治环境。全面从严治党，就是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以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为主线，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以坚定理想信念宗旨为根基，以调动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着力点，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为区域发展营造风清气正政治生态。总的来看，“四个全面”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促进形成合力，推动着区域经济社会健康有序地前进。

区域发展必须树立新的发展理念。“五位一体”“四个全面”是新发展理念的宏观思维和战略统领，新发展理念是“五位一体”“四个全面”实现的具体路径和战略引领，彼此之间相互联系，各有侧重，为重庆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总遵循。在具体实践中，必须完整地、系统地把握它们之间的关系，把战略思想、理念、原则贯彻落实到重庆大地上，开创重庆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局面和新境界。

2. “四化”同步发展相关理论及实践

针对全球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学术界从内涵、发展路径、评判标准等多角度对“四化”同步发展开展研究，形成了一些初步成果。

（1）“四化”同步发展内涵研究

易小光等认为“四化”同步的本质是“四化”互动，工业化是基础，城镇化是支撑，农业现代化是保障，信息化是新动力。夏金梅认为新型工业化是龙头，农业现代化是基础，新型城镇化是主平台，信息化具有渗透、覆盖和拉动作用，“四化”联动是发展的永恒动力。刘文耀等认为“四化”同步发展是一种国家现代化路径、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系统化资源配置模式，反映了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由初级到高级、由不发达到发达的动态演变的过程。李二超认为“四化”同步的关键是“四化”互动，工业化是动力，信息化是灵魂，城镇化是引领，农业现代化是基础。综合所述，“四化”同步发展本质上是通过“四化”良性互动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推动中国现代化建设。

（2）“四化”同步发展路径研究

易小光等提出以新型工业化带动产业经济规模和产业结构层次的“双提升”，吸引农村富余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就业，稳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利用新工业化带来的技术进步和新型城镇化带来的农村人口减少推动农业技术、组织形式等现代化，增强中国农业发展的横向竞争力；同时将信息化发展成果融入生产、生活各个领域，助推其他几“化”同步发展。李二超认为，推进“四化”同步关键是要进行制度创新，重点是创新城乡产权制度、创新城乡公共服务制度、创新投入制度、创新科技制度、创新人才培养制度。洪银兴认为新时代推进“四化”同步发展的着力点是补齐农业现代化这条短腿，发挥科技创新的支撑引领作用，彰显绿色发展要求，促进“四化”融合发展。杨鹏等认为通过工业化和信息化深度融合，有效带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发展，提升城镇化发展质量，形成城乡一体化、区域一体化发展格局；通过“互联网+”，有效推动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实现“四化”同步发展。

（3）四化同步发展评判标准

夏金梅认为信息化与工业化发展是否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是否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发展是否相互协调等是衡量“四化”同步发展的标准。刘文耀等认为工业化与城镇化、城镇化与信息化、农业现代化与信息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与工业化、工业化与信息化这六对关系是“四化”同步发展的核心，也是建立“四化”同步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重点和难点，评判和衡量“四化”同步发展的标准应围绕这六对关系而设计。

“四化”同步发展顺应了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规律，是解决区域经济社会结构深层次问题的重要选择，也是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和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必由之路。当前，重庆正处在统筹区域、城乡发展，推动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相互支撑、相互融合、互动发展的关键节点，应充分发挥大数据智能化引领作用，推进工业化和信息化深度融合，带动产业转型升级；以工业化和信息化引领，提升城镇化水平；大力推进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相结合，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从而实现区域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3. 主体功能区划理论及实践

主体功能区规划是指根据不同区域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密度和发展潜力，统筹谋划未来人口分布、经济布局、国土开发利用和城镇化格局，将国土空间划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确定主体功能定位，明确开发方向，控制开发强度，规范开发秩序，完善开发政策，逐步形成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相协调的空间开发格局。

从“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主体功能区概念，到2011年《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正式发布，到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快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再到党的十九大进一步提出完善主体功能区配套政策，主体功能区建设已成为落实人口、经济和资源环境相协调的国土空间开发格局的战略举措。主体功能区划是一项非常庞大的系统工程，涉及经济学、生态学、环境化学、社会人文科学等众多相关学科。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从不同研究视角对主体功能区理论基础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

樊杰认为，地域功能形成机制、区域发展分异规律、空间结构演变以及区域均衡发展等经济地理学理论是主体功能区划分的科学基础，为国土利用、人口分布、城镇建设、产业发展、生态保护有序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主体功能区规划坚持因地制宜的基本原则，科学识别地域功能，构筑有序的区域发展格局。陆大道等认为，主体功能区划本质是一种区域空间规划，“点—轴系统”理论、“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双核结构”理论、“城市区域”理论可作为主体功能区划的理论基础。

从现有研究看，多数学者认可空间有序性法则理论、科学发展观、生态经济理论、地域分异理论、协调发展理论、区域空间结构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等为主体功能区划的理论基础。在这些理论中，空间有序性法则是地域主体功能区划的主旨所在，科学发展观是主体功能区划的主要理论，生态经济理论引导其主体功能定位，地域分异理论有助于其区域类型辨别，协调发展理论和区域空间结构理论促进其空间协调，可持续发展理论是指导其发展的战略理论。

主体功能区划理论是在研究总结西方空间规划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地域环境复杂的基本国情，提出的新理论，旨在通过主体功能定位，规范约束地方政府行为，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相协调，实现区域特色化、差异化发展。重庆属于一个有着中等偏小省份国土面积的直辖市，国土空间构成特性利用较为复杂，既作为国家中心城市，属于国家重点开发区域，同时又地处长江上游和三峡库区，生态环境脆弱，肩负着构筑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保护国家淡水资源战略库的历史重任。因此，重庆应严格按照主体功能区定位，优化完善区域生产力布局和城市（镇）布局，实现区域发展整体最优化。

4. 我国区域发展战略理论及实践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区域发展战略先后经历了区域均衡发展战略1.0时代、非均衡发展战略2.0时代、统筹协调发展战略3.0时代和协同发展战略4.0时代，进行了一系列实践及理论探索，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

（1）区域均衡发展战略实践及理论探索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改变旧中国工业分布极不平衡的状况，同时根据当时大的国际环境备战的实际和边防安全的需要，开始实施重点发展内地，推进区域均衡发展战略，形成沿海和内地两大经济地带。“一五”计划时期，中央大力投资发展东北地区，形成了以沈阳、长春、哈尔滨等城市为代表的东北老工业基地。“三线建设”时期，中央对国家工业布局进行了大调整，将东部沿海及东北地区的部分工业转移到中西部地区，并进行了大规模的投资，形成了重庆、昆明、成都、西安、贵阳、兰州等十几个新兴工业基地，基本实现了均衡发展的战略目标。但当时出于备战考虑，工业多布局在比较隐蔽的地方，对经济性方面的考虑较少。

（2）非均衡发展战略实践及理论探索

改革开放后，中央对区域均衡发展战略进行了深刻反思与总结，重新探讨沿海与内地的关系问题，提出了“两个大局”的战略构想，即优先发展经济基础和区位较好的东部沿海地区，待东部地区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再有序地发展中西部落后地区，逐步缩小沿海与内地之间的差距，实现国民经济共同发展和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改革开放初期，在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推动下，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迅猛发展，国家经济整体实力显著提升。但这一战略主要关注效率，对地区发展的公平性重视不够，导致东西部之间的发展差距不断拉大。

（3）统筹协调发展战略实践及理论探索

新世纪初期，为了解决日益严重的区域发展失衡问题，国家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区域统筹协调发展战略思想，并逐步推出了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等国家级发展战略。在此战略的指导下，各地因地制宜、各展所长、优势互补，资源配置更加合理，生产力布局进一步优化，区域和城乡发展差距持续扩大的趋势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基本形成了“东部领先、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的统筹协调发展格局。统筹协调发展战略重新阐释了效率与公平的问题，有力保证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稳定发展。

（4）协同发展战略实践及理论探索

党的十八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区域间无序竞争、同质化发展等问题凸显，加之国内产能过剩和全球经济发展放缓等问题交织在一起，迫切需要新战略引领和解决新时期出现的新问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视角，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及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同时加大老、少、边、穷地区的扶贫开发力度，形成了提质增效兼顾公平的协同发展战略思想。该战略思想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从内到外找到促进区域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突破口；以合作共赢为基础，统筹双边、多边、区域次区域开放合作，开拓区域发展的国际视野，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新格局。

70年来，我国区域发展战略经历了从“实践—认识—实践”不断深化的过程，最终形成了符合中国国情和发展阶段的区域发展战略理论和成功案例，为我国推进全面小康，迈向现代化产业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提供了宝贵的实践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