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研究方法

一、研究背景

2015年两会期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互联网＋”行动计划，2015年7月国务院正式发布了《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该文件指出，“互联网＋”是把互联网的创新成果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推动技术进步、效率提升和组织变革，提升实体经济创新力和生产力，形成更广泛的以互联网为基础设施和创新要素的经济社会发展新形态，为积极推动“互联网＋”发展，中央政府相继发布了一系列政策文件。“互联网＋”作为一个新兴名词，其出现具有鲜明的时代背景，以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和物联网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撑，不论是传统行业还是新兴行业，都在实现着与互联网的融合创新，信息经济、互联网经济已经成为衡量一国综合实力的重要风向标，因此，以促进“互联网＋”为核心政策目标的一系列相关政策的出台对于互联网经济的发展方向、发展方式、发展路径具有重要意义，而政策工具又是政策执行的重要手段，“互联网＋”政策工具的研究对于了解我国“互联网＋”政策的议题、领域以及执行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同时又对互联网相关产业的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二、“互联网＋”政策文本的样本选择及分析方法

（一）样本选择

本文所选取的“互联网＋”政策文本主要从中央政策相关部委网站搜集，均来源于公开的资料，由于2015年是中国全功能接入互联网的第21年以及2015年7月国务院正式发布了《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因此我们选取了2015年全年中央级政府部门发布的和互联网有关的所有政策作为研究对象，有效政策样本24份。具体如表3-1所示。

表3-1　中央级“互联网＋”政策文本表

续表

（二）拟分析的问题及分析步骤

本文重点探讨以下四个问题：一是这些政策采用了哪些政策工具？各自应用于哪些领域？不同类型的政策工具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内在关系？二是这些政策工具的选择途径是什么？有什么特征？三是不同政策工具之间是否存在组合现象？政策工具组合的政策意义何在？四是运用已有的分析框架来剖析“互联网＋”政策工具是否合理，并为未来政策发展提供参考借鉴。

本文的分析步骤如下：首先，选择中央级政府“互联网＋”政策文本作为内容分析样本，再根据政策工具理论制定分析框架。其次，将各个政策文本中的政策工具内容进行编码以定义单元，把符合框架的政策编号归入分析框架中进行频数统计，运用相关数据分析软件对政策工具分布的领域及频率，政策工具间的关系、组合情况分析，最后在量化分析的基础上剖析中国“互联网＋”政策在政策工具选择、组合中所具有的特征。

（三）分析框架

政策工具是政府能够用以实现特定政策目标的一系列机制、手段和方法技术，它是政策目标和政策结果之间的纽带和桥梁。从生产力的角度来讲，作为生产工具的政策工具是衡量政府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政策执行作为一种动态过程，就其本质而言就是在特定政策环境下针对特定政策问题而对特定政策工具进行选择的过程。

Rothwell和Zegveld将基本政策工具分为供给、环境和需求三种类型⁽¹⁾。其中，供给型和需求型政策工具对各行业实现“互联网＋”起直接推动或拉动作用，相较而言，环境型政策工具起间接的影响作用。如图3-1所示。

图3-1　政策工具对“互联网＋”的作用方法

供给型的政策工具主要表现为政策对“互联网＋”的推动力，指政府通过对信息、技术、资金、政策等的支持直接扩大供给，改善“互联网＋”相关要素供给。供给型政策工具可细分为基础设施建设、财税金融和政策扶持。

需求型政策工具指政府通过采购与投资购买等措施减少市场的不确定性，积极开拓并稳定与“互联网＋”相关的市场，扩大相关产品的需求，推动相关产业发展。需求型政策工具包括投资并购和政府购买等。

环境型政策工具表现为政府通过营造有利于“互联网＋”发展的环境来促进各产业与互联网相融合，具体包括制定规划、完善法律法规、人才培养，简政放权，加强市场监管、促进通关便利化和国际合作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