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2 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传统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是建立在对发达国家跨国公司考察和基础上的产物,海默的垄断优势论无疑开创了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研究的先河。同时发展中国家历来都扮演资本输入国的角色,对外直接投资不过是一种偶然的或个别的现象。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对外直接投资陆续增多,在世界直接投资中的占比也逐年增加,进而衍生出不少解读这些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学术界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影响因素、进入模式以及发展演进等问题多方面地给予解释,形成了许多有影响力的理论。借鉴这些理论研究,对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及其相关问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2.2.1 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早期对发达国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解释,主要聚焦跨国公司在从事国际生产经营活动时,为什么会选择OFDI而非许可证安排或贸易方式。传统的OFDI理论认为,跨国公司所拥有的知识、管理以及营销等资产存在公共产品的特性,许可证安排或贸易方式容易造成外部性,导致企业收益率下降,但这显然无法对跨国企业实施内部化生产等其他现象给出合理解释。为了说明上述问题,早期理论又将市场不完美和交易成本等纳入假设条件,使直接投资理论更加丰富多彩。
(1)垄断优势理论
美国学者Hymer(1960)在《国内企业的国际化经营: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一文中提出,跨国企业选择OFDI方式而非其他开展国际化生产经营,主要原因在于企业借助其品牌、产品异质、销售技能、特有资源以及规模和范围经济等形成的垄断优势或独特优势,可以获取无形资产的最大化收益(50)。
在海默垄断优势论的基础上,如Kindleberger等进行了丰富和完善。之后,学者还就垄断优势的源泉给予补充和拓展,如产品差异论(Caves,1971)(51)、占有能力论(Johanson,1977)(52)以及寡占反应论(Knickerbocker,1973)(53)等。值得一提的是,寡占反应论借用博弈论分析了寡头企业间的交叉投资问题,并产生了威胁交换论与投资成批性思想。
垄断优势论突破了用国际贸易理论中稀缺资源可移动程度和国际分工解释国公司的局限,且其关于市场不完美的假设更接近现实,解释力更强。但其局限性也很明显。其一,按照该理论,只有那些拥有垄断优势的跨国公司才能进行OFDI,而缺乏垄断优势的企业则被排除在外。这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具备垄断优势的后发国家企业也在实施OFDI相悖。其二,这一理论并没有对产品实施技术转让、贸易还是OFDI的适用条件给出具体说明。
垄断优势或特有优势的形成绝非一朝一夕,这需要一个长期、动态的积累过程,中国企业在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后,也应在国际化生产经营中有意识地、逐步地培养起自身的垄断优势。
(2)内部化理论
由于垄断优势理论在解析OFDI行为中存在不足,部分学者开始另辟蹊径尝试从其他视角探索OFDI问题。英国的Buckley和Casson(1976)及加拿大的Rugman(1981)以科斯的交易费用论和市场不完全为基础提出内部化理论。该理论指出,市场不完美会诱发高的交易成本,企业如果将生产所需的原材料、中间品等与上游企业合作,能廉价地获取而不必使用外部市场达成交易时,便可以将上游产业的供应链进行内部化,以降低交易成本,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
内部化理论的实质是科斯企业理论的实践和拓展,该理论不再单纯强调企业经营中的垄断优势,而关注的是企业借助OFDI将其优势进行内部化的能力,对战后跨国企业的动态变化也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但该理论也存在一些缺陷。例如,对国际经济环境变化的考虑不足;仅对OFDI的动因给出部分解释,对跨国企业的区位投向和布局等问题分析不足。
企业规模与交易成本具有负相关性,规模小则内部市场小,进而交易成本高。中国企业借助OFDI与政府支持培育出规模经济,以扩大企业内部市场,从而实现交易成本的节约。
(3)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Vernon(1966)研究发现,产品生产具有阶段性经济特征,所以任何国家或地区都能够根据自身要素资源进行生产并参与国际化分工。该理论指出可以将产品生产划分成产品创新、成熟与标准化三个阶段,依据产品生产的阶段性特点并结合垄断优势、区位因素等竞争条件,企业做出国际分工的决策,进而形成对外直接投资方式。
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在解释,如美国等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时机和区位选择等问题时比较成功,但也存在不足之处:一是对跨国企业在境外的非标准化产品生产现象不能给出合理的解释;二是该理论仅考察了最终产品市场,对资源开采及技术开发型等直接投资活动解释力不足;三是这一理论对发展中国家的OFDI行为也无法给出合理的解读。
中国企业在实施跨国直接投资战略时,必须清楚产品在生命周期中的位置,以便采取有针对性的对外直接投资决策。
(4)寡头垄断决定理论
Knickerbocker(1973)基于寡头垄断竞争假设提出该理论,他认为个别企业的OFDI行为会诱发对手企业集体的OFDI行为,原因在于寡头企业要保持相应的市场份额。在垄断竞争或寡头市场的条件下,任何厂商都必须高度重视对手的OFDI等生产经营活动,该观点得到了Flowers(1975)的论证。同样,Kreinin(1999)在分析日本企业的对外投资后指出,企业采取OFDI形式进行境外投资,对手企业为保持市场份额的稳定往往也会采取同样的投资方式。尽管该理论指出了竞争企业采取OFDI的动机,但并没有对企业初始的OFDI动机给出答案。事实上,寡头企业是否会采取OFDI战略不仅要考察竞争企业的策略,同时还要兼顾OFDI的影响因素。
(5)比较优势理论
Kojima(1978)在H-O要素禀赋理论的基础上,通过考察日本企业的OFDI后提出了比较优势投资理论,即边际产业扩张理论或“小岛清假说”。该理论综合了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思想,其核心是:本国将处于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转移至国外,而这些产业应为东道国具有或潜在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投资与贸易形成互补、相得益彰,更有助于推动两国经济贸易的发展。
比较优势理论从宏观和动态的视角成功地解释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的OFDI现象,但伴随国际经济环境和产业发展的演变,其理论局限性开始显现:一是该理论仅适用于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以垂直分工为基础的OFDI;二是按照该理论,发展中国家只能被动地接受来自发达国家的比较劣势产业,而无法依据自身比较优势进行产业创新,这显然与发展中国家的现状相悖;三是该理论的出发点是以投资国宏观经济及产业的发展为背景,投资属于国家宏观行为并非企业行为,这有悖于跨国企业的微观行为动机。
通过OFDI将我国的比较劣势产业输出境外,这有助于借助国际化的资源、技术以及市场等优势推动国内产业调整和升级。值得一提的是,在企业OFDI的区位选择上,要充分考虑那些与国内经济条件、技术水平等相接近的国家,以便更大限度地发挥所转移产业的比较优势。
(6)国际生产折中理论
以上理论都是根据某国特定背景提出的,其解释力和研究结论缺乏普适性。为此,邓宁(1977)在综合垄断优势理论、内部化理论及区位理论等基础上提出国际生产折中理论,首次将企业微观和宏观国家的研究进行融合,被称为一般性的投资理论,也称“OIL”模式(54)。企业要实施OFDI必须具备三种优势,也就是所谓的所有权优势(Ownership)、内部化优势(Internalization)和区位优势(Location)。三种优势的不同组合决定了企业国际化方式的选择:出口、技术转让还是对外直接投资(见表2-2)。邓宁认为,所有权优势与内部化优势是跨国公司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基本前提,而区位优势则是充分条件。只有三者同时拥有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才能赢得成功,三种优势影响企业OFDI的流向、决策及动机等问题。
表2-2 企业国际化生产经营方式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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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邓宁(1981)。
折中理论回答了三个层面的问题:一是什么样的企业才能够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二是市场交易成本制约了企业知识产权的外在契约式贸易;三是考量了东道国的综合比较优势,指出跨国企业在何地发挥其OFDI区位优势。
从总体上讲,折中理论吸收了先前跨国公司理论研究中的“营养”部分,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和决定因素给予了较全面的解读,使其成为被普遍接受的直接投资决策参考准则。此外,该理论还对贸易、技术转让和直接投资三种国际生产经营活动发生以及转化的条件进行了说明,但该理论也存在一些瑕疵,如将三种优势的地位不分逐次地进行等同,且对三者间的关系也没给出解析;无法对发展中国家缺乏三种优势的企业所出现的OFDI现象给出合理的解答。
2.2.2 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发展中国家经济的迅速发展,其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持续增加,并成为世界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组成。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不仅向发达国家进行投资,而且在与发达国家企业竞争中还占据优势。传统的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理论无法对这些现象给出合理解释,只能从发展中国家自身现有的理论中寻找答案。学者们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并在归纳和总结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不少有价值和影响力的理论,现将部分典型理论概述如下。
2.2.2.1 折中理论视野下的对外直接投资
传统的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理论指出,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基础也是某种独特的比较优势,这与发达国家企业跨国投资的本质相同,只不过在来源和形式上存在差异。发展中国家企业的优势主要源自,如小规模生产、劳动密集型且灵活性的工艺等独有特点。根据投资地市场和生产条件,学习、模仿和改造国外的设计和技术能力,以及对缺乏透明度的政策法规、不确定的经济发展和柔弱的市场制度环境的适应。
(1)小规模生产理论
1977年,美国学者维尔斯在《发展中国家企业国际化》中初次提出小规模技术理论,并在1983年发行的《第三世界跨国企业》中借鉴生命周期理论和折中理论系统阐述了发展中国家企业直接投资优势的来源。一般来讲,发展中国家的市场规模较小,其生产更多地采取小规模方式和劳动密集型技术,这种市场和技术特点较发达国家企业更具所有权优势。就这种小规模技术产品生产而言,各发展中国家所处的产品周期阶段不同,那么处在早期阶段的那些国家就能够向处于后期阶段的国家进行投资,以保持市场稳定的份额。
小规模生产理论从生产方式和市场特征的视角解释了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竞争的优势来源。这些优势不是发达国家所谓的先进技术、精密管理、规模和范围经济等,而是源自小规模和劳动密集型的灵活性生产(55)。正是这种小规模生产与发展中国家市场特点的匹配,促成了跨国企业的竞争优势,这为那些管理和技术不够先进、生产经营和规模不够大的小企业的国际化提供了理论参考。当然,该理论也存在一定的缺陷,如无法解释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的高技术生产,小规模生产技术可能会使企业陷入国际生产边缘化和产品生命周期末端化的境地。
尽管我国中小企业普遍存在生产规模小、技术落后和市场范围窄等问题,但借助其小规模、低成本和易创新等优势是可以开展跨国直接投资的,政府应给予适当的鼓励和帮扶。宓红(2003)采用该理论说明浙江民营企业在国际化进程中的竞争优势,并强调其应该充分发挥这些优势,以占领海外市场(56)。类似地,胡日东等(2006)以该理论解释了福建民营企业跨境直接投资中的竞争优势,尤其是以杂项制品为主导的技术含量较低的劳动密集性产业,如服装纺织业、鞋业、食品以及玩具等产业(57)。
(2)技术地方化理论
拉奥(1983)在《新跨国公司:第三世界企业发展》中论述了技术地方化理论的思想。他认为,发展中国家技术优势的形成不是对发达国家技术的简单模仿或复制,而是经历由学习、消化、吸收到创新发展的过程,这是发展中国家所有权优势的来源。具体来讲,这些竞争优势呈现出,如较少利用专有设备,可使用当地低层次的投入品乃至替代品;子公司专业化程度不高,能降低对当地市场规模经济的要求;采用的设备专业化低且通用性高,产品能够结合当地商业环境与市场的变化做出灵活性调整。
Tolentino(1993)以产品生命周期论和技术地方化论为基础,指出OFDI是发展中国家企业借助技术模仿创新与改造基础上专有优势的选择(58)。这些优势主要有:结合本国生产和市场条件模仿并改造创新技术的能力,在低程度专有技术和低层次研发层面更新发达国家的生产线,采用现代化工艺改进传统技术和落后技术。虽然内化在机器上的技术可编码,但是操控机器设备的方法与通过“边干边学”获取的经验却是不可编码的,技术模仿和创新无关专利和商标,而是隐匿于工人自身的经验和技能中,这为发展中跨国企业借助OFDI内部化学习、模仿和创新技术提供了空间和平台。科玛则强调,发展中国家企业还具有一些特定的所有权优势,如部分企业通过节俭工程等形式获利,从而可以生产各类低成本的产品;一些企业开发的管理技能可在不同文化的子公司间使用等。
我国企业在开展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对此也应给予高度重视,积极主动地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并根据自身优势进行改造和创新升级,以促成特有优势的形成,提升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3)制度适应性理论
除灵活性生产、廉价资源和低劳动力价格外,发展中跨国企业还具有一些与本国经济、政治及社会制度等相关的优势。因发展中国家在各制度层面存在缺陷,如市场机制不健全,特别是资本市场的发展相对滞后;法制不完善、不健全,且现有的法律与制度执行力不足;政策透明度差,部分行业存在严重垄断;经济调控力不足,应对风险的能力较差等。尽管有保险能降低投资者的部分损失,但保险合同并不能涵盖所有风险。在这样的环境下,发展中国家企业练就了适应不确定、不透明与弱市场竞争等条件的本领,这是发达国家跨国企业所不具备的。
此外,种族特有知识也是一种竞争优势。发展中跨国企业初期的直接投资往往在与本国文化背景接近的国家或地区,或与母国存在紧密关联的少数人群及家族间展开。那么利用这层关系,新进投资者就能顺利地在东道国获取商机,这不仅节省了信息搜寻成本和市场进入成本,而且降低了部分投资风险(Riemnes,1989)。同时,种族特有的生产工艺及产品信息还促成了企业的垄断优势,增强了企业竞争力,因为这些产品仅在种族内流通。
2.2.2.2 生产关系与对外直接投资
与发达国家企业相比,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并不具备强大的比较优势,但借助与境外企业合作或合资等,同样也能获得所需的知识与技能。全球生产网络的扩展和延伸,让这些企业与境外企业在相互协作中达到资源共享,以促进生产能力和竞争能力的大幅提升。
(1)内向国际化理论
企业在本国的投资也是本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个驱动因素。小泽辉智(1992)指出,发展中国家的OFDI活动是比较优势的积累和动态化的结果。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呈现出阶梯形结构特点,借助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发展中国家不仅获取了知识和技能,提升了竞争优势,同时还逐渐从受资国转变成投资国。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的动态化与直接投资的不同阶段相对应:第一阶段,发展中国家为直接投资输入国,对外直接投资为零;第二阶段,伴随比较优势的提升,开始出现对外直接投资;第三阶段,由劳动密集型OFDI向技术密集型OFDI转化;第四阶段,本国是资本密集型OFDI的输出国,同时也是资本密集型OFDI的输入国。
诸多研究指出,境外企业的并购以及与本国企业的合作或合资,不仅有助于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的形成,且其输出的知识、技能以及经营管理等优势,更弥补了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劣势,促进了跨国企业竞争力的提升,进而为开展境外直接投资提供了可能(Korhonen,1994;Matthews,2002等)。
(2)LLL理论
与OIL范式相似,资源基础论将企业所有权优势界定为参与国际竞争过程中使用的优质企业资源(如管理能力、独特资源)。该理论认为,跨国企业的成功与专有资源的使用,以及高效整合专有知识相关(Madhok,1997)(59)。后发国家因研发投入不足等造成与发达国家的技术落差,为实现技术追赶,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借助组织革新而非技术革新实现国际化。
Mathews(2006)在资源基础论上指出,发展中国家企业国际化的动因在于获取技术、资本以及品牌等战略性资源,并将此界定为LLL范式,即联系(Linkage)、杠杆(Leverage)和学习(Learning)(60)。该范式认为,发展中国家企业可以首先通过与发达国家企业进行合资或联盟搭建联系以获取优质资源,其次再对资源进行杠杆化使用,并通过不断试验和学习来完善企业战略,循环积累以促进资源的高效利用。
表2-3对OIL范式与LLL范式作了对比分析。从中可见,LLL范式更倾向于从动态化的视角研究新兴经济体的跨国直接投资。按照该理论,即便资源缺乏和竞争优势不明显,企业也仍可依托全球化的机遇构建外部联系,并利用杠杆化效应反复学习以获取各类型的资源,以此在经营、管理、技术以及国际化知识等方面积累经验,提升企业国际化竞争力。Luo(2007)的跳板论(61)、维特(2007)的制度主义逃避论等思想均认为,生产和发展驱使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必须对外部环境做出灵活反应,包括嵌入国外的商业体系和制度环境(62)。
表2-3 OIL范式与LLL范式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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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Mathews(2006).
这一理论较传统OIL范式更为全面地解释了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相对于先发国家的垄断优势,后发国家的优势主要来源于组织学习。所有权优势不过是一定规模的跨国企业的战略目标或动机,而非对外直接投资的条件。从这个视角来看,新兴经济体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目的是寻求资产而非利用资产。
2.2.2.3 政府扶持与对外直接投资
对外直接投资并不单纯是企业行为,政府的干预也至关重要。东道国的优惠引资政策、互惠贸易安排以及投资促进协议等,拉动了发展中国的直接投资,而母国的优惠贷款、财政补贴、投资保险以及对外经济合作与交流等形式也推动了企业“走出去”。
(1)国家专用优势
尽管国家优势论是研究跨国企业活动的一种视角,但“菱形模型”并没有重视政府的作用。实际上,政府对跨国企业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影响。Rugman(2003)认为,国家专有优势与公司专有优势对企业国际化都存在重要作用(63)。为赢得战略机遇,跨国企业采用了国家专有优势与企业专有优势相结合的战略。
从某种意义上讲,在国际化竞争中跨国企业竞争优势是以国家专有优势为基础的,如最基础的专有优势来自自然资源、劳动力特性以及经济和文化因素或特定情况下某一有吸引力的品牌(Porter,1990)(64)。Child和Rodrigues(2005)指出,国家专有优势还包含借助合资、特许以及OEM等形式吸引FDI的政府决策,海外并购所需外汇、低成本融资及对外经济交流与合作等,这些专有优势部分降低了跨国企业直接投资的劣势。当然,国家专有优势也包括推进企业自主创新的政策,如激励企业学习与使用更高效的组织形式,强化企业并购海外资产的能力,推动母国技术研发、创新和使用等(65)。此外,部分国家还出台一系列相关措施,如财政补贴、优惠贷款以及投资担保等鼓励企业“走出去”,这些举措降低了投资成本,分散了企业风险,增加了投资效益。
(2)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
上述理论主要阐述了发展中国家企业的直接投资只能流向更低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且分布以资源或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但实际上,它们却在技术与服务等密集型产业进行直接投资,与发达国家企业竞争并占据重要位置。据此,经济学者们研究认为,母国专有优势对企业直接投资至关重要,因此东道国政府的专有优势其作用不容忽视。对这两种专有优势,学者们更将其细分为OFDI的直接诱发要素(如资本、技术、劳动以及信息等基本生产要素)与间接诱发要素(如政府政策、法律法规等)。
该理论的核心思想是:各类形式的直接投资均是两种诱发要素的不同组合。直接诱发要素是企业直接投资的内在推力,通过母国和东道国对外劳动力、技术、资本等要素的利用,达到优势互补;间接诱发要素是企业直接投资的外在拉力,目的是充分利用母国和东道国优惠的政策环境。该理论的创新在于强调间接诱发要素对国际直接投资的重要影响,从新的视角揭示了OFDI的条件和动因。
2.2.3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国内对直接投资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投资现状和趋势分析,如考察投资动因、方式、区位以及行业流向等;二是对中国直接投资阶段与投资发展周期论相对应,以判断具体位置。此外,在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研究层面,学者们也作了有意义和有价值的探索,个别理论还提出了相应模型。
(1)二阶段理论
吴彬等(1997)在解释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投资问题时提出了二阶段理论(66)。他认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旨在实现收益(如营销技能、管理经验等)最大化而非利润最大化。一般来讲,跨国企业所经营资源的水平在国际上的地位差异推动了直接投资。倘若母国企业经营资源的水平较之东道国企业的高,或处于比较优势状态,那么,母国企业将以攫取利润为目标;反之,若母国企业经营资源的水平落后于东道国企业,或处于比较劣势状态,那么母国企业将以学习和积累经验为主。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讲,对外直接投资一般会遵循这样的逻辑:起始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旨在积累经验,即阶段一;当经验积累到一定层次后,再进行以攫取利润为主的直接投资,即阶段二。这有助于回答为何一些企业对外投资出现亏损现象,但还依旧坚持资本追加等问题,这可能企业更多的是出于积累和搜寻竞争优势等的综合考虑。
二阶段论从新的视角拓展了对直接投资的动机,并对跨国企业直接投资进行了动态化,对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部分直接投资问题给出了合理解释,该理论不仅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同样也适用于一些发达国家。但这一理论仍是比较优势思想的扩展和延伸,并没有形成独立的分析框架,且对经济环境变化等条件重视不足。
(2)技术累积和竞争策略论
冼国明等(1998)在邓宁(1993)的OIL框架下,将坎特维尔(1991)的技术累积论及博弈论知识纳入分析框架,提出技术累积及竞争策略理论,并将发展中国家的对外投资划分成两类:学习型直接投资和竞争策略型直接投资。这一理论对发展中国家的逆向投资以及交叉投资做出了合理解读(67)。该理论指出,发展中国家通过前期学习型直接投资逐步积累起资本、技术以及管理等竞争优势,进一步借助后期竞争策略型直接投资以巩固市场份额和OIL优势。两种投资形式相互补充、相得益彰。此外,理论还强调了技术积累对企业直接投资的重要性,并认为直接投资是企业主动适应市场变化并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反映。
从某种意义上来看,技术累积及竞争策略论均是二阶段理论的拓展。其解释了企业在不同投资时期应采取差异化的策略,这对指导直接投资实践具有现实意义。但该理论仅考察了两种类型的直接投资,对早期发展中国家资源导向型的直接投资缺乏解释力。此外,该理论还指出政府扶持政策会提升企业的竞争优势,但实际上却是企业借助国家资源进行寻租,造成资源错配而降低了经济运行效率。
(3)综合优势理论
按照主流投资思想,中国企业因缺乏突出比较优势而无法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但现实的情况是本国企业正开展各类型的直接投资。针对这些问题,学者从综合优势的视角给予了解读。孙建中(2000,2002)指出,经济发展和实力积累是直接投资的关键,综合优势仅是直接投资的必备条件。事实上,每个国家不同的发展阶段都具有不同的优势,如中国可能在部分行业缺乏比较优势,但其或存在综合优势,依然具备直接投资潜力和能力(68)。欧阳峣(2006,2009)则进一步发展了综合优势论,提出了大国综合优势论。他认为中国存在技术多元化、经济多元化以及区域多元化等现象,那么在开展直接投资中会出现主体多元化、动因多元化以及产业多元化等特征,进而促成大国综合优势。那么中国企业在这种多元格局战略之间相互促动、相互影响,从而形成整合性竞争优势,取得综合收益(69)。
(4)五阶段周期理论
冯雁秋(2000)以五阶段周期论考察企业的直接投资(70)。她认为,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可划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跨国投资起步阶段。因我国被锁定在国际分工低端,此时学习型与优势型境外投资较少;第二阶段,经济发展促成比较优势产业建立,优势型跨国投资增加。同时,学习型跨国产业也初步形成,两种投资格局出现;第三阶段,伴随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如纺织等沦为边际产业),优势型跨国投资快速增长,学习型跨国投资也逐步增强,跨国投资达到鼎盛时期;第四阶段,随着边际产业输出以及升级产业的优势建立,优势型跨境投资下降,学习型跨国投资持续增强;第五阶段,边际产业输出告终,新优势产业构建,学习型跨国投资骤减,伴随产业输出境外直接投资周期告终,新一轮的跨国直接投资出现,循环往复。两类型投资各具特色,优势型跨国投资是以利用局部优势、边际产业输出和推动母国产业升级为目标对低经济发展水平国家的投资,而学习型跨国投资则旨在获取先发国家技术与经营管理经验,促进母国产业转型升级和创造新的竞争力为动机,对高经济发展层次国家的投资。
(5)跨国投资门槛论
楚建波(2003)提出了跨国投资门槛论(71)。他将传统直接投资理论中所忽视的,如技术进步、制度创新及全球化等因素纳入分析框架,认为发展中国家企业的直接投资是由投资能力和投资门槛共同决定的。只有跨国企业的条件达到和超越投资的最低门槛时才能开展境外投资,企业通过技术进步、管理提升以及制度创新等努力是可以跨越这些门槛的。
门槛理论依据企业投资动机将对外直接投资划分成三种类型:一是利润寻求型OFDI,旨在获取高额经济利润,需要企业具备较高的垄断优势及投资能力,对应的投资门槛也较高,如成本导向、效率寻求型OFDI。二是资源开采型OFDI,旨在获取自然资源,对企业技术要求不高,且因与国家战略相一致,易得到政府的扶持,这类投资多由国有企业主导,对应的门槛不高。三是优势寻求型OFDI,旨在通过赢得管理经验、先进技术以及营销技巧等,来提升企业的竞争优势。这类投资关注的是长期竞争优势而非短期利润回报,不需要企业具备特别突出的垄断优势,投资门槛也低得多。
尽管该理论解释了缺乏优势企业对外投资的部分动因,也提出了不同类型投资的最低门槛,但并没有提出具体的投资门槛准则,对其影响因素和变化趋向等问题也有待进一步研究和说明。
事实上,任何理论都有其形成的背景。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亦是如此,它源于世界各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迅猛发展,为解读不同国家或地区各类型的直接投资而产生,并适用于指导投资实践。早期的跨国直接投资理论主要以发达国家为考察对象,伴随经济发展和企业国际化能力的提升,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在世界投资中的比重稳步提升,面对这些后发国家的直接投资理论不断出现,这让我们对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同时陆续出现的跨国投资新问题、新现象和新特征,也促使我们只有不断地对传统投资理论进行修正、拓展和完善,才能对这些新变化做出清晰和合理的解答。
综上可见,以上理论并非是完美无瑕,其要么适用于某些特定国家,要么针对直接投资的某些方面,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如垄断优势论对发达国家间的双向投资无法给出合理答案;内部化理论不能诠释跨境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小规模技术理论忽视了后发国家的模仿、学习和创新,过分地强调了先行国家的先进技术对后发国家的牵引;折中理论也尚存瑕疵,如没有对三种优势(OIL)间的内在关联做出说明与交代。由此可见,在跨国直接投资理论层面上需要深入探讨和系统研究的问题还很多,未来的路还很长。
上述理论无论植根于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的“土壤”,其都是在特定背景下对某一或某些类型对外投资活动规律的总结。这些成果在指导跨国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都具有科学和合理的成分,以及相当程度的解释力。然而,并没有理论能成为所有国家或地区跨国投资的普遍准则,可见这些理论也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因此,后续探索和研究应在借鉴前人成果合理内核的基础上,结合国情提出适用于指导母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科学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