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014年在中国特殊教育发展史上，很可能成为里程碑式的一年。这一年，颁布了教育部等七部委制定的《特殊教育提升计划（2014—2016年）》。这份文件对近几年中国特殊教育发展产生了巨大的积极影响，甚至可以说开启了中国特殊教育发展的新阶段。

首先，它确定了全面推行融合教育为特殊教育发展方向。在此之前，我国各级政府尽管一直在推广随班就读，但是从未有文件如此明确提出，“全面推进全纳教育，使每一个残疾孩子都能接受合适的教育”。随后，教育部在2016年颁布了《普通学校特殊教育资源教室建设指南》，这份文件有效地指导了各地普通学校规范建设资源教室，从而为随班就读学生提供有针对性的教育服务，为我国开展融合教育提供了具体可操作的改革事项。2017年颁布的《残疾人教育条例（修订版）》提出，“残疾人教育应当提高教育质量，积极推进融合教育，根据残疾人的残疾类别和接受能力，采取普通教育方式或者特殊教育方式，优先采取普通教育方式”，从法律层面保障了以推进融合教育实践、提高整体教育质量的改革方向。

其次，它缩小了特殊教育投入的地区差异。特殊教育要发展，离不开人力和物力的投入，其中尤以生均经费和教师待遇为要。在2014年之前，虽然我国特殊教育学校残疾学生所获得的生均经费一直高于普通学生的生均经费，但是各地在执行这项政策时标准有所不同，比如广州按普通学校生均经费的10倍拨付特教学校生均经费，陕西则按普通学校生均经费的1.75倍拨付特教学校生均经费，地区差异非常大。《特殊教育提升计划（2014—2016年）》明确提出，“义务教育阶段特教学校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标准要在三年内达到每年6000元，有条件的地区可进一步提高。目前标准高于每年6000元的地区不得下调。随班就读、特教班和送教上门的义务教育阶段生均公用经费参照上述标准执行”。生均经费标准每年6000元，这基本是普通学校生均经费的6倍。文件颁布后，很多中西部地区、农村地区的特教学校学生的生活待遇和教育条件明显改善。到2016年，全国各地基本落实了这一标准，满足了残疾学生的教育需求。此外，有不少地方积极执行了随班就读、特教班和送教上门学生的生均经费和特教学校学生一样的标准，在北京、上海、四川部分地区，基本实现了以残疾学生为对象，而不是以特教学校为对象的特殊教育经费投入机制。在特教教师待遇方面，我国主要以“特殊教育津贴”的形式优待教师。《特殊教育提升计划（2014—2016年）》提出，“全面落实国家规定的特殊教育津贴等特殊教育教师工资待遇倾斜政策。对在普通学校承担残疾学生随班就读教学和管理工作的教师，在绩效考核中给予倾斜”。这一政策，不仅全面提高了特殊教育教师的特教津贴，不少地方政府还根据当地财政收入情况提高了津贴额度，并且为送教上门、康复治疗的人员提供津贴或补贴，在绩效工资中对随班就读教师的工作量进行了考量。

最后，它引导特殊教育从“扩量”向“提质”转变。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特殊教育重点工作主要是提高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普及率。经过三十余年的发展，残疾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人数稳步增加，随之而来的是人们对特殊教育质量的关注。《特殊教育提升计划（2014—2016年）》基于这一发展需求，针对特教学校教育水平不均衡、教育总体质量不高的问题，提出了破解方案，即“健全课程教材体系。根据国家义务教育课程标准，结合残疾学生特点和需求，制订盲、聋和培智三类特殊教育学校课程标准。加强特殊教育教材建设，新编和改编盲、聋和培智三类特殊教育学校的义务教育阶段课程教材，覆盖所有学科所有年级”。2014年以后，教育部每年都要多次组织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就三类学校的课程方案和教材进行研讨和审核。在本报告付梓之际，我国已经出版了部分学科部分学段的教材。课程标准的制订，以及统一教材的出版，推动了特殊教育基础比较落后地区以及新建特教学校地区快速、有效地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中国特殊教育发展报告（2014—2016）》实际上是《中国特殊教育发展报告2012》和《中国特殊教育发展报告2013》⁽¹⁾的延续，主要分析《特殊教育提升计划（2014—2016年）》颁布之后我国特殊教育发展的新变化。报告的第一章和第二章，以2013年的数据为基线，分析2014年到2016年之间我国特殊教育在学校建设、学生就学、师资队伍、经费投入等各方面的发展情况以及主要问题。第三章对各地在开展随班就读、医教结合、送教上门等工作过程中总结出来的有效策略进行了分析。第四章着力于比较我国与部分国家在开展融合教育、特殊教育信息化和送教上门（在家教育）方面的差异。第五章则全面分析了2014年之后我国特殊教育发展的新特点和新挑战，并提出未来发展建议。本书是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所级部门项目《中国特殊教育发展报告（2015—2017）》（课题批准号：GYH2016021）的研究成果。需要说明的是，本书统计数据的主要来源是《中国教育统计年鉴》丛书、《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丛书，以及《中国残疾人事业统计年鉴》丛书。由于年鉴通常滞后出版，本书尽管是在2018年秋季交付出版社，但是截至交稿之日，特殊教育事业发展统计指标尚未公布2017年的数据，有些涉及残疾人高等教育的指标甚至只公布了2015年的数据，因此本书的第一章和第二章的数据只能表明2014年到2016年中国特殊教育发展的基本状况。这也是本书的书名定为《中国特殊教育发展报告（2014—2016）》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是，考虑到在2017年以及2018年前半年，我国特殊教育发生了不少重大事件，例如《残疾人教育条例（修订版）》的颁布、三类特殊教育学校课程标准的颁布，我们认为有必要在本书进行相应介绍，因此在第三章和第五章，在结合第一章和第二章基本情况的分析基础上，也对这些特教大事件产生的影响进行了讨论。另外还需要说明两点：一是本报告研究范围主要涉及中国大陆地区，不包括港、澳、台地区；二是有些指标的加总数据，在不同的图表中会出现微小的差异，这主要是根据年鉴不同统计方式的原始数据计算，加上图表四舍五入显示时数字的变化，造成部分数据有微小的差异。

本书第一章和第四章由冯雅静撰写，第二章由彭霞光撰写，第三章和第五章由杨希洁撰写。全书由吴扬、冯雅静、杨希洁进行统稿。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很多特教工作者的帮助，特别是孙颖、夏峰、彭燕、张永红、谭蕾、张玉红、刘德华、蔡景灿、许海英、吴淑英、邱举标、陈楚卿、李汀、韩萍、洪佳琳、陈正红、陈琦超等老师的支持。此外，华夏出版社刘娲编辑和薛永洁编辑也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艰辛努力。我们希望在众人的努力下，本书能够比较客观、全面地为读者展现《特殊教育提升计划（2014—2016年）》颁布之后中国特殊教育发展的新情况，并为相关特教工作者提供未来发展思路。

(1)　《中国特殊教育发展报告2012》和《中国特殊教育发展报告2013》由彭霞光等著，由教育科学出版社分别在2013年和2016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