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界

駱克身為香港主要官員，與市區華人領袖和西方精英均有直接聯繫，但又熟知普通華人的價值，無怪乎他會對兩批居民（雖然都是華南的中國人）和兩個地方之間的巨大差異感到驚訝。⁽⁴⁰⁾駱克深知這會為港府帶來問題，認為必須提醒即將上任總督的卜力（Henry Blake），香港島的華人五十多年來已習慣英國統治，但新界居民至今仍沒有這種經驗。「他們最初對每樣事情都會覺得陌生，中國人是多疑和易生懼怯的民族，已是眾所周知，為了減低他們的疑懼，管理他們的事務，需要圓滑慎重。」⁽⁴¹⁾

署理港督布力（Wilson Black）無疑受到駱克影響，他在呈送倫敦殖民地大臣的信函中，提出如出一轍的看法。「我們的管治方式，應當類似於中國人現時的制度，即由鄉村父老來治理鄉村，這些編入由地保負責的保甲區的鄉村，⁽⁴²⁾合組為洞，從各村父老中選出代表組成議會。每個洞各派一名代表，組成諮議會協助駐當地的官員。」⁽⁴³⁾後者稱為專員（Commissioner）或常駐官（Resident），此人應當「材智高奇，通達人情事理，並熟諳中國人的習性。我在心中物色此地的合適人選，如果由我作主的話，我最先想到的人選是輔政司駱克先生」。⁽⁴⁴⁾

因此，以哪種方式管治新界才最合適，從一開始就是須處理的問題。駱克所說的差異，包括新界的地理特點，乃至當地居民的性格和思維。雖然新展拓的界址不算十分廣大，但地勢丘陵起伏，且島嶼眾多，交通不便，令由中央直接管治新界既昂貴又不切實際。至於地理以外的其他因素，則大部分是由中國帝制政府這個古老龐然巨物的形式和傳統所塑造，知縣是它在地方上的人物，在第一章談到知縣時，曾略述這個政府。這些是「巨大差異」的主要部分。

這種管治是以儒家傳統為根據，一名著名美國史家形容這種傳統「在獨裁專制、意識形態、官僚制度和人文精神方面，其形式是中國獨有的」。⁽⁴⁵⁾官方一直強調它的子民是「良民」，⁽⁴⁶⁾而廣大百姓也最好安分守紀，因為這種中國式的人道主義不會惠及違法作惡之人。在縣的一級，朝廷的文武官員數量大概寥寥無幾，但他們仍握有令民眾敬畏的能力。⁽⁴⁷⁾與這些官員或他們的手下有什麼瓜葛，肯定非明智之舉。⁽⁴⁸⁾他們的行為可以很武斷甚至專橫。⁽⁴⁹⁾司法程序十分嚴苛，並且是蓄意如此，目的為減少罪案，並令人不敢妄興詞訟。⁽⁵⁰⁾那些聽候審判的人同樣被無情對待，⁽⁵¹⁾而審判結果往往受賄賂左右。百姓恐惶悚懼，不敢造次，這種情況會持續，直至不公義和不合理的情況令民眾忍無可忍。⁽⁵²⁾

因此，大多數百姓對官員都避之唯恐不及。英國接管新界後不久，殖民地政府着手整理地籍，要求新界華人現身協助，他們對政府的呼籲充耳不聞，駱克嘗試向港督和定例局議員解釋原因，除了村民態度不合作和馬虎敷衍這些簡單的假設外，還提出其他理由。⁽⁵³⁾即使在英國統治新界三十年後，南約理民府田土提案官（land bailiff）佩普洛（S. H. Peplow）因職責需要常走訪各地，寫下民眾抗拒官府查問，令他的工作窒礙難行：

有時候我為公事須要去找某人，見四、五個村民聚在一起，就問他們是否認識這個叫某某的人。他們即時反應是反問我找此人所為何事。待我解釋了十五分鐘後，當中一人會站出來，說他就是我要找之人。若問他何不早說，也是徒勞無功的，凡事都要先向他們解釋一番，如果是情節重大的事情，得到答案會是那人已經不在，到鄉下去了，或者諸如此類的藉口，而那個這樣回答你的人，十之有九就是你要找的人。⁽⁵⁴⁾

因此，新界鄉民對英國殖民政府這個陌生事物懷有疑慮，另外，他們滿腦子還充塞許多自己的想法，這些想法有時候是因為曾付出沉重代價而形成。當中一些難免為香港當局帶來問題，但在新界鄉民確信英國統治是良善和較溫和後，他們的一些想法，長遠來說卻對港府有幫助（尤其是民眾心裏縱有疑慮，但一般仍尊重權威）。⁽⁵⁵⁾然而，香港和倫敦首先面臨和要應付的局面是：鄉民將要頑強抵抗，以阻止這片領土的統治權轉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