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之说 影响广泛

先秦，在中国历史上通常指秦统一以前的历史时期，包括原始社会、夏商周三代，以及春秋、战国时期。

与春秋说和殷商说相对而言，印章起源于战国之说，显然比较保守一些。许多金石学家为了回避玺印的起源这个非常棘手的难题，在其著述中介绍先秦玺印时，往往忽略西周、春秋玺，直接从战国时期开始讲起。因此，古玺印“战国起源说”影响较为广泛。

罗福颐、王人聪在其合著的《印章概述·序言》中说：“中国印章，据现在可以确知的，在东周后期（战国时代）就已经出现了。以后各个时代都一直使用着，并且流传下来，这些流传下来的历代印章，数量极为丰富，是我们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并在《古代玺印的起源及其作用》章中认为：“玺印，是古代人们在社会生活和交往过程中，一种作为凭信的工具。可是，它最早起源于何时？这个问题，过去学者或研究家都还没有进行过深入的考证，至今还没有一致的看法。从考古发掘和历来流传的实物中，我们现在可以确知的最早的玺印，大多都是战国时期的。近世科学发掘过许多商代的古墓和遗址，出土了许多精美的铜器和其他的生活用品，可是都不曾见有当时的玺印（还于其下脚注曰：在传世文物中，虽有传说安阳出土的类似古玺的古物，载在《邺中片羽》。但我们以为这可能是古代铸器铭文用的母范，未必即是玺印）。在甲骨文和金文中，也没有发现玺印名称的记载。”罗福颐还在《古玺印概论》中重申：“传世古玺印是战国至明清上下二千三百余年的遗物”，并且认为“其中或杂有春秋时代的遗物，然今天尚无科学的证明”。

沙孟海在《印学史·印章的起源》中也认为：“朱白文古玺，见于诸家收藏实物和印谱著录的数量并不少，并且还有编成专谱的（如吴大澂《千玺斋古玺选》）。这些珍贵的大量古玺，可惜不是经过科学发掘而获得，不知道原在的地层，也看不到与其他遗物的共存关系，无从确定其时代。解放十多年来，在全国范围内考古发掘工作中所发现的古玺，我们知道有不少处。已经看到报告的，如长沙伍家岭第260号墓，巴县冬笋坝冬2、冬49、冬50、宝6等船棺墓，都发现过或多或少的小型铜玺（图1-3）。汲县山彪镇第一号墓中发现过石玺（图1-4）……这些古玺，考古学者都定为战国时代的遗物。到现在为止，考古发掘中还没有发现过可以肯定是春秋时代的玺印。”

尽管罗福颐和沙孟海等人并未明确说明古代玺印产生于战国，但他们关于玺印的著作叙述都是从战国时期开始的，其提倡战国说的用意，显而易见。

高明在《中国古文字通论》中，明确提出玺印起源于战国说。著作中根据古印谱著录的先秦古玺、封泥实物以及出土的战国玺印，认为战国时代的商品经济状况决定了玺印产生。

人们现在所能看到的印章，最早就是战国时期的。这些战国古玺中，仍有许多人们至今尚不能辨识解读的文字。这些文字从形体上看，既不同于甲骨文，又不同于秦统一文字以后的篆书，且与商周铜器上的铭文又有区别，却与当时东方齐、楚、燕、赵、韩、魏六国陶器、货币、兵器、木简上的文字较为接近，有些还互相符合。这类在秦统一之前，通行于东方六国的文字，被称为六国古文。

《陈根远说印章》中，将广义的战国古玺分为楚、齐、晋、燕、秦、巴蜀六大系，并详细说明了这六大系古玺形制、文字、称谓等不同特点，这里择要并增配印例介绍如下：

楚玺，特别是公玺，以阴文为主，大小不一。印面形式上多施边栏，如“陈之新都”（图1-5），许多印用田格，如“连尹之玺”（图1-6）。少数方印还用格，如前举“大府”玺。文字构成上，“金”字旁多作“”“”，如“区夫相”（图1-7）等，不见于他国古玺，而与楚国铜器、竹简文字一致。“大”作“仌”，“府”作“”，“陈”作“”等，均为楚玺特有写法。一些官府官职的名称，也为楚地特色，如称某府，如“行府”；某客，如“郢栗客”（图1-8）。至于“莫嚣”“连尹”，更是他国未闻。

齐系古玺印面形式上，除了常用边栏外，印的上方或有一突，或上下各有一突。此处所谓“突”，指印面上端或上下两端有方形凸棱。清代王石经辑《集古印隽》中著录之印（图1-9），吴颐人将印文释为“昜□邑□□之”，刘一闻则将其释为“阳向邑聚徒庐之玺”。陈介祺辑《十钟山房印举》中著录的“徙盦之”（图1-10）等印上方即带有凸棱。其文字也有一些特殊写法，“马”通常作“”，如“司马敀”（图1-11）；“陈”通常作“”等。印文或作“子某子”，如“子圶子”。“”是除“玺”外齐玺的另外一种自名，可释为“节”，仅见于齐系古玺。

燕公玺主要有两种：一种为方形阴文玺，一般边长为2.1～2.4厘米。印文最常见“某都某”格式，如“平阴都司徒”（图1-12）“徒□都丞”等。另一种为长条柄钮朱文玺。此类极富燕玺特色，他国不见，如“大司徒长节乘”（图1-13）。印章还常见一种自名“鍴”，读如“瑞”，如“外司炉”（图1-14）。《周礼·春官·典瑞》郑玄注有：“瑞，节信也。”可见这类长条阳文玺可能就是《周礼》的“玺节”。另外燕玺文字也有一些特殊的写法，“马”字上部通常都是马头的象形，下边两横表示将马身省略，如“甫易都右司马”（图1-15）。都、丞等写法，即仅见于燕。

晋系古玺公私玺俱以朱文为多，边长一般在1.5厘米左右，这与其他诸国公玺一般较私玺为大，两类风格也多有一定距离，颇不一样。其文字写法也有许多特色。如“乐成府”的“府”写成“”；“文枱西强司寇”（图1-16）的官名“司寇”主要见于三晋，且“寇”写作“”等。

巴、蜀，是从新石器时代到秦代生活于四川及周边地区的古代少数民族。巴蜀先民孕育了发达的印章文化。因其印面内容含意隐晦，不是汉字，也很难说是文字还是图画，我们权且称之为巴蜀符号印。其质以铜为主，兼有石、陶。钮式以鼻钮为主。印面多为圆形（图1-17），少量为方形、长方形、山形等。印面边长或直径约3厘米，略大于同期其他地区的公私玺印和图像印。个别大者达5厘米。小的仅0.8厘米。印章内容由各种独特的巴蜀符号组成。就其单体符号而言，可分解为三类：甲类为明显的象形符号，如罍、铎、削、戈、手、人、虫、鸟、蛙以及其他动物。天津艺术博物馆藏有人马戈罍纹巴蜀印（图1-18），李学勤认为：“印面罍形符号见新都、什邡蜀墓玺印，戈形符号亦为巴蜀兵器所习见。印上方的奔马形、左侧的伸臂人形，则比较特殊。”乙类为形态抽象但稳定，而且是多次出现的基本符号，如◇◇、王、等。丙类为暂时还不能掌握规律的其他符号，如等。从现在出土、著录的一千多件巴蜀印章上的约150种符号看，它们一定代表某种特定的意思。

徐中舒在《古今文字对照表》中推测，这些巴蜀符号“只能表意，不是可以按字宣读的语言，只有巫师才能认识，还要多方譬喻解说，不然一般人是难以理解的”。专家认为，巴蜀符号印是具有标识、领有、称谓、徽记等实用功能的印章。因此巴蜀先民用印随葬之风远盛于同期的中原诸国。在古巴蜀与秦、楚等周边地区的交流中，巴蜀符号印很可能对秦汉图像印的兴起具有推波助澜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