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民之外：诗歌史上的月泉吟社

浙江师范大学 慈波

至元二十三年（1286），江南正式纳入元朝疆土已经十年。作为元廷“参用南人”的标志性事件，此年三月程钜夫“将旨江南蒐罗遗逸”。同年十月，吴渭在浦江“【征】赋《春日田园杂兴诗》，限五七言律体。以岁前十月分题，次岁上元收卷，凡收二千七百三十五卷。延致方凤、谢翱、吴思齐评其甲乙，凡选二百八十人，以三月三日揭榜”，这就是文学史上有名的月泉吟社征诗活动。吟社参与人数之多、活动范围之广，委实令人惊叹。

关于吟社的活动形式、成员组成、诗歌特色等，学界已有深入研究。由于发起人、评诗者的宋遗民身份，吟社诗在接受视野中往往带有“抗节季宋”的鲜明政治色彩，“月泉吟社的征诗活动，主要表现为对杜诗爱国精神的发扬光大，尤其对陶渊明不事二姓之气节的大力高扬，所以它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有力地推动了此后诗社的蓬勃发展，更主要的还在于标榜民族气节上”，不失为代表性的观点。

吟社的遗民色彩，自然不容否认，后人对吟社诗的肯定也主要是着眼于此。不过毕竟诗社首先不是作为一个政治组织而存在，征诗活动的核心价值更在于诗歌。如果过于突出道德评价，容易遮蔽诗社的文学特质。实际上元人一般以为，在文学方面“南北混一之初，犹或守其故习”, “国初学士大夫，祖述金人、江左余风”，似乎吟社只能是江湖习气的延续。人们往往卑视江湖诗风为“末流”，对吟社诗人则强调其忠义气节，所用标准并不相同。这一认识上的悖论提醒我们关注，在宋末江南江湖诗风盛行的背景下，仅仅十余年之后的吟社诗人们，在身份构成上是否与江湖诗人形成了本质差异？他们的活动是否促成了“诗道反振”的格局？或者说，对于宋季诗风而言，月泉吟社诗的出现具有何种意义，究竟是沿袭旧局面还是逗引了新气象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