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结语：作为职业的诗人

从以上各节可知，南宋后期嘉定年间以后的诗坛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之前一直由上层士大夫引领，而此时士大夫的向心力急速衰减，取而代之的是以布衣和下层士大夫为中心的江湖诗人开始席卷诗坛。与此同时，在“诗人”的社会认定这点上，嘉定以前和以后也存在巨大的断裂。嘉定以后的“诗人”已经完全摆脱了与士大夫的关系，开始成为专业诗人的代称。虽然元初与宋末在诗歌的文体价值观上存在巨大差异，但元初的“诗人”大体也是指“专业诗人”。

那么，在“诗人”一词意味着“专业诗人”的宋末元初，诗人是否能够专靠作诗来维持生计呢。结论是：即使有能够纯粹只靠诗歌生活“诗人”可能也是极少数的。以南宋江湖诗人为例，戴复古可能是专门依靠诗歌生活的代表诗人，但仍然很难想象他以“谒客”的那点临时收入就能悠然自适地过完一生。他应该在故乡黄岩有一定家产才能够长期离家游历各地，仅靠诗为收入来源可能连维持旅行都做不到。

应该充分考虑到：江湖诗人中能够举出名字的诗人实际上很多都擅长诗歌以外的词和书法。江湖诗人的先锋人物姜夔精通雅乐，是雅词的创始者，当时的权贵和著名士大夫都对他心悦诚服，他还精通书法。刘过也擅长作词。孙惟信也工于词和书法。如果能够精通书法艺术，那么便可以为诗歌这一商品增加附加价值。但是如果没有这些特殊才能，为了证明自己的价值，就必须依靠前头冠有当代名人序跋的诗集，尤其是上梓了的诗集。上节末尾引用的方回跋文中提到当时刊行诗集的潮流便是诞生于这样的背景下。

如此这般，宋末元初以诗人为职业是很难单独成立的，具有非常不安定的要素。而且从社会阶层的侧面来看，专业诗人也不像士大夫那样是很明确的上流人士，而是一种浮游不定的存在。这种特性在近世后期的明清时期也被继承下来。本稿最后想以吴敬梓（1701—1754，字敏轩，号粒民，又自号秦淮寓客，安徽全椒人）的《儒林外史》为线索对这个问题稍加考察。

在第十七回中，有一位在杭州经营头巾屋、名叫景兰江的诗人登场。他称杭州有很多对八股文不屑一顾的名士。对景兰江来说，那些为举子的科举考试参考书（时文的答案集）写评点而赚钱的“选书”家都是与自己格格不入的俗物。另一方面，对于“选书”家们来说，景兰江等自认为诗人的人在他们眼中不过是不通世故，脱离现实的闲人。而精通世故的贪吏潘三则评价他们：“这一班人是有名的呆子。这姓景的开头巾店，本来有两千银子的本钱，一顿诗做得精光。他每日在店里，手里拿着一个刷子刷头巾，口里还哼的是‘清明时节雨纷纷’，把那买头巾的和店邻看了都笑。而今折了本钱，只借这做诗为由，遇着人就借银子，人听见他都怕。那一个姓支的是盐务里一个巡商，我来家在衙门里听见说，不多几日，他吃醉了，在街上吟诗，被府里二太爷一条链子锁去，把巡商都革了，将来只好穷得淌屎！二相公，你在客边要做些有想头的事，这样人同他混缠做什么？”（第十九回）将他们都毫不留情地严批了一通。

此外书中还有牛布衣以及他死后假冒他的牛浦郎、举人杜慎卿、杜少卿等人登场，但诗人大体上不过止于举人，过半数是在民间经营买卖的商人或者道士。还有沈琼枝这样的“卖诗女士”，而这可能是明清才有的现象。

总而言之，《儒林外史》中登场的诗人们比起宋末元初的江湖诗人来说，属于下层市民阶层的人士更多，而这正是诗歌更进一步通俗化的结果。他们与举子业划清界线这点上是与宋末的情况相似的。而且诗人是专业诗人的称谓也是相同的。这样一来，《儒林外史》所描绘的明末清初的情况也基本上与宋末元初没有多大的差异。诗人这一职业从士大夫中分化出来，与举子业也划清了界线，这种逐渐分工的现象从《儒林外史》中也可以得到认证。

至于这到底应该看作诗学的衰退还是进化，根据树立的基准的不同，会产生巨大差异。不过，将这看成是通俗化的现象之一，应该是没有异议的。笔者自然也是站在承认南宋嘉定年间以后的发展是诗学“近世”化的立场的。

（附表）江湖诗派的成员

此表根据张宏生《江湖诗派研究》附录一“江湖诗派成员考”中揭示的共计138人名单，按照“士大夫阶层”（再细分为上、中、下）和“非士大夫阶层”进行分类，并按照出身地进行了重新排列。“士大夫阶层”的上中下区分是按照所任官职的高低来分的。“上”指曾在中央担任显官者；“中”指曾任知府、知州或者州级通判者；“下”指曾任这以外的属官、学官等职者，或者只有进士及第记录而官历未详者。出身地（根据现在的省份划分）原则上不是按照祖籍，而是居住地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