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人类文明的进步很大程度上表现为物质文明的发达，物品的流动也带来了文化的交流。丝绸之路将中原文明与中亚文明，甚至欧洲文明连接起来，中亚的物产源源不断地进入到中国腹地，诗人们马上就为来自异域的文明所吸引，刺激了他们的创作灵感。近年来，学者开始关注东亚汉文化圈的所谓“书籍之路”。前近代的东亚社会持续了几百年的书籍交流史，或通过赐书，或通过民间贸易，或通过外交使臣的购买，或通过商人僧侣的携回，东亚汉文化圈上演了一幕幕精彩程度不亚于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的华章。但除了物品流动、书籍流动这些有形的流动之外，笔者认为还有一种文化史上更有意义的流动，即文本流动。一个文学文本创作出来后，原作者就失去了对其的控制权，它的意义不再仅仅由作者来赋予，而更多是由读者或接受者来决定的。文学文本或湮没于众多的文本之中，或持续地流动，最终成为文学经典（canon）。文本的流动并不只是时间上的流动，如唐诗在宋元明清诸代发生影响；还反映在空间上，如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在同属汉文化圈的日本、朝鲜、越南、琉球的“旅行”。时间上的流动，显示了一个文本持续的影响力；而文本在不同空间的旅行，则显示了这个文本是具有国际影响的“世界文学”。前者构成的是中国文学的经典，而后者反响最大，昭示出其是超越单一国界的世界文学的经典。

“文本旅行”借鉴了美国文学理论家赛义德（Edward Said）提出的“理论旅行”（traveling theory）的概念。赛义德认为，任何理论或观念旅行都有四个阶段：“第一，有一个起点，或类似起点的一个发轫环境，使观念得以生发或进入话语。第二，有一段得以穿行的距离，一个穿越各种文本压力的通道，使观念从前面的时空点移向后面的时空点，重新凸显出来。第三，有些条件，不妨称之为接纳条件或作为接纳不可避免之一部分的抵抗条件，正是这些条件才使被移植的理论或观念无论显得多么异样，也能得到引进或容忍。第四，完全（或部分）地被容纳（或吸收）的观念因其新时空中的新位置和新用法而受到一定程度的改造。”如果借鉴赛义德的理论研究“文本旅行”的话，那么东亚汉文化圈就是旅行的起点和出发点，汉字与汉文化给东亚诸国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文化平台和巨大的场域空间，能够让汉文学以一种“零翻译”的形式旅行到其他国家。当然，这种文本旅行不是文化的简单移植，在旅行的过程中必然产生“异样”。作为经典性的存在，中国古典文学在汉文化圈的“旅行”必然给东亚汉文学带来一定的“影响的焦虑”，东亚诸国对中国文学在“容纳（或吸收）”的同时，定然会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造”，也肯定会产生文学上的变异，这也是文本旅行的意义所在。

学者已经对宋人的著述在域外的流传做过研究，让我们知道具体有哪些典籍流传到域外。但笔者更关心的是，宋代文学文本在域外旅行过程中是如何被接受或被改造的。笔者发现，作为宋诗经典的黄庭坚《演雅》在日本、朝鲜半岛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日本出现了数部注释、图解《演雅》的专书，同时日、韩汉文学中亦有很多模仿《演雅》的作品，形成了不同的文学景观。本文以《演雅》在东亚特别是韩国汉文学的流传为例，来展现宋代文学文本在东亚旅行过程中产生的文化反响与文学接受，以此来显现中国古典文学文本的经典性以及其在东亚汉文化圈流传的多元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