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诗文，寓物托讽，庶几流传上达”——“东坡乌台诗案”新论

南京大学 巩本栋

对于发生在北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的那桩著名的“东坡乌台诗案”，学界已有较多的研究积累。然今日重勘此案，细味其诗，似仍有问题值得进一步思考和认识。以苏轼这样的大文学家而遭受如此严酷的文字狱，历来论者多为其鸣不平，这当然可以理解，因为人们热爱东坡。然而，平心而论，在这些被作为东坡讽刺新法证据的诗歌中，虽有一些是无中生有、捕风捉影，以此加罪于东坡，不免冤屈。但其中多数的作品意在讽谏却也是事实，而且东坡自己对此也并不讳言。多年以后（元祐三年，1088），东坡回忆起此事，就说道：“昔先帝召臣上殿，访问古今，勅臣今后遇事即言。其后臣屡论事，未蒙施行，乃复作为诗文，寓物托讽，庶几流传上达，感悟圣意。而李定、舒亶、何正臣三人因此言臣诽谤，臣遂得罪。然犹有近似者，以讽谏为诽谤也。”意思很明白，他是在相关政见未得到朝廷重视的情况下，才又创作诗文，用比兴寄托的方式来讽谏朝政，希望能得到皇帝的关注的。李定、舒亶、何正臣等人认为他诽谤朝政，并以此追究罪责，虽然是把“讽谏”诬蔑为“诽谤”，也并不是完全无中生有。如果我们要全面考察“乌台诗案”，那么东坡的这个话，不应忽略。它是我们认识这些作品的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