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2 国外研究动态

国外关于语言政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语言规划理论和一些国家语言规划的实践研究，经笔者梳理可以分为如下几类：

（1）语言规划的理论研究。Cooper R.L.（1989）和Tollefson（1991）对语言政策与规划概念、内涵进行了学术探讨，认为语言规划是一种有意识的活动或行为；他们认为语言规划的目的是要解决语言交际问题，涉及语言学和非语言学方面的内容。Baldauf（1994）和Gottlieb（1994）对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梳理。Heinz（1967），Kaplan & Bauldauf（1997）对语言规划类型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语言规划分为两大类，即地位规划和本体规划。Haarmann于1986年提出声望规划。Cooper（1989）引入了一个新的分类，即习得规划。此后Kaplan & Bauldauf（2003）又把最初的习得规划这一概念进一步发展为语言教育规划。

（2）语言规划的实践研究。这主要有Hamid（2010），Gupta（1999）对亚洲国家基础语言教育及规划进行的研究、Kaplan和Baldauf对欧洲语言规划（2005）和泛太平洋地区语言规划（2003）进行的研究、Kirkgo（2003）对土耳其语言政策的研究、Nunan（2003）对亚太地区英语教育政策的研究、赵守辉（2009）对新加坡语言政策的研究、Song（2011）对韩国官方语言政策的研究、Hamid（2011）对孟加拉国英语教育政策的研究等。

（3）宏观语言规划研究。宏观语言规划的专著较多，主要有Van Els（2005）的《语言地位规划》、Liddicoat（2005）的《语言本体规划》、Baldauf和Kaplan（2005）的《语言教育规划》、Ager（2005）的《语言地位规划》、Cooper（1989）的《语言规划和社会变革》、Haarmann（1990）的《语言规划方法论》、Fishman（1974）的《语言规划与语言研究》、Mühlhaulser（2000）的《语言规划与语言生态》、Ricento（2000）的《语言规划的历史理论研究》、Hornberger（2006）的《语言规划的框架与模型》等。

（4）微观语言规划研究。微观语言规划的主要代表有Baldauf（2010）的“微观语言政策研究”，Snow & Brinton（2006），Walker & Fortune（2005），Nguyen（2010），Medgyes（1994）等对语言教师教育政策的研究，Grin（2000）对语言规划中经济学的研究，Hornberger（2002）的“生态语言规划中的多语政策研究”，May（2001）的《语言规划与少数民族的权利》，Arthur（1996），Probyn（2005）对课堂语言规划的深入研究，Tollefson（1981）对语言规划在二语习得中的角色的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