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理论分析和假说

宏观层面上，代工是因为生产分割而产生的现象。产品被分割为多道可以在企业外部完成的工序，为了节省成本，发达国家就可以把生产成本相对较高的低附加值非核心环节，如需要大量使用密集劳动力的低端制造环节，外包给有劳动力成本优势的发展中国家。在这个过程中，跨国公司和国际大买家是代工活动的发包者和主导者。微观层面上，发展中国家企业是否参与低端国际代工，包含着供给方（发展中国家企业）和需求方（发达国家企业）双方的选择。发达国家企业选择供货商时需要在成本、产品质量和运输效率等方面综合权衡。发包给发展中国家首先会考虑成本，根据比较优势理论，发展中国家拥有显著的成本优势。而在中国工资普遍低廉的情况下，产品质量就是发达国家企业选择代工企业的主要影响因素。要在全球市场竞争上获胜，发达国家企业必须要在技术、质量和成本上都拥有竞争优势（Spekman,1991），它们会优先选择那些有能力达到生产标准而成本又相对较低的企业。竞争力较弱的发展中国家企业不能获得国际代工的资格，随着企业竞争力的上升，承接国际代工的概率将会提高。从供给方来说，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是否承接代工，也是它们主动的选择。当企业竞争上升到一定程度后，承接国际代工的概率会下降。由于拥有自主品牌获得的正常利润远远大于国际代工获得的利润，因此竞争力较强和拥有自主品牌的企业不愿意参与利润过于微薄的低端代工。以iPad为例，据Isupply测算，富士康为苹果组装iPad的加工费约为每台11.2美元，占iPad售价的2.24%。即使富士康每台组装能获得30%的毛利率，即每台获得3.36美元的毛利润，相比之下，在同一台iPad上，苹果可获得近240美元毛利润，且在后期能享受软件下载分成等。代工企业富士康的组装利润仅为苹果的利润的1.4%。

供求双方的国际代工条件的交集，意味着从事国际代工的大多数企业可能会落在竞争力处于中间的某个区域内，呈现出一种“中间大两头小”的分布。为了便于进一步阐述，根据企业研发、生产、营销三个环节的能力强弱，本章把中国的企业分为竞争力较弱的Ⅰ类企业、竞争力中等的Ⅱ类企业、竞争力较强的Ⅲ类企业。这三类企业构成了企业能力与代工概率的倒U形曲线（见图5—1）。Ⅰ、Ⅲ类企业位于曲线两端。Ⅰ类企业不从事国际代工，生产能力低下，研发和营销几乎空白，无法满足代工的生产要求。它们面向国内市场。由于中国人均收入较低，高端消费者缺乏的市场结构使企业缺乏升级和创新的动力。Ⅲ类企业已经拥有自主品牌和成熟的研发生产营销能力，盈利能力也较强。国际代工的利润远远小于其通过自主品牌获取的利润，因此它们不会选择国际代工。Ⅱ型企业从事国际代工。它们位于曲线中央，竞争力也介Ⅰ、Ⅲ型企业之间。它具备强大的生产能力，但缺乏价值链两端研发和营销的能力。它们可以满足跨国发包企业对供货商的质量和技术要求，但又没有培养出能够独当一面的实力，因此只能选择国际代工。还有一种混合型企业，它们的竞争力处于中等到强的区域，既给国外厂商代工，又同时创立了自主品牌。

这几种特征的企业也是中国企业成长路径上几个阶段的典型。正是因为它们的存在，使得国际代工的战略选择和企业特性之间存在错综复杂的关系。由于从事国际代工的Ⅱ型企业处于中间的模糊位置使讨论较为困难，而Ⅱ型企业和Ⅰ、Ⅲ型企业之间其实在不断地进行动态转化，在不失一般性的前提下，下文将通过讨论两个极值情况的Ⅰ、Ⅲ型企业来间接研究Ⅱ型企业的特性。

为了验证这条倒U形曲线，首先要了解企业的竞争力。这是一个较难量化的相对指标，它受到从事国际代工企业特性的影响。新新贸易理论认为，企业的异质性，即不同企业在生产率、规模、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等方面的特性，是企业进行战略决策时的主要因素（Melitz, 2003; Eaton,2004）。鉴于此，本章把新新贸易理论中常用的表示企业异质性的4类变量，以及创新性、品牌和企业家背景等3类变量当成企业竞争力的几个维度。下面可能要论证变量和竞争力的关系为什么可以当成维度，研究了它们与低端国际代工行为之间的影响，试图证明企业竞争力和国际代工行为之间存在着非线性关系。

（一）创新活动

创新活动的强度通常用企业在研发和技术更新上的投入来衡量。本章认为，总体上创新投入与国际代工倾向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创新投入是企业成长升级的能力、创立品牌的愿望以及价值链高端环节竞争能力的体现。国外发包厂商在代工过程中除了考虑成本，还会防范知识在外包过程中泄露。企业的学习能力越强，创新投入越多，就使国外厂商担心技术泄露的后果：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拥有成本方面的优势，一旦它们学会技术，没有成本优势的国外企业将丧失垄断地位。因此它们不愿意向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发包。从发展中国家企业的角度来说，在研发创新上投入较多的企业通常有着强烈的开创自主品牌的愿望，尽管目前不少企业采用代工和自创品牌并存的战略，可是，从长期来讲企业选择国际代工和自创品牌是无法兼容的。最后，创新投入也是企业在价值链高端能力的体现。越是在研发等方面具有优势的企业，就越重视创新；竞争力越强的企业，利润就越多，也越有动力创新。可以说创新投入在某种程度上是Ⅲ型企业的标志之一，根据前面的分析，这种企业往往不愿意代工。

对于竞争力较差的Ⅰ型企业，这个规律也许是不适用的。因为代工对它们而言意味着国外厂商的正向知识外溢和代工企业在代工中的技术学习。因此，越具有创新愿望的Ⅰ型企业越有可能通过代工这条低成本的捷径来规避风险、强化核心能力。生产这类低端代工产品的技术通常已经老旧过时，国外厂商反而会因为发展中国家企业的研发投入获得了质量更好的产品，而众多Ⅰ型企业的模仿与相互竞争又进一步使产品价格降低，因此国外厂商乐于将技术转移，甚至主动提供各种技术支持（Pack等，2001）。

因此，本章提出假设1：

H1：创新活动强度与企业的国际代工战略负相关。

H1:a．创新活动强度与Ⅰ型企业的国际代工战略正相关；b.与Ⅲ型企业的国际代工战略负相关。

（二）人力资本密集度

人力资本密集度通常是衡量一个行业是否是技术密集行业的标准。它代表了企业内部技术水平和复杂程度，同时它也反映了熟练劳动力的比重。对于国外厂商来说，中国企业熟练劳动力的生产率和劳动力成本性价比较高，并且在同种行业中，人力资本密集度高的企业的生产水平更容易满足高质量的要求，因此人力资本密集度的提高增加了国外厂商外包的概率。对国内代工企业来说，越是技术密集的企业，从事大规模生产可能性就越大。规模生产降低了代工的边际成本，增加了国内代工企业的利润，也就增加了国际代工的概率。据此，可提出假设2：

H2：人力资本密集度与企业的国际代工战略正相关。

（三）生产效率：物质资本密集度和劳动生产率

物质资本密集度和劳动生产率共同作为衡量企业生产效率的两个指标，对于国际代工概率的影响应当是一致的。相对发达国家企业，中国企业生产效率较低，比较优势是劳动要素，代工环节是劳动力密集环节。表现出来，就是生产效率越高，国际代工概率越低。同时生产效率又是衡量企业竞争力的一个标准。竞争力不强的Ⅰ型企业，与其面对与先进企业竞争的风险，不如承接国际代工间接地参与竞争。生产效率高、竞争能力强的Ⅲ型企业因为低端代工获利太低，不愿意代工。这是由企业的核心能力所决定的战略选择。在竞争力不强的企业中，生产效率较高的企业较之低的那一部分企业，通常能更好地控制成本和收益，更好地达到外商的质量要求，生产效率的提高反而增加了其国际代工的可能性。

据此，本章提出假设3和假设4：

H3：物质资本密集度与企业的国际代工战略负相关。

H3:a．物质资本密集度与Ⅰ型企业的国际代工战略正相关；b．与Ⅲ型企业的国际代工战略负相关。

H4：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与企业的代工倾向负相关。

H4:a．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与Ⅰ型企业国际代工战略正相关。b．与Ⅲ型企业的国际代工战略负相关。

（四）企业家背景

在中国这个关系型结构的社会中，企业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通过非市场机制获取资源的能力。作为企业战略的主要决策者和发起者，企业家的社会网络以及利用该网络获取资源的能力，将很大程度上决定企业的战略选择（陈传明，孙俊华，2008）。本章认为，有海外工作和学习背景的企业家的国际化程度比仅仅在本土工作学习的企业家更高，他们利用个人关系网络汲取海外资源的可能性也更大。另外，从国外企业的角度来说，具有国际背景的企业家使代工企业从语言、沟通程度等各方面降低了国外厂商寻找接包方付出的交易成本，而沉没成本正是发包企业在外包决策中考虑的关键因素（Grossman等，2002）。据此本章提出假设5：

H5：企业家的海外背景与企业的国际代工战略正相关。

（五）自主品牌

中国企业加入全球价值链的代工方式主要是贴牌生产（OEM）这种为人作嫁的生产方式。本章的分析已经表明，在长期，企业创立自主品牌和国际代工是不可并行的两种战略。拥有同质产品的自主品牌构成了对国外发包企业的直接威胁。它们一是担心代工企业窃取技术，二是担心代工企业只顾自己品牌生产而影响委托产品。随着企业品牌影响力的扩大，国外厂商会逐渐减少直到不给代工企业订单。从代工企业的角度来说，拥有自创品牌获得的利润等于整合了一条价值链获得的利润。它要远远高于在生产这个环节的所得利润，因此有独立品牌的Ⅲ型企业通常不会承接国际代工订单。但是由于打造品牌的风险较大，企业在发展品牌初期可能因为销量较低而导致亏损甚至倒闭，而代工生产虽然利润微薄却较为稳定。因此，受到发展阶段和竞争能力的限制，现实中还同时存在不少既有自主品牌又贴牌生产的企业，这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品牌对国际代工的负面作用。由此可提出假设6：

H6：拥有自创品牌与企业的国际代工战略负相关。

（六）规模

企业规模对代工的影响是不确定的。第一，发包企业利用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发包出去的部分一般是利用密集劳动力的部分，如低技术含量环节，以及高技术行业中的产品装配环节。因此在外方选择下的代工厂商通常会有较大的规模，如富士康就是通过数量来抵抗日趋微薄的代工利润。第二，规模较大的企业可以产生规模经济效应，比之小厂商，它们能够最大限度地获取利润，控制成本，因而同国外厂商议价能力较强，抗风险能力也较强。第三，规模较大的企业也可能是那些竞争力强的Ⅲ型企业，这从反面一定程度上弱化了规模对企业参与国际代工的影响。由此，我们提出假设7：

H7：企业规模对企业国际代工战略的影响是不确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