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价值链分工与长三角地区资本形成：一个新的解释

近一个世纪以来，全球生产的模式已从过去的产业间分工转变为产业内分工，并进一步由产业内分工转变为产品内价值链分工。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下，某个产品生产过程中包含的不同工序、区段和环节，被拆散后在不同空间上进行重组，该产品的生产活动网络会覆盖到全球范围内各个国家，这类分工使得全球生产、贸易和资本配置均被笼罩在一个极为复杂和精细的网络中。

长三角地区参与这类全球价值链分工活动的方式主要有两类：一是由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通过FDI的方式在国外进行加工或装配等活动；二是本土企业通过原始设备制造或原始设计制造的方式，为国外企业贴牌生产。长三角地区无论是通过垂直型外商直接投资方式还是通过国际外包方式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活动，大多都依赖于其极其丰富而又低廉的土地和劳动力资源。我们认为，长三角地区通过丰富而又低廉的土地和劳动力要素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活动，至少会存在以下三类对资本形成的影响机制。

第一，迂回生产效应。该类效应意指，当价值链分工衍生时，会促进生产工具的变革，这必然会增加对诸如机器设备类型生产工具的需求，随着价值链分工的衍生变得更广和更深时，则会出现更多种类和更多数量的机器设备，此时某一产品的生产过程就会变得更加精细，从而使其投资周期变得更长，无形中促进了资本形成的扩张。例如，当某一大型外资制造商在长三角进行投资生产某一产品时，如果该产品实现价值链分工生产的话，那么该企业极有可能向周边企业购买生产其自身产品所需要的中间品或零部件，这无形中扩大了内地周边企业的生产性投资。就算该外资企业不在长三角投资而是在国外生产，那么只要存在价值链分工，就有可能使长三角本土企业出现“代工”形式的生产，从而扩大生产性投资。

第二，生产转移效应。生产转移效应主要是指外资企业将其某一工序或最终产品的生产转移到长三角地区来，实际上生产转移效应并非价值链分工活动的独特属性，全球范围内的产业间分工或价值链分工也会带来生产转移效应。生产发生转移的同时必然会引发生产设备、资金或人力资源的转移，此外还会催生承接转移区域的配套投资，从而使承接转移区域的资本形成出现扩张。例如，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期间，美国将纺织、钢铁等传统产业转移到日本和联邦德国，自己则集中力量发展半导体、通讯和电子计算机等技术密集型产业，在这个分工推进的过程中，日本的经济力量迅速得以强化，继英国、美国之后成为第三个“世界工厂”。到了70年代至80年代期间，产业转移主要发生在东亚地区，日本先是将纺织等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给东亚“四小龙”，接着又将资本密集型产业转移出去，极大程度上催生了20世纪90年代初的“东亚增长奇迹”。

第三，投资诱致效应。该效应是指发达国家的企业为了努力降低固定投资成本，而完全实施外包战略，它会通过非核心技术转移、人员培训、工艺升级以及提供更优质的融资服务等渠道激励发展中国家的代工企业努力投资，以形成与之配套的资本。长三角地区企业在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活动时由于过度依靠低廉的劳动力和土地要素，这可能会出现对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技术和品牌上的依赖，很容易陷入“贫困化增长”的陷阱而被长期锁定在分工的低端。反过来，长三角地区企业对任何产业升级目标的诉求，可能会受到分工高端跨国公司的排斥，长三角地区本土工业企业只能转而继续依赖经济转轨过程中的“人口红利”和“土地红利”来进行大量的配套投资，通过资本形成扩张的方式来促进增长。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认为正是通过不断地融入全球范围内的价值链分工生产活动，长三角地区的资本形成才又出现了新一轮的扩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