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主要的政策建议

在出口导向型发展转向依托于内需的发展方式下，NVC的构建对中国制造企业的转型升级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性含义。在现实中，中国制造企业仍然“热衷”于融入GVC的出口导向发展，而对构建基于本国市场的NVC持观望和谨慎的态度。其中的原因，可能与收入分配的结构、制度因素和地方政府的行为等变量有密切的关系。为此，我们所提出的政策建议就是：

第一，努力培育中国的中等收入阶层，支持本国企业在国内市场实现转型升级。依托本国中等收入阶层的文化和市场，培育本国的世界品牌，是世界品牌在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初始阶段的基本特征。现阶段我国持续扩大的收入不平等和“哑铃型”的需求结构，难以对品牌形成规模庞大的需求空间，在这种市场环境中无法培养出NVC中的关键环节的领导型企业。更为重要的是，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中国本国市场中有限的高端需求市场，面临外资企业或跨国公司高质量、高性能品牌产品的竞争替代。在这种情形下，企业就会丧失依托本国市场来培育NVC中的领导型企业的空间，从而使得中国企业构建完整NVC的内在动力缺失，转而选择低成本竞争的出口战略就成为其最优理性行为。

第二，要千方百计地降低本国企业构建NVC的制度成本。由于我国社会信用体系的普遍缺位，相对于国内市场销售，出口国外市场具有预付货款、付款及时、设备供应、学习效应、批量大且市场稳定等优势，这就激励了企业转向选择国外市场。另外，在国内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或执行机制缺位的制度环境下，大量同行企业采用挖关键技术人员或者“逆向工程”的模仿与复制行为，以低价格甚至恶性“杀价”方式与研发企业进行竞争。这两个方面的制度因素已成为阻碍中国企业构建NVC以及由GVC向NVC转化的重要因素之一。

第三，规范地方政府竞争行为的导向。地方政府以GDP增长作为“政绩晋升”的竞争手段，直接形成区域市场的进入壁垒，提高了市场整合成本，严重阻碍了中国制造企业利用本国市场空间来构建NVC的发展空间。还有，各地区的地方政府出于晋升政绩指标竞争，对招商引资的外资或本国企业实施各种“隐形”补贴，人为扭曲了企业的生产要素投入成本差异与投入比例。这些政府行为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我国制造企业凭借贴牌代工方式的出口成本，也就挤压了中国制造企业构建NVC的激励空间。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劳动力的禀赋优势在相当长时期内还会存在，发展加工贸易、大力推进各种形式的国际外包（例如服务外包），仍然是我国融入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的、具体的、必须长期坚持的政策内容。因此，如何取得NVC和GVC的平衡和协调发展，有待于我们今后对之进一步的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