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政府扶持企业创新行为研究

一、政府扶持企业创新的方式

我国政府扶持企业创新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国家财政预算范围内的科研经费直接拨付，政府向企业提供研究资金、政府担保、政府贴息贷款和政府贷款等，具体分为地方和国家两种资助形式；另一种是通过政府减税让利等各种间接投入的优惠政策，将本应上缴财政的部分资金留给企业，支持企业创新活动。相对而言，我国政府主要采用直接投入政策，1993年开始允许技术更新快的行业采用加速折旧，1999年实施对企业研发费用的税收优惠和研发投资抵扣政策。税收优惠具体有：允许企业从税前支出中扣除研发费用；给企业研发费用予以税收减免。税收优惠政策通过市场配置科技资源，避免了旨在纠正市场失灵的资助政策可能产生新的政府失灵，所以一些市场经济导向的国家更倾向于采用税收优惠科技政策，政策受惠对象是所有开展研发活动的企业，作用面比较广，具有普遍性、透明性、非歧视性等特点。而税收政策稳定性直接影响着政策的绩效，研发经费的税收激励政策具有长期效果，长期研发经费价格弹性绝对值大于短期价格弹性，税收优惠政策的短期激励效果比较弱，长期激励效果较好。

政府引导企业创新的方式有多种多样，针对企业研发活动的不同侧面、不同主体以及处于不同溢出程度时应采用不同的方式。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政府行为包括差异化评审、转化率考核、可转化度论证、已有成果后续资助与公共基金支持、对接单位条件优化与主体培育、科技管理工作整合、系统解决方案供给等。在溢出程度较高的情况下，政府应该补贴企业的产出和研发投入，以鼓励他们从事更多的研发活动；在溢出程度较低的情况下，政府应该在补贴产出的同时对企业的研发投入征税，引导企业实现社会最优水平的研发活动。针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活动进行有效支持的行为包括财税激励、政府采购、共享机制、融资支持、中介服务机构等几个方面。

在政府作用转变上，市场机制在解决公共产品方面的失灵，企业的产权约束性质，地方中介组织的缺位等因素，促使地方政府作为主要的行动者参与技术创新。但他们不再有选择地直接介入企业的运作过程中扮演“地方法团主义”的角色，而是置身整个产业之外为技术创新提供公共产品。在整个扶持过程中，他们仍然是创新中心的所有者，但是将经营权逐步转让给民营企业和行业协会。

在投资的具体项目上，高战略性、高风险性的项目往往具有高收益，但风险投资机构往往不愿意在此类项目上提供帮助，这样一个相互矛盾的情况常常制约着科技进步。因此，对竞争前研究项目的直接资助基本上来自政府直接拨款，很少有产业界或其他社会组织捐助，即使有也只占很小比例。政府即使知道这样的投资行为有悖优化思想，却也不可避免，目的是得到项目研发所带来的巨大外部效应。

目前，我国税收政策激励的作用有限，虽然研发税收优惠政策名目比较多，但是税收优惠占企业研发支出的比例较低，受益面有限，应该对现行政策进行修改完善，扩大研发企业受益面。随着市场化改革，我国科技投入方式不断向企业主导型的方向转变，这一变革引起了政府扶持方式和力度的变化。国家财政科技投入的比例在逐年下降，直接财政投入也逐渐往间接财政投入方式转变。从某种程度上看，由于转型时期市场机制的逐步引入，社会需配置的科技资源逐渐由计划向市场迁移。目前，一个以企业投资为主、政府投资为辅的多元化投资格局在我国已经逐步形成。

二、政府扶持企业创新的时机

已有对政府科技扶持投入时机的研究不是很多。直接资助通常发生在企业研发活动之前，是一种事前支持方式，对促进企业研发的激励效果好，强度大。此外，直接资助还要求受资助企业必须配备一定资金的措施，使得直接资助政策具有较好的杠杆作用，能迅速推动重大项目的研发。税收政策属于事后激励，引导和激励企业研发投入的效果没有直接资助快速和明显。政府的补贴制度，有可能是在创新发生后才决定的，这种情形有可能导致敲竹杠问题，因为在创新成果公布之前，从事创新的企业很可能与执行者讨价还价，以获得必要的补助。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的激励并不总是有效的，当事前补贴不会产生和提高激励时，应该采用事后补贴的方式。

三、政府扶持行为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关于政府扶持行为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相关论述并不多见。目前研究认为政府的财政投入对企业创新活动具有诱导效应和乘数效应，而且有一定的滞后期。政府对企业财政投入的诱导效应是显著的，财政投入能有效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此外，我国政府财政投入对企业科技投入的诱导具有时滞效应，滞后期约为2年，长于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的平均水平（1～2年）。创新政策能够促进技术绩效的增长，但创新政策与技术绩效之间的时间差是2～3年，创新政策的部门协同效应能够促进专利授予数量的增长，而人事措施与行政措施的协同对重大发明创造与新产品产出比率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

此外，地方政府在淘汰传统产业落后产能、加大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资金支持及为二者融合发展搭建创新链接平台等方面也具有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