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自媒体与新式传播结构

1.4.1 “大共同体”下的信息传播

在新闻传播学领域，新闻媒体如何有效地发挥自己的能力，促进民主化进程的实现，让社会平稳、健康地发展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热门课题。作为社会的公器，新闻媒体的发展历史从没有离开过对政治的参与以及影响。在中国和西方世界，新闻媒体在各自的社会制度下被定义了不同的地位：在以西方自由主义新闻理论为指导的新闻体制下，新闻媒体曾是言论的自由市场。美国的杰斐逊总统将新闻媒体奉为独立于司法、总统、立法之外的第四种权利，这基本上是西方世界对新闻媒体地位的共同认识。

在20世纪20年代关于新闻与民主政治的一场笔墨官司中，争论双方分别是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和约翰·杜威（John Dewey）。争论双方所要说明的核心意见实际上是新闻媒体能否比较客观公正地反映事实。在这个基础上，李普曼认为，新闻媒介因为种种原因及受众的偏见，并不能认识到事实本质；而杜威认为，解决社会各种问题的关键在于广大公众参与民主。

1.李普曼对新闻与民主的认识

李普曼作为西方民主体制下的一个新闻工作者，以其多年积累的经验，阐明了他所提出的引入支撑点——“刻板成见”，即人的头脑中存在着一种刻板的印象，这一印象常常影响我们对客观世界的真实认识。也就是说，大部分人对世界的认识都是通过人的感情、习惯和偏见这个“三棱镜”得到的。即使是新闻媒体将事实原封不动地呈献给受众，受众囿于自己的偏见等个人原因也不能接触到事实，这是李普曼精英主义的现实基础。

李普曼在《公共舆论》中的分析所隐含的观点就是，人们在准确理解民主和新闻的关系时面临重重困难，人们误解了新闻业能够在民主政治中扮演的角色。新闻媒体无法为人们提供关于外部世界的真实图景，反而在民主理想和现实之间制造了紧张状态。

在20世纪20年代，媒介技术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公众了解事实真相的程度。因为在20世纪20年代，公众能接触到的只有纸质印刷媒体，具体说来就是报纸。报纸的编辑发行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报社的记者和编辑，也就是所谓的把关人的选择性。即使是以客观公正闻名于世的英国《泰晤士报》、美国《纽约时报》，它们所能收录的也只是报社记者的所见所闻，最多加上通讯社的一些消息，然后这些素材经过编辑的经验、好恶又删减掉大半，最后读者看到的只是一些被有意无意层层筛选的内容。

2.杜威的“大共同体参与式民主”思想

杜威认为，随着技术和经济的发展，社会的流动性越来越强，传统意义上的小共同体瓦解了，形成了一个大社会，但在这个过程中，大社会并没有形成大共同体（great community）。在他看来，只有在大共同体中，作为政治制度的民主才能最接近作为社会观念的民主，民主是这种大共同体的特征。也就是说，机器时代的来临使传统意义上的民主产生了危机。如何使大社会成为大共同体？这是杜威论述的核心问题。

杜威认为，如果一个事件具备公共的特征，就必须具备一个条件，即该事件所产生的影响必须超过该事件参与者的范围，事件产生影响的范围是区分“公共的”还是“私人的”标志。影响有两种类型：对直接参与事件的人造成的影响和对非直接参与事件的人造成的非直接影响。从这个区别中，我们可以发现“公共的”和“私人的”之间的区别。

在大社会向大共同体的转变中，他特别强调了塑造一种有组织的公众的重要性——这种公众是建立在知识和洞察力的基础之上的。

1.4.2 自媒体与新式“传—受”结构

以网络为技术平台的自媒体在信息的传播上与有史以来各大媒体平台最大的不同为：一是受到第三方的控制较少；二是“草根”参与化，也就是普通的公众也可以参与其中，并作为信息的发布者和接受者。这实际上打破了李普曼所说的公众无法接近事实的技术限制。

相对于以前的所有媒体，自媒体最本质的特征就是改变了过去传统的“传—受”结构。传统的媒体，或者说是网络自媒体产生之前的媒体，不管形式如何，如电视、广播、报纸，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新闻的采编权都牢牢地掌握在专业媒体的手里。这不仅是由于专业媒体的新闻采编工作具有专业性，更多地是由技术造成的。

在以互联网为平台的自媒体诞生之前，即使普通受众有发布新闻的需求和动力，他们也没有采编的条件。例如，一个普通人不可能像专业记者那样拥有专门的经费和采访权利去采访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在发布阶段，专业媒体的技术垄断更是如此。在过去，非媒体人员几乎不可能按自己的意愿将信息在大众媒体上发布。例如，在电视上播放的一条新闻，如果没有电视台编导的制作以及电视台总监的批准，这条新闻是绝对不可能播出的。这种在技术上对信息发布的客观控制和人为选择正是李普曼在《公众舆论》中论述的“议程设置”作用。

以网络为平台的自媒体的出现真正打破了传统媒体对新闻采编权的垄断，正是这种垄断的打破创造了接近和实现杜威所提的“参与式民主”的可能性。

1.4.3 自媒体与公民新闻

公民新闻（civic journalism），从采编者的角度来说，不是由专业的报社媒体记者采访的新闻，而是公民（即大众）自己采集发布的新闻。这些新闻一般通过网络自媒体发布。

1.自媒体对李普曼新闻“局外人”和“局内人”观念的颠覆

李普曼在《舆论学》中曾经提出“局内人”和“局外人”的概念。李普曼认为，公众因为偏见以及新闻报道的局限性，根本不能了解事件的全部真相，所以公众在应对大事件的决策时是“局外人”。在为外部环境提供准确记录和分析的过程中，李普曼提出了“局内人”的概念，并将专家的作用凸显出来。所谓“局内人”，即决策者、管理者。在网络出现之前，大多数信息的确被掌握在极少数人手里，这些人除了是某些事件的亲历者，还是高层领导。先撇开个人对事件的判断力和决断力，单单从对事件的了解程度和信息的准确性而言，作为领导、专家的“局内人”应该有绝对的合法性去进行管理和判断。不管由少数“局内人”实行独断管理这种做法是否具有合法性，但依据掌握信息的多少以及准确性，“局内人”的确拥有对信息的更全面的了解。

然而，网络媒体的发展使得“局内人”“局外人”的界限变得模糊起来。在网络出现之前，原先广大民众根本无法知道的，或者只能接受官方扭曲加工后发布的事件报道，现在基本上是“纸里包不住火”，能够被公众所知晓。比如温州动车事件，网络上对该事件的直接报道使得原先不掌握信息的大众从“局外人”的位置接近了“局内人”的位置。

2.网络促使大共同体的形成更具有可能性

杜威认为，大机器时代的来临是建立在一种非人而不是共同体的基础之上，这导致人与人之间越来越生疏。然而，网络恰恰能够加强人与人之间的协作。以网络为载体的自媒体传播，应该是一种大众传播、人际传播和组织传播的综合体。网络媒体这个平台给使用者提供了一种复杂的传播组合形式，既有新闻部门作为大众媒介向广大公众传播的模式，更有网民互动这种相当于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的模式，这几种活动往往是同时发生的。受众越依赖于新媒体网络的信息接收和发送，则越有可能真正形成一种“社会大共同体”。

以网络为基础的自媒体克服了传统媒体的一些缺陷，为大众提供了一个“参与式民主”的平台，以往被学术界中的大多数人认为不可能实现的杜威“参与式民主”构想有了实现的可能。当然，从现实的角度来说，目前自媒体在影响力和采编能力上与专业的大众媒体还是相差甚远的，以网络为代表的自媒体是一个新生的事物。但是，从发展势头来看，自媒体具有实现杜威大共同体“参与式民主”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