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论题的提出

1957年10月15日，《日瓦戈医生》在米兰用意大利文出版，此事犹如一枚重磅炸弹投入文学界，影响波及世界多国的政治、外交、文化以及社会舆论。就苏联而言，一位本土作家将国内不予发表的作品在国外出版，而且小说内容隐约包含对十月革命的否定，帕斯捷尔纳克自然成为口诛笔伐的对象。而在欧美国家，小说获得广泛赞誉，1958年10月23日瑞典科学院将当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帕斯捷尔纳克，以表彰他在“现代抒情诗及俄国小说伟大的叙事学传统方面做出的卓越贡献”，此举加剧了苏联境内对小说作者讨伐的力度。

就在作家获奖的当天，苏共中央主席团即做出《关于帕斯捷尔纳克诽谤性小说的决定》，把《日瓦戈医生》定性为“一部诽谤性的描述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实现这场革命的苏联人民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作品”[1]。1958年10月25日，《文学报》用两栏的篇幅发表了讨伐帕斯捷尔纳克的“檄文”：“他得到的犒赏是因为他同意挂在反苏宣传的生锈钓钩上的诱饵的作用……不光彩的下场在等待着受过洗的犹大、日瓦戈医生和它的应受到人民蔑视的作者……”[2]次日，《文学报》刊载《新世界》杂志五位编委1956年9月给作家的退稿信，信中指出，帕氏的小说对俄国知识分子和人民投身的革命问题做出了否定的回答，因此《新世界》不可能刊登。另一篇社论《国际反动派的挑衅》称此次诺贝尔授奖是“西方极端反动势力最近展开的反共进军”[3]，认为小说否认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是一部拙劣的毫无用处的下等作品。同一天，《真理报》刊登政论家萨拉夫斯基的文章《围绕着一株莠草的反革命叫嚣》，指责小说作者是“对社会主义革命、对苏联人民和苏联知识分子的恶毒的诽谤”[4]。10月28日，《文学报》全文刊登了苏联作协理事会主席团关于开除鲍·列·帕斯捷尔纳克作协会籍的决议，认为“（小说）暴露了作者在思想贫乏中的自我欣赏，只是一个由于历史没有按照他所往下规定的弯路前进而又气又惊的庸人在失魂落魄之余发出的哀嚎而已。小说的主题思想是虚伪的，一文不值的，是从颓废派的垃圾堆里捡出来的”，决定“取消鲍·列·帕斯捷尔纳克苏联作家的称号，开除其苏联作家协会的会籍”。[5]

虽然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苏联准备出版此书，然而迫于反对者的压力，最终未能公开发行。20世纪60—70年代，苏联当局对小说的态度有所缓和，这在两位“重量级”人物身上有所体现。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最先忏悔了自己当年对帕斯捷尔纳克获奖的粗鲁态度，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直到今天，我还没有读过他的书，所以也不能作出评价……主要的问题是，应该让读者有机会作出他们自己的评价，而不应该采取行政措施和警察手段。不应该对我们从事创作的知识分子作出判决，好像他们在受审判似的……关于《日瓦戈医生》这本书，有人也许会说，我对这本书未能出版表示后悔已经为时太晚了。不错，可能太晚了，但晚一些总比不表示好。[6]

另一位参与迫害帕斯捷尔纳克的《新世界》杂志前主编康·米·西蒙诺夫1977年在写给德国作家安德施（A. H. Andersch）的信中也承认，20世纪50年代对待帕斯捷尔纳克的一些做法可能是不公正的，对自己当年没有冷静对待作家获奖一事表示了愧疚。[7]

直到1986年，我国才开始正式译介这部小说。这年12月份漓江出版社推出了力冈与冀刚先生合译的《日瓦戈医生》，比苏联出版该书早一年的时间。

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国开始展开对这部小说真正意义上的研究。在为力冈、冀刚译本所作的序言《反思历史，呼唤人性》中，薛君智写道：“我们该如何看待这部闻名世界的作品呢？我想，首先应当摈弃过去围绕小说所进行的非文学色彩的冷战思维的影响，而对小说本身及其创作背景进行认真严肃实事求是的分析。”[8]摆脱冷战思维的禁锢，实事求是地分析文本，为小说研究指明了前进方向。由此发轫，国内介绍作家生平、研究小说内容的文章雨后春笋般涌现，“帕斯捷尔纳克热”在我国逐渐形成。1987年，《当代苏联文学》第2期刊载俞中青的《诚实的历史反思：读〈日瓦戈医生〉梗概》，随后《外国文学研究》第4期、《读书》第4期分别发表薛君智的长篇评论《帕斯捷尔纳克的生活与创作道路——兼论〈日瓦戈医生〉》和赵一凡的《埃德蒙·威尔逊的俄国之恋：评〈日瓦戈医生〉及其美国批评家（哈佛读书札记）》。此外，《文汇报》10月24日还刊载了薛君智撰写的《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与他的〈日瓦戈医生〉》。与以往观点不同的是，这些评论努力摘除“有色棱镜”，开始正面评价小说内容。

迄今为止，中国的帕氏小说研究已走过近三十个春秋，发表的学术论文达百余篇，主要研究者包括薛君智、高莽、白春仁、蓝英年、汪介之、董晓、何云波等。陈建华主编的《中国俄苏文学研究史论》第三卷第三十九章综述了这些论文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1. 人物形象研究

对日瓦戈医生的理解在我国经历了“小人物”说、“多余人”说、“知识分子”说与“基督形象”说、“使徒”说和“圣愚”说。早期，研究者通常将日瓦戈断定为消极的人物形象。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部分学者套用俄国传统文学分析方法，将他归为“小人物”和“多余人”，例如古渐的《日瓦戈：苏联文学中的“多余人”——兼论俄国文学中“多余人”形象比较》。21世纪以来，有研究者结合作家身世，从自传性角度分析日瓦戈形象，将其看作知识分子的典型，如易漱泉的《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评〈日瓦戈医生〉》、何云波和刘亚丁的《精神的流浪者——关于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对话》。还有研究者认为日瓦戈是俄国历史中“圣愚”在文学作品中的体现，如黄伟的《使徒和圣愚：日瓦戈形象原型的跨文化阐释》。

2. 小说主题研究

研究者们不仅阐释了小说历史反思的意义，而且关注作品中知识分子命运的问题、哲学思想、人道主义、人性以及生存的意义，例如李华的《历史与人性的冲突——读〈日瓦戈医生〉》、宋卫琴的《呼唤人性尊严——俄罗斯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日瓦戈形象分析》、程洁的《生·死·生存——〈日瓦戈医生〉解读》、刘佳林和严长春的《慌乱的敲门声——论〈日瓦戈医生〉中的生活思想》等。

3. 艺术特色研究

鲁有周的《〈日瓦戈医生〉的艺术魅力浅探》较为全面地分析了小说的史诗般的规模、丰富的人物形象塑造、“现代派”写作色彩（主人公潜意识、梦境和幻境、内心独白）等内在的文学价值。董晓在《〈日瓦戈医生〉的艺术世界》中对小说的诗化特质做了探讨，认为作家在作品中通过中心人物的心灵世界将自己沉重的历史反思转化为一种诗意的境界，小说以其诗的韵味独特地审视了俄国革命的历史，也是一部真正的爱情诗歌。

从研究方法上看，在笔者搜集的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我国《日瓦戈医生》研究的120多篇学术论文中，运用社会批评、文化批评方法的共计90篇，其中9篇兼用了作家作品对比研究方法，运用历史批评介绍作家生平和小说创作历程的有14篇，另有6篇介绍小说接受史、研究史及其他，运用美学分析手法的共12篇。在所有文章中，采用文本细读方式解读作品的不足10篇，不到论文总数的10%。

近些年来，以此为研究对象的学位论文数量也逐渐增多，如孙文君的《〈日瓦戈医生〉中的生命意识》、姜丽娜的《〈日瓦戈医生〉的象征性研究》、郭蓓的《诗意盎然的叙事性作品——论〈日瓦戈医生〉的美学特质》等硕士学位论文，再如苗澍的《巴赫金的对话理论与〈日瓦戈医生〉》、黄伟的《〈日瓦戈医生〉在中国》等博士学位论文。

此外，国内还出版过几本专著，如张晓东的《生命是一次偶然的旅行：日瓦戈医生的偶然性与诗学问题》、冯玉芝的《帕斯捷尔纳克创作研究》。

应该说，我国学术界的相关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冲破了政治话语的羁绊，但就研究内容和方法而言——尤其是小说的文本分析，亟待进一步拓展。

张建华教授考察新中国六十年帕斯捷尔纳克小说研究的状况后指出，自中译本诞生以来，我国帕氏小说的研究经历了两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属于“以社会历史批评为主体的研究”时期，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是“走向文化批评和审美批评的学术转型”[9]时期。他是从研究方法上对中国帕氏小说研究的时代特点进行评价的，其结论是正确的。这一高屋建瓴的观瞻，既肯定了我国学术上取得的成就，又深刻地认识到其中存在的不足，对未来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当前《日瓦戈医生》的研究正处在“学术转型”的关键时期。虽然我国研究者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出现的问题亦值得深思。一方面，许多研究者仍停留在意识形态评价与“读后感式评说”的水平；另一方面，多数研究缺乏学理的支撑，分析不够深入，鲜有新颖的见解。诚如张建华教授指出的：

研究对象（指《日瓦戈医生》——本书作者注）被人们谈得最多的还是其思想、伦理、文化意义，而作为一个作家的艺术品质，却不太得到评论界的高度关注，对以作品为中心的审美细读批评有所忽略，对作品仔细研读、敏锐发掘有所缺失。[10]

坦白而言，我国传统的研究很少细致入微地分析小说的文本结构、形式和语言，对作品的评论大多建立在个人感悟和“经验主义”文论上，其成果常常具有主观色彩。因此我们认为，必须以科学的文学理论为指导，对《日瓦戈医生》做精细的文本分析。

基于近年来我国帕氏小说研究的境况和存在的问题，我们提出“《日瓦戈医生》叙事特色与语言艺术研究”这一论题，拟用西方叙事学理论（含俄罗斯学者的理论）结合文本细读的方式分析帕氏小说的美学特征，探索经典的价值。

叙事学（нарратология）是一门关于叙事文本的学科，主要研究叙事[11]的本质、形式、功能以及所有叙事类型之间的共同特征。该术语最早由保加利亚裔法国文学理论家托多罗夫（T. Todorov）提出，他在1969年发表的《〈十日谈〉语法》中写道：“……这部著作属于一门尚未存在的科学，我们暂且将这门科学取名为叙事学，即关于叙事作品的科学。”[12]其实叙事学的理论框架在此之前已初步成型。

现代叙事学理论起源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普罗普（В. Я. Пропп）对俄罗斯童话故事的研究和什克洛夫斯基（В. Б. Шкловский）、艾亨鲍姆（Б. М. Эйхенбаум）等人的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形成于60年代中期的法国。众多欧美文艺理论家，如列维－斯特劳斯（C. Levi-Strauss）、托多罗夫、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格雷马斯（A. J. Greimas）、布雷蒙（C. Bremond）、热拉尔·热奈特（G. Genette）、W.C.布斯（W. C. Booth）等，将文学叙事学理论用于作品文本分析，取得了巨大成就。例如法国叙事学家热奈特以普鲁斯特（M. Proust）的《追忆似水年华》为研究对象，从时间、语式、语态等语法范畴分析小说，探索文学叙事的普遍规律，写成《叙事话语》一书，成为叙事学经典佳作。美国文学批评家W. C. 布斯接受法国结构叙事学后，结合修辞学研究小说中作者控制读者的手段，论述了作者叙述技巧、读者阅读效果等问题，他提出的“隐含的作者”“可靠的叙述者”“不可靠的叙述者”至今都是叙事学理论的代表性术语。

西方叙事学理论以20世纪90年代为界，分为经典叙事学和后经典叙事学。

经典叙事学“研究所有形式叙事中的共同叙事特征和个体差异特征，旨在描述控制叙事（及叙事过程）中与叙事相关的规则系统”[13]。其研究范围包括作品结构、叙事话语、叙事语法等，涉及叙事框架、叙述交流、叙述声音、叙述聚焦、叙述时间以及人物模式和描绘[14]等众多方面。例如叙事框架指作者采用的叙述方式，主要表现在故事层次和事件序列上。叙述交流指作者如何通过文本叙事将自己的思想、情感、观点传达给读者。叙述声音、叙述聚焦可以归结为“谁说”与“谁看”，即作品中叙述者的类型和视角问题。叙述时间包括文本时间和故事时间，前者指叙述者讲述一个故事所用的篇幅，后者则是事件本身发生过程里的时间，叙述者在作品中通过省略、停顿、概述、场景、延缓等手段处理文本时间，达到不同的叙事效果。显而易见，经典叙事学理论对文学作品的研究立足于文本本身，通过周密的逻辑分析和客观的理性思考获得结论。与我国传统文论相比，这一文学评论方式具有逻辑性、思辨性和科学性的特点。

后经典叙事学拓宽了经典叙事学的研究视野，更注重文本以外的语境研究。这一概念最早由戴卫·赫尔曼（David Herman）于1997年提出，他在主编的《作为复数的叙事学：叙事分析新视野》（又译《新叙事学》，1999）一书中表达了这样的观点，20世纪90年代以来叙事学跳出文本形式研究的窠臼，借鉴了女性主义、巴赫金对话理论、解构主义、语篇分析以及（心理）语言学等方法论和视角，焕发出勃勃生机，它“不仅与文学理论和叙事理论的研究相关，而且与普遍的批评实践相关”，“已经演变为一个更具包容性和开放性的工程”。“一门‘叙事学’（narratology）实际上已经裂变为多家‘叙事学’（naratologies），结构主义对故事进行的理论化工作已经演化出众多的叙事分析模式。”[15]换句话说，叙事学已不再专指结构主义的一种文学理论，而是上升到广义层面，成为叙事研究的代名词，指采用一定的视角或原则分析叙事作品的研究方法。在后经典叙事学中，语法学、诗学、修辞学、心理学、历史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都可以成为叙事分析的基础和方法来源。例如意识形态对文本的影响，这原是政治批评的内容之一，而在后经典叙事学中，作品的意识形态不是政治话语，而是指反映在文本里的作家的艺术观和世界观。读者阅读作品的过程中可以或隐或显地感受到作品的意识形态，如叙述者干预可能指明作者的创作意图，也可能揭示了作品的内在结构。从研究方法上看，后经典叙事学呈现出多元发展趋势，产生了以詹姆斯·费伦（James Phelan）为代表的修辞叙事学、以苏珊·兰瑟（Susan Lanser）为代表的女性主义叙事学、以马克·柯里（Mark Currie）为代表的后现代叙事学、以赫尔曼为代表的认知叙事学[16]，以及部分学者主张与后结构主义、历史主义相结合，与精神分析、读者批评联姻等等。

美国文艺理论家华莱士·马丁（Wallace Martin）在《当代叙事学》一书中对20世纪叙事理论作了简单的勾勒，见下图[17]：

作者指出，轴（1）为早期法国结构主义者的形式分析，三角形（2）是俄国形式主义者为叙事学研究做出的贡献，轴（3）为视点批评，轴（4）是读者反应批评，轴（5）为社会学学者和马克思主义批评家评论方向。

华莱士·马丁的著作完成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作者以其对叙事理论历史发展的宏观把握敏锐地嗅出后经典叙事学的端倪。从图中可以看出，作者—叙述者—叙事—读者轴以下属于经典叙事学内容，也是整个叙事学理论的基石；其上则是后经典叙事学的发展趋势，与历史、社会、文化等学科相融合。

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叙事学理论传入我国以来，90年代学界出现叙事学热，我国学者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徐岱的《小说叙事学》、罗钢的《叙事学导论》、申丹的《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等著作借鉴国外相关理论，揭开了我国叙事学研究的序幕。研究者或以西方叙事学理论诠释我国文学作品，如张世君的《〈红楼梦〉的空间叙事》、郑铁生的《三国演义叙事艺术》、谭君强的《叙述的力量：鲁迅小说叙事研究》；或打破中西文化的差异，参照西方理论建设我国文学自己独特的叙事学体系，如杨义的《中国叙事学》、陈平原的《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赵毅衡的《苦恼的叙述者》等。这些著作不但印证了叙事学理论，而且拓展了其思维空间，取得了较高的成就。

总而言之，历经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实践证明，文学叙事学已经建构出一套应用于叙事作品分析的理论体系，并且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不断向纵深发展，是一套行之有效的科学理论，在当代众多文学批评理论中占据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