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内外对奥尼尔的研究一直处于上升的态势，在一些国家“奥学”已经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成立了专门研究奥剧的奥尼尔学会，定期举办国内或国际奥尼尔学术研讨会。依据ProQuest期刊论文综合检索、PQDD国外硕博士论文全文数据库检索和中国知网CNKI检索，国外近30年把奥尼尔作为研究对象的论文达2000多篇，作为博士论文研究的也有59篇；截至2016年初，国内在比较重要的学术期刊上发表此类文章就达400多篇，而且呈现出迅猛发展的科研趋势。
一、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对奥尼尔的研究群体庞大，研究成果丰硕，很难穷尽，为了便于系统了解关于奥尼尔的国外研究成果和态势，笔者在此将根据奥尼尔研究的不同特点和取向，做以下简要梳理和分述。
（一）对奥尼尔早期戏剧的零评散论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奥尼尔进入其创作的高产期，对奥尼尔及其剧作的批评也在报刊上频频刊出。剧评家约瑟夫·伍德·克鲁奇（Joseph Wood Krutch）在1932年编辑出版了《尤金·奥尼尔九剧本》（Introduction to Nine Playsby Eugene O’Neill）一书，在其介绍中，他精辟地论述了奥尼尔剧作的独到之处：奥尼尔的作品与易卜生、萧伯纳的剧作不一样，但与《哈姆雷特》《麦克白》具有同等重要的价值。奥尼尔和莎士比亚一样深刻，都展示了人的欲望和激情，以及人的旺盛的生命力带来的令人恐怖的杀伤性，这就是其悲剧的渊源。[15]号称美国剧评第一人的乔治·吉恩·内森是奥尼尔最好的朋友，他对奥尼尔戏剧的褒奖和评论促进了奥尼尔戏剧的成长和壮大，他与剧作家奥尼尔，肖恩·奥凯西（Sean O’Casey）三人并称为美国“戏剧的三位一体”[16]。后来内森在门肯主编的《美国信使》（American Mercury）中对奥尼尔高度赞扬，他认为奥尼尔激情奔放、胸怀博大、技艺精湛，这些都是无与伦比的。奥尼尔描写的人物具有“普遍性”，是活生生的“整个人类的象征”，人物身上体现了时代的伦理价值，具备人性所有的“美德和缺陷”[17]。另一位知名批评家布鲁克斯·阿特金森（J.Brooks Atkinson）对奥尼尔的评价则有褒有贬，而且非常尖锐。褒奖的是：奥尼尔打破传统模式，使剧院发生了地震，美国戏剧从此由小剧场表演走向与生活密切相关的“严肃的艺术”[18]。同时，艾金森又毫不留情地批判了奥尼尔剧作《奇异的插曲》，认为看了这个剧本的演出，犹如“夜晚走在遗弃的街道上”[19]，剧作的失败是因为奥尼尔过于大胆地在舞台上尝试现代技术手段。
这个时期的一些剧评家都是著名的文学家或者知名记者，他们对戏剧有着深刻的认识和理解，对戏剧的批评入木三分、精辟独到，他们在《纽约时报》《新闻周刊》等著名报刊上发表关于作品、演员和舞台表演的文章，当时对观众欣赏戏剧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也增进了观众对奥尼尔及其作品的进一步了解。然而，他们的评论还停留在一些散论之上，缺乏系统性和全面性，尚不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二）对奥尼尔戏剧的马克思主义批评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美国文学创作领域和文学批评领域与政治和意识形态联系紧密，文学批评具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当时左翼文学批评在美国非常盛行，甚至成了文学批评界的主流。剧评家威克多·F.卡尔文顿（Victor Francis Calverton）的《美国文学的解脱》（Liberation of American Literature，1932）与其说是文学研究，倒不如说是社会政治研究，他借用马克思理论分析了文学的起源和意义。他认为文学是社会、阶级和经济的产物，无产阶级文学是一种新型的充满希望的文学。该著作的价值在于其应用了尖锐的、精辟的理论和社会工具分析文学，而该著作的缺陷是，作者只顾在朗费罗、惠特曼、奥尼尔等作家的作品中寻觅所含有的社会、政治、阶级和经济等文学作品的外围元素，而忽略了作品本身的内涵价值。[20]另有一位评论家值得一提，他就是格兰维勒·希克斯（Grandville Hicks）。希克斯以其《辉煌的传统：内战后美国文学解读》（The Great Tradition：An Interpretation of American Literature Since the Civil War，1933）著名，是一名典型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在该文中他更是应用马克思理论对美国文学传统进行全面的考究，是目前最系统的马克思理论视角下的文学批评著作。他认为一位合格的艺术家对社会现实要有敏锐的洞察力，要充分认识文学的革命意义。作者将强烈的革命热情渗透到对奥尼尔剧本和对其他美国文学的批评之中，致使批评的客观性值得怀疑。当时最有影响的剧作家兼剧评家约翰·H.劳森（John Howard Lawson）认为奥尼尔的早期戏剧是进步的，后来的戏剧是“病态”的[21]，这种病态就是奥尼尔失去无产阶级的血液。劳森在其1936年出版的著作《戏剧和电影创作理论与技巧》（Theory and Technique of Playwriting and Screenwriting，1936）中，通过对剧本《毛猿》进行分析解读，坚称奥尼尔以及其他美国作家最终都没有逃脱为资本主义代言的命运，这不是他们“个人的失败”，而是资本主义社会“大气候”的影响。劳森对奥尼尔晚年大作《送冰的人来了》给予彻底的揭露和批评，在他看来，这部剧的失败是由于奥尼尔没有认识到无产阶级的力量。劳森的批评过分强调作品的社会价值，甚至认为多年来文学研究的失败就是因为把作品当成“真空”的东西，苦思冥想地去挖掘作品内部的结构、语言、人物和情节，那最终一定是徒劳的。[22]剧作家赖斯特·克尔（Lester Cole）与劳森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他针对劳森在1954年3月发表在《群众与主流》（Masses and Mainstream）的文章《尤金·奥尼尔的悲剧》（“The Tragedy of Eugene O’Neill”）[23]，紧跟着在1954年6月的同一期刊上连发三篇题目为“Two Views on O’Neill”的文章回击劳森，他表面赞扬劳森是“不妥协的”（intransigent）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实则认为劳森对奥尼尔的批评矛盾重重。为了证明劳森的矛盾现象，他在自己的文章里引用了劳森文章里的七段话作为佐证。他认为奥尼尔思想腐朽，剧作自然不能为无产阶级呐喊。[24]总而言之，左翼剧评家所做的基本上是文学外部的研究，对文学的社会功能和意识形态功能的认识比较深刻，但他们存在的共同问题是忽略了对文学审美功能的研究和对文学内部的深入探讨。
（三）对奥尼尔戏剧的综合型研究
1934年索福斯·K.温泽尔（Sophus K.Winther）的专著《奥尼尔批评性研究》（O’Neill：A Critical Study）出版，著作前后12章，通过分析奥尼尔30年代之前所发表的重要作品，系统完整地概括了奥尼尔及其作品的社会意义、宗教色彩、伦理道德、创作艺术、现代悲剧等。[25]紧接着1935年理查德·D.斯肯纳（Richard D.Skinner）发表的《尤金·奥尼尔：诗人的探索之路》（Eugene O’Neill：A Poet’s Quest）是30年代研究奥尼尔最深刻的批评性著作，作者高度评价了奥尼尔的戏剧，他认为奥尼尔的戏剧绝不属于“一个剧场”，他的剧本用“讽喻”（parable）的手法描写人性之伦理道德，反映的是人的内心世界和现实生活。斯肯纳甚至认为奥尼尔的剧作超越了萧伯纳和易卜生的戏剧，萧伯纳的作品就是费边主义者的真实描写，易卜生则是对社会虚伪（false pride）的揭露，他们都没有奥尼尔身上的“诗人天赋”（poet’s gift），只有奥尼尔可以脱离特定的时代、特定的事件和人物，直接深入到人性情感和伦理的最深处。[26]温泽尔和斯肯纳从不同的角度对奥尼尔进行了探索研究，两位批评家的研究就当时而言，富有开拓性和历史意义，但是整体看来还是不够系统，主要是因为奥尼尔的代表作品创作于1935—1943年之间，所以研究还欠完备。
另一部批评性著作是由约翰·H.拉雷（John H.Raleigh）撰写的《尤金·奥尼尔的戏剧》（The Plays of Eugene O’Neill，1965），不同于多丽丝·亚历山大的单项研究以及科拉克的历时性研究，该书是从历史和形式的视角研究奥尼尔剧作的。多丽丝·亚历山大认为奥尼尔的每一部戏剧都是一个“三百六十度的圆周”的独立世界，每一部剧都是一部历史学文献、伦理学文献、心理学文献和哲学文献，所以奥尼尔的任何一部戏剧都是“宏观宇宙”（macrocosm）世界的另一个“微观世界”（microcosm）[27]。如果说多丽丝所做的是对奥尼尔剧作的心理深度探析的话，拉雷则是对历史和人性的深刻反思。
20世纪70年代对奥尼尔研究最系统的要数乔丹·Y.米勒（Jordan Y.Miller）的《尤金·奥尼尔及美国批评家》（Eugene O’Neill and the American Critic，1973）。专著最显著的特点是，几乎网罗了所有发表在各种报刊上和其他媒体上的有关奥尼尔剧作的剧评以及公开出版的有关奥尼尔剧作的学术研究成果，使他的研究相比之下更全面、更系统、更可信。[28]该著作让读者饱览了20世纪70年代以前美国剧评家对奥尼尔的褒贬评价，缺憾的是该书未能将英语国家从事奥尼尔研究的剧评家都涵而概之。鉴于此，理查德·马克斯维尔·伊顿（Richard Maxwell Eaton）和麦迪利恩·史密斯（Madeline Smith）于1988年发表《尤金·奥尼尔：注解文献书目》（Eugene O’Neill：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并于2001年修订出版了《尤金·奥尼尔：注解国际文献书目1973—1999》（Eugene O’Neill：An Annotated International Bibliography，1973—1999），他们直言此书是乔丹·米勒的《尤金·奥尼尔及美国批评家》的“升级版”（a work of update），因为该书包含了乔丹·米勒在书中未涉及的和忽略的那些批评家，特别是他们把研究视域扩大到英语国家甚至非英语国家关于奥尼尔的研究。[29]这时期关于奥尼尔研究的重要著作还有：《奥尼尔及其剧作》（O’Neill and His Plays，1961）和《奥尼尔研究指南》（An O’Neill Companion，1984），前者由奥斯卡·卡基尔（Oscar Cargill）等三位批评家合撰，书中集合了批评家40年来对奥尼尔及其剧作的批评，其价值体现在一种阶段式的、断代式的研究；该书的缺陷也一目了然：一为整体编辑体制显得杂乱无章，二是剧本选择不够科学。[30]而后者则由玛格丽特·L.兰诺德（MargaretL.Ranald）撰写，该书为学习和研究奥尼尔剧作起到引导作用。书中既有对奥尼尔代表剧作的批评，也有对一些普通剧作的评论，同时还对大多戏剧中的人物进行了分析，奥尼尔及其家庭成员也被一一描写和传述。该书的价值在于，适应于不同类型的读者群体，比如专家学者、戏剧爱好者、初入行道者。该书对奥尼尔戏剧从艺术理论到艺术实践的分析对后来学者有极大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31]
1972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时代的写照：奥尼尔剧作研究》（Contour in Time：The Plays of Eugene O’Neill）堪称奥尼尔研究的巅峰之作，无论从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是前所未及的。该书作者特拉维斯·博加德（Travis Bogard）对奥尼尔各个时期的作品进行了全面剖析，几乎没有遗漏。该书最大的特点是，作者跟踪了戏剧的演出，并对每次出演的情况和观众反应以及专业批评家对戏剧演出的评论做了翔实的论述。[32]美国文学评论家佛雷德里克·I.卡朋特（Frederic I.Carpenter）对此书予以高度的评价：历史学家会因其丰富的理论材料崇尚此书，学者会因其运用原创语料青睐此书。此书是迄今为止“最好的批评著作”（This is the best book of criticism about O’Neill yet published），因为其富有“哲学的深度”和精辟透彻的分析。[33]
（四）对奥尼尔戏剧创作技巧研究
20世纪末，还有一批影响比较大的批评著作，其中包括《心灵戏剧：超自然主义视角下奥尼尔研究》（A Drama of Soul：O’Neill’s Studies in Supernaturalistic Technique，1969），作者安吉·陶恩维斯特（Egil Tornqvist）对奥尼尔的创作技巧和人物描写做了详细的分析。书中他并没有给出任何判断，他认为分析本身就是一种最佳的引导，要比“审美评价”（aesthetic evaluation）更有效。[34]马蒂·瓦尔基米（Mardi Valgemäe）认为安吉的研究是目前就戏剧形式方面“最新、最满意”的成果。[35]琼·康提亚（Jean Chothia）的《炼词：尤金·奥尼尔戏剧研究》（Forging a Language：A Study of the Plays of Eugene O’Neill，1979）则是对奥尼尔戏剧语言和对白研究的成果。皮特·迈森特（Peter Messent）博士认为康提亚采用了“系统语言学分析”（systematic linguistic analysis）方法研究奥尼尔戏剧的对白，通过研究发现，康提亚的研究完全击碎了一些批评家对奥尼尔“戏剧语言贫乏”等一类不公的批判，她认为奥尼尔的戏剧语言是“多变和复杂”（flexible and complex）的，他在试验一种“戏剧性的语言”（dramatic language）[36]。对奥尼尔戏剧语言研究的另外两位批评家是迈克尔·曼海姆（Michael Manheim）和多丽丝·亚历山大（Doris Alexander），曼海姆的著作《尤金·奥尼尔的新式家庭语言》（Eugene O’Neill’s New Language of Kinship，1982）探索了奥尼尔戏剧前后语言的变化，早期的独白和对话主要是体现了真实的人情关系，中期的戏剧则以内心的独白见长，晚期的戏剧又回归了家庭式的语言。曼海姆的研究存在的问题是，他研究的资料并非原创，基本上来源于别的批评家之言。[37]多丽丝·亚历山大的力作《尤金·奥尼尔创新批评之路：关键的十载，1924—1934》（Eugene O’Neill’s Creative Struggle：The Decisive Decade，1924—1934，1992）则避免了曼海姆研究方法的缺陷，她将自传式的研究和文本分析结合在一起，在研究方法上开辟了新的道路。亚历山大把奥尼尔十年艰难创作的9部戏剧分成单独的章节展开分析，但她更侧重于研究创作过程，而不仅仅只是在研究奥尼尔及其剧作。本项研究也不是一点瑕疵没有，亚历山大的研究基本上依据自己的价值判断，显得主观臆断些。[38]但是瑕不掩瑜，亚历山大的研究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总体而言，以上四部专著的侧重点和研究方法虽各不相同，但是它们的研究对象和视角基本一致，即是对奥尼尔戏剧语言和技巧的分析。
（五）对奥尼尔戏剧的心理学研究
20世纪下半叶至21世纪初一些剧评家开始从心理学角度研究奥尼尔的戏剧。这种现象一来是因为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研究成果问世，为戏剧文学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二来是奥尼尔剧作的核心问题就是在探究人生、命运等精神境界的问题。所以在研究奥尼尔剧作中出现从心理学角度研究的群体和大量的研究成果是必然的。1958年多丽斯·法尔克（Doris V.Falk）通过著作《尤金·奥尼尔及其悲剧性张力》（Eugene O’Neill and the Tragic Tension），从心理学和社会学的角度对奥尼尔的晚年力作《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进行了研究，这可以说是从心理学角度研究奥尼尔剧作的端倪之作。她认为在外物操控的社会里，多数人无可奈何，精神异化，在漫长的等待和绝望中消磨一生。现代人生活的悲剧在于，个体存在失去自我，沦为按照“社会期望值”而生存。[39]科特·伊森（Kurt Eisen）的《内在相克之力》（The Inner Strength of Opposites，1995）借用小说创作的叙事模式分析了奥尼尔剧中对人物内在心理冲突的设计和表现。吉尔·普菲斯特（Joel Pfister）在《舞台深处：尤金·奥尼尔的心理话语政治》（Staging Depth：Eugene O’Neill and the Politics of Psychological Discourse，1995）中尝试打破传统模式，进行一种怀疑式的批评，即透过奥尼尔戏剧句里行间去探索人的心理活动。在《斗争、失败或重生：尤金·奥尼尔的人道视野》（Struggle, Defeat or Rebirth：Eugene O’Neill’s Vision of Humanity，2005）中，作者提尔里·杜邦斯特（Thierry Dubost）指出奥尼尔剧中的人物普遍心理异化，一直在被“欲望”（desire）困惑和煎熬而不可自拔。[40]关于奥尼尔心理研究的成熟之作是约翰·P.迪金斯（John Patrick Diggins）的《尤金·奥尼尔眼中的美国：民主之下的欲望》（Eugene O’Neill’s America：Desire under Democracy，2007）。迪金斯认为，奥尼尔笔下的人物都在拼命地生活，渴望在繁荣富强的国度实现自己的梦想和精神自由，但是梦想最后总是被欲望摧毁，不断破灭的欲望最终成为美国民主的梦魇。
（六）对剧作家奥尼尔的研究
1926年巴雷特·H.科拉克（Barrett H.Clark）的《尤金·奥尼尔》（Eugene O’Neill）问世，这是第一部关于奥尼尔的评传。科拉克与奥尼尔关系友好，过从甚密，对奥尼尔的身世、生活、家庭，甚至戏剧创作过程等都了然于心，因而他对奥尼尔的评传叙写显得真实，是研究奥尼尔最可靠的参考资料之一。该书的缺陷是，对奥尼尔的研究基本上还是依据其创作年代的顺序进行的，所以史记意义远远大于学术价值。奥尼尔评传研究大作要数亚瑟（Arthur）和芭芭拉·盖尔本（Barbara Gelb）的《奥尼尔》（O’Neill，1962），盖尔本夫妇通过采访调查和书信往来等形式，获取翔实的资料，在奥尼尔去世九年之际出版了这部惊世之作。剧评家布鲁克斯·阿特金森（Brooks Atkinson）在本书的前言中对这本评传的评价是：学者和读者的“万幸”。[41]布鲁斯·因格汉姆·格兰哥（Bruce Ingham Granger）认为，该评传是目前关于奥尼尔研究“信息量最大的传记”（most informative biographer），既能“愉悦”（exciting）普通读者，又能“满足学者”（scholars find indispensable）需求。该书的不足之处有三：一是疏忽，许多信札并没有收入；二是主观臆测或感性描写不少（Gelbs sometimes go too far）；三是忽视了奥尼尔的多变“复杂的性格”（perplexing personality）。[42]盖尔本夫妇于2000年再出奥尼尔新传《奥尼尔：基督山相伴一生》（O’Neill：Life with Monte Cristo），增加了很多鲜为人知的资料，弥补了旧传的缺陷，研究显得更加客观和完善。相比以前的评传，作者自己也认为该新作之所长不仅仅在于资料的扩大、视野的开阔，更重要的是评论更加深刻。38年的沉淀使他们夫妇加深了对世界的看法和人生的理解，他们在前言中也说，这是他们对世界的“领悟能力改变”（changed sensibility）[43]的结果。
其次，还有一些评传也自成特色，比如：约翰·加森纳（John Gassner）的《尤金·奥尼尔》（Eugene O’Neill，1965）以剧作介绍的形式将奥尼尔一生串联起来；而路易斯·谢弗（Louis Sheaffer）的姊妹作《作为儿子与剧作家的尤金·奥尼尔》（Eugene O’Neill：Son and Playwright，1968）和《作为儿子与艺术家的尤金·奥尼尔》（Eugene O’Neill：Son and Artist，1982）则侧重于奥尼尔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佛雷德里克·I.卡朋特的《奥尼尔》（O’Neill，1979）影响比较大，后人研究引用比较多，主要是他编著的奥尼尔传记吸取了亚瑟和芭芭拉·盖尔本的《奥尼尔》和多丽丝·亚历山大的《低调的尤金·奥尼尔》（The Tempering of Eugene O’Neill，1962）评传中“文献缩水”的教训[44]，他的评传以事实为根据，让材料说话。弗吉尼亚·弗洛伊德（Virginia Floyd）的《尤金·奥尼尔：不一样的评价》（Eugene O’Neill：A New Assessment，1985）富有个性，她把整本传记按时间顺序分成四部分，每部分有前言和结语，即评传式的开头和用来自奥尼尔个人笔记中的话语作总结。评传注重细节，适合各个层次的读者，特别适合作为科研文献，受到学者的青睐。90年代之后，还有一些学者在做评传研究，例如，斯蒂芬·A.布兰克（Stephen A.Black）、特拉维斯·博加德（Travis Bogard）、杰克逊·R.布莱尔（Jackson R.Bryer）等等，但整体而言，评传研究逐渐被其他研究所取代。
（七）性别理论视角下的奥尼尔研究
奥尼尔一直被很多女性批评家指责为男性话语独裁者，他的作品体现的是一个纯粹的男性世界，女性在剧中经常不是缺席就是失语。盖勒·奥斯丁（Gayle Austin）的《女权主义视角下的戏剧批评》（Feminist Theory for Dramatic Criticism，1990）就是一部性别理论研究的代表作。作者将《送冰的人来了》作为分析语料，从性别角度证实奥尼尔笔下的世界具有男性中心和男性叙事的特点，主人公希基（Hicky）就是男权文化的代表，剧本就是在为男性杀人犯希基开脱。作者号召女性采取“对抗阅读”（resist reading）的态度，找回失去的自我，告别男性价值中心。[45]另一位著名的批评家安·C.霍尔（Ann C.Hall）的《阿拉斯加的别味风情》（A Kind of Alaska，1993）被认为是男性剧作家对女性书写的力作。作者批判了奥尼尔对妇女欲望的描写，不在场的伊夫琳（《送冰的人来了》）似乎离不开男人，剧中她一直渴望希基的归来；玛丽·蒂龙（《进入黑夜的漫长旅途》）则盼望能进入女性自我生活的圈子；乔茜（《月照不幸人》）则奢望被男人爱上。[46]但是，霍尔在批评奥尼尔男性叙事的同时，她看到了妇女争取性别权力的曙光，她认为奥尼尔笔下的妇女已经成功砸碎了她们四周的“镜子”和“阿拉斯加”美梦。[47]世纪之交，还有很多学者撰写学术论文深入开展对奥尼尔戏剧的研究，影响比较大的有苏珊妮·伯儿（Suzanne Burr）发表在由路特福特（Rutherford）编辑出版的论文集《美国现代戏剧的女性主义研究读物》（Feminist Readings of Modern American Drama）中的“O’Neill’s Ghostly Women”[48]，百特·曼德尔（Better Mandl）发表在著名期刊《尤金·奥尼尔评论》（Eugene O’Neill’s Review）上的论文《〈奇异的插曲〉中的性别的刻画》（“Gender as Design in Stranger Interlude”）[49]，卡希尔（Cahill）发表在《尤金·奥尼尔评论》上的《母亲和妓女：在奥尼尔戏剧中走向融合》（“Mothers and Whores：The Process ofIntegration in the Plays of Eugene O’Neill”）[50]，巴洛（Barlow）的“O’Neill’s Women”[51]，以及坦姆森·沃夫（Tamsen Wolff）于2003年发表在《戏剧期刊》（Theater Journal）上的《尤金·奥尼尔与〈奇异的插曲〉中的秘密》（“Eugenic O’Neill and the Secrets of Strange Interlude”）[52]等等。奥尼尔剧作的女性主义批评近年虽略有减弱，但是从未停止。
（八）奥尼尔戏剧的后结构主义批评
随着西方后现代哲学的兴起和发展，德里达等后现代哲学思想也不断地被作为文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奥尼尔戏剧的研究也不例外。迈克尔·曼海姆关于奥尼尔戏剧研究的论文开创了奥尼尔戏剧后结构主义研究的先河，他的《〈诗人的气质〉和〈月照不幸人〉的剧情超越》（“The Transcendence of Melodrama in A Touch of the Poet and A Moon for the Misbegotten”）对奥尼尔后期发表的两部戏剧中的情节、主题和人物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他认为奥尼尔的两部戏剧“超越了传统”的情感剧中二元对立的价值判断，体现了多元的思想。[53]曼海姆的另外两篇论文同样运用后结构主义理论剖析了奥尼尔剧作《送冰的人来了》（The Iceman Cometh）[54]和《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Long Day’s Journey into Night）[55]。三篇论文合在一起成为奥尼尔戏剧后现代研究的鼎力之作，对超越传统的奥尼尔戏剧进行比较系统的研究。另一位学者约翰·V.安土思（JohnV.Antush）的论文《尤金·奥尼尔：现代与后现代视角》（“Eugene O’Neill：Modern and Post Modern”）则不同于曼海姆的视角，他认为奥尼尔的剧作分为现代和后现代两个时期，有时两种文学形式交叉行进、共成一体、相辅相成，如《安娜·克里斯蒂》（Anna Christie）和《天边外》（Beyond the Horizon）等都是奥尼尔试验新现代悲剧的杰作，运用现代主义的创作手段，但又体现了典型的后现代视野和解构的方法。[56]
以上是对奥尼尔戏剧国外研究的一个大概梳理，不免存在片面与疏漏现象，但综观国外关于奥尼尔戏剧研究的文献，可以看出对奥尼尔戏剧研究的路径大概是，从外围走向内部，由纵向走向横向，逐渐发展为内外相接、纵横交错的研究取向，研究的视野不断放大，研究的问题不断深入。比如，最初的研究主要关注奥尼尔戏剧的社会意义、意识形态等，后来逐渐发展为对奥尼尔作品的研究，再后来借用女性主义批评、心理分析以及后结构主义等其他学科的先进理论来研究奥尼尔的剧本。显然呈现出由外而内、由单学科向跨学科、跨文化的研究轨迹。关于对奥尼尔戏剧的跨文化横向平行研究，在此必须提上一笔的是20世纪90年代的比较研究，例如：爱德华·肖尼斯（Edward Shaughnessy）的《奥尼尔在爱尔兰：批判性接受》（O’Neill in Ireland：The Critical Reception，1988），诺曼德·博林（Normand Berlin）的《奥尼尔的莎士比亚》（O’Neill’s Shakespeare，1993）和詹姆斯·罗宾（James Robin）的《尤金·奥尼尔与东方思想》（Eugene O’Neill and Oriental Thought，1982），这些研究更加确立了奥尼尔在国际上的声誉，丰富了对奥尼尔作品的批评，丰满了奥尼尔形象。
二、国内研究现状
奥尼尔的戏剧在中国广泛传播，其影响之大、研究人群之多仅次于美国本土，而且研究线路也与英美国家有诸多相似之处，例如，中美研究都存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两个研究活跃期。我国这两个时期对奥尼尔的研究显然高于其他时期，主要原因在于处于第一个时期的学者需要拿来和借鉴西方戏剧的理论和形式，而20世纪80年代之后，经济文化快速发展的中国以开放和包容的态度吸纳了西方经典，改善和升级了我国落后的艺术成分。90年代之后，我国学者对奥尼尔的研究由活跃逐渐变得沉稳、深刻和多元，很多学术价值高的论著问世，用“新批评、新理论对奥尼尔剧作进行新的观照、思考和分析，挖掘其作品中的新内涵”[57]。笔者为了使国内研究奥尼尔的线路更加明晰，以下将按照时间阶段来综述国内奥尼尔研究现状。
（一）奥尼尔研究的萌芽期
20世纪20年代就有大批学者文人开始撰文向中国读者介绍奥尼尔和他的作品，这其中包括茅盾、张嘉铸、胡逸云、查士铮、余上沅、胡春冰、钱歌川等。茅盾的《美国文坛近状》和胡逸云的《介绍奥尼尔及其著作》尚谈不上是学术批评之文章，前者不足三十字，属于顺便提及奥尼尔而已，后者也不过是对奥尼尔及其作品的简短介绍而已。张嘉铸的《沃尼尔》和查士铮的《剧作家友琴·沃尼尔》只不过是为了迎合奥尼尔访华而编译由美国奥尼尔研究专家巴瑞特·H.科拉克（Barrett H.Clark）和美国文学评论家威普莱斯（Whipples）教授所撰写的著作。真正称得上有批评价值的文章是余上沅的《今日之美国编剧家阿尼尔》。作者着眼于《毛猿》等5部大作所运用的创作手法和艺术价值进行了精辟的论述，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胡春冰的研究最深入，他避免了当时研究普遍存在的大而空泛的毛病，并选择对剧本《奇异的插曲》进行了文本细读和分析。他认为《奇异的插曲》无论在演出安排还是在角色构置上都是一次“革命”，代表着戏剧艺术中“旧的精神与形式”的破产，象征着“新的形式与意义”的诞生。[58]他的研究告诉我们，奥尼尔戏剧实际上是借鉴了古希腊的悲剧创作形式，进而吸收和升华为现代美国戏剧。
20世纪20年代奥尼尔在中国学界并没有得到广泛的关注，发表的文章都是浅尝辄止，也没有奥尼尔的剧本被翻译出版，更没有关于奥尼尔研究的专著问世，就连奥尼尔名字的翻译都没有统一。虽然奥尼尔研究还停留在比较初级的阶段，但是，最起码让国内学者意识到研究资料的缺乏是造成研究奥尼尔的瓶颈。在此背景下，30年代文学领域开始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译介奥尼尔戏剧的热潮。
在20年代向国人介绍奥尼尔的学者中，洪深的影响不容小觑。洪深曾经作为哈佛大学贝克教授47创作室的一名学生，与奥尼尔同窗，他的剧本《赵阎王》就是把奥尼尔的《琼斯皇》进行改编移植到中国的，并在上海笑舞台演出。洪深将《琼斯皇》中国化的目的有三：一是扩大奥尼尔在中国的影响；二是使中国戏剧现代化；三是传播思想、“改善人生”[59]。洪深的《赵阎王》开启了改编奥尼尔剧本的先河，后来则有李庆华根据《天边外》改编的《遥望》，马彦祥根据《归途迢迢》改编的《还乡》等。这样的移植型创作手法，虽然不能给中国戏剧舞台带来一场革命，但是其作用也不能低估，至少给中国戏剧界吹来了一股清风。
（二）奥尼尔研究的活跃期
20世纪30年代，奥尼尔得到中国学界的广泛关注，最重要的原因是莎士比亚、易卜生、萧伯纳、席勒等著名戏剧家的现实主义戏剧在国内译介后，大众开始对西方现实主义戏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同时，学界对不断试验表现主义、象征主义和心理分析等创作手法的美国戏剧大师奥尼尔也有极高的期待。在此背景下，30年代译介批判奥尼尔作品的专家云集、学者辈出。
30年代奥尼尔作品翻译进入了一个小高潮。193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古有成译介的《加勒比斯之月》，书中共收录其七个奥尼尔独幕剧的译作，并且在此书后记中给予奥尼尔高度的评价。1931年戏剧家洪深与顾仲彝亲自操刀翻译并发表在《文学》上的奥尼尔剧本《琼斯皇》、钱歌川发表在《现代文学评论》上的《卡利浦之月》、1932年顾仲彝发表在《新月》上的《天边外》、1934年袁昌英发表在《现代》上的《绳子》、1936年王实味翻译出版的《奇异的插曲》、1939年王思曾翻译出版的《红粉飘飘》等等，这些译著的出现使读者享受了一场奥尼尔戏剧的盛宴，戏剧爱好者开始热爱美剧，学者有了分析和研究的语料。但总体来说，30年代的译本今天读起来还是瑕疵不少，不忠实和篡改的地方比比皆是，这也是为何后来译者和学者重译奥尼尔剧本的原因。
30年代奥尼尔戏剧汉译本的出版，使读者可以直接接触第一手语料，有了比较直接的“感性认识”[60]，学者也可以准确把握奥尼尔的作品内涵，而不用道听途说或牵强附会。这一时期，我国学者对奥尼尔的研究不再是评价式的泛泛而论，诸多批评开始从介绍性走向深入式的细致评析，研究更加具体，更加切中肯綮。比如，袁昌英、顾仲彝和曹泰来等学者对奥尼尔的《琼斯皇》进行了评论，他们的批评细致入微，由表及里。袁氏认为，悲剧《琼斯皇》是非洲“灵魂”的外现[61]；顾仲彝和曹泰来则认为《琼斯皇》更多关照人类的命运。钱歌川的评论更加专业化，他认为奥尼尔的剧作源于他个人的生活体验，反映下层人群被命运玩弄的痛苦。他认为《天边外》是“写实主义”的代表，但相比较而言《琼斯皇》则是“表现主义手法”的杰作。[62]著名作家、翻译家萧乾对奥尼尔《大神布朗》撰文研究，他指出奥尼尔是在肤浅无知的美国诞生的一朵奇葩，他的作品对生命的悲悯受到了“斯特林堡的影响”，剧中“现实和象征”相互交错，“生命和死亡”融合一体，他在用“生命诠释生命”[63]。黄学勤认为《毛猿》是对现代文明的诅咒[64]；张梦麟指出《奇异的插曲》表现的病态心理源于病态社会[65]；钱杏村则是一个极端的无产阶级文艺评论家，他认为奥尼尔将美国描写成人间“地狱”，并认为奥尼尔的作品缺少光明的结尾。[66]余上沅对奥尼尔的《悲悼》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认为《悲悼》虽然取材于希腊悲剧，但所表达的思想与希腊悲剧完全不同，希腊悲剧表现的是外部的故事，而《悲悼》像是一面“照妖镜”[67]，揭示的是人隐秘的内心世界。30年代研究奥尼尔的学者中，除了当时身居美国的余上沅深谙美国文化外，另一位当属柳无忌，他对剧本《无穷的岁月》的批评引起了巨大反响，他反对将文学作品中人物的思想观点等同于作者的思想。[68]30年代的终结之作是巩思文的《现代英美戏剧家》，书中对奥尼尔的生平、名剧、贡献以及创作手法和语言应用等都做了全面系统的介绍。
30年代对奥尼尔的译介和研究之大成者要数曹禺。曹禺的艺术发展之路处处可见奥尼尔的痕迹，许多学者注意到，曹禺在悲剧观念上、在对人物的悲剧命运的看法上，甚至一些表现手法上都受到奥尼尔的影响。他的《原野》就有《琼斯皇》中的艺术元素。曹禺与洪深的不同在于，曹禺不是简单的模仿，而是对奥尼尔悲剧精神的吸收和内化，然后运用现代理论和现代话语创作出中国观众能够接受的诸如《雷雨》《日出》等作品。
整体而言，30年代的剧评涉及面比较宽，袁昌英从哲学和伦理学的视角研究奥尼尔；顾仲彝和曹泰来的研究则基于悲剧美学理论；钱歌川从戏剧的艺术角度切入；萧乾用象征主义理论反观奥尼尔作品；黄学勤和张梦麟倾向于研究奥尼尔剧本的社会批判功能；钱杏村使用马克思的无产阶级文艺理论研究奥尼尔；余上沅的研究更接近对奥尼尔剧本的主题研究；柳无忌从宗教观的视角研究奥尼尔；而巩思文的专著是一本文学史式的研究，是30年代唯一一部研究奥尼尔等美国五位作家的著作，其中大部分篇幅都放在奥尼尔研究上。然而30年代真正让奥尼尔走进中国观众心中的学者是曹禺，他的伟大贡献就在于用剧本说剧本，以表演谈表演。20世纪30年代奥尼尔的研究可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研究形式多样，研究成果颇丰，研究也有了深度，从20年代稚嫩的研究上升到比较高的理论层次。但是，不可否认，当时的研究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学者的主观思想渗透在字里行间，研究中误读和歪曲也不少见。
（三）奥尼尔研究的巅峰期
进入40年代，中国陷入战争时期，国内戏剧界无暇顾及奥尼尔这样远离社会政治的剧作家，结果是，整个40年代发表关于奥尼尔研究的文章只有5篇，由陈纪滢和顾仲彝等人撰写，而译著仅仅3部，由荒芜等人翻译。战争的硝烟淹没了中国奥尼尔研究。从1949年到1978年间，由于紧张的国际政治形势和冷战局势，外国文学研究基本处于封闭的状态，所以当时除了一份《外国文学参考资料》上偶见报道一下奥尼尔遗作出版的消息外，既没有译本问世，也没有评论发表，奥尼尔被排除在中国文学界外。
80年代，我国的奥尼尔研究迎来了春风。1980年复旦大学外国文学研究室创办了不定期刊物《外国文学》，并将第一辑作为“奥尼尔研究专辑”，集中刊登奥尼尔研究成果。1981年，《安娜·克里斯蒂》登上了中国的戏剧舞台，此后奥尼尔的《榆树下的欲望》等一系列剧本开始上演。值得称道的是，奥尼尔走进了研究生的学术研究领域，如今，奥尼尔研究专家刘海平和汪义群等将奥尼尔作为研究课题，使奥尼尔的研究更加系统化，更加学院式。判断一项研究是否有突破，最主要的是其国际国内影响如何。1985年廖可兑先生在中央戏剧学院创办“奥尼尔研究中心”[69]，1987年2月在北京召开第一届奥尼尔戏剧研讨会，1988年6月在南京召开国际奥尼尔学术会议，1988年12月在北京召开第二届奥尼尔戏剧研讨会，这些标志着奥尼尔研究已经走入高潮。
80年代，一批奥尼尔研究的著名专家和学者着手译介和重译奥尼尔的剧作，其中包括荒芜、汪义群、刘海平、郭继德、龙文佩、欧阳基、梅绍武、张冲等。比如，荒芜的《天边外》，汪义群的《上帝的儿女都有翅膀》《榆树下的欲望》《无穷的岁月》和《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刘海平的《马可百万》和《休伊》，郭继德的《诗人的气质》，龙文佩的《东航卡迪夫》和《送冰的人来了》，梅绍武的《更庄严的大厦》和《月照不幸人》等。这些译本出自学者之手，他们对奥尼尔本人和奥尼尔的作品做过深入研究，所以他们的译作无限接近奥尼尔的本来面目，无论从译介的准确度，还是从舞台的演出功能看，都是30年代的译作不可企及的。这些译本今天都成为奥尼尔剧作翻译的经典不朽之作。
（四）奥尼尔研究的内涵发展期
20世纪90年代至2015年上半年，奥尼尔研究并不像20世纪80年代那样火热，处于平静、稳健和多元的研究态势。所谓平静、稳健，指的是奥尼尔研究走向成熟，按照学术研究的规律不断前进。所谓多元，是指这个时期很多学者运用新批评、新理论、新观点对奥尼尔的剧本进行新的思考和研究。笔者在CNKI上对关于奥尼尔研究的论文进行检索，仅1990年至2015年的优秀博士论文就有17篇，优秀硕士论文211篇，可见，国内对奥尼尔戏剧的研究在稳健地发展。
近二十五年来，奥尼尔研究在理论和方法上逐渐多元化，在研究深度和维度上取得了重大的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剧本与著作
20世纪90年代以来，奥尼尔研究最明显的现象是，奥尼尔的剧本被新译，英语奥尼尔研究专著被译介，国内奥尼尔专著也相继出版，奥尼尔研究呈现出内涵式的研究取向。1995年《奥尼尔集：1932—1943》问世，书中收集了汪义群、龙文佩、梅绍武等人重译奥尼尔的力作，其中包括八个最有分量的剧本和一部小说。2002年，山东大学郭继德编的《奥尼尔文集》六卷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是迄今为止我国收集出版的最完整的集子，可以肯定地说，这本集子已经成为奥尼尔爱好者和研究者的囊中之宝。最为珍贵的是，第六卷中收集了奥尼尔对戏剧和人生的精言散论，为研究奥尼尔及其剧本提供了珍贵的材料。2007年欧阳基等翻译并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奥尼尔剧作选》收集了《安娜·克里斯蒂》等六部戏剧。这些戏剧集各有千秋，为研究奥尼尔提供了文献基础。
对国外奥尼尔专著的译介也是近二十多年来奥尼尔研究向纵深发展的标志。近年来，一些关于奥尼尔研究的英语专著被译介过来，常见的包括陈良廷等翻译的《尤金·奥尼尔的剧本》[70]、郑柏铭翻译的《尤金·奥尼尔和东方思想》[71]以及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引进出版的《剑桥文学指南》等[72]。这些专著虽不是美国奥尼尔研究的先锋之作，却涵盖了奥尼尔剧作的创作历程、艺术成就、舞台表演以及东方文化对其的影响，为我国文学院的研究者提供了研究资料上的便利。
国内奥尼尔研究的专著和论文集也频频出版，影响比较大的有：廖可兑主编的《尤金·奥尼尔戏剧研究论文集》[73]以及由其撰写的《尤金·奥尼尔剧作研究》，刘海平、徐锡祥编写的《奥尼尔论戏剧》，郭继德主编的《尤金·奥尼尔戏剧研究论文集》[74]，谢群著的《语言与分裂的自我：尤金·奥尼尔剧作解读》，汪义群撰写的《奥尼尔研究》，郭勤的《依存与超越：尤金·奥尼尔隐秘世界后的广袤天空》，刘德环的《尤金·奥尼尔传》，刘永杰的《性别理论视阈下的尤金·奥尼尔剧作研究》等。其中，由廖可兑和郭继德分别编写的两部同名论文集收集了当时学术会议提交的优秀论文，成为研究奥尼尔的重要参考资料。廖可兑的专著对18部剧本的人物、情节、艺术手法、思想意义等进行了剖析，有极高的学术价值。[75]刘海平的编著别具特色，主要分析了舞台演出艺术、戏剧批评和剧本梗概等，为戏剧舞台艺术研究提供了参考方法。[76]刘德环的专著虽然学术性不算高，但是特色鲜明，反映了一个外国人眼中的奥尼尔的一生。[77]相比于廖可兑、郭继德和刘海平等，汪义群的专著是对奥尼尔最系统、最全面的研究，涵盖了作者生平、创作风格、悲剧渊源和国内外奥尼尔研究流派等。10年过去了，此书仍然是研究奥尼尔不可替代的参考资料。[78]谢群、郭勤和刘永杰的3部著作与前辈的研究方法有所不同。谢群借用现代西方伦理分析和心理分析的理论和方法，解读奥尼尔在不同时期塑造的各异的自我形象[79]；郭勤则试着揭开奥尼尔真实的隐秘世界，批判了研究领域无法脱离自我隐秘世界的传统看法，宣扬奥尼尔创作超越了自传性经历[80]。刘永杰的专著则运用性别理论推翻了传统研究中判定奥尼尔有歧视女性的看法，认为男女两性都是受害者，都是弱势群体，女性不独立和对男性的强烈依赖性，以及男性的懦弱和不可依赖性形成了一对对立的社会矛盾。[81]刘永杰运用性别理论研究奥尼尔，无论从理论上还是结论上都是对奥尼尔研究的巨大贡献。
2.学术论文
纵观我国二十多年来发表的有关奥尼尔研究的论文，较以前具有质的变化，特别是学术论文体现出更加多元和开放的态势，现代西方的新理论和新方法被广泛运用。概括起来，研究奥尼尔的学术论文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奥尼尔认为悲剧才是人生，悲剧的人生才有意义。从1990年开始，无数的学者在奥尼尔的悲剧中探究他的悲剧思想和悲剧诗学。刘砚冰的《论尤金·奥尼尔的现代心理悲剧》认为奥尼尔的悲剧诗学深受古希腊悲剧美学的影响，但是他的悲剧不同于古希腊的悲剧，他认为悲剧是人的“内在品质”，非命运安排。[82]王铁铸的《悲剧：奥尼尔的三位一体》认为奥尼尔悲剧思想的本质就是，他把情感作为人生的导航，推崇情感，忽视理性。奥尼尔认为悲剧创作就是“赋予情感”一种表达的方式，给予“情感以生命”的价值，让人在悲惨的情感冲突中观照自我，认识自我。悲剧不是绝望，而是乐观的价值取向，悲剧的深度之美就是其本“真”和对生命的希望。[83]杨彦恒的论文《论尤金·奥尼尔剧作的悲剧美学思想》指出，奥尼尔式的悲剧具有强烈的人类精神关怀，剧中的人物虽经受着各种苦痛折磨，但总是不屈不挠，体现了人对幸福生活和美好未来的憧憬，包含丰富的“美学价值”[84]。杨彦恒与王铁铸的研究殊途同归。论文《论奥尼尔悲剧的终极追寻》是最有影响的一篇，作者武跃速论及奥尼尔对人类灵魂世界的探索，寻找支离破碎的精神世界的超越。奥尼尔的悲剧建构了一个存在意象中的理想家园，在这里可以满足“宗教意义上的精神拯救”和人性意义上的“情感诉求”[85]。二十多年里，我国文学研究领域还有很多深入研究奥尼尔悲剧诗学的优秀论文，例如郭继德在《对西方现代人生的多角度探索——论奥尼尔的悲剧创作》一文中挖掘了奥尼尔悲剧创作透视下的悲剧人生[86]；孙宜学的《奥尼尔剧作悲剧主题的文化透视》分析了奥尼尔悲剧主题中蕴含的深层文化根基[87]；张岩的《试论尤金·奥尼尔悲剧的美学意蕴》[88]、张军的《论奥尼尔的悲剧创作意识与美学思想》[89]、孙振偎的《尤金·奥尼尔悲剧美学观及其审美价值研究》[90]都从悲剧美学和创作风格角度深入分析了奥尼尔的戏剧。这些论文对奥尼尔的悲剧思想和悲剧诗学进行了多角度的探索。
自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理论于20世纪末进入中国后，不少从事文学批评的研究者开始尝试从女权主义文学批评视角对奥尼尔剧作进行批评分析，许多有分量的论文在著名期刊上发表。著名学者杨永丽、时晓英、刘琛等一致认为奥尼尔是男权话语的代表，传达的是男权社会男性对女性主宰的合理性。杨永丽的《“恶女人”的提示——论〈奥瑞斯提亚〉与〈悲悼〉》认为奥尼尔的剧本纯粹是男性按照自己的需要对女性的书写，忽视了女性的社会地位和身份，女性沦为父权社会的附庸，女人的价值在于男性给予她什么样的“社会角色”以及她“完成的程度”如何。[91]时晓英的《极端状况下的女性——奥尼尔女主角的生存状态》通过对三位女性的分析，认为奥尼尔剧中的女性只能从“男性视角去认知”和理解。[92]刘琛的《论奥尼尔戏剧中男权中心主义下的女性观》认为奥尼尔剧本中宣传的是男权中心主义，男权中心主义下的女性甘愿付出，甚至对男性社会的恩赐“深受感动”[93]。
还有一些学者则持不同的观点。沈建青、夏雪、刘永杰、卫岭撰写论文为奥尼尔昭雪申冤。沈建青的《疯癫中的挣扎和抵抗》认为通过对母亲玛丽疯癫状态的描写，剧本突出反映女性在“传统性别角色重压下的无助挣扎和孤独抵抗”[94]。夏雪的《尼娜：男性世界中的囚鸟》通过对《奇异的插曲》中尼娜的心理和行为的分析，认为她看似选择自由，控制了6个男人，实际上是在描写一个事实：尼娜始终以“男人为中心”，尼娜无法超越根深蒂固的传统的“男性价值观”，不可能逃脱男权社会的“樊笼”[95]。刘永杰、卫岭则认为奥尼尔非但不是男权主义者，相反，他是为失语女性找回自我和身份的勇者。刘永杰在《〈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的女性主义解读》直言家庭的悲剧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家庭中的女性因不服男性统治而进行的斗争是无奈的选择和“绝望的抵抗”[96]。卫岭的《还原一个真实的奥尼尔——奥尼尔不是男权主义的作家》认为奥尼尔不是一个顽固的男权主义剧作家，他尊重女性、同情女性，对女性命运的悲惨描写，正是他关爱弱势群体，负有伟大“责任感与使命感”的表现。[97]刘永杰的《女性·欲望·主体——〈奇异的插曲〉的女性欲望叙事》认为《奇异的插曲》中奥尼尔一反男性为叙事中心的传统，将主人公尼娜变成“欲望叙事”的中心，打破了“女性失语”的“男权叙事神话”[98]，竭力地为女性呐喊助威。
奥尼尔擅长用表现主义手法表现人物心灵深处的思想、情感和意念，他先后创作了《琼斯皇》《毛猿》等脍炙人口的纯表现主义戏剧。奥尼尔的表现主义作品深受国内学者的关注，引来国内学者研究的热潮，例如刘明厚、朱伊革、左金梅等都认为奥尼尔的表现主义表现了现代人的异化和疏离感。刘明厚的《简论奥尼尔的表现主义戏剧》认为奥尼尔表现主义戏剧所表现的是剧中人物寻找归宿的徒劳，揭示了美国现代工业文明造成的孤独、焦虑、迷惘和痛苦，他们完全没有“灵魂”的依托。[99]朱伊革的《尤金·奥尼尔的表现主义手法》与刘明厚的观点大同小异，他认为奥尼尔戏剧通过语言和超语言的表现主义技巧让观众意识到机器工业化生产正在夺取人的幸福感，代之而来的是人的内心深处的“困惑”、彷徨和无所适从。[100]左金梅的《尤金·奥尼尔的表现主义艺术》以为，奥尼尔的剧作尝试用西方现代主义惯用的象征主义、内心独白等表现主义手法为观众拨开西方现代工业社会背景下人民的“内心世界”的迷雾，以及机器工业化生产使人处于无处立足、缺少认同感的“悲惨处境”[101]。此外，这个时期一些学者从表现主义艺术和表现主义戏剧的审美出发，对奥尼尔剧中精湛的表现主义手法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和探索；有的学者借助比较文学平行研究和影响研究的方法，专门研究了其表现主义手法对后来作家创作思想的影响，还有一些学者对其表现主义手法达到的戏剧效果做了比较细致的研究。具有代表性的学者包括许诗焱[102]、黄颖[103]、周维培[104]、段世萍、唐晏[105]、姜艳等[106]。
奥尼尔否认自己受弗洛伊德的影响，他从未运用心理分析理论来审视生活，只是用情感来体验它。奥尼尔认为“每个戏剧作家都是敏锐的心理分析学家”[107]，只是作为戏剧家的他用戏剧艺术的形式来诠释人的心理创伤和“俄狄浦斯情结”等现象。虽然奥尼尔不属于心理分析剧作家，但是他的作品中充满了对变革社会中复杂的人物灵魂深处的剖析，对缺少认同、饱受心灵创伤的个体的同情和理解。国内学者文人借助心理分析和创伤理论展开了对《榆树下的欲望》《悲悼》《奇异的插曲》和《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等四部剧本的解读分析。例如李兵在《奥尼尔与弗洛伊德》中考察了奥尼尔与弗洛伊德在关注人精神世界方面的共同性，认为弗洛伊德“无意识”理论对奥尼尔戏剧写作有明显的影响。[108]陈立华的《从〈榆树下的欲望〉看奥尼尔对人性的剖析》借助弗洛伊德的性本能理论对剧本进行研究，认为被压抑的欲望不断积压并最终失控是致使爱碧和伊本走向毁灭的原因，暴露了“人性的缺陷”，指出摧毁自我的根源就是人性的欲望。[109]苗佳的《论戏剧〈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的心理创伤》利用精神分析理论分析了蒂龙一家四口人因为生活压力而产生的“焦虑”和“创伤”。[110]郭勤的《尤金·奥尼尔与自身心理学——解读奥尼尔剧作中的自恋现象》将奥尼尔的戏剧创作与“自身心理学”理论结合起来，认为奥尼尔本身具有隐性的“自恋”现象，他的剧本也含有“俄狄浦斯型自恋”和“原始型自恋”两种形态。[111]另外，还有任增强[112]、李霞[113]、周维培[114]等运用心理分析理论详细分析和解读了奥尼尔剧本，为奥尼尔剧本的心理分析批评作出了贡献。要说奥尼尔剧本的心理分析研究仍存在不足之处，那主要体现为：研究基本上偏向于个别性，偏向于一些剧本的一些人物的心理分析，没有从整体上挖掘奥尼尔剧本中人物心理扭曲和性格裂变的现象。
21世纪以来，奥尼尔戏剧的研究更加趋于多元化，一些学者开始用后现代、后殖民理论解读奥尼尔的剧本，与西方奥尼尔研究呈现同步的状态。例如陶久胜、刘永杰、肖利民、廖敏等就从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等角度探讨了奥尼尔及剧中人物身份认同的问题。陶久胜、刘立辉的《奥尼尔戏剧的身份主题》从话语实践与身份的动态关系出发研究奥尼尔戏剧的“身份主题”，认为戏剧表达了奥尼尔“重构新身份”的社会理想与人文追求。[115]廖敏的《奥尼尔剧作中的“他者”》认为奥尼尔本身具有霍米·巴巴所指的“双重身份”，还有法侬所说的文化“不确定性”。奥尼尔身份的“多重性与分裂性”造成身份认同焦虑，进而沦为“他者”的形象。[116]刘永杰通过《＜悲悼＞主人公莱维妮亚的女性主义审视》一文对男人作为家庭的核心，妇女只是附属品的传统家庭伦理进行了“秩序的颠覆”，消解了传统文学中女主人公总是被言说和失语的状态。[117]肖利民的《从边缘视角看奥尼尔与莎士比亚戏剧的深层关联》认为奥尼尔剧中的人物很多属于种族“他者”、女性“他者”和宗教“他者”，他们都被边缘化，只能“被言说”“被书写”。[118]
另外，近年逐渐兴起了一股从生态、家庭和社会道德伦理角度研究奥尼尔的苗头，如，刘永杰的《〈悲悼〉中“海岛”意象的生态伦理意蕴》就运用生态伦理的视角对奥尼尔剧中的海岛意象做了分析，认为这个意向宣扬“人与自然”的和谐，回归“失落的人性”。[119]张生珍、金莉的《当代美国戏剧中的家庭伦理关系探析》认为商业化冲击下的美国，家庭和婚姻关系非常脆弱，甚至徘徊于“失衡和异化”的边缘，大力倡导以“责任和义务”为基础的伦理关系。[120]此外，还有张媛的《从〈榆树下的欲望〉探讨尤金·奥尼尔对女性的关怀》[121]，刘慧的《生态伦理视阈下杨克的悲剧》[122]，马永辉、赵国龙的《伦理缺失道德审判——文学伦理学批评视角下的〈榆树下的欲望〉》[123]等等，都从不同的视角研究了奥尼尔剧中人物的道德价值和伦理现象。
纵观国内外奥尼尔研究的现状，我们发现研究呈现出基本相似的线路，都是由外而内、由内向外、由表及里、由单向向多元发展的路径，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研究方法越来越成熟，研究队伍越来越庞大，研究成果越来越科学、越来越系统。目前，国内外对奥尼尔及其戏剧的研究呈现出健康、稳定、多元的发展态势。
三、研究的趋势及存在的问题
（一）奥尼尔研究的趋势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奥尼尔的研究兴趣有所转移。9·11事件对美国人民造成了重创，9·11后一段时间美国人民陷入恐慌、焦虑和极度痛苦的状态，美国政府号召市民“勇敢地进剧场看戏”[124]，这股爱国的宣传促进了纽约剧院的兴盛。戏剧演出的研究也呈现出一股强烈的热情，特别是外百老汇代表的一系列攸关美国命运和民族前途的反思型戏剧得到了重视。奥尼尔反映人类精神问题的剧本自然也成了人们关注的重点，奥尼尔普林温斯顿剧院（Provincetown Playhouse）不断上演被重拍的奥尼尔戏剧。专门研究奥尼尔的刊物《尤金·奥尼尔评论》（The Eugene O’Neill’sReview）定期出版，世界奥尼尔研究最大的组织“尤金·奥尼尔协会”（Eugene O’Neill Society）出版的《尤金·奥尼尔通讯》（The Eugene O’Neill’s Newsletter）及时地向业界和外界宣传奥尼尔研究的最新成果和有关奥尼尔研究的国际学术活动。整体而言，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外的奥尼尔研究除了继续传统意义上的研究之外还有三个新的趋向：一是对奥尼尔早期创作事业和对奥尼尔普林温斯顿剧院创业者的研究，改变以往过多关注奥尼尔中晚期戏剧研究的片面现象。这个转向的标志性活动是2011年在美国纽约大学举行的“第八届奥尼尔研究国际会议”，会议围绕“波西米亚式的奥尼尔”（O’Neill in Bohemia）的主题展开了全面的讨论。二是以美国为主的学者和批评家开始从后殖民批评角度探讨奥尼尔的戏剧，分析奥尼尔戏剧所蕴含的后殖民话语、“他者”、双重意识、东方主义、底层人和混杂性等，探索奥尼尔及其剧中人物焦虑、彷徨的状态和文化身份认同的问题。这个研究趋势的标志是2012年3月29-31日在马里兰州史蒂文森大学（Stevenson University）举行的第36届比较戏剧年会。三是21世纪逐渐兴起的对奥尼尔戏剧的生态研究，包括奥尼尔对自然的热爱和对自然神秘力量的敬畏，以及对人类精神生态的关怀。生态研究逐渐兴起和发展的标志是2015年3月在巴尔的摩由史蒂文森大学承办的第39届比较戏剧年会。国内方面的研究基本上紧跟国外研究的步伐，学习的多一些，创新的比较少。
（二）奥尼尔研究存在的不足
目前，国内外对奥尼尔的研究从深度到力度都是史上前所未有的，研究呈现各家争鸣、视角独特、观点新颖、方法多元的特点，但是研究并非完美，也存在一些不足，具体如下：
（1）国内外不少学者对奥尼尔戏剧的女性主义批评有失偏颇，给奥尼尔贴上了“厌女”的标签，指责奥尼尔对女性心存偏见；恰恰相反，奥尼尔热爱生活，充满理想，怀有强烈的同情心、责任感和人文情怀。他的视野中，不仅有男性的存在，更有女性的存在。
（2）当前国内外研究有一个共同的现象：运用各种新兴的文学理论对奥尼尔的戏剧进行分析和解读。此类研究从理论到方法显得非常前卫，但是批评的观点和结论却难免有些牵强附会，出现了理论至上和道德倾空，结果沦为用文本去证实理论的先进性，并没有挖掘剧本中所蕴含的文学伦理价值和社会教育意义，研究不太接地气。
（3）研究过多地把奥尼尔的戏剧和家庭以及个人生活联系起来，认为奥尼尔的悲剧是个人创伤的宣泄。不可否认，他的悲剧与个人的心理裂变不无关系，但是这样的视角忽略了最重要的因素，即他对悲剧美学的理解和人生伦理的思考，他认为悲剧含有美，悲剧才有价值，人生的意义就在于人是世界上“最令人震惊的悲剧”[125]。只有悲剧才能唤醒人们的思考，帮助人们反思自己的社会行为，寻找到一种符合道德伦理的归宿。
（4）国内对奥尼尔的译介可谓取得丰硕成果，欧阳基、荒芜、郭继德、汪义群、刘海平等著名译者和学者都加入了翻译和研究奥尼尔剧本的行列，但是，专门从事奥尼尔剧本翻译研究的学者寥寥无几，目前也只有天津商业大学王占斌教授带领的团队在做。中国大部分学者研究奥尼尔依仗的是翻译文本，如果不将奥尼尔剧本的翻译研究归入奥尼尔戏剧文学研究的话，研究还是缺少了一些根基。
笔者认为，奥尼尔戏剧关注的是事物表象下人类社会最本质的东西，奥尼尔借助戏剧的形式寻找人类赖以依存的精神家园，探索人的道德存在方式和最终伦理归宿。这正是奥尼尔及其戏剧在文学界经久不衰的原由，也是本课题研究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