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政治混乱的出现和西周衰落

我们凭什么来判定西周国家曾经衰落过？衰落的程度又当如何？这里我要特别指出的是，“衰落”意指作为西周国家的组织权威和中心的王权的消弱，而不是指它的某一组成部分如诸侯国的式微；事实上众多地方封国势力膨胀之时，也正是中央王室衰微之日。此外，研究衰落的史学家们亦提醒我们从概念上区分衰落的征兆与原因是很有必要的，尽管一个时期的征兆很可能成为另一时期进一步衰微的原因。因此，我们必须首先找到西周衰微的征兆，然后才能进一步考察衰落的原因。本节的目的在于利用我们当前所拥有的证据对西周衰落的征兆作一个概览，并指明以下两节中将展开讨论的一些关键问题。

西周“早期”衰微的征兆

公允地说，西周王朝是伴随着一系列危机登上历史舞台的：克商后仅二年，武王崩，接着是王室分裂，驻扎在东部的“三监”联合以武庚为首的殷遗民发动反叛。但这种危急的形势也给以周公为首的强势领袖以崛起的机会：周公兴师东征，经三年时间平定了叛乱，从而使西周政权逐步走向稳固。不过我们在这里所关注的是那些西周统治者不能成功克服并且从长期来讲削弱了西周王权的危机。当我们沿着这种思路进行观察时，我们发现西周历史中第一个可资辨识的危机应是周昭王（前977/75-前957在位）的灾难性南征。

昭王十九年，也就是在他第一次伐楚成功后的第三年，注8周昭王再次亲率大军对长江中游地区发动更大规模的征伐。这次南征标志着西周的扩张重心从东土转向南土。睘卣上铸有昭王十九年纪年的铭文显示，南征之前昭王曾到过一个叫作的地方（位于渭河平原），可能是为即将开始的军事行动做准备工作。注9一些学者认为另外三篇记录有周王赐予其大臣以土地的铭文也是在同一个场合被铸造的。注10尽管有关这场战役的详细情况不明，但所有传世文献一致认为这场征伐对周人而言无疑是一场灾难。无论是《古本竹书纪年》还是《今本竹书纪年》都认为周昭王是自取灭亡，而由他亲率的西六师也全军覆没于汉水之中。由于缺乏详细资料，我们很难估计这场损失惨重的战役究竟使西周的国家力量遭受多大损失，但至少西周军队的受损程度是可以估量的。西周时期，王室军队由六师和八师组成。六师屯驻于渭河谷地的宗周地区，故有“西六师”之称；而八师则驻扎在东部的成周，被称作“成周八师”。西六师在汉水一役中丧失殆尽，意味着西周王师在昭王十九年损失了近乎一半的军队。这不但是一次难以承受的军事失利，也是一次重大的政治打击。或许更为严重的是，贵为天子的周昭王竟然丧生于南“蛮”之手，令一直常胜不败的周人心理从此笼罩在不祥的阴影之中。而对他们的敌人而言，西周国家也不再是战无不胜的军事巨人了，只要一有机会，他们就敢向周挑衅。总的来看，周昭王十九年南征的失败宣告了西周早期扩张时代的终结。自此以后，周人再也不敢轻易涉足南方长江中游。而在东部地区，昭王死后，针对胶东半岛腹地的东夷而进行的征伐活动也陷于停滞状态。

注8很多曾经追随昭王南征的人员都铸造青铜器来纪念获金，看起来这是一场胜利的战役。这些青铜器包括：簋（JC：3976）、过伯簋（JC：3907）、鼒簋（JC：3732），以及叔簋（JC：3950）。将这批青铜器定在昭王时期为学者们普遍接受。见唐兰：《唐兰先生金文论集》，第280-281页；马承源：《商周青铜器铭文选》4册（北京：文物，1980-1990），3，第73-76页。这些青铜器的艺术风格与西周早期晚段的一般特征相吻合。见李峰：《黄河流域西周墓葬出土青铜礼器的分期与年代》，《考古学报》1988年第4期，第387-388、407-417页。

注9陈梦家将睘卣定在成王时期，而唐兰则认为它属昭王时期。见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2，第117页；唐兰：《唐兰先生金文论集》，第303页。根据我自己对西周时期随葬青铜器的分析，睘卣与睘尊必定在西周早期晚段，最可能与昭王时期相合，而并非成王。见《黄河流域西周墓葬出土青铜礼器的分期与年代》，第412-413页。至于睘卣与南征的关联，见卢连成：《地与昭王十九年南征》，《考古与文物》1984年6期，第75-79页；另见白川静：《金文通釈》，5.22：236。

注10唐兰：《唐兰先生金文论集》，第292-294页；卢连成：《地与昭王十九年南征》，《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6期，第75页；这三件青铜器是：圜器（JC：10360）、中方鼎（一）（JC：2785）和卣（JC：5402）。它们都作于十三月，并且就连日期也是一致的。很可能它们都来自同一年的第十三个月。卣提到庚寅日（#27）王在；中方鼎（一）提到辛卯日（#28）王在寒。这可能暗示了它们与睘卣之间的一种联系。然而，这些铜器铸铭中都没有纪年，也没有提到南征。另外一件青铜器，同样由中所作的中方鼎（二）（JC：2751），记录了一次由南宫率领的南征，但征伐的对象却是虎方。见白川静：《金文通釈》，14.71：791。

穆王时期，六师显然得到了重建，因为在盠方尊和盠方彝的铭文中，它再次出现；同时王室的权威也一度得到恢复。这一时期，大量的青铜器和金文资料给了我们一个总体的印象，即这是西周社会进行重组和过渡的一个时期。穆王时期似乎是一系列重大变化的开始，这些变化一直持续影响到西周中期以后的几个王世。变化之一体现在西周中央政府的运作上，作为政府管理常规化和合理化的一个表现，“册命金文”出现了。在青铜艺术领域，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周式风格青铜装饰艺术的日趋成熟，各种类型的华丽鸟纹被装点在青铜器的突出位置上，标志着与源于商代传统的兽面纹的完全脱离。此外，在文学领域，有学者指出，那种集体吟唱诗歌的仪式被后来由专门神职人员为一群听众表演的诗歌所代替。然而，意义最深远的变化既非周人想要的，也非周人主动发起的，而是不请自来：穆王统治时期，周人遭受到了克商一百年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外族入侵。这一事件见诸一系列当代的金文记载。有三篇铭文显示，西周王师在师雝父的统领下驻扎古师。注11古的前方由道（今河南汝南附近）和（胡）（安徽阜阳附近）两个小国构成，并且鼎（JC：2721）铭文中提到师雝父随后在道巡查并到达胡。注12根据簋（JC：4322）铭文，在一个叫棫林的地方可能发生过一次较大的战役。棫林位于今河南叶县东，很可能就在古附近，暗示着周人的前线可能已经为敌人所攻破（地图6）。注13这篇铭文明白无误地指出，这次威胁来自淮河的下游；彔卣（JC：5419）铭文明确记录敌人为淮夷。这次入侵在经典文献中亦有清晰的记载，如今本《竹书纪年》云，穆王十三年，徐戎（传统上是淮夷的一支）侵洛，西周东部中心洛邑受到威胁。在这场战役的历史地理重建方面，我们仍然有些问题，但毋庸置疑，这是一次经颍河和汝河而来的侵袭，目标正是洛邑。

注11这三篇铭文是甗（JC：948）、卣（JC：5411）以及臤尊（JC：6008）。另一篇彔卣（JC：5419）的铭文显示，一个名叫的官员奉命以成周师氏戍于古师。

注12关于与胡的关系，见李学勤：《新出青铜器研究》，第265页；裘锡圭：《论的两个地名——棫林和胡》，载《古文字论集》（北京：中华，1992），第386-393页。关于道和胡这两个小国的位置，另见徐少华：《周代南土历史地理与文化》（武汉：武汉大学，1994），第157、213页。

注13关于棫林的位置，见裘锡圭：《论的两个地名——棫林和胡》，第388页。

对周与淮夷之间的这场战役，夏含夷作了两点总结：第一，这是一场由淮夷，而不是周发动的攻击，因此周在驱逐敌人过程中的胜利至多说明这是一场成功的防御战。第二，战场棫林（今叶县，相距洛邑约140公里）的位置暗示了当时的淮夷不但能够对西周国家的外围地区发动攻击，并且已经深入它的核心区域，威胁周人的东部中心。很明显，发生在穆王时期的淮夷入侵是西周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分水岭——周人开始走下坡路了。从这时候起，周人在对外关系中从过去的进攻者变成了防御者。在国内政治方面，西周国家混乱和冲突的信号也开始频现。不仅西周国家的基本组织原则——诸侯臣服于周王以维持政治上的统一——受到了挑战，甚至是西周王朝建立以来从不是问题的王室继承原则也遭到了严重质疑。

我们有许多资料可以表明西周中期穆王以后西周国家内部的混乱和冲突。金文显示，这一时期的西周王室与一些位于边境地区的传统政治同盟之间起了争端。乖伯簋（JC：4331）的铭文讲到，益公曾奉王命讨伐眉敖，后者是乖国的统治者，他的祖先从文王和武王起就一直效忠于周人。乖国被周王视为一个外国同盟，很可能就坐落在泾河上游的某个地方。如果这篇铭文还不足以证明西周国家政治体制中的混乱的话，那么五年师事簋（JC：4216）的铭文则无可辩驳地说明了这一点。五年师事簋发现于丰京地区，铭文记录了发生于某位周王五年九月的一场战役。在这场战役中，作器者师事奉周王之命进攻山东的齐国（图17）。这着实让人惊讶，因为齐国乃是周人重要的地方封国之一，原是克商战争中统领大军的“太公”之封地，居然现在成了周王室讨伐的对象！这种情形殊不寻常，我们必须在经典文献中查证更多的历史背景资料。《古本竹书纪年》与《今本竹书纪年》中都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这便绝非偶然：“夷王（前865-前858在位）三年，致诸侯，烹齐哀公于鼎。”《史记》对这一事件有更详细的记载：哀公死后，夷王立其弟静，是为胡公。之后不久，哀公之同母少弟怨胡公，乃与其党率营丘人袭攻杀胡公而自立，是为献公。很可能在西周中期末，齐国经历了较大的动乱，致使同周王室的意愿出现了诸多不合之处。因为五年师事簋铭文中提到的这场战役在《竹书纪年》中记载为齐哀公死后两年发生的，所以这很可能是周王室对自我任命的献公采取的惩罚措施。如果情况真是这样，那么从齐献公仍然继续统治了七、八年直到周厉王时期的史实来看，周对齐的讨伐可能是以失败告终的，要不然就是一场王师败于地方军队之手的耻辱之战。

其实传世文献中关于西周中期的记载远不止这些，它们所呈现的大幅图景与我们通过青铜铭文所构建的情况基本一致，只是懿王死后王室发生继位之争的这一段重要信息，在金文中却阙如。根据《史记·周本纪》记载，自西周初年周公摄政以来，我们第一次看到王室法定的继承人被搁置一边，王位在懿王死后回传于穆王之子，懿王之叔辟方，这就是周孝王（前872？-前886在位）。关于这次奇特继承的历史背景，我们不得而知。但不管怎样，孝王的继任显然违背了王位继承的正常法则，可能不得不导致王室内部的冲突。孝王死后，懿王之子复位这一事实说明了孝王的统治在周人传统中的不合理。关于西周中期的历史，传世文献大体上均侧重于描写此时王权的衰弱和周王的无能。《史记·周本纪》载：“懿王之时，王室遂衰，诗人作刺。”而《今本竹书纪年》则云：“（懿王）十五年，王自宗周迁于槐里。”他的儿子夷王，《左传·昭公二十六年》云：“至于夷王，王愆于厥身”，《今本竹书纪年》中也谈到他即位八年后死于疾病。根据后世儒家的经典《礼记》，据说夷王曾“下堂而见诸侯”。这些描述中的一些细节可能并不可靠，并且我们也不应该单从表面来看待它们。不过这些后世的史料似乎反映着一个沿袭已久的传统说法，即总是把西周中期同政治的不稳定和周王的无能联系起来。这与我们从金文中了解到的这一时期的情况也是吻合的，比如五年师事簋铭文中提到的王师伐齐一事。政治的不稳定同样从西周中期各个周王在位时间的短暂可见一斑，二者之间很可能有着密切的联系。我们从近来发现的逨盘铸铭中清晰地看到，西周中期四位周王总的在位年限仅仅相当于单氏家族两代人的时间。

西周中期的牧簋（JC：4343）上有一篇很独特的铭文，以生动的笔触描写了我们在文献记录中也完全可以看到的政治混乱。牧簋载曰：

惟王七年十又三月，既生霸，甲寅。王在周，在師汓（湯？）父宫。格太室，即位。公（尹）入右牧，立中庭。王呼内史吴册命牧。王若曰：“牧！昔先王既命汝作土。今余唯或改，命汝辟百寮（僚）。□（厥？）有（同？）事，卣（逌）迺多（亂），不用先王作井（型），亦多虐庶民。厥訊庶右（鄰），注14不井（型）不中，（迺？）（侯？）止（稻）（人？）。今，司（偪＝逼？）厥辠（罪）召（招）故。”王曰：“牧！汝勿敢□（不？）□（用？）先王作明井（型）。用（于）乃訊右（鄰），勿敢不明不中不井（型）；乃申政事，勿敢不尹（其）不中不井（型）。今余唯乃命，錫汝秬鬯一卣，金車：（賁）較畫（），朱虢（鞹）（鞃）（靳），虎（）熏（纁）裏，旂（旗），余（駼）［馬］四匹。取□［］（＝專？）□［？］（寽）。敬夙夕，勿廢朕命。”牧拜稽首，敢對揚王丕顯休。用作朕皇文考益伯寶尊簋。牧其萬年壽考，子子孫孫□［永］寶用。

注14这里，我的释读不同于原先通常读作三个官职的“讯”、“庶右”和“”。见马承源：《商周青铜器铭文选》，第188页；白川静：《金文通釈》，19.104：365。当“讯”在铭文中第二次出现时，它出现在“乃讯右”中，这个短句与“乃申政事”完全相仿，且它们后面句子也完全相同。因此，“讯”必定是一个动词，意思是“质询”或者“审问”。这是非常明显的，第一个“讯”同样是作为一个动词来使用的。而将“庶右”和“”读作两种官职不是不可能，但是“庶右”与前面句子的“庶民”似乎配合得更好。

不同于那些仅仅是追述功绩的西周金文，这篇罕见的铭文从某位周王之口谈到了西周政府及其行政的阴暗面。从周王的话语中得知，“百僚”——也就是西周的官僚体系的统称——管理很混乱。他们不仅敢于违背先王的训导，而且还常常虐待普通百姓。情况尤其严重的是，他们在处理民间乡邻争讼的时候，非但没有进行仔细的调查，反而可能使用刑讯逼供。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牧，原先的司土，被重新召唤，令其专门负责监察中央政府官僚的行为。这一长篇铭文给我们的印象是到西周中期，西周的官僚体系已经变成了一个官员腐败、滥用职权的统治机器了。周王对政府部门中的那种缺乏精神、漠视纪律的现象感到痛心，西周国家的政治混乱自此可见端倪。而在铭文中对这些妄为的官员进行谴责的周王，很可能就是懿王死后篡夺王位的周孝王。注15

注15牧簋中讲到的内史吴也见于师虎簋（JC：4316）和师簋（JC：4283）。在这三篇“册命金文”中，吴扮演的都是向被册命者宣读王命的角色，显示三器的铸造时间是相接近的。很多学者把师虎簋与五年裘卫鼎（JC：2832）以及懿王元年（前899）发生的日食相联系，定器为懿王元年。事实上，师虎簋铭文已成为西周历日重建的支点之一。见Shaughnessy，Sources of Western Zhou History，pp. 257-258；马承源：《商周青铜器铭文选》，第167-168页；《夏商周断代工程》，第25-26页。夏含夷进一步指出，由于牧簋的完整记日与师虎簋无法在同一历谱上相合，牧簋可能作于下一王世，具体讲即孝王七年；Shaughnessy，Sources of Western Zhou History，pp. 259-261。对牧簋风格特征以及其年代的讨论，另见Li Feng，“Textual Criticism and Western Zhou Bronze Inscriptions，”pp. 283-293.

所有这些证据都已经表明，西周中期是一个重大的转变时期。在此期间，西周国家无论是对外关系，还是国内的政治体制方面都开始走下坡路，暴露出明显的混乱和衰落迹象。当然，这一时期的转变是多方面的，值得我们去进一步探究。除了这里作为王权衰微的证据来分析的政治变化外，其他社会与文化方面同样出现了变化。对艺术史家而言，无论是从青铜器装饰方面抑或其功能来看，这个时期都代表着一次彻底的转变，有人称其为“礼制革命”或者“礼制改革”。更加直观的变化是西周中期早段流行的各式各样的鸟纹为更抽象和线条更粗犷的构图所代替，亦即几何纹饰。在青铜器的用途方面，特别是在随葬的礼制关系上，西周中期末，至少在陕西的中部，一种较大的改变已经悄然发生：以酒器为中心的随葬铜器的传统组合逐渐被一种基本上不见酒器的新组合所代替。这显然是西周中期发生在社会文化方面的变化在考古物质材料上的反映。鉴于此处的分析只是用来确认西周衰退的标志，故这个问题我们毋需深加讨论。

西周晚期的危机：厉王出奔

如果说西周中期是一个政局不稳和军事软弱逐步累积的时期，那么毫无疑问，刚进入西周晚期，也就是周厉王时期，西周国家便遭遇到了全面的危机。所谓“全面的危机”，也就是说问题已经扩散到了西周社会的各个方面，并且已经严重到连王朝的生存也成问题的地步。

在外交关系上，周人的安全同时受到两面的威胁：东南的淮夷与西北的玁狁。在穆王时期淮夷之战后，淮夷依旧是周人在东南方向的一个强大敌手。它们与周人之间的军事竞争从未中断过，故在厉王时期，周人在军事上依旧视他们为征伐的对象。很可能作于厉王或者略早些时候的鄂侯驭方鼎（JC：2810）铭文中提到周王伐角和，在归来的途中周王与鄂国首领在一个叫坏的地方进行了会面；鄂国可能在河南南部的南阳盆地。注16根据铭文，周王对鄂侯可谓礼仪优渥，与他一起宴射，最后还给予他丰厚的赏赐。然而，正是这位有着“驭方”尊贵头衔的鄂侯（在所有金文中只有两个人有这一头衔）很快便发动了对周人的反叛，而且由此还引发了淮河流域的淮夷和山东地区东夷的骚乱。根据禹鼎（JC：2834）铭文的记载，淮夷和东夷对西周国家的半壁江山发动了攻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次攻击已经将周人逼到了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地，其危险性绝不亚于西周初年“三监”与武庚的联合叛乱。在生死关头，王室不仅派遣成周八师进行抵抗，同时还将驻扎在渭河平原的西六师调至东部。然而，这仍然不能阻止夷人的进攻。最后禹受武公的派遣，率公戎车百乘、斯驭二百、徒千，成功地俘获了鄂侯（图18）。而另一篇敔簋（JC：4323）的铭文（它与禹鼎显然作于同一时期，并同样提到武公这位王室的上司）则说道，南淮夷已经抵至周东都附近的伊洛流域。

注16这两个地名在翏生盨（JC：4459）铭文中作“角”和“桐遹”，它们是在王征南淮夷这一背景中出现的。见马承源：《关于翏生盨和者减钟的几点意见》，《考古》1979年1月，第60-62页。另见白川静：《金文通釈》25.142：260-267.

在西北地区，特别是泾河的上游，周人与玁狁之间的战事在西周中期的某一时段发生了。到厉王时，玁狁已明显占据了上风，他们对位于泾河上游的西周聚落及族群展开频繁的攻击。其中一次战事的细节被记载于多友鼎（JC：2835）的铭文中。同淮夷的战争相比，周人与玁狁的战争形势更为严峻，因为泾河上游一旦失手，渭河谷地将直接面临威胁。关于这场关键的战争，我们将在下一章中进行详细探讨。

在内政方面，王室内部的政治斗争与京畿地区的社会动荡于公元前842年出现白热化。在周都发生的一次暴动中，反叛者攻入王宫，厉王被迫出逃。十四年后，他客死于山西汾河谷地的彘。这一事件有着深刻的社会与政治背景（下文详论）。《国语》与《史记》都将这场政治危机归咎于厉王，认为厉王暴虐侈傲，好专利以富王室。在《国语》中，厉王还被指责无道，变更周法。厉王的政策引起了所谓“国人”的抗议，但他反而采取强硬措施来对抗这些批评。这种行为激怒了国人，最终酿成了公元前842年大规模的暴动，厉王被迫出奔。关于厉王出奔的大致历史框架，在其他史料如《竹书纪年》中有证明，同时也得到了金文资料的支持。而《古本竹书纪年》中除了肯定厉王出奔这段史实外，也有着与《史记》极不相同的记录，其中有“共伯和干王位”的记载。或许，《国语》和《史记》中关于民众推翻周王的叙述是东周时期社会现实的一个直接反映，亦即在当时的列国内，这种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是时有发生的。

对于周王室内这场戏剧性的政变，师毁簋（JC：4311）铭文为我们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惟王元年正月初吉丁亥，伯龢父若曰﹕師毁，乃祖考有（勳）于我家。汝有惟小子，余命汝死我家，我西東僕、百工、牧、臣、妾，東（董）（裁）内外。毋敢否善。錫戈、□柲、彤十五，鐋鐘一，磬五全。敬乃夙夜，用事。毁拜頓首，對揚皇君休。用作朕文考乙仲簋。毁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享。

郭沫若以为伯龢父即共伯和，是共氏宗族的族长。《竹书纪年》讲他曾在厉王出奔之后“摄行天子事”，这一直延续到公元前828年他死为止。这一点已为学者们所普遍接受。其他学者则进一步认为铭文中“若曰”（一般只用于引述周王之语）这一习语的使用，说明共伯和确实继任了周王的位置。但最重要的是，这是仅有的两篇由大臣主持册命的金文之一，而其他所有“册命金文”中记录的均是由周王担任册命仪式的主持。此外，夏含夷还指出，铭文中记录的完整日期同公元前841年1月的历日正相一致。在我看来，基于目前的史料，共伯和摄政的历史真实性可以确立，同时带来共伯和摄政的厉王出奔一事也可以得到证实。

不过基于金文资料，我认为共伯和这一角色似乎还不只是担当周王替补这么简单。元年师兑簋（JC：4274）记载了一次册命，作器者师兑被任命担任师龢父的助手，司左右走马、五邑走马。两年之后，根据三年师兑簋（JC：4318），师兑得到提拔，全权接替师龢父的职务。从这些铭文中得知，师龢父可能曾经是周都地区的禁卫部队的统领，并且可能在厉王下台之前对周王室有过一些重要的影响。他不但从厉王下台中获益，同时可能还参与其事。共伯和的重要性同样见诸师釐簋（JC：4324.2）铭文。该器器身铭文提到，在师龢父死时，作器者釐穿上丧服告于王，周王为此赏赐了他。这篇铭文中既然出现了周王，则显示这件器物当不属于共伯和摄政时期，而以定在宣王（前827/825-前782）早年较为适宜。作器者因为对师龢父的死向周王作了汇报，周王便对其进行了赏赐，这一事实清楚表明死者在周王室中是一位重要的政治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