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赋权服务方案的实施及其过程反思

一 执行：流动儿童赋权小组及社区活动

（一）小组活动情况

根据前期需求评估和服务方案设计，本研究针对流动儿童开展的赋权服务方案分为两大部分，其中一部分是个人层面的服务，致力于提升流动儿童对自身生活现状与学习现状的认识，培养他们良好的应对行为，其中有流动儿童团队协作小组、流动儿童注意力提升小组及流动儿童安全防拐小组。根据服务方案细化活动策划，具体内容分别如表4、表5及表6所示。

表4 流动儿童团队协作小组

表4 流动儿童团队协作小组-续表

表5 流动儿童注意力提升小组

表5 流动儿童注意力提升小组-续表

表6 流动儿童安全防拐小组

表6 流动儿童安全防拐小组-续表

（二）社区活动情况

流动儿童的赋权服务活动除了有个人层面的服务活动，还跟进了社区层面的服务活动。一部分是根据服务开展的时间节点举办的社区内的节庆活动，如“相亲相爱，欢度双旦”（见表7）和“情系端午，爱在莲溪”（见表9）两个社区活动；还有一部分社区活动带儿童走出他们每天生活的小社区，进入了武汉的大学校园，让他们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平时不太能认识和了解的文化社区（见表8）。

表7 元旦社区活动——流动儿童与社区互动

表8 “大手牵小手，华科大一日游”——对外层空间的了解

表8 “大手牵小手，华科大一日游”——对外层空间的了解-续表

表9 端午节活动——再次强化流动儿童与社区的互动

二 反抗：来自服务对象

（一）流动儿童间接反抗行为

（1）活动时自己看书或写作业

这部分流动儿童对社工的期许是社工可以给他们进行课业补习，帮助他们提高成绩，或者让社工教他们一些学习方法。这类学生都是比较乖巧的，很听从父母和老师的教导，比较重视成绩。但他们在学校里的成绩并不是最好的，属于中等偏上。社工开展活动需要1个小时左右，流动儿童认为活动占用他们太多写作业的时间，就会默默回到活动室隔壁的小会议室写作业。多数时候只有2～3位社工开展活动，很可能顾全不了所有的流动儿童，所以当个别儿童去小会议室写作业时，就需要一个社工去和他进行交流，很多时候会影响活动进程。这一情况在小组赋权活动中出现更多，社区性活动更具有娱乐性，而且一般安排在周末。这一间接反抗行为最早是发生在团队协作小组的后期——巩固能力阶段。此时儿童参与新活动的兴奋已经减弱，但是这部分儿童也不会退出小组活动，只是在他们觉得无趣味时选择做自己的事情。

这一间接的不参与行为一方面是因为社工对自己身份的阐释不够清楚，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社工在服务对象专业需求和表达性需求之间没有做好权衡，没有处理好两者的关系，使这一情况出现。

（2）加入小组后不按时参与

赋权小组活动是在每周的周五放学后开展的，周五小学生放学早，家长可能不会在家。所以，很多时候家长也是很愿意让学生在周五放学后来社工在社区设立的活动中心的。在小组形成之初社工就要协助组员制定小组规则，社工发现儿童喜欢将自己的玩具（男生的乒乓球拍、乒乓球、玩具枪等，女生的贴画、芭比娃娃等）和零食带进活动室，这些事物很容易分散他们的注意力，有时候儿童的注意力只在自己的玩具和零食上，对活动兴致缺乏。当社工引导儿童定下规则不再允许他们将玩具和零食带入小组活动后，很多学生会在放学路上分享玩具，或在社区里面的零食小铺逗留很久，不再按时参与社工开展的活动。流动儿童是孩子，玩具和零食对他们的诱惑力很大，他们的行为选择也可以理解。社工在处理这一问题时一方面没有循序渐进地引导，或者将规则制定得不够灵活，使不按时参加现象时有发生；另一方面这些玩具和零食其实也是儿童的表达性需求，如果社工能够更好地注意到这一需求，并且能够通过合理的奖励方式让他们最后选择自己最想做的事情，或许这一反抗行为可以得到很好的解决。

（二）流动儿童直接反抗行为

（1）直接打断活动，并鼓动其他学生不参与

一个小的群体中，尤其到小组的后期，会发展出群体中的非正式领导。这个非正式领导是在小组互动的过程中形成的，那些有领导气质的成员在团队互动中能够无意识或有意识指挥整个团队。一般能够成为团队非正式领导的个人是很难去服从他人的，因为他们自己有很多想法。

在社工组织的团队协作小组、注意力提升小组活动中，这种直接被打断活动的情况很多。其中P同学在活动互动中就表现出自己很独立的想法，因为在学校也是佼佼者，很多学生都愿意和他玩。所以在小组活动开展过程中，P同学经常会直接打断活动，提出自己的想法，或者和附近的儿童窃窃私语，说活动不好，鼓动其他儿童不再参与。当社工因为人数太多而忽略他的要求时，他会直接离开活动室。在这样的情况下，社工会很被动，更多的是尽快安抚他的情绪，让活动可以顺利进行。活动中会经常出现这样一些被打断的情形，使活动不够紧凑，主题活动效果很不好。社工没有处理好和这些团队中的非正式领导组员的关系，没有将他们拉入社工的统一战线，反而会被他们的领导力量干扰。

（2）直接不再来参与活动，小组成员流失

这一现象最关键的原因是父母，流动儿童的家长对儿童前来社区活动中心的最大期许就是补习功课，帮助其学习。但当儿童参与活动几周后，有些家长发现孩子可能还是不爱学习，或者没有期待中学习方式的改善，就不再让孩子前来参与活动，还有的为孩子报了其他课后补习班。然而，这些流失的服务对象正是更需要社工协助的，因为他们在学习成绩的压力下，在城市生活得并不开心。很多父母把孩子带到自己务工的城市就读，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好好管理孩子的学习。但是学习并不是生活的全部，而且良好的学习态度与学习方式的习得才是能够提高学习成绩的重要因素。但是，由于家长工作时间的原因，除了大型的社区性活动外，我们的活动很少能够将家长纳入进来。如果社工能将家长多纳入活动之中，由此能够促进家长与孩子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小组成员流失现象可能会变少。

（三）流动儿童反抗的原因

（1）社会工作者专业主导地位

在需求评估完成后的服务方案设计阶段，流动儿童作为服务对象并没有参与到方案的制定当中。提供专业服务的社会工作者根据评估的专业需求，设计了小组工作与社区工作。社会工作者通过前期参与社区流动儿童放学后的游戏环节，与部分流动儿童建立了比较好的“友谊”关系。在前期互动过程中，社工处于配合他们游戏的角色，儿童可以制定好准入规则、游戏规则和奖惩规则。而在实践者的正式社会工作服务开展时，社工与儿童们的相对位置进行了互换，社工占领主导地位，提出活动规则，并且为了掌控好局面，社工还需要有自己的权威。这样一来，参与活动的流动儿童直观地感受到了前后两种情景的差别。给小学生开展服务，尤其是当我们想要增能赋权给这些流动儿童时，社工在服务开展过程中应该尽量多地让儿童参与到计划的制订和实施中来，以此激发他们的积极性，更重要的是可以提升儿童参与的主体性和主动性，而这恰好也是我们服务的目标。但遗憾的是在服务过程中作为实践者，我们忽视了这一因素。

（2）流动儿童对社会工作者的认知误区

社会工作作为“舶来品”，香港以及广东一些城市比较早地开展了社会工作服务。而内地教学先于实践，就武汉市来说，虽然这几年社会工作机构在不断增多，政府购买的服务也更广泛地传递给有需要的大众，但是大多数群体对社会工作是一门什么样的专业或职业都是不了解的。所以当我们进入L社区与流动儿童进行接触时，一方面，为了与他们建立关系没有刻意强调和解释我们的社会工作者身份，但是我们已详细告知家长并进行了疑惑解答。另一方面，儿童对于事物的归类是没那么详细的，所以对于这些流动儿童来说，社会工作者的大学生身份也更为他们所熟悉。

有的儿童和家长认为，我们是可以免费帮儿童补习功课的老师；在前期与我们有交流的儿童可能误以为我们是他们的“大朋友玩伴”，所以，在正式活动开始时，他们对我们制订好的计划毫无兴趣；还有一些儿童把我们当作志愿者，因为我们与经常去他们学校做志愿者的大学生很相似，只不过志愿者借助于学校与他们接触，而我们借助于社区。大学生志愿者进入班级经常会带给他们小礼物，因而很多儿童对我们的期待也是会给他们一些奖品，而对活动本身兴趣不大。

三 要求：来自不同利益相关人群的需求

（一）合作方要求——社区行政性工作的需求

（1）社区工作中有党员考核的要求，即定期安排党员参与组织活动

社区党员为了帮扶群众需要组织相关志愿活动。在社工进入社区开展长期固定的活动后，社区工作人员开始建议将他们的考核党员加入我们的活动。最初我们对他们的角色定位是作为志愿者加入活动，协助社工开展社区或小组活动，这样还可以缓解社工人数不够的压力。但当我们同意接受社区这一要求后，却久久不见他们有志愿者参与进来。而在一次流动儿童安全防拐的小组活动中，活动快要结束时，社区工作人员带领一名党员前来，然而此前并没有与社工沟通。这样新来的人员打断了我们的活动，与流动儿童拍照留念后就离开。这一现象不仅会干扰我们服务活动的开展，更有可能给我们的服务对象造成间接的伤害，会让他们觉得自己被这些城市人“利用”，觉得自己是帮扶的对象，从而对我们的赋权增能服务目标造成了反向的影响。

（2）社区多次举办为流动儿童送物资的活动

在社区一些送温暖的活动中，流动儿童也是他们经常关注的对象。当社区需要开展这些送温暖活动时，并不会给所有的流动儿童送物资，需要我们提供信息，寻找几个家庭条件较差的孩子作为代表。其实，现在进入城市务工的家庭虽然从事的工种比较辛苦，但是整个家庭的经济收入还是比较好的，他们并不缺少社区赠送的一个书包或者一些其他的学习用品。而社区对重点挑出的学生进行物资帮助时，不是因为他们的成绩好，也不是因为他们在活动上表现好，而是将其作为弱势一方提供帮助，这其实也会造成消极的影响，尤其是对流动儿童的赋权活动效果产生反向的影响。例如，当他们接受捐赠的消息被其他学生知道以后，会带来其他人的议论甚至是异样的眼光。这些并不是现阶段的流动儿童所需要的，而社工并不能拒绝社区的要求，就算拒绝他们的要求，他们还是可以通过其他途径来达成他们的任务。而为了与社区维持稳定的关系，社工一般会答应他们的要求。这从另一个方面也可以看出社工在社区开展活动时的主体性不够，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依附于社区。

（3）社区行政工作材料整理事项

当社工进入社区后，与社区虽说是合作的关系，但实际上社区除了提供给社工场地外，基本上不会参与到活动组织中。但是L社区作为一个行政单位，他们现在随三社联动的潮流，也在积极引进社工服务，这是他们工作的亮点，也会为他们申请到上级的活动资助。所以社区虽然不参与活动，但是他们需要我们的大量活动材料，甚至将他们需要完成的汇报材料交由社工负责，这样给社工增加了很多行政性的工作。在这一情况下，社工也很难拒绝社区工作人员的要求。

（二）家长的要求——改善孩子成绩的需求

这一点在之前已多次提到，家长对社工最大的期许就是帮助孩子辅导功课。很多家长认为，如果在社工活动中心社工不能帮孩子好好辅导功课的话，他们更愿意去帮孩子报更多的课后辅导班。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家长都这样，但是社工在做城市流动儿童的服务时，并不能只考虑儿童的需求，简单地给流动儿童本身提供服务是不够的，更需要从家庭的层面开展服务，让父母可以从更大视野认识他们的孩子及其生活的环境，从而了解孩子的需求，从不同的侧面去关心孩子的健康成长。

四 妥协：服务方案的完善及其对赋权目标的影响

（一）对流动儿童的回应

首先，儿童与社工的角色在开展正式活动前后有所不同，给他们带来很大的不适应。儿童由游戏的主导地位变成社工活动中被引导的地位，这一落差导致儿童的“捣蛋”行为，不配合活动。所以，社工在后来的活动开展中，都会提前一周和儿童讨论下一次的活动，包括活动内容、活动规则。如果儿童对活动安排有更好的想法，社工会和他们讨论并对活动方案进行完善。比如在一次安全防拐的小组活动中，在观看影片过程中儿童间有很多讨论，社工发现有些儿童曾间接或直接接触到拐骗儿童的信息，而且他们很愿意和其他儿童分享这些信息。所以，在巩固防拐骗知识之前，社工决定增加一节活动用于直接或间接经验分享。这些类似的调整让儿童参与的主动性更强，提高了他们参与的积极性。

但有些儿童的提议只是作为儿童自身所表达的需求，与社工评估的专业需求不相符合，所以在我们拒绝部分需求时，会造成儿童对我们的误解，认为社工只是想完成自己的任务而不理会他们的想法。如在团队协作小组活动中期，在社工开始询问儿童的想法和建议后，很多儿童对每次在室内开展的活动都不是很满意，要求在室外开展活动。但是社工考虑到安全因素和对活动的控制，并没有答应服务对象的要求。但是社工这一强权行为，又有可能导致儿童的不满和反抗，导致活动开展不顺利，儿童参与积极性不高。

其次，很多活动中制定的规则，遇到个别儿童破坏时社工也没能坚持执行，尤其是玩具和零食的限制更难执行。社工活动是使人做出行为改变的方法，但是对于特殊年龄阶段的儿童，有些天性上的行为也是很难改变的。社工为了活动能够按时正常开展，很多共同制定的规则都没有执行下去。

（二）对社区的回应

尽管笔者实习的平台是社工与社区合作，由湖北省妇联出资支持，且在活动开展过程中社工有一定的主动性和主体性，但是在和社区工作人员互动过程中，社工总会有一种依附于社区的感受。

为了维持好与社区的关系，社会工作者很少能拒绝社区提出的行政上的工作要求，甚至还不得不答应很多会对服务对象产生一些消极影响的要求，例如党员志愿帮扶工作和社区常有的送温暖活动。

对于社工开展的小组活动，社区持不参与也不支持的态度，但社工开展的大型社区活动和能有较大社会影响的活动，他们鼓励多举办。当然，在为流动儿童开展服务时，多让儿童走进社区，让儿童认识社区，同时也让社区居民与这群流动儿童能有更好的互动，这也是社工想要做到的。社工在与社区互动过程中，应该尽可能地从服务对象的角度出发，为他们争取到最多的福利。

（三）对家长的回应

对于家长的要求社工不能断然拒绝，因为家长对于我们工作的支持是重要的。当然，社工经过讨论后认为如果能够通过课后辅导提高流动儿童的成绩，或者增强他们的学习兴趣，这对我们的服务目标也是有帮助的。这样能够改变流动儿童对自身潜力的认识，能够更有信心去面对家长、老师和同学。

面对家长的要求，社工做出了让步，将原来周五的社工活动时间推迟到周六，而周五放学后的时间集中给儿童辅导功课。社工购买了大量儿童书籍，在社区设立图书角供儿童阅读。社工还会集中帮儿童改进学习方法，也会采取一些方式激发儿童的学习兴趣。但其实在效果上，短时间内很难看出成效，一方面是因为社工并没有小学老师的权威，尤其是当社工与儿童建立了友好关系之后，给儿童辅导功课时，儿童很难进入学习的氛围；另一方面是因为社工虽是大学生，但并不擅长辅导小学生，成年人的思维方式和小学生不太一致，所以要熟练地辅导他们需要长时间的摸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