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培养文学阅读和认知，拯救传统有机社会的解体
三年后，利维斯与学生邓尼斯·汤普森（Denys Thompson，亦为《细察》编辑部重要成员之一）合著《文化与环境：批评意识的培养》（Culture and Environment：the Training o f Critical Awareness，1933）一书。该书进一步将“大众文明”与“少数人文化”的对立，转换为城市文明环境与乡村社区文化生活的对立、工业机器文明与农业有机传统的对立，深拓为“现代工业社会”与“传统有机社会”的对比研究。利维斯悲叹工业文明的进步，怀念前工业时代的有机社会。利维斯以“有机社会”（the organic community，或译为“有机社区”、“有机共同体”）这一术语来指称17世纪的英国乡村社会，并以此反衬20世纪英国机械文明和工业社会之弊。《文化与环境》开篇就是这样一种眷恋与无奈的文字：“文学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替代物，我们失去的是有机社会及其代表的生活文化。民歌、民间舞蹈、科茨沃尔德的村舍以及手工艺品是代表更深层东西的符号：一种生活的艺术、一种有序有范的生活方式，它涉及社会艺术、交谈的密码，它源自远古的经验，是对自然环境和岁月节奏的因应调整。”[13]利维斯认为，工业革命前的乡村英国是一个体现了鲜活文化的有机共同体社会，文化即是这种乡村有机社会的生活艺术、生存艺术或生命的艺术。有机社会的文化是一个完整的社会共同体文化，工业革命则使之解体。利维斯和汤普森依据英国作家斯图尔特《乡村变迁》的研究，以满怀忧愁的笔触写道：“旧英国是有机的共同体的英国。……那个有机的共同体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它已经从人们的记忆中完全消失了，要让人们（不管其受教育的程度有多高）了解它是什么样的事物，是一件普遍公认的难事。它（在西方）的毁灭是近代历史最重大的事实——确实是非常近的历史。这个重要的改变——这个巨大而惊人的解体——是如何在这么短的时间中发生的？这个改变的过程就是这样，通常作为进步被描述。”[14]利维斯等人认为，传统有机社会是人与自然和谐统一、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的整体性社会，人们的语言鲜活、生动而充满活力，人们的感受力敏锐且心智健全，文学艺术雅俗共赏，真正体现了文化的自然生长，体现了人的有意义的生活方式。利维斯这样描绘那个有机社会：“斯图尔特笔下的村民依据自然环境来表达他们的人性，满足他们的人性要求；他们制作的东西——小屋、谷仓、麦堆和马车——连同他们的人际关系，构成了一个与自然环境同样适当而且是势所必然的人类环境，以及调整和适应上的一种微妙。”[15]它们构成乡村社会的生存艺术即传统文化。在这里，民间歌舞、小木屋甚至手工艺品都是文化的述说，成为有意义的生活方式和情感交流的标志，成为利维斯心目中的文化理想和文化标准。然而，工业革命以来的都市文明和机械文明则日益消解这个传统的有机社会，造成人性和情感的破碎，造成精神文化传统的解体。利维斯以17世纪的有机和谐的英国乡村社会反衬现代解体的英国工业社会，这体现了利维斯的文化衰退论的文化史观念，与艾略特和斯宾格勒的文化衰退论同调。
传统有机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便是语言的鲜活、丰富与创造性使用。利维斯表达了对17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前的传统有机社会的由衷赞美，强调了这个时期英国民族语言和共同文化的有机构成。17世纪有机社会成为利维斯眼中英国史上最具活力的文化年代，认为正是那个时代的有机生活环境和鲜活语言环境产生了莎士比亚和班扬这样的作家，作家与那个时代的有机社会生活和语言有着血肉联系。利维斯认为，莎士比亚基于当时的社会生活经验和生活习语而创作，并通过创造性表达转而丰富了社会的语言与经验，因而其作品有着巨大生活价值和艺术价值。利维斯主张维护英语的古老传统，反对报纸、广播的通俗笔调和现代城市流行的俗语俚词。他对英语做过这样的评论：“英国的力量正在这语言的精神，而这一精神是在构筑英语的英国人民具有高度道德感的时期形成的。……在那古老的，主要是农业的社会制度下，生活要比现代城市郊区的世界丰富得多。……当我们再想到，在那旧制度之下说话是一种在群众中培养的艺术，当时人们喜欢讲话（因而才能产生莎士比亚）而不是读书或听广播，事情就变得更加明显了，即想靠美国俚语和流行的城市说法或靠一些过渡人物、世界主义者的创造之类来复兴英语，是如何站不住脚。”[16]在此，利维斯不仅阐发了文化与少数精英、与人类最美好的思想和谈吐、与文学经典及其语言的内在联系，还进一步强调了文化与人的自然生命、生活和生存环境的有机联系，赞赏那些生活在农业时代或田园乡村的作家如莎士比亚、班扬、简·奥斯丁、乔治·艾略特、德·赫·劳伦斯等人。利维斯以昔日的美好与现在的糟糕进行对比。利维斯以他所怀念的“有机共同体”来反衬现代英国社会问题之严重，表达了对现代工业文明的不满。期望以“有机共同体”对抗当下文明，挽救文化危机。利维斯希冀以文学经典来保护传统文化的延续性，因为人们在阅读当时的文学作品时，能够重新体验和恢复与有机生活和生命存在的血肉联系。利维斯追念前工业时代生机勃勃的有机社会和传统文化，赞美未被资本主义破坏的人与自然环境之间和谐统一的生活体验，这也是自浪漫主义作家以来的文化主题。而且，在对过往的农业有机社会传统的缅怀、对语言之于人类生活的独特价值的重视、对文学之于人的生活独特价值的重视等方面，利维斯与海德格尔有相近的精神旨趣。这种文化取向体现了一种怀旧的历史意识和价值观念。
在《文化与环境》一书中，利维斯和D.汤普森把传统有机社会解体的原因直接归于工业革命及其带来的机器文明和大众媒介文化，认为大众媒介文化有着机械性和牟利性的弊端。正是它摧毁了英国社会的传统结构和生活方式，推销一种低层次的满足，误导大众的精神需求。利维斯尖锐批评机器文明对现代社会的各种负面影响，严肃地思考机械生产时代的生活品质、文化生产和传统教育等问题，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文化沦丧的时代，“解体”已成为时代特征。利维斯和汤普森指出：“文化始终是少数人的专利。然而，少数人如今却意识到自己正陷于一个新的环境之中。这个环境不但令人厌恶，更充满敌意……文明与文化正在成为对立之物。”[17]利维斯认为，那个曾孕育莎士比亚和班扬等作家的时代，那个17世纪英国的有机社会已成明日黄花，它们已遭受工业革命的破坏而逝去，造成人类的自然人性的失落。机械技术给现代社会的物质文明和大众生产固然带来了许多便利，但也毁坏了古老的生活方式，导致大众媒介文化泛滥和文化生产的标准降低。利维斯指出：“大工业生产中它带给我们的便利已经导致纯物质产品领域以外的标准化和低水平同化。那些在学校里被灌输（或许如此）了有关品味的最初教育的人们，出了学校即受到最廉价的情绪反应式的竞争宣传的影响；电影、报纸、各种形式的广告宣传，迎合商业需要的小说——都提供了最低水平的满足，而且谆谆教导要以最少的精力去选择最直接的快感。”[18]少数人文化遭受挤压，人性和人格的完整性日益破碎，智性和感情日益疏离，传统社会道德和生活艺术遭受破坏。一言以蔽之，有机社会陷于分离和解体，传统文化陷入衰退之中。利维斯尤其抨击了大众媒介文化对语言的滥用及其对传统语言的消解，认为今天的语言已经堕落，沦为“粗俗情感虚假”的广告、新闻以及宣传。《文化与环境》一书用很多篇幅分析现代商业文明下的广告词。利维斯从语言学和符号学入手，剖析了当时大众媒介社会的铺天盖地的商业广告语言是如何以夸张、变态、煽情的语言煽动消费者的非理性消费欲望，导致语言的误用和传统文化的消解的。利维斯认为，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人类的生活经验和文化创造一开始就依靠语言，语言质量关乎人类生活的品质。广告对语言的滥用却降低了生活的品质，导致文化的异化。因此，必须提高大众的媒介认知意识和批判意识，保护英国本民族的传统文化。
利维斯的古今对比不乏夸张的修辞，他对有机共同体的缅怀是以对过去的理想化构想为基础的，因为这个有机社会来自书本世界。利维斯意识到，有机社会理想或17世纪英格兰的诗意乡村其实是一种文化想象。人们不可能回到过去，传统的乡村式有机社会不可再来，最佳的途径只能是通过文学复兴来建构一种新的民族共同文化理想，亦即用英语教育或英国文学教育来重建英国民族的文化秩序、社会价值与道德规范。利维斯指出：“在一个迅速变化的世界，保持延续性的文化必须依赖文学传统。”[19]传统的有机社区解体了，所幸在莎士比亚等人的笔下得到记载和保存。因此，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对于传承和重建有机社会的文化传统尤其重要。他反复强调：“我们最珍视的东西与族群紧密相关，最终无法舍弃，机器仍将被用作一种工具。我们应该尽可能地了解正在发生的事，如果可以的话，我们还应该‘随时保持与未来的交流’。”[20]利维斯认识到：“我们对简单的解决办法必须十分谨慎……只靠复旧并不可行……对旧秩序的缅怀必须主要是促进走向一个新秩序。”[21]利维斯对文化前景的展望是：我们必须在对古老秩序的追忆中建立一个新秩序。尽管有机社会不复存在，但人们仍可通过阅读伟大的文学作品来体味其标准与价值。[22]对传统的缅怀是为了激励我们通往理想的新秩序。利维斯的应对策略是借古鉴今，因为“对旧秩序的回忆必然是促成新秩序的重要因素”。[23]虽然有机的自然乡村社会失落了，但有机社会的传统文化精神可以在经典文学作品中复活。由于英国文学经典中保存了过往时代的生活经验和精微语言，世界上最好的思想和语言精华及其价值标准得以传承，因而利维斯冀望于优秀的文学传统，主张展开文学经典教育，以培养一个受教育、有教养、心智成熟的群体，抵御大众文化影响的扩张，从而维护整个文化传统，重建新的文化秩序。
利维斯认为，不能任由大众受“乱七八糟的新书”的熏化，而必须以传统英国文学经典来占领大众的阅读，以此传承优秀文化传统，创造民族文化的未来。在《文化与环境》一书中，利维斯指出：“那些在学校（也许）受到得体的启蒙教育的人们，一旦离开校门，便被暴露在对最廉价的情感反应的竞相利用之中：电影，报纸，各种形式的宣传，迎合商业需要的小说——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其最低水平上提供满足，反复灌输选择以最少的努力最快速度地获得快感的方法……我们不能，正如我们在一个健康的文化环境中一样，听任民众受他的环境潜移默化的影响。如果要挽救任何诸如惬意生活之有益观念之类的东西，他必须学会辨别和坚持。”[24]利维斯认为：“假如语言趋向于退化……而不是凭借当代的使用使其充满活力，那么，我们只有寄希望于文学——语言最精微、最美妙的使用在文学——来保持与我们的精神传统（our spiritual tradition）的联系。”[25]Q.D.利维斯也指出，文化上的堕落需要靠一批有责任感的文学精英的努力来阻止：“必须认识到，所能做的一切是必须由武装起来的、自觉的少数派采取抵抗的形式。”[26]为此，利维斯提出了文学阅读和文学教育的具体救赎方案。《文化与环境》一书的副标题即是“批判意识的培养”，该书即是针对英语及历史教师而编写出版的一本文学阅读指导读物。
在利维斯看来，经典文学最有资格提供积极的训练，有助于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和媒介素养，使之认识到通俗小说、广告杂志等大众媒介文化只能带来低水平的满足，从而引导他们对抗大众文化，救赎传统文化。利维斯企图以文学唤醒人们对大众媒介的辨识、警惕和批判意识，从而遏制造成社会文化解体和文化廉价化的势力，保护传统价值，拯救传统文化。这即是《文化与环境：批评意识的培养》一书副标题的意旨或该书的主题。利维斯高度重视文学阅读和文学教育在文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利维斯认为，语言是社会文化的核心，语言与传统文化价值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性，语言中珍藏和传承着人类最佳的生活经验和品质、思想和情感。然而，精微的思想和语言保存在少数优秀作家的文学作品之中，需要读者个体通过自己的阅读来感知、判断和领悟。精美的语言运用、价值标准的建立、智性情感的塑造，阅读趣味的提高、健全人性的培养，皆有赖于少数人及其所代表的少数人文化。伟大的文学传统和文化传统只能存活、传承和发扬于作家与读者的阅读和批评的交流之中，因而文学教育必不可少。英文教师的职责就是引领价值，培养公众健全的智性和情感，维护文化的延续性和完整性，使鲜活的文化传统得以发扬光大，让最美好的思想和语言泽及社会大众。利维斯认为，文学阅读可以激活作家笔下的审美经验，因而重建与传统文化精神的有机联系。面对传统有机社会的解体，利维斯希冀以文学培养公众的辨识力，拒绝生活和语言中的陈词滥调，培养一个心智成熟的民众群体（the educated public），激发和唤起对有机社会的文化想象，抵制工业文明的弊端，重建适合现代生活的价值规范和道德意识，以维持传统文化价值的连续性，进而创造一种新的有机的共同体文化。
在《文化与环境》这部为培养读者品位和鉴赏力而编写的教师手册中，利维斯和汤普森设计了一套文学鉴别力和批评意识的训练方法即细读法，试图以文学细读训练来使传统鲜活起来，培养大众的鉴别力和抵制力。作者建议国家发展大中学校的人文教育，他们希望经由文学阅读、体验和批评来培养社会大众的健全心智，提升大众的阅读能力和语言的鉴赏力、辨识力，从而抵制工业文明和大众文化的侵袭，避免语言和文化的堕落。利维斯主张通过文学经典教育来扩大少数文学精英的数量，进而影响更多的社会大众，扩大文学少数派的人数及其文化影响，从而自觉抵制大众文化的泛滥。为此，利维斯号召推广人文教育，在正规大学之外主动出击，用高雅文学教化民众。利维斯极力推动文学教育走出正规学院，举办成人文学教育，将经典文学阅读和教育推广到当时的工人阶级成人教育与社会大众之中去，普及经典教育，指导普通读者阅读文学经典，辨析大众文化，提升认知标准和文化意识。利维斯的这个大众文学教育思想直接影响了那些出身于社会中下层的左翼利维斯主义者，后者大多加入了当时的工人阶级教育协会，积极参加成人教育，成为文化研究的先驱。而且，利维斯对于大众媒介及其文本的批评也打开了大众文化研究的大门，对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有直接的影响。雷蒙德·威廉斯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指出：“《文化与环境》是一本教育的指南，书中所提出的那种训练已经被广泛模仿和实行，因此，即是利维斯与他的同事只取得这项成就，也足以受到高度的重视。”[27]但是，威廉斯不认同利维斯的文化退化论和文化怀旧论。在威廉斯看来，“文化并不是一个怀旧问题，并不是要回过头去看那些河谷和山坡：《乡村和城市》（The Country and the City）谈到了‘有机社会’的幻象，然后坚决断然地破除了这一幻象”[28]。威廉斯主张，我们应当继续扩大利维斯所建立的训练方法，更广泛地扩大它的应用。不是用传统文学的标准一味简单批判报刊、影视，而应指导人们去阅读这些通俗文化，进而理解当代日常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