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首创“以文化代宗教”之说，树立文化的权威
阿诺德是一位身处世俗功利主义与诗学浪漫主义交织的时代而崇奉古典的人。维多利亚时期处于深刻的社会转型时期，中产阶级世俗功利思想蔚为时代主流价值。英国国教（即国立安立甘宗或圣公会）受到不从国教者抨击，以纽曼的宗教改革为标志的牛津运动不但未能抵御世俗自由主义的冲击，反而加剧了宗教解体的颓势，各种宗教自由主义和无神论思潮兴起，传统基督教教义受到质疑，导致英国人出现严重的精神困惑和信仰危机，阿诺德斥之为背离正道、引起混乱的伪运动。为了帮助英国社会走出文化危机，应对法、德、美等新兴资本主义国家的崛起和挑战，避免大英帝国沦为荷兰第二、西班牙第二，阿诺德把医治英国社会无政府状态的希望寄托在“文化”的振兴上，提出“以文化代宗教”的文化政治观念，倡导树立文化与国家的权威，以文化代替过去的贵族所拥有的权威，以文化的理想精神来建立国家治理的构架，培养社会各阶层“最优秀的自我”和“健全的理智”，以期重建英国在道德和智性上的民族优势，进而显示出一种重塑英国民族精神的文化担当和使命意识。阿诺德是一位具有深厚古典学家学传统的学者，本人又是一位杰出的古典学和古典文学专家，其人文理想具有深厚的古典主义色彩。同时，阿诺德父子又都是有着自由人文主义思想和改革意识的上层知识分子，阿诺德的“美好与光明”（sweetness and light）的文化追求又体现了近代人文主义的教育理念。
阿诺德认为，文化与宗教有着相通之处，即共同追求和实现社会的普遍完美。阿诺德所理解的宗教不再是传统宗教的原罪、救赎、天国等，而是笃行、道德和行善的精神，其宗教理念与文化理念内在相通。“宗教是人类努力中最伟大、最重要的成果，人类通过宗教表现了完善自身的冲动。宗教是表达人类最深刻经验的声音，它批准且赞许文化的崇高目标，即让我们致力于弄清什么叫作完美，并使普天下皆完美。不仅如此，在确定人的完美一般应包括哪些内容时，宗教得出的结论与文化的结论一致”[21]。正因为此，阿诺德倡导文化宗教，即以文化替宗教，用文化来重塑人类精神。阿诺德理解的“文化”含有智性与德性两个方面。认为文化不仅起源于好奇心，而且有高尚的道德伦理动机，追求完美和热忱行善。阿诺德反复强调：“我所谈论的文化是通过阅读、观察和思考通向天道和神的意旨。”[22]“文化之信仰，是让天道和神的意旨通行天下，是完美。文化即探讨、追寻完美……一旦认清文化并非只是努力地认识和学习神之道，而且还要努力付诸实践，使之通行天下，那么文化之道德的、社会的、慈善的品格就显现出来了。”[23]文化不仅是一种智性精神，而且是一种力求在实践中通行天下的德性精神，从而使天道与神的意志通行天下，显示文化的美好与光明的品性。因此，阿诺德“以文化代宗教”的文化理念堪称一种新的文化宗教。
马修·阿诺德提出，文化乃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思想和言论”，英国现代批评史上的审美的、经典的、典范的文学观念、文化立场和价值标准由此文化理念得以确立。阿诺德进而赋予文化以社会批评的使命、职责乃至其代名词。阿诺德认为，文化在社会转型期具有独特作用。正如他在《文化与无政府状态》序言中所指出的：“（本书）全文的意图是大力推荐文化，以帮助我们走出目前的困境。在与我们密切相关的所有问题上，世界上有过什么最优秀的思想和言论，文化都要了解，并通过学习最优秀知识的手段去追求全面的完美。……文化了解了世界上最优秀的思想和言论，就会调动起鲜活的思想之流，来冲击我们坚定而刻板地尊奉的固有观念和习惯。这就是下面的文章所要达到的惟一目的。”[24]阿诺德认为，面对英国社会的失序或无政府状态，为避免各个阶级的随心所欲和各行其是，纠正中产阶级只顾拉车不看前路的偏颇，超越社会大众只是满足于普通自我的平庸，必须发挥文化的权威引领作用。唯有文化能超越功利，摒弃狭隘的阶级、宗派和党派利益，运用超然无执、客观公允的批判性思考，展开一种自由的精神活动，力求如实看清事物本相，从而创造出一股纯正和新鲜的思想潮流。同时，树立文化的权威，也是人性和谐全面发展的内在要求。马修·阿诺德认为，人性的完美和文化的发展是一个无限高远、永无止境的成长过程。阿诺德高度重视对全民的文化教育，他指出：“在我们全体都成为完美的人之前，文化是不会满足的。文化懂得，在粗鄙的盲目的大众普遍得到美好与光明的点化之前，少数人的美好与光明必然是不完美的。”“文化寻求消除阶级，使世界上最优秀的思想和知识传遍四海，使普天下的人都生活在美好与光明的氛围之中，使他们像文化一样，能够自由地运用思想，得到思想的滋润，却又不受之束缚。”[25]“文化是指研习完美的文化，它引导我们构想真正的人类完美，应是人性所有方面都得到发展的普遍的完美。这是因为，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26]文化通过观察、阅读与思考等手段，帮助我们理智行事，看清事物的本相，提升国民的智慧和洞察力，公正无私地追求和走向全社会的普遍完美。
阿诺德之所以倡导文化宗教，主张以文化代宗教，用文化拯救精神危机、重建价值信仰，根本原因在于：文化作为对完美的追求，乃是人类“最优秀自我”的表征。“最优秀自我”（best self，最佳自我，完美的自我）相对于“普通的自我”（ordinary self）而言，这是阿诺德文化批评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优秀的自我”是文化精神的一种人格表征，体现在各个阶级内部的少数“余剩民”（remnant）即少数局外的、异己的优秀分子身上。“每个阶级中都产生了一些人，他们生性好奇，想了解最优秀的自我应是怎样的，想弄清楚事物之本相，从工具手段的束缚中挣脱出来，一门心思地关注天道和神的意旨，并竭尽所能使之通行天下；总而言之，他们爱好的是追求完美”[27]。“在各个阶级的内部存在着一定数量的异己分子……他们的指导思想主要不是阶级精神，而是普泛的符合理想的人性精神，是对人类完美的追求”[28]。显然，这些少数的“最优秀自我”实乃少数知识精英，亦即他心目中的文化批评家或生活批评家。他们主要从事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和文学教育，旨在用文学艺术唤醒社会大众的文化意识和内在完美意识，从而促使文化理想和理想国家的形成。唯有他们才是知识、文化和真理的代言人。由此也见出阿诺德的文化英雄情结、文化精英理想和文化保守意识。
马修·阿诺德的父亲托马斯·阿诺德当年就具有新的人性论思想，强调社会的有机性，重视国民教育，认为：“我们身体的哪个部分没有细小的血管和无比敏锐的神经渗入其中呢？这样，身体的每一部分才真正是生动活泼的。”[29]马修·阿诺德更是明确指出，应当树立最优秀的自我（即健全的理智）的权威，而不可以普通的自我（或阶级本能或习惯势力）当作显赫的权威。[30]应当以“优秀的自我”为理想标准来建设一个崇尚优秀自我、崇尚文化理想的国家，以甜美与光明的健全理智规范国家的基本架构，使国家越来越能够成为表达优秀自我的形式。“要想让健全理智对个人的喜好有所影响，想让优秀自我作用于普通自我，我们就要给健全理智以公开的认可和权威，尽量在国家事务中体现健全理智，以使之获得更大权力来发挥作用”[31]。阿诺德主张组建以优秀自我为标准的国家，以国家作为优秀自我的机构式器官，优秀自我与国家相互建构。以国家的形式树立文化的权威和优秀自我的权威，建立文化国家，确立文化国家和优秀自我对社会大众尤其是工人阶级的文化领导权。这种柏拉图理想国式的文化国家体现了阿诺德的文化精英治国的政治理念和文化理想。阿诺德认为，为扭转野蛮的、庸俗市侩的、无政府状态的国民陋习，必须树立文化的权威，发展文化教育，倡导全民教育，引导国民进行自我教育。尽管阿诺德对工人阶级文化并未下过明确定义，多是描述工人阶级动辄进行的政治集会游行等行为方式。但是，他所谓的“无政府状态”一词在某种意义上成了其心目中工人阶级文化的同义词。在阿诺德看来，19世纪英国加速进行工业化和城市化，造成了社会的分化和传统文化权威的衰落。尤其是1867年的选举权法，给予了工人阶级男子选举权，但工人阶级还不能正确使用权力，导致了政治的混乱和危机。因此，必须对全社会尤其是对工人阶级进行文化上的规训或教化，让工人阶级懂得如何接受和服从文化的权威，重新学会温顺和服从，进而重建社会秩序。总之，由国家来发展教育、传播文化，从而达到挽救无政府状态、实现美好社会与文化盛世之目的。
阿诺德认为，文化超越了阶级、宗派和个人的利益，体现了人类理性精神和道德精神的完美。必须树立文化与国家的至高无上的权威，从而提升和转化社会大众的普通自我，克服各阶级的阶级局限性。阿诺德指出，各种政治的、宗派的、党派的、议会的习惯势力只能产生出各种迎合普通自我的思想，甚至是敌对阶级的情绪和偏见。它们“遮住了我们的眼光，使我们看不见还有比普通自我更明智的东西，因而无从获得关于至高无上的健全理智的概念”[32]。不仅如此，文化的传播还需要一个新的全民普遍教育制度。文化只能通过国家的教育机构来传播，使文化为人人所共享。这个思想弥补了其精英主义的某些缺憾。阿诺德主张国家主办和发展全民文化教育，以文化教育来抵制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与片面的物质文明和机械文明。在阿诺德那里，文化的教育功能、少数优秀自我的引领与国家的教育使命三者是一体的关系。阿诺德认为，应以法德等国为榜样，树立文化的理想与典范，建立一个文化治理的国家。阿诺德赞赏法兰西学院式的文化权威中心，而对英国公众中各种文学报刊的多元混杂的相对价值不以为然，认为英国文化界缺乏权威的后果是造成文学和文化的价值标准的混乱。显然，在阿诺德看来，文化精英体现了优秀自我的权威，而大众文化只有普通自我的价值。自由绝非“为所欲为”，绝非像一匹脱缰的野马。“为所欲为”只是普通自我的自由观。自由应当受到约束和引领，也应当有驰骋的地方。阿诺德指出，迄今为止，伟大的人物和伟大的制度对于指引人间正道还是必不可少的，应当由优秀自我构成社会的人文知识阶层，应当以国家作为优秀自我之仁慈、宽厚而神圣的代言者，奏出优秀自我的最强音。“文化因教育我们对国家抱有美好的希望、为国家企划美好的未来，而成为无政府主义的死敌”。[33]文化教育事关重大，文化作为一种新的价值源泉，体现人类共同的美好人性追求，表征了人性不断求真、求善、求美的精神追求，代表整个国民共同体的理想，超越了各个阶级的普通的自我或阶级局限性，因而文化可以成为一种崇高的对于日常生活平庸状态的批评（criticism，批判），引导英国社会克服危机走出困境。“（后来）在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随着‘英语’专业作为一门学科立足于英国高等学府，阿诺德的设想终于成为现实”。[34]阿诺德的全民教育理念具有历史进步价值，但他的文化政治理想无疑也显示出精英主义的文化旨趣。
当时的英国报刊称呼阿诺德为“文化先知”、“文化使徒”或“文雅的耶利米”[35]，阿诺德亦甘于肩负传播文化教育和文化宗教的文化使徒重任。他指出：“这是真正社会性的主张；文化人是平等的真正使徒。伟大的文化使者怀着大的热情传播时代最优秀的知识和思想，使之蔚然成风，使之传到社会的上上下下、各个角落。”[36]阿诺德认为，文化使徒的工作虽然没有议员和政客那样的轰动效应，不会毕其功于一役，却像苏格拉底传播真理那样更深刻有力，更具深远弥久、潜移默化的效果。诸如中世纪的亚伯拉罕、18世纪的莱辛和赫尔德就是这样的文化使者。在英国近现代学术史中，阿诺德文化批评理论首次如此自觉和明确地强调了文化的地位和作用，为后来英国文化研究提供了最初的理论支持。尽管他所彰显的文化理念难免曲高和寡，却为日后英国文学和文化批评的学科化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