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利维斯主义：作为小资产阶级文学精英对科技文明的文化反应
除艾略特之外，将阿诺德开创的英国文化主义（或“文化与文明”传统）转化为最为深厚的文学批评理论，且在剑桥批评家中最为出类拔萃的，是称雄20世纪前半叶英国文坛的利维斯博士，因为他最为有力地奠定了20世纪中间几十年的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观念。[35]弗·雷·利维斯（F. R. Leavis，1895—1978）出生于英国一个小资产阶级家庭，毕业于剑桥大学英文学院并留校任教于唐宁学院直至在剑桥退休。利维斯个性鲜明、特立独行，一生都在以文学批评为武器，为其深信不疑的生活信念、人文理想和批评标准而不懈奋斗。弗·雷·利维斯在文化理念上与阿诺德一脉相承，发展了阿氏少数优秀自我与社会大众的无政府状态对立的“文化与文明”传统，并将其更为具体地落实到英国经典文学与当代大众文化对立方面，史称利维斯学派或利维斯主义。利维斯将阿诺德生活批评发展为实践批评。利维斯认为，大众传媒、广告和科技威胁着伟大英国文学和文化传统，受过系统文学教育和文学批评训练的有鉴识的文学精英应担负起维护文化传统的任务。利维斯始终坚持通过确立文学批评的价值标准和核心地位来抵制大众文化的冲击和影响。
利维斯所处时代，大众文化的发展比阿诺德时代更为兴盛，所谓的“文化危机”也更为严峻，因而其文化观念比阿诺德更为激进。正是为了与大众文化展开斗争，利维斯主义才应运而生。利维斯把阿诺德倡导的精英文化观进一步转型、扩展和具体化为文学与文化批评。弗·雷·利维斯除了本人出版了《大众文明与少数人文化》等著作之外，还与其学生D.汤普森合著了《文化与环境：批评认知的培养》，再加上他的夫人Q.D. 利维斯的《小说与阅读公众》，它们构成了利维斯主义文化批评的三部主要力作。利维斯认为，文化一直掌握在少数人手中，拥有无可争辩的权威，但是，现如今文化权威受到挑战，以前少数人制定的审美标准和品味规范面临崩溃的危机。直到17世纪，英国都存在一个和谐的有机社会，这个有机社会却被工业革命破坏了，它被低俗和愚笨的大众社会所取代，传统文学所占据的地位也被大肆泛滥的大众文化取而代之。为此，利维斯一方面确立了英国文学的“伟大传统”，在大学教育中引入英国文学经典教育，编撰了英国文学的经典教材，为美好生活设定文化价值标准；另一方面，不遗余力地展开了对大众文化的尖锐批评，他创办的《细察》杂志也正是其从事文学教育和文化批评实践的重要阵地。
利维斯认为，日益加剧的英国工业革命造成了英国传统有机社会的分裂和英国传统的共享文化的解体。共同文化出现了裂变：一方面是少数人的文化，另一方面是大众文明。前者在现实生活中已不复存在，仅仅保存在作为“世界上最精微的思想和言论”的英国文学经典的“伟大传统”之中。利维斯认为，语言不仅仅是一种表达手段，更是人类以往最佳的经验与思想的承载。传统的延续性、经验的鲜活性和文化的创造性在文学经典中生动保存着。因此，必须倡导和实施英国大学文学研究和文学教育，在学校进行抵制大众文化的训练。通过对伟大文学作品的阅读，培养高雅纯正的审美趣味，提高读者的辨识力和鉴赏力，从而抵抗功利主义和大众文化的侵袭。在利维斯看来，批评家要做的事，就是获得一种特定的完整反应能力，以便进入既定诗歌领域，通过逐字逐句的细读，领悟其具体的丰富内涵。[36]英国文学的研究、批评和教育，旨在培养学生的感受力和鉴别力，获得对大众文化的免疫力。利维斯说：“真正的文学作品将能够激发出它们所拥有的生动的生活价值，去抵抗由‘技术功利时代’所产生出来的城市-工业物质主义和文化野蛮主义的力量。”[37]以文本细读的方法训练读者，培养其判断和鉴别能力，成为利维斯工作的核心。“对于利维斯来说，其核心就是一种检验的需要，也就是通过检验，将‘真正’伟大的‘文学’作品从那些渣滓垃圾（举例来说，就是那些为了大众市场而制造出来的‘通俗小说’）中筛选出来，从而进一步确立阿诺德和艾略特的‘传统’”[38]。利维斯的文学批评充分反映了学院派批评家的文学精英主义的优越感，他力主用文学精英的鉴赏品味来衡量一切文学，反对普通大众的通俗趣味。
在阐述和规划大学文学教育和文学批评的重要性的同时，利维斯将其文学理念和文学方法推向社会，创办《细察》杂志，开展文化批评实践。利维斯学派对大众文化尤其是通俗小说和报刊、电影、广告等进行了尖锐批评。与阿诺德指责大众文化为“无政府状态”、艾略特指责大众文化为“群氓”不同，利维斯及《细察》批评家们对通俗小说、报刊、电影、广播及广告等大众文化现象和作品有精细的解读和批评。利维斯认为，文学文化应当秉有生活价值、审美标准和道德标准，而大众文化则缺乏道德的严肃性和审美价值，陷于标准化和低俗化，使人放弃思考和批判。利维斯指出，在传统有机社会，人们的日常生活丰富多彩，劳动生产也因全身心投入而富于意义。但是，在现代工业社会，公司职员和工厂工人只是为了谋生而工作，工作对他们自己毫无意义，日常生活也变得单调、平庸和乏味。利维斯借用了前人的一个词语“反创造”来指称这种劳动，与德国学者的“异化劳动”术语异曲而同调。利维斯进而指出，为了补偿和消遣，于是人们沉湎于通俗小说和报刊之中。“这种‘补偿’方法……与娱乐截然不同，用这种方式不会加强和振奋对生活的迷恋，通过习惯于软弱逃避和拒绝面对现实，只会增加对社会的不适应”[39]。可见，通俗小说之类提供的不是真正的娱乐，而是对现实的逃避，并且导致对现实生活的不适应，因而嗜好通俗小说是一种毒瘾。更糟糕的是，沉湎于通俗小说中，会助长一种与精英文化不相应的社会氛围，阻碍大众的真正的感觉和认真的思考。对于电影，利维斯也给予了激烈的抨击。比起通俗小说来，“电影更加灾难深重，因为电影的影响力更大。它们在当今文明化的世界中成为向最廉价的情感诉求提供娱乐的主要形式；并且在感受力处于催眠状态时，由于同栩栩如生的实际生活的幻象联系在一起，它们迎合了最廉价的情感诉求，投合了较为阴暗的部分。很难怀疑结果必定对生活标准构成严重损害”[40]。利维斯认为，电影制造了一个廉价而危险的快乐之源，电影提供的主要是一种被动的消遣而非积极的娱乐，阻碍观众对积极心智的运用。对于广告，利维斯学派也认为，广告是现代文化疾病的主要症状。广告对语言的滥用，不仅贬低了语言和文字，而且贬低了情感生活、降低了生活质量。利维斯1962发表的演讲《两种文化？斯诺爵士的意义》，反击斯诺爵士三年前《两种文化和科学革命》（1959）演讲中对文学文化的贬低。利维斯在演讲中进一步阐明了其维护文学文化的坚定立场，对科技文明所带来的发展表示了十分强烈的反对，对伟大文学传统的可能受到的挑战深感焦虑。其人文主义思想与马修·阿诺德的文化理想一起，成为抵制技术功利主义的思想武器。利维斯的文学和文化观念不无矛盾之处，一方面激烈地批判大众娱乐文化，一方面推崇描写性爱伦理的劳伦斯小说。
利维斯企图通过回望过去那个神话般的有机社会与田园风景，来寻找未来文化的救赎。利维斯认为，17世纪英国的文化属于民族共享的文化，没有受到商业利益的污染，莎士比亚戏剧属于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共同文化，能够同时吸引有教养的人和普通平民。利维斯夫人Q.D.利维斯指出：“伊丽莎白时代的戏剧观众虽然不能紧跟上伟大悲剧作品展现的思想，但他从创造那些鸿篇巨制的思想和情感中得到乐趣，从一个艺术家而不是从本阶级那里获得乐趣——没有我们所看到的彻底的分裂。”[41]后来，威廉斯对此提出质疑。在威廉斯看来，利维斯主义的这种对往昔农业社会的美化是工业主义者或都市人所特有的怀旧，是对一个经过调整的封建秩序的留恋。威廉斯以他作为一个威尔士居民后代的眼光认为，将往昔完全有机的整体社会与今日解体而令人不满的工业社会进行简单的二元对比，容易产生误解。[42]威廉斯进而争辩说，现代工业时代的生产和娱乐并非全然无意义，还必须列上多种令人满意的新工作、某些显著的改进教育上的新的机会、某几种新的重要社会组织。更进一步，利维斯的文化策略只是防御性的，而非积极进取的。威廉斯认为，除了进行文学教育这种有益的训练之外，还必须扩大教育、扩大文化经验。“恰恰是由于有解体的因素存在，我们不能以文学经验作为唯一的试验准则，甚至不能认它作为中心准则。……利维斯既然认为整个生活方式与接受可贵的文学经验的能力有重大的关系，那么在采取一个必要的防御措施之外，如果要想有进一步的建树，当然必须提出一个关于社会的成长和能更充分体现这种经验的整个社会方式的观念。”[43]因此，我们不能过分强调少数派，而应扩大社会民主。文化的训练，本质上应该是民主素质的训练，而民主素质的训练必须有当事人自己的直接经验的训练。
为了传承英国民族文化、提升国民素质，利维斯对大学英文学院的学科建设提出了极具眼光的学术规划，提出文学批评是人文核心（the central humanity），英文研究应当成为大学人文教育的中心。文学教育不是为了培养作家，而是让人成为更好的人——智性（智慧）与情感统一的人，具有敏锐感受力和健康道德意识的人。总之，通过文学阅读来改变读者进而改变社会。利维斯高度重视弘扬英国文学伟大传统，以极大的热忱投入英国文学史书写。在利维斯看来，优秀文学作品的价值集中体现在作家对语言的运用能力上，因为美好的生活依赖于这种语言，没有这种语言，精神的气质就会崩溃。精美鲜活的语言表征着经验的真谛、生活的真谛、道德的真谛和人生的真谛，同时对抗着技术功利主义的片面，矫正了大众文化的标准化和低俗化，显示出文学经典独有的有机主义的美学品格。利维斯重视作家的个人才华，同时重视文化传统和文学传统的作用，认为伟大的作家只有置于文化史和文学史的传统中，与传统的有机体发生联系，才能体现出其独特的价值。利维斯认为，伟大的文学是向生活或生命虔诚开放的文学。利维斯对劳伦斯独有心仪，可谓是劳伦斯经典性的发现者。利维斯主义的兴起是一个重大的学术事件，正如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学者杰夫·刘易斯所言：“（利维斯主义的兴起）宣告了一个新的社会阶级，即中下阶级（小资产阶级）进入英国教育与知识生活的更高领域，它预示着大学研究焦点和大学课程的重大转变。英国文学这门学科不再处于边缘，而成为自由艺术教育的核心。利维斯夫妇与当时其他一些青年学者为人文学科及更普遍的英国知识生活带来了一种新鲜的社会调查方式，即将社会知识植根于道德和审美的提升。”[44]利维斯主义体现了一种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人文主义价值观，强调审美和道德的重要性。在利维斯那里，文化虽然尚未包含下层阶级和大众文化，但已把作为小资产阶级文化特长和文化资本的英国文学收容进来，并使之成为文化的主体与精华。而在此之前，文化的主体和精华还只是古代文化和古典文学。从20世纪早期开始，中下阶级文学精英被允许进入利维斯所称的英国文学的“伟大传统”及其升华的道德远见之中，成为公共人文教育的主要对象，普通大学生也能成为精英和高雅文化的受众。
利维斯等人倡导的实践批评在英国文学批评史上有重大意义。利维斯派将大众文化研究正式引入了严肃的学术研究殿堂，确立了对大众文化进行文本细读与分析的基本研究方法。他们以《细察》为阵地开展一系列大众文化批判，标志着学院派批评家第一次用严肃的、正规的学术批评方法来对待他们所不喜爱的大众文化，对后来的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并且，利维斯对大众文化的激烈批评从反面激发了伯明翰学派对大众文化的肯定。利维斯对莎士比亚时代的民间文化的赞许，也对后来的伯明翰学派的平民文化研究产生了某种积极的影响。直至20世纪60年代，利维斯主义仍然占据着剑桥大学乃至英国高校文学批评的核心地位。利维斯主义的影响力持续了四十余年，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学子。利维斯美学及其文学批评表现出将文学与整个人生密切联系的实践品格和整体论视野。利维斯与他之前的阿诺德、艾略特等人一道，借助于社会文化批评和文学批评，为英国文化研究创造了一种整体论的文化观念。正如佩里·安德森所言，在几个主要的欧洲国家中，唯独英国缺少古典社会学和马克思主义的整体观，幸亏有了人类学和文学批评，弥补了这个整体视野，尤其是英国文学研究为整体性观念和批判理性观念提供了一个避风港。安德森甚至断言，假如没有文学批评，就不会产生20世纪50年代最重要的理论著作——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霍加特、威廉斯等人正是出于纠正利维斯主义的文学精英主义，进一步将文学扩大为文化。因此，威廉斯等人又被称为左翼利维斯主义或后利维斯主义者。[45]总之，利维斯的总体性的文化观念、为人生的美学思想、实践的批评旨趣和方法、文本细读法、民族志研究方法等都对后来的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英国文化研究的先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