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我国外债的定义及外债管理模式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从当时的国内经济情况出发，主要以政府为债务人主体，向外国政府或者国际金融组织贷款。随着市场经济程度的提高，外债发行主体逐步由政府转向了私人，贷款来源与用途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与此对应，我国对外债的统计监测办法必然相应地做出了调整。同时，由于外债发行主体由政府转向了私人，我国外债发行的主体越来越分散，债券发行的用途也日益多样化，国际资本的流动速度也有加速的趋势。因此，我国监管层对外债信息的收集难度也逐步加大。这必然要求我国的外债监管方式与时俱进。
2.2.1 我国外债的定义
从理论上讲，外债是“一国对外国债权人的全部债务”（莱因哈特、罗格夫，2010）。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国际清算银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巴黎俱乐部等国际机构2003年联合出版的《外债统计：编制者和使用者指南》中所陈述的外债定义，外债总额是指：“在任一时点上的、目前的实际（注：不是或有）负债余额，该负债要求债务人在未来一时点偿还本金和/或利息，并且是某一经济体居民对非居民的欠债”。
在国际机构制定的国际标准的基础上，我国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确定了外债的定义。根据《外债统计监测暂行规定》（1987）和《外债管理暂行办法》（2003）等相关规定，我国现行的外债定义是：“境内机构对非居民承担的以外币表示的债务”；其中“境内机构”是指：“在中国境内依法受理的常设机构，包括但不限于政府机关、境内金融机构（包括境内外资金融机构）、企业、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非居民”是指：中国“境外的机构、自然人及其在中国境内依法设立的非常设机构”。（注：中国外债报告（2006—2010年）。）
将我国的定义和国际标准进行对比会发现，本币对外负债和居民自然人欠非居民的债务等尚未纳入外债统计口径。我国在对外债的定义方面仍然需要完善。
2.2.2 我国外债管理的模式
联合监管是我国外债管理的模式（参见表2—1）。从20世纪80年代起，我国就确立了在国务院领导下的、跨部门合作监管的外债管理模式。这种监管方式，是由我国当前的资本账户开放程度决定的。（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资本账户仍然带有较浓的“中国改革特色”——循序渐进，先易后难。考虑到我国在市场经济理论上的知识的相对不足，我国资本账户并没有像一些发展中国家那样放开得过快（俄罗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为了解决政府财政困难，迅速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优先开放债务型投资）。韩国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为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加快了资本项目可兑换进程，短期内集中开放债务性资金流动（德塞，2007）。我国在资本账户放开的过程中，要结合我国资本市场的当前情况和国际环境，依照一定的速度、遵循一定的顺序合理地放开。）其中，发改委负责核定中长期外债指标；外汇局负责核定金融机构、中资企业的短期外债以及外债汇兑与统计；财政部负责主权外债；商务部负责核定外资企业投资总额和注册资本，相当于确定外资企业的外债上限。根据Cassard和Landay（2000）的研究，国际上外债管理的主要模式包括相对独立型、隶属财政部型和隶属中央银行型3种类型。而我国之所以采取独特的联合监管模式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考虑。外汇资源短缺时期形成的外债资源“条块分割”管理格局延续至今，成为了跨部门联合监管的基础。目前，我国资本项目尚未实现完全可兑换，对外债仍保留着一定的汇兑限制。因此，我国的外债管理不仅包括财政部门负责的政府公共债务管理，也包括其他部门负责的非公共债务，并涉及不同所有制类型的企业和金融机构。而西方国家已基本实现货币自由兑换，外债管理已涵盖在公共债务管理中，并且对私人债务基本不做限制。从实践来看，外债管理权限分散在不同部门，这样可以避免监管权力过度集中。
